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愧郯录》卷十二【七则】宋岳珂撰

译有两种，以带钩的形状来区分。从金带以下，共有二十七种，朝廷礼服的等级区别都在这里了。祖宗时期，凡是新任命或恩赐庆贺的宰臣、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赐给二十五两重的金笏头带，并配给鱼袋。武臣赐给御仙花带，不配鱼袋。使相、节度使、宫观使、观文殿大学士、曾任宰相的人，立即赐给二十五两重的金笏头带，并配给鱼袋。其余只赐给御仙花带，不配鱼袋。三司使（权知三司使公事同此例）、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殿学士、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侍讲、龙图阁学士、天章阁学士、宝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龙图阁直学士、天章阁直学士、宝文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兼任其他官职的也同此例），都赐给二十两重的金御仙花带。知制诰赐给牯犀带，配给金鱼袋。凡是出使的现任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曾任宰相以及使相、节度使，赐给二十五两重的金御仙花束带。宣徽使、曾任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并担任各路都总管安抚使的，赐给二十两重的金御仙花束带。节度使、观察使、留后、观察使，赐给二十两重的金御仙花束带。正任防御使至刺史、内客省使至阁门使、延福宫使至昭宣使，担任各路路分一州总管、钤辖、沿边知州军安抚的，赐给二十两重的金御仙花束带。诸司使担任这些职务的赐十五两，客省副使、引进副使、阁门副使、诸司副使、内侍省内侍押班担任各路沿边路分钤辖的，赐给十五两重的金御仙花束带。文臣换授武臣的，都赐给涂金银宝瓶带十五两。御前军班换授前班的，赐给涂金银带。诸司使赐宝瓶带二十两，副使至崇班赐宝瓶带十五两，供奉官至殿直赐荔枝带十两，奉职、借职赐双鹿带八两，堂后官新除授的赐涂金银宝瓶带十五两，带伎术官，虽然穿紫绿官服，都发给银带。元丰年间改革官制，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下诏三师、三公、宰相、执政官、开府仪同三司、曾任宰相的节度使、观文殿学士以上，佩戴金球文方团带和鱼袋；观文殿学士至宝文阁直学士、节度使、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六部尚书、侍郎、散骑常侍，佩戴御仙花带；内御史大夫、六部尚书、翰林学士以上以及资政殿学士特班、翰林学士以上的人，仍然佩戴鱼袋。大观二年五月十七日，下诏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殿中少监，允许系红鞓犀带，不再佩戴鱼袋。直到中兴时期，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下诏中书舍人、左右谏议大夫、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待制、权侍郎，允许穿红鞓排方黑犀带，仍然佩戴鱼袋。于是这种制度才确定下来，然而考察最初的制度，也有许多不完全相同的地方。查考太平兴国七年正月九日，翰林学士承旨李昉说：“根据诏令详细审定车服制度，那荔枝带本来是宫内特制的，用来赐给将相，对于一般官员，哪里适合僭越穿着，希望没有恩赐的人，官至三品才能穿着。”诏令批准，那么荔枝带起初确实曾经用来赐给将相，而现在只有武臣使用它了。庆历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彰信军节度使兼侍中李用和说：“看到张耆授任兼侍中时，特别赐给笏头金带，作为荣耀殊遇，希望在他正式谢恩那天，按照惯例特别赐给。”诏令按照张耆的先例，王贻永现任枢密使同平章事，也命令阁门官当场赐给，那么笏头带起初虽然武臣担任现任枢密使或使相的，都未曾得到赐给，而现在凡是使相都普遍穿着了。熙宁十年十二月八日，崇信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宗旦、集庆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宗谔，因为郊祀礼仪加恩谢恩，特别赐给金笏头腰带加鱼袋，从此宗室带同平章事的人成为定例，那么宗室使相起初也不穿这种带子，到这里才开始改变制度。绍兴六年八月十四日，三省行首司说：“宰执秦桧过去是资政殿大学士，现在除授观文殿学士到京城朝见，阁门官说不合适。”系笏头球文带，诏令允许他穿着系旧赐的带子，那么前任宰执起初也不穿这种带子，到这里才允许他穿着。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太宗时得到巧匠，于是亲自监督在紫云楼下制造金带，制成三十条。工匠因为精神耗竭而死，于是只拿一条赐给曹武惠王曹彬。另一条太宗自己佩带之后，随葬入熙陵，而曹武惠王所赐的带子就不知去向。其余二十八条，特别命令存放在库中，称为镇库带。后人只是空传其名，而宗室亲戚和宦官中偶尔有穿着金带异花精致的人，人们往往就指着说这是紫云楼带，其实不是。所以我始终没能亲眼见到它。自从存放库中带子后，仅仅经历了一百五十年左右，等到金兵侵犯京城，太上皇逃往丹阳，于是全部带着镇库带前往，而当时跟随的人有童贯、伯氏等贵人，于是都赐给紫云楼金带了。后来事情刚刚平定，太上皇回到宫阙，于是靖康皇帝又命令追还入库。

译我在万里之外，独自曾听说过这些，然而又不能亲自见识。中兴年间的第十三年，有一位客人从海外而来，忽然拿出紫云楼带上的方胯，让我观看。我大概是因为敌骑再次入侵，恰逢局势纷乱时追赶回来不及，那金紫磨的光彩溢满眼帘，不同于寻常的金器，而且上面的纹饰如同醉拂，人物都突起，长度不到一寸，眉眼仿佛生动，即使是吴道子的画作也比不上。至于那华丽的纹饰又有六七层，层层制作，雕刻篆文的精妙，那细微的图像，几乎达到了鬼神境界而无法命名。况且往昔各种带的方胯都不像这条带子，唯独这条大至十二稻，这在往昔是穷极巨宝，不觉为之再次拜倒叹息。我祖宗的规制，即使是一条带子也遗留给后世，必定没有可以超越的。那么在这金带各种之外，皇帝和大臣又有普遍服用拂带的制度。绍兴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下诏宗室外正任依旧允许系金带，已赐花犀带及现在系花犀带的，臣僚除宗室依条例外，其余不允许服用。那么在这犀带牯牸之外，宗室又有普遍服用花犀带的条文。我详细考察其由来，参证典故，也各自有其说法。端拱年间，下诏制作瑞草地毬路文方团胯带，配以金鱼，赐给中书枢密院文臣。这是太平兴国初年还没有制定制度，所以荔枝也通用。端拱年的赏赐只及文臣，所以武臣的赏赐笏头始于庆历，而宗室的赏赐笏头也始于熙宁。《防要》所载，宗室允许服用工夫金带、通犀、牯犀等带，所以紫云之带，是熙陵用来寄托对亲厚元勋之意，而宗室花犀也得以着令普遍服用。总之这五种，都有依据。唯独秦桧所服一事，颇违背典章。按照元丰的制度，观文殿学士服用御仙花，而元祐五年十一月十日下诏，臣僚曾赐金带后来不该系的，在外允许系。以理推考，秦桧当时在外，因其旧系所服笏头，而允许系，这是对的。到阙则应该服用御仙花了。一时特许服用系旧赐带，固然出于皇上恩赐，而《中兴防要》却记载说：“宰执因降黜不带职，并同庶官，后复职者恩数并合依旧。”因为閤门误认法意，有司申明，所以下降此命如此。那么元祐的诏书不再施行，元丰的制度不可用了。此书虽然进呈于孝宗朝，而书馆积旧事汇编为一编，大概是沿袭秦桧旧文。

译不是宰相、执政所赐的笏头带。服带的制度，凡是中书省、枢密院以及使相之外的人，都没有赐给笏头带的。只有元丰元年十一月乙亥日，宣徽南院使、西太一宫使王拱辰推辞赐给的方团金带，我查考他身为宣徽使，而特别赐给的有三个人：张方平、郭逵都曾担任过执政，不能与王拱辰相比。当时的诏书说，因为王拱辰历经三朝，多次担任内外清要且事务繁重的职位，特别顺从他的请求，不能作为先例。又允许他依照二府（中书、枢密）的恩赐，在坟地和寺庙度僧，这种特殊的恩遇，见于刘挚所写的行状，大概是没有前例的。

开禧收复泗州的赦书

开禧二年六月十七日都省札子：泗州官吏、军民、老人等进言：泗水之上确实是淮河沿岸的屏障，自从经历战乱以来，已经过了很多年，疆土虽然邻近王化的范围，但版图尚未纳入职方（地图）的管理。半夜起身，怎能辜负百姓盼望王师如望云霓的心情？吃饭时叹息，怎敢忘记卧薪尝胆的忧患？为了你们这些遗民，我征集军队，将士们振奋努力，敌人震惊恐惧，战鼓一响，城池自然崩溃。想到老幼百姓，长久遭受涂炭的灾难，滥刑动摇了极端的连坐之法，重赋几乎超过了箕子敛财的程度，怎能没有恩泽普降，用来抚慰残破的民生？应当赦免泗州现被囚禁的罪犯，除了犯有抢劫、谋杀、故意斗殴已致人死亡的罪行外，依法其余杂项死罪以下的都予以释放。应当免除本州民间应缴纳的租税三年。应当对本州民户特别给予一次赈济，所需的钱米申报宣抚司支取。应当对本州居民曾经被焚毁的房屋，由官府立即修缮，其中没有自家房屋的人，拨给官舍安置，不要让他们暴露在外。应当对本州居民遗留的房屋产业和田土，限定一个季度允许原主召集保人识别指认后归还，期限届满无人识别认领的，由本州出榜招人承佃并勘验防护。现在本州归正、归附等人曾经接受伪命，持有伪政权发给的身份凭证，都命令有关部门依照规定换发，并给予升迁官职，已经换发的给予添差差遣。如果人才卓越非凡，确实可以任用，就命令守臣具名上报，应当商议表彰提拔。应当对本州屯守的官兵等人，特别给予一次犒劳。应当对本州父老，命令长官慰问，优厚地给予钱酒，九十岁以上的赐予束帛，百岁以上的特别给予官封，妇女给予封号。应当对本州感应灵验的神祠，命令守臣立即核查，将灵验的事迹申报宣抚司，再申报三省枢密院，特别给予初封，已经封爵的再给予加封。其中庙宇损坏的依法修缮，仍然严格洁净地祭祀。应当对本州内的忠臣义士，都给予表彰并修饰坟墓。哎呀！天地的德行叫做生养，于是迅速广布仁爱的恩泽，室家百姓相互庆幸，再次见到华风，还有忠义的诚意，用来迎接安居的快乐。所以颁布这道诏书，想必应该知道。我查考祖宗朝每当有武功开拓之事，必定曲赦那个地区，罪行无论轻重，都予以赦免，如干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平定西川的制度就是这样。颁布德音普遍减免天下死刑，释放其余罪行，如建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平定潞州的制度就是这样。虽然颁布德音只限于那个地区，没有轻重都如同大赦的例子，如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一日收复泉州的制度就是这样。在江西、湖南两路颁布德音，除了十恶、四杀、放火、伪造、犯赃外，杂项死罪降为流刑，其余递减等级，释放徒刑。如皇祐五年二月十六日平定侬智高的制度就是这样。在天下颁布大赦，罪行无论轻重，都予以赦免。如宣和六年八月十八日收复燕云的制度就是这样。虽然在一个地区颁布曲赦，仍然除了十恶、四杀、放火、伪造、犯赃以及斗杀外，情节轻的减等，其余都释放。如崇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平定荆湖南北路猺贼的谕令就是这样。绍兴收复海州，颁布赦书采用干德的例子【缺】

宫禁进见【缺】

刊印进献书籍在表文卷首

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人，都因为世道变故，僭越称帝占据一方，各自有国史，没有统一。崔鸿于是撰写《十六国春秋》，编成一百二十卷，依据原有的记载，有时加以增删褒贬。崔鸿的祖孙两代在江左做官，所以不收录僭晋、刘宋、萧齐的史书，又恐怕识者指责，不敢在外流传。世宗听说他撰写记录，派遣散骑常侍赵邕诏令崔鸿说：“听说你撰定各种史书，很有条理，就可以随着完成的送呈上来，朕将在处理机要事务的闲暇时阅览。”崔鸿因为他的书有与国初相涉的内容，言辞多有失体，况且还没有完成，请求不要奏闻。崔鸿后来掌管起居注，于是妄自将他的表文载于卷首，正光以前，不敢公开流传他的书。自从后来因为他的伯父崔光在朝廷地位尊贵，知道时人未能阐明此事，于是颇为流传，也因为崔光的缘故，执事者于是不再议论。然而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

金银牌

洪迈《容斋三笔》说：金国每次派遣使者出外，尊贵的人佩戴金牌，次一等的人佩戴银牌，俗称为金牌银牌郎君。北方人认为契丹时就是这样，牌上如果刻有六七字，有人说那是阿骨打的花押。却不知道这本来就是中国的制度，五代以来各种事务草创，凡是乘驿奉使于外，只给枢密院牒文。本朝太平兴国三年，因为李飞雄矫诏乘驿马，诈称使者想要作乱，逮捕诛杀后，于是诏令从今以后乘驿的人都给予银牌。国史说开始恢复旧制，那么这不是起源于金国。端拱

译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再次下诏，在此之前，驰驿使臣配发篆书银牌，从今以后应当废止，改发枢密院文书。王珂查考《三朝国史·舆服志》记载：银牌，唐代制度，派遣驿使，则由门下省发给传符，以通达天下的信令。本朝符券都由枢密院主管，旧时有银牌发给乘驿者，宽一寸半，长五寸，正面刻篆书“勑走马银牌”五字，首字为孔，穿以皮带。后来废止了银牌，枢密院发给文书称为头子。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诈乘驿马谋反，被诛杀，于是废止枢密院头子，另制新牌，宽二寸半，长六寸，改用分书，上面钑刻两只飞凤，下面钑刻两只麒麟，两边刻年月，用红丝绦贯穿。端拱年间，使臣护送边兵大多遗失银牌，又废止银牌，恢复发给枢密院头子。那么所谓旧制，就是唐代制度。查考《唐六典》门下省符宝郎掌管的两项职责之一是传符，用来发给邮驿以传达制命，其下注解说：两京留守及诸州或行军所都发给传符，所有应发给鱼符及传符的，都由长官执掌，如果长官被控告谋反大逆，其鱼符交给次官，没有次官则交给受理控告的部门，而传符的制度，太子监国叫双龙之符，左右各十枚，京都留守叫麟符，左二十枚，右十九枚，东方叫青龙之符，西方叫驺虞之符，南方叫朱雀之符，北方叫玄武之符，左四枚右三枚。又注解说：左符进内，右符付外，应执符的人，其两京留守符都并进内，如果皇帝巡幸，留右符付留守人。历考其事，都没有以银为牌的制度，难道沿袭到末世不再分左右符以图简便吗？凤麟的形象，这也是双龙四兽的遗规。蔡绦《铁围山丛谈》说：政和以后，道家流派开始兴盛。众道士因此援引江南旧事，林灵素等多被赐号金门羽客。地位高的道士，必赐涂金银牌，上有天篆，都让他们佩戴作为外饰。受宠异则又得金牌。后来女真建国，其将帅都佩金牌为号，这才醒悟前兆之不祥。这又是当时崇尚异教的制度，与前不同。

译古今祭祀厉鬼

古代有七种祭祀，对于前代的帝王、诸侯、卿大夫中没有后嗣的人，都进行祭祀，称为泰厉、公厉、族厉。现在完全没有举行这种祭祀的，因此这些无所依归的厉鬼，势必会依附于淫祀，这大概不值得奇怪。《礼记·祭法》郑玄注说：“汉代民间都在秋季祭祀厉鬼。”看来这种祭祀已经普及到民间了，比古代更加严格。郑玄注又说：“民间祭祀厉鬼而托名为山神。”大概是因为厌恶“厉”这个字，巫祝取“厉山”氏的名字，去掉“厉”字改为“山”，并且引用《春秋》中良霄的事例，说“厉山有个儿子叫柱”，以此证明当时巫祝的谬误。按：巫祝确实谬误，但把“厉”说成“山”，终究没有如此大的错误，意思一定是祭祀“山”氏，只是去掉了一个不驯服的“厉”字罢了。巫祝地位低下，离古代不远，尚且知道有“厉山”氏。现在世人说夏禹是行雨之神，说小孤山是妇人之神，都安然行事而不认为有误，那么巫祝又哪里知道“厉山”呢？

愧郯录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愧郯录》卷十三【十则】宋岳珂撰

指南记里鼓车【缺两页】

为记里鼓车设立一个立轮，附在左脚，直径一尺三寸三分，周长四尺一寸四分，伸出十八个齿，齿间相距二寸三分。下面有一个平轮，直径四尺一寸四分，周长一丈二尺四寸二分，伸出五十四齿，齿间相距与附立轮相同。中间贯穿一条心轴，上面安装一个铜制旋风轮，伸出三个齿，齿间相距一寸二分。中间立着一个平轮，直径四尺，周长一丈二尺，伸出百齿，齿间相距与旋风轮相同。接着安装一个小平轮，直径三寸少半寸，周长一尺，伸出十个齿，齿间相距一寸。又一个平轮，直径三尺少半尺，周长一丈，伸出百齿，齿间相距与小平轮相同。其中平轮转一周，车行一里，下一层木人击鼓；上平轮转一周，车行十里，上层木人击镯。总共使用大小轮八只，共二百八十五齿，依次相互钩锁，犬牙相制，周而复始。皇帝下诏都按照这种方法交给有关部门制造，这样就有了制度，收藏在有关部门了。宋徽宗崇尚古制，大观元年内侍吴德隆又献上了这两种车的制度。其指南车的车身长一丈一尺一寸五分，宽九尺五寸，深一丈九寸。车轮直径五尺七寸，车辕长一丈五寸，车箱上下为两层，中间设置屏风，上面安放一个手持拐杖的仙人，左右各有一只鹤，四个童子各手持缰绳，站在四角上，设置关棙卧轮十三个，各直径一尺八寸五分，周长五尺五寸五分，伸出三十二齿，齿间相距一寸八分。中心轮轴随屏风贯穿而下，下面有轮十三个，中间到最大的平轮，其轮直径三尺八寸，周长一丈一尺四寸，伸出百齿，齿间相距一寸二分五厘。通向上左右起落的两个小平轮，各有一个铁坠子，都直径一尺一寸，周长三尺三寸，伸出十七齿，齿间相距一寸九分。又左右各有一个附轮，直径一尺五寸五分，周长四尺六寸五分，伸出二十四齿，齿间相距二寸一分。左右各叠两个轮，下轮各直径三尺一寸，周长六尺三寸，伸出三十二齿，齿间相距二寸一分。上轮各直径一尺二寸，周长三尺六寸，伸出三十二齿，齿间相距一寸一分。左右车脚上各立一个轮，直径二尺二寸，周长六尺六寸，伸出三十二齿，齿间相距二寸二分五厘。左右后辕。各有一个小轮无齿，系着竹防和绳索在左右轴上，遇到右转使右辕小轴触动落下右轮，若左转使左辕小轴触动落下左轮，行走时仙童交错而指南车制成。记里鼓车，车箱上下为两层，上面安放两个木人，各手执木槌。轮轴共四个，内左壁车脚上立一个轮，安放在车箱内，直径二尺二寸五分，周长六尺七寸五分，二十齿，齿间相距三寸三分五厘。又一个平轮，直径四尺六寸五分，周长一丈三尺九寸五分，伸出六十齿，齿间相距二寸四分。上面一个大平轮，通轴贯穿而上，直径八尺八寸，周长一丈一尺，伸出百齿，齿间相距一寸二分。立轴一个，直径二寸二分，周长六寸六分，伸出三个齿，齿间相距二寸二分。外大平轮轴上有两个铁拨子，又木横轴上关棙拨子各一个。其车脚转一百遭，通轮轴转一周，木人各一个都在手中击钲鼓。制造两辆车完成，那年宗庙祭祀开始使用它们。然而这与燕肃、卢道隆的方法不同。《仁宗实录》记载燕肃的表说：“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之野作战，蚩尤兴起大雾，将士不知方向，黄帝于是制作了指南车。又周成王时，越裳氏经过多次翻译来进献，使者有时迷路，周公赐给軿车以指南。其后方法都失传了，汉代张衡、魏国马钧相继制作。蜀地战乱，其器物不存。宋武帝平定长安，曾制作此车但制度不精。祖冲之也再次制造。后魏太武帝让郭善明制造，多年未能成功，又命令扶风马岳制造，重新制成而郭善明被毒死，其方法于是断绝。唐元和年间，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