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四(十五则)

译双引，人们认为合乎礼制。迈最近任赣州、建昌知州，官职与居仁相当，却误用了两个“朱”字，非常后悔。又如监司拜见前任执政大臣，即使是同路的，也要在客位下马。伯父因为曾任宰相，带着观文殿学士的头衔出任越州长官，提举宋藻穿过戟门呵斥殿前，说浙东监司怎么不能穿过绍兴府的大门，直到快要到达厅堂，才好像勉强接受客位。主人急忙让人搀扶他回去。

译九朝国史

本朝的国史共有三部：太祖、太宗、真宗称为三朝，仁宗、英宗称为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称为四朝。虽然各自记载史事，但至于各种志书，如天文、地理、五行之类，难免烦琐重复。元丰年间，三朝史已经修成，两朝史也即将完成，神宗专门交给曾巩让他合并。曾巩上奏说：“五朝的旧史，都是历代公卿、道德文学之士以及朝廷重臣共同裁定，既然已经编撰成大典，哪里应该随意议论删减增补。”皇帝下诏不允许，曾巩才开始谋划编纂审定，恰逢因母丧离职，未能完成。此后神宗、哲宗朝，各自编为一部史书，绍兴初年，因为其中的是非褒贬都不符合事实，废弃不用。淳熙乙巳年，我承蒙缺额担任修史官，丙午年冬天，书成进呈皇帝，于是请求将九朝史合并为一部，寿皇就委托我办理。我曾上奏说：“臣之所以恳切请求，是因为两百年间典章文物的盛况，分散在三部书中，仓促查考，不能连贯归属。至于历代臣僚，名声相继，应当像前代史书那样，按照子系于父的体例，分类聚集归于一处。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已经经过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都有依据，不容随意删改。请求将此奏章下达史院，使后来的史官，知道编纂的意图，不要擅自对成书进行删改。”皇上说：“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删改也无妨。”我奉诏开设史院，也修成了三十多卷，却因永思攒宫的工程劳役，刚回来就离开京城，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借口，请求暂时罢免史院，于是此事就停止了。祥符年间，王旦也曾修撰两朝史，现在已不流传。

银牌使者

金国每次派遣使者出外，地位高的佩带金牌，次一等的佩带银牌，俗称金牌郎君、银牌郎君。北方人认为契丹时期就是这样，牌上如果有篆书六七字，有人说那是阿骨打的花押。却不知道这本来是中国制度，五代以来，各种事务草创，凡是乘坐驿站马匹奉命出使的，只给枢密院的文书。本朝太平兴国三年，因为李飞雄假冒乘驿马，诈称使者，想要作乱，逮捕诛杀他之后，于是下诏从今以后乘驿者，都发给银牌，国史说开始恢复旧制，那么就不是起源于夷狄。端拱二年又下诏：“先前驰驿使臣发给篆书银牌，从今以后应该废除，恢复发给枢密院文书。”

省钱百陌

用钱作为货币，本来都是足陌。梁武帝时，因为铁钱的缘故，商人渐渐奸诈自取败亡，岭东地区，八十文当作一百，名叫“东钱”；江、郢以上地区，七十文当作一百，名叫“西钱”；京师以九十文当作一百，名叫“长钱”。大同元年，下诏通用足陌，诏书下达而人们不遵从，钱陌更少，到了末年，竟然以三十五文当作一百。唐朝盛世，纯粹使用足钱。天佑年间，因为战乱窘迫匮乏，开始命令以八十五文当作一百。后唐天成年间，又减少五文。后汉干佑年间，王章担任三司使，又减少三文。本朝沿袭后汉制度，缴纳给官府的，也用八十或八十五文，但各州私下使用，仍有随俗甚至以四十八文当作一百的。太平兴国二年，开始下诏民间缗钱，定以七十七文当作一百。从此以来，天下承袭使用，公私出纳都是这样，所以名叫“省钱”。但几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文，除了中都及军兵俸禄外，其余州县官民所应得的，支出的每百文才得到七十一钱四分，收入的每百文为八十二钱四分，原来就没有什么七十七文了。民间所用的，多少又更加不均。

旧官衔冗赘

本朝官制，沿袭晚唐、五代的余习，所以官阶衔名失之冗赘，我本来已经多次书写过。近来得到皇佑年间李端愿所书的“雪窦山”三个大字，左边写着：“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共四十一字。自从元丰以后，更改使名，废除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说“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制省去三十五字，可谓简要。会稽禹庙有唐天复年间越王钱镠所立的碑，其全称九十五字，尤其冗赘。

吏胥侮洗文书

郡县的胥吏，涂改簿册案卷，乡司尤其严重。百姓已经缴纳租税，在户下朱笔批注了，有所求不得，又洗去字迹，县官不能察觉，却又督促办理。等到他们拿着红色凭证作为证据，则追索逮捕横征暴敛，危害已经很深。这只是小小的罢了，台省也是这样，我担任翰林学士时，所受的告命后拟写说“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大概最初书写黄纸时是全文，所以官告院据以为格式，制度应当如此。而告身全称也说“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我对吏部尚书萧照邻说：“这样则学士衔名在官职之下，与旧例相违背，现在想要写谢表，应当如何？”萧照邻惊恐。随即派部主事与告院书吏来，请求借原告命拿去，第二天拿来，则已改正，将职名移到官职之上，只减少一个“充”字，在行内略微觉得疏朗，其外印文，浓淡毫无差异，巧妙到这种地步。

宣告错误

士

译大夫告知任命，中间若有错误，如果是文官，尚能自己说明，书铺也不敢大肆勒索。唯独武官可怜，而军中出身的人尤其严重。我在枢密院各房检查文书时，有泾原副都军头请求换授官职，但他所持的宣状内添注了“副”字，被房吏阻挠，都军头无法自己辩白。两位枢密使将此事交给我处理，我看所添的字与正文字体一致，便向两位枢密使说：“假如申诉的人是奸诈，应当妄自增加品级，不应该肯以都军头的身份自降为副都军头，这显然是写宣状房吏的失误，毫无疑问。”枢密使认为有理，于是为他改正。武翼郎李青应当进行磨勘，尚左司查验他的文书，起初文书上写的是“大李青”，吏员认为他是欺瞒冒领，李青无言以对。周茂振代理尚书，查阅他的任命文书十余份，其中一份任命书前面写着“大李青”，而任命书正文误去掉了“大”字，所以后来的文书沿袭错误，只写“李青”，当天就放行让他升迁，并且发给公据给他。这两个人几乎被吏员所困，幸好得以昭雪。由此可知，冤屈压抑而不能伸张的人太多了！

译军中抵名为官

绍兴年间以来，战事频繁，军队中的将校被任命官职时，主帅都把他们任命的告命文书藏起来，只口头告知他们所担任的官职。其中有因事故死亡或失踪的，也不向朝廷有关部门申报注销名籍，有的甚至直接把官职转给他人，有的甚至从平民直接升任郎官、大夫。杨和王担任殿帅时，罢免了一名统领，让他回到部队，却向枢密院申报说：“此人原本姓名叫许超，只是个校尉，偶然有修武郎李立告发，让他冒名顶替，因此得以越级升迁，后来凭借战功积累，如今已是武显大夫，既然已经离开军队，自然应该按照他原本的姓名和原来的职位处理。”许超到枢密院申诉，却无法为自己辩白。我担任兵房检详官，为此进言说：“当初的冒名顶替，是主将的命令。在修武郎之前，本来就不是此人应当得到的。如果在武翼郎之后，都是凭借军功，假如他战死在阵前，那么性命必须由许超来承担。现在只应当扣除他不应当得到的九个官阶，而保留其余的资历，这才合乎人情，在道理上也顺畅。”两位枢密使都很赞同我的说法，立即上奏实行。

祸福有命

秦桧专权得志，更加严酷刑罚，用来钳制士大夫，只要言语稍有差错，文词稍有可议之处，必定兴起大案，将他们流放到岭南海外，于是那些无赖之徒，凭借告发揭发来进身。赵超然因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话被责罚到汀州，吴仲宝因为《夏二子传》被流放到容州，张渊道因为张和公生日诗几乎被责罚到柳州而侥幸逃脱，都是这样的例子。我在福州担任教授时，因为拜访何大圭，他忽然问：“你认识星宿吗？”我回答说：“没有学过。”他说：“难道不能辨认南方中夏所见的那些星宿吗？”我说：“这个却粗略认识一二。”何大圭说：“你今晚试着仰望看看荧惑星在哪里？”当时它正出现在南斗星的西边。一个多月后再次相见，当时连续十多天阴天，所谓的火曜星，已经到达斗魁的东边了。何大圭说：“如果这颗星进入南斗，自有前例。”我听到他的话，本来已经惊恐，第二天来拜访他，说：“我们本来就不精通天文，昨晚叶子廉来看我，谈到这个，皱着眉头说：‘这叫魏星，没有人能认识，不是荧惑星。’”我说：“十二国星，只在牛宿、女宿之下，经星不动，怎么能够转移？”何大圭说：“天象想要显示变故，有什么不可以？叶子廉说，‘后汉建安二十五年也曾出现过。’”大概秦桧刚被封为魏国公，何大圭的意思是将他比作曹操。我非常害怕，不敢再回应。后来，我和谢景思、叶晦叔谈起这件事，并且说：“如果迈（指何大圭）做出小人告发揭发的举动，有所不能，万一这段事情暴露，该怎么办？”谢、叶说：“可以说这是命运了！和这样的人相识，就是不幸，不如静静地等待。”当时是己巳年，又过了六年，秦桧死了，我知道免于祸患，才不再害怕。

真宗北征

真宗亲征契丹，驾临澶渊，成就了退敌的功劳，这时是景德元年甲辰年，决定这个计策的是寇莱公。然而五年前，在咸平二年己亥年，契丹侵犯北边，皇上亲自率领军队抵御，到达澶州、大名府，听说范廷召在莫州北打败了敌人，才回京。当时张文定公、李文靖公担任宰相，不知道是谁赞成了这个决定，而后来没有流传下来。因此知道真宗不是贪图安逸享乐而有所畏惧的人，所以寇公容易进言。

宰相不次补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去世，当时没有其他宰相，中书省有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越级补任。寇准担任三司使，真宗想让他当宰相，担心他一向刚直，难以独自承担重任，于是先让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担任参知政事，才一个月，同时任命毕士安、寇准为宰相，而毕士安位居上位。王旦、王钦若各自升迁官职而已。寇准在太宗朝已经两次担任执政官，现在毕士安却由侍从越级任用，只有开创福祉，图谋任用大臣，大概不应该按部就班地逐级升迁。

外制之难

中书舍人接受的诏令起草任务，从唐朝到本朝，都只是在省中起草交给吏员，等到告命文书完成，都没有超过一天，所以这个职务很难。那些以敏捷著称的，如韦承庆下笔就成，不曾起草，陆扆起初没有思虑，挥笔如飞，颜荛起草几十篇诏令，不妨碍谈笑，郑畋动笔没有滞涩，同僚搁笔，刘敞临出局，倚马一挥写成九篇诏令，都记载在史书中。那些迟钝窘迫的，如陆余庆到晚上不能写一句话，和凝闭门深思，遍查群书，以及“斲窗舍人”、“紫微失却张君房”之类，大概是因为一定要快速完成。后周广顺初年，中书舍人刘涛被责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因为派遣儿子刘顼代写诏令。刘顼当时担任监察御史，也被责罚复州司户。自从南渡以来，典故散失，每次任命文书下达，先以省札授予，然后续发告命，因此拖延稽滞。段拂做官时，刚回家就关门谢客，害怕催促写诏令。先父出使辽国回来，被任命为徽猷阁直学士，当时刘才邵当值起草，每天在漏舍叮嘱他，直到先父出任饶州知州，将近一个月，还没有接受告命。其他委托朋友旧交，让他们代笔的很多。所以担任这个职务的人，不觉得难，与过去完全不同。

文臣换武使

祖宗时代，文臣换授武职，都不越级。钱若水从枢密

译副使卸任后担任工部侍郎，后来被任命为并州统帅，于是改任邓州观察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的身份，李士衡以三司使的身份，利瓦伊以尚书的身份，王素以端明殿左丞的身份，也都担任了观察使。庆历初年，因为陕西四路统帅正在抵御西夏和羌人，朝廷想要优厚他们的俸禄赏赐，所以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都以枢密院、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改任为廉车（观察使）。自从南宋南渡以来，情况开始大大不同。张澄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杨倓以敷文阁学士的身份，就直接担任了节度使。近来赵师夔、吴琚以待制的身份改任承宣使，不到几个月间遇到恩典，就建立了节钺（升任节度使）。师揆、师垂以秘阁修撰的身份改任观察使，都超越了常规法度，确实是特殊的恩宠。

译容斋三笔

卷第五（共十七条）

舜侍奉瞽叟

孟子的著作，地位上可配《论语》，唯独记载舜的事迹多有错误，所以自本朝以来，司马光、李泰伯以及吕南公都有怀疑其非实的说法。其中最大的疑点，是拿万章篇中涂泥粮仓、疏通水井、象进入舜的宫室等事来证明其可信。孟子既然自己说尧派九个儿子侍奉舜，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百官、牛羊、粮仓都备齐，让舜在田野中侍奉尧。那么井、仓这些低贱的劳役，难道不能派一个仆人来承担吗？尧身为天子，象只是一个平民，处心积虑要杀兄长并霸占他的妻子，这说明朝廷中再也没有纲纪法制了！六经以孔子的学说为折中标准，四岳推荐舜，本来就说：“他是瞽叟的儿子。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他能以孝道使家庭和谐，勤勉治理，不陷入邪恶。”那么尧考察舜的时候，愚顽傲慢的人已经被感化治理好了。舜即位之后，命令禹征讨有苗，益说：“帝起初在历山，去田间耕作，每天向苍天号哭，向父母哭诉，背负罪过，引咎自责，恭敬地拜见瞽叟，恐惧战栗，瞽叟也终于顺从。”既然说瞽叟顺从了，怎么还会有杀他的意图呢？司马光也引用了九男、百官的话，以及“烝烝乂”的回答，却没有提及益赞美禹的话，所以我详细叙述这些来给子侄辈看。至于司马迁的《史记》、刘向的《列女传》所记载的，大概是沿袭前人而不加考察罢了。至于桃应提出瞽叟杀人的问题，虽然说是假设疑似的情况来请教，但也可以说是没有根据的话。孟子拒绝回答是可以的，却反而再三为他辩解，难怪会引起后世学者的困惑。

孔子正名

子路说：“卫君等待您去执政，您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子路说：“您太迂腐了！为什么要正名？”孔子责备他，认为他“粗野”。大概当时孔子在卫国，正值辄做国君的时候，停留的时间最长，因为辄抗拒父亲而窃取君位，所以孔子想要纠正他，这个意思很明白。然而孔子想要去晋国，听说晋国杀了鸣犊，在黄河边返回，说是因为无罪而杀害士人。地名叫做胜母，曾子不进去；邑名叫做朝歌，墨子掉转车头。地名邑名不好，两位贤人都离开那里，哪有当世的圣人，肯居住在无父的国家，侍奉不孝的君主呢？这是可以知道的！孔子所经过的地方都能教化百姓，不命令而行事，不说话而取信于人，辄等待他来执政，应当不是下愚而不改变的人。如果他用我，一定会用天理来引导他，使他趋向并恢复本性，所谓驾车空出左位去迎接他的父亲并不难。那么这对名分的补救，难道不是很大吗！因此不忍心立刻离开而等待他。既然他不任用我，于是感慨地返回鲁国。那么辄的冥顽悖乱，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了！子路竟然不能详细体味圣人的话，执迷不悟，最终死于这场祸难。可惜啊！

潜火字误

现在人们使用的“潜火”这个词，如潜火军兵、潜火器具，它的意思是防备。但是用书籍文献来考证，应当是“熸”。《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军大败，王师火灭。昭公二十三年，子瑕去世，楚军火灭。杜预都注释说：“吴、楚之间把火灭称为熸。”《经典释文》注音为子潜反，意思是火灭，《礼部韵》注音为将廉反，都读如“歼”的音。那么就知道应当说“熸火”。

永兴天书

大中祥符年间天书的事，起于奸佞之臣，本来不值得说。而寇准在永兴军时，相信朱能的欺诈，也做了这件事，得以被召入朝，再次登上相位，逐渐导致雷州之祸，凤凰之德衰微，实在可惜！而《天禧实录》记载说：“周怀政与妖人朱能等人伪造天命，希望得到恩宠，并且每天进献药饵。宰相王钦若屡次说他们荒谬，又秘密陈述规劝谏言。周怀政害怕获罪，于是共同诬陷，说：‘捕获道士谯文易，收藏禁书，有神术，王钦若一向认识他。’所以罢免了宰相。”朱能的事，王钦若想以此阻止寇准入朝是有的，但说王钦若陈述规劝谏言，应当大大不然。如果不是出自寇准，那么王钦若已经插手其中了。《实录》大概是王钦若提举时进献的，所以溢美，怎么能平息后人的公议呢！

王裒嵇绍

舜惩罚鲧，举用禹。鲧的罪过足以死，舜顺从天下的公议来诛杀他，所以禹不敢怨恨，最终完成治水的功业，以掩盖父亲的恶行。魏国的王裒、嵇绍，他们的父亲死于非命。王裒的父亲王仪，还因为司马昭安东司马的缘故，因言语受害，王裒为此终身不向西而坐。嵇绍的父亲嵇康因为是魏臣，锺会向司马昭进谗言，司马昭正图谋篡夺魏国，暗中忌惮他，因此而被诛杀。嵇绍却在晋武帝时做官，直到为晋惠帝尽节而死。嵇绍侍奉亲人，比起王裒差远了！司马光《资治通鉴》，还选取他荡阴之忠，这不足以称道。

张咏传

张忠定公张咏，是一代伟人，而治理蜀地的政绩尤为超卓，然而《实录》所记载的，完全不及此，只说“出任益州知州，就地加封兵部郎中，入朝任户部。后来马知节从益州调任延州，难以找到替代的人。朝廷因为张咏以前在蜀地，寇乱之后，安抚百姓有功，为政明察严肃，远方百姓便利他，所以特别任命他再次任职”而已。国史本传大致相同，而增加了催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都诋毁他任陈州知州时营建产业，并且与周渭、梁鼎等五人同传，大失水准。韩魏公作他的神道碑说：“公凭借魁奇豪杰的才能，逢时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