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愧郯录》卷十一【五则】宋岳珂撰

译上奏说：“我将亲临殿前亲自考试。”那么在皇帝亲自考试之前，再增加一次考试，大概是从这时开始的。然而贤良方正科的选拔，获得人才仅仅在四年之前，而诏书却明确说要重新设置这个科目，完全看不出罢废这个科目的时间，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第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因为考定官〇迥职位重要，考官吕文仲、吕祐之、戚纶、陈彭年所考核的应制举人所提交的试卷，交付中书省详细比较，以防要书写此事，认为真宗皇帝的意思，大概是担心遗漏人才，应当是所考核的人中有不符合标准的，所以再次加以详细审查罢了。这仅仅与现在进呈的试卷交由侍从后省详细审查的情况相同，而不是考试。八月二十二日，诏令赵宗古、陈绛、令狐颂、陈渐、陈贯依照惯例交付中书省考试，大概就是前面详细比较中不符合标准的人的姓名。然而中书省所进行的考试，也没有详细记载是用什么文体。九月十七日，在崇政殿亲自考试，却是钱易、石待问两人，又与前面的名字不同。查阅登科记，则说第二年的诏书已有委托中书省考试六篇论的记载，这一年却没有记载论题。又过了一年，中书门下考试陈绛、夏竦，这才开始出现六篇论：一是定四时别九州圣功孰大，二是考定明堂制度，三是光武二十八将功业先后，四是九功九法为国何先，五是舜典为禹勤事功业孰优，六是曾参何以不列四科。这大概是考试论的开端，而陈绛又是去年被召见的，到现在才考中。从此以后，隔了很久没有这样的考试。仁宗天圣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再次下诏设置六科，只增加了“详明吏理可使从政”一科，其余都如同景德年间的诏书。这个科目原本未曾罢废，却再次称重新设置，尤其令人难以理解。诏书又说：“现在重新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达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凡是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〇及私罪情轻者，都允许少卿监以上官员奏举，或者自己进呈状子请求应考上述科目，仍然先呈交所写的策论五十篇到阁门，或者附驿递投进，委托两制官员看详，如果词理优长，具名上奏，应当降下朝旨召赴京城，差官考试六篇论，以三千字以上为合格，就给予皇帝亲自考试。”又设置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二科。凡是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都允许本路转运使、逐处长贰奏举，或者自己在本贯投状请求应考上述科目，州县考察确实品行端正别无玷污犯罪者，就令其呈交所写的策论五十篇，本州看详，确实词理优长，就上报转运使再次审访乡里名誉，选派有文学的佐官看详，确实文行可称者，就将文卷送交。尚书礼部委派判官看详，选择词理优长者，具名上奏，应当降下朝旨，召赴京城，差官考试六篇论，以三千字以上为合格，就给予皇帝亲自考试。又设置书判拔萃科、武举。各处看详官，不得将词理平常者一概录取，如果违反，必定执行朝廷法典。仍然限定在十月终以前，具姓名申奏到京城。还有应当办理的事项，委托各主管部门制定条例上报。其制度更加详细了。第二年六月十六日，命令盛度、韩亿在秘阁考试贤良科、何咏茂才科，富弼各考六篇论，大概开始就在秘阁考试。登科记明确说茂才科六论与贤良科相同。何咏已有官职，富弼是进士，应当如同诏书【阙】贤良方正而下六科是为有官者之试，高蹈丘园而下三科是为未仕者之试。名称不同，而实质是一样的。景祐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开始在才识兼茂科得到吴育，而张方平以进士考中茂才。宝元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张方平又以秘书省校书郎再次应对贤良方正的策问，那么制科人有再次考试再次考中的了。到皇祐元年八月二日，上封的人说：“伏见国家每次设置制科来收罗贤才，科中选之后多至大用，由此知道不仅取于刀笔，大概将观察其器能也。旧制秘阁先试六论合格者，然后御试策一道。先论者，大概想要探其博学；后策者，又想要观其才用。近来御前所试策题其中，多问典籍名数及细碎经义，乃是又重想要探其博学，竟不能观其才用，岂朝廷求贤材之意耶？想要请求将来御试策题中，只令问事关治乱、体系安危，用之则明，昌舍之则微弱，往古之已试、当今之可行者十余条，限三千字以上成。所对人若文理优长，识虑深远，其言真可行于世，其论果有补于时者，就为优等；若是文意平常，别无可采者，就为末等，量与恩泽。所有名数及细碎经义更不详问。如此则不为空言，可得实效。”诏令撰策题官先问治乱安危大体，其余所问经史名数自依旧制，那么其制度更加详细了。到熙宁七年五月十四日，因为御试举人既有策从中书门下之言，并罢废这个科目。当时吕惠卿力主之，冯京力争而不能得。元祐元年闰二月二日，用侍御

译史官刘贽进言，恢复贤良、茂才科。次年九月二十四日，首次录取布衣谢悰，他未曾做官便考中贤良科，开创先例于此。绍圣元年九月十二日，哲宗采纳章惇、李清臣、郑雍的建议，又下诏废除制科。高宗中兴，绍兴元年正月初一，德音首诏恢复设置贤良一科，并命令考究相关典故。于是礼部上奏说：“旧制科考试，每年春天颁布诏令，九月赴诏应试。任命尚书、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荐一人，不限是否已做官，命官不限有无出身，仍要求未曾犯私罪。各自准备辞赋、策论五十篇，分为十卷缴纳进呈。入举的文书送两省侍从参考，分为三等：文理优长为上等，次优为中等，平常为下等。考试后缴奏，次优以上召赴秘阁考试。”现在详细考察天圣七年恢复设置六科，诏书首先说：“都考察士人节操没有瑕疵，采纳乡里评议共同认可。”嘉祐二年诏令举荐九科，也命令考察文行，如果不如所举荐，一并治举荐者的罪。四年，旌德县尉汪辅之已试六论，通过秘阁及殿试，也考入第四等，但言官以他无士行罢黜了他。所以苏文忠苏轼有言：“凡是预言书诏命，已是天下选拔的人才，然而仍让御史得以寻找其瑕疵，谏官得以考察其素行，一旦陷入清议，就沦为废人。大概国家自古制科取人，中选之后多至大用，其考察之严，不得不如此。”现在请求今后遇有应考者，都必须由尚书、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三人奏举，先考察其素行无愧于清议，然后诏令考试。举荐非其人者治罪。秘阁考试旧制，一场考六篇论，每篇限五百字以上。题目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扬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内出。其中一篇暗数，一篇明数。如绍圣元年秘阁试“舜得万国之驩心”论，出自《史记·乐书》“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驩心，故天下治也。”这称为暗数。谨事成六德论，出自《毛诗·皇皇者华》笺注，这称为明数。四通以上为合格，仍分五等，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试。论引上下文不全，上下文有度数及事类暗数引不尽，都算粗差。翰林学士两省官在秘阁考试，御史台官监试，并差封弥誊录官。考完后，将合格试卷缴奏御前，拆号。私下详细考察旧制，兼注疏内出题。现在恢复科之初，想暂罢疏义，其余依旧制。诏令疏义出题，临时取防。我尝考察之，所谓旧制，大概是祖宗之制。自贤良以至边寄，称为六增。高蹈等三科，称为九。这很明确。只是所举官之名称，在元丰之前不能详知。所出题之详略，因元祐而不能列举。遂使外台参荐之制，尼不复见，而临时取防之诏，高宗还认为更改了祖宗已行之制，更加启上心之疑，而未立即准许。明年正月初二，遂下诏，今后科复置贤良科，举官缴词业，一如礼部之奏，不再允许在外之明者。至四年三月十一日，七年二月九日，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十七年四月二日，二十年五月四日，二十三年五月一日，二十六年四月三日，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凡十一诏而迄无应。孝宗即位，诏令郡国皆听荐举。乾道五年十一月四日，始得李垕复就中书试焉。尔后李塾、郑建德、庄冶、姜凯、滕某、杜旟之流，时不乏人。或试而不合，或召而不试，或荐而不召，寥寥寂响，迄未复振。良以此也。按荐举之制，咸平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诏令学士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于内外京官、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举贤良方正之士各一人。三月十九日，诏所举贤良方正，应已贴馆职及任转运使者不在举限。天圣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屯田员外郎刘防请应制科，翰林学士宋绶言其已任尚书六品官，罢之。景祐元年二月四日，诏六科今后应京朝官、幕职州官不犯赃罪及私罪情轻者，并许应。京朝官须是太常博士以下，不得带省府。推判官馆阁职事，并发运、转运、提刑狱差任者，其幕职、州县官须经三考以上，其见任合该移入沿边不般家地分及川、广、福建等处者，回日许应。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材异等、等三科，及武举应进士、诸科取解不获者，不得应。庆厯六年六月十八日诏：自今制科并随贡

译确立为定制，必须由近臣论荐，不得自我举荐。嘉祐二年六月十九日下诏：从今以后，太常博士以下官员，若不担任台省、馆阁职务及提点刑狱以上差遣，选人不论是否有考第，以及布衣之士，都允许待制以上官员举荐，但不得自我陈述。其中布衣之士，都允许本路转运使考察其文章品行，保明后奏请举荐。如果策论文章荒疏浅薄而未中选，或才能品行不如所举荐者，要治举荐者的罪。出题的制度，景祐四年闰五月四日命令两制官员各自呈上策问，参以经义。元祐七年五月十一日下诏：秘阁考试制科论策，在九经兼经、正史、孟子、荀子、国语及注疏中出题，其正义不得出题。又建国之初由宰相撰写题目，绍圣元年命令翰林学士林希撰写题目，乾道七年九月命令宰相叶衡撰写题目，这些都是本朝科目沿革的制度，前后互相考证，尤其可以看出其变化。起初熙宁年间进行变革，王安石执政，厌恶人们议论，已经想要动摇既定制度。熙宁二年十二月九日才开始下诏削减制科的恩数，直至废除制科。绍圣年间章惇奏对，于是恢复制科，并无补益。谢悰、王当、司马槱等人，都极力宣扬疏远谬误的说法，这不足以讨论。而皇祐五年八月参加考试的一共有十八人，当时宰相密令考官，只放一人通过秘阁考试，只有太祝赵彦若入选，等到对策时又被黜落，这实在令人惋惜。至于嘉祐八年六月十七日下诏：制科十七人，赵卨等人暂时罢免，将来科场便赴秘阁应试，大概是一时有所不便，并非旧例。然而天圣、嘉祐年间的诏令，绍兴年间的议论，考察其素来实行的情况，又是选拔人才的关键所在。

译追封皇后

本朝追封皇后，始于孝惠皇后。建隆三年四月，追封为皇后。干德二年三月，上谥号为孝惠。太常寺上奏议定，由代理太尉的皇弟开封尹捧持册宝，此后沿袭此例的有淑德、懿德、章怀、章穆、温成、明达、明节、成穆，共八次。但作为皇帝生母的皇后并不在此列。只有明道二年十月三十日，追封美人张氏为皇后。十一月三十日，下诏将追封皇后的官告文书焚化后送入宫内。当时郭皇后正居皇后之位，仁宗追念张氏的遗德，特意尊崇其位号，所以不完全采用皇后的制度。然而既然以皇后身份配享至尊，却舍弃册宝而使用官告，将其地位等同于妃嫔。虽然说是想要遵循减杀礼制的原则，但名义上给予皇后之名，实际上却剥夺其实质，制定礼法的人确实失去了依据。后来温成皇后去世，奉命捧持册宝的是孙沔，他以枢密副使的身份极力争辩不肯执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公议所在。

皇后陵墓名称与乐舞

本朝陵墓名称，自昌陵、熙陵以下，都连用“永”字，由宰相确定，皇后都附葬，有的跟随姑母，未曾单独制定陵墓名称。上谥号都由太常寺确定乐舞，由学士制定。如大安之乐，虽然定于皇祐三年七月丁巳日，但自开国之初，建隆元年四月癸酉日，就已经用十二安替代了周朝的十二顺了。只有章怀皇后追封，到至道三年六月十三日下诏，而七月二十四日，直秘阁朱昂请求上谥号在八月三日，朱昂又上奏陵名曰保泰，舞名曰永和。追溯考察当时，各位皇后在清庙中：孝明皇后曰惠安，孝惠皇后曰奉安，孝章皇后曰懿安，懿德皇后曰顺安，淑德皇后曰嘉安，章穆皇后曰理安，又都有乐曲名称，唯独这个不是这样，大概不可理解。况且以直秘阁的身份议论典礼，上奏宗庙谥号，制定陵墓名称，确定乐舞，因为皇后宗庙而特别设立陵墓名称，并且使用两个字，都是典故中没有的。

上奏皇后谥号的官员

建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太常少卿冯吉上奏昭宪皇后的初谥号为明宪。此后以此为惯例，只有孝章皇后由翰林学士承旨宋白，元德皇后由秘阁校理舒雅，章懿皇后则命令翰林学士冯元如，孝惠皇后则缺少上奏议定的官员，温成皇后则有赐谥的诏书。其他都由判太常寺的二卿议定后执行。自从慈圣光献皇后以母仪四朝开始，使用翰林学士章惇，仍然开始在祖宗宗庙接受成命，此后皇后谥号归于翰林院，成为常制。章穆皇后改为庄穆皇后，仍有吏部尚书张齐贤等人覆谥，又有所不同。

在祖庙上奏皇后谥号

在祖庙上奏皇后谥号，自本朝初年已有此议，后来没能实行。昭宪皇后的谥号，建隆二年七月八日，太常礼部说：按照诏书议定皇太后谥号。查考唐宪宗母亲王太后去世，有关部门集议，将百官的谥状在太庙诵读，然后上奏，取受成于祖宗的意思。周宣懿皇后谥号，就是有关部门撰写确定上奏，未曾集议。下诏之日，也不告知郊庙，修撰谥册完毕，才告知宗庙，回到灵座前诵读。诏书遵从周朝制度，这是起初有请求而没有遵从。孝明皇后的谥号，干德二年正月七日，太常礼院说：查考唐《会要》，元和十一年，顺宗皇后王氏去世，谥号为庄宪。起初太常少卿韦纁进谥议，公卿集定，想要告知天地宗庙，礼官奏议说：“查考《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这是礼制。古代皇后的谥号，就在宗庙诵读。”《江都集礼》引用《白虎通》说：“皇后为什么有谥号？在宗庙上谥。”又说：“皇后没有外事，不在郊外祭祀，所以一定在宗庙上谥号，是因为谥号适宜受成于祖宗。”所以皇后谥号在宗庙确定，请求按照礼制集百官连书谥号完毕，在太庙诵读，然后上奏谥号于两仪殿。现在孝明皇后上奏谥号，希望如同旧礼。诏书命令尚书省集官议定上奏，这是又只遵从他们的集议而已。等到神宗追念仁祖为天下得人的德行，慈圣光献皇后，所有礼制都不同于以前，于是采用翰林学士章惇的议定，开始集中书、枢密院、侍从官、御史台五品、尚书省四品、诸司三品、宗室正任团练使以上赴太庙举行请谥之礼。于是下诏制作册宝，告知天地宗庙社稷，在庆寿殿诵读，当时是元丰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此后又有母后与中闱的区别，大概有唐朝已定的制度，有关部门屡次请求，直到六代之后才得以遵从，由此可知议礼聚讼，难道不难吗。

愧郯录卷十一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愧郯录》>

钦定四库全书

愧郯录》卷十二【七则】宋岳珂撰

文武服带之制

本朝服带之制，皇帝、东宫用玉，大臣用金，亲王、勋旧间或赐用玉，其次则用犀角，用角质，这是不变的制度。查考典故，玉带皇帝用排方，东宫不佩鱼，亲王佩玉鱼，大臣、勋旧佩金鱼。金带有六种：毬路、御仙花、荔枝、师蛮、海捷、宝藏。金涂带有九种：天王、八仙、犀牛、宝瓶、师蛮、海捷、双鹿、行虎、洼面。金束带有八种：荔枝、师蛮、戏童、海捷、犀牛、胡荽、凤子、宝相花。金涂束带有四种：犀牛、双鹿、野马、胡荽。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