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愧郯录》卷九【十则】宋岳珂撰

译我私下对此有所怀疑。庆元己未年，朱文公熹开始制作白鹿洞礼殿的塑像，并撰写文章解说，说：古人所谓的“坐”，是两膝着地，然后翻转脚背，臀部坐在脚跟上，正像现在的胡跪一样。如果是肃拜，就双手拱合向下直至地面；如果是顿首，就再用头叩击双手；如果是稽首，就把手向后撤，用头接触地面，也像现在的礼拜一样，都是因为跪着而更加表达恭敬。所以《仪礼》说：“坐着取爵杯叫作坐爵。”《礼记》说：“坐着移动位置，叫作一坐再至，叫作武坐。”《老子》说：“坐着进献此道。”之类，凡是说“坐”的，都是指跪。汉文帝与贾谊谈话，不知不觉膝盖向前靠近席子；管宁坐着不张开双腿，坐榻在膝盖接触的地方都磨穿了，这些都是明显的证据。然而《礼记》又说：“站立时授予东西不跪，坐着时授予东西不站。”《庄子》又说：“跪坐着进献。”那么跪与坐似乎又有细微的差别。我怀疑“跪”有危正的意思，所以两膝着地，伸直腰部和腿部，姿态危正的叫作跪；两膝着地，用臀部坐在脚跟上，稍微安稳的叫作坐。又《诗经》说：“来不及起床休息。”而传注把“启”解释为跪；《尔雅》把“妥”解释为安，而疏注认为是安定地坐。既然用“启”对应“居”而把“启”训释为跪，那么“居”就是坐就可见了；既然把“妥”解释为安定地坐，那么“跪”就是危坐也就可知了。大概这两件事相似，只是一个危正一个安稳，有细微的不同罢了。至于拜作为一种礼仪，也没有详细的考证，只是杜子春在解释太祝九拜时，解释奇拜都说应当整齐地弯曲两膝，像现在的礼拜，这就很明白了。这三件事，书籍和传注都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而现在的人没有察觉。前些年嘱咐钱子言制作白鹿洞礼殿的塑像，我想依据《开元礼》不制作塑像，而在祭祀时设置席位，子言不认为这样对，而一定要以塑像来询问我。我已经大致考证礼仪如前面所说，又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说：曾经到郑州拜谒列子祠，看到他的塑像是席地而坐，于是也一并告诉了他，认为如果不得已要制作塑像，就应当仿照这个，以免遭受苏轼俯伏匍匐的讥讽。子言又不认为对，恰逢我辞去了浙东的节度使职务，于是不能勉强，但至今引以为憾。后来听说成都府学有汉代礼殿的各种塑像，都是席地跪坐。文翁的塑像还是当时刻石所制作，尤其足以依据相信。不知道苏轼是蜀地人，为什么没有看见而这样说呢？等到杨方子直进入蜀地帅幕府，于是派他访查，果然像听说的这样，并且仿照文翁石像制作了土偶带来，但塑像的手艺不精，有人还怀疑是否加了趺座。去年又嘱咐蜀地漕运使杨王休子美，现在竟然一并得到了先圣先师三尊木刻像，精巧地看它们坐后的两脚背，隐约可见于帷裳之下，然后审察它们之所以坐的原因，果然是跪坐而没有疑问了。可惜在白鹿洞制作塑像的时候，没有得到这个证据来开导子言，使得东南的学者没有机会再次看到古人的形象，以革除千年的谬误，为此感慨叹息。姑且记下始末，写来寄给白鹿洞的各位学生，让他们书写并张贴在庙门的左边，以等待后来的人考证。又在下面注释说：老子说：“虽然有拱璧作为先导，有驷马跟随，不如坐着进献此道。”大概坐就是跪，进就是献。意思是说用重宝厚礼给人，不如跪着告诉他此道。现在的解说者却认为是坐禅的意思，这是错误的。这样古人的意旨和遗像，就清晰可考而知了。我按：符子说：太公涓在隐溪钓鱼，跪着隐于崖边，不用鱼饵而钓鱼，仰头咏唱低头吟诵，傍晚就放下鱼竿，他膝盖所在的地方石头都像臼一样，脚背触碰崖壁像路一样，这尤其足以验证前面的说法。有人说本朝景灵宫设置塑像的制度，也是坐在椅子上，不应当轻易议论。我私下认为原庙使用当朝君主的礼仪，帷席器皿都与现在相同，那么其塑像反而不应当拘泥古法了。我在朝廷时，代理奉常丞奉祠太庙，得以站在阼阶，看到室中的用具，也不使用高几，大概古今器服各自适合其宜，以便于行事，这也是求神之义。

译设立县令的制度

当今选拔官员改任实职，必须实际担任知县满三年，这叫做亲近百姓。即使已经担任县令，在朝见皇帝后，仍难免要出任县令。有的京官再次任职，后来也必须填补一次县令的空缺。只有大理评事出任县令，特别允许以两年资历期满卸任。其余人除非被朝廷赏识提拔，没有不经过这条途径的。然而担任县令有催缴赋税、安抚百姓的责任，有户籍账目、民间诉讼的繁杂事务。有时赋税收入确实不足，却凭空设法筹办。州县之间不能互通有无，很少有不受到上级催促督办的。所以士大夫常常视此为难事，只是迫不得已才去做。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自从南宋南渡后，经总制钱二使出来搜刮多余财富，竭尽民力毫无保留，所以县里的财政大多窘迫，士人不敢担任县令。我曾经考察过，祖宗太平时期，现任官员已经不愿意担任县令，这种由来已久了，并非只是今天如此。元丰元年七月，吕公着说：“臣看到审官院、流内铨因为知县空缺多，凡是选人受举荐担任职官以及转任京官的，惯例都差遣为知县。已被差遣的人不通举荐辟除，不许避免。臣私下认为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把百里之地托付给他们，有百姓社稷的重任，这是士子应该愿意做的。现在却设立一律的命令，强迫人们做不愿做的事，与坐等贬黜、犯法的人没有区别。这大概是郡县法网太严密，而劝勉奖赏的方法不明确。官吏中有尽心奉法、政绩明白的，没听说有什么特别的褒奖。一旦触犯细微的条文，就不能免于谴责斥退。加上近年朝廷更改法度，郡县的官吏有时不能奉行，所以在常法之外，加重了罢黜的典制。经过赦免去官的，大多不予宽免。积累岁月，因此被贬黜的人越来越多。臣愚以为治理百姓的官员，朝廷应该宽待。除非有贪污私利的明显罪状，以及软弱无能特别不胜任的，即使触犯小法也不轻易替换。仍然诏令各路监司、州郡长官，他们所属的县令县长，有奉公爱民、政绩特别优异的，每年列举推荐两三人，偶尔加以奖拔，以破格待遇对待。其次如职事修举，有举主推荐转任京官的，特别允许依照各州教授的例子在任上改官，允许再次任职。这样勤勉廉洁的人得以自保，劳苦能干的人有所激励劝勉，中等才能的人足以勉强努力，有特殊成效的人不至于滞留。”皇上非常认为正确，立即诏令中书省立法，但法律最终没有制定成功。看吕公着的议论，足以探究导致弊端的原因，难道当时专门是因为新法的实行？担任县令的人固然觉得难吗？还是与此无关呢？现在确实习以为常地视为畏途了，难道没有像吕公着那样爱君忧国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吗？令人再三感叹。

每年发放度牒

道教和佛教发放度牒的制度，必须先以资金资助国家财政，然后才能穿上僧道服装。按照他们的教义，他们辅助国家用度，到了极点。开禧年间边境战事开启，国库用度不继，发放度牒很多，不仅让下层轻视，积压卖不出去，而且不耕种的男子突然增加数十万，成为今天的大害。我曾经读赵挺之《崇宁边略》说：“皇上每次告诉蔡京，让靠近边境的地方多储备军粮，又因为连年丰收，想趁此时增加收购。蔡京只是肆意欺诈，每次上奏某处已有若干万数的收购本钱，其实却是度牒及东北盐钞等。度牒每年应当发放一万，而现在从正月至四月终，已发放二万六千，而边境的人买的极少。”我按：崇宁年间开边费用无度，而当时发放僧牒每年还有定额，只是蔡京不能遵守罢了。现在稍微仿照这个意思来节制它，那么也就差不多可以了。

宣抚司公文往来

开禧丙寅年，我担任京口总领，被命令在军队间执行任务。当时各道建立宣抚司，朝廷使者既然有应办的责任，大多随行军所在。有的因为使者身份重要，不肯屈尊使用平行公文，幕府就以不敬愤怒地对待他们。有的因为宣抚司体统尊贵，不愿校对使用申状，其他部门也以破坏惯例责备他们。终究不知道旧例如何，没有定论。我按，总领财赋一职设立于绍兴年间，那么祖宗未曾任命此官，本来没有可考察的。李心传《系年要录》记载，绍兴十五年十一月庚申，右中奉大夫江南东路转运判官赵不弃代理太府少卿，充任四川宣抚司总领官。起初，赵开曾经在宣抚司总领四川财赋，使用申状。到这时，赵不弃说：“近来张宪成供应韩世忠钱粮，申明与宣抚司没有统属关系，只使用公牒行文，请求依照张宪成已得的命令允许。”于是改命赵不弃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不久赵不弃将要入境，使用平行公文。宣抚使郑刚中见到后，惊讶而愤怒，很久才明白他不冒犯，已经由此产生嫌隙。这大概是中兴以来近例可遵行的，张宪成既然曾经得到命令，尤其有依据，赵不弃因此沿用。然而最终不免产生嫌隙，难怪开禧年间两司的纷纭了。

书记支使

铨选部门现行制度，凡是天下节镇、观察府书记、支使共职，都作为郡职官。设立名目的原因，只是为了区分有无出身罢了。我曾经考察事情的开始，干德元年七月，诏令说：“管记的职务，资历序列颇优厚。从前藩镇推荐人，多从初官除授。从今以后历任两任以上，有文学的，就允许节度使、观察留后奏充。”那么原本未曾与支使作为相互替代的称呼，而所谓有文学后才允许辟除，大概已经渐渐有别了。太平兴国六年十月，诏令各道节度州依旧设置观察支使一员，资历考课俸禄都同掌书记。从今以后吏部除拟，

译让凭借经学及各类科目入仕但没有出身资格的人充任。凡是书记、支使不得同时设置，这大概是当今制度所由开始的。诏书语意明确，追溯并考证它，发现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十一日，京兆府户曹参军颜明远、徐州节度推官刘昌言、洛州鸡泽县主簿张观、德州将陵县主簿乐史都参加进士殿试合格。皇帝爱惜科举名额而不授予他们，于是任命颜明远为忠正军、刘昌言为归德军、张观为忠武军，都担任节度掌书记。那么在此前一年，这项制度还没有确定。后来到了淳化三年，距离太平兴国六年的诏书已经十一年了，这项制度大概早已确定。然而这一年四月五日，滁州军事判官鲍渊、邓州录事参军杨令问、滁州清流县尉胡咸秩都因锁厅应举，各自赐予及第。任命鲍渊为忠正军节度掌书记，杨令问为本州观察支使，胡咸秩为楚州山阳县令。这似乎两种官职尚不区分左右，与最初的诏书好像不相符。体味鲍渊与杨令问科举名次的先后顺序，难道不是在赐予及第的时候有所轻重区别吗？大概这时施予恩宠的权柄，惯例都一时出自君主，不像如今吏部左铨定为成例，只有有关部门奉行执行的原因，所以容许有这种情况。然而最初诏书的意旨，直到今天也不可改变。

译枢密称呼

洪迈在《容斋三笔》中说：枢密使这个官职名称起源于唐代，起初由宦官担任，不过是宫内各机构中地位尊贵的人罢了。五代时期才开始让士大夫担任此职，于是其地位与宰相相等。从此延续到本朝，又有了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等区别。虽然品级有高下之分，但都统称为枢密。明道年间，王旦（沂公）从已故宰相被召回，任命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迪（文定公）担任集贤相，写信到国门迎接他，信中称呼道：“枢密太师相公。”我家还收藏着这封信帖。绍兴五年，高宗皇帝车驾巡幸平江，路过秀州，随行的大臣有四位，走在前面的人传呼道：“宰相赵鼎（忠简）来了”，接着传呼：“枢密张浚（魏公）来了”，当时他担任知院事；接着传呼：“参知政事沈必先来了”，〇随后又传呼“枢密”，指的是签书权朝美。我担任检详官时，叶梦得（审言）、黄潜善（继道）担任长官和副长官，也使用同样的称呼。然而二三十年以来，于是出现了知院、同知这样的简称，起初出自掌管传令的仆役和街卒口中，久而久之朝廷官员也这样称呼。名称不典雅古朴，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按：这种称呼在南渡之前就已经有了。李焘（文简）《续通鉴长编》记载政和元年九月，御史台弹劾起居舍人章綡，说他与起居郎王孝迪去拜访张商英，有“鹿死谁手”的话。皇帝下诏，王孝迪详细陈述。王孝迪上奏说：“臣核查八月中章綡曾对我说想一同去见宰相和执政官怎么样？我说：‘老兄请假去苏州，不想独自去见执政官，今天一同去很好。’于是一同到了知枢密院吴居厚客位内，管理接待宾客的人说：‘知院不见客。’临上马时拉着我要一同去见张商英。我说：‘正闹得厉害，有什么理由。’章綡说：‘去去去，不知鹿死谁手。’我见他言语狂妄悖谬，不胜愤懑。”由此考证，这种称呼出自仆役街卒之口已经很久了，并非二三十年间的事。

国忌日防刑

当今世道，在国家忌日，百官行香，在京师则是双忌日，赐假只忌日，照常办公坐衙。外地郡县都像平日一样，鞭打决罚没有禁止。我按《洪迈容斋随笔》说：“《刑统》记载唐太和七年敕令，按照法令，国忌日只禁止饮酒奏乐，至于处罚人吏，都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因为那天不适合处理政务，官府就不能决断监禁刑狱，那些小小的鞭打责罚，在礼律上本来没有妨碍。从今以后，即使有这类情况，御史台和官府也不要再上奏。”《旧唐书》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御史台上奏均王傅王堪的儿子在国忌日于私宅处罚家奴，所以颁布此诏。大概唐代国忌日停止办公，正与私忌的意义相同，所以即使刑狱也不决断监禁，所谓不适合处理政务，就是这个意思。元稹诗云：“传遣推囚名御史，狼籍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那么唐代禁止鞭打监禁是很明确的。本朝乾兴元年七月壬辰，开始采纳知泗州杨居简的请求，下诏国忌日允许决杖罪，大概是继承唐代太和年的遗意。不知何时于是连徒刑流放也不禁止，现在沿袭下来，不再可考了。

官品不分别

本朝杂压的制度，杂流技艺等官都列入品级之下，而寺监的吏员，凡是未正式授官而先给告身的，也通称为入品，只以所居官职作为品级的高下，不再有分别。我按：《高峻小史》刘昶传：“北魏高祖亲临光极堂大选，高祖说：‘当今之世，仰慕祖辈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这特别不可取。我现在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品，九品之外小人的官职又有七等。如果有人可以起家三公，恐怕贤才难得，不能只为一个人扰乱我的典制。’”刘昶回答说：“陛下刊正九流，制定不朽的法度，岂止是仿佛唐虞，固然已经光耀二代。这虽然是针对门第而言，但九品的官职不混杂其他品级，也是一时的制度，与现在士大夫、皂隶、宦官、技艺之人混为一区是不同的。”

金年号

范成大在《揽辔录》中说：金朝本来没有年号，从阿骨打开始有天辅之称，到现在四十八年了。小本历通具一百二十岁相连，某年出生而四十八岁以前金无年号，于是编造以补足之。重熙四年，清宁、咸雍、太康、太安各十年，寿昌六年，乾统十年，大庆四年，收国二年，以接续天辅。我按：这些年号都是辽朝旧名，女真世代奉辽正朔，又灭辽而代之，以其纪年为历也是理所当然的。难道范成大没见到吗？

场屋编类之书

自从国家取士，考场世代以决科之学为先，所以凡是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方便检阅的，现在充栋汗牛了。建阳书肆正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〇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我尝考承平时事，盖已尝有禁。政和四年六月十九日，权发遣提举利州路学事黄潜善奏：仰惟陛下推崇先志，凡非先圣贤之书，若元祐学术政事害于教者，悉毋习。士宜强学待问，以承休德；而比年以来，于

译当时，人们采撷陈旧的言辞，区分各类事例，编排成册，便于剽窃，称之为“决科机要”。懒惰的人常常靠背诵这些内容来欺骗考官，读起来似乎有理，深究起来却不根植于经术本源之学，危害不小。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别下令禁止并销毁这类书籍，或许能使人知道自我勉励，以真才实学等待选拔。皇帝下诏设立一百钱的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