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一(十四则)
邳彤郦商
汉光武讨王郎时，河北皆叛，独巨鹿、信都坚守，议者谓可因二郡兵自送，还长安。惟邳彤不可，以为若行此策，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公既西，则邯郸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东坡曰：「此东汉兴亡之决，邳彤亦可谓汉之元臣也。」彤在云台诸将之中，不为人所标异，至此论出，识者始知其然。汉高祖没，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发丧。郦商见食其曰：「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比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向以攻关中，亡可翘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发丧。然则是时汉室之危，几于不保，郦商笑谈间，廓廓无事，其功岂不大哉？然无有表而出之者！迨吕后之亡，吕禄据北军，商子寄绐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则郦氏父子之于汉，谓之社稷臣可也。寄与刘揭同说吕禄解将印，及文帝论功，揭封侯赐金，而寄不录，平、勃亦不为之一言，此又不可晓者。其后寄嗣父为侯，又以罪免，惜哉！
武成之书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谓服事者，美其能于纣之世尽臣道也。而史记周本纪云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其后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为王。是说之非，自唐梁肃至于欧阳、东坡公、孙明复皆尝着论，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书，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及武王自称曰「周王发」，皆纣尚在位之辞。且大王居邠，犹为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称西伯，焉得言「诞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称周王，可乎？则武成之书不可尽信，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编简舛误，特其小小者云。
象载瑜
汉郊祀歌象载瑜章云：「象载瑜，白集西。」颜师古曰：「象载，象舆也。山出象舆，瑞应车也。」赤蛟章云「象舆车▯羲」，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载昭庭。」师古曰：「象谓悬象也。悬象秘事，昭显于庭也。」二字同出一处，而自为两说。按乐章词意，正指瑞应车，言昭列于庭下耳。三刘汉释之说亦得之，而谓「白集西」为西雍之麟，此则不然。盖歌诗凡十九章，皆书其名于后，象载瑜前一行云「行幸雍获白麟作」，自为前篇「朝陇首，览西垠」之章，不应又于下篇赘出之也。
管晏之言
孟子所书：「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天子诸侯，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景公说，大戒于国。」管子内言戒篇曰：「威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民，无荒亡之行于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宝法。」观管、晏二子之语，一何相似，岂非传记所载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为一书，必不误，当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礼记祭法、汉书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岛，以其无录而王，故谓之霸。历志则云：「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记律书：「颛帝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文颖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颛帝伐之。本主水官，因为水行也。」然左传郯子所叙黄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
译邳彤、郦商
汉光武帝讨伐王郎时，河北地区全都叛乱，只有巨鹿、信都两郡坚守，议论的人认为可以凭借这两郡的兵力护送自己，返回长安。只有邳彤认为不可，他说如果实行这个策略，岂止是白白失去河北，必定还会惊动三辅地区。您既然向西，那么邯郸的军队，不会背离他们的城主而千里迢迢护送您，他们离散逃亡是必然的。光武帝被他的言语感动而作罢。苏东坡说：“这是东汉兴亡的决定性时刻，邳彤也可以说是汉朝的开国元勋了。”邳彤在云台二十八将之中，不被人们特别标举，直到这个议论出现，有见识的人才知道确实如此。汉高祖去世后，吕后与审食其谋划说：“各位将领原本与皇帝是平民百姓，现在却侍奉少主，如果不把他们的家族全部诛灭，天下不会安定。”因此不发布丧讯。郦商见到审食其说：“如果真像这样，天下就危险了。陈平、灌婴率领十万军队守卫荥阳，樊哙、周勃率领二十万军队平定燕、代，等到他们听说皇帝驾崩，各位将领都被诛杀，必定会联合军队返回进攻关中，灭亡可以翘足等待了。”审食其入宫禀报，这才发布丧讯。既然如此，当时汉室的危险，几乎到了无法保全的地步，郦商在谈笑之间，使局势变得安然无事，他的功劳难道不大吗？然而却没有表彰并宣扬他的人！等到吕后去世，吕禄据守北军，郦商的儿子郦寄欺骗吕禄让他外出游玩，使得周勃得以进入。那么郦氏父子对于汉朝，称他们为社稷之臣是可以的。郦寄与刘揭一同劝说吕禄交出将军印信，等到汉文帝评定功劳，刘揭被封侯并赐金，而郦寄没有被记录，陈平、周勃也不为他说一句好话，这又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后来郦寄继承父亲的爵位成为侯，又因罪被免，可惜啊！
武成之书
孔子说：“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至德了。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侍奉殷商。”所谓侍奉，是赞美他能在纣王时代尽到臣子的道义。而《史记·周本纪》说西伯在受命的年份称王，并裁决虞、芮两国的诉讼，后来改变法度，制定正朔，追尊古公、公季为王。这种说法的错误，从唐代的梁肃到欧阳修、苏东坡、孙明复都曾著文论述，然而这种错误是从《武成》篇开始的。孟子说：“我对于《武成》篇，只取其中两三页罢了。”现在考察这本书，说“太王开创王业的基业，文王隆重承受天命，来安抚四方华夏”，以及武王自称“周王发”，这些都是纣王还在位时的言辞。况且太王住在邠地，还被狄人所迫逐，怎么会有“开创王业基业”的事情？文王只称西伯，怎么能说“隆重承受天命”呢？武王没有取代商朝，已经称周王，可以吗？那么《武成》之书不能完全相信，不只是“血流漂杵”这一端。至于竹简编排错乱，只是其中小小的错误罢了。
象载瑜
汉朝郊祀歌《象载瑜》章说：“象载瑜，白集西。”颜师古说：“象载，就是象舆。山中出现象舆，是祥瑞应验的车。”《赤蛟》章说“象舆车〇羲”，就是这个意思。而《景星》章说：“象载昭庭。”颜师古说：“象指的是悬象。悬象是秘事，在庭院中昭显。”两个字出自同一处，却自相矛盾有两种说法。按照乐章词意，正是指祥瑞应验的车，说它昭然陈列在庭院下罢了。三刘《汉释》的说法也符合这个意思，而说“白集西”是西雍的白麟，这就不对了。因为歌诗总共十九章，都在后面写明它的名字，《象载瑜》前一行说“行幸雍获白麟作”，自然是前一篇“朝陇首，览西垠”的章节，不应该又在下一篇中赘述出来。
管晏之言
孟子所记载：“齐景公问晏子说：‘我想去转附、朝儛游览，沿着海边向南，直到琅邪，我修养什么才能与先王的游览相比呢？’晏子回答说：‘天子诸侯，没有不做事的。春天巡视耕种并补助不足，秋天巡视收获并帮助匮乏。现在却不是这样。军队出行而征收粮食。顺着水流向下而忘记返回叫做流。顺着水流向上而忘记返回叫做连。追逐野兽没有满足叫做荒。沉溺酒乐没有满足叫做亡。先王没有流连的享乐，荒亡的行为。’景公高兴，在国中大加警戒。”《管子·内言·戒篇》说：“齐桓公将要向东游览，问管仲说：‘我游览就像轴转斛，向南直到琅邪。司马说，这也是先王的游览。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先王的游览，春天出去考察农事不根本的，叫做游。秋天出去补助人们不足的，叫做夕。军队出行而征收百姓粮食的，叫做亡。沉溺享乐而不返回的，叫做荒。先王对百姓有游夕的功业，对自身没有荒亡的行为。’桓公退下再拜，命名为宝法。”看管仲、晏子两人的言语，多么相似，难道传记所载容有互相侵犯吗？管氏既然自成一家，必定没有错误，应当再考证《晏子春秋》。
共工氏
《礼记·祭法》、《汉书·郊祀志》，都说共工氏称霸九州，因为他没有德录而称王，所以称为霸。《历志》则说：“虽然有水德，在火木之间，不符合次序。凭借智刑以逞强，所以称霸而不称王。周人改变了他的行序，所以《易经》不记载。”注解说：“因为他不符合次序所以去掉他。”《史记·律书》：“颛顼帝有共工的阵势，来平定水害。”文颖说：“共工，是主管水事的官员。少昊氏衰微，他秉政作恶，所以颛顼帝讨伐他。原本主管水事，因此成为水行。”然而《左传》郯子所叙述黄帝、炎帝五代所命名的官职，共工氏以水
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杜预云：「共工氏以诸侯伯有九州岛者，在神农之前，太昊之后，亦受水瑞，以水名官。」盖其与炎、黄诸帝，均受五行之瑞，无所低昂，是亦为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岛，至今祀以为社。前所纪谓「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于怒触不周之山，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此说尤为诞罔。洪氏出于此，本曰「共」，左传所书晋左行共华、鲁共刘，皆其裔也。后又推本水德之绪加水于左而为「洪」云。尧典所称「共工方鸠僝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时以名官，故舜命垂为之。
译共工，原本是水官，所以以水为名。杜预说：“共工氏作为诸侯之长，统治九州，在神农之前，太昊之后，也承受水的祥瑞，以水来命名官职。”大概他与炎帝、黄帝等帝王，都承受五行的祥瑞，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这也算是称王了。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够平定九州，至今人们祭祀他作为社神。前面记载所说的“周人改变了五行相生的次序”，恐怕是不对的。至于他发怒撞击不周山，导致天向西北倾斜，地向东南塌陷，这种说法尤其荒诞虚妄。洪氏出自共工，原本写作“共”，《左传》所记载的晋国左行共华、鲁国共刘，都是他的后裔。后来又推究水德的渊源，在“共”字左边加上水旁，就成了“洪”字。《尧典》中所说的“共工正聚众做事”，就是被舜流放的那个人，并不是这个共工。当时以官职为名，所以舜任命垂担任这个官职。
汉志之误
昔人谓颜师古为班氏忠臣，以其注释纪传，虽有舛误，必委曲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显显者，与尚书及春秋乖戾为甚。桑谷共生于朝。刘向以为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获显荣，怠于政事，国将危亡，故桑谷之异见。武丁恐骇，谋于忠贤。颜注曰：「桑谷自太戊时生，而此云高宗时，其说与尚书大传不同，未详其义，或者伏生差谬。」按艺文志自云：「桑谷共生，太戊以兴，鸣雉登鼎，武丁为宗。」乃是本书所言，岂不可为明证，而翻以伏生为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刘向以为信用公子遂，遂专权自恣，僖公不寤，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又载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宫出。刘向以为其后公子遂杀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刘向既书之，又误以为僖。颜无所辨。隐公三年，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其后郑获鲁隐。注引「狐壤之战，隐公获焉」。此自是隐为公子时事耳，左传记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董仲舒以为成公时。其它如言楚庄始称王，晋灭江之类，颜虽随事敷演，皆云未详其说，终不肯正诋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县曰：「故滕国，周懿王子叔绣所封。」颜引左传「郜、雍、曹、滕，文之昭也」为证，亦云未详其义。真定之肥累，菑川之剧，泰山之肥城，皆以为肥子国，而辽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于此」。魏郡元城县云：「魏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县云：「赵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应两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虖池河，皆注云：「虖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兴」注云：「此五伯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也。」而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异姓诸侯王表「适戍强于五伯」注云：「谓昆吾、大彭、豕韦、齐威、晋文也。」均出一书，皆师古注辞，而异同如此。
汉将军在御史上
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银印青绶，前后左右将军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绶。故霍光传所载羣臣连名奏曰，丞相敞、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度辽将军明友、前将军增、后将军充国、御史大夫谊。且云羣臣以次上殿。然则凡杂将军，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后左右也。
上元张灯
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而今史记无此文。唐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本朝京师增为五夜，俗言钱忠懿纳土，进钱买两夜，如前史所谓买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宁初，以两日皆国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国史，干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乂安，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然则俗云因钱氏及崇宁之展日，皆非也。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张灯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罢中元、下元张灯。
七夕用六日
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诏：「七夕嘉辰，着于甲令。今之习俗，多用六日，非旧制也，宜复用七日。」且名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时始。然唐世无此说，必出于五代耳。
宰相参政员数
太祖登极，仍用周朝范质、王溥、魏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罢，赵普独相。越三月，始创参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吕余庆，后益以刘熙古，是为一相三参。及普罢去，以居正及沈义伦为相，卢多逊参政。太宗即位，多逊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无一参。自后颇以二相二参为率。至和二年，文彦博为昭文相，刘沆为史馆相，富弼为集贤相，但用程戡一参。惟至道三年吕端以右仆射独相，而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书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四参政，前后未之有也。
朱崖迁客
唐韦执谊自宰相贬崖州司户，刺史命摄军事衙推，牒词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颇谙公事，幸
译《汉书·五行志》的错误
前人认为颜师古是班固的忠臣，因为他注释《汉书》的纪传，虽然常有错谬，但必定委婉曲折地为班固辩解。这种情况在《五行志》中最多，其中最明显的，是与《尚书》和《春秋》严重违背。桑树和谷树一起生长在朝廷。刘向认为商朝道统已经衰微，高宗趁着衰败而起，既然获得了显赫荣耀，就怠慢政事，国家将要危亡，所以出现了桑谷共生的异象。武丁感到恐惧惊骇，向忠臣贤士谋划。颜师古注释说：“桑谷是在太戊时生长的，而这里说是高宗时，这种说法与《尚书大传》不同，我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或许是伏生有差错。”查考《汉书·艺文志》自己说：“桑谷共生，太戊因此兴盛；鸣雉登鼎，武丁因此成为宗庙之主。”这乃是本书所说的，难道不能作为明确的证据吗？反而认为伏生有错误，为什么呢？僖公二十九年，下大雨冰雹。刘向认为这是信用公子遂，公子遂专权自恣，僖公没有醒悟，两年后，杀了子赤立宣公。又记载文公十六年，蛇从泉宫出来。刘向认为这之后公子遂杀了两个儿子而立宣公。这是文公末年的事，而刘向既然已经记载了，却又错误地认为是僖公时的事。颜师古没有加以辩驳。隐公三年，发生日食。刘向认为这之后郑国俘获了鲁隐公。注释引用“狐壤之战，隐公被俘获”。这自然是隐公还是公子时的事，左传记载得很清楚。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了召伯、毛伯。董仲舒认为是成公时的事。其他如说楚庄王开始称王，晋国灭江国之类，颜师古虽然随事铺陈演绎，都说不知道其中的说法，终究不肯直接指责其瑕疵。《地理志》中沛郡公丘县说：“这是原来的滕国，是周懿王之子叔绣所封。”颜师古引用左传“郜、雍、曹、滕，是文王的昭世子孙”作为证据，也说不知道其中的含义。真定的肥累，菑川的剧，泰山的肥城，都认为这是肥子国，而辽西的肥如，又说“肥子逃到燕国，燕国封他在这里”。魏郡元城县说：“魏公子元在这里有食邑，因此就姓元。”常山元氏县说：“赵公子元的封邑，所以叫元氏。”不应该两个地名命名如此相似。正文及《志》五次引用虖池河，都注释说：“虖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兴”注释说：“这五伯是指齐威、宋襄、晋文、秦穆、楚庄。”而《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释说：“是指齐威、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异姓诸侯王表》“适戍强于五伯”注释说：“是指昆吾、大彭、豕韦、齐威、晋文。”都出自同一本书，都是颜师古的注释，却如此不同。
《汉书》中将军在御史大夫之上
《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管副丞相，位至上卿，银印青绶，前后左右将军也位至上卿，而金印紫绶。所以霍光传所载群臣联名上奏说，丞相敞、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度辽将军明友、前将军增、后将军充国、御史大夫谊。并且说群臣按次序上殿。那么凡是杂号将军，都在御史大夫之上，不一定只是前后左右将军。
上元张灯
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说：“汉朝祭祀太一，从黄昏时祭祀到天明。”现在的人正月十五夜晚出游观灯，是这件事的遗留，而现在的《史记》没有这段文字。唐代韦述《两京新记》说：“正月十五夜晚，敕令金吾弛禁，前后各一天用来观灯。”本朝京城增加到五夜，俗语说钱忠懿纳土，进钱买两夜，如同前史所说的买宴之类。起初用十二、十三夜，到崇宁初年，因为这两天都是国忌，于是推迟到十七、十八夜。我查考国史，干德五年正月，诏令因为朝廷无事，天下安宁，命令开封府再增加十七、十八两夜。那么俗语说因为钱氏以及崇宁的展期，都不对。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开始张灯如同上元之夜，到淳化元年六月，才停止中元、下元张灯。
七夕用六日
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诏令：“七夕是美好的时辰，著于法令。现在的习俗，多用六日，不是旧制，应该恢复用七日。”况且名为七夕而用六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然而唐代没有这种说法，必定出自五代。
宰相参政员数
太祖登极，仍然沿用周朝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四年，都罢免，赵普独相。过了三个月，才创设参知政事的名称，而任命薛居正、吕余庆，后来增加刘熙古，这是一相三参。等到赵普罢免离去，以居正和沈义伦为相，卢多逊参政。太宗即位，多逊也拜相。共六年，三相而没有一参。从此以后多以二相二参为常规。至和二年，文彦博为昭文相，刘沆为史馆相，富弼为集贤相，只用程戡一参。只有至道三年吕端以右仆射独相，而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书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四位参政，前后没有过这种情况。
朱崖迁客
唐代韦执谊从宰相贬为崖州司户，刺史命他代理军事衙推，公文说：“前件官久在朝廷，颇谙公事，幸”
期佐理，勿惮縻贤。」当时传以为笑，然犹未至于挫抑也。卢多逊罢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为子求昏，多逊不许，遂侵辱之，将加害，不得已，卒与为昏。绍兴中，胡邦衡铨窜新州，再徙吉阳，吉阳即朱崖也。军守张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状，每旬呈，必令囚首诣廷下。邦衡尽礼事之，至作五十韵诗，为其生日寿，性命之忧，朝不谋夕。是时，黎酋闻邦衡名，遣子就学，其居去城三十里，尝邀致入山，见军守者，荷枷絣西庑下，酋指而语曰：「此人贪虐已甚，吾将杀之，先生以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余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问，切有献焉。贤郎所以相从者，为何事哉？当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状，要之为一州主，所谓邦君也。欲诉其过，合以告海南安抚司，次至广西经略司，俟其不行，然后讼于枢密院，今不应擅杀人也。」酋悟，遽释之，令自书一纸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归，张诣门悔谢，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为上客。邦衡以隆兴初在侍从，录所作生日诗示仲兄文安公，且备言昔日事。乃知去天万里，身陷九渊，日与死迫，古今一辙也。
译期望他辅佐治理，不要害怕牵制贤才。」当时人们传以为笑，然而还没有到挫伤抑制的地步。卢多逊被罢免宰相之职流放崖州，知州是牙校，为儿子向他求婚，卢多逊不答应，于是侵凌侮辱他，将要加害于他，卢多逊不得已，最终同意与他联姻。绍兴年间，胡邦衡被贬谪到新州，又迁徙到吉阳，吉阳就是朱崖。军守张生，也是一个右列指使，对待胡邦衡毫无礼数，每十天呈报一次，必定让他囚首垢面地到厅堂下。胡邦衡竭尽礼节侍奉他，甚至作五十韵的诗，为他生日祝寿，性命之忧，早上不能谋划晚上。这时，黎族酋长听说胡邦衡的名声，派遣儿子来求学，他的住所距离城池三十里，曾经邀请胡邦衡进山，看见军守的人，戴着枷锁绑在厢房下，酋长指着他说：「这个人贪婪暴虐已经太过分了，我将杀了他，先生以为如何？」胡邦衡说：「他死有余辜，如果真的这样，足以洗刷一邦的怨气。然而既然承蒙垂问，我有进献的话。贤郎之所以跟随您，是为了什么事呢？应当先知道君臣上下的名分。这个人固然毫无礼数，但终究是一州之主，所谓的邦君。想要申诉他的过错，应当告诉海南安抚司，其次到广西经略司，等待他们不处理，然后向枢密院诉讼，现在不应当擅自杀人。」酋长醒悟，立刻释放了他，让他自己写一张纸引咎，于是再次拜谢而出。第二天，胡邦衡回来，张生到门口悔过谢罪，非常感激再生之恩，从此把他当作上宾对待。胡邦衡在隆兴初年在侍从职位，把所作的生日诗给仲兄文安公看，并且详细讲述了昔日的事情。才知道距离天子万里，身陷九渊，每天与死亡逼近，古今是一样的。
张士贵宋璟
唐太宗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征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后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姚崇为宰相，弗能止，卢怀慎亦为相，疾亟，表言璟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录，上深纳之。太宗、明皇，有唐贤君也，而以杖人轻之故，加罪大将军、御史大夫，可谓失政刑矣。
韩欧文语
盘谷序云：「坐茂林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醉翁亭记云：「野花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殽野蔌，杂然而前陈。」欧公文势，大抵化韩语也。然「钓于水，鲜可食」与「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采于山」与「山殽前陈」之句，烦简工夫，则有不侔矣。
容斋三笔
卷第二(十六则)
汉宣帝不用儒
汉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匡衡为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不宜在远方。事下萧望之、梁丘贺。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故官。司马温公谓俗儒诚不可与为治，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说，秦始皇、李斯所禁也，何为而效之邪？既不用儒生而专委中书宦官，宏恭、石显因以擅政事，卒为后世之祸，人主心术，可不戒哉！
国家府库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岁赋入大数，是时，至道三年也，凡收谷二千一百七十万硕，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紬一百九十万匹，丝、绵六百五十八万两，茶四十九万斤，黄蜡三十万斤。自后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国家全盛，民力充足，故于征输未能为害。今之事力，与昔者不可同日而语，所谓缗钱之入，殆过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术，为可虑耳。黄蜡一项，今不闻有此数。
刘项成败
汉高帝、项羽起兵之始，相与北面共事怀王。及入关破秦，子婴出降，诸将或言诛秦王。高帝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至羽则不然，既杀子婴，屠咸阳，使人致命于怀王。王使如初约，先入关者王其地。羽乃曰：「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颛主约？今定天下，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于是阳尊王为义帝，卒至杀之。观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犹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约，其末至于如此，成败之端，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高帝微时，尝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矣！」至羽观始皇，则曰：「彼可取而代也。」虽史家所载，容有文饰，然其大旨，固可见云。
占术致祸
吉凶祸福之事，盖未尝不先见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杀身亡族之害者。汉昭帝时，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虫食叶曰「公孙病己立」。眭孟上书言，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劝帝索贤人而禅位，孟坐祅言诛，而其应乃在孝宣，正名病己。哀帝时，夏贺良以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遂有陈圣刘太平皇帝之事，贺良坐不道诛。及王莽篡窃，自谓陈后，而光武实应之。宋文帝时，孔熙先以天文图谶，知帝必以非道晏驾，由骨肉相残，江州当出天子，遂谋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义康。熙先既诛，义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祸，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宫，许负相之当生天子，豹闻言心喜，因背汉，致夷灭，而其应乃在汉文帝。唐李锜据润州反，有相者言，丹阳郑氏女当生天子，锜闻之，纳为侍人。锜败，没入掖庭，得幸宪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贞为河中节度使，有术者善听人声，闻其子妇符氏声，惊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贞曰：「吾妇犹为天下母，吾取天下，复何疑哉？」于是决反
译张士贵与宋璟
唐太宗亲自指挥军队，因为部队阵型不整齐，命令大将军张士贵杖责中郎将等人。太宗愤怒于杖责太轻，将张士贵交付司法官吏治罪。魏征劝谏说：“将军的职责，是国家的爪牙，让他执行杖刑，已经不符合后世的法度，何况因为杖责太轻就治他的罪呢？”太宗立即释放了张士贵。唐玄宗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因为在朝堂监督杖责人时杖责太轻，被贬为睦州刺史。姚崇担任宰相，不能阻止这一决定；卢怀慎也担任宰相，病重时上表说宋璟是明时重用的器物，所犯的过错很小，希望陛下怜悯录用，玄宗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唐太宗、唐玄宗，都是唐朝贤明的君主，却因为杖责人太轻的缘故，治大将军、御史大夫的罪，可以说是失去了政令刑罚的准则了。
韩愈与欧阳修的文语
《盘谷序》中说：“坐在茂密的树林中度过整天，在清澈的泉水中洗涤以自洁。从山上采集，美味可以食用；在水中垂钓，新鲜可以食用。”《醉翁亭记》中说：“野花开放散发出幽香，美好的树木繁茂形成浓荫。到溪边捕鱼，溪水深而鱼肥；用泉水酿酒，泉水香而酒清冽。山珍野菜，杂乱地陈列在前面。”欧阳修文章的态势，大体上是化用韩愈的文语。然而，“在水中垂钓，新鲜可以食用”与“到溪边捕鱼，溪水深而鱼肥”、“从山上采集”与“山珍野菜陈列在前面”这些句子，在繁简的功夫上，则有不等同之处了。
容斋三笔
卷第二（十六则）
汉宣帝不用儒生
汉宣帝不喜欢儒生，甚至说世俗的儒生不通晓时宜，喜欢肯定古代否定当今，使人对名实感到迷惑，不知道坚守什么，哪里值得委任。匡衡担任平原文学，学者大多上书推荐匡衡精通经学，当世少有匹敌，不应该在远方任职。事情下达给萧望之、梁丘贺。萧望之上奏说匡衡经学精熟，解说有师承之道，可以观看阅览。宣帝不太任用儒生，派遣匡衡回到原来的官职。司马光说世俗的儒生确实不能和他们一起治理国家，难道不能寻找真正的儒生而任用他们吗？况且肯定古代否定当今的说法，是秦始皇、李斯所禁止的，为什么要效仿他们呢？既然不任用儒生而专门委任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因此专权，最终成为后世的祸患，君主的心术，能不警惕吗！
国家府库
宋真宗即位之初，有关部门上报天下每年赋税收入的大致数目，那时是至道三年，总共征收谷物二千一百七十万石，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绸一百九十万匹，丝、绵六百五十八万两，茶四十九万斤，黄蜡三十万斤。此后多少不固定，但大致具备这些。当国家全盛，民力充足，所以在征收运输上还不能成为祸害。现在的财力，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所谓的缗钱收入，几乎超过十倍。百姓日益被剥削，不知道救弊的方法，是值得忧虑的。黄蜡这一项，现在没有听说有这个数目。
刘邦与项羽的成败
汉高帝、项羽起兵之初，一起北面共同侍奉楚怀王。等到进入关中攻破秦国，子婴出来投降，将领中有人说诛杀秦王。高帝说：“起初怀王派遣我，本来是因为我能宽容，况且人已经服降，杀他不吉利。”于是把他交给官吏看管。到了项羽就不是这样，既杀了子婴，屠戮咸阳，派人向怀王传达命令。怀王按照当初的约定，先入关的人称王其地。项羽却说：“怀王，是我们家武信君所立的，没有功劳，凭什么专断主持约定？现在平定天下，都是将相各位和项籍的功劳，怀王没有功劳，本来应当分给他土地而让他称王。”于是表面上尊怀王为义帝，最终杀了他。观察这两件事，高帝已经成功，还敬佩怀王的告诫，项羽背弃主约，其结局到了如此地步，成败的端倪，不需要智者而后知道了。高帝微贱时，曾经服劳役到咸阳，纵观秦皇帝，感慨叹息说：“大丈夫应当像这样啊！”等到项羽观看秦始皇，则说：“那个人可以取代他。”虽然史家所载，可能有文饰，但其大意，本来就可以看到了。
占卜之术招致祸患
吉凶祸福的事情，大概没有不先显现其征兆的。然而确实有知道并相信它，反而招致杀身亡族的祸害的。汉昭帝时，昌邑的石自立，上林苑的枯柳树重新生长，虫子吃叶子留下“公孙病己立”的字样。眭孟上书说，应当有从平民成为天子的人，劝皇帝寻找贤人而禅让帝位，眭孟因妖言被杀，而应验却在孝宣帝，正名病己。哀帝时，夏贺良认为汉朝历法中衰，应当重新受命，于是有陈圣刘太平皇帝的事情，夏贺良因大逆不道被杀。等到王莽篡位，自称为陈后，而光武帝实际上应验了。宋文帝时，孔熙先通过天文图谶，知道皇帝必定以非正常方式去世，由于骨肉相残，江州应当出现天子，于是谋划大逆，想拥立江州刺史、彭城王义康。孔熙先被杀后，义康也被害，而皇帝最终有儿子的祸患，孝武帝于是从江州起兵而登上尊位。薄姬在魏王豹的宫中，许负相面说她应当生天子，豹听到这话心里高兴，因此背叛汉朝，导致灭族，而应验却在汉文帝。唐代李锜占据润州反叛，有相面的人说，丹阳郑氏女应当生天子，李锜听到后，纳她为侍人。李锜失败，没入掖庭，得到宪宗宠幸而生下宣宗。五代李守贞担任河中节度使，有术士善于听人声音，听到他儿媳符氏的声音，惊讶地说：“这是天下的母亲啊。”李守贞说：“我的儿媳尚且成为天下母亲，我夺取天下，还有什么可疑的呢？”于是决定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