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十二(十六则)

译夹杂着雨声，屋舍南北的春水已齐平。拄着拐杖穿过花丛走出门去，五湖的风浪中白鸥轻盈自在。」送别翁士特时写道：「早晨进入羊肠小道，傍晚抵达鹿头山，经过十三个官驿便到了荆州。备车喂马清晨即将出发，寒烛烧残了话语仍未停歇。」竹轩写道：「老竹排列在屋檐下是谁亲手种植的？山日尚未西斜，寒翠之色显得格外浓重。六月里披散着头发在竹叶下安睡，冷雨斜风频频闯入梦中。冬天山峰树木凋零，雪色洁白覆盖庐舍，落入眼中的青青竹色却嘲笑它。花开时节竹笋吹出排列在林间之上，吴州还能看到竹溪图景。」和子苍的三马图诗写道：「自古以来画马以神妙著称，至今只谈论江都王。将军曹霸确实是季仲之才，沙苑丞相也不过是诸郎级别。龙眠居士善于画马，独自与这两位遥相呼应。两匹马并立真是骕骦良驹，一匹马挣脱而去依然腾跃奔驰。浣花老人如今已经亡故，唉，这三匹马谁能评判高下！深知画肉也能画骨，妙处不亚于黄筌无双。」又有一篇写道：「烧灯节过后客居思乡，独自站在衡门下数着黄昏的乌鸦。燕子尚未归来梅花已落尽，小窗前的明月属于梨花。」都值得细细品味。吴门僧人惟茂，居住在天台山的一座禅寺中，喜欢早晚都能看到山景，作绝句说：「四面峰峦翠绿直入云端，一溪流水冲刷着山根。老僧只担心山会移走，日午时分先让人掩上寺门。」很有诗人的风致旨趣，而有人却说如果山想要离去，岂容人掩住？这大概是吴地人痴呆的习气，这种说法可谓是不懂音律。

译人应当知足

我年纪已过七十，按法理应当退休，绍熙末年，因为新天子即位，不敢立即提出请求，所以玉隆观的任期届满后，只以原本的官职居住在乡里。同乡赵子直不忍心让我断绝俸禄，让我继续担任闲职，我正以白白吃太仓的粮食而感到惭愧，而亲朋好友却认为我的爵位不及两位兄长，为此耿耿于怀。我吟诵白居易初任拾遗时的诗来告诉他们：“奉诏登上左掖门，束带参加朝议。何必说初任的官职卑微，且已脱去风尘吏的俗气。杜甫、陈子昂，才名包罗天地。当时并非没有遇到明主，尚且没有超过这个职位。”这种安分知足的心意，终身不变。因此我简略考察了本朝以来，那些名卿伟人负有当时重望却没有得到大任用的，如王禹偁、杨亿、李宗谔、张咏、孙奭、晁迥、刘筠、宋祁、范镇、郑獬、滕甫、苏轼、范祖禹、曾肇、彭汝砺、刘敞、蔡襄、孙觉，近世的汪藻、孙觌，这些人都不过做到尚书学士，有的中年就去世，有的被贬谪流落，有的没有田地来吃饭，有的没有住宅来居住，何况像我的忠宣公那样的人，还忍心说吗！那么我得以窃据高位也已经很多了。

渊明孤松

陶渊明的诗文大都是纪实，即使寄托情志于花草竹木之间也是如此。《归去来兮辞》说：“日光渐渐昏暗即将落下，抚摸着孤松徘徊流连。”他的《饮酒》诗二十首中的一篇说：“青松在东园，众草淹没了它的姿容。浓霜消灭了异类，卓然显露出高枝。连成树林时人们不觉察，唯独一棵树众人便觉得奇特。”所说的孤松就是它，这个意思大概是用来自况的。

饶州刺史

饶州的好太守，从吴国到现在，以政绩著称的有九位贤人，郡圃建立祠堂来祭祀他们，此外知名的就很少了。白居易文集中有《吴府君碑》说：“先生名丹，字真存，凭进士及第入仕。读书数千卷，写文章数万言。四五岁时，所作游戏就模仿道家的法事。成年后，喜好道书，奉行真箓，常常专气入静，不吃粮食数年，飘然有出世之心。壮年时，在家作为长辈，有三个年幼的弟弟、八个年幼的侄子，不忍心看见他们饥寒，慷慨地有了求取俸禄的念头。求名得到了名声，家中没有多余财物，淡泊地安身立命，始终与天和相合。享年八十二岁，没有妻室的拖累，没有子孙的忧虑，最终在饶州去世。”官职次序大概如此。吴君在饶州，虽然没有遗留的事迹可记，因为他是本邦长官的缘故，姑且记载在书中。吴君为人清净恬淡，是所谓的达士，然而年纪超过八十还统领郡符，又不是为了妻儿打算，实在不可理解。唐朝的治理不抛弃黎民老人，所以他任职不认为自己是过错。

紫极观钟

饶州紫极观有一口唐钟，形制清越坚实，不是近世工匠铸造的可以相比的。在钟上刻铭说：“天宝九年，岁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铸造，通直郎、前监察御史贬乐平员外尉李逢年铭，前乡贡进士薛彦伟述序，给事郎、行参军赵从一书，中大夫、使持节鄱阳郡诸军事、检校鄱阳郡太守、天水郡开国公上官经野妻扶风郡君韦氏奉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敬造洪钟一口。”其后列录事参军、司功、司法、司士参军各一人，司户参军二人，参军二人，录事一人，鄱阳县令一人、尉二人，又专检校官、鄱阳县丞宋守静，专检校内供奉道士王朝隐，又道士七人。铭文也很雅洁，字画不俗，只是月朔庚申，那么癸酉日应当是十四日，镌刻在金石上却错误如此。浮洲开福院也有一口吴武义年间的钟，然而不能与此相比。

兼中书令

绍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任命嗣秀王伯圭兼中书令。这个官职很久没有任命，学士、大夫大多不知道始末，甚至怀疑应当进入都堂处理政事。邸报传到外郡，尤其不明白。我考察典故，侍中、中书令是两省长官，自唐朝以来，居于真正的宰相之位，而中书令在侍中之上。肃宗以后，开始用来安置大将，所以郭子仪、仆固怀恩、朱泚、李晟、韩弘都担任过，他们在京城就进入政事堂，然而不干预国家大事。懿宗、僖宗、昭宗时，人员渐渐增多，大都是由平章事升任兼侍中，接着兼中书令，又升任守中书令，三者都称为使相，都是大敕系衔而下书使字。五代尤其多。本朝创业之初，还沿袭旧制，于是吴越国王钱俶、天雄节度符彦卿、雄武王景、武宁郭从义、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义李筠、淮南李重进、永兴李洪义、凤翔王彦超、定难李彝兴、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宁王晏、武胜侯章、归义曹元忠十五人同时兼中书令。太宗朝，只任命了石守信，而赵普以故相的身份被拜授。真宗只用来安置亲王。嘉祐末年，任命宗室东平王允弼、襄阳王允良；元丰年间，任命曹佾，与允弼、允良相隔十七八年，爵位秩禄依然存在。沈括《笔谈》说有关部门因为曹佾的新任命，上言

译自古以来不曾有活着的中书令领取俸禄的先例，这大概是错误的说法。官制实行后，将三位使相合并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元祐年间以后不再设置此职，虽然崇宁、大观、政和、宣和年间轻率地使用名号器物，并且改为左辅、右弼，然而蔡京三次担任三公宰相，也不敢居此职位。乾道年间，诏令在录黄及告命内除去侍中、中书令，于是废除了这个官职。现在应当先下达指令恢复设置，那么在事理上才更加恰当。嗣王最终不敢接受，于是搁置了之前的命令，而赐予他赞拜时不呼名的特权。

译撰写文章必须仔细检查

撰写文章，不论工整拙劣、篇幅大小，总之不可不留意检查。如果一旦违背了体制规范，即使遣词造句高超卓越，也是不行的。前辈中的大家，也有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欧阳修撰写《仁宗御书飞白记》说：“我将前往亳州，借道经过汝阴，因此在子履的书房中得以阅览御书。那云章灿烂辉煌，照耀日月，我整理衣冠、严肃仪容，拜了两拜之后才敢抬头瞻仰，原来是仁宗皇帝的御笔飞白书。我说：‘这是宝文阁所收藏的，为什么会在你的书房里呢？’他说：‘从前天子在群玉殿宴请随从臣子，并赐下飞白书，我有幸得到赏赐。’”哪有在记述君主御笔时，彼此都称“我”，并且直呼陆经的字呢？又如在《登贞观御书阁记》中，谈到太宗的飞白书，也自称“我”。在《外制集序》中，历数庆历年间更替任用大臣，提到吕夷简、夏竦、韩琦、范仲淹、富弼，都直呼姓名，却说“看我是什么人，也入选其中”，又说“我当时掌管诰命”，又说“我正参与修撰祖宗旧制”，总共称“我”有七次。苏东坡则不然，他为王诲也写了这篇记，文中说“故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来不及见到他本人”等等。这才叫懂得体制。

侍从两制

本朝的官职称谓，称大学士到待制为“侍从”，称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为“两制”，是说他们掌管起草内制和外制。舍人官职未到的，则称“知制诰”，所以称赞他们为三个字。称尚书侍郎为“六部长贰”，称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为“大两省”。它们的名称就是这样。如今都将在京任职的官员，从尚书到权侍郎以及学士、待制都称为“侍从”，大概是沿袭旧习而不深入考察罢了。我家藏有王《春秋通义》一书，至和元年，邓州缴进朝廷，二年有旨送两制审阅，于是具名上奏的十二人都列出了名衔：学士七人，即学士承旨、礼部侍郎杨察，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赵槩、杨伟，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欧阳修，起居舍人吕溱，礼部郎中王洙；知制诰五人，即起居舍人王珪，右司谏贾黯，兵部员外郎韩绛，起居舍人吴奎，右正言刘敞。其他官员不参与，由此可见。翰林院原本以六人为定额，刘沆任宰相，主持温成皇后的丧事，因为王洙与他一同越礼提出建议，于是破格任用他，曾被当时的言官弹劾，正是这个时候。

片言解祸

自古以来，将相大臣，遭受谗言毁谤，触怒君主，陷入危如累卵、濒临死亡的境地，而凭借一人的一句话，转祸为福，大概是因为说中了要害，使听的人明白醒悟，然而如果不是遇到明君，是做不到的。萧何替百姓请求上林苑中的空地，高祖大怒，认为他多受了商人的财物，将萧何交给廷尉，戴上刑具囚禁起来。王卫尉说：“陛下与楚国对峙数年，陈豨、黥布反叛，当时相国镇守关中，不趁此时谋取私利，难道会贪图商人的金钱吗？”皇上不高兴，当天就赦免并释放了萧何。绛侯周勃被免相回到封国，有人上书告发周勃要谋反，廷尉逮捕周勃治罪。薄太后对文帝说：“绛侯手握皇帝玉玺，统领北军，不趁此时谋反，如今居住在一个小县，反而要谋反吗？”皇帝立即赦免了周勃。这两件事，可以说是危险到了极点、不容救援，而在片刻之间就见效如此。萧望之受遗诏辅政，被许、史、恭、显嫉妒，上奏说萧望之与周堪、刘更生结为朋党，请求“召到廷尉”，元帝没有省察是下狱，批准了奏请。不久醒悟其错误，命令他出来视事。史高说：“皇上刚即位，还没有以德行教化闻名天下，却先查验师傅，既然将九卿大夫下狱，应当趁机判决免职。”于是萧望之被免为平民。高祖、文帝的英明而采纳忠言，元帝的昏庸而坚持错误，由此可以看出。

忠言嘉谟

扬雄《法言》说：“有人问什么是忠言嘉谟，回答说言论符合稷、契的叫忠，谋略符合皋陶的叫嘉。”按照子云的说法，那么言论与谋略，忠与嘉，被分成了两类，传注者都没有为此辩解，难道稷、契不能提出嘉谟，皋陶不能说出忠言吗？三位圣贤流传后世的话语，只有《虞书》保存下来，五篇之中，皋陶陈述谋略很多，稷与契没有一句话可以考证，不知道子云凭什么建立这个论点呢？不如魏郑公只说“良臣稷、契、皋陶”，才是通论。

免直学士院

庆元元年正月一日，郑湜以起居郎身份直学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赵汝愚罢相，制诰由郑湜起草，议论者指责褒奖之词太过。二十五日，有旨免除他兼任直学士院，有人认为这是旧例所没有的。查熙宁初年，王益柔以知制诰兼直学士院，曾上奏中书省熟状中加封董毡阶官的错误，宰相恼怒他不先申报宰相府，用其他事情罢免了他兼任直学士院，不久升任龙图阁直学士。郑湜也因为罢免直学士院而请求离职，不被允许，过了三个月升任权刑部侍郎，非常相似。

大贤之后

杜甫诗说：“大贤之后竟陵迟，荡荡古今同一体。”这是赠给狄梁公曾孙的诗，甚至说“漂泊岷汉，干谒王侯”，那么他的衰微就可以知道了。近

译我见到寄居在余干的李氏子弟说，本朝三位李姓宰相，文正公李昉、文靖公李沆、文定公李迪都是一时著名的宰相，他们的子孙也相继显贵做官。然而几代之后，家族日益衰微，又经历了南渡的灾祸，如今三家的后裔都聚居在余干，没有一人在官籍之中。文定公李迪在濮州的家族，现在有居住在越地的，虽然说不显赫，但官宦世家尚且勉强传承，而文正公、文靖公的后人却默默无闻，实在令人感叹！

译《容斋三笔》

卷第十三（共十三则）

钟鼎铭识

商、周、夏三代遗留至今的钟鼎彝器，其上的铭文，只有“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这类语句，大致可以辨认，其余都模糊不清无法阅读。谈论的人认为古文质朴本来就是这样，我私下对此存有疑问。商、周时期的文章，见于《诗经》、《尚书》，像《盘庚》、《五诰》等篇，虽然曲折拗口，尚且可以精心探求其义理，其他篇章都坦荡明白，如同与人交谈。除了武王丹书等铭文外，那些见于经传中的铭文，如商汤盘上的铭文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谗鼎上的铭文说：“昧旦丕显，后世犹怠。”正考父鼎上的铭文说：“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上卥下木）氏量器上的铭文说：“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祭射侯辞说：“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卫礼至鼎上的铭文说：“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孔悝鼎上的铭文说：“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嗜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扶风美阳鼎上的铭文说：“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这些铭文未曾不清晰明了，为什么流传至今的器物，却艰涩无序到如此地步呢？汉代距离周代并不遥远，汉武帝、汉宣帝以来，各郡国每当获得一只鼎，以至于要荐告宗庙，群臣祝寿。窦宪出征，南匈奴单于赠送给他一只古鼎，容量五斗，其铭文说：“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窦宪于是将它献上去，大概是因为它难得的缘故。现在世间距离汉代已有一千年，而出土的器物珍宝不可胜数，却又变得无法理解。汉武帝获得汾阴脽上的鼎，没有铭文，却备礼迎接供奉；汉宣帝获得美阳鼎，下令群臣商议，张敞却因为其中有铭文而贬斥它，这又是为什么呢？

牺尊象尊

《周礼》司尊彝职掌：“祼礼用鸡彝、鸟彝，朝献用两献尊，再献用两象尊。”汉代儒者注解道：“鸡彝、鸟彝，是说雕刻并画成鸡、凤凰的形状。‘献’读作‘牺’，牺尊装饰以翡翠，象尊以象凤凰。有人说：用象牙装饰尊。又说：‘献’音同‘娑’，有婆娑的意思。”只有王肃说：“牺、象两种尊，都是完整的牛、象的形状，而凿开背部作为尊。”陆德明在解释《周礼》献尊的“献”字时，注音为素何反。而在解释《左传》“牺象不出门”时，将“牺”解释为许宜反，又解释为素何反。我考察现在世间所存的古物，宣和《博古图》所描绘的，牺尊完全是牛的形状，象尊完全是象的形状，而尊在背部，正符合王肃的说法。那么“牺”字只应当读如本音，郑司农等人所说的，与古代制度完全不同。由此可知，眼睛没有看到而主观臆断的说法，何止这一种呢！又如今所用的爵，除了太常礼器之外，郡县甚至用木头雕刻一只雀，另外在背上放置杯子来盛酒，不再有双柱、三足、单耳、侈口的形状，我在福州见过，尤为可笑。

再书博古图

我早年因为得到汉代匜，阅读《博古图》，曾经将其中序述可笑的事情记载在《随笔》中，近来又全部阅览了一遍，其错误荒谬之处不可尽数列举。在政和、宣和年间，蔡京执政，禁止士大夫读史书，而《春秋》三传，真的被束之高阁，所以他所引用的内容，极为矛盾。现在全部记录在下面，以展示给好事的君子和我志同道合的人看。商代的癸鼎，只有一个“癸”字，解释说：“这是汤的父亲主癸。”父癸尊的说法也是如此。到了父癸匜，却又认为是齐国癸公的儿子。乙鼎铭文有“乙毛”两个字，解释说：“商代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的儿子乙，现在铭文中的‘乙’，就是太丁的儿子。”父己鼎说：“父己，就是雍己。继雍己之后的是他的弟弟太戊，难道继他之后的人就是他的儿子吗？”到了父己尊，则直接说“雍己的儿子太戊为他父亲制作”。我考察以十天干为名，商人无论贵贱都相同，而必定认为是君主，所谓的“癸”就是父癸，“己”就是雍己，这是六七百年中再没有一个人同名的了。商公非鼎铭文只有一个字曰“非”，解释说：“根据《史记》有非子，为周孝王养马，他距离商代很远。只有公刘的五世孙叫公非，考察他的时代应当是公非。”凭一个“非”字，而必定强行推求古人来证明，可以说是无理。周益鼎说：“《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我考察《左传》文公八年所记载的，乃是梁益，而杞文公名叫益姑。周丝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