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愧郯録卷七【二则】宋岳珂撰

译已，并非指官品而言。随着时间推移，讹误越来越严重，于是竟成了关于官秩的定论吗？这大概是名目讹误的开端。如果确实将班法与品级混用，并著书立说称：十八班都有清浊之分，自十二班以上均由皇帝诏令授予，上表启奏时不称姓氏。从十一班到九班，礼数又归为一等。此外，流外官有七班，由寒门庶族担任。从此班晋升，才能进入第一班，这是梁朝继承齐朝的制度。品秩早已确定，而蔡法度所制定的制度绝非开端。至于用来体现礼数的部分不依附于品级，而是另立班制，那么班制大概是梁朝自行设立的，认为一代之制不能凭空设立。推测在齐朝以前，班制尚未设立，那么礼数也就依附于品级，那么品级大概是用来节制礼仪文饰的。这大概是意义讹误的原因。详细考察梁朝的班品制度，天监初年，武帝命令尚书删定郎济阳人蔡法度制定，分为九品，确定秩级。武帝在品级下注明：一品秩万石，第二、第三品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品为二千石。《隋书·百官志》记载，梁天监七年改革选官制度，徐勉任吏部尚书，定为十八班，以班数多者为尊贵，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那么品级大概并非梁朝专用，而是改易为班制了。如果说班制是为了选官而设，那么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为第十八班，起初与迁转之法无关。《通典》说品制并未废除，似乎相互依存而成。将军厘定一百二十五个号为二十四班，其中未登二品、应须军号的一共十四号，另立为八班。施用于外国的，又有百九个号，也分为十品二十四班。班制之多，竟至于此，那么就不假借品级了。而人们不知道这仅仅是礼秩的区别。陈朝继承梁朝之后，于是定相国、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巴陵、汝阴二王后、尚书令的品级为第一，自此以下分别列为九等，正好符合现在的制度，但不分正从。反过来推求，晋、宋、南齐也是如此，那么都是承袭了北魏的讹误，这就更加可信了。这分裂于齐朝的事，遵循北魏而品级随之，名称著录于此。因此，官职有品级，始于曹魏；品级有正从，始于北魏。等到考察其初，不仅分正从，而且每品的正从又分上中下，大概一品之间析分为六等，这是高祖太和年间的制度。等到太和二十三年，高祖再次修订职令，而世宗初年颁布实行，三师二大不再入品。其四品以下正从又分为上下阶，仍然析分为四等，北齐大概是沿袭了这一制度。至于北魏的列品，还只说第几品、品从几品，而没有称为正从。北齐开始区别开来，到了隋朝才称为正、从，截然分明不可混淆。再考察梁朝制定的品级尚少，所以从九到一，极于丞相班；尚繁所以从一到十八，也极于丞相班。品级多者尊贵，品级少者班制尊显，二者相互为用，而贵贱等差在此显现并互相阐明。班制止于梁朝，隋朝就废除了。祖宗朝代的迁转名曹，各自都有流品。等到元丰后来，才开始以寄禄官无其他名称，于是相互混淆。然而礼数的差异，大多系于一时的官守，元朝未曾以品秩为别，这是谈论官制的人未曾讲明的。那么陈群的开始，本来并非首先谈论人品，而是应当设立逆向等待的法度，所以沿袭而见于北魏官品的讹误。曹魏的讹误，也并非讹定礼秩，本来应当附设官职的名目，所以参杂而见于梁朝班法的使用。不考【缺】

译散阶、勋官、寄禄官、功臣、检校官、试衔

恩荫初次授职为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从此屡次加官。而在其下注明：朝军指挥使最高止于司徒，军头指挥使、忠佐、马步都军头最高止于司空，军班都虞候、忠佐、副都军头以上最高止于左右仆射，诸军指挥使最高止于吏部尚书。这些官职达到上限后，若遇恩荫，则有时加授阶官、爵位或功臣号。又补充规定：幕职官初次授职为试校书郎，再次任职如升至两使推官则授试大理评事，书记、支使、防御使、团练使判官以上授试大理司直或评事。再升则兼授监察御史，也有升至检校员外郎以上的。行军使均为检校员外郎以上，朝官中阶官、勋官高的，遇恩荫也有加授检校官的。郎中对应卿、监、少监，员外郎对应郎中、太常博士，以下对应员外郎，且都不兼其他官职。那些解除试大理评事、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助教等试衔的，称为试衔。有选集同出身例，珂按，如旧制者，大概是指如唐代制度。太平兴国年间更改官名，大概是因为宋太宗初即位时未改旧名，因避讳而如此。当时正是以职事官为官名，如吏部尚书直至职官令录都是虚名，而不能实际处理事务。以知、判官为职事，如判尚书都省直至权知某州县都是实职，而不关联所带的官衔。以阶官表示恩荫，以勋官表示品级，以爵邑、功臣表示假宠，以检校、试官表示带衔。所以咸平四年，左司谏知制诰杨亿转对上疏说：“勋、散官的设置，名目品级实在繁多，朝散、银青还关系到命服，防军、柱国全是虚名。请求从今以后，常参官勋、散官都达到五品的，允许封赠官阶勋都达到三品的，允许立防义五等之爵。施行于今，虽有开启封爵之称，却没有分封土地之实，苴茅建社固然不能实行，但庇荫子孙也足以符合旧典。请求内外官封至伯、子、男的，允许防子；封至公、侯的防孙；国公允许嫡子、嫡孙一人袭封。又当今功臣之称，始于德宗幸奉天，扈跸将士都加奉天定难功臣之号，因一时的赏典成为万世的通规。近年以来，将相大臣加至十余字的，尤其不是轻据不可遵行，应当削除以明宪度。”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对虚名的厌恶。然而祖宗承袭隋唐末流定为定例，故不见其用，而只见其冗。若其初创之初，磨砺钝才的工具，不穷于一偏要，也自有深意。怎么说呢？自元丰定官制，归阶官于寄禄，还职守于百司，尽削功臣，略余检校、试官，俱罢爵邑，仅存继自政和以来，又捐勋转之令。则朝廷之上，所以褒功赏能、施恩驭幸的，只有阶、职、官、守而已。祖宗存此名号，虽以例转，或以赦迁，而犹间系服色之重轻，资序之深浅，封防之厚薄，初未尽捐之也。且阶官至员外郎，则可以任子，庶官带贴职，则不限隔郊。至于郎曹、寺监、侍从、宰执，截截乎有恩数品秩之异。然则所用者，皆实赏也。检校之略余者，惟武阶有六等，多不尽转，间又径自旄钺升尉府，亦几于无爵邑实封。虽不改旧，而惟遇郊霈，有司按格法定封及宰执初除循故事，谓之加恩耳，亦不以为赏也。虚名既偏废，而吏劳不可不酬。惟其不可不酬，故官赏不得不滥。惟其不得不滥，故贴职不甚贵重。铨选奏补益袢揆。今擥昔，在本朝厌之，犹之可也。其在隋唐，其可以虚名厌之哉？珂又按，阶、散、勋官在前世合于一，至唐则析而为二。阶、勋、功臣、检校在唐析于四，而本朝则合于一。其用与不用，实寓见于是。自宋、齐、梁、陈、后魏、北齐以来，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此正如国初军制，皆以御史为品秩，谓之加宪衔也。梁制虽亲王起家未加将军不开府不置佐史官，可以见一时以此号为重，然其实未尝将屯，亦虚名耳。隋既受命，高祖采后周之制，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总十一等，以酬勤劳。又有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并为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声者，并不理事。又有翊军等四十三号将军，品凡十六等，为散号将军以加泛授居曹有职务者为执事官，无职务者为散官。戎上柱国以下为散实官，军为散号官。诸省及左右卫、武、余左右监门府为内官，自余为外官。散官之名，肇见于是。还考汉制，光禄大夫、大中大夫、郎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数十人。特进、奉朝请亦皆无

译职守，优厚的俸禄和秩级。那么官职中有散官，从汉代就已经有了。然而当时在朝廷做官的人，不委任他们具体事务就让他们担任散官，正如同今天设置宫观官职的情况。没有像后世那样以职事官为实职，以散官为虚号的。所以成都侯王商以特进的身份统领城门兵，设置幕府可以举荐官吏，这正如同今天兼任官职不可以用官职名称来比拟的情况。梁朝制度，左右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都没有定员，用来供养年老有病的人。追溯考察，魏晋、宋、齐、北魏，向下考察，陈、北齐、后周、隋也无不有这种情况，参见于九品十八班之间。北魏初年又曾经设置散官五等，其品级从第五品到第九品。百官有缺额，就从其中选取人来补任，这都是为了储备人才以备需要，同时也与各种职事官均分劳逸。等到隋朝开皇六年，才开始设置六品以下的散官：八郎为正阶，八尉为从阶。正六品上为朝议郎，下为武骑尉；从六品上为通议郎，下为屯骑尉；正七品上为朝请郎，下为骁骑尉；从七品上为朝散郎，下为防骑尉；正八品上为给事郎，下为飞骑尉；从八品上为承奉郎，下为旋骑尉；正九品上为儒林郎，下为云骑尉；从九品上为文林郎，下为羽骑尉。依据前所设置的散官见于各品级的情况：上柱国为从一品，柱国、特进、左右光禄大夫为正二品；上大将军、金紫为从二品；大将军、银青为正三品；上开府、朝议为从三品；开府、朝散为正四品；上仪同为从四品；仪同为正五品；大都督为正六品；帅都督为从六品；都督为正七品。通观来看，那么在九品之内都有散官用来酬谢功劳了。只有正一品空缺而不设置，这是为了彰显其尊贵。炀帝继位，多有更改，先罢免特进，接着罢免十一等酬劳官，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并省去朝议大夫，设置九大夫。八尉从一品到九品，另有其制度。那九大夫：从一品叫光禄，正二品叫左光禄，从二品叫右光禄，正三品叫金紫，从三品叫银青，正四品叫正议，从四品叫通议，正五品叫朝请，从五品叫朝散。那八尉：正六品叫建节，从六品叫奋武，正七品叫宣惠，从七品叫绥德，正八品叫怀仁，从八品叫守义，正九品叫奉议，从九品叫立信。接着虽然恢复儒林郎、文林郎列于七品八品，正乃〇秘书省，设置二十人或三十人，专门以明经待问、撰录文史为职责。又如同职事官与散阶无关。不久又设置散骑郎二十人，为从五品；承议、通直郎各三十人，为正从六品；宣德、宣义郎各四十人，为正从七品；征事、将仕郎各五十人，为正从八品；常从、奉信郎各五十人，为正从九品。这是正员，都能获得符合品级的俸禄。又各有散员郎，没有俸禄。随即又改常从为登仕，奉信为散从。从散骑郎以下，都主管出使，根据事情大小，依据品级来派遣。那么正如同国初九品京朝官都在京师，那些罢免职务的人回到本班守本官，那些出使的人知道某州转运某路的制度罢了。尚书省六曹都设置承务郎一人，同员外郎的职责，于是正与今天的尚书郎相当，又不是散号。如果限制员额来设置散官，使他们另外有所授任，决然知道他们必定不再空带作为美观。而唐朝却将其分开，郎大夫的秩级，光禄中散的养疾，儒林文林的待问，一概归入文散。散号将军参取杂置，增加校尉，一概归入武散，柱国等号本以酬劳，武骑诸称并同郎位，一概归入勋官。那么阶是散官，勋官是勋官。唐朝虽然沿袭隋朝，但所用未曾沿袭隋朝，有职事的改为虚名，徒有虚名的置于兼秩，这就是所谓前世合于一，而唐朝则析为二。史大奈与高祖在太原饮马泉之战，因战功多被授光禄大夫阶。李晟因复兴元勋立功，当时诸子未做官，宰相上报，当日诏令子愿为上柱国，旧例柱国门列防，于是父子都被赐。杜淹在贞观中检校吏部尚书，再加检校侍中。代宗因射生军清难而有宝应之称。德宗因泾军煽逆而有定难之号，后来随事而赐，也没有定名。所以唐朝有功的人，或者叙阶，或者赐勋，或者加以检校，或者宠以名号，都是上面的人用来寄托一时的微妙权术，而起初没有阶升必致的道理。四者并用，而又申之以封爵，重之以实封，驾驭贵族驾驭富人，又杂取而辅助之。在祖宗朝，像功臣的名号，还有官不当赐而特赐的，如开宝年间之于王明，太平兴国年间之于杜彦钧、陈信从、郝正，大中祥符年间之于王承美，天禧年间之于向汉通。南渡以后，高皇举起久废的典制，以宠信二三大将，其他则不多见。每一次遇到郊祀，官至某，就加功臣若干字，酬勋若干级，进阶若干等，彻国若

译干户，一并授予他们。所以世人只认为这是烦琐之举，却看不到它的实际效用。这就是所谓的唐代将其分为四类，而本朝则合并为一类。既然已经合并，却不能再分开，这就是神宗皇帝独断专行，一举将其全部废除的原因。政和年间废除勋官，只是因为太平盛世不想使用，商议更改却来不及。孝宗淳熙年间，朝廷防范众多士人，发出清明的询问，有意恢复却未能实现。如果真的没有并用的方法，遵循已经形成的惯例，统一交由有关部门管理，那么即使不恢复也可以。如果凭借虚名来辅助实权，利用名号来辅助治理，统一归于君主，那么即使全部恢复也可以。世上的议论者，大多因为其名称混淆不易区分，所以将其标出并彰显，以供观看的人选择。又查考光禄大夫，在晋代已经分为左右，魏舒曾经加授右光禄大夫。而西汉初年没有印绶，品秩只相当于六百石。东汉时品秩已达二千石，按法理应佩戴银印青绶。到了晋代才开始有加授金印紫绶的，李熹、嵇绍、吴隐等人就是这样。李熹传中还记载了泰始年间的诏书，其因光禄的名号改授金印紫绶，正当是这件事的开始，但未曾列入官衔。所以南齐任遐有乞求一片金印的请求，再考察宋初曾赠臧俊为金紫光禄，已经连称官名。元魏何时也有此制，却又将银印青绶列入官衔，于是清晰地分为两个官职了。梁代制度，金紫光禄次于左右光禄，光禄次于金紫。所谓光禄，大概是银印青绶如旧制，所以不再重复出现。元魏也将左右光禄排在金紫银青之上。南齐承袭魏制，南陈沿袭梁法，后周在金紫银青之下又各分设左右，都在左右光禄之下。隋唐以后，直到本朝，叙定官阶的方法也都是这样。唐代去掉光禄，左右二字在元丰年间，确定官制，才将这两个阶位的班次提升到光禄之上，不知是为了什么。其他如设置朝议大夫而废除郎官，越级将朝请大夫排在通直郎之下，宣德郎排在朝散郎之下。政和年间改制，又将登仕郎、将仕郎定为未仕之官，列在文林郎之下。又将郎官、大夫定为勇爵，不使用将军、校尉等官职，都与唐代制度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