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郯録卷二

译《愧郯录》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愧郯录》卷三【六则】宋。岳珂。撰。

南北郊

洪迈在《容斋四笔》中记载了南北郊一事，说：“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冬至在南郊祭祀天，夏至在北郊祭祀地。王莽在元始年间改为天地合祭，从此以后便无法再改变。元丰年间下诏想要恢复北郊祭地，到元丰六年，只在冬至祭祀天，而地祇未能得到祭祀。元祐七年又让众人广泛议论，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各自提出一种说法。等到苏轼的论述出来，于是众人的议论全部被废弃。当时众人的说法有六种：第一，现在的寒暑与古代没有不同，周宣王六月出兵，那么夏至那天为什么不能祭祀？第二，夏至不能亲自行礼，就派遣官员代理，也有先例。第三，省去繁琐的礼节，那么一年可以再次举行郊祀。第四，每三年祭祀一次天，又每三年祭祀一次地。第五，在应当举行郊祀的年份，用十月的神州祭代替夏至的方泽祭，可以避免在酷暑时节举行大事的弊端。第六，在应当举行郊祀的年份，在夏至于方泽上祭祀地祇，皇帝不亲自去郊外，而是在宫中点燃烟火遥祭。苏轼都驳斥了这些说法，认为没有一种可行的道理。他的文章载于奏议中，共三千字。元符年间又下诏议论天地合祭，议论不一，只有太常少卿宇文昌龄的议论最为简要：他说‘天地的形势，以高低来说位置不同，以礼制来说适宜不同，以音乐来说等级不同。至于衣服的纹章，器物的用具，日到的时间，都有区别而不同。祭祀，自有从无形中感应的道理，从实中通向虚无，必须用气来契合气，然后才能亲近，才能希望神明降临。现在在圜丘祭地，用气来契合则不是所应契合的，用类别来说则不相应，却希望高厚的天地来享用，不是很难吗’。后来最终采用了他的议论。这两种说法如此恰当。岳珂按：南北郊是重大的事情。中兴以后，虽然沿袭天地合祭的制度，大致不过三种说法：一是认为祖宗长久实行，神灵所顾念享用；崇宁、大观年间革新，最终没有福报应验。二是认为经过元祐年间宗室重臣和大儒的议论，必然不可推翻。三是认为因时制宜，难以频繁举行重大礼仪。然而以岳珂考证，天地合祭的议论，说它便利当今是可以的，说它符合古制是不可以的。分祭的议论，说它符合古制是可以的，说它便利当今是不可以的。两种议论本来互不掩盖，苏轼一定要兼取而合并，这就是开启后来纷纷议论的原因。苏轼自己认为符合古制的有八条，而六种议论不在其中。后学曾经私下怀疑而不敢议论。等到广泛阅览绍圣年间各位公卿借口的理由，那么也容或有说法了。谨参以个人见解而”著录于《虞书》：“肆类禋望，遍于群神”，当时必然不会省略地祇的祭祀。受禅是重大事件，只见其开始，固然都是规格非常之礼，如汉魏以后，升燎而后即位，恐怕不能以此相比，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武王攻克商朝，柴祭上帝，望祭山川，不曾有南郊北郊的区别。告成也是重大事件，况且告不是祭，如同现在的奏告，国家有大事就告知，固然不能拘泥于二至，也不能沿袭为常礼，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昊天有成命》这首诗，歌颂天而不歌颂地，如果在北郊歌颂，那么没有歌颂所不祭祀的，祭祀所不歌颂的。周成王巡守而祭祀四岳河海，其诗说‘允犹翕河’，如果认为是祭祀，那么必然歌颂，那么海岳的祭祀将合并于河吗？《天作》这首诗不言先公，还说是同一座庙，河海异地了，所以有人折陈祥道而张商英首先提出，绍圣之初，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春秋》记载“不郊”犹三望，左氏认为是郊祀的细枝末节，鲁国尚且及于山川，周朝唯独不及岳渎吗？岳渎如果得以从祀地祇，固然必然合祭了。解说者说三望，有的认为是泰山河海，又认为是淮河，又认为是分野之星及山川，本来就不相同。《礼三正》记载说“郊后必有三望”，先儒认为是辅助天布功，所以祭天及于它，都在郊祀的第二天，然而《春秋》记载犹以示讥，如果说废弃大的而祭祀小的则可讥，望祭不曾合并于郊祀，大概是别祭。逆推以及鲁国的礼制，因鲁国以想象周朝的制度，这是第四个可疑之处。天地合祭很久了，议论者却说始于王莽，况且礼应当论其是非，不应当因人而废。《书》记载虞周都变礼，《诗》《春秋》记载周鲁都是疑辞，那么说不始于王莽，也不过以十九章歌为说罢了。汉礼视古多违，要未为确，这是第五个可疑之处。光武亲自诛莽，尚采元始故事，八陛重坛皆南乡西上，见于建武之制。汉世郊礼驳杂，五畤待我而具，高祖未曾不因秦渭阳五帝之庙，汶上明堂之祠多出方士之口，汾脽后土至孝武而始举其制，如圜丘之类亦不经。汉不祭地祇者六叶，匡衡改郊位随辄罢去，终西汉之世事地甚略，光武草创之为，亦姑谓度吾所能行，或如高祖之因秦而已，中原之定，七郊仍别有方泽，恐未可据。这是第六个可疑之处。《水经注》：“伊水东北，魏有圜丘，准汉日为重坛，天地位其上。”夫汉已不

译足以效法，而魏代可以沿袭吗？这是第七个可疑之处。唐天宝元年，敕令皇地祇应当如同南郊那样合祭，此后都合祭于圜丘。天宝之时，距离汉魏更加遥远了。况且元丰的诏书，本意就是要彻底革除近代的陋习，而完全恢复周代的典制。现在拿这个作为证据，果真足以使议论者心服吗？这是第八个可疑之处。如果搜集那些符合古礼的八点，却都不免令人怀疑，那么再去探求它们之所以符合的原因，就会更加趋向于空谈了。昌龄的议论，清晰明辨，如同黑白分明、一二不可更改，这是对的。但不知道苏轼的观点已经与此相合。苏轼的话说：“汉代的郊祀礼仪，尤其与古礼相违背。唐代也不能完全像古礼。本朝祖宗恭敬尊崇祭祀，儒臣礼官研究损益，并非不知道圜丘、方泽都亲自祭祀才是正确的。只是因为当时不可行，所以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比较所得，已经比汉唐多多了。天地宗庙的祭祀，都应当每年遍祭。现在不能每年遍祭，所以遍祭于三年一次当郊的年份。又不能在一年之中两次举行大礼，所以遍祭于三天。这都是因时制宜，即使圣人再世，也不能改变。现在合祀不失为亲自祭祀，而北郊则必定不能亲自前往，这两者哪个更重要呢？如果一年两次郊祀而派遣官员代理，那就是长久不亲自祭祀地祇。在三年间郊天祀地的年份，如果因为暑雨不能亲自前往，派遣官员代理，那就是天地都不亲自祭祀了。分开祭祀天地，决不是当今时代所能实行的。议论者不过是想在当郊的年份，祭祀天地宗庙，分为三次罢了。分为三次，有三个不可行：夏至之日，不能动员大众举行大礼，这是一；军赏不能再次增加，这是二；自有国家以来，天地宗庙只享用这种祭祀，历年相承，只用这种礼仪，这是神灵所歆享、祖宗所安定的，不可轻易变动，变动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这是三。凡是这三点，我仔细考虑，没有一条可行的道理。恳请遵从旧制为宜。”又在议论中阐发他的意思说：“古时以亲自郊祀为常礼，所以没有繁琐的仪节。现在以亲自郊祀为大礼，所以繁琐的仪节不能省略。我认为只要‘常礼’、‘大礼’这两个字，就足以成为不可驳倒的论据，正不必刻意求合，以招致多言。现在的郊祀，士大夫中懂得周礼的人，都能心中非议它。只是被苏轼的重望所压制，又被元祐各位公卿的公论所加重。大概认为昌龄名声不太显著，绍圣以后认为是正确的，纷纷议论的人最终不能听从。所以即使迈著书，也两存其说，都认为是至当。而苏轼所说的符合古礼之处，仅仅放置在一旁不加辩驳罢了。不然，他难道不知道昌龄不能与苏轼相提并论吗？我曾妄想要摘取苏轼的说法而附加补充说：类禋柴望，虽然说是因事而显现，但虞、周以亲身侍奉为常祀，而以禅告为大祀。现在将分祭作为常祀，而将合祭作为大祀，这就可以了。唐贾曾议论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夏后氏禘祭黄帝而郊祭鲧。郊祭与庙祭，都有禘祭。在庙中禘祭，则祖宗在太祖庙合食；在郊外禘祭，则地祇群望在圜丘合食，以始祖配享。大概是有大事大祭，不是常礼。褚无量、郭山恽都认为贾曾的话是对的。现在也将分祭作为郊祭，而将合祭作为禘祭，这就可以了。明皇天宝的敕令说：凡是所祠享的，必定要亲身参与。我不亲自祭祀，礼仪将有缺失。开始使用合祭，于是唐代都遵行它。现在也将分祭作为代理祭祀，将合祭作为亲自祠享，这就可以了。这三者，都是以为两个字的差异而辩明的。《周礼》一年祭祀天三次，明堂享帝一次，四时迎气五次，祭祀地三次，飨宗庙四次。这十五项，都是天子亲自祭祀。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祭之类，也都亲自祭祀。天地位置不同，礼乐等级不同，不可相同是肯定的。五方崇尚不同，水流山峙形态不同，阴阳适宜不同，昏明用途不同，其不可相同是均等的。现在六变致神的音乐相同而使用，为什么呢？六冕有别，王祀都亲自参加，隆重简略虽然不同，亲自观看则是一样的。所以社稷最尊贵，即使赏刑必定要受命；岳渎最重，即使封建也不以此封。其不可代理祭祀是均等的。现在列壝从祀的礼仪，分开而献祭，为什么呢？拜日于东郊，揖月于西望，迎气以应合，蜡祭以成，以时感神，因地致敬。其不可合祭是均等的。现在圜丘一方之地，合而飨之，为什么呢？这三者，都是以为两种说法的差异而合流的。订正而考察它，本来就会知道所取之处了。分开郊祀，从祀也将分开。日月星辰合于天，日春月秋可以尽格于冬至吗？四岳海渎合于地，岱东华西可以尽致于北郊吗？合于南郊，不是古礼。还说是来享的，屈于天的尊贵，格于礼的重大。分开而不能尽合于古，又不能尽格于神，那就无话可说了。所以一定要分南北郊的，不是完全罢免从祀就不行。分开从祀的礼仪，不是天子能亲自遍祭群祀就不容罢免。亲自遍祭群祀，不是完全使用周的礼乐就不如不遍祭。完全使用周的礼乐，不是能封建如周，使诸侯分治其国，而王朝之事日简一日

译，只是专心致志于祭祀，就不能完全照办。唉，这也太难了！当时曾肇说，祭祀是顺应阴阳的本性，有的焚烧，有的埋入地下，有的沉入水中，有的掩埋。如今在地祇祭祀方面，方位不对，祭品不合类别，又违背时节，这样祭祀地祇未必能来享用，却便说这是亲身祭祀地祇的实情，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他的论述很美好，但不知道每年本来就有祭祀，祭祀本来就要根据方位、顺应时节来施行礼乐。只是这属于大祀，虞、周所说的‘类’、‘禋’、‘柴’、‘望’，果真都符合方位、顺应类别而使用时节吗？这可以说是因循与变革的辨析，不足以作为两种说法的折衷，这是很明显的。又查考分祭的提议，始于元丰三年详定礼文所的意见。五月甲子日，陈襄初次请求在亲自祭祀的年份，夏季和冬季同时举行两次祭祀。李清臣请求采用后汉五位之制，在亲自祭祀的年份，先在太庙住宿以告祭，再在北郊住宿以祭地，然后在南郊住宿以祭天，只在一个时辰内完成。王存请求在孟冬纯阴之月进行。陆佃请求采用鲁国三望之制，在圜丘北面另设祭坛祭祀地祇。张璪请求盛装礼容，备齐乐舞，派遣大臣代理祭祀。又下诏更加讲求。第二年四月己巳日，李清臣、黄颜、王仲修、杨杰、何洵直、叶祖洽、文及甫、张璪、陆佃都列名上奏意见。只有陈荐援引《成命》之诗、‘媪神并况’之章，认为不始于王莽，请求暂且沿袭旧制。曾肇请求减损仪仗护卫的虚文，以成就亲身祭祀地祇的实情。当天于是下诏亲自祭祀如同南郊一样，如果不亲自祭祀，由上公代理，仍然另外修定代理祭祀的仪制。六年五月甲申日，礼部太常寺上奏亲自祭祀及代理祭祀的仪制，下诏施行。当时还不敢把亲自祭祀作为必定实行的制度。七月庚申日，修筑方丘。这一年十一月丙午日，冬祭于是不再设置地祇的位次。元祐初年政令两行大飨。七年三月才开始商议合并祭祀。九月戊子上奏意见。戊戌日下诏因为初次在郊外祭祀，暂且设置地祇的位次，事情结束后再商议。十一月癸巳日在郊外祭祀。八年二月壬申日，苏轼的意见才上奏。四月丁巳日，下诏停止集议，仍然采用合祭。绍圣元年五月甲寅日，因为右正言张商英进言，下诏礼官详细商议。戊午日，中丞黄履又进言，下诏送给礼部太常寺。二年正月辛亥日，又下诏商议如何可以亲自施行祭地之礼，然后才可以停止合祭。当时还不敢把合祭作为完全错误的。三年正月戊午日，于是下诏偶尔在大礼时亲自祭祀地祇，但实际上未曾施行。直到政和四年五月丙戌日，才开始施行方泽之祭。大概在三十二年之中，大典总共三次变更，而地祇仅在元祐年间祭祀一次罢了。虽然哲宗、徽宗坚持主张这个意见，也是十九年后才得以施行，困难到了这种地步。又查考元祐年间的议论，主张合祭的有吕大防、苏颂、苏辙、郑雍、苏轼、顾临、范祖禹、钱勰、李之纯、蒋之奇、乔执中、吴立礼、张瓛、王钦臣；主张分祭的有范百禄、范纯礼、彭汝砺、范子期、曾肇、王觌、丰稷、韩宗道、刘安世、孔武仲、陈轩、盛陶、宇文昌龄、杨畏、董敦逸、黄庆基、虞防、孙路、欧阳棐、韩治、朱彦、宋景年、阎木、杜纯。而王钦臣只是请求在初次祭祀天地时合并祭祀，以答谢盛大的恩宠。又是主张在苑中点燃望祠之火的人。孔武仲的意见也稍有不同。绍圣年间的议论，主张合祭的有钱勰、范纯礼、韩宗师、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主张分祭的有蔡京、林希、蔡卞、黄履、吴安持、晁端彦、翟思、郭知章、刘拯、黄庆基、董敦逸、丰稷、傅楫、叶祖洽、刘定、黄裳、盛陶、虞防、稷楫、祖洽想要简化仪制以便祭祀，刘定、黄裳、盛陶、虞防则是迁就十月神州之祭的人。这些说法都具备在这里了。苏轼又认为在丁未日祭祀周庙是先祭祖先后祭郊庙，也是周朝的礼制，大概也是把变革当作常规罢了。至于像极力上奏请求集议的那天，互相诘难以尽众人之心，而范祖禹立刻告诉吕大防应当由朝廷斟酌其可否而施行。如果让互相诘难，必定导致纷争失体，接着于是连集议也一并停止了。所以张商英动摇当时的舆论，必定被认为首当其冲，也有启发他的原因吧？要知道商议礼仪是大事，不可以不详细且谨慎啊。

译思陵近误

金主雍即位后，追葬东昏王亶，并纠正了他的庙号与谥号。我曾阅读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其中收录了大定年间伪下改葬的诏书，说：“朕认为熙宗孝成皇帝，作为武元嫡孙，承受了文烈临终的托付。他即位十五年后，停止战争，让百姓休养生息，朝廷内外安定太平。只有海陵庶人亮，包藏祸心，觊觎皇位，引诱煽动奸党，最终成就篡逆之罪。他又厚诬盛德，将熙宗降封为王。亮得志后，肆意凶残，不道之极，甚至杀害母亲，导致人怨神怒，自取灭亡。只有皇天眷顾保佑我家，让我一人继承先帝基业，揭露他的悖逆恶行，贬为庶人，并将他的灵柩驱逐出兆域之外。向上推想，熙宗的位号应当纠正，因此近来查考礼制文书，将他升祔于太庙，恢复加予美谥，尊崇并宗奉他。只是〇不是他的安葬之地，我心中常感遗憾，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占卜地点和吉日，奉还梓宫。已在十月初八日，备齐礼仪改葬于思陵，希望能以此安慰在天之灵。”按：武元即阿骨打，文烈即乌古乃，号称太祖、太宗。名旻与晟的人。亶原名和罗，又名哈喇玛勒，父亲叫胜果，又名巴哈，名宗悛。亶以梁王身份担任固伦谙班贝勒，大概是晟以继位之约授予他储副之位，于绍兴五年、金天眷十三年嗣位，于绍兴十九年、金皇统九年被弑。壬戌之盟，实际上是与高皇定下和好，成为盟国。而淳熙年间因山陵之事开始，大臣失于审订，沿袭而使用它。耳目所及，其错误又不可与叱奴同日而语。旻的陵墓叫泰，晟的陵墓叫豫。泰虽然与哲庙同称，实际上先后相差二十四年，沿袭旧智，尚无嫌隙。

诸陵〇名

僖祖陵叫钦，顺祖叫康，翼祖叫靖，宣祖叫安，太祖叫昌，真宗叫定，仁宗叫昭，哲宗叫泰，钦宗叫献。实际上冒犯了后周庆祖、汉平帝殇帝、唐太祖、后晋睿祖、伪南汉高祖、唐武后、烈祖、昭成窦后、昭德王后、僖宗、汉惠帝、南齐宣帝、后梁敬祖、后晋宪祖、吴景帝、元魏肃宗、周天元、唐中宗、周明帝、唐太宗、伪南汉中宗、元魏宣武、顺于后唐〇宗、高祖已用之名，靖定两个字号，总共两次更改而都出于重复，其不审慎尤为严重。思崇已出前记，自真宗而下联永字称谓，虽然同纪录犹异。若三祖乃国初定制，名止一字，直相混为一，不可别矣。南齐宣帝、后梁敬祖之为安，魏于后之为泰，太祖之为康，亦皆联永字云。

馆学轻重

王明清《挥麈录》说：政和年间，诏令天下州县官都兼任提举管勾学事。当时姚麟以节度使身份守蔡州，上言请求免除系阶，朝廷允许了。靖康初年，废除了这一规定。绍兴年间，又增加了这一规定，但改庶官为主管。当时孟信安仁仲来帅防稽，先人寓居孟氏与家间，契分甚垕。仁仲以兄事先人，入境语先人云：“忠厚与秦桧虽为僚婿，而每怀疑心。今省谒攒宫，先入朝然后开府，从兄求一不伤时忌。”对劄，先人举此，仁仲大喜为援。麟旧请草牍以上奏，入即可。寻又降防，自此武臣帅守并免入衔，行之至今。珂按：日历绍兴二十七年二月壬子，少师信安郡王孟忠厚提举秘书省。四月，忠厚薨。窃谓馆学皆清选，况内外异宜，因创殊制，辞受之际要未知所轻重也。中兴初，忠厚尝班延阁，继又历宥府，固不专以肺腑进，岂前日之不受专以桧忌故耶？南渡开壁府，惟秦熺以恩泽侯始居此官，盖亦祖政和七年五月辛卯蔡攸兼领之制。忠厚继之后，不复除授。庆元丙辰，词科始以命题试者多忽不考，是岁无合格者。

阶官避家讳

律文有私讳、冒荣之禁，故四铨之法，遇磨勘阶官之称，与其三代讳相值者，许其自陈，授以次官，谓之寄理，遂以系之官称之首。珂按：国朝著令，诸官称避家讳者，拟以次官。元丰改官制，或有或无，于是元符令又附益之，云“或授旧官”。历考条令，初无以二字入衔者，厉世磨钝之柄，而下之人得以寄称，掌故之野，亦明矣。士习目睫，恬不知怪。开禧丙寅，李参预壁为小宗伯，防课当迁中奉大夫，正其祖讳，援故实，自言不带寄理，诏从之。继防大政，复迁中大夫，而称朝议大夫，自若，朝论以为得体。然铨法迄今亦莫之改也。

赠官回避

避讳之制虽见于令甲，而赠官告第阶称，或所犯司封乃无明文。珂在故府，尝访其事于天官，竟无晓者。后阅洪文敏迈《容斋三笔》，纪李焘仁甫之父名中，当赠中奉大夫，仁甫请诸朝，谓当告家庙

译与自身不同，请求沿用元丰年以前的官制，追赠光禄卿。丞相颇想答应他，我在西垣任职，听到这个说法，便对各位公卿说：如今一旦改变成例，那么日后追赠中大夫必定改为秘书监，追赠大中大夫必定改为谏议大夫，这绝对不可行，于是作罢。查考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人死后最终要避讳其名，赐下诰命荣耀祖先，在坟前焚烧黄纸，这是为人子女的荣耀。然而却触犯所避讳的名讳，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安心的呢？在父亲面前儿子称名，在君主面前臣下称名，朝廷的显赫职位，因一人的私情而改变，也是不对的。况且诰命之中，本来就已写明所追赠官职的姓名，而今世在朝廷做官的士大夫，也未曾自己避讳其名。由此推论，即使不避讳也可以。假如祖父名某，而追赠父亲的官职名称，确实触犯了祖父的名讳，假使父亲还在世，尚且会避讳而不敢接受。像这样，即使追赠次一级的官职，也是可以的。我主观推测如此，不知是否恰当，再等待见识广博的人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