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愧郯録》卷二【八则】宋岳珂撰

译皇帝降旨，对于没有丧服关系的亲属，即使名字不相连，即使是原本的字也允许使用。于是采纳了这一建议。旧的避讳就不是正式的避讳了，那些读音相同但字形不同的字，难道不更加严重吗？这是第三点值得怀疑的地方。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十五日，下诏将含光殿改名为防庆殿，因为“光”字是太宗旧名中的第一个字，所以要避讳。“光”字属于太宗旧名中的偏讳。自从大中祥符二年已下诏，只禁止连用，而到现在六年之后，才更改殿名，难道不是殿名作为常用的称呼，与文书中偶然涉及的情况不同吗？殿名还容易更改。

译而属籍【阙】焘续《通鉴长编》天圣六年九月丙午，兵部郎中、集贤院修撰杨大雅知制诰。大雅初名侃，因触犯真宗旧讳，下诏更改。这是确凿明显的证据，据此而论，不仅宗室姓氏不应当使用，庶姓士大夫沿袭使用，也是不对的。防庆为孝宗诞节，与殿名重复出现。哲宗神御殿名为重光，又自慈圣太后以来，再次用于庙号，似乎违背了祥符年间的旧例。

御名不联字

真宗即位次年，二月庚子日，有诏更改御名。诏书说：“王者对上承奉上天，恭敬参拜九庙，凡是因祭祀告祭，必定书写名称。思考考察古制以斟酌中道，贵在难以知晓而易于回避。于是遵循旧例，再次更改美好的名字。这是当时宣告天下的防范措施。”珂按：太宗初讳上字，与艺祖连称。建隆年间建立国家，已改从光字，又与魏悼王同名。太平兴国初年，既已承受大统，魏悼王改从廷字，以避开尊称。至此不过四个月，又下诏更改。虽然更改的意图，如诏书所述，其实是去除联文尊王统，用来辨别名分，显示等级威严。真宗本联元年，既立为皇太子，遂用单名，而太支八主仍旧字为行，不再更改。仁皇在藩邸，英祖在濮藩，名字也是二字。等到确立继承宗庙的名分，则都更改了。圣明的谋略昭昭，可考而见。真宗之子周王祐大，也是二名，因避圣祖讳，而减损其一，因偏旁有衣字，与仁宗讳偶合，原本不是初制。如温、昌、信、钦四王，都是徽宗追赐名，详细记载于国史。仁宗三王名皆躔日，这是皇子诸王一赐名，即为单名之始，然而大多因夭折，并非既长而并命者。英宗又未及正东宫。神宗初与吴、益二王并赐名从页，及治平年间身体不适之际，匆忙中无以故事，建明乞更名者。熙丰年间友爱天至，遂因循不复议。元丰末年，命哲宗自延安王主鬯，时御名与神宗诸王皆联人字，遂诏改今讳，不再联，诚得祖宗别微之本意。徽髙自藩邸入登大宝，误循治平故事，止仍旧名。钦宗虽久在震方，亦尝一再赐名，然郓宠方逼，语讳滋繁，固莫容有建言者。宣和内禅，敌师日侵，亟决大议，何暇他及。孝宗犹改之而后升储，乾道两下〇极之诏，皆仍旧名以播告。今上承大统，潜跃之名亦不复改。虽曰阜陵制义之重，圣心有所不欲更，而尊君之谊，则非矣。

淳熈南衙

周益公必大《玉堂杂纪》曰：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诏皇太子判临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谓当以太中大夫为判官，通领府事，恐名称未正，遂议改尹，而以侍従为少尹，余判官用卿监郎官。丁卯，将锁院降麻，或又疑宣麻给告，非待储贰之礼。己巳，后省官礼官会议于史院，检照唐太宗征辽，命太子监国，及大帝命太子受诸司启事，或诏或制，视麻为重，可以作则。上然之。庚午，偶当日被宣，范紫防成大先以侍讲递宿，闻报遽出，薄暮至玉堂。御药李【缺其名】持御封御笔，皇太子某宜领临安尹，可依。

此降制三鼓进草，因奏此【缺】当付有司施行，窃恐皇太子别无被受，欲依自来诏书体式，略换首尾，书写一通，降付皇太子。今拟定格式进呈，如赐俞允，乞速批降付下。御笔批依，辛未遂告大廷。惟此稀阔盛典，适以史官备讨论，词臣润色，复得宸翰宝藏于家，非儒生之荣遇乎？珂按：本朝亲王为南衙，故实有四：建隆二年七月壬申，太宗以晋王为开封尹，同平章事；开宝九年十月庚申，魏悼王廷美以齐王为开封尹；雍熙二年十月甲辰，昭成太子元僖以陈王为开封尹，兼侍中；淳化五年九月壬申，真宗以寿王为开封尹。东宫为南衙，故实有二：至道元年八月壬辰，真宗以皇太子为判开封府；宣和七年十一月戊午，钦宗以皇太子为开封牧。历考二端，亲王为尹，东宫为判、为牧，自有明据。然则必大所行制词，有所谓“肆考南衙之故实，一新大尹之多仪”，及名称未正者，皆误也。至于府寮之制，国初记载虽简，初无异称。雍熙陈王之命，实以户部郎中张去华为判官，殿中侍御史陈载为推官，并召见，就迁去华为左谏议大夫，虽与太中大夫之制若相协，要亦王府之制耳。至道升储，有司又言皇太子兼判开封府，其所上表状即书“皇太子位”，其当申中书枢密院状，只判官等书诏从之，则是时亦无用少尹为参佐者。在承平时，着位尹

译“尹”本是正常的官职称谓，即便在宋神宗、宋哲宗两朝，亲王在藩邸时日常也担任此职，但当时是让少尹代理府事。然而自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以后，惯例是通过任命官员来担任，并且已颁布法令另外设置“牧”一职以等待亲王就任。况且从“尹”到“少尹”，本来只是略微的等级降低，凭借太子储君的重望，却向下与地方官吏并列称谓，这本来就不可以。淳熙五年闰六月，魏惠宪王赵恺以江陵尹的身份进兼雍州牧，可见“牧”与“尹”在秩序上的区别，大概就是这样。虽然内外有别，但藩王尚且可以担任“牧”，东宫太子反而担任“尹”，这更是大大不可以的。如果依据宣和年间的旧典，出于皇位内禅已定，不想沿袭使用，那么称“判”为宜，若称“尹”则没有区别了。

译孝明皇后册立诏书

太祖实录记载，建隆元年七月甲申日，册立皇后。诏书说：“我承受上天宏大的福泽，因此像侍奉父亲一样敬奉上天，天下百姓乐于拥戴，我像看待子女一样对待黎民百姓，坐在明堂阅读时令，端正宫禁以崇尚国风，希望凭借广博深厚的功用，扩大国家基业，秉承长乐宫慈母的训导，遵循长秋宫（皇后居所）的旧制。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在清庙举行祭告。咨尔琅琊郡夫人王氏，星象昭示灵瑞，出身公侯贵族，具备天人奇异的仪表，符合王者昌盛的图谶。我过去在藩镇时，常观察你的内助之功，早晚侍奉而不疲倦，浆洗衣物而不推辞。辅助我开创基业的根基，依赖你使家庭和睦的喜庆。如今后妃的礼服尚未举起，椒房宫室难以空虚。既然你具备太姒那样的贤德，就应当改变‘小君’的称号。为百代留下谋略，在六宫正位，可以册立为皇后。希望你辅佐兴盛国运，扩大内廷的治理。像弯曲的树木垂下荫蔽，期望恩泽及于下属；像桂花洒落光辉，效法那种无私。回顾彤管（史官记录）在旁，思慕大练（素朴）之美。如果这样，那么缑山的余烈，就能配得上沙麓的嘉祥；淮水的长源，就能连接银潢的深流。后妃的德行，将使史册增光，努力修持美好的名声，前往就任你的职位。仍命令有关部门选择吉日，备齐礼仪进行册命。”王珂按：诏书中首先称“咨尔”，实际上与册文没有区别。到了结尾，先写“可以册立为皇后”，再重申命令告诫，才开始使用朝廷宣告的体例，命令有关部门备办册礼。这与现在的制度完全不同，这大概是本朝册立皇后的第一个典故，不可不详细考订。

宗族的区别

政和三年闰四月丙辰日，下诏将公主改为帝姬，郡主改为宗姬，县主改为族姬。王珂按：本朝姓嬴，却用“姬”作为称谓，虽然诏书明确说明，考据古代制度，适宜没有比周朝更好的。但其实是蔡京等人误读《汉书》中薄姬、丁姬等人的名字，认为“姬”本是妇人的通称，所以沿袭使用罢了。建炎年间改制，议者的论述已经详细，不再重复。只是“宗族”二字，本意是用来区别亲疏，似乎也有颠倒。考据《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吴子乘去世，左氏因为他在周庙临祭，而分别说明：“凡是诸侯的丧事，异姓诸侯在外庭临祭，同姓诸侯在宗庙临祭，同宗诸侯在祖庙临祭，同族诸侯在祢庙临祭。”杜预又接着解释说：“同族是指高祖以下，这样那么族比宗更亲近就明白了。”现在却相反，尤其不合适宜。蔡京等人当时固守权位，士人多随声附和是非，或许是因为熟语中先后为次的缘故，大概起初没有仔细考据。

圣旨、敕令的区别

本朝有关部门承受命令的区别，皇帝称为圣旨，皇后称为敕旨，太子称为令旨。天圣年以后，太后在东朝听政则称为圣旨，否则称为敕。起初，孝宗刚接受内禅，德寿宫正逢喜庆，务求极尽尊崇，太上皇后也能称为圣旨。王珂按，秦汉以后，天子称制诏，继别称为敕，太后、东宫、诸侯王称令，下级即使郡守也称敕，没有称为“旨”的。只有从魏晋以后才有。那么承受旨意行事，本意是取指意之义，以遵循寻常简便的称呼，大事则有制，可以宣布则有诏，书写任命则有敕，命令互相见于使用，主要是不互相掩盖，但实际上并非古制。《晋书》文帝纪中，司空郑冲劝进九锡的文章说：“明公应当承受圣旨，接受这大福，确实符合天人。”那么圣旨的名称已经在魏时出现了。详究其义趣，特别出自一时的文章，如果说应当奉承圣上的旨意而已，并非文书都这样作为常式。唐代尚书掌上下之制有六种，没有圣旨之名，只有中书王言之制七种中的第五种叫敕旨，百官奏请施行时使用它，与册书、制书、慰劳、发敕、敕书、敕牒截然不同。那么敕旨本意是为了办事简便，其意思明显可见，只是当时没有全称圣旨罢了。如在延英殿面对，有时称进止，那么又是进又是止，取宸断之义。现在奏札还沿袭使用。五代相承，每件事都称进止，也与此同一源流。如果皇后称敕，太子称令，而系以旨，那么史传中杂见，未曾详细考据。汉代尊崇太后，惯例可以称诏，如薄太后虽然没有称制，也能诏令有关部门追封窦太后父亲为安成侯就是例子。齐梁以来，有时称令，如萧统《文选》所载任昉《宣德皇后令》就是例子。唐代尚书之制第四种叫令，皇太子使用；第五种叫敕，亲王、公主使用，而没有明确记载太后、皇后所称。见于史书的，也是旁附随事而立文罢了。而且旨是一时的名称，而敕令则是典则的常例。《文选》所载傅亮为宋公作《修张良庙楚元王墓敕》之类，前称纲纪，如诏书之前以门下为称。唐代皇太子令书，左庶子画诺，右庶子画日，如制书之后有“制可”之画。那么这是文书体式的当然，不可以系旨以为称，其理无疑。再考据唐代，则确实曾经联敕以为称。以敕以令上拟于敕，那么虽然联缀有什么伤害呢？然而终究没有探究其起始。只有高峻小史《晋书·王沉传》记载王沉任豫州刺史，下敕求言。主簿褚裒说：“奉省敕旨，伏用感叹。”渚宫故事记载，晋罗友在桓温府，同府有得郡者，温为坐叙别，友亦被命至尤迟

译傍晚。温询问他，他回答说：“臣昨天奉了敕旨，出门看见鬼嘲笑我，说‘我只见你送别人上任，怎么不见别人送你上任’。”《南史·鲍泉传》记载，梁元帝发布制书，从狱中起用王僧辩代替鲍泉担任都督，鲍泉拂去席子上的灰尘坐着等待他。王僧辩进来后，却背对着鲍泉坐下，说：“鲍郎，你有罪，命令让我锁拿你，你不要因为旧日的情谊而介意。”“期则”二字连用以防备，大概是习惯熟练后为了简便而成为惯例吧？然而“令”的体制庄重，“敕”的体制轻缓。汉代诸侯王、郡守的使用情况，唐代尚书七等的区别，都是可以查考的。因为东朝（太后）还称“敕”，这就不足以表达对人主尊亲的诚意。这就是宋孝宗的孝心之所以不能安定的原因。既然下诏让太上皇后称“圣防”，而胡忠简（胡铨）在后省，仍然坚持认为不可，说：“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圣人本来就有这样的辨析。他的话深切显明，而圣意笃厚于奉养双亲，最终没有允许。”所以近世寿慈、寿康都查考这些作为依据。我曾经详细考证，治平三年正月丁丑日关于濮议的诏书，英宗皇帝曾经颁发手札称慈圣光献太后为“慈防”。绍兴元年五月十五日，刑部尚书兼权礼部尚书胡直孺等人奉诏讨论昭慈册礼，对于钦圣宪肃皇后元符三年五月的诏书，也只称“慈防”。这是本朝的先例，固然不可不防备并明确记载。孝宗皇帝初时下诏，陈鲁公陈康伯曾经请求以“慈防”称呼，而孝宗皇帝认为这太轻慢。这大概是特制的规定。刘良、李周翰注释《文选》说：“秦朝的法律，皇后、太子称‘令’，各位公王称‘敕’。令，就是命令；敕，就是教导示于人。”蔡邕《独断》说：“诸侯的话称为‘敕’。”那么中宫（皇后）也应当称“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