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愧郯録》卷五【九则】宋岳珂撰

译没有可以考证的。吕大防查阅本朝《防要》，庆历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吕公绰上言说：郊庙祭祀所陈列的樽罍数量，都依据古制却并不实际使用。以五齐三酒以及使用明水明酒，有关部门沿袭旧例称之为“看器”（仅用于展示的器物）。其中郊庙祭祀天地配位，只有祠祭酒一等，大祠、中祠每位分二升，小祠每位分一升，仅有一樽用于酌献，一樽用于饮福，其余都是【空缺】的器物。

查阅《开元礼》《崇祀录》，昊天上帝、皇地祇设六樽：太樽为上，盛放沈齐；着樽次之，盛放醴齐；牺樽次之，盛放醍齐；壶樽次之，盛放沈齐；山罍为下，盛放三酒。配帝以着樽为上，盛放沈齐；牺樽次之，盛放醴齐；象樽次之，盛放盎齐；山罍为下，盛放清酒，都加上明水明酒，盛放在上樽。五方北极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设太樽，盛放沈齐；五星十二辰河汉设象樽，盛放醍齐；中官设壶樽，五方山林川泽设唇樽，都盛放沈齐；外官设概樽，五方丘陵坟衍原隰设散樽，都盛放清酒；众星设散樽，盛放泛酒，都加上明酒，各自盛放在上樽。

宗庙每室设置斚〇、黄〇、着樽之上樽，都盛放明水；黄彞盛放郁鬯，着樽盛放醴齐。又司烜氏用铜镜在月下取明水。郑康成说：“鉴类取水者，世人称之为方诸，取月下的水，是想得到阴阳的洁净之气。”臣谨慎地以古制考证，五齐三酒并不是难以得到的物品，将来郊庙祭飨，应当诏令酒官依法制作齐酒，分别盛放在樽罍中，并命令有关部门取明水对应明酒，盛放在上樽。如果铜镜方诸之类不能迅速备办，请求依照唐制，用井水代替。

下达给博士商议后上奏说：“近来郊庙祠祀坛殿上下所设置的樽罍，只有酌献饮福的两樽盛放祠祭酒，其余都只是摆设空器而不盛放五齐三酒、明水明酒，这确实对于礼制是有缺漏的。然而五齐三酒，郑康成注解《周礼》，只引用汉时的酒名来比拟，而没有制作的方法。现在想要依旧使用祠祭酒一等，那坛殿上下的樽罍，有关部门不得再设置空器。其明水明酒都用井水代替。其正配逐位酌献饮福旧用酒二升的，各增加二升；从祀神位都用旧升数，盛放在各樽罍中，配以明水。”明酒也听从了这个建议。既然听从了他的请求，那么自庆历以来，虽然想使用五齐三酒，却【空缺】其方法了。这就是元丰年间吕嘉问的请求之所以有所针对而发出的原因。

再考证元丰元年七月二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上言说：古代祭祀，用五齐进献给神灵，用三酒酌饮给臣下，它们的用途不同。现在樽罍虽然具备，都用法酒盛放，而没有清浊厚薄的区别，这是名物徒存，失去了实际内容。再详细考察五齐，郑氏认为醴齐味道与酒不同，其余四齐味道都像酒。祭祀必须使用五齐，是因为至诚恭敬不崇尚味道，而实际上品类众多。至于三酒，则是人所饮用的。事酒是因为有事而新酿造的，就是现在临时酿造的酒。昔酒是久酿成熟的，所以命名为昔。这两种酒颜色都是白的，清酒比昔酒酿制时间更久，所以颜色清而味道醇厚。请求让法酒库内的酒坊，用现造到的各色酒盛放。

一旦听从了这个建议，那么三酒当时尚未完备，五齐固然可以推知，但不知是否知晓。吕公弼上奏以后，又曾经阐明过吗？礼文所的话，是在嘉问奏论五年之前，那么猜想中间五齐酿造方法不被讲求，也已经很久了。嘉问上奏后，神宗亲自批注其后有“于理无害”的话。而大观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议礼局又上言说：古代祭祀设置五齐三酒，酒正的法制没有流传到后世，而先儒特意用当时名物所有来说明。本朝祀仪虽然有齐酒之名，却一律用法酒代替。康定、元丰年间都曾讨论，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希望明确诏令有关部门，依照古法制作五齐三酒，祭祀时供应它们。从太尊以下直到壶尊，从泛齐以下直到清酒，各自按次序盛放，大概符合古法。听从了这个建议，那么元丰之后又曾经废革过。

详细考证御批既然说似乎有理趣，又说暂且按照他的说法，难道还有疑虑而最终没有使用吗？然而大观年间的听从，必定见于使用，《周礼注疏》可以覆验，并非世【空缺】

译牺牲的分配【缺】

副本缘起

【缺】能够免除忠彦，得到状子，惊讶地说：“又像李邦直了。”径直回家写奏章回避职位。两天后押入起居舍，奏事完毕，又骑马回到观音院。五月庚申日，忠彦于是以大观文的身份罢免知大名府。那么布被罢免后，忠彦过了两个月，材能甫的原因，于是成为事件的开端了。然而忠彦得到状子，有类似李邦直的话，追溯并考察它，清臣的离去在建中靖国元年十月癸巳日，当时从门下侍郎罢免为大资政，也知大名。李文简焘《通鉴长编》说：“先前曾布单独对答，皇上告诉布：‘人物有可以诏对的人，只要奏取来，就应当批付阁门。’布不久以刘焘、王防、周寿、白时中四个人的名字上报，皇上全部批令对答。这四个人都是布门下的士人。清臣秘密启奏皇上，称焘、防等为‘四察八侦’。不久当众显白‘四察八侦’不可作为言事官，皇上脸色改变，众人不明白他的话。皇上以此告诉蒋之奇、章楶说：‘清臣大概是指王防、刘焘等人。’令他们告诉布知道，并且说：‘清臣所做的是妇人女子之事。’不久召焘告诉他，仍令他转达皇上的旨意，当时是九月丙戌日。两天后，在留身谢皇上，以察侦的话告知，并且说所谓的察侦都是臣所亲近接触的人，君子小人各有党类，这些人都知道顺从圣意、奉行法度，不是营私。如果晁补之、毕仲衍之徒，都与清臣辈背公死党的人，必定不与臣亲厚，这是理之必然的。’皇上说：‘清臣害政应当离去。’布说：‘补之等能做什么？清臣在政府则害政了。’皇上说：‘彭汝霖屡次有文字，但未发出，你可告诉汝霖缴申。’清臣则因为他的请求发出，便可令离去。布说：‘臣未曾与言事官交通。先前圣谕令彭汝霖召吴则礼告知圣意，臣迄今不曾令则礼到汝霖那里，现在既然被旨容，臣更辗转道达。’接着皇上知道布没有奉诏。次日赵挺之对答，于是令告诉汝霖，汝霖于是草疏将清臣纳入待漏院。三省各申一照会状，只说前后五次有章疏论清臣应当罢政，未承施行，说他必定能自请而安然自居，担心清臣不知道已经录申了。清臣得到汝霖的申状，都不告诉同列，布及同列也不知道其原因。奏事完毕，清臣留身请求离去，于是出居僧舍。皇上以清臣的札子付通进司，遣一老卒。持送故事，应当遣御药封还，而清臣留。当时曾自皇上说：‘臣本无去意，但为言者所迫。如果〇遣使宣召，臣更不敢违圣旨。’因此皇上不敢遣使，恐怕他于是留下，并且告诉之奇。及楶大笑他。及再入札，批付三省，而有此命。那么又先于忠彦七个月，详味初意。徽祖正以体貌辅臣，务全去就，而为这委曲。这是古所谓进以礼，而退以道者。大昌博极群书，自元符至靖国，只一年八个月，偶不下考。这几件事罢了。明清所录，近出绍熙甲寅岁。大昌先进，固当不见其书，故亦莫之辨也。

百官转对

现在在京职事官转对，始于唐艺祖草昧，首严此制。建隆三年二月甲午日，御札说：‘应在朝文班朝臣及翰林学士等，朕自应运开基，推诚待物，顾干戈之渐偃，欲华夏之永安，渴听谠言，庶臻治道。今后每遇内殿起居，依旧例次第差官转对，并须指陈时政阙失，明举朝廷急务。其或有刑狱冤滥，或是百姓疾苦，并可采访闻奏。凡关利病，得以极言，朕当择善而行，无以逆鳞为惧。如有事干要切，即许非时上章，不必须〇轮次，亦不得收拾闲慢之事，应副诏旨，仍须直书其事，不在广有牵引。卿等或累朝旧德，或间代英材，当思陈力事君，岂得缄言食禄，俟裨阙政，用副旁求。’珂按唐兴元元年九月之诏，惟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两人面奏时政得失而已，迄今犹然，未闻许之以指陈刑狱冤滥，采访百姓疾苦也。指狱事则必有主名，言百姓则亦关长吏，是凡百司皆许之以献出位之言，如台谏之职矣。以一世之贤，仅得三五人以任言责，犹足以达下情关公道，况夫人皆得借玉阶方寸之地，天下事宁复有壅蔽者乎？大哉圣谟，真足以为万世无穷之法。

任子分授

旧制任子许分赉遍及支庶才稍降资秩而已，后乃不复然。珂尝考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辰州团练使致仕郭化言，乞将合得一子恩泽分减与子熙恭二人。近下班行内安排，诏郭熙与右班殿直，旧例与子恩泽许降资分授。上以一子官朝廷之特恩，分授非古，且长侥幸，遂命罢之

译既然如此，那么这一制度大概沿袭使用已经很久了，变革它却符合人心，虽然人们各自偏爱自己的儿子，也没有人敢对此提出异议。如今世上很少再有知道这一旧例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