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六(十五则)

译我命薄，侍奉君主未能终老。起舞为君主祝寿，相送于南阳的墓地。怎忍心穿着君主的衣裳，为他人展现春日的娇艳？若有声音，应当响彻天际；若有泪水，应当流尽黄泉。死者恐怕无知，而我自身长久地自怜。」全篇都用了项羽的典故。有人说陈师道轻视苏轼，这是不对的。此前陈师道在彭城做官，苏轼从翰林院出任杭州太守，陈师道越过辖区在宋都拜见苏轼，因此被免官归乡，所以他的诗说：“一个时代没有几个人，百年中能遇见几次？过去是马头上的衔铁，如今是宫门上的锁钥。一场雨带来五月的凉意，半夜里大江涨满。风帆远去目光难及，江面空旷岁月将晚。”他对苏轼的尊敬可谓到了极点。以薄命自比，大概是不忍心在老师死后就背离他，这是忠厚到了极点啊！

译杜诗中的错字

李适之在唐明皇时期担任左相，被李林甫排挤罢免了相位，他作诗说：“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所以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写道：“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这正是咏叹李适之的。然而现在流行的版本错误地将“避贤”写成了“世贤”，完全没有意义，况且“世”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怎么敢使用呢？《秦州雨晴》诗说：“天永秋云薄，从西万里风。”意思是秋天辽阔深远，风从万里之外吹来，可以说气势宏大。而诗集中却写作“天水”，这是秦州的郡名，如果把它用在这首诗里，那构思就显得浅薄了。《和李表丈早春作》说：“力疾坐清晓，来诗悲早春。”正好回应了对方诗意。而诗集中却写作“来时”，完全失去了唱和诗的本意。

东坡诗中用“老”字

苏东坡写诗，引用人物姓名时，常常加上“老”字来补足诗句。例如《寿州龙潭》说“观鱼幷记老庄周”，《病不赴会》说“空对亲舂老孟光”，《看潮》说“犹似浮江老阿童”，《赠黄山人》说“说禅长笑老浮屠”，《元长老衲裙》说“乞与佯狂老万回”，《东轩》说“挂冠知有老萧郎”，《侍立迩英》说“定似香山老居士”，《赠李道士》说“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说“奇逸多闻老敬通”，《汶公东堂》说“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韵韶守》说“华发萧萧老遂良”，《游罗浮》说“还须略报老同叔”，《赠辩才》说“中有老法师”，《寄子由》说“青山老从事”，《赠眼医》说“忘言老尊宿”，“妙高台中老比丘”，《谢惠酒》说“青州老从事”，《谢饷鱼》说“谁似老方朔”，《赠吴子野扇》说“得之老月师”，《次韵李端叔》说“此是老牛戬”。这些都是作为助词使用，并不是真的说他们年老，大致在七言诗中用在第五个字，在五言诗中用在第三个字。至于其他位置错落出现的，如“再说走老瞒”，“故人余老庞”，“老濞宫妆传父祖”，“便腹从人笑老韶”，“老可能为竹写真”，“不知老奘几时归”之类，都是顺应语势而这样用的。白居易说“每被老元偷格律”，大概也是沿袭这种传统。

杜诗的用意

杜甫诗的用意和用典，旨趣深远，如果随口一读，往往不能理解，姑且记录一两篇来给喜好诗歌的人看。例如：“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断若神。时时用抵戏，亦未杂风尘。”第三联的意思似乎与前文不连贯，读者或许会感到疑惑。考察杜甫的本意，原本是说技艺高超的倡优，不应该受到君主的眷顾和赏赐，然而如果政治教化像水一样平和，皇恩像神一样决断，治理国家的大要既没有损害，那么时时使用这类人，也没有害处。又如：“乱后碧井废，时清瑶殿深。铜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侧想美人意，应悲寒甃沉。蛟龙半缺落，犹得折黄金。”这首诗大概是看到故宫井里打水的人得到铜瓶而作的，然而首句就说井已废弃，那么下文反复铺陈叙述就很困难，而曲折委婉地这样写，别人即使毕生模仿也达不到这种境界。又有一首诗说：“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帘下宫人出，楼前御柳长。仙游终一閟，女乐久无香。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黄。”先父忠宣公在北方时，得到一幅唐人画的骊山宫殿图，华清宫位于山顶，殿外垂着帘子，宫人无数，从帘子的缝隙中窥视，当时伶官演戏，品类繁杂，都排列在下面。杜甫这一首诗，真可以说是亲眼所见。

选择福分不如选择厚重的

《国语》记载范文子说：“选择福分不如选择厚重的，选择灾祸不如选择轻微的。”况且士人君子乐天知命，保全自身远离祸害，避开灾祸追求福分，哪有等到灾祸来临再去选择应对的道理呢？韦昭注释说：“有两种福分就选择其中厚重的，有两种灾祸就选择其中轻微的。”大概是因为不幸与灾祸相遇，情势不允许就这样算了，那么权衡轻重，顺从地接受其中一种。《庄子·养生主》篇说：“行善不要接近名声，作恶不要接近刑罚。”勤奋行善，是君子本来就应该做的，何至于放纵自己作恶，而仅仅以不触犯刑罚为得计呢？这又有说法了，这里所说的“恶”，大概是与“善”相对的概念，虽然在道德上是过失，但不同于小人以身试祸、自招百殃的情况。所以下文说：“可以保全生命，可以保护身体，可以终享天年。”其主旨是很明显的。

引用他人文字的失误

士人写文章，有时采用别人用过的语言，应当深入探究其本意，如果疏忽而不加考证，就一定会招致议论。绍兴七年，赵忠简公重修《哲宗实录》，书成后，晋升为特进，制词说：“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哲庙之忧勤不显。”这大概是采用范忠宣遗表中的话，两句只改了两个字的，但非常不妥。范忠宣的话说：“致保佑之忧勤不显。”专门是指太后而言，正符合事实。现在把“保佑”改为“哲庙”，那就完全不是本意了。绍兴十九年，我担任福州教授

译授，替府衙撰写谢历日表，其中颂扬功德的一联写道：“神祇祖考，既安乐于太平，岁月日时，又明章于庶证。”到了干道年间，有外地郡县也上表谢历，采用了这一联，读者认为对仗工整、精当切题，我笑着对他们说：“这大有利害，如今光尧皇帝在德寿宫，所谓的‘考’（指父亲）是指谁呢？”在座的客人都缩起了脖子，确实啊，说话不可不审慎。

译李卫公《辋川图》题跋

《辋川图》一卷，李赵公在卷末题写道：“蓝田县鹿苑寺住持僧子良将此图献给我，并且说：‘鹿苑寺就是王右丞的辋川别业。右丞笃信佛教，妻子死后不再娶，清静居住超过三十年。母亲去世后，将宅邸改为寺院。现在坟墓在寺院的西南角，这幅图确实是右丞的亲笔。’我观赏玩味，十分珍重，永远作为家中收藏。”弘宪在卷首题写一行字：“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宪题。”弘宪是吉甫的字。后来李卫公又题跋说：“闲暇时翻阅箱中的书籍，得到先父相国所收藏的王右丞《辋川图》，确实是家族世代相传的宝物。先父历任三十六个藩镇，所以所收藏的书画大多盖有藩镇的印记。太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观察等使、检校礼部尚书兼润州刺史李德裕恭敬题写。”又有一行字：“开成二年秋七月十五日，文饶记。”前后共有五方印章：分别是淮南节度使印、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印、剑南西川节度使印、山南西道节度使印、郑滑节度使印，以及“赞皇”二字。另外还有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印、集贤院藏书印，这三方是南唐李氏所用的，所以后面一行写着：“升元二年十一月三日。”虽然现在流传的是临摹本，但依然超凡绝妙。只是李卫公所记载的内容，非常可疑。《唐书·李吉甫传》记载：“德宗以来，朝廷姑息藩镇，有终身不更换驻地的人。吉甫担任宰相一年多，历任三十六个藩镇。”吉甫平生只担任过淮南节度使，现在却说亲身历任三十六镇，实在大错特错。所使用的印章，如浙西、西川、山南、郑滑，都是李卫公历任过的；而且书写其父的手泽，不说第几个儿子，却带有“李”字；又自标其字，都不对，大概是好事者伪造的。白居易诗中提到的清源寺，就是辋川。洪庆善作《丹阳洪氏家谱序》说：“丹阳的洪氏本姓弘，避唐讳改为洪。有个叫弘宪的人，在元和四年题跋《辋川图》。”这也是大错特错。

白居易夜闻歌者

白居易的《琵琶行》，大概是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人是在浮梁买茶，妇人对着客人演奏乐曲，白居易移船靠近，夜晚登上她的船一起饮酒，毫无顾忌，难道不是因为她是长安的旧日歌女，不以为嫌吗？诗集中还有一篇题为《夜闻歌者》，当时白居易从京城被贬到浔阳，住在鄂州，时间在《琵琶行》之前。诗中写道：“夜晚停泊在鹦鹉洲，秋江月色澄澈。邻船有歌者，发出的曲调令人愁绝！歌罢接着哭泣，哭声时断时续。循声看见那人，有个妇人容颜如雪。独自倚着帆樯站立，姿态美好十七八岁。夜泪像珍珠，双双滴落在明月下。请问是谁家的妇人，歌泣为何如此凄切？一问便沾湿衣襟，低眉始终不说。”陈鸿《长恨传序》说：“白居易深于诗，多情的人，所以所遇必寄托于吟咏，并非有意于猎艳。”然而鄂州所见，也是一女子独处，丈夫不在身边，瓜田李下的嫌疑，唐人并不讥讽。如今诗人很少谈论这首诗，姑且再次提出。

谢朏的志节

荀彧辅佐魏武帝，刘穆之辅佐宋高祖，高德政辅佐齐文宣帝，高颎辅佐隋文帝，刘文静辅佐唐高祖，最终导致篡夺汉、晋、魏、周以及夺取隋朝，他们的功劳不小。荀彧因对伏皇后之事沉默不语以及劝阻九锡，饮毒酒而死。刘穆之留守丹阳，宋高祖北伐，而九锡的旨意从北方传来，他羞愧恐惧而死。高德政因精神受凌逼，被杨愔诬陷，高颎因蓄养妾室，被独孤皇后诬陷，刘文静因妾弟告变，被裴寂诬陷，都未能免于诛杀。萧道成谋划篡夺宋朝，想引谢朏参与策划大业，屏退旁人跟他说话，谢朏无言以对。萧道成一定要引他参与佐命，任命他为左长史，在闲暇时用石苞的事来讽喻他，谢朏始终不顺从他的旨意。等到接受宋禅让时，才担任侍中，不肯解下玺绶，靠着枕头躺下，走出府门，萧道成的儿子萧赜想杀他，萧道成害怕得罪公议，说：“杀他正好成就他的名声，只应当把他放在度外容忍罢了！”于是将他废黜在家。海陵王时期又担任侍中，宣城王萧鸾谋划继承大统，多引朝廷名士，谢朏心中不愿，于是请求出任吴兴太守。他的弟弟谢瀹担任吏部尚书，谢朏送酒给他，说：“可以尽力喝这酒，不要参与人事！”他的心大概是厌恶萧鸾却无可奈何。谢朏的志节行义，凛然如此，司马温公尚且对他有所讥讽，这也可以宽恕了！《二笔》在士匄、韩厥下略加提及，所以在此详细论述。

琵琶亭诗

江州琵琶亭，下临江边渡口，本朝以来，往来的人多题咏，其中精妙的往往被人传诵。淳熙己亥年，蜀地士人郭明复在中元日到亭中，赋古风一章，前面写道：“白居易流落浦湓，作《琵琶行》，他放怀适意，视忧患、死生、祸福、得丧为何物，不是深于道的人能做到吗？贾谊被贬长沙，抑郁致死；陆贽被贬南宾，屏绝人事，甚至从狗洞中递送饮食。两位公侯尚且被世俗所累，未能像白居易那样逍遥自得。我路过九江，系舟于琵琶亭下，为此赋诗。”“香山居士头发将白，秋风吹作湓城客。

译眼看世间万事如同虚空，胸中如云梦大泽般空无一物。举杯独自沉醉，以天为家，诗成之后，万象仿佛被梳理爬梳。不顾世人皆欲杀我，深夜在江上聆听琵琶声。商贾、老妇、儿女的言语，泪水湿透青衫，如同淋了雨。这位先生难道是在做年少狂放的梦吗？与世俗浮沉，只是随意相处罢了。我来到此地，距离先生已有三百年，浔阳至今没有管弦音乐。先生的诗中有“浔阳地僻无音乐”的诗句。长安不见，遗音寂寥，依旧只有匡庐的翠绿扫过天空。郭君，是成都人，在隆兴癸未年考中进士，仕途并不显达。但贾谊从长沙被召还，后来担任梁王太傅才去世，前面所说的年少错误了。我们州的余干县东边的干越亭下有琵琶洲，唐代的刘长卿、张祜等人，都留下了题诗。绍兴年间，王洋字元勃写了一首绝句说：“塞外的烽烟还能记得吗？天涯沦落的心事自知。眼中的风物参差相似，只缺少江州司马的诗。”真是佳句啊！

译减损入官人数

唐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玚上奏说：“尚书省奏请限定天下明经、进士及第的人数，每年不超过一百人。我私下观察到，通过流外途径出身的人，每年有两千多人，而明经、进士的人数，连其中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说明勤奋修习道业的人，还不如胥吏那样容易做官。如果认为出身做官的人太多，那么应该对各种途径都进行裁减，不应该唯独压制明经、进士。”当时人们认为他的话是对的。淳熙九年，大幅削减任子（荫补）的名额，当时吏部四选统计以三年为周期，文官进士大约三四百人，任子的文武官员也差不多。而凭借恩宠和流外途径出身的人，大概超过两千之数，这与开元年间的情况非常相似。

韩愈、苏轼文章中的比喻

韩愈、苏轼两位先生写文章，使用比喻的地方，反复连贯，甚至有七八层转折的。韩愈《送石洪序》中说：“评判人的高下，预测事情的成败，就像河水决口向下游东流，就像四匹马拉着轻车走在熟路上，而由王良、造父这样的驾车高手驾驭，就像用烛光照明、用算筹计算、用龟甲占卜那样清晰明确。”《盛山诗序》中说：“儒者面对患难，拒绝接受而不放在心上，就像修筑河堤来阻挡屋檐滴下的雨水；包容并消解它，就像水汇入大海，冰融化在夏日；玩味并忘记它而寄托于文辞，就像演奏金石乐器来压过蟋蟀的鸣叫、虫飞的声响。”苏轼《百步洪诗》说：“长长的洪涛跌落激起跳跃的波浪，轻舟南下如同投掷梭子。水手大声呼喊，野鸭大雁惊飞，乱石一线争着摩擦。好像兔子奔跑、鹰隼坠落，骏马向下冲下千丈山坡。断弦离开琴柱，箭离手而出，闪电掠过缝隙，珍珠翻落在荷叶上”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例子。

唐昭宗追赠谏臣官职

唐僖宗逃往蜀地，政事全由内侍田令孜一手把持。左拾遗孟昭图、右补阙常浚上疏议论政事，孟昭图获罪被贬，田令孜派人把他沉入蟆颐津，赐常浚死。《资治通鉴》记载了这件事。我读唐昭宗的实录，昭宗即位之初，追赠孟昭图为起居郎，常浚为礼部员外郎，因为他们因直言进谏而被杀，所以加以褒奖。当时时局艰难危急，救亡尚且来不及，而新君初政就做到这一点，《资治通鉴》没有记载，也很可惜！

容斋三笔

卷第七（十四则）

执政官辞谢升迁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礼仪结束后，恩赏百官，宰相以下升迁一级。当时参知政事有三人，陈彭年从刑部侍郎升任兵部侍郎，王曾从左谏议大夫升任给事中，张知白从给事中升任工部侍郎。只有张知白多次恳切辞谢，皇上反复开导，最终没能改变他的心意。王曾听说后，也请求取消恩命。皇上说：“张知白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因为你担任谏议大夫，班次在他上面，他担任给事中，班次在下面，所以坚决辞谢，想要保持品级次序罢了。”于是听从了张知白的请求，并额外增加名数，晋升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并赐予功臣爵位和食邑。元佑三年四月，执政官七人，除了文彦博保留原太师职位外，右仆射吕公着任命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中书侍郎吕大防任命为左仆射，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任命为右仆射，尚书左丞刘挚任命为中书侍郎，右丞王存任命为左丞，只有知枢密院安焘没有升迁，于是从正议大夫特别转任右光禄大夫。安焘上章辞谢，命令学士院下诏不准。学士苏轼认为：“朝廷难道是因为执政官六人中，五人得到升用，所以加升安焘的官秩来安慰他的心吗？既然没有授受的名义，仅仅像是姑息的政治，想要奉命起草诏书，不知道用什么言辞，希望听从他的请求。”御笔批示：“可以暂且用一种意度起草不准的诏书呈入。”安焘最终辞谢，才得以免除。绍兴三十一年，陈康伯从右相拜为左相，朱倬从参政拜为右相，当时叶义问知枢密院，原本位居朱倬之上，没有得到升迁，朝中议论认为应该进升为大使。学士何溥当面接受起草制书的旨意，曾提出意见，高宗不允许。绍熙五年七月，皇上登基，拜知枢密院赵汝愚为右相，参政陈骙任命为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礼任命为参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进升为少傅，这属于特别升迁，而且不是普遍恩赏，留正坚决辞谢，才作罢。

宗室补授官职

寿皇圣帝登基赦免恩泽，凡是宗室子弟，不论服属远近，人数多少，曾经获得文解两次的，都直接参加殿试；略通文墨的，在各州酌情考试，立即补授承信郎。因此入仕的人超过一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绍熙五年七月，两次赦令都是如此，所以皇族得到官职的人无法计算。偶然翻阅唐昭宗实录记载一件事说：“宗正少卿李克助上奏：‘根据去年十一月的赦书，皇族三等以上亲属没有官职的，每个父亲名下放一人出身；皇族五等以上亲属没有出身陪位的，给予出身。寺司请求依照旧例，九庙子孙陪位的，每个父亲名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他各房宗室等，各自赴陪位交纳文书，共一千零二十七人。除去原本不赴陪位，以及不交纳文书，以及违反寺司条令，不取宗室充任而被落下的人外，剩下三百八十人，应当放出身。’敕令批准赦书处分。”我查考昭宗在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礼毕施行赦令，其文字大略说：“皇族三等以上亲属，委托中书门下各自选择有才能品行的人酌情改授官职，没有官职的，每个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