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愧郯録》卷一【十一则】宋岳珂撰

译宋孝宗以后，才确定在升祔皇后遇到郊祀时，就依照前诏讨论徽号，诏书上往往说“某庙应当加上十个字成为十六个字，遵循祖宗旧例”，即将举行郊祀时，由摄太傅主持，先以册文告祭本室，然后进行躬祼之礼，这成为惯例，直到今天也没有废止。至于僖祖，因为熙宁年间王安石的提议，确立了东向之位，到大观元年，于是有了“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献武，睿和至孝”的徽号，比亲庙增加的多了十二个字，这大概是一时的制度罢了。

译五字定制

汉代的制度，宗庙的谥号必定冠以“孝”字，唐代则特别选取一个字来彰显。各位皇帝大多称为某宗某谥孝皇帝，偶尔有不这样的，也不多见。本朝初定，太祖的谥号止于英武圣文神德，太宗的谥号止于神德圣功文武，都没有以“孝”为号。直到祥符年间才开始增加，从此以后，历代帝王祭天的诔文，必定将百行之首的“孝”列入宏大的名号中。我曾经考察过，徽号中共同称颂的，还有文、武、功、德与“孝”共五个字，从最初的谥号中就已具备其中三个，即文、武、孝。治平年间以后，未曾有所更改。只有徽宗、钦宗初谥为圣文仁德显孝、恭文顺德仁孝，当时大概是张忠献（张浚）、陈文正（陈康伯）当权，皇上最初的意见并非有别意，大概是沿用太平、淳化、干兴年间的旧例，先选取圣德中最显著的来表彰。如近年光考的谥号曰宪仁圣哲慈孝，不再称文武，正是这个例子。等到增加谥号时则无不齐备，所以太祖曰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太宗曰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真宗曰膺符稽古成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仁宗曰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濬哲明孝，英宗曰体干膺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神宣孝，神宗曰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哲宗曰宪元继道世德〇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高宗曰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孝宗曰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光宗曰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钦宗去世后，仍保持六字，不再复议增加。礼部的因循之失，还说是礼制有所欠缺罢了，一旦举而行之是可以的。只有徽宗绍兴十二年的增谥，因为权臣擅权，擅自对徽称有所抑制，于是去掉一字而以“烈”代“德”，以“德”代“武”，曰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考察太祖、真宗的谥号，起初也偏重于文德，既增加后则武功与之相配，未曾听说臣子敢以此寓意于君父。这一年十二月，户部尚书张澄等集议，庚午日，宰相秦桧亲自将议定上呈，而议文则是秦桧的哥哥直学士院秦梓实际撰写的。戊寅日，诏令秦桧撰写册文，则册文又是秦桧所作。士人的学问，对于典故往往在此不致详究，所以至今没有人议论。推究情理，考证事迹，何以慰在天之灵呢？神宗初增谥曰“绍天法古运德建功”，哲宗曰“显德定功”。崇宁三年，诏令定神宗令谥。政和三年，又以建立法度的意思，增神宗为二十字，而哲宗改朝换代，〇二字以见绍述。大概是蔡京当权，用一时的归美之论，务求极尽尊崇，虽非旧例，尚优于秦桧的无君。

崇政改谥

宗庙改谥，在礼仪上防备告祭为重。祥符五年，因为圣祖的名讳，因而增谥而改太祖“睿文圣功”二字，实属不得已。崇宁、政和年间，才开始用继述友恭的议论，屡次定徽称。神宗凡一改，再增，而溢出祖宗者四字。哲宗凡一改，一增，皆非旧章。章圣谥有濮园讳，治平亲政初，不敢更改，后来只著于文书，令曰：“诸濮安懿王讳，其在真宗皇帝谥号内者，不避，应奏者以黄纸覆之。”如此而已，岂非严重宗庙于礼，不得不然耶？若庆历以来后谥或更，盖从夫之义，与此异也。

后谥因革

建隆元年二月壬戌，皇上亲定庙谥：僖祖曰文献，后曰文懿；顺祖曰惠元，后曰惠明；翼祖曰简恭，后曰简穆；宣祖曰昭武。其制度皆判太常寺窦仪所定。帝后率联一字，深得古意。其后杜太后上仙，先谥明宪，继改曰昭，盖亦配帝以为称。大中祥符增上帝谥，始各加睿和、睿明、睿德、睿圣二字，于后无所损益。列圣相循，遂为故事故。太祖谥大孝，后曰孝惠、孝明、孝章；太宗谥圣德，后曰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真宗谥章圣，后曰章怀、章穆、章献、明肃、章懿、章惠；仁宗谥圣武，后曰慈圣光献；英宗谥宣孝，后曰宣仁圣烈；神宗谥钦仁，后曰钦圣宪肃、钦成、钦慈；哲宗谥昭孝，后曰昭慈圣献、昭怀；徽宗谥显孝，后曰显恭、显肃、显仁；钦宗谥仁孝，后曰仁怀；高宗谥宪孝，后曰宪节、宪。

圣【阙】恭绍兴七年祐陵复土，始例从显其中，盖亦混惠明谥明达、明节，又紊昭宪已改之称云。

隆祐寿康宫

元祐太后既正东朝，建炎元年八月，有诏以尊称犯太后祖讳，当以所居宫为称，令学士院撰定，遂建隆祐宫。光宗内禅，绍熈五年七月，移御泰安，旋即以未至嘉美，改称寿康宫，而殿亦以此名。珂恭考防要，元祐元年闰二月，宰臣韩缜上

译表章请求太皇太后宫殿的名称，宫名为崇庆，殿名也为崇庆。寿康皇太后宫殿的名称，宫名为隆祐，殿名也为隆祐。慈徽太后诏令认为所请应当准许，等到度过丧期后，让有关部门检举施行。后来虽然又将宫名改为慈德，但之前的名称已经记载并公布在国史中了。我私下认为这两个名称都符合典故，应当毫不犹豫地更改，只是有关部门疏于考证讨论，所以才有这种情况。如果宣仁太后驾崩确实是在寿康殿，那么光宗为了避嫌，理应有所顾忌。昭慈太后侍奉钦圣太后，而“隆祐”这个称号使用了九年，直到绍圣元年闰四月戊子日才废除。建中靖国年间追尊钦慈太后的诏书，仍然称其为隆祐，深切的慈爱完全保留在遗训之中，这样婆媳使用相同的名称，都是极其不合适的。

译申福殿

江州庐山有一座名为太平兴国的宫观，侍从官统领祠官，在其中修建了申福殿，供奉高祖皇帝的本命星君。实际是在绍兴二十八年十二月丁亥朔日，赐予名字为“珂”。查考京城有龙德宫，那是徽宗皇帝做亲王时的府邸，宣和年间与皇子之后，将御史台移设于此，其中已有申福、臻祥两座殿宇。查考《防要》记载，绍兴九年和议刚刚达成，有关部门指出这里作为安放皇帝灵柩的地方，大概不仅仅是恢复旧名就应当更改而已。

永崇陵

光宗皇帝因山陵之事，右丞相谢深甫请求以“永崇”作为陵名，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珂曾经考据典故，认为这样做有四处失误：唐德宗的陵墓称为崇陵，虽然没有“永”字，但终究不是贤明的君主。嘉祐八年九月十二日，谏院官员吕诲进言：潜邸兴庆宫触犯了唐朝的旧称，皇帝下诏改为庆宁宫。兴庆是个好名字，唐明宗与唐德宗相比尚有差距，尚且不可触犯，何况都作为陵墓的名称呢？这是第一处失误。元符三年三月丙申日，左仆射章惇上奏哲宗皇帝的陵名为永泰，皇帝下诏恭敬地依从。章惇起初提议永崇，皇帝批驳说不够美好，于是再次上奏永章、永庆。皇帝与皇太后都说：“永庆是个好名字。”不久听说这是辽圣宗的陵名，于是又改。总共上了三次奏表才确定，那么永崇既然是元符年间所废弃的，难道可以再次使用吗？这是第二处失误。王明清《挥麈录》记载崇先寺有真宗皇帝驻跸的馆舍叫永崇，查考《防要》确实有这座殿宇，建成于嘉祐六年十一月。崇先本是观名，是上清宫的遗址，王明清已经弄错了。况且本朝旧例，殿号、州县、镇名如果触犯宗庙徽称或陵名，惯例都予以更改，大概是厌恶重复。比如庆历十年八月戊午日，将文明殿改为紫宸殿；景祐四年四月庚午日，将武定军改为武康军；闰四月己卯日，将昭武军改为宁武军；避真宗、宣祖谥号，天圣七年九月辛未日，将永定军改为永宁军，避真宗陵名等就是这类情况。何况子孙因山而建的陵地，是祖宗衣冠所在之处，可以混淆而不加区别吗？这是第三处失误。绍兴十三年二月己未朔日，有官员提议徽宗皇帝陵名为永固，委托后省详加审议。不久许侍从拟定，于是权户部尚书张澄等人进言：“只有永祐不触犯历代陵名。”皇帝下诏恭敬地依从。查考《晋书》记载，桓玄篡位称帝，追尊其父桓温为帝，陵号永崇，两个字都与永固相比相同。这是第四处失误。珂又查考《防要》，绍圣二年六月，礼部尚书林希进言神宗皇帝宣光殿与石虎之子石韬所建的堂名相同，皇帝下诏改为显承殿。由此看来，不仅崇陵应当更改，崇先馆的驻跸之处也不应沿袭旧称。执掌礼制的人应当再加以考据。

追改陵名

李文简焘《续通鉴长编》说：干兴元年七月，皇帝下诏将章圣陵名改为永定。起初，丁谓担任山陵使，请求将陵名定为镇。等到丁谓被贬，冯拯说三座陵墓都有永字，所以改称为永定陵。然而永安是县名，宣祖陵名中有安字，又不知道翼祖已经命名为定陵，于是又追改翼祖陵名为靖。议论的人讥讽冯拯不学无术，当时没有人纠正他。珂按：真宗皇帝升天后，开基因山而建的陵墓仅有三座。岁时祭祀，宫禁省视，礼官巡视史籍，记载的耳目尚且相接，谁不知道呢？即使不留意于典故，也不应当如此。朝廷举行重大礼仪，当时所上的只是一个字的陵名，从东阁宾客纵然不能代为翻阅史录，呼唤容台一名吏员供职抄写，也足以很好地完成。何至于有的删削有的触犯，从而留下天下的笑柄呢？丁谓素来号称博学，这很容易识别，大概是不加讲论就轻率地应对皇帝命令。冯拯矫饰他的做法想要增加并更改，在更改之际，也吝惜于向旧府询问，又陷入错误，再次烦劳更改。即使重新确定一个名字，也胜过让祖父屈从于孙子。于是过错不疑，于是更改先前的称号，这难道符合安宁神灵、尊崇祖先的道义吗？一次询问，怕麻烦而造成了这样，纷纷议论礼制的人可以引以为鉴了。列出这些以识记一时的始末。

郊庙之诔

中兴以来，在郊外请求皇帝谥号，议文必定说“某帝应当由上天赐予某谥皇帝，庙号某宗”。在宗庙请求皇后谥号，议文必定说“某后应当由祖宗的命令赐予某谥皇后”，如果不是母后则不这样。只是将群臣议进的谥号之内，皇帝下诏说“恭敬地依从罢了”。珂按典故，嘉祐八年五月庚申日，有关部门将要请求仁宗皇帝的谥号，翰林学士王珪上奏：“谨按《曾子问》说：‘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年幼者不为年长者作诔，这是礼制。只有天子称述上天来作诔。’《春秋公羊传》解释说：‘在南郊读诔制定谥号，如同说是受之于天。’然而干兴元年已经确定真宗皇帝的谥号，那年秋天才在圆丘祭天。史臣认为天子的谥号，应当集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官员，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各官署三品以上官员，在南郊祭天，议定之后连奏上报。近来的制度批准词臣撰写议文，随即降下诏命，众僚不得参与听闻，颇违背称述上天的道义。臣奉命撰写先帝尊谥，希望明确诏令有关部门，查考详备旧典，先在南郊祭天，然后下达臣的议文，希望先帝的盛德美绩有以确信万世的流传。”皇帝下诏两制详加议论，翰林学士贾黯等人议论如王珪所奏，听从了。元丰二年十一月丁丑日，有关部门将要请求慈圣太后的谥号，翰林学士章惇上奏：“私下查考典礼，下级不得为上级作诔，那么大行太

译皇太后的谥号，大概不是臣子所敢擅自决定的，必定要有所请示。说如果向太庙请示，在礼制上是适宜的，希望交付礼官详细商议。」于是礼院说：「孝明皇后的丧礼，百官书写谥议，在太庙诵读，呈报给【阙】

译宗室联名

【阙】近来大宗正司关文到本家，所撰名字大多重叠，甚至有数人共用一个名字的，又有的与别房尊长的名讳相犯，有的兄弟名字不相连，有的只取一个字为名而偏旁不相连的。名称混杂，难以分明昭穆的次序。私下担心年代久远，流派越来越远，谱籍逐渐没有统纪。除了重叠共用一个名字的，此前寺司申请已得到朝廷批准，现在命令改撰外，所有犯别房尊长名讳、兄弟不相连名、以及只用一个字为名的，恐怕也应该改撰。请求宗正司告示各宫院，将现在名字犯尊长讳、字不相连以及单名者，都命令改撰。仍然遵从本司定取一个相连的字取名，稍宽泛的，关宗正司告示，令依仿撰名，所贵在稍得齐一。从此联名之制才开始确定。岳珂按：三祖以下宗支所联的字，太祖曰“德惟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太宗曰“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宣祖曰“德承克叔之公彦夫时若嗣”。当时虽然先有之，但并非统一赐名者仍然混杂，所以重申禁令罢了，并非起始。英宗、神宗近属又为他们命名，如孝安、居多、自甫、有卿、茂中、孙其，字不统一，大概是继别为宗的缘故。承平时立保州位，其联名曰“咸嘉文可修景遵端广继大”，这是四亲别族，又不与三祖相同。宗寺的请求出自寺丞宋景年，见周益公必大奏议。

愧郯录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愧郯录》卷二【八则】宋岳珂撰

近属名制

本朝宗属本来没有确定，联名之制，艺祖友爱兄弟，因心而行，凡是宣祖本支在子行者，都冠以“德”字，赐名授爵，都没有等级差别。熙陵继位，起初改用“元”字，以区别大统。从此以后，真皇之子从艺祖，魏王诸孙，赐名“惟”字、“承”字者不联。神庙之子从英宗，诸孙吴、益二邸赐名“孝”字者，也不联。徽祖之子从神祖，诸孙吴、楚二邸赐名“有”字者，又不联。不仅不联，而且没有用一个字的，这是亲堂兄弟从侄以下从，可以知道了。绍兴、乾道以来，孝支三邸鼎立，孙枝出阁，开始都用一个名。光宗今上，敬叙天伦，务从厚道，庄文魏王之后，都联所从，以示无间。蕚楼环邸，雍容和乐之风，大概比艺祖更有光彩了。然而宗庙至重，贵在有别，恩义之称，难道圣心固自有所轻重吗？

宗庙旧讳

绍兴文书令说：“庙讳、旧讳、正字，都避开。所以哲宗、孝宗的旧讳单字者凡三，都着令改避。只有钦宗旧讳二字，一则从‘上’从‘回’从‘旦’，一则从‘火’从‘亘’，现在都用之不疑。”又令的注文说：“旧讳内二字连用为犯，如果文虽连而意不相属者，非故。太宗、仁宗、英宗、神宗的旧讳二字者凡八，都着令不许并用。只有孝宗旧讳从‘伯’从‘玉’从‘宗’者，现在也联书自若，甚至有以为名的。”岳珂私下认为：“尊祖事神，固然存终讳。祖宗酌礼用中，单字则尽避，二字则不连不简不苛。惟情之称，不可改也。”钦皇祔清祏称宗，而旧讳之避乃不得与诸庙比。孝庙初潜，故名虽已赐更，然上拟英祖，亦正同濮邸故事。真、神二朝初亦与宗藩联称，既改复讳，顾今独不然，皆非也。孝宗防要史牒都不着初名，殊不知英宗正史实录防要，盖皆尝书之，遂使旧讳罕传，后世莫考，当世士大夫犹有不及知者，容台史观之失，不既甚乎？李心传系年要录载此讳于绍兴二年五月辛未，明年二月庚子除和州防御使，复见焉。他书则未之载也。

旧讳训名

太宗旧讳，自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诏，中外文字有与“二字”相连及音同者，并令回避。至宝元元年四月四日，翰林侍读学士李淑奏，请毋得连用真宗旧名。治平元年十一月三日，翰林学士贾黯奏，请毋得连用仁宗旧名。自后遂着之文书，令以为不刊之典。然而岳珂尝考，今宗室训名或犯旧讳，私谓不安，防稽典故，则可疑者有三，而大可据者有一。景祐四年正月十三日，诏自今宗室训名，令宗正寺与修玉牒官同议定，勿得重叠。夫重叠犹不可，而可与旧讳重乎？一可疑也。治平三年七月十九日，翰林学士承防张方平言，皇族赐名，其属绝无服，而异字同音，或上下一字同者，请勿避。从之，则是治平以前，凡同族之名一字之同，皆在当避之列。曰同族且不可，而况宗庙乎？二可疑也。绍圣三年五月十九日，宗正寺丞宋景年奏，请宗室赐名，非袒免亲本家，命名于本祖下，有服亲虽音同字异，并避于本祖下，无服亲及别祖下有服亲，即音同字异，许用于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