卷十三 事部一
什一致富者，不过市井之行；居官自润者，永负贪秽之声。故吾见大贾之起家矣，未见污吏之克世也。
余尝见取富室之女者，骄奢淫佚，颇僻自用，动笑夫家之贫，务逞华靡，穷极奉养，以图胜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师友，惠臧获者，概未有闻。曾不数时，奁橐俱罄，怨天尤人，噪扰万状，或以破家，或以亡身。其夫虽沾余沫，丰衣美食，而举动受制，笑啼不敢。至于愚虑昏颓，意气沮丧，甘为人下而不辞者，未必不由此也。
朱子《诗》传，谓《周礼》以仲春令会男女，而以桃之始华为婚烟之候，此误也。《周礼》媒氏之职以仲春“令会男女”，“司其无夫家者而会之”，是月也，“奔者不禁”。盖先王制礼，“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则婚烟之期当在冬末春初。而贫贱之家，有过期不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极矣，故圣人以是时令媒会合之，无使怨女旷夫过是月也。其有法令不及之处，私相约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尽淫奔也，凡六礼不备者皆谓之奔。故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昏期已过，即草率成亲，亦人情也。此即《诗》所谓“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之意也。
小慈者，大慈之贼也；小忠者，大奸之托也；建白者，乱政之媒也；讲学者，乱德之薮也。
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儿不识骂，曾子家儿不识斗，习之者也。丹朱不应乏教，宁越不闻被朱，语其变也。
裴晋公有言：“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卿相。”则天也。叶若林云：“后人但令不断书种，为乡党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则天也。”此二语政同。黄山谷云：“四民皆有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贵耳，非真能教之读书也！夫子弟之贤不肖，岂在穷达哉？有富贵而陨其家声者，有贫贱而振其世业者，未可以目论也。
夜读书不可过子时，盖人当是时，诸血归心，一不得睡，则血耗而生病矣。余尝见人勤读，有彻夜至呕血者，余尝笑之。古人之读书，明义理也；中古之读书，资学问也；今人之读书。不过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庄子》所谓“臧谷异业，其于亡羊均”者，此之谓也。
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九▯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楚，政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独今也，韩文公有道之士也，训子之诗，有“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诗之劝世者，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愈俚而见愈陋矣。余友王粹夫，自祖父以来，三世教子，惟不以妄语为训，可谓有超世之识也已。
人能捐百万钱嫁女，而不肯捐十万钱教子；宁尽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辍半生之功读书；宁竭货财以媚权贵，不肯舍些微以济贫乏：此天下之通惑也。
素位而行，圣人之道也；以进为退，老氏之术也。然圣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经》一书，每到盛满，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但圣人灼见事理，定当如此。至老氏曰：将欲取之，必故予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及“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等语，则是“有心求进，而姑为是以伺人，未免有鸷鸟将击，必匿其形之意矣。”故太史公谓申韩原于道德，亦千古卓识也。
“名利不如闲”，世人常语也。然所谓闲者，不徇利，不求名，澹然无营，俯仰自足之谓也。而闲之中，可以进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万物之理，所谓“终日乾乾欲及时”也。今人以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宵歌舞之场，半昼床第之上，以为闲也，而修身行己，好学齐家之事，一切付之醉梦中，此是天地间一蠹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讹言之兴，自古有之，但平治之世，则较少尔。周末之《诗》曰：“民之
译那些通过经商致富的人，不过是市井小民的行为；做官却中饱私囊的人，永远背负着贪婪污秽的名声。所以我见过大商人发家致富，却没看见过贪官污吏能世代保持富贵。
我曾经见过娶了富家女儿的人，骄奢淫逸，偏执任性，动不动就嘲笑夫家贫穷，极力炫耀奢华靡费，极尽奉养之能事，以此图谋胜过别人。至于孝敬公婆、和睦妯娌、尊敬师友、恩惠仆役这些事，一概没有听说。没过多久，嫁妆和积蓄就都耗尽了，于是怨天尤人，吵闹纷扰，各种丑态百出，有的导致家破，有的导致身亡。他们的丈夫虽然沾了些余惠，衣食丰足，但一举一动都受制于人，连笑和哭都不敢。至于那些愚钝昏庸、意气沮丧，甘愿屈居人下而不辞的人，未必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周礼》规定在仲春时节让男女相会，并以桃花初开作为婚嫁的时机，这是错误的。《周礼》中媒氏的职掌，在仲春“让男女相会”，“掌管那些没有夫家的人让他们相会”，在这个月里，“私奔的人也不禁止”。大概先王制定礼法，“士人娶妻，要趁冰还没完全融化时”，那么婚嫁的日期应当在冬末春初。而贫贱人家，有超过期限还未能嫁娶的，到了仲春时节就达到极点了，所以圣人用这个时令让媒人撮合他们，不要让怨女旷夫超过这个月份。那些法令管不到的地方，私下相约而私奔的，也不禁止。私奔，不一定都是淫乱私奔，凡是六礼不齐全的都可以称为私奔。所以说：“经过聘礼娶来的是妻，私奔而来的是妾。”婚期已过，即使草率成亲，也是人之常情。这就是《诗经》所说的“追求我的众君子，趁现在啊”的意思。
小慈爱，是大慈爱的祸害；小忠诚，是大奸诈的依托；提出建议，是扰乱政治的媒介；讲习学问，是败坏道德的渊薮。
飞驰的车上没有孔子，倾覆的船下没有伯夷，这是由本性决定的。孔子家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骂人，曾子家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打架，这是由习惯决定的。丹朱不应缺乏教导，宁越没听说被朱砂标记，这是说他们的变化。
裴晋公曾说：“我们这一辈人，只要能让文种不断绝，然而其中有人能成功，能够身居高位做到卿相。”这是天命。叶若林说：“后人只要能让书香种子不断绝，成为乡里的善人就足够了；至于能否成功，那是天命。”这两句话意思相同。黄山谷说：“士农工商都有世袭的职业，士大夫的子弟，能懂得忠信孝友，就可以了。只是不能让读书的种子断绝。”唉，现在的人，只知道教子弟追求富贵，并不是真正能教他们读书！子弟的贤良或不肖，难道在于穷困或通达吗？有富贵却败坏家声的，有贫贱却振兴世业的，不能凭肉眼来论断。
夜里读书不能超过子时，大概人在这个时候，各种血液都回归心脏，一旦不能睡觉，就会血液耗损而生病。我曾经见过有人勤奋读书，通宵达旦直到呕血，我曾经嘲笑他们。古人读书，是为了明白义理；中古时期读书，是为了增进学问；现在的人读书，不过是为了考取功名，却为此牺牲身体，不也太糊涂了吗？《庄子》所说的“臧和谷职业不同，但在丢失羊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的人教子弟读书，不过是为了考取功名，对于立身处世，不过问；所以子弟往往有登上高位做官，却贪婪暴虐、肆意妄为的。他们心里认为小时候受苦，正是为了今天，志得意满，不满足欲望就不停止。唉，不只是现在这样，韩文公是有道之士，他训子的诗中有“一旦成为公卿，居住在深邃的府第中”的句子，而世俗劝世的诗，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话语越俚俗，见识越浅陋。我的朋友王粹夫，从祖父以来，三代教子，只是不用虚妄的话作为训诫，可以说是具有超世的见识了。
人能够捐出百万钱嫁女儿，却不肯捐出十万钱教儿子；宁愿耗尽一生的力气追求利益，不肯停下半生的功夫读书；宁愿耗尽钱财去讨好权贵，不肯拿出一点点来救济贫困：这是天下人的普遍迷惑。
安守本分而行事，是圣人的道理；以进为退，是老子的权术。然而圣人也是退一步的方法。《易经》一书，每到盛满的时候，就想着悔恨吝惜，所以说：“太阳到了中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就会亏缺。天地的盈虚，随着时间消长。”只是圣人明察事理，确定应当如此。至于老子说：想要夺取它，必须先给予它；想要收敛它，必须先扩张它。以及“知道白却安守黑，知道雄却安守雌”等话，这就是“有心求进，却暂时这样做来伺机而动，不免有猛禽将要搏击，必定隐藏形迹的意思。”所以太史公说申不害和韩非源于道德，这也是千古的卓越见识。
“名利不如清闲”，是世人常说的话。然而所谓清闲，是不追逐利益，不追求名声，淡泊无求，俯仰之间自足的意思。而在清闲之中，可以增进德行，可以著书立说，可以了悟死生的缘故，可以通晓万物的道理，这就是所谓的“终日勤奋，想要及时进取”。现在的人，以宫室的华美，妻妾的侍奉，口厌粱肉，身穿薄绸，通宵在歌舞场所，半天在床上，认为是清闲，而修身行己，好学齐家的事，一切托付给醉梦之中，这是天地间的一种蛀虫，哪里有什么名利不如清闲呢。
谣言的兴起，自古就有，只是在太平治理的时代，就比较少罢了。周末的《诗经》说：“人民的……”
讹言，曾莫之惩！”然不知当时所讹者何事？至汉、晋时，始有为东王公行筹之说。又唐时有讹言“官遣枨枨杀人，取心肝以祭天狗”者。又有讹言“毛人食人心”者，有谓“签母鬼夜入人家”者。宋、元时有讹言“取童男童女制药”者。国朝间亦有之，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至于“黑青马骝精”之类，似讹而实有。怪妖言童谣，无意矢言，事后多验，如“果弧箕服”之属，又非讹矣。
译谣言，竟然没有人加以惩戒！”然而不知道当时所传的谣言是关于什么事？到了汉、晋时期，才开始有替东王公行筹的说法。又唐代时有谣言说“官府派遣枨枨杀人，取心肝来祭祀天狗”。又有谣言说“毛人吃人心”，有说“签母鬼夜里进入人家”的。宋、元时期有谣言说“抓童男童女来制药”。本朝期间也有这种情况，然而终究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起源的。至于“黑青马骝精”之类，看似是谣言而实际上确实存在。怪异妖异之言和童谣，并非有意预言，事后大多应验，像“果弧箕服”这类，又并非谣言了。
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议论，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举国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变乱白黑。此之为讹言，盖不但乌头白马生角已也。
宋林存为贾似道所摈，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价高不可得，因抚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贾丞相用。”无何，似道谪至漳，死于郑虎臣手。郡守，其门人也，与之经营，竟得此木以殓。孰谓天道无知哉？
道非明民，将以愚之，故仓颉作书而鬼夜哭。圣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权，则安用圣人为矣？
今人动称阳春白雪为寡和，盖自唐人诗已误用之矣。宋玉本文：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则寡和者，流征之曲，非阳春之曲也。且云：“客有歌于郢中”者，亦非郢人自歌也。
宋人有迂阔可笑者。徐仲车父名石，终身不践石，行遇桥，则使人负之而过。陈烈吊蔡君谟之丧，及其门首，率诸弟子匍匐而进。或问之，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故耳。”夫徐幸生江北，使在江南，则终身无出门之日；陈幸生江南，使在江北，则当坠污泥沟浍中矣。腐儒不通，乃至于此。
唐道人侯道华，性好子史，手不释卷。或问：“安用此为？”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明金陵唐诗慕道炼丹，有道流劝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世间无不孝神仙。”此二语可谓的对，亦可谓求道之格言也。今人无慧业，无至性，而强欲出世，难矣。
晋汲桑当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恚不清凉，而斩扇者。宋党进当大雪，拥红炉酌酒，醉饱汗出，扪腹徐行曰：“天气不正。”天下之事，何尝无对哉？
梦之无关于吉凶也审矣，今儿童俗语皆谓诞妄之言曰：“说梦”，言其的非真也。乃《周礼》特为设占梦之官。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然为王者而设，犹之可也。季冬聘王梦，群臣庶人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不亦太儿戏乎？天下之广，亿兆之众，使尽献其吉梦，太人不胜占，而王赤不胜拜也。臣民吉梦，于王何与，而王拜之？此真痴人前说梦耳。此书盖见诗人有熊罴、▯▯之语而傅会，见牧人之有梦，遂以为献梦于王也。不知《诗》之所咏皆祝赞称愿之词，岂真熊罴、虺蛇一时而同入梦哉？此又梦中说梦矣。
今人见纪载中所纪之梦多验，如良弼、九龄射日生兰之类，遂以为古人重梦也。夫人无日不梦，验者止此，则不验者，不可胜数矣，况多出于附会而不足凭耶？孔子，大圣也，少时欲行道，则梦见周公；及老而衰，遂不复梦；则夫子少时之梦，亦不验矣。盖人有六梦，惟正梦可占吉凶，其它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皆意有所感，而魂不宁，想像成境，非真梦也。余最不信梦，乃一生吉凶祸福，并无一梦，故知其不足凭也。
程正叔度江，中流风浪忽起，怡然不动，有负薪人问之曰：“公是舍后如此？达后如此？程异而欲与之言，则已去矣。夫舍者，轻性命死生，若攸非、告子是也；达者，齐修短得丧，若漆园子、桑户是也。舍直是勇往不顾，达则有见解矣。舍者未必达，达者自可舍。渡江中流而风浪作，纵欲不舍，逃将安之？谢太傅与桓宣武、会稽王会于溧江，狂风忽起，波浪鼓涌，诸人有惧色，惟谢怡然自若。顷间风止，桓问之，谢徐笑曰：“何有三才同尽理？”此达者之言也。天道不可知，即使一日同尽，亦岂惧所能免乎？惟圣人之言曰：“生，寄也；死，归也。余何忧于龙哉？”此知命委化之言，而达与舍俱尽之矣。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尔。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使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下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死者，非造物之舛也。”今之人贪色健斗，冒险求利，而不终其天年，往
译如今朝廷与民间，忽然兴起一种议论，一人倡导，千万人附和，全国的人奔走如狂，颠倒天地，混淆黑白。这种谣言，大概不只是“乌头白马生角”那种荒诞了。
宋代的林存被贾似道排挤，贾似道死在漳州，漳州有个富户，收藏的油粘木非常好，林氏子弟想要买，因为价格太高而得不到，于是抚摸着那木头说：“收起来，收起来，等着贾丞相用。”不久，贾似道被贬到漳州，死在郑虎臣手中。郡守是贾似道的门人，为他料理后事，最终得到了这木头来装殓。谁说天道没有知觉呢？
老子说：“不向百姓展示明智，而要使他们愚昧”，所以仓颉造字时鬼魂在夜里哭泣。圣人曾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如果让百姓掌握知晓的权利，那还要圣人做什么呢？
现在的人动不动就称高深的艺术为“阳春白雪”，说它知音稀少，这从唐代人的诗中就已经误用了。宋玉原文说：“《阳春》《白雪》，国中跟着唱和的有几十人；《引商》《刻羽》，夹杂着《流征》，跟着唱和的不过几个人罢了。”那么知音稀少的，是《流征》那样的曲子，而不是《阳春》那样的曲子。而且文中说“客有歌于郢中”的，也不是郢地的人自己在唱歌。
宋代有个迂腐可笑的人。徐仲车的父亲名叫石，他终身不踩石头，走路遇到桥，就让人背着过去。陈烈去吊唁蔡君谟的丧事，到了门口，率领众弟子匍匐前进。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所以这样。”徐石幸好生在江北，如果生在江南，那就终身没有出门的日子了；陈烈幸好生在江南，如果生在江北，那就该掉进污泥沟渠里了。腐儒不通情理，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唐代的道人侯道华，喜好子书史书，手不释卷。有人问：“何必这样呢？”他回答说：“天上没有愚昧的仙人。”明代金陵人唐诗慕道炼丹，有道士劝他出家入山，唐诗说：“家里有老母亲，世间没有不孝的神仙。”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对答工整，也可以说是求道的格言。现在的人没有智慧，没有至诚的本性，却强行想要出世，太难了。
晋代的汲桑在盛夏酷暑，穿着厚重的皮衣，铺着层层褥子，让人扇风，因为觉得不够清凉，竟然杀了扇风的人。宋代的党进在大雪天，围着红炉喝酒，醉饱出汗，摸着肚子慢慢走说：“天气不正常。”天下的事，何尝不是有对应的呢？
梦与吉凶无关，这是很明确的，现在儿童俗语都把荒诞不实的话称为“说梦”，意思是说那不是真的。然而《周礼》特别设立了占梦的官职。用日月星辰来占卜六梦的吉凶。如果是为王者设立的，倒也还可以。季冬时节，王者占梦，群臣和百姓向王献吉梦，王拜受，然后把草芽分送四方以赠送恶梦，这不是太儿戏了吗？天下广阔，亿万民众，如果都献上吉梦，太卜忙不过来占卜，王也忙不过来拜受。臣民的吉梦，与王有什么关系，王却要拜受？这真是痴人说梦。这本书大概是看到诗人有“熊罴”、“虺蛇”之类的语句而牵强附会，看到牧人有梦，就以为要向王献梦。不知道《诗经》中所咏的都是祝颂称愿之词，难道真的熊罴、虺蛇同时进入梦中吗？这又是梦中说梦了。
现在的人看到记载中所记的梦大多应验，如良弼、九龄射日生兰之类，于是认为古人重视梦。人没有一天不做梦，应验的只有这些，那么不应验的，不可胜数了，何况大多出于附会而不足为凭呢？孔子是大圣人，年轻时想要行道，就梦见周公；等到年老体衰，就不再做梦了；那么孔子年轻时的梦，也没有应验啊。大概人有六梦，只有正梦可以占卜吉凶，其他的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都是心意有所感触，灵魂不安，想象成境界，不是真正的梦。我最不信梦，我一生吉凶祸福，没有一个梦，所以知道它不足为凭。
程正叔渡江，江心风浪忽然兴起，他怡然不动，有个背柴的人问他：“您是舍弃性命后这样？还是通达事理后这样？”程正叔惊讶想和他说话，那人已经走了。舍弃性命，是轻视生死，像攸非、告子那样；通达事理，是齐同长短得失，像漆园子、桑户那样。舍弃只是勇往直前不顾，通达则有见解了。舍弃的人未必通达，通达的人自然可以舍弃。渡江到江心风浪兴起，即使不想舍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谢太傅与桓宣武、会稽王在溧江聚会，狂风忽然兴起，波浪汹涌，众人有恐惧之色，只有谢太傅怡然自若。片刻后风停了，桓温问他，谢太傅慢慢笑着说：“哪有天地人三才一同毁灭的道理？”这是通达者的话。天道不可知，即使一天一同毁灭，难道恐惧就能避免吗？只有圣人的话说：“生，是寄居；死，是回归。我何必担忧龙呢？”这是知命委顺自然的话，通达与舍弃都尽在其中了。
孔子说：“人有三死，不是天命，是人自己招致的。起居不按时，饮食不节制，使劳累过度的人，疾病杀了他；身处下位却违逆君主，嗜欲无厌，贪求不止的人，刑罚杀了他；年少却冒犯众人，弱小却侮辱强者，愤怒却不量力的人，兵器杀了他；这三种死，不是造物主的差错。”现在的人贪色好斗，冒险求利，而不能终享天年，往
好利之人，多于好色；好色之人，多于好酒；好酒之人，多于好弈；好弈之人，多于好书。
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炫曜，骊牝之外，一切不知，谓之无书可也。其一，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ネ灰尘，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其一，博学多识，氓氓穷年，而慧根短浅，难以自运，记诵如流，寸觚莫展，视之肉食面墙诚有间矣，其于没世无闻，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运，古人犹难之，况今日乎？
其有不事搜猎，造语精进者，此是天才，抑由夙慧。然南山之木，不揉自直，磨而砻之，其入不益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废学，良可惜也！
宋人多善藏书，如郑夹嚏、晁公武、李易安、尤延之、王伯厚、马端临等，皆手自校雠，分类精当。又有田伟者，为江陵尉，作博古堂藏书，至五万七千余卷。黄鲁直谓：“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章，惜夫！
俗语谓京师有三不称：谓光禄寺茶汤，武库司刀枪，太医院药方。余谓尚不止于三者，如钦天监之推卜，中书科之字法，国子监之人材，太仓之畜积，皆大舛讹可笑，而内秘书之藏不及万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乱，徒以饱鼠▯向之腹，入茕箧之手，此亦古今所无之事也。
余尝获观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书家远甚。但有宋集五十余种，皆宋刻本，精工完美，而日月不及，日就▯腐，恐百年之外尽成鸟有矣。胡元瑞谓欲以三年之力尽括四海之藏，而后大出秘书，分命儒臣，编摩论次。噫！谈何容易。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即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有几人，而欲成万世不刊之曲乎？内阁书目门类次第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其泯淆鱼豕，不下蒙瞽，而不问也，何望其它哉。
《夷坚》、《齐谐》，小说之祖也；虽庄生之寓言，不尽诬也。虞初九百，仅存其名；桓谭《新论》，世无全书。至于《鸿烈》、《论衡》，其言具在。则两汉之笔，大略可睹已。晋之《世说》，唐之《酉阳》，卓然为诸家之冠，其叙事文采，足见一代典刑，非徒备遗忘而已也。自宋以后，日新月盛，至于近代，不胜充栋矣。其间文章之高下，既与世变，而笔力之醇杂，又以人分。然多识畜德之助，君子不废焉。宋钱思公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古人之笃嗜若此。故读书者，不博览稗官诸家，如啖梁肉而弃海错，坐堂皇而废台沼也，俗亦甚矣。
求书之法，莫详于郑夹嚏，莫精于胡元瑞，后有作者，无以加已。近代异书辈出，剞劂无遗，或故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帐中，或东观之秘，或昭陵之殉，或传记之裒集，或钞录之残剩，其间不准之诬，阮逸之赝，岂能保其必无？而毛聚为裘，环断成▯，亦足宝矣。但子集之遗，业已不乏；而经史之翼，终泯无傅，一也。汉唐世远，既云无稽；而宋元名家，尚未表章，二也。好事之珍藏，靳而不宣，卒归荡子之鱼肉；天府之秘册，严而难出，卒饱鼠蠹之饔餐，三也。具识鉴者，厄于财力，一失而不复得，当机遇者，失于因循，坐视而不留心，四也。同心而不同调者，多享敝帚而<鼠留>夜光；同调而不同心者，或厌家鸡而重野鹜，五也。故善藏书者，代不数人，人不数世。至于子孙，善鬻者亦不可得，何论读哉？
今天下藏书之家，寥寥可数矣。王孙则开封睦▯挈、南昌郁仪两家而已。开封有《万卷堂书目》。庚戌夏，余托友人谢于楚至其所，钞一二种，皆不可得，岂秘之耶？于楚言其书多在后殿，人不得见，亦无守藏之吏，尘垢汗漫，渐且零落矣。南昌盖读书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备。士庶之家，无逾徐茂吴、胡元瑞及吾闽谢伯元者。徐、胡相次不禄，箧中之藏，半作银杯羽化矣，伯元嗜书，至忘寝食，而苦贫不能致，至糊口之资尽捐以市坟素，家中四壁，堆积克栋，然常奔走四方，不得肆志翻阅，
译喜好利益的人，多于喜好美色的人；喜好美色的人，多于喜好饮酒的人；喜好饮酒的人，多于喜好下棋的人；喜好下棋的人，多于喜好读书的人。
喜好读书的人有三种弊病：第一种，虚浮地羡慕当时的名声，仅仅为了书架上的美观，用象牙签、锦缎轴，装潢得炫耀夺目，除了这些外在装饰，对书的内容一概不知，可以说他等于没有书。第二种，广泛搜集，穷尽心力，只图多收藏，不从事研究讨论，白白沾染灰尘，大半束之高阁，可以说他等于是个书商。第三种，博学多识，整年埋头苦读，但慧根浅薄，难以灵活运用，记忆背诵如流水般顺畅，却写不出半篇文章，比起那些饱食终日、面壁无知的人确实有些区别，但对于死后默默无闻来说，结果是一样的。知道并且能喜好，喜好并且能运用，古人尚且觉得困难，何况今天呢？
那些不从事搜罗猎奇，而在著述上精进的人，这是天才，或者是由于早慧。然而南山的树木，不经过揉制自然笔直，如果加以打磨，它的深入难道不更甚吗？高才之士，大多因为荒废学业而一事无成，实在可惜！
宋人多擅长藏书，如郑夹漈、晁公武、李易安、尤延之、王伯厚、马端临等人，都亲手校勘，分类精当。又有一个叫田伟的人，担任江陵尉，建造博古堂藏书，多达五万七千多卷。黄鲁直说：“我曾经校勘皇家秘阁的图书，并且遍游江南，名士图书的丰富，没有超过田氏的。”但他的名声却不显著，可惜啊！
俗语说京城有三样东西名不副实：说是光禄寺的茶汤，武库司的刀枪，太医院的药方。我认为尚不止这三样，如钦天监的推演占卜，中书科的书法，国子监的人才，太仓的积蓄，都大错特错可笑，而皇家秘阁的藏书不到万卷，寥寥散失，卷册混乱，只是用来喂饱老鼠，落入书商之手，这也是古今所没有的事。
我曾经有机会观看皇家秘阁的藏书，它比外面的藏书家差得远。只有宋集五十多种，都是宋刻本，精工完美，但时间不等人，日渐腐朽，恐怕百年之后全都化为乌有了。胡元瑞说想要用三年的力量尽括四海的藏书，然后大量刊印秘阁藏书，分派儒臣，编纂整理。唉！谈何容易。不仅推崇文治的君主不可得，即使重视文史的，在朝的臣子能有几人，而想要成就万世不刊的著作呢？内阁书目门类次序仅交给一两个省郎之手，其中的混淆错误，不下于盲人，却不加过问，还能指望什么呢？
《夷坚志》、《齐谐》，是小说的始祖；虽然庄子的寓言，不尽是虚假的。虞初九百，仅存其名；桓谭《新论》，世上没有全书。至于《淮南子》、《论衡》，其言论还在。那么两汉的文笔，大概可以看到了。晋代的《世说新语》，唐代的《酉阳杂俎》，卓然为诸家之冠，其叙事文采，足以体现一代典范，不仅仅是为了备忘而已。自宋代以后，日新月异，到了近代，多得充塞屋栋了。其间文章的高下，既随世道变化，而笔力的纯正混杂，又因人而异。然而广博见识、积蓄德行的帮助，君子不废弃。宋代钱思公坐着就读经史，躺着就读小说，上厕所就阅读小词，古人的笃好如此。所以读书的人，不博览稗官野史诸家，就像吃梁肉而抛弃海味，坐在厅堂而废弃园林一样，俗气也太重了。
求书的方法，没有比郑夹漈更详细的，没有比胡元瑞更精到的，后来的作者，无法超越。近代异书辈出，刊刻无遗，或者是故家的壁藏，或者是好事者的帐中，或者是东观的秘藏，或者是昭陵的殉葬，或者是传记的搜集，或者是钞录的残剩，其中不准的诬妄，阮逸的赝品，岂能保证一定没有？但集腋成裘，断环成器，也足以宝贵了。只是子集方面的遗存，已经不少；而经史方面的辅翼，终究湮灭无传，这是第一点。汉唐时代久远，既然说无从查考；而宋元名家，尚未表彰，这是第二点。好事者的珍藏，吝惜而不公开，最终归于浪荡子的鱼肉；天府的秘册，严密而难出，最终饱了老鼠蠹虫的餐食，这是第三点。具有识鉴的人，困于财力，一旦失去就不再得到；当机遇的人，失于因循，坐视而不留心，这是第四点。同心而不同调的人，多珍视敝帚而轻视夜光珠；同调而不同心的人，或者厌弃家鸡而重视野鹜，这是第五点。所以善于藏书的人，一代不出几个人，一人不出几代。至于子孙，善于变卖的也得不到，何况阅读呢？
现在天下藏书之家，寥寥可数了。王孙贵族中只有开封睦挈、南昌郁仪两家而已。开封有《万卷堂书目》。庚戌年夏天，我托友人谢于楚到那里，抄录一两种，都不可得，难道是秘藏吗？于楚说他的书大多在后殿，人不得见，也没有守藏的官吏，尘垢漫溢，渐渐零落了。南昌大概是读书人，不只是收藏，但卷帙不甚完备。士庶之家，没有超过徐茂吴、胡元瑞以及我们福建谢伯元的。徐、胡相继去世，箱中的藏书，一半化作银杯飘散了，伯元嗜书，到了忘记寝食的地步，但苦于贫穷不能得到，以至于糊口的资财都捐出来买书，家中四壁，堆积充栋，然而常奔走四方，不能尽情翻阅，
亦阙陷事也。
建安杨文敏家藏书甚富，装潢精好，经今二百年，若手未触者。余时购其一二。有郑樵《通志》及二十一史，皆国初时物也。余时居艰，亟令人操舟市得之，价亦甚廉。逾三月，而建宁遭阳侯之变，巨室所藏尽荡为鱼鳖矣。此似有神物呵护之者。今二书，即百金索之，海内不易得也。
译这也是书籍缺失损毁的事情。
建安杨文敏家中藏书非常丰富，装帧精美完好，历经两百年，好像手未曾触碰过一样。我当时购买了他的一两本。其中有郑樵的《通志》以及二十一史，都是建国初期的旧物。我当时正遭遇丧亲之痛，急忙派人驾船去市场买到了它们，价格也极为低廉。过了三个月，建宁遭遇水灾，大户人家所藏的书籍全部被水淹没，化为鱼鳖的食物了。这似乎有神灵在暗中护佑。如今这两部书，即使出百金去求取，在天下也不容易得到了。
胡元瑞书，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虞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彳勺，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其后子孙不能守，元瑞啖以重价，绐令尽室载至，凡数巨舰，及至，则曰：“吾贫不能偿也。”复令载归。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于得金，反托亲识居间，减价售之，计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书雄海内。王元美先生为作《酉室山房记》然书目竟未出，而元瑞下世矣，恐其后又蹈虞氏之辙也。
书所以贵宋板者，不惟点画无讹，亦且笺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笺古色而极薄，不蛀。元刻字稍带行，而笺时用竹，视宋纸稍黑矣。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
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蹈此病矣。
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讹绝少。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来闽中稍有学吴刻者，然止于吾郡而已。能书者不过三五人，能梓者亦不过十数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此闽书受病之源也。
内府秘阁所藏书甚寥寥，然宋人诸集，十九皆宋板也。书皆倒摺，四周外向，故虽遭虫鼠啮而中未损，但文渊阁制既庳狭，而牖复暗黑，抽阅者必秉炬以登。内阁老臣无暇留心及此，徒付还钥于中翰涓人之手，渐以汨没，良可叹也。吾乡叶进卿先生当国时，余为曹郎获借钞得一二种，但苦无佣书之资，又在长安之日浅，不能尽窥东观之藏，殊为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书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万余，其它即墓铭朝报，积之如山。其考核该博，固有自来，汪伯玉即不尔。岂二公之学，有博约之分耶？然约须从博中来，未有闻见寡陋，而藉口独引者。新安之识，固当少逊琅琊耳。近时则焦弱侯、李本宁二太史皆留心坟素，毕世讨论，非徒为书簏者。余与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窥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谢伯元，一意搜罗，智力毕尽。吾郡徐兴公独耽奇僻，骊牝皆忘。合二家架上之藏，富侔敌国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贫为掾，不读书而最耽书，其于《四部》篇目皆能成诵，每与俱入书肆中，披沙见金，触目即得，人弃我取，悉中肯綮，兴公数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缃帙簇簇，自诧巨富者。余托志尹物色之，辄曰无有。众咸讶之。及再核视，其寻常经史之外，不过坊间俗板滥恶文集耳，鼋羹▯炙，一纸不可得也。谓之无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谓知书。
《春秋》以后，宇宙无经矣，班固以后，宇宙无史矣。经之失也，词繁而理舛，史之失也，体驳而事杂。故词以载理，理立于词之先，则经学明矣；体以著事，事明于体之中，则史笔振矣。疏注不足以翼经，而反累经者也；《实录》不足以为史，而反累史者也。
淮阴侯之用兵，司马子长之文章，王右将军之作字，皆师心独引，纵横变化，无不如意，亦其天分高绝，非学力可到也。淮阴驱市人而使之战，囊沙背水，拔帜木罂，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卒以成功。司马子长，大如《帝纪》、《六书》，小至货殖、刺客、龟策、日者，无不各极其致，意之所欲，笔必从之；至伯夷、屈原诸传，皆无中为有，空外为色，直游戏三昧耳。
译胡元瑞的藏书，大概是从金华虞参政家中得来的。虞家藏书数万卷，储存在一座楼里，楼在池塘中央，用小木桥连接，夜里就把桥撤去，在门上挂牌说：“楼不接待客人，书不借给别人。”后来他的子孙守不住这些书，胡元瑞用高价引诱，骗得他们全家把书都运来，共用了几条大船。等到运到，胡元瑞却说：“我贫穷，无法偿还。”又让他们把书运回去。虞家的儿子既失望，又急于得到钱，反而托亲戚朋友做中间人，减价出售，算下来所得不到十分之一，胡元瑞于是凭借这些书在天下闻名。王元美先生为他写了《酉室山房记》，然而书目最终没有刊出，而胡元瑞也去世了，恐怕他的后人又会重蹈虞家的覆辙。
书籍之所以以宋版为贵，不仅因为点画没有错误，而且因为纸张刻印精良；就像法帖一样。凡是宋刻本，有肥、瘦两种；肥的学颜真卿，瘦的学欧阳询。行款疏密，随意不同，而字势都生动。纸张古色而极薄，不生虫蛀。元刻本字体稍带行书笔意，而纸张有时用竹纸，比宋纸稍黑。国初使用薄绵纸，如楚、滇所造的，其气色超越元纸匹敌宋纸，成化、弘治以来，逐渐变得苟且简略，到今天已经丑恶到极点了！
宋时刻本以杭州为最好，蜀本次之，福建最差。现在杭州刻本不值得称道了，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刻印精良的，不亚于宋版，楚、蜀的刻本，都是平常的。福建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都最粗劣，大概只是为了牟利，不是为了传世。大凡刻书，急于牟利的，一定不能精良，大概是因为不肯出高价的原因。近来吴兴、金陵，也蹈此弊病了。
近时的刻书，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以及新安所刻《庄子》、《离骚》等本，都极其精工，不亚于宋人，然而也耗费很多校勘功夫，所以错误极少。吴兴凌氏的各种刻本，急于成书牟利，又吝惜请人编校，其间错误很多，有什么奇怪呢？至于《水浒》、《西厢》、《琵琶》以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而精心钻研，穷极微妙，以天巧人工，只为传奇、耳目之玩，也很可惜！
近来福建稍微有学习吴地刻书的，但只限于我们郡而已。能写字的不过三五人，能刻版的也不过十数人。而版子苦于薄脆，久了就裂缩，字逐渐失真，这是福建书受病的根源。
内府秘阁所藏的书很少，然而宋人的各种文集，十之八九都是宋版。书都倒折叠，四周向外，所以虽然遭受虫鼠啃咬，中间却没有损坏，只是文渊阁制度既低矮狭窄，而窗户又昏暗，抽阅的人必须拿着火把才能上去。内阁老臣无暇留心这些，只是把钥匙交给中翰涓人手中，逐渐被埋没，实在可叹。我们家乡叶进卿先生当权时，我担任曹郎得以借抄得到一二种，只是苦于没有雇人抄书的资金，而且在长安的日子短，不能完全窥见东观的藏书，非常遗憾。
王元美先生藏书最丰富，除了两典之外，还有三万多卷，其他即使墓铭朝报，堆积如山。他的考核广博，本来就有由来，汪伯玉就不是这样。难道两位先生的学问，有博约的区别吗？然而约必须从博中来，没有见闻寡陋，而借口独自引用的。新安的见识，本来应当稍逊于琅琊。近时则焦弱侯、李本宁两位太史都留心坟素，毕生讨论，不只是书簏。我和两位先生都一交臂而失之交臂，没能窥见他们家中的珍宝。
昭武谢伯元，一心搜罗，智力耗尽。我们郡徐兴公独自沉迷奇僻，连骊牝都忘了。合并两家架上的藏书，富可敌国了。我的朋友又有林志尹，家贫做小吏，不读书而最沉迷书，他对《四部》篇目都能背诵，每次和他一起进入书肆，披沙见金，触目即得，人弃我取，全都切中要害，兴公数年之藏，十分之七出自他的眼中。
常有人家书箱簇簇，自夸巨富。我托志尹物色，辄说没有。众人都惊讶。等到再核查，那些寻常经史之外，不过是坊间俗板滥恶文集，鼋羹〇炙，一纸不可得。说没有，不也是应该的吗？这就叫做知书。
《春秋》以后，宇宙没有经了，班固以后，宇宙没有史了。经的失误，是词繁而理舛，史的失误，是体驳而事杂。所以词以载理，理立于词之先，则经学明矣；体以著事，事明于体之中，则史笔振矣。疏注不足以翼经，而反累经者也；《实录》不足以为史，而反累史者也。
淮阴侯之用兵，司马子长之文章，王右将军之作字，皆师心独引，纵横变化，无不如意，亦其天分高绝，非学力可到也。淮阴驱市人而使之战，囊沙背水，拔帜木罂，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卒以成功。司马子长，大如《帝纪》、《六书》，小至货殖、刺客、龟策、日者，无不各极其致，意之所欲，笔必从之；至伯夷、屈原诸传，皆无中为有，空外为色，直游戏三昧耳。
今之作史，既无包罗千古之见，又无飞扬生动之笔，只据朝政家乘，少加润色，叙事惟恐有遗，立论惟恐矛盾，步步回顾，字字无余，以之谀墓且不堪，况称史哉？
译如今编写史书的人，既没有包容千古的宏大见识，又没有飞扬生动的文笔，只是依据朝廷政事和家族谱录，稍加润色，叙述事情唯恐有遗漏，确立论点唯恐有矛盾，步步回顾，字字无余，这样的文章用来为死者歌功颂德尚且不堪，何况称得上是史书呢？
班固之不及子长，直是天分殊绝，其文采学问，固不让也。然史之体裁，至扶风而姓备。譬之兵家，龙门则李广，扶风则程不识耳。
《史记》不可复作矣，其故何也？《史记》者，子长仿《春秋》而为之，乃私家之书，藏之名山，而非悬之国门者也；故取舍任情，笔削如意，它人不能赞一词焉。即其议论，有谬于圣人，而词足以自达，意有所独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计也。至班固效颦▯笔，已为人告发，召诣秘书，令作《本纪》、《列传》，以汉臣纪汉事，所谓御史在前，执法在后者，即有域外之议，欲破拘挛之见，已兢兢不保首领是惧矣。司马温公作《通鉴》，详慎，久而未成，人即有飞语谤公，谓利得餐钱，故尔迟迟，公遂急于卒业，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观小人之掣人肘如此，纵有子长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与张汤、公孙弘等皆同时人，而直书美恶，不少贬讳。传司马季主而抑贾谊、宋忠，至无所容封禅书，备言武皇迷惑之状，如此等书，今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笔，白刃临之而不变；孙盛阳秋，权凶怒之而不改；吴竞之书，宰相祈之而不得；陈▯▯之纪事，雷电震其几而不动容：如是者，可以言史矣。
余尝为人作志传矣，一事不备，必请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则私改之耳。尝预修《郡志》矣，达官之祖父，不入名贤不已也；达官之子孙，不尽传其祖父不已也。至于广纳苞苴，田连阡陌，生负秽名，死污齿颊者，犹娓娓相嬲不置，或远布置以延誉，或强姻戚以祈求，或挟以必从之势，或示以必得之术，哀丐不已，请托行之；争辩不得，怒詈继焉。强者明掣其肘，弱者暗败其事。及夫成书之日，本来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嗟夫，郡乘若此，何有于国史哉？此虽子长复生，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荆公作《字说》，一时从风而靡，献谀之辈，竞为注解，至比之《六经》，今不复见矣。但以介甫之聪明自用，其破碎穿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尽废其书，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说，岂苟然而成者？若以荆公为非，则许氏《说文》固巳先之矣；若不穿凿附会，引援故实，必得古人之意而止，其不可解者阙之，即不敢比《六经》，未可谓非经之翼也。
字有六义：指事、象形、会意者，正书也，可解者也；谐声、转注、假借者，书之变也，不必解者也。如江之从工，海之从每，知其声之相近而已，必解其何以从工，何以从每，则凿也。天下之事，有本浅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难求之；本俗者，不宜文饰之。盖不独一字说为然也。荆公若知此意，必不坏宋国家矣。
郑夹嚏六书略凡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谐声者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则谐声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一说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传司马温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两母者，如群、溪、彻、床等字，盖因平声有清浊故，不得不为两母。余常谓：加一母，不如加一声。凡字，以五声切之，如通、同、统、痛、突之类，则凡同母者，可以尽废。又切平声者，当分清浊二音：如风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凭切，则逢字也：冯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风，则丰字也。此类甚多，盖俗人但知拘沈约韵，漫取韵中一字切之，不知施之上、去、入则可，平声自有二种，不可混而为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岁时，一闻即悟；及长以语人，有学数年而竟不知者。故谓此书在悟者，即为筌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蜡？废之可也。
道书以一卷为一Ψ，Ψ音轴。今人即谓之卷，非也。佛书以一章为一则，又谓一缚。缚，古绢字，亦卷字通用耳。
今天下读书不识字者固多，而目前寻常之字，误读者尤多。其于四声之中，上、去二声，极易混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时，授书塾师，皆村学究，讹以传讹，及长则一成而不可变，士君子作数篇制义取科第，其于经籍，十九束之高阁矣，谁复有下帷究心者？即有
译班固比不上司马迁，实在是因为天赋相差悬殊，至于文采和学问，班固并不逊色。然而史书的体例，到了班固才完备。拿兵家来打比方，司马迁就像李广，班固就像程不识罢了。
《史记》不可能再有人写出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史记》是司马迁模仿《春秋》而写的，属于私人著作，藏在名山之中，而不是悬挂在国家门庭供人瞻仰的；所以取舍任凭己意，删改随心所欲，别人不能插一句话。即使他的议论有违背圣人的地方，但言辞足以表达自我，心中自有主张，理解我或指责我，他都不在意。到了班固模仿着动笔，已经被别人告发，被召到秘书省，让他撰写《本纪》、《列传》，身为汉朝臣子记录汉朝的事，所谓御史在前，执法在后，即使有超越世俗的议论，想要打破拘泥的见解，也已经战战兢兢，只担心保不住脑袋了。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详细谨慎，很久没有完成，人们就有流言诽谤他，说他是为了贪得俸禄，所以故意拖延，司马光于是急于完成，导致五代史事多有潦草繁冗之处。旁观的小人掣肘到这种地步，纵然有司马迁的才能，又能施展到哪里呢？太史公与张汤、公孙弘等人都是同时代的人，却直书善恶，毫不贬低隐讳。传记中记载司马季主而贬抑贾谊、宋忠，甚至无所顾忌地写《封禅书》，详尽地叙述汉武帝迷惑的状态，像这样的书，今人不仅不能写，也不敢写。
董狐的笔，白刃加身也不改变；孙盛的《阳秋》，权奸发怒也不更改；吴竞的书，宰相祈求也不答应；陈寿的纪事，雷电震击他的书桌也不动容：像这样的人，才可以谈论史学。
我曾经替人写志传，一件事没有完备，一定要请求补充；一个字没有褒扬，一定要请求修改，不答应就私自修改。曾经参与修撰《郡志》，达官显贵的祖父，不列入名贤就不罢休；达官显贵的子孙，不全部记载他们的祖父就不罢休。至于那些广泛收受贿赂，田地连接阡陌，生前背负污名，死后玷污人口的人，还喋喋不休地纠缠不休，有的远远布置以延揽声誉，有的强行结亲以祈求收录，有的挟持必须顺从的势力，有的展示必定成功的计谋，哀求不止，请托实行；争辩不过，怒骂随之而来。强者公然掣肘，弱者暗中败坏事情。等到成书之日，本来面目，十成中得不到一二了。唉，郡志如此，何况国史呢？这即使是司马迁再生，也不能妥善应对了。
王安石写《字说》，一时之间人们随风倒，献媚阿谀之辈，竞相注解，甚至把它比作《六经》，现在不再见到了。但凭借王安石的聪明自用，他破碎穿凿的毛病本来就不能避免，而因此完全废弃他的书，也不对。凡是古人造字，自必有说法，难道是随意而成的吗？如果认为王安石不对，那么许慎的《说文解字》本来就已经先有了；如果不穿凿附会，援引旧事，一定要得到古人的意思才停止，那些不可解释的就空缺，即使不敢比作《六经》，也不能说不是经书的辅翼。
字有六义：指事、象形、会意，是正书，可以解释的；谐声、转注、假借，是书的变体，不必解释的。比如“江”从“工”，“海”从“每”，知道它们的读音相近罢了，一定要解释为什么从“工”，为什么从“每”，那就是穿凿了。天下的事，有本来浅显的，不适宜深究；本来容易的，不适宜难求；本来通俗的，不适宜文饰。大概不仅仅一个字说是这样。王安石如果知道这个意思，一定不会败坏宋朝的国家了。
郑夹漈的《六书略》共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字，其中谐声字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那么谐声字占了十分之九，想要一一解释，可以吗？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传是司马光作的，其中有一个音而两个母的，如群、溪、彻、床等字，大概因为平声有清浊的缘故，不得不分为两个母。我常说：加一个母，不如加一个声。凡是字，用五声来切，如通、同、统、痛、突之类，那么凡是同母的，可以全部废除。又切平声的，应当分清浊二音：如“风”字应当作“方空”切，现在都作“方凭”切，那就是“逢”字了；“冯”字应当作“符同”切，现在说“符风”，那就是“丰”字了。这类很多，大概俗人只知道拘泥沈约的韵书，随便取韵中一个字来切，不知道施用于上、去、入声则可以，平声自有两种，不可混为一谈。
切字的方法，我七八岁时，一听就明白了；长大后告诉别人，有学习几年却终究不知道的。所以说这本书对于领悟的人，就是捕鱼捕兔的工具，而不领悟的人，有什么不同于嚼蜡呢？废弃它可以。
道书以一卷为一轴，轴音轴。现在人就叫它卷，不对。佛书以一章为一则，又叫一缚。缚，古绢字，也通用卷字。
现在天下读书不识字的人固然多，而眼前寻常的字，读错的尤其多。在四声之中，上、去二声，最容易混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孩童启蒙时，传授的塾师，都是村学究，以讹传讹，长大后就一成不变了，士君子写几篇八股文考取功名，对于经籍，十有八九束之高阁了，谁还有下帷专心研究的人呢？即使有
一二知其非，而一传众咻，世亦不见信从也。故欲究四声之正者，当于子弟授书之时，逐字为之改正，然与世俗不谐，骇人耳目，人反以为侏亻离矣。如上、下、动、静等字，皆当从上声，人有不笑之者乎？
译即便有一两个人知道其中的错误，但一旦众人传播并喧哗质疑，世人也不会相信和遵从。所以，想要探究四声的正统读音，应当在教导子弟读书的时候，逐字为他们改正。然而这样做与世俗习惯不合，会惊骇人们的耳目，人们反而会觉得这是怪异难懂的声音了。像“上”、“下”、“动”、“静”等字，都应当读作上声，难道有人不会嘲笑吗？
韩昌黎诗云：“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夫世岂有不识字而能书者？抑昌黎之所谓识字，非世人之泛然记忆巳也。汉儒之训诂，极其宏博，而独称子云识字，至使四方学者，载酒以问，此其学岂浅鲜者？唐王起于世间字，所不识者，惟《八骏图》中数字，则识字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诗，动用僻字、古韵，至今，千世之下读之尚不尽识，何况阿买也？
吴孙休为四子作名字，皆取难犯。л（湾）字曰м（迄），{▯臾}（觥）字曰о（▯贤），■（莽）字曰р（举），■（褒）字曰■（拥），此与八骏图中离（泰）{刀ぁ}（丙）二字相类，亦好奇之过矣。唐武后命宗楚后制十二字：▯（照）、■（天）、■（地）、■（日）、囝（月）、□（星）、■（君）、ы（臣）、■（除）、■（载）、■（年）、缶（正）。而见它书者又有■（人）、▯重（证）二字。南汉刘岩制Ζ（俨）字为名，效颦转甚。余观《余冬序录》载宋人有{不长}（矮）、{不食}（斋）、■（稳）、{大坐}（稳）、亻小（▯弱）、{不大}（勒）、{不生}（终）、{不行}（腊）▯大（大）、{石山}（勘）、闩（■）、氽（游）、{水人}（没）、<门人>（吓）、<毛口>（胡）、{此十}（惯）等字，盖俚俗之谈，杜撰以成字耳，岂六书之正哉？今人俗字有夯（和切朗）、歪（和切乖）、{田女}（少）、{钦手}（钦去声）、找（爪）、帮（榜声平）、牮（箭）、芏（苦）等字，然多见之俗牒耳。余观《海篇》直音中所载，视《说文》不啻百倍，盖人以意增减之，无非字者，恐将来字学从此益淆乱矣。
《乐善录》载：“赵韩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之，浓烟罩其上，但末有火字。赵闻之，曰：‘此必秦王庭美也’。”余按美字从羊，从大，非火也。岂神明亦不识字耶？其为后人附会无疑。
杨用修最称博识，亦善杜撰，而刘夫人碑中，亻岁、<辶去>二字，及酒官牌中■字皆不识。余谓古今传记中难字固亦有限，而释、道二藏中，恐即遍观未能尽识，至于近代《篇海》直音，偏傍上下，类以意增触而长之，无复穷极。非《六书》之正，何以能识？即识之亦无用也。
《说文》太略，而《海篇》太繁，沈约《韵书》疏漏益多，惟当以十三经、二十一史合释、道二藏，汇而订之，奇而难识者即注见某书，一切杜撰者悉去之，其于同文之治未必无裨也。
余在山东行部，沂州有毛阳<辶水>，检司懵然不识，问胥曹，曰：“音山。”归检字书皆无之，因考史中《郡国志》有奇字者附于此，有虑▯（音庐夷）、茬平（今为茌省）、巳阝（音忌）、<工虫>（音贡）、■题（■莎，古字）、县阝（若么反）、▯力（力音）、<幸瓜>（执音）、夫阝（音夫）、存阝马阝（音孱骂）、朴■（音蒲圜）、彳示氏（精音权）、讠丹邯（讠丹音男）。而■（渊）、鄄（绢）、{执皿}（周）、▯（至）人亦多不识也。
《东轩笔录》载：王沂公命王耿按陈绛事至中书，立命进熟。进熟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呈之义。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钩索奇僻，而遗弃经史，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议论，必引书或《诗》以证之；今人为文，旁探讴谚，而不知引经，是为无本之学矣。
博学而不能运笔，天限之也，陆澄、刘杳是也；高才而苦无学术，人弃之也，戴良、李贺是也。然以才胜者，患其▯斤▯也，可以陶铸；若徒书厨经库，吾末如之何也已。
焦弱侯谓今之读书者不识句读，皆由少年不经师匠，因仍至此，其论甚快，因举数事。如“至大至刚，以直点尔何如，讲事以度轨”等语，文义皆胜旧，但李彦平读《礼记》一段，余未敢从。盖“男女不杂坐”自为句，至“不同巾栉”为句，“不亲授”自为
译韩愈的诗说：“阿买不识字，却懂得书写八分书。诗写成后让他抄写，也足以壮大我的声势。”世上难道有不识字却能写字的人吗？还是韩愈所说的“识字”，并非世人那种泛泛的记忆而已。汉代儒生的训诂之学极其宏博，却唯独称赞扬雄识字，以至于四方学者，带着酒去请教他，这学问难道是浅薄的吗？唐代王起对于世间文字，所不认识的，只有《八骏图》中的几个字，那么识字确实也不容易。而韩愈的诗，动辄使用生僻字、古韵，直到今天，千百年后读它尚且不能完全认识，何况阿买呢？
吴国孙休为四个儿子取名字，都选取难以触犯的字。湾字叫迄，觥字叫贤，莽字叫举，褒字叫拥，这与《八骏图》中的离（泰）、丙二字类似，也是过于追求新奇了。唐代武则天命令宗楚客制定十二个字：照、天、地、日、月、星、君、臣、除、载、年、正。而在其他书中看到的还有“人”、“证”两个字。南汉刘岩制定“俨”字作为名字，东施效颦更加严重。我看《余冬序录》记载宋人有矮、斋、稳、稳、弱、勒、终、腊、大、勘、闩、游、没、吓、胡、惯等字，大概是俚俗的谈论，杜撰而成字罢了，难道是六书的正统吗？现在人的俗字有夯、歪、少、钦、找、帮、牮、芏等字，然而多出现在俗本的牒文中。我看《海篇》直音中所记载的，比《说文解字》不止多百倍，大概人们随意增减，无非是字罢了，恐怕将来字学从此更加混淆混乱了。
《乐善录》记载：“赵韩王生病，派遣道士上奏章，神明用巨大的牌子显示给他，浓烟笼罩在上面，但末尾有个火字。赵韩王听说后，说：‘这一定是秦王赵庭美。’”我按：美字从羊，从大，不是火。难道神明也不识字吗？这肯定是后人附会的无疑。
杨慎最被称为博识，也善于杜撰，而刘夫人碑中的“亻岁”、“辶去”两个字，以及酒官牌中的某个字都不认识。我说古今传记中的难字固然有限，而佛、道两藏中，恐怕即使遍观也不能完全认识，至于近代《篇海》直音，偏旁上下，大致凭意思增加触碰而延长，没有穷尽。不是六书的正统，怎么能认识？即使认识了也没有用。
《说文解字》太简略，而《海篇》太繁杂，沈约的《韵书》疏漏更多，只应当以十三经、二十一史合佛、道两藏，汇集而订正，奇怪而难认识的就在某书中注明，一切杜撰的全部去掉，这对于统一文字的治理未必没有帮助。
我在山东巡视，沂州有个毛阳“辶水”，检查官懵然不认识，问胥吏，说：“音山。”回来检查字书都没有，于是考证史书中《郡国志》有奇字的附在这里，有虑（音庐夷）、茬平（今为茌省）、巳阝（音忌）、工虫（音贡）、莎（古字）、县阝（若么反）、力（力音）、幸瓜（执音）、夫阝（音夫）、存阝马阝（音孱骂）、朴圜（音蒲圜）、彳示氏（精音权）、讠丹邯（讠丹音男）。而渊、鄄、周、至等人也多不认识。
《东轩笔录》记载：王沂公命令王耿按陈绛的事到中书，立即命令进熟。进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凭意思推测，似乎是具呈的意思。
博古而不通今，是一种弊病。钩索奇僻，而遗弃经史，是第二种弊病。《孟子》的文章，每一个议论，必定引用书或《诗》来证明；现在人写文章，旁探讴谚，而不知道引用经典，这是无本之学了。
博学而不能运笔，是上天限制的，陆澄、刘杳就是这样；高才而苦无学术，是人抛弃的，戴良、李贺就是这样。然而以才胜的，担心他们轻浮，可以陶冶铸造；如果只是书厨经库，我不知怎么办了。
焦弱侯说现在读书的人不认识句读，都是因为少年不经老师教导，沿袭至此，他的议论很痛快，于是举几件事。如“至大至刚，以直点尔何如，讲事以度轨”等语，文义都比旧的好，但李彦平读《礼记》一段，我不敢赞同。因为“男女不杂坐”自成一句，到“不同巾栉”为一句，“不亲授”自成
句。今以“不同”属上句，虽无害，而“巾栉不亲授”则不通矣。“男女授受不亲”，何独巾栉哉？至四书九经中句读当改易者尚多。如“卒为善，（句）士则之’；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若此之类尚多，未易枚举也。
译句。现在将“不同”归入上句，虽然无碍，但“巾栉不亲授”就不通顺了。“男女授受不亲”，为什么唯独巾栉呢？至于四书九经中句读应当更改的还有很多。例如“卒为善，（句）士则之”；“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像这类情况还有很多，难以一一列举。
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岁即好观史书，至于乱离战争之事，尤喜谈之，目经数过，无不成诵；然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后乃得《史记》、《汉书》及《朱子纲目》读之，凡三四过，然止于是而已，最后得二十一史，则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冷局，得时时卒业也。
汉光武好图谶，至用三公，亦以《谶书》决之，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虽责之而竟不罪也。《谶书》，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状，亦不知何人所作。但堪舆家常引谶语，附会吉地，以为谶地，亦竟不知其所从出，强半杜撰之词耳。今世所传有推背图，相传李淳风所作。以古帝王世次，其间先后错乱，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乃命取而乱其序并行之，人见其不验，遂弃去。然多验于事后，虽知之何益？圣人所谓“百世可知者”，岂是之谓哉？
东汉至三国，罕复名者，莽禁之也。秦以前复名盖寡，然侨如、无忌、去疾之类，往往见于经史。而二名不偏讳之义，三代已有之，则亦何尝以复名为非也？王莽矫诬，遂著为禁令。至讽匈奴亦上书更名，可笑甚矣。乃其法亦行之二百余年，何耶？今时则复者十七，亦以岁久人繁，易于重犯故耳。且使子孙不偏讳，未为不可也。
周公谨《癸辛杂识》载先圣初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笔，此事并无所出。按先圣因母祷于尼丘而生，故名丘，字仲尼，岂有名兵之事？诞妄甚矣。
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国，不以山川，不以鸟兽恶疾，然亦有不尽然者，即周公子已名禽，宣尼子已名鲤矣。此盖为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当使人难知而易避，不然者，则当申临文不讳之令。夫减损点画，犹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传袭，恬不知改，若庄光之为严光，玄武之为真武也，可乎？
宋时避君上之讳最严，宋板诸集中，凡嫌名皆阙不书。如英宗名曙，而署树皆云嫌名，不知树音原不同曙也。钦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祯，而贞观改作正观。魏徵改作魏证，不知徵、祯不同音也。又可怪者，真宗名恒，而朱子于书中有恒独不讳，不知其解。或以亲尽而祧耶？至于胤义二名，其不讳宜矣。
陶谷原姓唐，因避石晋讳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讳而改。夫以君父一时之讳，而更祖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责也，而西山大儒乃为此耶？
宋人高自夸诩，毁誉失实，如韩、范二公，将略原非所长；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惫尚不能支，而乃有西贼破胆之谣。王安石刚愎自用，乱天下国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贯之下，而引入名臣之列。张浚志大才疏，丧师辱国，刘琨、殷浩之俦也，而盛称其恢复之功，比之诸葛武侯。及其叔季，如杨龟山、魏了翁者，空言谈道，岂真有拨乱匡时之略，而犹惜其不见任用，宁非啖名之过哉？吾谓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易》之▯卦，以众君子而去一小人，在决之而已，故谓之▯。宋当元丰、元▯之时，君子多而小人寡，乃议论不断，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间而进；及其败也，反谓熙宁之祸，吾党激成之。譬之贼势猖獗，主将首鼠，致败而反咎力战者，以为挑衅生事，不亦愚之甚哉？
性有善恶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排之；《反经》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矫而过正矣。古之行权者，如汤、武之放伐，伊霍之迁易
译年轻时读书，能够记住却苦恼于没有用处；中年时读书，知道有用却担忧会遗忘。所以只有著书这一件事，不仅因为经过自己的手笔，可以不忘，而且借此翻阅书籍，遍及幽深偏僻之处，向来忽略的，如今全都留心，破旧箱子里的蛀虫啃咬的简册，都为我所用。这才知道藏书的益处，而后悔向来用功的虚度光阴啊！
我从八九岁起就喜好观看史书，至于战乱战争的事情，尤其喜欢谈论，眼睛看过几遍，没有不能背诵的；然而私塾老师所教的不过是编年体的节要，《纲鉴》、《要略》罢了，后来才得到《史记》、《汉书》以及《朱子纲目》来读，总共读了三四遍，但也只到此为止，最后得到二十一史，已经太晚了；然而幸好官署清闲，得以时时完成学业。
汉光武帝喜好图谶，以至于任用三公，也用《谶书》来决断，尹敏于是趁着它的缺漏而增添内容，说“君无口为汉辅”，皇帝虽然责备他但最终没有治罪。《谶书》，现在世间所禁止的，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是谁所作。只是堪舆家常引用谶语，附会吉祥之地，作为谶地，也终究不知道它的出处，大半是杜撰的话罢了。现在世间所流传的有《推背图》，相传是李淳风所作。以古代帝王世次，其中先后错乱，说是宋太祖想要禁止它却不可以，于是命令取来打乱它的顺序并流传，人们见它不灵验，就抛弃了。然而多在事后应验，虽然知道了又有什么益处？圣人所说的“百世可知者”，难道是说的这个吗？
东汉到三国，很少再有复名的人，是王莽禁止的缘故。秦以前复名的大概很少，然而侨如、无忌、去疾之类，往往见于经史。而二名不偏讳的道理，三代已经有了，那么又怎么曾经认为复名是不对的呢？王莽矫饰诬陷，于是著为禁令。以至于讽谕匈奴也上书更名，可笑极了。于是他的法令也实行了二百多年，为什么呢？现在复名的有十分之七，也是因为年代久远人口繁多，容易重复触犯的缘故罢了。况且让子孙不偏讳，也未尝不可。
周公谨《癸辛杂识》记载先圣最初名叫兵，后来去掉下面两笔，这件事并没有出处。按先圣因为母亲在尼丘祈祷而生，所以名叫丘，字仲尼，哪有名叫兵的事情？荒诞妄言得很厉害啊。
古代命名的人，不以郡国命名，不以山川命名，不以鸟兽恶疾命名，然而也有不尽然的，就是周公子已经名叫禽，宣尼子已经名叫鲤了。这大概是对君主说的。君主的名字应当让人难以知晓而容易避讳，不然的话，就应当申明临文不讳的命令。夫减损点画，还可以，至于连它的音也更改，让千古传袭，安然不知更改，像庄光改为严光，玄武改为真武，可以吗？
宋朝避君主名讳最严，宋版诸集中，凡是嫌名都空缺不写。如英宗名曙，而署树都说嫌名，不知道树音原本不同于曙。钦宗名桓，而完也说嫌名，不知道完音原本不同于桓。仁宗名祯，而贞观改作正观。魏徵改作魏证，不知道徵、祯不同音。又可怪的是，真宗名恒，而朱子在书中有恒唯独不避讳，不知道他的解释。或许是因为亲尽而祧迁呢？至于胤义二名，不避讳是适宜的。
陶谷原姓唐，因为避石晋名讳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为避孝宗名讳而改。以君主父亲一时的名讳，而更改祖宗百代的姓氏，不孝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陶谷不值得责备，而西山大儒竟然这样做吗？
宋人自高自大夸耀，毁誉失实，如韩、范二公，将略原本不是所长；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疲尚且不能支撑，却又有西贼破胆的谣传。王安石刚愎自用，扰乱天下国家，他的罪不在蔡京、童贯之下，却引入名臣之列。张浚志大才疏，丧师辱国，是刘琨、殷浩之类的人，却盛称他的恢复之功，比作诸葛武侯。到了宋末，如杨龟山、魏了翁等人，空谈道义，难道真有拨乱匡时的谋略，却还惋惜他们不被任用，难道不是贪图的过错吗？我说宋的人物，像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的相业，寇莱公、赵忠定的应变，韩魏公的德量，李纲、宗泽的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的将略，程明道、朱晦庵的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的文章，洪忠宣、文信国的忠义，都明确无可非议，而且有用于时，其他瑕瑜不掩，大概难以言说了。
《易》的〇卦，以众君子而去一小人，在决断而已，所以称为〇。宋朝在元丰、元〇之时，君子多而小人少，却议论不断，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以乘间而进；等到失败时，反而说熙宁的祸患，是我们党激成的。譬如贼势猖獗，主将首鼠两端，导致失败反而责怪力战的人，认为挑衅生事，不是愚蠢得很吗？
性有善恶的话，没有很大失误，而《孟子》极力排斥；《反经》合道的话，没有很大失误，而宋儒深深非议，都是矫枉过正了。古代行权的人，如汤、武的放伐，伊霍的迁易
，周公之诛管、蔡，孔子之见南子，何尝不与经相反？经者，权之对也，不反则不为权矣。然反而合道，不失其经，《易》所谓“万物暌而其事类”者也，此语何足深非，又何必抵死与辩耶？
译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孔子会见南子，何尝不与经典相违背？经典是常道的对应物，如果不违背常道，就不能称为权变。然而虽然违背了常道却符合大道，并没有失去经典的根本，这正是《易经》所说的“万物乖违而其事理同类”的意思，这话有什么值得深加非议的呢？又何必至死都要争辩呢？
宋儒若明道、晦庵皆用世之真才也，虽有迂阔，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论周益公云：“如今却是大承气证，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即此数语，朱之设施可知矣。伊川见人主折柳条，便欲禁制之，说书时颜色庄严，俨以师道自处，此即子弟如是教之，亦苦而不入，况万乘之主哉？陆秀夫于航海之日，负十岁幼主，而日书《大学衍义》以讲，不知何为？近于迂而愚矣。圣人之谈道，皆欲行于世也。《大学》说明德，便说新民；《中庸》说中和，便说位育；孔子一行相事，便坠三都，诛少正卵，更无复逡巡道学之气；颜渊问为邦，孔子便以四代礼乐告之，何当又以克巳复礼，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体而无用，议论繁而实效少，纵使诸君子布满朝端，亦不过议复井田封建而已，其于西夏、北辽，未必便有制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语，莫非危微精一之训。彼其人皆神圣也，故投之而即入，受之而不疑。下乎此者，便当纳约自牖。就其聪明之所及而启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于颜、曾，不绝克复一贯之训，而于伯鱼，不过学《诗》学《礼》而已，因其材也。故主有所长，则就其长而扩之；主有所短，则就其短而翼之。时当治平，则当陈润色之略；时值丧乱，则当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晓，简易而可行，求有益于世而已。宋人▯▯守其所学，必欲强人主以从已。若哲、徽、宁、理，皆昏庸下愚之资，而哓哓以正心诚意强聒之，彼且不知心意为何物，诚正为何事。若数岁童蒙，即以左、国、班、马读之。安得不厌弃也？
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之离事功，自宋始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故秦虽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虽治而不振，虚言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贬经太过者，至目《春秋》为烂朝报；信经太过者，至以《周礼》为周公天理烂熟之书。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礼》实非周公之书也。至欧阳永叔以系词非孔予之言，抑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悬车，其间用世者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扬历诸艰，无乃太骤乎？噫，古之人论定而后官之，非官而后择也。随才授官，终于其职，无序迁例转也。夫人各举其职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间，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者，议论繁多，毁誉互起，循资升降，既不胜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黄，又难当夫吠形吠声之口。历官半世，而尺寸未闻；立身累朝，而夷跖不定：是用世之具与官人之术，两失之也。
今之仕者，宁得罪于朝廷，无得罪于官长；宁得罪于小民，无得罪于巨室。得罪朝廷者，竟盗批鳞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弥缝之术。惟官长、巨室，朝忤旨而夕报罢矣，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古人相者，病于怙权；今之相者，病于无权。其病均也，然宁以怙权而易相，无以抑相而废权。相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众，而责之一相，不假以权，权将安施哉？尧拔舜于亩亩之中，诛四凶，进元恺，惟其所为耳。下此即桓公之于仲父，昭烈之于武侯，符坚之于王猛，犹然也。而国治民安，天下万世不以为非，自末代君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既不能择其贤否，又不能毕其才用，天子既从中沮之，群臣又从旁挠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上世之人，善善长而恶恶短。中古之人，善恶相半。至于今日，则众人之所誉，不能当一人之所毁也；百行之尽善，不能当一节之少瑕也。誉者不以为贤，而毁者必以为不肖也；善者不过一时之揄扬，而瑕者遂为终身之口实也。有始誉而终毁之者，未闻既毁而肯誉之者也；有始贤而后言其改节者，未闻始不肖而后许其自新者也；有闻人过而终身毁之者，未有闻人善而终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进贤退，不肖，均也。论其等分，则进贤宜多于退不肖。如人之养生，进粱肉之时多，
译宋代儒者如明道、晦庵，都是经世致用的真正人才，虽然有些迂阔，但不失其高尚，低于这个层次的，就不敢知道了。比如朱子评论周益公说：“如今却是大承气汤的证候，却用四君子汤，虽然不为害，恐怕对病没有益处。”仅从这几句话，就可以知道朱子的施政方针了。伊川看见君主折柳条，就想禁止，讲书时神色庄严，俨然以师道自居，这即使是子弟这样教导，也痛苦而不能接受，何况是万乘之尊的君主呢？陆秀夫在航海之时，背负十岁的幼主，每天书写《大学衍义》来讲解，不知是为了什么？近乎迂腐而愚昧了。圣人谈论道，都是想要施行于世。《大学》说明德，就说新民；《中庸》说中和，就说位育；孔子一行相事，就坠毁三都，诛杀少正卯，更没有再犹豫不决的道学气；颜渊问治理国家，孔子就用四代礼乐告诉他，怎么还会用克己复礼，让他去教导百姓呢？宋儒有体而无用，议论繁多而实效少，纵使各位君子布满朝廷，也不过是议论恢复井田封建而已，对于西夏、北辽，未必就有制驭的策略。
唐虞三代君臣之间的相告语，没有不是危微精一的训诫。那些人都是神圣的，所以投之即入，受之而不疑。低于这个层次的，就应当纳约自牖。就其聪明所及而启迪之，如同教导子弟一样。夫子对于颜回、曾参，不断有克己复礼、一贯之训，而对于伯鱼，不过是学《诗》学《礼》而已，是因为他们的资质不同。所以君主有所长，就就其长而扩大之；君主有所短，就就其短而辅助之。时当治平，就应当陈述润色之略；时值丧乱，就应当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晓，简易而可行，只求有益于世而已。宋人固守其所学，一定要强迫君主顺从自己。像哲宗、徽宗、宁宗、理宗，都是昏庸下愚的资质，却喋喋不休地用正心诚意强聒之，他们且不知心意为何物，诚正为何事。如果几岁的童蒙，就用《左传》、《国语》、《汉书》、《史记》读之。怎么不厌恶抛弃呢？
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之离事功，自宋始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所以秦虽然称霸而速亡，是功利之害；宋虽然治而不振，是虚言之害。
宋儒之泥也，甚矣。贬经太过者，至目《春秋》为烂朝报；信经太过者，至以《周礼》为周公天理烂熟之书。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礼》实非周公之书也。至欧阳永叔以系词非孔子之言，抑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悬车，其间用世者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扬历诸艰，无乃太骤乎？噫，古之人论定而后官之，非官而后择也。随才授官，终于其职，无序迁例转也。夫人各举其职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间，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者，议论繁多，毁誉互起，循资升降，既不胜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黄，又难当夫吠形吠声之口。历官半世，而尺寸未闻；立身累朝，而夷跖不定：是用世之具与官人之术，两失之也。
今之仕者，宁得罪于朝廷，无得罪于官长；宁得罪于小民，无得罪于巨室。得罪朝廷者，竟盗批鳞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弥缝之术。惟官长、巨室，朝忤旨而夕报罢矣，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古人相者，病于怙权；今之相者，病于无权。其病均也，然宁以怙权而易相，无以抑相而废权。相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众，而责之一相，不假以权，权将安施哉？尧拔舜于亩亩之中，诛四凶，进元恺，惟其所为耳。下此即桓公之于仲父，昭烈之于武侯，符坚之于王猛，犹然也。而国治民安，天下万世不以为非，自末代君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既不能择其贤否，又不能毕其才用，天子既从中沮之，群臣又从旁挠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上世之人，善善长而恶恶短。中古之人，善恶相半。至于今日，则众人之所誉，不能当一人之所毁也；百行之尽善，不能当一节之少瑕也。誉者不以为贤，而毁者必以为不肖也；善者不过一时之揄扬，而瑕者遂为终身之口实也。有始誉而终毁之者，未闻既毁而肯誉之者也；有始贤而后言其改节者，未闻始不肖而后许其自新者也；有闻人过而终身毁之者，未有闻人善而终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进贤退，不肖，均也。论其等分，则进贤宜多于退不肖。如人之养生，进粱肉之时多，
而下药石之时少也。今之荐贤者，则谓之市恩，谓之植党。即不然，亦以为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于攻击丑诋，不遗余力，秽行俚言，累累薄纸，初若令人怒发冲冠，不可忍耐，久亦习以为常矣。不但言人者颦笑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矣。噫，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臣子比肩立朝，而令寻常得恣口污蔑之，其究也，使人顽不知耻，而砥砺之道丧矣。且也人不复以指摘为羞，则言者愈轻；言者愈轻，则听者愈无所适从，而大贪巨驵，潜入其中，不复之能辨矣。为国家虑者，不能不为之三叹也。
译然而用药石的时候却很少。如今推荐贤能的人，就被说是沽名钓誉，说是培植党羽。即使不是这样，也被认为是沿袭旧例，只是用来搪塞众人的期望罢了。至于攻击诋毁，不遗余力，污秽的行为和粗俗的言语，密密麻麻地写满纸张，起初让人愤怒得头发竖起，无法忍耐，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不仅说话的人喜怒哀乐都不发自内心，而被议论的人，也安然处之，不放在心上。唉，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臣子并肩立于朝廷，却让普通人肆意用口舌污蔑，最终导致人们愚钝不知羞耻，而磨砺修养的方法也就丧失了。况且人们不再以被指责为羞耻，那么说话的人就越发轻率；说话的人越发轻率，那么听的人就越发无所适从，而大贪大恶之徒，潜藏在其中，再也无法分辨了。为国家考虑的人，不能不为此深深叹息。
汉阴丈人闻桔槔之说则忿然作色，谓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师金语子夏以桔槔，则谓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均一桔槔也，在人引之则为机心，在从人所引，则可免罪，今之人，引人者乎？抑为人所引者乎？不可不辨也。
●卷十四 事部二
人之难知也，圣人犹然，叹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纸上之谈，不足凭也。程官也以功状，而矫诬之绩，不足信也。采之于月旦，而沽名者进矣；核之于行事，而饰诈者售矣。居家而道学者，大盗之薮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呜乎！世安得真才而用之。
乱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贪得之鄙夫，其术必足以自固。故干纪济恶者，皆世所谓才士也；吮痈舐痔者，皆世所称善人也。
任大臣，则当略其小过；用大才，则当宽其小疵。以吏事责三公，非礼貌之体也；以二卵弃干城，非驾驭之术也。
告令烦者，官必▯茸；礼数多者，人必险陂；议论繁者，事必无成；言语躁者，学必不固。
郡县之间，功令琐屑，故外宦不若内宦之逸也；朝廷之上，事体掣肘，故内事不如外事之办也。故旅进旅退，与世浮沉，则金马门尽可避世全身。如欲建尺寸之竖，上有实政，而下蒙实惠，则非外吏不可。
台谏虽以风闻言事，然轻以赃私，污人名节，则过矣。纵使有而发其阴私，已非厚道，况以传闻暧昧之事，或爱憎毁誉之口，而妄加诬蔑乎？宋人小说载台谏当上殿，未有题目，五更不寐，平生新旧，一一上心，有乡人来访，延款殷勤，而翌日即上弹章者，乃知此风，其来已久。
从来仕宦法罔之密，无如本朝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巡宰，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故也。
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职？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至于文移之往来，岁时之申报，词讼之招详，官评之册揭，纷沓重积，徒为鼠蠹，薪炬之资，而劳民伤财，不知纪极，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为官，如朱买臣即为会稽太守。宋时蔡君谟，莆人，而三仕于闽。我国家惟武弁及广文不禁，其外则土官与曲阜令耳，然亦不闻以乡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职何故禁之？永乐中，邵圮以浙人巡按两浙，则知国初尚无此禁也。南赣开府，兼制闽、广，然蒙慎以广人，余从祖杰以闽人，皆尝为之。蒙不知云何，从祖当时已有称不便者。一二骄恣家奴且挟势不避监司矣，不如引嫌之为愈也。又河道总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驯以浙西人为之，每行文移于监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于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十可去其六七。京师之民最繁杂，事最猥琐，而官常有余闲者，虚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京师有杀人者，地方报之，巡城御史行兵马司相视其情真者，即了矣。有疑不决，然后行正官检视，狱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谳而毕矣。外藩则不然，地方报县，先委尉簿相视，情真而后申府。府有驳，再驳而后申道。道有驳，再驳而后详直指。其间一检不已，再检不已，比至三检，所报分寸稍异，又行覆检，遂至有数县官会问者，数司理会问者，数太守会问者；而两造未服，争讼求胜，自巡抚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长，守巡二道，隔邻监司，纷然批行解审。及至狱成，必历十数问官
译汉阴的老者听了桔槔提水的说法，便愤然变了脸色，认为有机械手段的人必定有投机取巧的心思。师金用桔槔来告诫子夏，是说被人牵引的，并不是去牵引别人的人。所以俯仰之间不致得罪于人，同样是桔槔，在人去牵引它时就是机心，在顺从人的牵引时，就可以避免罪责。现在的人，是去牵引别人呢？还是被别人所牵引呢？这是不可不辨明的。
●卷十四 事部二
人心难以揣测，圣人尚且如此。感叹当今选拔人才，凭借文章，而纸上的空谈，不足以作为依据。考核官吏凭借功绩状，而虚伪造作的业绩，不足以相信。从品评中选拔，而沽名钓誉的人就进用；从行事中考核，而掩饰欺诈的人就得逞。居家而讲论道学的，是大盗的渊薮；居官而提出建议的，是大奸的依托。唉！世间哪里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而加以任用呢。
乱世的奸雄，他的才能必定足以粉饰自己；贪婪鄙陋的人，他的手段必定足以巩固自己。所以破坏纲纪、助长恶行的，都是世人所谓的才士；吮痈舐痔的人，都是世人所称道的善人。
任用大臣，就应当忽略他的小过失；使用大才，就应当宽容他的小瑕疵。用处理琐碎政务的标准来要求三公，不符合礼遇大臣的体统；因为两个鸡蛋的过失而抛弃捍卫国家的重臣，不是驾驭人才的方法。
政令烦杂的，官吏必定庸碌无能；礼节繁多的，人必定阴险乖张；议论繁多的，事情必定办不成；言语急躁的，学问必定不牢固。
郡县之间，法令琐碎，所以在外做官不如在中央做官安逸；朝廷之上，事务牵制，所以中央的事不如地方的事好办。所以随大流进退，与世俗浮沉，那么在金马门就可以避世保全自身。如果想要建立一点功业，上面有实际的政绩，下面蒙受实际的恩惠，那就非地方官吏不可。
台谏官虽然凭借传闻议论政事，但如果轻易以贪污私弊，污损人的名节，那就过分了。纵使有这种事而揭发其阴私，已经不算厚道，何况凭借传闻暧昧的事情，或者出于爱憎毁誉的言论，而妄加诬蔑呢？宋代小说记载台谏官应当上殿，没有具体题目，五更天不睡觉，平生新旧恩怨，一一记在心中，有同乡来访，接待殷勤，而第二天就上奏弹章，由此可知这种风气，由来已久。
从来做官的法网严密，没有像本朝这样的。上自宰相，下至驿站巡捕的小官，没有不以虚文互相应酬的。而京官还可以，地方官吏则更加严重。大体上官吏不留意政事，一切交给胥吏，而胥吏所执行的，不过是以往的旧案，历年的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面的人既然以此要求下面，那么下面的人也不得不以旧例虚文应付；一旦有不应付的，那么上面的胥吏，又乘其空隙而用法度来约束他。所以郡县的官吏，日夜操劳，惟恐时间不够，而吏治终究不能振作的，正是这个缘故。
上级官员到任之初，必定有一番禁令告诫，称为通行。大抵胥吏抄袭旧套来欺骗官员，而官员假装振作整顿，来欺骗百姓罢了。至于参拜有禁令，馈赠有禁令，请托有禁令，私下攻讦有禁令，常例有禁令，迎送有禁令，奢华有禁令，左右仆役需索有禁令，然而都是自禁而自犯，早晨下令而晚上就更改。上面的人何以做众官的表率？而下面的人何以命令百姓呢？至于公文的往来，岁时的申报，诉讼的招审详报，官吏评价的册籍揭帖，纷繁杂乱堆积，徒然成为老鼠蛀虫、柴火烛炬的材料，而劳民伤财，不知没有极限，唉，弊端已经很久了！
唐、宋以前，不禁止本地人做官，如朱买臣就是会稽太守。宋代蔡君谟，是莆田人，而在福建三次任职。我朝只有武官和广文馆不禁，其他的只有土官和曲阜县令罢了，然而也没听说因为乡曲的缘故，法令不能执行，不知文职为何禁止？永乐年间，邵圮以浙江人巡按两浙，可知国初还没有这个禁令。南赣开府，兼制福建、广东，然而蒙慎以广东人，我的从祖杰以福建人，都曾担任过。蒙慎不知如何，从祖当时已有称不便的。一两个骄横放纵的家奴尚且挟势不避监司，不如引嫌回避为好。又河道总督辖及浙西，而潘季驯以浙西人担任，每次行文给监司守令，常有阻格不行的。古法不可行于今，这是其中一个方面。
地方如果精简冗官，十中可以去掉两三个。做官如果精简冗事，十中可以去掉六七件。京师的百姓最繁杂，事情最猥琐，而官员常有余闲的，是因为虚文省了。只以人命一事来说，京师有杀人者，地方上报，巡城御史行兵马司相视，情真者，就完结了。有疑不决，然后行正官检视，狱成上疏，下之法司，一审判就完结了。外藩则不然，地方报县，先委派尉簿相视，情真而后申府。府有驳，再驳而后申道。道有驳，再驳而后详直指。其间一检不已，再检不已，等到三检，所报分寸稍有不同，又行覆检，遂至有数县官会问的，数司理会问的，数太守会问的；而两造未服，争讼求胜，自巡抚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长，守巡二道，隔邻监司，纷然批行解审。及至狱成，必历十数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