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郯録卷五

译《愧郯录》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愧郯录》卷六【十二条】宋岳珂撰。

寺监主簿的职守

南宋南渡之后，官员失去了应有的职守，凡是寺监的主簿，大多只是挂名附尾，与丞官地位并列。我在担任扈从主簿时，原本就私下怀疑，主簿的职事是有固定范围的，不可以越权行事，于是将那些涉及主簿衔名的公文全部删去，依照旧例，只有本寺日常例行文书，偶尔才涉及主簿署名。先夫人有一天看见吏员呈上公文，对我说：“主簿不参与政务，这是元丰年间法令的规定，应当谨慎遵守官制。”我答应并谢罪，退下后便推辞了，吏员们都拱手不敢离开。我坚决推辞，他们才顺从，这实在费了不少口舌。后来阅读洪迈《容斋四笔》中有这样的话：“自从元丰官制施行以来，九寺五监各自设置主簿，专门以考核簿籍文书为职责，其他事务不得参与。”绍圣初年，韩粹彦担任光禄寺主簿，自称现在竟然参与寺中事务，不符合先帝的意图，请求依照元丰诏书执行。例如玉牒修书，主簿不参与，见于王定国《杂录》。我还曾见到绍兴年间太府寺的公状文移，只有卿、丞署名，后来掌管旧例的吏员不明晓典章制度，于是全都让主簿与丞官同等署名。如今各官府都违背官制，不仅仅这一件事。我再次考证典故，元丰六年七月庚申日诏令：“寺监主簿只是专门掌管簿籍文书，公事应当由丞官以下共同商议施行。”现在询问寺监是否有让主簿签书公事的地方：大理寺丞、长贰、正主簿八员，卫尉寺卿、主簿二员，将作监少监、丞、主簿五员，都水监使者、丞、主簿四员，少府监少监、丞、主簿三员，司农寺少卿、丞、主簿四员，太常寺丞、主簿二员，军器监少监、丞、主簿四员，内长贰主簿可一并降一官，正丞一并展缓磨勘二年，各不以离任为原由。当初制度确实严格，大概就是这样。《防要》也详细记载了禁令。如今上下沿袭旧习成为常态，比比皆是，反而对于所谓的簿籍文书，却没有一项可以考核，这也是令人深深叹息的。如果平日扈从寺院的文移簿册，固然参与书写并申报省部，只是不列主簿衔名，大概是旧制仅存的，似乎与洪迈所见的不同，或许见于其他官府吧。

牙鱼不可服用

近世京城市场中售卖冠饰的人，大多制作成螭龙的形状，一角两足，鸟翼鸱尾，全国都服用它，称为牙鱼珂。查考典故，元祐二年二月辛丑日，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等人上言，奉诏参考皇太妃的冠服，礼令中没有记载，也没有先例，请求参酌裁定。其生日节序，就请求减损皇后冠服的三分之一，诏令依照所定的，内冠朶使用牙鱼。当时详定的人，韩仪公忠彦、欧阳棐参与其中。两人的墓志铭可以考证。当泰陵即位时，钦成太后以尧母的尊贵，春秋的义理，应当极其尊崇，只是因为宣仁、钦圣、万寿的缘故，稍微降低其礼仪，那么作为后服也就接近了。如今世人安然不以为怪，为什么呢？

真徽沔三州

大中祥符六年五月，诏令升建安军为真州。宣和三年五月，改歙州为徽州。开禧三年四月，改兴州为沔州。六月，改顺正县为略阳县。我查考：这三个州都是恢复旧名。真州在唐代称昭德郡，天宝五载，分临翼郡设置。乾元元年，改州名。徽州在唐代称利州，武德四年设置，贞观十一年改州名。沔州在唐代称汉阳县，武德四年分沔阳郡设置州，建中二年废为县，四年恢复州名，宝历二年又废除。真州，本是剑南道西南的边陲，如今在淮南恢复其名。徽州，本是羁縻州蛮夷的地界，如今在江东使用其名。沔州，本是江南道沔水的要冲，如今将其名迁移到关外。取仪真来称呼，大概是因为范镕三祖玉皇的像而表彰其祥瑞，反而累赘了偏僻简陋的旧名，更换了美好吉祥的称号。大概是因为剪灭方腊篁竹的妖孽而显示其变革，反而与椎髻辫发的巢穴相同，选取谷水的源头。大概是因为荡涤逆曦污浊的痕迹而扩大其警戒，却混乱了下流的别邑，数百年后下方的士人尚且议论职方，名目混淆而错误，地方随之不同，难道知道没有千里的谬误吗？顺政本是汉沮县的地界，查考《寰宇记》，后魏太武帝曾经到此，侨置略阳郡罢了，如今竟然就用侨置的名字来命名县，尤其不符合实际。当初更改称谓，都要未曾旁考。州名的所在，我大概依据李吉甫《元和郡国图志》、乐史《太平寰宇记》、刘昫《旧唐史》、欧阳修《新唐史》参证书写。真州的设置，只有《元和图志》认为是直州县名，真符也称为直符。徽州在《新唐史》又认为是防州，且号称西利。沔州在《寰宇记》先记载隋大业初年曾建州，大概以沔水为名，随即改【缺】

国名寓意

【缺】若和则桧志而忠献实尝力争焉，乃以名其国，岂固欲反其所言耶？近年大臣有请求致仕而请求更改国号的，词臣偶然进拟“珍国”议，有人说若有所讽喻其家，上言最终改成国，大概也是在名字中寄托寓意吧。

辛简穆谥

辛防政次膺谥简穆，我查考本朝典故，皇祐三年九月乙卯日，武宁节度使兼侍中夏竦

译最终追赠太师、中书令，赐谥号“文献”。知制诰王洙当时起草诏书，将封还的目录退回，认为臣下不应当与僖祖使用相同的谥号，于是更改了谥号。这个月丙子日，于是将太子太师、谥号“文正”的王溥改为“文康”，将司空致仕、谥号“文宪”的章得象改为“文简”。大概是因为王溥与僖祖谥号相同，章得象与周公谥号相同，也是听从了王洙的意见。翼祖皇后的谥号是“简穆”，在历代朝廷中没有人敢使用这个谥号，礼部审议、考功覆查，能不考察王洙所说的话吗？有人称翼祖是祧庙，按照王洙的说法，周公尚且不可以，即使是祧庙也仍然是祖辈，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次膺作为元老参与政事，他的赐谥应当在乾道、淳熙年间，那时光尧皇帝万寿，翼祖虽然祧迁，仍然在九室之内，尤其不可以借此为借口。

译修书的恩赏

崇宁、大观年间以来，文治日益兴盛，三馆史局编修书籍，每当完成，呈送皇帝阅览后，便会有丰厚的赏赐。蔡京掌权时，甚至出现书籍已经修完，却分成五六次进呈，以图骗取过多恩赏的情况。而恰逢王黼矫枉过正，他所编修的书，都被废弃不予收录。南宋中兴时期，谨慎珍惜名位和器物，更加重视进呈书籍。嘉定癸酉年十月丁酉朔日，台谏官员进言说：“书籍修成却不进呈，已经十多年了。曾经探求其中的原因，是因为进呈书籍有赏赐开始的。史官执笔，职责在于撰述，但在无事时不敢修史，为什么呢？是恐怕有贪图赏赐的嫌疑。必须等到进呈的日期确定，然后才汇总编集，临时凑合，大多有遗漏。史书不修，根源就在这里。每次进呈一本书，耗费爵位和财物，上下都受到恩泽，学士大夫除了循例升迁外，喜好赏赐没有节制，而车夫、胥吏等也有差等的赏赐。费用巨大，难以轻易举动。书籍不进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今重大典籍编成，一次性全部进呈，官员没有滥赏，人们自然欣喜满足，而胥吏却有额外的赏赐，难道不应该大力裁减吗？我认为，除了本局所见负责奔走服役的人，以及三省官吏在本处确实有相关职务的，允许按照旧例由公家保明，依次给予赏赐。其他那些攀附请托、寄名附姓，平时互不相识，足迹从未到过的人，听说连市井商贩之类的人，也能滥竽充数，照例得到厚赐，这实在荒谬。私下施恩，国家加重费用，在综核名实的朝廷，难道应该这样吗？我并非不知道罕见的恩遇，宁可过于优厚。但考虑到国家史书的重要性，那么人情就不暇顾及，所以宁可今天在裁抑上有所作为，或许对将来有所补益。如果因此费用真的节省了，那么史书随时都可以修，也随时都可以进呈，何至于有因循拖延、遗失的祸患呢？这与因顾全小节而损害大体的做法，相差万倍了。我曾考证典故，元丰六年，蒲宗孟任尚书左丞，曾借进呈书籍请求给予官属恩赏。神宗说：“所修的书错误很多，没有恩赏。”蒲宗孟又引用先例，说书局、仪鸾司等应当赐帛，皇上因小事没有回答。王安礼进言说：“修书错误，仪鸾司等人，恐怕不参与。”皇上为此笑了。那么胥吏有额外赏赐，在先朝本来早就有了，而赏赐与否的权力，又出自一时，即使是修书官员也不能一定得到赏赐。由此可知，祖宗对于按例应当得到的，尚且要根据功劳来决定轻重，这种责求实效的政治，所以留给子孙的谋略，真值得效法啊。

闽中讹传皇陵

福建的福州是藩府，建炎年间战乱，奉迎圣上御容以安顿，至今有大宦官主持崇奉。福州人因此多传讹言，说皇祖的陵墓在这个郡，士大夫大多认为没有根据，不予理会。我考证典故，这种说法也有由来。元丰六年闰六月丁酉日，礼部说：泉州百姓朱信等人说，庆历年间有泉州、福州等地，访求碎石山皇祖陵墓，现在才求得。本朝远祖是福州闽县碎石山人，景德年间也曾派使者到福州，访求碎石山家宅事迹。碎石山现在都是寺院。赵真君家还存在，而此山下有赵氏舍田契书姓名，兼有古钟铭文，可以作为证据。请求派官员审实，诏令秘书省检查原来下达的指令，仍令福建路转运司取朱信等人陈述的证据。后来秘书部说，庆历年间没有下达福建路访求皇祖山陵的指令。福建路转运司说，派官员查访，所说谬妄无根。诏令朱信等人治罪，因赦免而免除。后来又去尚书省说，家有古书可以查取观看，是唐中和七年地契，后列赵氏族人有名从良、从月的，指认为是圣祖。如此荒谬，那么愚民的传说很久了，不可解除了。承平年间保州地位虽然属于籍贯，而钦、康、靖三陵尚且不敢臆断迁奉之际，特别尊为一品坟以等待审定，难道真有景德的使者吗？朱信既然因赦免而免罪，神宗的意思也是出于我宁可受百次欺骗，或许能得到尊重祖先的极致。

开先寺

庐山脚下有座寺庙叫开先华藏寺，依山南面，隶属于江东的南康军。我查考：京师太平兴国寺确实有开先殿，用来供奉太祖御容。天圣八年九月，开始在寺的后院建造。十二月，任命宰臣吕夷简充任奉安御容礼仪使，入内都知韩守英管理。十一月，从天章阁迎奉到庆殿，奉安。十二日，百官在殿庭列班，皇帝行酌献礼，备齐仪仗鼓吹，僧道威仪奉迎赴殿，皇帝行奉安之礼。次日，皇太后又行酌献礼。景祐三年，殿起火，于是停止朝谒。庆历六年八月，殿建成，皇帝用飞白书题榜。九月，任命宰臣贾昌期奉安。十月，皇帝亲自行酌献礼。七年正月十一日，朝谒如常。至和元年十一月，重修，暂时奉御容于天章阁。二年七月，再次奉安于殿。那么开先之名，已经用于馆御，历代崇奉如此至极。寺庙久当更改了。今天下寺庙同名的很多，固然不止这个郡县，应当及时申请而纠正它是可以的。

绍兴嘉泰二词

绍兴和议达成，台臣追纠正直，秘阁李健伪造的惩罚，贬谪监管德安府在城酒税。制词说：“过去元恶盗取我的权柄，浊乱国经，成为不道的宗主，所以你得以幸免。依靠上天的灵

译国家已经安定，你竟然不知羞愧，还跟随在士大夫之后，罪过岂止是杀头所能抵偿的？」庆元党争兴起时，中书舍人陈傅良被追削官职，居家闲居，嘉泰年间遇赦，恢复官职并授予祠禄。制词说：“往日宰相执政，凶狠固执，刚愎自用，议论者指斥他为大奸臣，似乎有理。何不考察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他不过是一个狂妄庸碌之人罢了。什么样的小子，敢称元凶大恶？而当时的大夫士人趋炎附势，竟有‘二王刘李’的称号。朕对此深感怜悯。」这两篇制词大概都是顺应当时的喜好，前者指赵鼎，后者指赵汝愚。珂按：本朝旧例，太宗时宰相卢多逊因交结官邸，被流放朱崖。接着赵普罢相，那年黄河决口堵塞，知海州胡旦献上《河平颂》，其中有“逆逊投荒，奸普屏外”的话，皇上震怒，将他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祖宗厌恶迎合者到了这种地步，何况假借诏令来成全私意，而毁誉又失去真实呢？这三个字的失体，大概不在林希等人之下了。

译北使借官

自景徳年间以来，凡是中原王朝派遣使者出使藩国，必定根据使者所居官职的高低，临时加授更高的官衔再派遣，这是为了尊重王命，安抚远方之人。议论的人有的说，单于骄横，在他回报聘问时，即使官职很高，也必定降低品级以示削减礼遇。我岳珂曾经考证过，其实并非如此。查考陵阳布衣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録》记载：“绍兴二十八年五月戊寅，金国贺生辰使骠骑卫上将军殿前副都防检萧恭，副使中大夫尚书工部侍郎魏子平进入紫宸殿觐见。魏子平，〇州奉圣人中进士第，屡次升迁至太府监。”又在下面注释说：“魏子平的事，根据金国翰林直学士赵可所撰写的墓志修入志中记载：正隆元年授任太府监，三年三月充任国信副使出使宋朝，四年暂代右司郎中。”如今日历上所记载的却是工部侍郎，这说明北方人也实行借官制度。赵可有文集刊行，李心传得到它来参证书写编年史事，他的话有确凿依据，我把它列举出来以解除议论者的疑惑。

官年实年

当今世出仕做官的人，年龄到了二十岁才允许任职，刚满七十岁就应当退休，如果不得退休，也就隔去磨勘考核，不允许升迁。又有举人年龄到了该受恩荫的年纪，有时能获得封赠叙职，选调满六十岁，因受资格限制就不能注授县令、县丞、佐吏之类。利害关系相互产生，所以世俗多利用文字为自己营谋。年龄稍大的人，大抵减少年龄以远离退休；襁褓中奏请授官的人，又增加年龄以希冀快速做官。士大夫相沿成习，于是有了官年与实年的区别。间或有地位显赫的人，在奏章中陈述实情，也不认为这是错的。我岳珂考证，祖宗时期这件事也有明确的禁令。《国朝会要》记载，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下诏，弹劾内殿崇班郭继增加年龄的情罪上报，因为他请求楚州监当职务，自称出职时实际增加了十岁。祖宗惩治欺骗虚伪，也很严厉了。郭继虽然最终因为不欺骗而获罪，推测他出职的名义，或许是由胥吏进用，楚州的监当职务，必定是因为他年龄太高而不能授任，所以他再次自陈请求减少年龄。这就是增减年龄由自己决定，尤其不能不惩治的。如果现在陈述实情，大抵是告老引退之后才涉及，大不同于求取进身的情况，固然不能作为依据。总之，官年与实年差别分为两种，写在表章中，其言语也不雅正。

仙释异敎之禁

如今中都仙释之教盛行，有的在通衢列肆从事箕笔之妖术，有的毁坏四肢做出诡异的样子，浩穰弹压，漫不经心不过问。说：这是法令所及的。我岳珂查考：《国朝防要》记载，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下诏：近来京师奸猾狂妄之辈，辄以箕笔聚众，立堂号曰“天尊大仙”之名，书写的字没有意义，语言不经，私下担心逐渐形成邪慝，可令八厢使臣逐地分告示，毁撤焚弃，限三日之外，立赏钱三千贯，收捉犯人，判处徒刑二年，刺配千里，官员勒停千里编管。如果因【阙】彰露本地分使臣与犯人同罪，每月一次检举告示，取使臣知委缴连，上报。一京内城外照此办理。政和五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说：诸色人等燃顶炼臂、刺血断指，已降指挥并行禁止，日来未见止絶，乞行立法。下诏毁伤支体，有害风敎，况且西域异法，内地岂可效仿？屡次下处分，终未能革除，可徧行下，违者以大不恭论，添赏钱三千贯文。监司守臣知而不举，与同罪。京师委开封府尹严行禁止。前诏则是年闰正月二十七日，又尝徧告诸道。后诏则大观四年二月一日已有之矣。兹特申之也。祖宗立法严正详备，一至扵此，扵其所不及者，弥缝参酌，盖以时而【阙】之。今世或未之议，何也？

愧郯録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愧郯録卷七【二则】宋岳珂撰

官品名意之讹

淳熈官品令，自太师而下至翰林医学，列为九品，皆有正从。这是现行之制，所以着令所载。凡是叙防仪制、罪赎，不论高低，一概称为品官。我岳珂曾经溯源而求其始，本于魏延康元年二月，尚书陈羣认为天朝选用不尽人才，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髙下。那么其初立品，似乎不是品秩，而是人品。而《通典》记载魏官自黄钺大将军至诸州郡防门，明列品第，那么这是肇端自魏已循而讹矣。是时魏未受禅，盖亦汉法也。然而我岳珂曾经考之后赵而得名之所以讹，考之梁而得意之所以讹。后赵王勒二年，使张賔领选，初定五品，后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嵗举秀才至孝防、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初用五，而后以九，那么这是更魏而晋品数犹未定也。《通典》可疑矣。《宋书》九品谓晋江右所定，那么懐愍以前尚无之。《通典》乃若是其较且明，岂当时循陈羣之法，谓某品人则可登某品？所谓品者，逆设以待其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