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事部三
，一统之治，威令行于山陬海隅者，二君之功也。至于废井田，筑长城，行夏时，表六经，皆为后人遵守而不能易，非有绝世之识独▯俞之识，何以与此？而经生谈无道主，动以为口实，不亦冤乎？
译实现大一统的治理，使威令通行于深山僻壤和海边角落，这是两位君主（秦始皇与汉高祖）的功绩。至于废除井田制、修筑长城、推行夏历、确立六经，这些都成为后人遵守而不可更改的制度，如果没有超越常人的见识和独到的识见，怎么能做到这些呢？然而那些研习经书的儒生谈论暴君，动不动就拿这些作为口实，岂不是太冤枉了吗？
年号之改，莫数于武氏；其次则唐高宗、汉武帝；又其次则宋仁宗也。武氏在位二十二年，至十六改元，朝令夕更，直以为戏耳。高宗三十年中，而十五改元，盖自总、章仪凤以后，政自牝鸡出矣。汉武、宋仁俱四十余年，而武改元者十一，仁改元者九。其中或以人事，或以符应，多不过七八年，少至一二年而遽改，何不经之甚也？古今不易年号者，惟汉明帝、隋炀帝、唐高祖、太宗、宪宗、宣宗、懿宗，而享祚不永者不与焉。夫元者，始也。人无二始，帝无二元，而况十数乎？我国家列圣相承，惟于即位之逾年改元，终身不易，亦可谓卓越千古矣。
宋太祖改元乾德后，因与蜀王衍年号相同，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之语，然国朝永乐，则张遇贤、方腊已再命之，二人又皆篡贼之靡，何当时诸公失于详考耶？至于正德，亦同夏乾顺之号。而自古以正为号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至正之类，为其文一而止也。武皇帝虽终享天位，而海内多故，青宫无出，统卒移之兴邸，命名之始，可不慎哉？隆庆亦州郡名，改元之后，复令改州，此亦华亭不学之故也。
凡帝王之命名，不以山川郡邑，为其易犯也。梁萧正德改元正平，识者笑之。我朝建文之号，亦同御名。不知方、黄诸君，何卤莽乃尔？今上即位，改河南之禹州，同御讳也，而皇太子讳又同县名。与其更易于后，孰若慎重于初乎？此亦礼臣之过也。
古者嫌名不讳，宋则并讳之矣。国朝虽无讳例，而亦有二字俱犯嫌名者。如吾邑之长乐，政与皇太子讳音相同，不知将来当事者，何以处之？姑记以俟它日。
三代之法，有必不可行者，井、田、封建是也。井田无论已，封建以厚骨肉，甚善也，然各守其疆，政令不一，一不便；本支既繁，贤愚异类，二不便；国有大小，遂启争端，三不便；盛时制驭，犹怀不逞，委裘之际，将若之何，四不便。且周之制，但▯俞业时一分封耳，子孙之兄弟无尺寸之地也。同聚王畿，其丽不亿千里之内，何以容之？朝带之乱，势使然也。自秦之后，一复于汉，而有吴、楚之乱，再复于国初，而有靖难之师，国之利器，不可以假人审矣！
处宗藩之法，莫厚于本朝，而亦莫不便于本朝。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贤能者皆策名仕籍，自致功业，而国家亦利赖之，但贤者少而不肖者多。天衍懿亲，至与齐民为伍，亦稍过矣。宋时宗室散处各郡县，入籍应试在京师者别为玉牒。所籍至绍兴十一年，从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试。其后杂进诸科与寒素等，而宦绩相业亦相望不绝书。国朝亲王而下，递降为郡王、将军、中尉、庶人，虽十世之外犹赡以禄，恩至渥也，而禁不得与有司之事，不得为四民之业。二百年来，椒聊蕃息几二十万，食租衣税，无所事事，而薄禄斗粟不足糊口，遂至有怀不肖之心，亲不韪之行者矣。今天下宗室之多莫如秦中、洛中、楚中，贤者赋诗能文，礼贤下士，而常郁郁有青云无路之叹。至于不肖者、贫困者，鹑衣行乞，椎埋亡命，无所不至，有司不敢诘，行旅不敢抗也。日复一日，人愈众而敝愈极，当事者犹泄泄然，不立法以通之，可乎？
祖宗九庙，亲尽亦祧子孙，五世之后，无复降杀，非法也。世禄之子，犹望象贤，天衍玉牒，不许入仕，非情也。故宗藩之庶，递杀至于庶人，极矣。庶人之外，禄可裁也，法可行也，禁可宽也，读书者许在各郡县入籍应试，其它力农商贾，任其所之，奸盗诈伪，有司以三尺绳之，大辟以上，奏闻可也，此处宗藩之第一义也。
国朝立法太严，无论宗室，即驸马仪宾，不许入仕，其子不许任京秩。此虽别嫌明微之道，亦近于矫枉过正者矣。即如户部一曹，不许苏、松及浙江、江右人为官吏，以其地赋税多，恐飞诡为奸也。然弊孔蠹窦，皆由胥役。官吏迁转不常，何知之有？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吴、越人也，察秋毫而不见其睫，可乎？祖制既难遽违，而积弊
译改换年号，次数最多的是武则天；其次则是唐高宗、汉武帝；再其次则是宋仁宗。武则天在位二十二年，到第十六次改元，朝令夕改，简直当作儿戏罢了。唐高宗在位三十年，却改了十五次年号，大概自从总章、仪凤年以后，政令出自后宫了。汉武帝、宋仁宗都在位四十多年，而汉武帝改元十一次，宋仁宗改元九次。其中有的因为人事，有的因为祥瑞应验，多的不过七八年，少的只有一两年就急忙改换，多么不合常理啊！古今不改变年号的，只有汉明帝、隋炀帝、唐高祖、太宗、宪宗、宣宗、懿宗，而寿命不长的皇帝不在其列。所谓“元”，就是开始的意思。人没有两个开始，帝王没有两个元年，何况有十几个呢？我们国家历代圣君相继，只在即位后的第二年改元，终身不再改变，也可以说是卓越千古了。
宋太祖改元乾德后，因为与后蜀王衍的年号相同，有“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然而本朝永乐年间，张遇贤、方腊已经再次使用过这个年号，这两人又都是篡逆作乱的败类，为什么当时的各位大臣失于详细考证呢？至于正德，也同西夏乾顺的年号相同。而自古以来以“正”字作为年号的，大多不利，如梁的正平、天正，元的至正之类，因为它的字形只有一横而已。武皇帝虽然最终享有天位，但天下多事，太子没有出生，皇统最终移到了兴邸，起名的开始，能不慎重吗？隆庆也是州郡名，改元之后，又下令改州名，这也是华亭人学识浅陋的缘故。
凡是帝王起年号，不取山川郡邑之名，是因为容易触犯忌讳。梁萧正德改元正平，有识之士嘲笑他。我朝建文的年号，也同皇帝名讳相同。不知道方、黄各位先生，为什么如此鲁莽？当今皇上即位，改河南的禹州，同皇帝名讳相同，而皇太子的名讳又同县名相同。与其后来更改，不如起初慎重，这也是礼部官员的过错。
古代避讳嫌名，宋朝则连嫌名也避讳了。本朝虽然没有避讳的成例，但也有两个字都触犯嫌名的情况。比如我们县的长乐，政字与皇太子名讳的读音相同，不知道将来当权的人，将如何处理？暂且记下等待日后。
三代的制度，有绝对不能实行的，井田制、分封制就是。井田制不必说了，分封制用来厚待骨肉至亲，很好，然而各自坚守疆界，政令不统一，这是第一个不便；宗族繁衍，贤愚混杂，这是第二个不便；国家有大有小，于是引发争端，这是第三个不便；盛世时控制，尚且心怀不满，衰世时，又将如何，这是第四个不便。而且周朝的制度，只是当时分封而已，子孙的兄弟没有尺寸之地。都聚集在王畿，其数量何止千万，千里之内，怎么容纳得下？朝带之乱，是形势造成的。自秦以后，复行于汉，而有吴、楚之乱，再次复行于本朝初年，而有靖难之师，国家的利器，不可以假手于人，这是确实的！
对待宗藩的方法，没有比本朝更优厚的，也没有比本朝更不便的。唐、宋宗室，不封土地，其中贤能的人都登记在仕籍中，自己建功立业，而国家也依赖他们，只是贤能的人少而不肖的人多。上天繁衍皇亲，以至于与平民为伍，也稍微过分了。宋朝时宗室散居各郡县，入籍应试，在京师的另立玉牒。所登记的人到绍兴十一年，听从程克俊的建议，将考试合格的宗室，附在正式奏名的殿试中。其后杂进诸科与贫寒士人同等，而官宦业绩也相继不绝。本朝亲王以下，依次降为郡王、将军、中尉、庶人，虽然十代以外还供给俸禄，恩惠极厚，但禁止他们参与官府事务，禁止从事士农工商的职业。二百年来，宗室繁衍几乎二十万，吃租税穿衣税，无所事事，而微薄的俸禄不足以糊口，于是产生不肖之心，做出不义之行了。今天下宗室最多的莫过于秦中、洛中、楚中，贤能的人赋诗能文，礼贤下士，而常常郁郁不得志，感叹青云无路。至于不肖的人、贫困的人，衣不蔽体行乞，杀人逃亡，无所不至，官府不敢查问，行旅不敢抗拒。日复一日，人越多弊端越严重，当权者还悠闲自在，不立法来疏通，可以吗？
祖宗九庙，亲尽也祧迁子孙，五世之后，不再降等，不合礼法。世袭俸禄的子孙，尚且希望效仿先贤，上天繁衍玉牒，不许入仕，不合情理。所以宗藩的庶人，依次降等直到庶人，极尽了。庶人之外，俸禄可以裁减，法律可以实行，禁令可以放宽，读书的人允许在各郡县入籍应试，其他从事农业商业，任其所往，奸盗诈伪，官府用法律绳之以法，死刑以上，奏闻皇帝即可，这是处理宗藩的第一要义。
本朝立法太严，无论宗室，即使驸马仪宾，不许入仕，其子不许任京官。这虽然是区别嫌疑明察细微的道理，也接近矫枉过正了。就像户部一司，不许苏、松及浙江、江右人为官吏，因为那里赋税多，恐怕飞诡作弊。然而弊病漏洞，都由胥吏造成。官吏迁转不常，怎么知道？现在户部十三司胥吏，都是吴、越人，察秋毫而不见其睫，可以吗？祖制既难遽违，而积弊
国朝驸马尚主皆不用衣冠，子弟但于畿辅良家，或武弁家，择其俊秀者尚主之。后即居甲第，长安邸中，锦衣玉带，与公侯等。其父封兵马指挥文林郎，母封孺人而已。驸马虽贵为禁脔，然出入有时，起居有节，动作食息，不得自由。而你姆阉竖之老者，威震六宫，掌握由己，都尉反俯首听节制，凡事务结其▯心，稍不如意，动生谗间，近日如冉都尉兴让可鉴也。
冉都尉所尚主乃皇贵妃之女，上素所锺爱者，伉俪甚笃，无间言。你媪梁盈女恃其威福，每事动行节制，冉不善也。又恃宫中爱{巩耳}，时与龃龉。一日，漏下二鼓，都尉自外入，传呼开邸中门故事。中门非你媪不开，盈女不时至，都尉排闼而入。有顷，盈女至，出谇语，都尉乘醉击之，翌日入朝奏闻，盈女率其党数十人，伏阙下，耍而殴之几死。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率，冉遂弃衣冠，从间道归里。上益震怒，遣缇骑迹之，夺其父母爵禄，廷中大小臣工力谏，俱不报。冉既自归，上怒不解，谪羁太学习礼，自壬子冬至今半载，尚未得与公主相见也。时论以冉固未得善处之方，而你媪一老宫婢，遂能炀灶蔽明，荧惑主聪，一至于此。盖床第之言易入，浸润之谮难防，故使椒房失其宠，结缡隳其爱。举朝之臣工不足敌一妇人，亦异事矣。考之史乘所载，若王敦慑气，桓温敛威，真长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违诏，王偃倮露于北阶，何▯投驱于深井，盖自汉、晋以来，相沿至于今日，未之有改也，冉盖不幸而遇其变耳。
牝鸡之晨，家之索也。以三代神圣之开基，国祚之悠久，而不足供妹嫦、褒姒之一败，况其它乎？故《诗》、《书》垂戒，于妇人每▯▯焉，知后世必有以是亡其国者也。吕氏几移汉祚，武▯遂斩唐宗，其始不过以色举耳，而祸之赫烈，岂虞其至此？汉之马、邓，宋之高、曹，贤矣，而犹垂帘专政，恋恋不忍释手，是亦牝之晨也。此端一开，能保其无妒悍淫虐者出其中乎？我国家之制，少主委裘，权一听于辅臣，而母后不得预也，可谓上追三代而远过唐、宋矣。
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独恭俭，其天资学问，德性才略，近于王者，使得伊、周之佐，兴礼作乐，不难也；光武太宗，以▯俞业而兼守成，纬武经文，力行致治，皆间世之贤主也。然建武之政，近于操切；贞观之治，末稍不终；盖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辅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汉则昭、宣、明、章，唐则玄、宪、宣、武，宋则艺祖、太宗、孝宗，其拨乱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约贤圣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资，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纵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乱乎？
我朝若二祖之神圣，创守兼资，而纪纲法度，已远过前代矣。仁宗之宽厚，宣宗之精勤，孝宗之纯一，世宗之英锐，穆宗之恭俭，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二主尤极仁圣，真所谓贤圣之君六七作者，固宜国祚之悠久无疆也。
英宗初年，委政三杨，四海宁谧，其后为王振所误，致北狩之变；后又为石亨、徐有贞所误，致夺门之惨。迨武功窜，曹、石诛，躬亲万机，民安吏治，天下讴歌太平者又十余年，然则辅相之功所关系岂少哉？
本朝有二奇事：己巳之变，习华陷虏而却回；壬寅之变，圣躬被弑而无恙。此皆天之所佑，非偶然者。其它如宸濠之叛，流贼之炽，北虏、南倭之警，关白、杨应龙之桀惊，而折▯挞之不烦再举，至今二百四十余年，而金瓯无恙，纤尘不警，固知太祖功德，与天同大，宜乎历数之未艾也。
世庙末年，虽深居不出，然威福无一不自己出者。分宜父子，怙权行私，而密勿之地，所以交结近侍，窥伺圣意者，无所不至，惴惴不保首领是惧。盖自夏言、王忄予、杨继盛、张
译本朝驸马娶公主，都不穿正式的朝服冠冕，只是在京城附近的良家子弟或武官家中，挑选那些俊秀的人来娶公主。婚后驸马就住在京城的大宅邸中，身穿锦衣、腰系玉带，地位与公侯相等。他们的父亲只封为兵马指挥、文林郎，母亲只封为孺人罢了。驸马虽然贵为皇帝禁脔，但出入有规定的时间，起居有节度，行动饮食休息，都不能自由。而你家的老阉人，威势震动六宫，大权独揽，都尉反而低头听从他的节制，凡事必须讨好他的心意，稍有不如意，就常常产生谗言离间，近日如冉都尉兴让的事就可以作为鉴戒。
冉都尉所娶的公主是皇贵妃的女儿，向来是皇上所钟爱的，夫妻感情很深厚，没有闲话。你家的梁盈女仗着她的威势和福分，每件事都进行节制，冉都尉不喜欢这样。又仗着宫中的宠爱，时常与公主发生矛盾。一天，二更时分，都尉从外面回来，传呼打开邸宅的中门，这是旧例。中门非你家的梁盈女不开，梁盈女没有按时到，都尉就推门而入。过了一会儿，梁盈女到了，说出辱骂的话，都尉乘着酒劲打她，第二天上朝奏明此事，梁盈女率领她的党羽几十人，在宫阙下伏击，殴打都尉几乎致死。皇上不知道这件事，而且恼怒都尉狂妄轻率，冉都尉于是脱下官服，从小路回到家乡。皇上更加震怒，派遣骑兵追踪他，剥夺了他父母的爵位和俸禄，朝廷大小臣工极力劝谏，都不予答复。冉都尉既然自己回家，皇上的怒气未消，将他贬谪到太学学习礼仪，从壬子年冬天到现在半年，还没有得到与公主相见的机会。当时的舆论认为冉都尉固然没有找到妥善处理的办法，而你家的老宫婢，竟然能够遮蔽圣明，迷惑主上的视听，一至于此。大概枕席之间的话语容易听信，逐渐渗透的谗言难以防备，所以使椒房失宠，夫妻恩爱毁坏。满朝的文武大臣抵不过一个妇人，也是奇怪的事了。考察史书所载，像王敦被震慑，桓温收敛威势，王导假装愚蠢以求免祸，王徽之烤脚以违抗诏令，王偃在北阶裸露身体，何曾投身于深井，大概从汉、晋以来，沿袭到今天，没有改变的，冉都盖是不幸遇到了这种变故罢了。
母鸡报晓，是家庭的衰败。以夏、商、周三代神圣开创基业，国运长久，尚且不足以抵挡妹喜、褒姒的一次败坏，何况其他呢？所以《诗经》、《尚书》留下警戒，对于妇人常常有所告诫，知道后世一定有因此灭亡国家的。吕氏几乎改变汉朝的国运，武则天竟然斩断唐朝的宗庙，起初不过是因为美色被举用罢了，而祸害的猛烈，哪里预料到如此地步？汉朝的马氏、邓氏，宋朝的高氏、曹氏，贤德啊，但还垂帘听政专权，恋恋不舍不肯放手，这也是母鸡报晓。这个开端一打开，能保证其中没有嫉妒悍妇、淫乱暴虐的人出现吗？我朝的制度，少主主持朝政，权力完全听命于辅政大臣，而母后不得干预，可以说上追三代而远远超过唐、宋了。
三代以下的君主，汉文帝是最优秀的；光武帝、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然恭俭，但治乱各半，不足称道；汉文帝不仅恭俭，他的天资学问，德性才略，接近王者，如果得到伊尹、周公的辅佐，兴礼作乐，也不难；光武帝、唐太宗，以开创基业而兼守成，文武兼备，力行致治，都是间世的贤主。但是建武之政，近于操切；贞观之治，末稍不终；大概不仅因为分量有限，而且辅相不是合适的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混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且偷安尚且来不及，何暇达到刑罚不用的地步？四位君主之外，汉朝则有昭帝、宣帝、明帝、章帝，唐朝则有玄宗、宪宗、宣宗、武宗，宋朝则有艺祖、太宗、孝宗，他们拨乱反正、守成治世，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而隋朝的文帝，唐朝的明宗，后周的世宗，又次一等。大概贤圣的君主，百个中得一个；中上资质的，十个中得一个。平庸的占十分之九，放纵的占十分之五，世间怎么能不混乱呢？
我朝像二祖的神圣，开创和守成兼备，而纪纲法度，已经远远超过前代了。仁宗的宽厚，宣宗的精勤，孝宗的纯一，世宗的英锐，穆宗的恭俭，都是三代以下的君主所不敢企及的，而宣宗、孝宗两位君主尤其极尽仁圣，真所谓贤圣的君主六七次出现，固宜国运长久无疆。
英宗初年，委任三杨，四海安宁，后来被王振所误，导致北狩之变；又被石亨、徐有贞所误，导致夺门之惨。等到王振被流放，曹吉祥、石亨被诛杀，亲自处理万机，民安吏治，天下歌颂太平的又十多年，那么辅相的功劳所关系岂是小事吗？
本朝有两件奇事：己巳之变，习华陷虏而却回；壬寅之变，圣躬被弑而无恙。这都是上天所保佑，不是偶然的。其他如宸濠之叛，流贼之炽，北虏、南倭之警，关白、杨应龙之桀惊，而折冲挞伐不烦再举，至今二百四十余年，而金瓯无恙，纤尘不警，固知太祖功德，与天同大，宜乎历数之未艾也。
世庙末年，虽然深居不出，但威福无一不自己出者。分宜父子，怙权行私，而密勿之地，所以交结近侍，窥伺圣意者，无所不至，惴惴不保首领是惧。盖自夏言、王忄予、杨继盛、张
经之死，天下之怒分宜，始不可解，而恩替势败，亦自此发端矣。江陵之才智，十倍分宜，值今上初年，生杀予夺，惟意所响，而江陵生平多用申、韩之学，政事过于操切，十年之间，虽海内▯安，比隆成昭，而国家元气，不无斫丧矣；逮夫末年，固位挟势，夺情起复，殛窜言官，子弟相继袭取大魁，而人心始大失所望矣。分宜性鸷而难犯，江陵器小而易盈。故严之老死牖下，识者犹以为幸，而张之功罪自当不相掩也。
译严嵩死后，天下对严嵩的愤怒才稍稍平息，但皇恩衰替、权势败落，也从此开始显露端倪。张居正的才智，是严嵩的十倍，正值当今皇上即位之初，生杀予夺，全凭心意所向。然而张居正平生多采用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政事过于严苛急切，十年之间，虽然国内安宁，可以与成化、弘治年间相媲美，但国家的元气，不免受到损害；到了晚年，他固守权位、倚仗权势，在父丧期间夺情起复，打击放逐直言进谏的官员，子弟相继考取科举最高功名，于是人心开始大失所望。严嵩性格凶狠而难以触犯，张居正器量狭小且容易自满。所以严嵩老死家中，有见识的人还认为这是幸事，而张居正的功过自然应当相互抵消。
江陵行事虽过操切，然其实有快人意者。如沙汰生员，废书院，裁减郡县，去诸冗员是也。至于久任稍苦，诸守令禁勘合，则苦诸行旅，是以人多怨之。至其结冯保以收诸内竖之柄，北任戚继光而虏不敢窥塞垣，南任谭纶而倭寇▯服，其才智明决，有过人者。昔张乖崖谓众人千言不尽，寇准一言而尽，江陵有焉。而末节骄奢纵恣，以覆其宗，则亦不学无术之过矣。
江陵给假治丧，自京师除道，达其室四千余里，填堑刊木，广狭如一，所至厨传列灶千计，外藩大吏，望尘迎拜，相属于道，独吾郡郑云蓥为河南方伯，礼无少加焉。及至楚，楚方伯至，披衰▯，代孝子，守苫次，江陵大悦，不逾年，方伯遂抚楚，而郑挂弹章归矣。时先大夫相吉藩。闻诸藩有致千金▯者，先大夫持不可，力止之。江陵恚，嗾观察赵思诚▯▯之，先大夫闻，即挂冠归里。而后抚楚者，为▯榆至戚，犹以离擅职守，参奏致仕。盖当时之风旨，可畏甚矣！
唐玄宗会昌投龙文，自称“承道继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上真人’；宋徽宗群臣上尊号，为“玉京金阙、七宝元台、紫微上宫、灵宝至真、玉宸明皇天道君’；其上章青词，自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师都天教主’。噫，莫尊于天子，百神皆受号令者也，而反屈万乘之称，从黄冠之号，不亦儿戏狂惑之甚哉？其后会昌既变起帷帏，而宣和亦身膏沙漠，九天道教，何无感应至是哉？
古今奉佛之主，莫甚于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主，莫甚于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于秦始皇、汉武帝。然大则破国丧身！小亦虚耗海内，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荣，四海▯安。而世之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无论人君，即士君子读六经传注，以取科第，而其后也，不有非毁先儒，栖心释、老者乎？背本不祥，反古不智，是名教之罪人也。
今之仕者为郡县，则假条议以济其贪，任京职则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则假道学以行其私，举世之无学术事功三者坏之也。故爱民实政，循良之上乘；随分尽职，省曹之懿矩；礻是身齐家，不言而化山林之高标。总之，圣人一言以蔽之矣，曰：“素位而行，不愿乎外。”
余每见郡县吏禁约文告之词布满郊野，条陈利病之议连篇累牍，似自以为伯夷之清，龚黄之才，而不知大贪、大拙者，伏于其中也。友人王百谷有言：“庖之拙者则椒料多，匠之拙者则箍钉多，官之拙者则文告多。”有味其言之矣。
台谏言事，自有职掌，然近来纷嚣往复，求胜不已，可惜此白简，不用之觞邪，而用之聚讼也。其它省寺出位而言，似于侵官矣，然言之而当，出位何伤？若杨忠愍、海忠介及近时邹尔瞻吏部与赵、吴诸太史，人孰有议之者？一二名誉不章，识见谫劣，或素行多疵，居官滋秽，而效颦建白，掇拾唾余，或窃批鳞之名以雄行其乡，或攻必救之势以自固其位，人之视己，如见肺肝，亦何益之有哉？
新建良知之说，自谓千古不传之秘，然《孟子》谆谆教人孝弟，已拈破此局矣，况又鹅湖之唾余乎？至于李材止修之说，益迂且腐矣。夫道学空言，不足凭也；要看真儒，须观作用。新建抗疏定乱，信文武之兼材；然当献俘金陵之际，为江彬所排陷，进退去就，一刀可以割断，而濡滞忍耻，夜对池水，欲吊汨罗，何无决也？名与身孰轻？当时抗雷霆，窜岭海，间关万里不死，而死于功成之后，岂所谓重若鸿毛，轻若泰山者？公固未之熟思耶？此其地位尚未及告子、孟施舍，而何孔、孟之有也？至于李材邀功缅甸，杀无辜以要爵赏，身窜闽海，扬扬自得，此华士少正卯之流，视新建又不知隔几尘矣！
古者，天子五载一巡守，周于四岳；今一巡幸，而所过郡邑，嚣然骚动矣。古者，诸侯王三载一朝觐，络绎不绝，今一封藩，而舟航傅置，疲于供命矣。盖古者不独上之节省，其仪从有限，亦且下之富饶，其物力可供；今则千
译江陵（张居正）办事虽然过于严厉苛刻，但实际上也有让人痛快满意的地方。比如淘汰生员，废除书院，裁减郡县，去除各种冗员，就是如此。至于任职时间稍长令人感到困苦，各地守令禁止勘合通行，使得行旅之人受苦，因此人们大多怨恨他。至于他结交冯保以收回宦官的权柄，在北方任用戚继光使得敌虏不敢窥探边塞，在南方任用谭纶使得倭寇全部降服，他的才智英明果决，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从前张乖崖说众人千言万语说不尽，寇准一句话就说尽了，江陵就有这种才能。而他最后骄奢纵恣，导致家族覆灭，这也是不学习、没有谋略的过错啊。
江陵请假治丧，从京城到他的家乡四千多里，沿途填平沟壑、砍伐树木，道路宽窄一致，所到之处厨房传舍排列的灶台数以千计，外藩的大官，远远望见车尘就迎拜，道路上接连不断，只有我们郡的郑云蓥担任河南巡抚，礼节上没有丝毫增加。等到江陵到达楚地，楚地的巡抚到来，披上丧服，代替孝子，守在草庐旁，江陵非常高兴，不到一年，这位巡抚就升任楚地总督，而郑云蓥却被弹劾归乡了。当时先父在吉王府做官。听说各藩王有赠送千金的人，先父坚持认为不可以，极力阻止。江陵愤怒，唆使观察使赵思诚弹劾他，先父听说后，立即辞官回乡。后来担任楚地总督的，是江陵的至亲，仍然因为擅自离职，被参奏致仕。大概当时的风气旨意，真是可怕极了！
唐玄宗会昌年间的投龙文，自称“承道继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上真人”；宋徽宗群臣上尊号，为“玉京金阙、七宝元台、紫微上宫、灵宝至真、玉宸明皇天道君”；他们上奏的青词，自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师都天教主”。唉，没有比天子更尊贵的了，百神都接受他的号令，他却反而委屈万乘之尊的称号，顺从道士的头衔，不也是儿戏狂惑到了极点吗？其后会昌年间变故发生在内帷，而宣和年间宋徽宗也身死沙漠，九天的道教，怎么感应竟然如此微弱呢？
古今信奉佛教的君主，没有比梁武帝、唐懿宗更甚的；信奉道教的君主，没有比唐武宗、宋徽宗更甚的；追求仙道的君主，没有比秦始皇、汉武帝更甚的。然而大则破国丧身，小也虚耗海内财富，只有崇尚儒学、重视大道的君主，才能安富尊荣，四海安宁。而世上的君主，往往不以此易彼，为什么呢？唉，不论君主，即使是士君子读六经传注，以此考取科举功名，而后来，不也有非毁先儒，倾心于释、老的人吗？背离根本是不祥的，违背古制是不智的，这是名教的罪人啊。
现在的做官的人，担任郡县官，就假借条陈议论来满足自己的贪婪，担任京官就假借建言来掩饰自己的短处，居住在乡里就假借道学来施行自己的私欲，举世没有学术、事功，这三者败坏了他们。所以爱护百姓的实政，是循吏良吏的上乘做法；随分尽职，是省曹官员的美德规范；修身齐家，不言而化，是山林高士的标杆。总之，圣人一句话概括了，说：“安守本分而行，不羡慕外物。”
我每次看到郡县官吏禁止约束的文告布满郊野，条陈利弊的议论连篇累牍，似乎自以为有伯夷的清高，龚遂、黄霸的才能，却不知道大贪、大拙的人，潜伏在其中。友人王百谷有话说：“厨师笨拙的就调料多，工匠笨拙的就箍钉多，官员笨拙的就文告多。”这话意味深长啊。
台谏官言事，自有职责，但近来纷纷嚣嚣，往复争论，求胜不止，可惜这白简，不用于饮酒，却用于聚讼。其他省寺越位而言，似乎侵犯官职了，但言论得当，越位有什么伤害？像杨忠愍、海忠介以及近时的邹尔瞻吏部与赵、吴诸太史，谁有议论他们的？一两个名誉不显，见识浅陋，或者平时行为多瑕疵，居官滋生污秽，却效颦建白，拾人牙慧，或者窃取批鳞之名以在家乡逞强，或者攻击必救之势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人们看待他们，如同看见肺肝，又有什么益处呢？
新建（王阳明）良知之说，自谓是千古不传的秘奥，但《孟子》谆谆教导人孝悌，已经揭破这个局了，何况又是鹅湖之会的唾余呢？至于李材止修之说，更加迂腐了。夫道学空言，不足凭信；要看真儒，须观其作用。新建抗疏定乱，信是文武兼材；但当献俘金陵之际，被江彬排陷，进退去就，一刀可以割断，却濡滞忍耻，夜对池水，想投汨罗江，怎么没有决断呢？名与身哪个轻？当时抗雷霆之怒，窜岭海之间，间关万里不死，却死于功成之后，难道所谓重若鸿毛，轻若泰山吗？公固未之熟思耶？这地位尚未及告子、孟施舍，哪里谈得上孔、孟呢？至于李材邀功缅甸，杀无辜以要爵赏，身窜闽海，扬扬自得，这是华士、少正卯一流，视新建又不知隔几尘了！
古时候，天子五年一次巡守，遍行四岳；现在一次巡幸，所过郡邑，嚣然骚动了。古时候，诸侯王三年一次朝觐，络绎不绝，现在一封藩王，舟航傅置，疲于供命了。大概古时候不仅上面的节省，仪从有限，而且下面的富饶，物力可供；现在则千
乘万骑，征求无艺，而尺布斗粟，无非派之丁田者。至于供亿之侈靡，中涓之需索，日异而岁不同，十年之间，已不啻倍蓰矣。自此以往，安所穷极？故天子之不巡守也，侯王之不朝见也，亦时势使然也。
译率领着上万骑兵，征收赋税没有节制，哪怕是一尺布、一斗粟，无不从百姓的田地里强行摊派。至于供给的奢侈浪费，宦官的勒索索取，每日每月都在变化，十年之间，已经不止增加了几倍。照这样下去，哪里是尽头呢？所以天子不再出巡守土，诸侯王不再进京朝见，也是时势造成的必然结果。
今上大婚，所费十万有奇，而皇太子婚礼遂至二十万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万有奇。潞藩之建费四十万有奇，而近日福藩遂至六十万有奇。潞藩之出，用舟五百余，而福藩舟遂至千二百余。此皆目前至近之事，而不同若此。潞藩庄田四万顷，徵租亦四万，一亩一分，皆荒田也。福藩比例四万顷，而每亩徵租三分，则十二万矣。夫民之穷，日甚一日，而用之费，亦日甚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
今人以拜官为除官。沈存中《笔谈》云：“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亦谓以新易旧之义。而阶亦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意也。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缪，而其威灵感应，载诸传记及耳目所见闻者，皆灼有的据，非幻也。如福宁州倭乱之先，神像自动，三日乃止，友人张叔▯亲见之。万历间，吾郡演武场新神像一，匠者足踏其顶，出▯亵语，无何，僵仆而死，则余少时亲见之。江右张观察尧文上计至桃源病革，移入王祠中，其兄日夜哀祷，经七日复苏，亲见神摄其魂以还。张君言之历历，如在目前者，亦异矣。王生时辅偏安之蜀，功业不遂，身死人手，而没后英气乃亘千载而不磨若此，此其故有不可知者。若以为忠义正气致然，则古今如王比者，未尝无人也。或谓神能御灾捍患，则帝纪其功而迁其秩，神功愈著则威望愈崇，亦犹人世之迁转耳。然王自唐以前，未之有闻，迨宋以盐池一事，遂著灵异。且张道陵于汉季为黄巾妖贼，王以破黄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听天师号令，使其伪耶？则当显﹃之，使其真耶？吾未见道陵之贤于王也，此益不可解者也。
余尝谓云长虽忠勇有余，而功业不卒，视之吕蒙智谋，其不敌也，明矣。而万世之下，英灵显赫，日月争光，彼曹操、孙权皆不知作何状，而王独庙食千载，代崇褒祀，是天固不以成败论人也。而人顾有以一败没全功，以一眚掩大节者，独何心哉？使今人生子，必愿其为阿蒙，不为云长，而幕府上功必以失陷荆州为千古之罪案矣。故今之人，皆逆天者也。
唐以前，崇奉朱虚侯刘章，家祠户祷，若今之关王云。然自壮缪兴而朱虚之神又安之也。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岂神佛之中亦有遭遇而行世者耶？抑神道设教或相禅而兴也？
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观音大士，慈悲众生，百方度世，亦犹《孟子》之与孔子也。大士变相无常，而妆塑图绘，多作女人相，非矣。既谓大士，岂得为女？既谓成佛，则男女之相俱无矣。盖有相则有情识淫想故也。
大士变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为多，亦有《白衣观音经》，云专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经《大藏》所不载，不知其起何时也。余按《辽志》有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鸟兽皆白，人不敢犯，则其奉祀从来也。
真武即玄武也，与朱雀、青龙、白虎为四方之神，宋避讳，改为真武。后因掘地得龟蛇，遂建庙以镇北方，至今香火殆遍天下，而朱雀等神，绝无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晓。
刘昌诗《芦浦笔记》载草鞋大王事，甚可笑。初因一人桂草屦于树枝，后来者效之，累累千百，好事者戏题曰《草鞋大王》，以后遂为立祠，大著灵异。其人复过，怪而叩之，则老铺兵死而为鬼，凭于是也。大凡妖由人兴，人崇信之，即本神未必降，而它鬼亦得凭藉之矣。故村谷荒祠，不可谓无鬼神也。
今佛寺中尚有清净谨严者，其供佛像，一饭一水而已，无酒果之献，无楮陌之焚，无祈祷报赛之事，此正礼也。至观音祠，则近秽杂矣，盖愚民徼福者多，求则必祷，得则必谢，冥楮酒果，相望不绝，不知空门中安所事此？良可笑也。然犹斋素也，其他神祠
译如今皇上大婚，花费十万多两，而皇太子的婚礼竟然达到二十万多两，福王府的婚礼竟然达到三十万多两。潞王府的建置费用四十万多两，而近日福王府竟然达到六十万多两。潞王府出宫，用船五百多艘，而福王府用船竟然达到一千二百多艘。这些都是眼前极近的事情，却如此不同。潞王府庄田四万顷，征收租税也是四万，每亩一分，都是荒田。福王府按比例也是四万顷，而每亩征收租税三分，那就是一十二万了。百姓的贫困，一天比一天严重，而用度的花费，也一天比一天严重，公私怎能不困窘呢？
如今人们把拜官当作除官。沈存中《笔谈》说：“用新的替换旧的叫除。”比如新旧年交替，叫做岁除；《易经》：“修整兵器，防备意外，”也是用新的替换旧的意思。而官阶也叫除，是从下往上，也有更易的意思。
如今天下神祠香火最盛的莫过于关壮缪，而他的威灵感应，记载在传记以及耳目所见闻的，都有确凿的依据，不是虚幻的。比如福宁州倭乱之前，神像自动，三天才停止，友人张叔〇亲眼所见。万历年间，我们郡县演武场新塑一尊神像，工匠脚踏其头顶，说出亵渎的话，不久，僵倒而死，这是我年轻时亲眼所见的。江西张观察尧文上计到桃源病危，移入王祠中，他哥哥日夜哀祷，经过七天复苏，亲眼见到神摄其魂归还。张君说得历历在目，如在眼前，也很奇异。王生前辅佐偏安的蜀国，功业未成，身死人手，而死后英气却贯穿千载而不磨灭如此，这其中的缘故有不可知的。如果认为是忠义正气导致这样，那么古今像王这样的人，未曾没有。有人说神能抵御灾害祸患，那么帝王记录其功劳而提升其品级，神功越显著则威望越崇高，也如同人世的升迁转任一样。然而王自唐以前，未曾听说，等到宋朝因为盐池一事，才显著灵异。而且张道陵在汉末是黄巾妖贼，王因为破黄巾起家，而在冥冥之中，又听从天师号令，如果他是假的，那么应当显灵制止他，如果他是真的，我没见道陵比王贤德，这更加不可解了。
我曾说云长虽然忠勇有余，而功业未成，与吕蒙的智谋相比，他不如吕蒙，很明显了。而万世之后，英灵显赫，与日月争光，那些曹操、孙权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而王独自享受千载庙食，代代推崇褒祀，这是上天本来不以成败论人。而人却有人因为一次失败就抹杀全部功劳，因为一次过失就掩盖大节，这是什么心思呢？如果如今人生子，一定希望他成为阿蒙，不成为云长，而幕府上报功劳一定以失陷荆州为千古罪案了。所以如今的人，都是逆天的人。
唐以前，崇奉朱虚侯刘章，家家祠堂户户祈祷，像如今的关王一样。然而自从壮缪兴起，朱虚的神又在哪里呢？如今世人所崇奉的正神还有观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这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当，偏远荒谷，无不祭祀祈祷的。凡是妇人女子，跟她们说周公、孔夫子，或许未必知道，而敬信四神，没有敢心里非议巷议的，行将和天地一样悠久。难道神佛之中也有遭遇而行世的吗？还是神道设教或许相继兴起呢？
佛教的教义，一味空寂而已，只有观音大士，慈悲众生，百般度世，也如同《孟子》与孔子的关系。大士变相无常，而妆塑图绘，多作女人相，不对。既然称为大士，怎能是女人？既然称为成佛，那么男女之相都没有了。大概因为有相就有情识淫想的原因。
大士变相不一，而世人所崇奉的，白衣为多，也有《白衣观音经》，说专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经《大藏》所不载，不知其起于何时。我查《辽志》有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大概是白衣观音所居。其山鸟兽皆白，人不敢侵犯，那么其奉祀由来已久。
真武即玄武，与朱雀、青龙、白虎为四方之神，宋朝避讳，改为真武。后来因为掘地得到龟蛇，于是建庙以镇北方，至今香火几乎遍布天下，而朱雀等神，绝无崇奉的，这道理不可晓。
刘昌诗《芦浦笔记》记载草鞋大王事，很可笑。起初因为一人把草鞋挂在树枝上，后来的人效仿，堆积千百，好事者戏题曰《草鞋大王》，以后于是立祠，大显灵异。那人再次经过，奇怪而询问，则是老铺兵死而为鬼，凭附于此。大凡妖由人兴，人崇信之，即使本神未必降临，而其他鬼也能凭藉了。所以村谷荒祠，不能说没有鬼神。
如今佛寺中还有清净谨严的，他们供奉佛像，一饭一水而已，没有酒果的献祭，没有楮陌的焚烧，没有祈祷报赛之事，这正是礼。至于观音祠，则接近秽杂了，大概愚民求福的多，求则必祷，得则必谢，冥楮酒果，相望不绝，不知道空门中安所事此？很可笑。然而还斋素，其他神祠
，则牲醪脯糗，烂然充庭，计所宰杀物命，不计其数，不知神之聪明正直亦恻然动念而呕哕之否耶？
译那么，牺牲、酒浆、干肉、干粮等祭品，灿烂地堆满庭院，计算所宰杀的物命，不计其数，不知道神明那聪明正直之心，是否也会怜悯地触动念头而感到恶心呕吐呢？
江河之神多祀萧公、晏公，此皆著威灵，应受朝廷敕封者。萧抚州人也，生有道术，没而为神。”闽中有拿公庙，不知所出。金陵有宗舍人，相传太祖战鄱阳时，一棕缆也，鬼凭之耳。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龙四大王。南方海上则祀天妃云。其它淫祠，固不可胜数也。
天妃，海神也。其谓之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今祀之者，多作女人像貌，此与祠观音大士者，相同习而不觉其非也。至于杜子美、陈子昂皆以拾遗讹为十姨，俨然妇人冠帔，不尤堪捧腹耶？一云：“天妃是莆田林氏女，生而灵异，知人祸福，故没而为神。”余考林氏生宋哲宗时，而海之有神则自古已然，岂至元▯后而始有耶？姑笔之以存疑。
罗源、长乐皆有临水夫人庙，云夫人，天妃之妹也。海上诸舶，祠之甚虔，然亦近于淫矣。大凡吾郡人尚鬼而好巫章，醮无虚日，至于妇女，祈嗣保胎，及子长成，祈赛以百数，其所祷诸神亦皆里妪村媒之属，而强附以姓名，尤大可笑也。
男子之钱财，不用之济贫乏，而用之奉权贵者多矣。妇女之钱财，不用之结亲友，而用之媚鬼神者多矣。然患难困厄，权贵不能扶也；疾病死亡，鬼神不能救也，则亦何益之有哉？
箕仙之卜，不知起于何时，自唐、宋以来，即有紫姑之说矣。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师，即士人亦或能之。大率其初皆本于游戏幻惑以欺俗人，而行之既久，似亦有物凭焉，盖游鬼因而附之，吉凶祸福，间有奇中，即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友人郑翰卿最工此戏。万历庚寅、辛卯间，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圣甚严，郑知其妄也，乃诈箕降言：“陈真君奉上帝敕命，专管瘟部诸神。”令即立庙于五圣之侧。不时有文书下城隍及五圣。愚民翕然崇奉，请卜无虚日。适闽狱失囚，召箕书曰：“天纲固难漏，人寰安可逃？石牛逢铁马，此地可寻牢。”无何，果于石牛驿铁马铺中得之。名遂大噪，远近祈禳云集。时有同事数人，皆余友也，余笑问之，诸君亦自诧，不知其何以中也。洎数年，诸君倦于应酬，术渐不灵矣。然里中儿至今不知其伪也。
新安诸生，同塾中，有学召箕者，于塾中作之。有顷鬼至，问休咎毕，而不得发遣之符，鬼不肯去。问之，曰：“我游鬼也，为某处城隍送书，适君中途见召。今不得符验，何以得归？”诸生无如之何。鬼日夜哀啸溷嬲，同学者皆惊散，逾月余，一道人善符录，为书一道焚之始去。世间鬼神之事未尝无也。
世传箕诗亦极有佳者，想是才鬼附之，不然，作者伪也。余在东郡功曹，有能召吕仙者，名籍甚。余托令代卜数事，既至，读其诗，不成章，笑曰：“岂有吕纯阳而不能诗者乎？”它日又以事卜，则笔久不下，扣之，徐书曰：“渠笑我诗不佳。”然此鬼能知余之笑彼，而终不能作一佳诗相赠。且后来之事亦不甚验。始知俗鬼所为，而乃托之吕先生，吕何不幸哉！
人平日能不杀生，亦是佳事。一切果报，姑置勿论，但生动游戏，一旦毙之刀俎，自所不忍。今人爱惜花卉者，偶被摧折，犹懊恼竟日，况血气之伦乎？但处世有许多交际，力未能继，且肉食已久，性有不报耳。平时居家，当禁其大者。如牛所不必言，羊豕之属，市之可也；鸡鸭之类，祭祀燕享，付之庖厨可也。自奉疾病之外，不复特杀，亦惜福之一端也。
已既戒杀，则于子孙家人当以义理晓谕之，使之帖然信从，不必专言报应，反启人不信之端矣。余尝见新安一富室戒特杀，而三牲之奉，朝夕不绝，责家人市已杀者，家人私豢养之，临期杀以应命，而利其腹中所有。又见吾郡一友人佞佛最笃，杀禁甚严，而子侄鹅鸭成群，肉食自若，宰杀皆绞其颈，使不闻声，其为冤苦，甚于刀俎，傍观者莫不窃笑，而二人终不悟也。又有巨室子弟，居亲之丧，饮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吝于用财，灵几之前，果菜而已。此又名教之罪人也。
祀先燕客，无不杀牲之理，即受地狱之报
译江河之神大多祭祀萧公、晏公，这都是显赫威灵、应当受到朝廷敕封的神祇。萧公是抚州人，生前有道术，死后成为神。闽中有拿公庙，不知其来历。金陵有宗舍人，相传太祖在鄱阳湖作战时，他只是一条棕缆，是鬼魂依附罢了。北方河道多祭祀真武及金龙四大王。南方海上则祭祀天妃。其他的淫祀，本来就不胜枚举。
天妃是海神。称她为妃，是说她的功德可以配享上天罢了。现在祭祀她的人，大多塑造成女人的形象，这与祭祀观音大士一样，是习惯成自然，不觉其错误。至于杜甫、陈子昂都被讹传为“十姨”，俨然戴着妇人的冠帔，不是更让人捧腹大笑吗？又有一种说法：“天妃是莆田林氏的女儿，生来灵异，能预知人的祸福，所以死后成为神。”我考证林氏生于宋哲宗时期，而海上有神自古已然，难道到了元代以后才开始有吗？暂且记录下来以存疑。
罗源、长乐都有临水夫人庙，说夫人是天妃的妹妹。海上的船只，祭祀她非常虔诚，但也近乎淫祀了。大凡我们郡里的人崇尚鬼神而喜好巫术，斋醮没有一天停歇，至于妇女，求子保胎，以及孩子长大后，祈求还愿数以百计，她们所祈祷的神也都是乡间老妪、村中媒婆之类，却强行附上姓名，尤其可笑。
男子的钱财，不用于救济贫乏，而用于奉承权贵的很多。妇女的钱财，不用于结交亲友，而用于媚奉鬼神的很多。然而遭遇患难困厄，权贵不能扶持；疾病死亡，鬼神不能拯救，那又有什么益处呢？
扶乩占卜，不知起源于何时，自唐宋以来，就有紫姑的说法了。现在用箕筊召仙的，乡间巫婆俗师，即使是读书人有时也能做到。大抵起初都是本于游戏幻惑来欺骗俗人，而行之既久，似乎也有物依附，大概是游荡的鬼魂趁机依附，吉凶祸福，偶尔有奇中，即使是作者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的朋友郑翰卿最擅长此戏。万历庚寅、辛卯年间，我们郡里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圣非常严格，郑知道这是妄诞，于是假装扶乩降言：“陈真君奉上帝敕命，专管瘟部诸神。”命令立即在五圣旁边立庙。不时有文书下达城隍及五圣。愚民一致崇奉，求卜没有一天停歇。恰逢闽地监狱丢失囚犯，召乩书写说：“天纲固然难漏，人寰安可逃脱？石牛逢铁马，此地可寻牢。”不久，果然在石牛驿铁马铺中找到了他。名声于是大噪，远近祈禳的人云集。当时有几个同事，都是我的朋友，我笑着问他们，各位也自己诧异，不知道他为什么能中。等到几年后，各位厌倦了应酬，法术渐渐不灵了。然而乡里的孩子至今不知道那是假的。
新安的几个书生，在同塾中，有学习召乩的，在塾中做这件事。过了一会儿鬼来了，问完吉凶，却得不到发遣的符咒，鬼不肯离去。问他，说：“我是游鬼，为某处城隍送信，恰好被你们中途召来。现在得不到符验，怎么回去？”书生无可奈何。鬼日夜哀啸搅扰，同学都被惊吓散去，过了一个多月，一个道士擅长符录，写了一道符焚毁后才离去。世间的鬼神之事并非没有。
世人传说扶乩诗也有极佳的，想是才鬼依附，不然，就是作者伪造。我在东郡任功曹时，有能召吕仙的人，名气很大。我托他代卜几件事，到了之后，读他的诗，不成章句，笑着说：“哪有吕纯阳不能作诗的呢？”另一天又因事占卜，则笔久不落下，敲击它，慢慢写道：“他笑我诗不佳。”然而这鬼能知道我在笑他，却终究不能作一首好诗相赠。而且后来的事也不很灵验。才知道是俗鬼所为，却托名吕先生，吕先生真不幸啊！
人平日能不杀生，也是好事。一切果报，暂且不论，只是活蹦乱跳的游戏之物，一旦死于刀俎之下，自然不忍心。现在人爱惜花卉，偶尔被摧折，还懊恼一整天，何况是有血气的生灵呢？但处世有许多交际，力量未能延续，而且肉食已久，本性有所不忍。平时居家，应当禁止大的杀生。如牛自不必说，羊猪之类，在市场上买现成的可以；鸡鸭之类，祭祀宴享，交给厨房可以。除了自己奉养和疾病之外，不再特意杀生，也是惜福的一个方面。
自己既然戒杀，那么对子孙家人应当用义理晓谕他们，使他们顺从信服，不必专讲报应，反而开启人不相信的端绪。我曾见新安一个富室戒除特意杀生，而三牲的供奉，朝夕不绝，责令家人买已杀的肉，家人私下豢养，临期杀来应付命令，而贪图其腹中所有。又见我们郡里一个友人佞佛最笃，杀禁很严，而子侄鹅鸭成群，吃肉如常，宰杀都绞其颈，使不闻声，其冤苦，甚于刀俎，旁观者无不窃笑，而二人终不醒悟。又有大户子弟，居亲之丧，饮酒食肉如常，而祭祀之日，吝于用财，灵几之前，只有果菜而已。这也是名教的罪人。
祭祀祖先宴客，无不杀牲的道理，即使受地狱之报
佛教，吾儒之所辟，然有不必辟者，戒杀是也。但佛家戒杀，为轮回计，吾之戒杀，则不忍其死于非命而已。至于牛，则有功于人甚大，杀之与杀良将何异？三代之际，天子无故不杀牛，诸侯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此戒杀之说非始释氏也。今之羊豕无故而杀者多矣。至于牛以天子之所禁，而庶人日杀之，可乎？力未能尽去，去其甚者可矣。
古人之戒杀，仁也；释氏之戒杀，惧也；今人之戒杀，悭也；己不杀而食人之杀者，又可笑也。
地狱之说，所以警愚民也，今晋绅士君子亦谈之矣，然谈之者多，而知避之者何少也？国家设律，原以防民，今匹夫盗一钚，以上吏执而问之，贪官苞苴千万捆载以归，而人不问也。故惧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皆君子也。但不知阴中之法，亦如阳间纲漏吞舟否耳？
人之才气，须及时用之，过时而不用则衰矣。如苏长公少时多少聪明，文章议论，纵横飞动，意不可一世，屡经摧折，贬窜下狱，流离困苦，至不能自保其身；故其暮年议论，慈悲可怜，如竹虱鸡卵，亦称佛子，食数蛤蟹，即便忏悔，向来勃勃英气，消磨安在？须知人要脚跟牢践实地，则生死之念，不入其胸中。此公学力地位视韩、欧二公尚不无少逊耶？盖韩、欧入门，从吾儒来；而苏公入门，从诸子百家来也。
阴德必有报，此自世人俗语。然为报而后行阴德，其为德浅矣。昔人谓阴德如耳鸣，人不知而己独知之，谓阴德。余谓亦非必全活物命，而后谓之阴德，即行一善事，出一善言，皆是也，亦皆有报。《书》曰：“惠迪吉，从逆凶。”如李广杀降不侯，自是道理上不该杀于定国，全活人多，大其门闾，自是应得全活。不然，纵贼为民害，亦可谓阴德乎？大凡有利于人，及理所当为者，孳孳为之，皆德也，不必计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后之有报否也。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有生必有死。生何足喜，死何足惧？即死而有报应，不过善恶两途。善自可为，恶自不可为，何必计较报应？譬如奸盗诈伪，即律所不禁，良民不为也。惧死而修生，惑矣；惧来生而修今生，益惑矣。
使今世之富贵贫贱皆由前生之修否乎？则富贵而骄侈淫虐，怙权乱政者，比比而是，前生之修，何遽堕落至是也？贫贱之士，修身，立名，不朽于后世者，多矣。其所得与一时富贵孰多？前生不修，能致是乎？夫士贵自立，即今生之富贵贫贱，不必论也。而况又追求之前生，又希望来生之富贵，其志识卑陋，亦可哀矣！
屠仪部隆苦谈前生之说，一日，集余吴山署中，与黄白仲辩论往复，遂至夜分。然二君皆非真有见解者，不过死生念重，惧来生之堕落，姑妄言以欺人耳。然惑之既久，遂至自欺矣。夫前生既不能记忆，后生又不可预期，姑就今生百年之中，能修得到无人非、无鬼责地位亦足矣。二君定识既浅，爱根甚重，一切贪嗔、邪淫、妄语等禁，彼皆犯之，今生已不胜罪过矣，何论前后世哉！
尝爱赵子昂有题圆泽三生公案诗，云：“川上清风非有着，松间明月本无尘。不知二子缘何事，苦恋前身与后身？”此千古以来第一议论也，惜不为屠、黄二君诵之。
老氏三宝，不过退一步法，《易》经曰：：“日中则昃，月中则亏；圣人处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释氏则色想爱识，一切不留，此虽不言来生，而已隐然为后来地矣。譬之树果，今岁结实太盛，明岁必无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饱，明日必伤食。此理之常，无足怪者。盈虚消息之理，即天地不能违也，而况于人乎？
人有死而为阎罗王者，如韩擒虎、蔡襄、范仲淹、韩琦等，皆屡见传记。而近日如海瑞、赵用贤、林俊，皆有人于冥间见之。人鬼一理，或不诬之。刘聪为遮须国王，寇准为浮提王，亦此类耳。
《太平广记》载：“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为狐所魅，延术士治之。有高氏子为之医治。居数日，又有王生至，见高曰：‘此亦狐也。’少选
译佛教，是我们儒家所排斥的，然而有不必排斥的地方，那就是戒杀。只是佛家戒杀，是为了轮回的打算；我们戒杀，则只是不忍心它们死于非命罢了。至于牛，对人的功劳非常大，杀牛与杀良将有什么不同呢？在三代时期，天子没有缘故不杀牛，诸侯没有缘故不杀羊，士人没有缘故不杀狗猪，这戒杀的说法并非始于佛教。如今没有缘故而杀羊猪的很多了。至于牛，既然是天子所禁止杀的，而百姓却天天杀，可以吗？力量不能做到完全禁止，去掉那些过分严重的就可以了。
古人戒杀，是出于仁爱；佛教戒杀，是出于恐惧；今人戒杀，是出于吝啬；自己不杀却吃别人杀的肉，更是可笑。
地狱的说法，是用来警戒愚民的，如今晋地的绅士君子也谈论它了，然而谈论它的人多，而知道避开它的人为什么这么少呢？国家设立法律，原本是为了防范百姓，如今平民偷一块钱，上级官吏就抓来审问；贪官受贿千万，捆载回家，而人们却不追究。所以害怕法律的都是愚民，而触犯法律的却是君子。只是不知道阴间的法律，是否也像阳间那样网漏吞舟呢？
人的才气，必须及时使用，过了时机不使用就会衰退了。比如苏东坡年轻时多么聪明，文章议论，纵横飞动，意气不可一世，多次遭受挫折，被贬谪流放甚至下狱，流离困苦，以至于不能保全自身；所以他晚年的议论，慈悲可怜，像竹虱鸡卵那样微小，也称自己为佛子，吃几只蛤蟹，就立刻忏悔，向来勃勃的英气，消磨到哪里去了？要知道人要脚踏实地，那么生死的念头，就不会进入他的心中。这位先生的学问和地位，比起韩愈、欧阳修两位先生，难道还稍有逊色吗？因为韩、欧入门，是从儒家来的；而苏公入门，是从诸子百家来的。
阴德必有回报，这是世人的俗语。然而为了回报而行阴德，那他的德行就浅薄了。前人曾说阴德像耳鸣，别人不知道而只有自己知道，称之为阴德。我认为也不必一定要完全活物命，才称之为阴德，即使做一件善事，说出一句善言，都是阴德，也都会有回报。《尚书》说：“顺从正道吉祥，顺从逆道凶险。”像李广杀降卒所以没有封侯，从道理上讲本来就不该杀；于定国保全活人多，所以扩大他的门第，自然是应该保全活人的。不然，放纵贼人危害百姓，也可以说是阴德吗？大凡有利于人，以及理所应当做的事，勤勉地去做，都是德行，不必计较别人是否知道，也不必指望以后是否有回报。
古人说：“死生也是大事了。”然而有生必有死。生有什么值得欢喜，死有什么值得恐惧？即使死后有报应，也不过是善恶两条路。善自然可以做，恶自然不可以做，何必计较报应？比如奸盗诈伪，即使法律不禁止，良民也不做。害怕死亡而修养今生，是糊涂的；害怕来生而修养今生，更是糊涂了。
假如今世的富贵贫贱都是由前生的修养决定的吗？那么富贵而骄奢淫逸、仗权乱政的人，比比皆是，前生的修养，怎么就堕落到了这种地步呢？贫贱的士人，修身立德，名垂后世而不朽的，很多。他们的所得与一时的富贵相比，哪个更多？前生不修养，能达到这种地步吗？士人贵在自立，即使今生的富贵贫贱，也不必论及。何况又去追求前生，又希望来生的富贵，他们的志向见识卑劣浅陋，也可哀怜了！
屠仪部隆苦谈前生的说法，一天，在吴山署中召集我，与黄白仲辩论往复，直到深夜。然而两位先生都不是真有见解的人，不过是生死念头重，害怕来生的堕落，姑且胡说八道来欺骗别人罢了。然而迷惑久了，以至于自我欺骗了。前生既然不能记忆，后生又不可预期，姑且在这百年的一生中，能修养到无人非议、无鬼责难的地步也就足够了。两位先生见识浅薄，爱欲之根很深，一切贪嗔、邪淫、妄语等禁忌，他们都犯了，今生已经罪过难当了，还谈什么前后世呢！
曾经喜爱赵子昂题圆泽三生公案的诗，说：“川上清风非有着，松间明月本无尘。不知二子缘何事，苦恋前身与后身？”这是千古以来第一等的议论，可惜没有给屠、黄两位先生诵读。
老子的三宝，不过是退一步的方法，《易经》说：“太阳到了中午就会偏斜，月亮到了满月就会亏损；圣人处世，也是退一步的方法。至于佛教，则色想爱识，一切不留，这虽然不谈论来生，却已经隐约为后来留下了余地。比如树结果，今年结果太盛，明年必定没有生机；比如日常饮食，今天吃得太饱，明天必定伤食。这是常理，不足为怪。盈虚消长的道理，即使天地也不能违背，何况是人呢？
有人死后成为阎罗王，如韩擒虎、蔡襄、范仲淹、韩琦等，都多次见于传记。而近日如海瑞、赵用贤、林俊，都有人在冥间见到他们。人鬼同理，或许不假。刘聪成为遮须国王，寇准成为浮提王，也是这类情况。
《太平广记》记载：“贞元年间，江陵少尹裴君有个儿子，被狐狸迷惑，请术士治疗。有高氏子弟为他医治。住了几天，又有王生到来，见到高氏说：‘这也是狐狸。’过了一会儿
，又有道士来，见二人曰：‘此皆狐也。’闭户相殴击，垂死，则道士亦狐也。裴皆杀之，而子差。”，此寓言耳。今人有一事，而言者指之为私；俄有救者，又指言者为私；而旁观者，又谓言者救者之皆私；及事定局结，则旁观者亦私也。近来三五年间，此弊为最多也。
译又有一位道士前来，看见这两个人说：“这两个都是狐狸。”于是关上门互相殴打，打得几乎死去，原来那道士也是狐狸。裴均把他们全都杀了，而儿子却侥幸活了下来。”这不过是一则寓言罢了。如今人们遇到一件事，说话的人被指责为徇私；不久有人来辩解，又被指责为徇私；而旁观的人，又说说话的人和辩解的人都徇私；等到事情尘埃落定，那旁观的人也被认为是徇私了。近三五年间，这种弊病最为严重。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夫朋党之分，若果一正一邪，易辨也，亦易去也，如宋元▯、绍圣之党是也。正之中有邪，邪之中有正，其初起于意见之不同，而其势成于羽翼之相激，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小人，难辨也，亦难去也，如唐牛、李之党是也。李诚胜牛，然李不纯君子，而李之党不尽君子；牛不纯小人，而牛之党不尽小人。此其辨别去取，上圣犹或难之，而况唐之庸主乎？然则调停之说是与？曰真知其中之各是各非，而去取之可也；漫无可否，而两存之，适足以滋乱耳，是子莫之执中也。
执中无权，此语切中今人调停之病。夫使党而果一正一邪，则明别黑白，若爱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为中也。使党各有邪正，不能尽用一偏，亦当酌而察之，如乌喙参木，择其轻重，而适其所宜。若徒调停执中，一半参▯，一半乌喙，有不杀人者乎？噫，谋国者不宜爱中立不倚之虚名，而受首鼠两端之实祸也。
元冯梦弼乘驿向八蕃，驿吏告以天晚，马绊在江上，不可行。冯不听，果遇怪物，如屋拜之而灭，腥浪袭人。马绊者，马黄精也，遇之辄为所啖。今南方常讹传有马骝精，得食人，及史书所载签母鬼者，想皆此类。但多讹言耳，未有亲见之者也。宋宣和间，黑眚见于宫禁中，此自是亡国之徵。人家屋宅亦时有狐魅出入者。大约妖由人兴，门衰祚薄，则邪乘之矣。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魈，鬼魅之事不可谓无也。余同年之父，安丘马大中丞巡按浙、直时，为狐所惑，万方禁之，不可得，日就▯瘵，竟谢病归。魅亦相随，渡淮而北，则不复至矣。山魈，闽、广多有之，据人屋宅，淫人妇女。盖《夷坚志》所载：“木客之妖者，当其作祟之时，百计不能驱禳；及其久也，忽然而去，不待驱之。”盖妖气亦有时而尽故耳。
国之祸常起于开边，家之祸常起于厚积，身之祸常起于服饵：三者皆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息起居，常至九分而止。”余谓九分亦已过矣，若留有余以还造化，享不尽以遗子孙，即半取之，何害？《保婴论》云：“若要小儿安，须带三分饥与寒。此格言也，终身守之可也。
临沮邓差家累巨万，而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不相识，邀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讶而问之。客曰：“人生在世，止为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复进甘味乎？终不如临沮邓生，平生不用，为守钱奴耳。”差默然，归家，宰鹅而食，方一动箸，骨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贫贱自甘，犹可言也。积而不散，愚惑甚矣。盖苞苴科敛，得之不以其道，使复知享用，是天助其为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非不幸也。
节俭与悭吝，原是二种。今世之悭者，动托于俭矣。汉文帝衣不曳地，露台惜百金之产，至于百姓租税，动辄蠲免，此真俭也。今之俭者，急于聚敛，入而不出，广市田宅以遗子孙，至于应酬交际，草恶酸啬，此直贪而鄙耳，何名为俭？《孟子》曰：“俭者不夺人。”今以夺人为俭者多矣。
官至九卿，俸禄自厚，即安居肉食，有千金之产，原不为过，盖不必强取之民，而国家养廉之资，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岁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糊口之外，自有赢余，何至敝车羸马悬鹑蔬粝，而后为廉吏也？至于大臣则愈厚矣。《论语》称季氏富于周公，可见周公当时亦富。诸葛武侯身殁之后，亦有桑八百株，田数十顷。古之人不贪财，不近名，如此，盖其心，大公至正之心也。今人聚敛厚积者，无论已，一二位列三事，绳床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饥寒，不知俸入作何措置？既不闻其辞免，又不见其予人，此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竞尚之以为高。吾以为与贪者一间耳。贪者嗜利，矫者嗜名，一也；贪者害物，而矫者不能容物，亦一也。
清如伯夷，而不念旧恶；任如伊尹，而不以宠利居成功；和如柳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为圣也。后世若元
译唐文宗曾说：“铲除河北的叛贼容易，清除朝廷中的朋党困难。”朋党之间的区分，如果确实是一正一邪，那就容易辨别，也容易清除，就像宋朝元祐、绍圣年间的党争那样。如果正直之中夹杂着邪恶，邪恶之中又夹杂着正直，起初是因为意见不同而起，后来因为互相倾轧而势力壮大，双方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和小人，这就难以辨别，也难以清除，就像唐朝牛李党争那样。李德裕确实胜过牛僧孺，然而李德裕并非纯粹的君子，他的党羽也不全是君子；牛僧孺并非纯粹的小人，他的党羽也不全是小人。这种辨别取舍，即使是圣明君主尚且感到困难，何况是平庸的唐文宗呢？那么，调和折中的说法是对的吗？回答说：真正明白其中各自的是与非，然后进行取舍，才可以；如果漫无标准，不分对错，两者都保留，只会足以滋生祸乱，这就像是子莫那种固执于中道的做法。
“执中无权变”，这句话切中了当今人们调和折中的弊病。假如朋党确实是一正一邪，那么明辨黑白，就像喜爱牛羊而驱逐豺狼一样，不妨碍它符合中道。假如朋党各自都有邪正，不能完全偏信一方，也应当斟酌考察，就像乌头与参木，选择其轻重，以适应其适宜的情况。如果只是徒然调和折中，一半是参木，一半是乌头，难道有不杀人的吗？唉，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不应当贪图中立不偏倚的虚名，而遭受首鼠两端的实际祸患。
元朝冯梦弼乘坐驿车前往八蕃，驿吏告诉他天色已晚，马绊在江边，不能前行。冯梦弼不听，果然遇到怪物，像房屋一样拜伏后消失，腥臭的浪花扑向人。马绊，就是马黄精，遇到它就会被吃掉。如今南方常常讹传有马骝精，能吞食人，以及史书中所记载的签母鬼，想来都是这类。只是多是讹传之言，没有亲眼见过的人。宋朝宣和年间，黑色的灾异出现在皇宫禁苑中，这自然是亡国的征兆。人家屋宅也时常有狐魅出入。大概妖邪是由人兴起的，家门衰败福薄，邪气就会乘虚而入。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魈，鬼魅之事不能说没有。我同科考中的父亲，安丘马大中丞巡视浙江、直隶时，被狐狸迷惑，用各种方法禁止，都不能成功，日渐消瘦生病，最终称病辞职回家。魅也跟随他，渡过淮河向北，就不再来了。山魈，福建、广东多有，占据人的屋宅，淫乱人的妇女。大概《夷坚志》中所记载：“木客之妖，在它作祟的时候，用尽百计也不能驱除；等到时间久了，忽然离去，不需要驱除。”大概妖气也有耗尽的时候罢了。
国家的祸患常起于开边拓土，家庭的祸患常起于厚积财富，自身的祸患常起于服用丹药：这三者都是贪心所驱使的。滁州道人教人：“饮食起居，常到九分就停止。”我认为九分也超过了，如果留有余地以回报造化，享受不尽以留给子孙，即使只取一半，有什么害处？《保婴论》说：“若要小儿安，须带三分饥与寒。”这是格言，终身遵守它可以。
临沮邓差家产巨万，却鄙吝不堪，路上遇到商人，起初不相识，邀请邓差一起吃饭，摆列出各种珍奇食品，邓差惊讶地问。客人说：“人生在世，只为身体口腹罢了，一旦病死，还能再吃美味吗？终究不如临沮邓生，平生不用，做守钱奴罢了。”邓差沉默，回家杀鹅吃，刚一动筷子，骨头哽住喉咙而死。人享受福分，确实有厚薄，然而安于贫贱，还可以说通。积聚而不分散，愚蠢迷惑得很厉害。大概贿赂勒索，得到不以其道，如果还知道享用，这是天助他作恶。所以多藏者必厚亡，不在他身上，必在其子孙身上，不是不幸。
节俭与悭吝，原是两种。当今世间的悭吝者，动不动就托辞于节俭。汉文帝衣服不拖地，露台惜百金之产，至于百姓租税，动辄免除，这才是真节俭。当今的节俭者，急于聚敛，入而不出，广买田宅以留给子孙，至于应酬交际，草率恶劣酸啬，这简直是贪婪鄙陋，何名为节俭？《孟子》说：“节俭者不夺取他人。”如今以夺取他人为节俭的人多矣。
官至九卿，俸禄自厚，即使安居肉食，有千金之产，原不为过，大概不必强取于民，而国家养廉之资，已不薄了。如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岁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糊口之外，自有赢余，何至于敝车羸马悬鹑蔬粝，而后为廉吏也？至于大臣则愈厚了。《论语》称季氏富于周公，可见周公当时亦富。诸葛武侯身殁之后，亦有桑八百株，田数十顷。古之人不贪财，不近名，如此，大概其心，大公至正之心也。今人聚敛厚积者，无论已，一二位列三事，绳床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饥寒，不知俸入作何措置？既不闻其辞免，又不见其予人，此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竞尚之以为高。吾以为与贪者一间耳。贪者嗜利，矫者嗜名，一也；贪者害物，而矫者不能容物，亦一也。
清如伯夷，而不念旧恶；任如伊尹，而不以宠利居成功；和如柳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为圣也。后世若元
礼，清矣，而龙门太峻；博陆，任矣，而晚节不终；夷甫，和矣，而比之匪人。其及不亦宜乎？
译礼，清廉啊，但龙门太高峻；博陆，受信任啊，但晚节不能善终；夷甫，温和啊，但所亲近的不是好人。他们遭遇这样的结局，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近代若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诈者。疾病之日，人往伺之，卧草荐上，无席无帐，以妇人裙蔽之。二品之禄，岂不能捐数钚置一布帐乎？不然，直福薄耳。唐卢怀慎妻子冻饿，门不施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峤为相，卧布被、青纟▯帐，则安。明皇赐以茵褥锦绮，则通夕不寐。或亦海忠介之类乎？然忠介身后诚无余财。近来效颦者，家藏余镪，而外为纤啬之态，欲并名与利，而皆袭取之，视海公又不啻天壤矣。
为伯夷之清较易，为柳下惠之和较难。清不过一味自守绝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识见，有大力量，不能也。后汉黄叔度，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夫淆之不浊，易耳；澄之不清，此地位难到也。
人之相去，诚隔数尘。廉者能让天下，而贪者至争分文之末；宽者汪汪千顶，而ぉ者至不能容一粟；智者经纬天地，而愚者至不能辨六畜；忠者不避鼎镬，而佞者至尝粪扫门；贤者希圣入神，而不肖者至穷奇▯杌。此非有生以来一定而不可变者哉？夫子曰：“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也。孟氏谓“人皆可为尧舜”，吾终未敢以为然。
夫子谓“性相近，习相退”；又谓“上知下愚不移”。明言人性有上中下三般，此圣人之言，万世无弊者也。《孟子》谓“人皆可为尧、舜”，不过救世之语，引诱训迪之言耳，非至当之论也。夫以《孟子》之辩，终日辟杨、墨，道性善，而高弟仅仅一乐正子，犹不免从子敖之齐。以及门诸弟子，求一人到善信地位尚不可得，何论尧、舜乎？至宋儒不敢违孔子之言，又不能原《孟子》立论之意，遂▯俞为义理气质之性以附会之，此尤可笑。义理者，死物也，定位也，天地之内，六合之外，无物非义理之所寓，安得谓之性也？性从心而生，非附血气，则无性之名矣。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性。是有而未发也，非全无也。人死而形骸臭腐，神魂灰灭，可谓之无性矣，不可谓之无理也。性有有，有无，而理则无有，无无也。《易》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信圣人之言而泥宋儒之语，将愈解而愈窒碍矣。
周处少时无赖，乡里称其与白额虎、巨蛟为三害。武后时酷吏郭霸死，洛阳桥成，大旱而雨，中外传为三庆：卿有恶人，其害固不啻山上之虎，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其为庆又岂桥成雨降而已哉？”余每见贪官酷吏，剥民膏脂，以自封殖，而复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内，重足一息，重者亡身破家，轻者形残毁体，即洪水猛兽未足喻其惨也。
酷吏以击剥为声，上多以为能；贪吏以要结为事，上多为所中。然以贪败者，十尚五六；以酷去者，十无一二。盖近来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喜近名故也。
杀人者死，法也，而有不尽然者。妒妇杀人，不死也；庸医杀人，不死也；酷吏杀人，不死也；猛将杀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奖之，死者枕籍乎前而不知也，则法有时而穷也。
释氏地狱之说，有抽肠、拔舌、油锅、火山、刀梯、碓锉之刑，如此，则阎王之酷虐甚矣。即使愚民有罪，无知犯法，圣人犹怜悯之，岂能便加以人世所无之刑，使之冤楚叫号，求自新而不可得哉？盖设教之意，不过以人世之刑，止于黥、杖、绞、斩、凌迟而极，而犯者往往不顾，故特峻为之说，使之惊惧，而不敢为恶，此亦子产“为政莫如猛”之意也。然张汤、杜周、周兴、来俊臣之徒，其狱具惨酷不减地府，而不闻民之迁善改过也。使冥冥之中，万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罗刹得以为政，其滥及无辜，贻害无类，岂浅鲜哉？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世有一种穷奇▯杌、凶淫暴戾者，即入之地狱而出，其恶犹不改也。小说载：“华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饿鬼狱经数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狱门，即求人肉。其子泣谏。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无人食，何用救吾出来？’”世之为恶者，往往如此矣。
小说野
译近代像海瑞那样的清廉，似乎出于天性；然而也有近乎虚伪的人。在他生病的时候，有人去探望他，他躺在草垫上，没有席子也没有蚊帐，只用妇人的裙子遮盖身体。二品高官的俸禄，难道不能拿出几两银子买一顶布帐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福气浅薄罢了。唐代卢怀慎的妻子儿女受冻挨饿，门上连帘子都不挂，拉着席子遮挡自己，前人已经辨明这是不对的了。李峤担任宰相，睡布被、青纱帐，就很安稳；唐玄宗赐给他茵褥锦绮，他却整夜睡不着。这或许也是海瑞一类的人吧？然而海瑞死后确实没有剩余财产。近来那些效仿的人，家里藏着余财，却在外面装作吝啬的样子，想要名声和利益都兼得，这与海公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了。
做伯夷那样的清廉比较容易，做柳下惠那样的随和比较难。清廉不过是独自坚守、断绝世俗而已，随和而不丧失正道，没有大的见识和大的力量，是做不到的。东汉黄叔度，胸怀像千顷波涛一样广阔，搅动它不会浑浊，澄清它也不会清澈。搅动不浑浊，这容易做到；澄清不清澈，这种境界很难达到。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确实隔着无数尘埃。廉洁的人能让出天下，而贪婪的人甚至为了几分钱去争夺；宽宏的人胸怀像千顷波涛，而狭隘的人甚至容不下一粒米；智慧的人能规划天地，而愚蠢的人甚至分不清六畜；忠诚的人不躲避鼎镬之刑，而谄媚的人甚至去尝粪扫门；贤能的人向往圣人、进入神妙境界，而不肖的人甚至穷极怪异、像穷奇梼杌一样。这不是从出生以来就注定不可改变的吗？孔子说：“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是对的。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我始终不敢赞同。
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又说“上智下愚不移”。明确说明人性有上、中、下三等，这是圣人的话，万世没有弊病。《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不过是救世的言论，引诱教导的话罢了，不是最恰当的理论。凭借《孟子》的辩才，整天批驳杨朱、墨子，宣扬性善论，而他的高徒仅仅只有乐正子一人，还免不了跟随子敖去齐国。至于门下的弟子，找一个达到善信境界的人都不可得，何况尧、舜呢？到了宋代儒者不敢违背孔子的话，又不能推究《孟子》立论的本意，于是将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来附会，这尤其可笑。义理，是死物，是固定的位置，天地之内，六合之外，没有事物不是义理所寄托的，怎么能称之为性呢？性从心而生，不依附于血气，就没有性的名称了。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时候，叫做性。这是有而没有发动，不是完全没有。人死后形骸腐烂，神魂灰灭，可以说没有性了，不能说没有理。性有有，有无，而理则无有，无无。《易经》说：“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相信圣人的话而拘泥于宋儒的话，将会越解释越阻碍不通。
周处年轻时是个无赖，乡里人称他与白额虎、巨蛟为三害。武则天时期酷吏郭霸死了，洛阳桥建成，大旱之后下雨，朝廷内外传为三件喜事：朝廷有了恶人，他的危害本来就不亚于山上的老虎、水中的蛟龙，而酷吏的死，它的喜庆又岂止是桥成雨降而已呢？”我每次看到贪官酷吏，剥削百姓的膏脂，用来为自己聚敛财富，又用严酷的刑法来钳制百姓的口，使得百里之内，百姓不敢举步、不敢喘息，重的丢掉性命、家破人亡，轻的肢体残废、身体毁坏，即使是洪水猛兽也不足以比喻他们的惨烈。
酷吏以打击剥削为名声，皇上大多认为他们有才能；贪吏以拉拢结党为事务，皇上大多被他们中伤。然而因为贪婪而败落的，十人中还有五六人；因为酷虐而被罢免的，十人中没有一个或两个。大概近来的吏治崇尚严酷急切，而人情喜欢追求名声的缘故吧。
杀人者死，是法律，但也有不尽然的情况。妒妇杀人，不死；庸医杀人，不死；酷吏杀人，不死；猛将杀人，不死。不仅不死，而且敬重信任他们，褒奖他们，死者堆积在前却不知道，那么法律有时也会穷尽。
佛教地狱的说法，有抽肠、拔舌、油锅、火山、刀梯、碓锉等刑罚，像这样，那么阎王的酷虐太严重了。即使是愚昧的百姓有罪，无知犯法，圣人还怜悯他们，怎么能立刻施加人世所没有的刑罚，使他们冤屈痛苦地叫号，想改过自新却不可得呢？大概设立教化的意图，不过是因为人世的刑罚，止于黥刑、杖刑、绞刑、斩刑、凌迟而达到极致，而犯罪者往往不顾忌，所以特意制定严厉的说法，使他们惊惧，而不敢作恶，这也是子产“为政莫如猛”的意思。然而张汤、杜周、周兴、来俊臣这类人，他们的刑具惨酷不亚于地府，却没听说百姓迁善改过。如果在冥冥之中，万一任用不得其人，而夜叉、罗刹得以执政，他们滥及无辜，贻害无穷，难道只是轻微的吗？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世上有一种穷奇梼杌、凶淫暴戾的人，即使进入地狱出来，他们的恶习也不改变。小说记载：“华光天王的母亲因为喜欢吃人，进入饿鬼狱经过数百年，她的儿子得道，才把她救出来，刚出狱门，就寻求人肉。她的儿子哭着劝谏。母亲愤怒地说：‘不孝的儿子如此，如果不让人吃，何必救我出来？’”世上作恶的人，往往像这样。
小说野
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已，《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国演义》与《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
译那些通俗小说中，野史官书所不记载的内容，虽然极其荒诞虚妄、不合常理，但其中也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像《水浒传》就不必说了，《西游记》虽然铺陈夸张、虚幻荒诞，但其纵横变幻的情节，以猿猴象征心灵的灵动，以猪象征意念的驰骋；起初放纵不羁，上天入地，无人能管束，最终归结于紧箍咒这一道法术，能使心猿驯服，至死不改其志，这大概是用来比喻寻求本心、收摄妄念的道理，并非随意杜撰。华光传之类的小说，则都体现了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火势炽烈，也是上天入地无人能扑灭，直到真武大帝以水克制它，才回归正道；其他各类传记中的寓言故事，也都有值得采纳之处。只有《三国演义》以及《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通俗却乏味。为什么呢？因为事实过于真实就接近于腐朽，只能取悦市井乡间的小孩，不足以向士大夫君子称道。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今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杂剧家如琵琶、西厢、荆钗、蒙正等词，岂必真有是事哉？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
戏与梦同，离合悲欢，非真情也；富贵贫贱，非真境也。人世转眼，亦犹是也，而愚人得吉梦则喜，得凶梦则忧，遇苦楚之戏则愀然变容，遇荣盛之戏则欢然嬉笑，总之，不脱处世见解耳。近来文人好以史传合之杂剧而辨其谬讹，此正是痴人前说梦也。
戏文如西厢、蒙正、苏秦之属，犹有所本，至于琵琶则绝无影响，只有蔡中郎一人，而其余事情人物，无非假借者，此其所以为独▯俞之笔也。
胡元瑞曰：“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无往而非戏也，故其事欲谬悠而无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妇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污不洁，而名以净也。凡以颠倒其名也。”此语可谓先得我心矣。然元瑞既知为戏一语道尽，而于琵琶、西厢、董永关、云长等事，又娓娓引证，辩论不休，岂胸中技痒耶？
宦官、妇女看演杂戏，至投水遭难，无不恸哭失声，人多笑之。余谓此不足异也。人世仕宦，政如戏场上耳，倏而贫贱，倏而富贵，俄而为主，俄而为臣，荣辱万状，悲欢千状，曲终场散，终成乌有。今仕宦于得丧，有不动心者乎？罢官削职有不恸哭失声者乎？彼之恸哭忧愁，不过一时而止，而此之牵缠系累，有终其身不能忘者，其见尚不及宦官妇人矣。然则古之名贤，亦有悲愁拂郁者，何也？曰：“上等圣贤如孔、孟之忧不遇，为道也；其次名贤如屈原、梁鸿之忧不遇，为国也；又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贬窜，孟郊、贾岛之流落，其忧为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纲既宽，山林皆乐，流窜贬谪皆俨然安居高卧，丰衣美食，老死牖下矣，昔人所谓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正谓今日之仕宦言也。而犹恋恋不已，不亦惑之甚乎？
白乐天抗志辞荣，似知道者，而其诗有曰：“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识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嘉正常语人曰：“吾得见水银银一钱，目制诰一日，死无恨矣。”此正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者。世间乃有此痴心汉，真堪一棒打杀也。
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则贫贱而衣食粗足，可以止矣；富贵而博一官一第，异于凡民，亦可以止矣，流行坎止，听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满其愿而止，则将相不足必为帝王；帝王不足，必为神仙；神仙不足，必为玉皇大帝；又要超元会大劫之外，方为称心也，少不如意，忧戚生矣。死生亦然，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舍之而行。若语人以料理诸事，俱毕而后就死，则虽万有千岁事，无了期也。人能于进退死生，处之泰然，保其必不堕落矣！
韩▯胄用事时，其诞日，高似孙献诗九章，每章用一锡字，谓宜加九锡也。辛弃疾以词赞其用兵，则用司马昭假黄钺异姓真王故事。二人皆名士也，乃作此举动，当时笔端信手草草，惟恐趋承之恐后，岂知其遗臭万世乎？赵师■之犬吠，程松之献妾，不足异也。当江陵柄国时，其诞日，有以“天与人归”四字题册子送之者，有以禅授废立命题者，其留夺情之旨，有朕“不日举畴庸之典”者。当时已作首相矣，又将登庸，非禅位乎？一时臣工以逢迎为戏，谀之惟恐不足，而为人臣子者，受之而不疑，当之而无惊畏之色，是尚可立于天地间乎？
为大臣者，处盛满之极，则意念难持；为小臣者，见势焰之张，则立脚难定。人能不以宠利居成功，如诸葛、汾阳，终无倾覆之理，能不以炎凉为向背，如汲黯、宋▯，岂有冰山之虑哉？勋如博陆
译凡是创作小说和杂剧戏文，必须虚实各占一半，这才算是游戏三昧的笔法。也要做到情景达到极致便止步，不必去追究事情是否真实存在。古今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等书，虬髯客、红线、聂隐娘、白猿等传记，杂剧家如《琵琶记》、《西厢记》、《荆钗记》、《吕蒙正》等词作，难道一定真有这些事吗？近来写小说，稍微涉及怪诞，人们便嘲笑它不合常理；而新出的杂剧，如《浣纱记》、《青衫记》、《义乳记》、《孤儿记》等作品，必定事事考证正史，年月不合，姓名不同，就不敢创作了。像这样，那看史传就足够了，还叫什么戏呢？
戏与梦相同，其中的离合悲欢，并非真情；富贵贫贱，并非真境。人世间的转瞬即逝，也是如此。而愚人在得到吉梦时欢喜，得到凶梦时忧愁，遇到苦楚的戏时脸色变得严肃，遇到荣盛的戏时欢喜嬉笑，总之，都不脱离世俗的见解罢了。近来文人喜欢用史传来对照杂剧，并辨析其中的错误，这正是在痴人面前说梦话。
戏文如《西厢记》、《吕蒙正》、《苏秦》之类，尚有所本，至于《琵琶记》则完全没有依据，只有蔡中郎一个人，而其余的事情和人物，无非是借用的，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独特笔法的原因。
胡元瑞说：“凡是传奇以戏文来称呼，没有哪一处不是戏，所以事情要荒诞而没有根据；名字要颠倒而没有实际。所以曲子要熟，却命名为生；妇人适宜在夜间，却命名为旦；开场开始做事，却命名为末；涂抹污秽不洁，却命名为净。这都是为了颠倒它们的名称。”这话可以说先表达了我的心意。然而胡元瑞既然知道“戏”这一语道尽了本质，而对于《琵琶记》、《西厢记》、董永、关羽等事，又娓娓引证，辩论不休，难道是胸中技痒吗？
宦官、妇女观看杂戏，直到投水遭难，无不痛哭失声，人们多嘲笑他们。我认为这不足为奇。人世间的仕宦，正如同戏场一样，忽然贫贱，忽然富贵，一会儿做主，一会儿做臣，荣辱万状，悲欢千状，曲终场散，最终都成了乌有。如今仕宦在得失之间，有不动心的人吗？罢官削职有不痛哭失声的人吗？他们的痛哭忧愁，不过是一时罢了，而此处的牵缠系累，有终身不能忘记的，他们的见识还不如宦官妇女了。那么古时的名贤，也有悲愁郁结的人，为什么呢？回答说：“上等的圣贤如孔子、孟子之忧虑不被任用，是为了道；其次的名贤如屈原、梁鸿之忧虑不被任用，是为了国家；再其次如韩愈、苏轼的被贬谪，孟郊、贾岛的流落，他们的忧虑是为了身命；如果像现在这样，法网已经宽松，山林都是安乐之地，流窜贬谪都安然高卧，丰衣美食，老死窗下，古人所说的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正是针对今天的仕宦而言的。然而还恋恋不舍，不也是迷惑得很严重吗？”
白居易立志辞官，似乎懂得道理，而他的诗中有：“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见识趣味之卑陋到了极点。宋代夏侯嘉正常常对人说：“我若能看见水银银一钱，目制诰一日，死也无憾了。”这正是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人。世间竟有这种痴心汉，真该一棒打死。
人如果存有一个知足之心，那么贫贱而衣食粗足，就可以停止了；富贵而得到一个官职一个功名，不同于普通百姓，也可以停止了，随遇而安，听之任之就可以了。如果不知足，一定要满足愿望才停止，那么做将相不够，必定要做帝王；做帝王不够，必定要做神仙；做神仙不够，必定要做玉皇大帝；还要超越元会大劫之外，才称心如意，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忧愁就产生了。生死也是如此，人的死亡，突然离去，即使有天大的未了之事，也只能舍弃而行。如果对人说料理好诸事，都完毕后才去死，那么即使有万千年之事，也没有完结的时候。人能在进退死生之间，处之泰然，保持必定不堕落的境界了！
韩侂胄掌权时，他的生日，高似孙献诗九章，每章用一个“锡”字，说应该加九锡。辛弃疾用词赞美他用兵，则用司马昭假黄钺异姓真王的故事。两人都是名士，却做出这种举动，当时笔端信手草草，只怕趋承得晚了，哪里知道他们遗臭万年呢？赵师�的狗吠，程松的献妾，不足为奇了。当江陵（贾似道）掌权时，他的生日，有人用“天与人归”四个字题册子送给他，有人用禅授废立命题，他留下的夺情之旨，有朕“不久将举畴庸之典”的话。当时已经做了首相了，又将登庸，不是禅位吗？一时的臣工以逢迎为戏，谄媚只怕不够，而作为臣子的人，接受而不怀疑，面对而没有惊畏之色，这还可以立于天地间吗？
做大臣的人，处于盛满的极点，意念难以保持；做小臣的人，看见势焰张扬，立脚难以安定。人能不因宠利居成功，如诸葛亮、郭子仪，终究没有倾覆的道理；能不因炎凉为向背，如汲黯、宋祁，哪里有冰山的忧虑呢？功勋如博陆
国初各省，试官临期，所命不拘资次。洪武初，吾闽中一老广文家居，忽命主某省试，事毕归家，犹一广文也，亦不知主试之为荣，所取士子之为门生也。弘正中渐用京官，然王文成以主政丁艰家居，方阕即起，主山东试。其两京主试，向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则无锡华察，戊午则常熟瞿景淳，辛酉则无锡吴情，皆主南畿试，而情于是科，同邑登榜者颇众，物论哗然，自此著为令，不用本省人矣。然乡会一体也，主会试者又安得于四海九州之外别择一人，使知贡举耶？
宋试士以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其十道义，知者直书本文，不知者止云某知未审，不敢对；谨对，十对其六以上，即合格矣。国朝洪武初，初场本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首，诏、诰、表、笺、内科一道；三场策一道而已。后十日面试，骑、射、书、律四事。至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场七义，次场去笺，而加五判，三场增策四道，而面试废矣。然七义五策皆似太多，风檐寸晷，力不能办，求其完璧，事事精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之前，书义三，经义二，亦有中式者。诏、诰与表，惟人所择。今则俱榜出不收矣。然论、策、判皆无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即阅卷者，亦以初场为主也。
省试南宫，皆以文字为主；至廷试，则必取字画端楷无讹者居首，以便进御宣读也。相传惟罗修撰伦，因策长书不能竟，遂书于彤墀上。
上命人录之，另誊以进。隆庆戊辰，上初即位，问人言状头有可私得者，乃于二甲卷中随意取之，得罗宗伯万化，擢为第一。罗素不善书，卷中涂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独制义不然。甲之所赏，乙之所摈，好丑纷然，终无定价。不独此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复试，去取必不尽同矣，甚可怪也。唐韩昌黎应试，“不迁怒，不二过”题，见黜于陆宣公。翌岁，宣公复为试官，仍命此题，昌黎复书旧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称赏，擢为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鉴，犹无定若此，况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诗赋取士，虽无益于实用，而人之学问才气，一览可见。且其优劣自有定评，传之后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义兴，而聪明才辩之士，妥首帖耳，勤索哔之不暇矣。所谓变秀才为学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国家，始为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杂科，而国家则惟有此一途耳。士童而习之，白而纷如，文字之变，日异月更，不可穷诘，即登上第，取华九▯者，其间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刍狗，不足以训；今不可以传后，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经世务，不知国家何故而以是为进贤之具也？宣正以前尚参用诸途，吏员荐辟皆得取位卿相，近来即乡荐登九列者亦绝无而仅有矣。上以是求，即下不得不以是应，虽名公钜卿，往往出于其间，而欲野无遗贤，终不可得已。后有作者，人材荐辟之途，断所当开，而用人资格亦当少破拘挛可也。
国朝进士一入史馆，即与六卿抗礼，鼎甲无论，即庶常吉士亦尔，二十年间，便可跻卿相清华之选，百职莫敢望焉。弘、成以前，内阁尚参用外秩，如陈山以举人，杨士奇以荐辟，杨一清以大司马，张琮以南刑曹，皆入纶扉，五十年以来，遂颛用词臣矣。说者曰：“内阁大学士，原词臣之官也，而非相也。然内阁既可兼吏户，则外秩岂不可兼学士乎？唐、宋以前，出为郡守，入为两制，即词林亦未尝择人也。今必以鼎甲及庶常吉士为之，已拘矣，又以内开必词臣可入。不见祖宗故事耶？”近来枚卜之典，言官娓娓论列，欲循内外兼用之制，而卒格不行，盖相沿已定，遽难议更耳。
汉、卜式、司马相如皆入赀为郎，则知古者鬻爵之制，其来已久，盖亦当时开边治河，军国之需，不足而取给于是也，然止于为郎而已。至桓、灵时，始卖至三公。唐至德宗告身才易一醉，财之窟而爵之滥可知也
译明朝初年，各省的主考官在考试临近时，任命并不拘泥于资历深浅。洪武初年，我们福建有一位老县学教谕在家闲居，忽然被任命主持某省的乡试，事情办完回家，仍然只是一个县学教谕，也不知道主持考试是荣耀，所录取的士子算是自己的门生。弘治、正德年间逐渐任用京官，然而王阳明以户部主政的身份因父母丧事在家守孝，刚守孝期满就被起用，主持山东的乡试。过去两京的主考官，也曾任用本省人，比如嘉靖癸卯年任用无锡的华察，戊午年任用常熟的瞿景淳，辛酉年任用无锡的吴情，都主持南畿的乡试，而吴情在这一科，同乡考中榜上的很多，舆论哗然，从此定为法令，不再任用本省人了。然而乡试和会试是一体的，主持会试的人又怎能从四海九州之外另外挑选一个人，让他负责选拔贡士呢？
宋代考试士人分四场，第一场考本经；第二场考兼经大义十道题；第三场考论一篇；第四场考策三道。那十道大义，知道的直接书写原文，不知道的只说某条知道但不确定，不敢作答；恭敬作答，十道中答对六道以上，就合格了。本朝洪武初年，第一场考本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第二场考论一篇，诏、诰、表、笺中选考一道；第三场只考策一道。后来十天进行面试，考骑、射、书、律四件事。到十七年，才确定现在的格式；第一场考七道义，第二场去掉笺，而增加五道判案题，第三场增加四道策问，而面试废除了。然而七道义五道策似乎都太多了，在考场狭小、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精力不能应付，想要做到完美无缺，事事精好，怎么可能呢？然而弘治、正德之前，书义三道，经义两道，也有考中的。诏、诰与表，由考生自己选择。现在则都公布题目但不收卷了。然而论、策、判都是无用的东西，士子也不怎么用心研究，即使阅卷的人，也以第一场为主。
省试和会试，都以文章为主；到了殿试，则必定选取字迹端正规范没有错误的排在首位，以便于进呈皇帝宣读。相传只有罗伦修撰，因为策问太长写不完，于是写在丹墀上。
皇上命人抄录，另外誊写进呈。隆庆戊辰年，皇上刚即位，问人说状元有可以私下得到的，于是从二甲试卷中随意选取，得到罗万化宗伯，提拔为第一。罗万化向来不擅长书法，试卷中涂抹很多，确实是有命运啊。
天下的事物，美丑都是一定且不可改变的，唯独八股文不是这样。甲所赞赏的，乙所摒弃的，好坏纷乱，最终没有定论。不仅这样，同一个人，昨天录取的士子，今天糊名复试，取舍必定不完全相同，非常奇怪。唐代韩愈应试，“不迁怒，不二过”这道题，被陆贽黜落。第二年，陆贽又担任主考官，仍然出这道题，韩愈又写旧作，一字不改，而陆贽大加赞赏，提拔为第一。以韩愈的文章，陆贽的鉴赏，尚且没有定论如此，何况今天呢？
唐代和宋代初期都以诗赋选拔士人，虽然对实用没有益处，但人的学问才气，一看便知。而且其优劣自有定评，流传后代，足以不朽。自从王安石八股文兴起，聪明才辩之士，低头顺耳，勤奋搜索引经据典都来不及了。所谓把秀才变成学究的，王安石自己也知道其弊端。到了我们国家，才成为不可更改的典制。而且唐代、宋代还有杂科，而国家则只有这一条路。士人从小学习，到老依然纷乱，文字的变化，日新月异，不可穷尽诘问，即使考中进士，考取华美的第九十名，其中纯正与瑕疵各占一半，瑕疵掩盖不了美玉，十年之后，便成为废弃的草狗，不足以作为训诫；现在不能流传后代，不足以裨益身心，不足以处理世务，不知道国家为什么把它作为选拔贤才的工具？宣德、正统以前尚且参用各种途径，吏员推荐辟召都能取得卿相之位，近来即使乡试中举登上九列官位的也绝无而仅有了。上面以此求取，下面不得不以此应对，虽然名公巨卿，往往出自其中，而想要野无遗贤，终究不可得到。后来的作者，人才推荐辟召的途径，断然应当开辟，而用人资格也应当稍微打破拘束。
本朝进士一进入史馆，就与六部尚书平起平坐，鼎甲不用说，即使庶吉士也这样，二十年间，就可以跻身卿相清华之选，百官不敢奢望。弘治、成化以前，内阁尚且参用外朝官员，如陈山以举人身份，杨士奇以推荐辟召身份，杨一清以大司马身份，张琮以南刑曹身份，都进入内阁，五十年以来，就专任用词臣了。有人说：“内阁大学士，本来是词臣的官职，而不是宰相。然而内阁既然可以兼任吏部户部，那么外朝官员难道不可以兼任学士吗？唐代、宋代以前，出外做郡守，入朝做两制，即使是词林也没有刻意选择人。现在必定以鼎甲及庶吉士担任，已经拘束了，又以内阁开启必须词臣可以进入。不见祖宗旧例吗？”近来选拔宰相的典礼，言官娓娓论述，想要遵循内外兼用的制度，而最终搁置不行，大概沿袭已经确定，突然难以议论更改。
汉代，卜式、司马相如都出资做郎官，就知道古代卖官爵的制度，由来已久，大概也是当时开拓边疆治理黄河，军国所需，不足而从这里获取，然而只做到郎官而已。到桓帝、灵帝时，才开始卖到三公。唐代到德宗时，告身才换得一醉，财富的窟窿和爵位的泛滥可想而知。
。国朝设太学以待天下之英才，最重其选铨，选京职方面与进士等。乃后来贡举之外，一切入赀为之，谓之援例。其有子弟员，屡试不利于乡，而援入成均者，犹可言也，民家白丁，目不识字，但有余资，即厕衣冠之列，谓之后秀。大都太学之中，举贡十一，弟子员十二，而此辈十之七也，鲜衣怒马，酒肆倡家，惟其所之，有司不敢谁何，司成不能遍察，遂使首善贤士之关，翻为纳汗藏秽之府。制度之最失古意者，莫此为甚矣！
译本朝设立太学以等待天下的英才，最重视其选拔考核，入选者担任京官或地方要职，地位与进士相当。然而后来在贡举制度之外，一切通过捐纳钱财入学者，都称为援例。那些有子弟名额的人，屡次在乡试中失利，却通过援例进入太学的，尚且可以解释；但平民百姓中的白丁，目不识丁，只要有多余的钱财，就混入士大夫的行列，被称为后秀。大抵太学之中，举人和贡生占十分之一，正式弟子员占十分之二，而这类人却占了十分之七。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骏马，出入酒肆和妓院，随心所欲，有关部门不敢过问，祭酒也无法全面查察，于是使得这原本作为首都贤士聚集之地的太学，反而变成了容纳污秽的府库。制度中最失去古意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自边饷之乏也，河工之兴也，土木之繁也，司、农司空惟以鬻爵为良策矣，盖损富室有余之财以佐官家不时之需，事亦甚便。而纨裤子弟，捐囊橐之腐镪，博进贤之荣秩，又何苦而不为？至于用度窘急之日，当事者惟恐其招之不至，令之弗从，每加贬损，以示招徕，故一时赴募，云集响应，虽足以供目前之缓急，而于国家设官命爵之典亦稍亵矣。今文华、武英二殿，中舍动逾数百，而鸿胪、光禄二寺之属，亦皆以百计，绣衣银艾，拥传遨游，呵殿里阊，雄行乡曲，所入几何？而其取价已不赀矣。近来言事者屡行白简，欲行裁抑沙汰，而卒不见施行，亦势有所不可行也。
五行禄命，财能生官，故多訾之家可以致贵。然余里中尝有入粟得官，而卒罄其产者，人皆嗤笑之。余谓：“古人亦有之，诸君不察耳。昔司马长卿以赀为郎，至武骑常侍，其后病免，客游梁，家徒四壁立，非买官而贫之故事乎？”众为绝倒。
汉文帝承诸吕之乱，即位数年间，匈奴寇边，济北叛逆，乘舆行幸，军国之费不知纪极，而民不告困，国有余积，二年、十二年，俱免天下田租之半，而十三年遂并其半之租税尽除之。末年又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不知当时国用于何取给？盖文帝之恭俭节爱，固自性成，而当时差役之法，尚行用民之力，不必催募也，然亦异矣。转眼至于武皇，遂至榷酤算缗，海内虚耗。今天下漕粟之费，数百万有奇，而上供御用者，名为金花，亦四百万有奇，其它司农司空之属，各项徵输，计不亦三百万。而不足者，又取诸监课百余万，取诸太仆马价四十余万。而度支犹告匮不已边军之饷常迟半载水衡之钱入不继出至于矸税之使。四出张弥天之网，设竟地之罘，其取利无所不届，而用度常苦不足，此真不可解之事也。
国用之不足，虽由上之不节，而下焉者，综核之未精，虚文之糜费，蠹克之多端，因循之亏耗，亦常居其半焉。三殿之工木，取诸川、贵、吴、楚，每条最巨者计费九千金，而沿途传置之费不与焉。若遇节省之朝，一木可作一殿矣。余在缮部，适皇极门兴工，有铁钉炉头者，一切铁及柴炭皆取诸官之外，但铸冶手工至一千五百金，其他大率往往如是，真可笑也。
朝庭御用之物，其工直视民间常千百倍，而其坚固适用，反不及民间。计侵渔冒破之外，得实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缮造，必内使与台省部寺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内使不从也；一物之进，自外达内，处处必索铺垫，一处不饱其欲，物不得前也。领官镪置办者，皆京师大驵积猾，内结近侍，外通胥曹，预支白镪，以营身肥家，广置田宅妻妾，鲜车怒马，出入呵殿。及期限时迫，则捐十之三以啖内使，而以十之一供应，夤绿为奸，苟图塞责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盘据溷乱，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难以穷诘，故财用坐困，而竟未尝享其利也。
宦官之尊贵者，赵高为中丞相，龚澄枢为内太师。然曰中，曰内，犹所以别于廷臣也。至唐鱼朝恩始为国子祭酒，宋童贯为枢密院使，官至太师。甚矣，我国家之制，内臣秩止四品，而其后如王振、刘瑾，颐指公卿，不啻奴仆，则亦无其名而有其实矣。
汉时宦官骄横，目中至无天子。然王甫一休沐归舍，司隶校尉捕治，死于杖下，犹孤雏腐鼠耳。唐宦官典兵柄，废立自由，然郑朗自中书归，李敬实冲路不避，一疏奏闻，立剥紫绶配南衙，神策小将冲京兆尹前导，得以立马杖杀之。至宋韩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不足言也。盖当时内竖之势虽盛，而国家所以尊礼大臣而假借之者，体貌常优，即人主意，向亦未尝不欲除去此辈也，但力不能耳。我国家宦官虽不与朝政，不典兵权，而体统尊崇，常据百僚之右。辅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内监小竖，扬扬驰马，交臂击毂而过，前驱不敢问，辅臣不敢嗔也。如往年敖宗伯，为一内使奔马触其舆仆地，且鞭及其衣，幸上圣明为笞内使而窜之。然地既禁近，人复众多，声势ピ赫
译自从边防军饷匮乏、河工兴起、土木工程繁盛以来，户部与工部只把卖官鬻爵当作良策，大概是损耗富户多余的财产来资助官府不时之需，事情也很便利。那些纨绔子弟，捐出囊中腐朽的铜钱，博取进贤冠的荣宠官阶，又何必苦于不去做呢？至于用度窘迫危急之时，当权者只怕招揽不到人，命令不被遵从，常常降低标准，以示招徕，所以一时之间应募者云集响应，虽然足以供给眼前的缓急，但对于国家设官授爵的典制也稍有亵渎了。如今文华、武英两殿，中舍官动辄超过数百人，而鸿胪寺、光禄寺的属官，也都以百计，穿着绣衣银带，拥着车马遨游，呵斥殿门里巷，在乡间横行霸道，他们收入有多少？而他们购买官职的花费已经不可估量了。近来议论朝政的人屡次上疏，想要裁减抑制淘汰这些冗员，但终究没有施行，也是势所不能行的。
五行禄命中，财能生官，所以多财之家可以致贵。然而我乡里曾经有人纳粟得官，最终却耗尽家产，人们都嗤笑他。我说：“古人也有这样的，各位没有察觉罢了。从前司马相如凭借资财担任郎官，做到武骑常侍，后来因病免职，客居梁地，家徒四壁，这不是买官而致贫的旧例吗？”众人大笑。
汉文帝承继诸吕之乱，即位几年间，匈奴侵犯边境，济北王叛逆，皇帝出行巡幸，军国费用不知多少，但百姓不诉说困苦，国家有余积，二年、十二年，都免除天下田租的一半，而十三年就连那一半的租税也全部免除。末年又命令诸侯不再入贡，放松山泽禁令。不知道当时国家用度从哪里供给？大概文帝的恭敬节俭，本来是天性养成，而当时差役之法，还使用民力，不必催征募兵，然而这也奇特了。转眼到了汉武帝，竟然实行酒类专卖和算缗令，海内空虚耗损。如今天下漕运粮食的费用，数百万有余，而上供御用的，名为金花，也四百万有余，其他户部工部等属，各项征收输送，计算也不下三百万。而不足的部分，又从监课中取百余万，从太仆马价中取四十余万。而度支仍然告急不止，边军军饷常常延迟半年，水衡都尉的钱入不敷出，以至于矸税的使者，四处张开弥天的网，设置遍地的罘罳，取利无所不至，而用度常苦不足，这真是不可理解的事。
国家用度不足，虽然由于上面不节俭，而下面的人，综核不精，虚文浪费，侵吞克扣多端，因循亏耗，也常占一半。三殿工程的木材，取自四川、贵州、吴、楚，每条最巨大的木材计费九千金，而沿途驿站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如果遇到节俭的朝代，一根木材可以建成一座宫殿了。我在缮部时，恰逢皇极门兴工，有个铁钉炉头，一切铁及柴炭都取自官府之外，但铸冶手工费高达一千五百金，其他大抵往往如此，真可笑。
朝廷御用之物，其工价直视民间常千百倍，而其坚固适用，反不及民间。计算侵渔冒破之外，得实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次修缮建造，必定内使与台省部寺诸臣共同估价，价格不浮夸，内使不听从；一件物品进献，从外到内，处处必索铺垫，一处不满足其欲望，物品不得前进。领官钱置办者，都是京师大商积猾，内结近侍，外通胥吏，预支白银，以营身肥家，广置田宅妻妾，鲜车怒马，出入呵殿。及期限时迫，则捐十之三以啖内使，而以十之一供应，夤缘为奸，苟图塞责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盘据溷乱，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难以穷诘，故财用坐困，而竟未尝享其利也。
宦官之尊贵者，赵高为中丞相，龚澄枢为内太师。然而曰中，曰内，犹所以别于廷臣也。至唐鱼朝恩始为国子祭酒，宋童贯为枢密院使，官至太师。甚矣，我国家之制，内臣秩止四品，而其后如王振、刘瑾，颐指公卿，不啻奴仆，则亦无其名而有其实矣。
汉时宦官骄横，目中至无天子。然而王甫一休沐归舍，司隶校尉捕治，死于杖下，犹孤雏腐鼠耳。唐宦官典兵柄，废立自由，然而郑朗自中书归，李敬实冲路不避，一疏奏闻，立剥紫绶配南衙，神策小将冲京兆尹前导，得以立马杖杀之。至宋韩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不足言也。盖当时内竖之势虽盛，而国家所以尊礼大臣而假借之者，体貌常优，即人主意，向亦未尝不欲除去此辈也，但力不能耳。我国家宦官虽不与朝政，不典兵权，而体统尊崇，常据百僚之右。辅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内监小竖，扬扬驰马，交臂击毂而过，前驱不敢问，辅臣不敢嗔也。如往年敖宗伯，为一内使奔马触其舆仆地，且鞭及其衣，幸上圣明为笞内使而窜之。然而地既禁近，人复众多，声势赫奕
，动移主心。近日宛平令李嗣善以擅朱内竖，几罹不测，赖廷臣力争，上怒始解。李止外谪，然亦百年来创见之事也。至于外藩，采金榷税者，皆蟒衣玉带，侍卫数百人，建牙吹角，一与制府等，郡县大夫莫敢与横行也。虽其中不无彼善于此，但习与性成，善者十分中之一二耳。
译（他们）动辄动摇君主的心意。近日，宛平县令李嗣善因为擅自用朱笔标记内廷宦官，几乎遭遇不测，幸赖朝廷大臣极力争辩，皇上才消了怒气。李嗣善仅仅被外放贬谪，但这也是一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事。至于外藩，那些负责开采黄金、征收关税的人，都穿着蟒袍、系着玉带，侍卫有数百人，建立营帐、吹角鸣号，威仪与总督相当，郡县的地方官没有谁敢与他们抗衡。虽然其中也不乏彼此相比稍好的人，但习惯已经形成本性，好的只是十分中的一二罢了。
宋吴味道对苏公言：“贩建阳小纱二百端，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宋当庆历、元丰盛时，乃榷税之繁重若此。国家于临安、浒墅、淮安、临清、芦沟、崇文门，各设有榷关曹郎，而各省之税课司经过者，必抽取焉。至于近来，内使四出，税益加重，爪牙广布，商旅疾首蹙额，几于断绝矣。此辈不足责也，吾辈受讥关之任者，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奈何必以茧丝为能，而务▯民之膏血也？
国朝各省有镇守内臣，其权埒开府，藩、臬而下不敢抗也。近来矿税之使，其体稍杀，然如陈增之在山东，陈奉之在湖、广，高淮之在辽东，皆妄自尊大，抑县令使行属礼，然皆不久而败，其它依违而已。盖我朝内臣，目不识字者多，尽凭左右，拨置一二驵棍，挟之于股掌上以鱼肉小民。如徽之程守训，扬之王朝寅，闽之林世卿，皆以衣冠子弟，投为膺犬，逢迎其欲，而播其恶于众。所欲不遂，立破其家。中户以上，无一得免。故天下不怨内使之掊克，而恨此辈深入骨髓也。卒之内臣未去，而此辈已先败矣。
马堂初以榷税至临清，鸱张尤甚，出入数百人，皆郡国无赖少年，白昼攫人，井邑骚然，商贾罢市。州民王朝佐不胜忿，率众噪而攻之，火其居，堂仅以身免，其党三十七人，尽毙煨烬中，堂自此戢矣。高き至闽数时，屡破监商之家，后因怒一诸生之父廷朴之，合学诸生大噪击之，几不免火其所建望京亭，き伏署中不敢喘，林世卿极力救之，且以软语▯诸生乃散，而采虐焰遂大减。曩时所谓小惩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攻马堂者，王朝佐为首，时议欲宽之，而按臣张大谟抚臣刘易从、道臣马怡皆与堂善，遂列朝佐罪状，坐弃市。攻高き者，余友人王武部宇为首。き廉知之，必欲得而甘心焉。当事者莫之应。王乃入北太学避之，遂登甲第。二人者，其激于义，奋不顾身，一也；而幸不幸乃尔，岂非天哉？
高き在闽，闽缙绅不与往还者，不过二三人耳。其他不惟与往还，且称公祖行旁门，腼然自附于子民之末。且立石诵功德，称为贤名，亦可羞也。盖吾郡缙绅，多以监▯起家，虽致政家居，犹亲估客之事，不得不受其约束耳。噫，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者，果何人哉？
文徵仲作诗画有三戒：一不为阉宦作，二不为诸侯王作，二不为外夷作。故当时处刘瑾、宸濠之际，而超然远引，二氏籍没，求其片纸只字不可得，亦可谓旷世之高士矣。当徵仲在史局，同事太史诸君，皆笑其不由科目滥竽木天，然分宜、江陵之败，家奴箧中无非翰林诸君题赠诗扇者。以此笑彼，不亦更可羞哉？
太祖时置一铁牌，高三尺许，树宫门外，上铸“内臣不许干预政事”八字。至英庙时，王振专恣，遂毁其牌。永乐年间，遣内官至五府六部禀事者，内官俱离府部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驸马伯，则下马傍立。至王振、汪直、刘瑾时，呼唤府部如呼所属；公侯伯遇诸涂，反回马避之，倒置甚矣。自世宗革诸镇守，内使之权势大减。余官两都曹郎，即司礼监守备极尊贵者，皆彼此抗礼。至闽，闽税使高き欲缙绅执治民礼，余谢绝之，不与往还。在山东为司理，时马堂陈增之横皆与钧敌，不敢有加也。但南都守备内臣遇大阅之时，必据中席，而大司马侯伯皆让之。京师内臣，虽至贱者，路遇相君，亦扬鞭交臂，不肯避道，此稍失国初意耳。
宦官之祸，虽天性之无良，而亦我辈让成之，辅相大臣，不得辞其责也。当三杨辅政时，王振鼠伏不敢动，及徐禧、王▯辈，逢迎谄媚以保富贵，于是振之威权渐识。商文毅击汪直，疏直十皋西厂，即日报罢，可谓易若发蒙矣。而刘尹等继之，使直之灰复然。李献吉之击刘瑾，阁臣从中主之，阉竖环跪啼泣，彷徨无计，上心几移矣。而李东阳持议不坚，遂倒太阿以授之，卒毒天下。岂天之未厌乱耶？亦小人阶之厉也？
●卷十六 事部四
《诗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古今载籍
译宋人吴味道对苏公说：“贩卖建阳小纱二百端，计算沿途经过的关卡，都要抽税，那么到了京城，剩下的连一半都不到了。”宋朝在庆历、元丰年间，正是赋税繁重的时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本朝在临安、浒墅、淮安、临清、芦沟、崇文门，各自设有负责关税的官员，而各省的税课司经过的地方，必定都要抽取。至于近来，宦官四处出动，税收更加沉重，爪牙遍布，商旅头痛皱眉，几乎到了断绝往来的地步。这些人不值得责备，我们这些担任关津职务的人，宽一分就是给百姓一分恩惠，为什么一定要以搜刮如抽丝剥茧为能事，而务必榨取百姓的血汗呢？
本朝各省有镇守的宦官，他们的权力堪比开府仪同三司，藩臬以下的官员不敢违抗。近来矿税使的威势稍微减弱，然而像陈增在山东，陈奉在湖广，高淮在辽东，都妄自尊大，压制县令，让他们行下属之礼，然而都不久就败露了，其他宦官只是依违两可罢了。大概我朝宦官，大多目不识丁，完全依靠左右亲信，安排一两个市侩恶棍，挟持在股掌之间来鱼肉百姓。如徽州的程守训，扬州的王朝寅，福建的林世卿，都是以士大夫子弟的身份，投靠成为鹰犬，逢迎他们的欲望，而在众人中散布他们的恶行。欲望不满足，立刻就会破败他们的家产。中等户以上，没有一个能幸免。所以天下人不怨恨宦官的搜刮，而痛恨这些人深入骨髓。最终宦官还未离去，而这些人已经先败露了。
马堂起初以征收关税来到临清，嚣张气焰尤为严重，出入数百人，都是各郡国的无赖少年，白天抢夺行人，城镇骚动，商人罢市。州民王朝佐无法忍受愤怒，率领众人喧哗攻击他，烧毁了他的住所，马堂仅以身免，他的党羽三十七人，全部死在灰烬中，马堂从此收敛了。高淮来到福建几次，屡次破败监商的家园，后来因为愤怒一位诸生的父亲，在朝廷上弹劾他，合学诸生大声喧哗攻击他，几乎未能避免，火烧了他所建的望京亭，高淮躲在官署中不敢喘气，林世卿极力救他，并且用柔和的话语安抚诸生，诸生才散去，而高淮的暴虐气焰于是大大减弱。从前所谓小惩而大戒，是小人的福气，攻击马堂的人，以王朝佐为首，当时议论想要宽恕他，而按察使张大谟、巡抚刘易从、道员马怡都与马堂交好，于是列举王朝佐的罪状，判他弃市。攻击高淮的人，是我的朋友工部郎中王宇为首。高淮知道后，一定要抓住他才能甘心。当事者没有回应。王宇于是进入北太学躲避，于是考中进士。这两个人，都是激于义愤，奋不顾身，是一样的；而幸运与不幸竟然如此，难道不是天意吗？
高淮在福建，福建的士大夫不与他交往的，不过两三个人罢了。其他的不只是与他交往，而且称他为公祖，走旁门，厚颜无耻地依附在子民的末尾。并且立石碑颂扬功德，称为贤名，也可以说是可耻的。大概我们郡的士大夫，大多以监生起家，虽然退休在家，仍然亲近商人的事务，不得不受他们的约束罢了。唉，天子不能臣服，诸侯不能交友的，究竟是谁呢？
文徵仲作诗画有三条戒律：一是不为宦官作，二是不为诸侯王作，三是不为外夷作。所以在当时处于刘瑾、宸濠之际，而超然远引，这两家抄没家产，求他的一片纸一个字都不可得，也可以说是旷世的高士了。当文徵仲在史局时，同事太史诸君，都笑他不通过科举滥竽充数在翰林院，然而分宜、江陵败落时，家奴箱子里无非是翰林诸君题赠的诗扇。以此嘲笑彼，不更是可耻吗？
太祖时设置一块铁牌，高三尺左右，树立在宫门外，上面铸有“内臣不许干预政事”八个字。到了英宗时，王振专权恣意，于是毁掉了这块牌子。永乐年间，派遣宦官到五府六部禀报事务的，宦官都在府部一丈外作揖；路上遇到公侯驸马伯，就下马在旁边站立。到了王振、汪直、刘瑾时，呼唤府部如同呼唤下属；公侯伯在路上遇到他们，反而回马躲避，颠倒太严重了。自从世宗革除各镇守，宦官的权势大大减少。我担任两都的官员，即使是司礼监守备极尊贵的，都彼此抗礼。到了福建，福建税使高淮想要士大夫行治民之礼，我谢绝了他，不与他交往。在山东担任司理，当时马堂、陈增的横行都与我对等，不敢有所加害。只是南都守备宦官遇到大阅之时，必定占据中席，而大司马侯伯都让给他。京城宦官，即使是最卑贱的，路上遇到宰相，也扬鞭交臂，不肯避让道路，这稍微失去了国初的本意罢了。
宦官的祸患，虽然是因为天性不良，而也是我们这些人退让造成的，辅相大臣，不能推卸责任。当三杨辅政时，王振像老鼠一样伏着不敢动，等到徐禧、王翱等人，逢迎谄媚以保全富贵，于是王振的威权逐渐显现。商辂弹劾汪直，疏陈汪直十大罪状，关闭西厂，立即上报罢免，可以说容易得像揭开蒙昧一样。而刘瑾等人继任，使汪直的余烬复燃。李梦阳弹劾刘瑾，阁臣从中主持，宦官环绕跪地哭泣，彷徨无计，皇上之心几乎动摇。而李东阳持议不坚定，于是倒转太阿之剑授予他，最终毒害天下。难道是天意未厌乱吗？也是小人阶之厉啊？
●卷十六 事部四
《诗经》说：“善于戏谑啊，不成为虐待啊。”古今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