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郯録卷三

译《愧郯录》卷三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愧郯录》>

钦定四库全书

《愧郯录》卷四【五条】宋岳珂撰。

先庙后郊

我先前辨析南北郊祀，妄自揣测认为礼制中重大的事项与日常礼制不同，折中古今意见，以等待博学之士的指正。等到考证元丰六年十月庚辰日，太常丞吕升卿所上的奏章，才知道“先祭宗庙后祭郊坛”这一做法，当时也曾有人议论过，反复论证，可以说非常恰当，但终究没有被采纳，大概是因为有不便之处吧？现在即使想要大力推行，也不可能了。所以我借此发表一些额外的议论。吕升卿的话说：“近来因为郊祀致斋期间，不应当前往景灵宫和太庙进行朝拜献祭，于是具文上奏。听说只罢免了景灵宫各处的朝拜，而天兴殿和太庙的朝拜献祭依旧如故。臣认为郊丘的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拥有天下的人没有比祭祀天帝更看重的。臣遍查典籍，没有听说为了祭祀上天而致斋，却在其中先祭祀宗庙的。只有唐代天宝年间之后，采纳田同秀的建议，建立老子庙，称为太清宫，这一年将要举行郊祀，在二月辛卯日先亲自前往享祭，祭祀使用青词，供品使用素食。甲午日又亲自前往太庙享祭，丙申日才在南郊举行祭祀。整个唐代都奉行并执行这一做法，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的。虽然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失礼，但考察其开始致斋的日子，是辛卯日在太清宫享祭，到丙申日将近五天，才得以从容休息后去见上帝。现在陛下致斋三天，其中一天在大庆殿，而用另外两天举行三次礼仪。古代的重大祭祀，没有不斋戒三天就敢与神明交往的。所以经书上说：‘斋戒三天，一天用来祭祀，还担心不够恭敬；两天就击鼓，这是什么道理呢？’大概先王对于祭祀的斋戒如此谨慎。现在陛下在天兴殿行礼，仅仅斋戒了一天罢了，前往太庙和郊坛，祭祀前一天的时间都已经用过了。称为一天的斋戒，尚且不算完整，何况不是完整的一天呢？用一天的斋戒来举行重大祭祀，尚且未见可行，何况不是完整的一天呢？对于供奉宗庙来说，斋戒的日子不足；对于侍奉上帝来说，斋戒的仪节不专一。陛下恭敬严肃、敬畏谨慎，三年举行一次大礼，将要接受无尽的福佑，其致斋的做法竟然如此，大概不符合昭示侍奉天地的本意吧。现在太庙每年有五次大享祭，都符合古礼，又在郊祀时再次举行遍享之礼，这叫什么名目呢？议论的人说：宗庙的礼仪未曾亲自执行，所以借郊祀的机会恭敬地展示荐献。臣说不是这样，唐太宗时马周曾说：‘陛下自从即位以来，宗庙的享祭未曾亲自参与，私下揣测圣上的心意，认为车驾一出，费用没有节制，所以忍痛压抑孝思以便百姓，于是让唐史不记载皇帝入庙，这如何昭示后人呢？’叶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况且君主对于宗庙的享祭，本来应当按时亲自修持。那些不亲自享祭的，大概是后世的失礼之处。今天如果一定要借郊礼来执行，那么道理更加不可行。所谓‘借’，就是不专一的意思。七代圣神，庄严地供奉在清庙中。朝廷不仅不讲求按时亲自执行的礼仪，而是借机来享祭，这不是臣所听说的。臣愚以为，现在的郊礼应当依照旧例，在大庆殿致斋两天，直接前往行宫。对于宫庙的亲自享祭，一并请求停止。或者车驾一定要到太庙，就请求只告知太祖一室，以体现侑神作主的意思。撤去乐舞，以尽尊天致斋的道义。对于天兴殿的朝拜献祭，请求不再举行。请依照新颁布的朝议，等到礼仪结束后恭敬谢恩。请求从今日以后，另外修定太庙亲自祭祀的制度，每年五次大享祭，车驾亲自参加其中一次。仍希望从今年腊月的享祭开始，在明年举行春祠的礼仪。禴祭与烝尝祭，从次年开始依次完成。每次举行庙享的时候，就罢免景灵宫一月的朝拜礼仪。庙享的致斋，请求在内殿出入如同常礼。这样就能使祀天享亲两方面都得当了。

岳珂按：先祭宗庙后祭郊坛，苏东坡曾经引用《尚书·武成》证明这是周礼，而我本来就怀疑他是把变通的礼制当作常礼了。吕升卿说古代的重大祭祀，没有不斋戒三天就敢与神明交往的。考察《武成》，四月丁未日在周庙祭祀，过了三天庚戌日才举行柴望大告。《武成》虽然是礼制的变通，但必定经历三天后才柴望，那么吕升卿的话难道不是明确的依据吗？然而我认为吕升卿所说的庙享每年五次大享祭而亲自参加其中一次，是减省礼制，不是完备的礼制。举行庙享的时候，就罢免景灵宫一月的朝拜礼仪。庙享既然与景灵宫交替使用，而且致斋在内殿出入如同常礼，这是常礼，不是大礼。天地是大祭，祖宗是大祭，隆重的礼制和完备的器物不可偏废。其形势必定要像仁宗祫享的制度，才符合礼制的适宜。嘉祐年间举行祫享，是代替三年的郊祀。乘辂车致斋，戴冕冠行事，开门赦免罪犯，都是郊祀的制度。在元年之前在大庆殿恭谢，在七年之后在明堂大享，那么四年的祫享恰好在三年的中间。如果按照吕升卿的说法，就是用常礼享祭祖宗而用大礼祭祀天地。如果每年进入太庙，又三年出郊，礼制有隆重而没有减省，知道这必定不能实行。知道这一点，又更加知道南北郊不可以同时举行。分郊而祭，舍弃吕升卿的说法，那么太庙和原庙的享祭，不知道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如果存在，那么先在南郊祭祀，先在北郊也祭祀。祖宗的祭祀两次，而天地的祭祀一次。祖宗三年遍祭，天地六年遍祭。以卑贱逾越尊贵，是不可以的。

译如果废止了，那么原庙恭谢的礼制，就可以依照升卿的说法，但太庙不能没有祭祀。祭祀不可以减损礼制。这又是在什么时候增加这一郊祀呢？它的疏密多寡，将在这里确定吗？更加没有统绪了。

译鱼袋

国家初建时，沿袭五代草创的局面，官制仪节尚不完备。宋太宗即位后，注重文治，礼乐制度逐渐完备，章服制度考究古制，作为后世的准则。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日，祭祀南郊并大赦天下，首次允许升朝官中服绯色官服且任职满二十年的官员，按序赐予绯色或紫色官服，并从内库拿出鱼袋赏赐给近臣。从此，内外升朝的文武官员都佩戴鱼袋，凡是穿紫色官服的用金装饰，穿绯色官服的用银装饰。京朝官的幕职、州县官中被赐予绯紫官服的也佩戴鱼袋。亲王、武官、内职、将校则不佩戴。本朝鱼袋的制度从此开始。

我曾依据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刘昫编撰的《旧唐书》以及《唐会要》来考订其渊源，虽然详细记载了创立和变革的过程，但其中创立的原因，或许另有深意，大概不是本朝所应当沿用的。《唐会要》记载：高宗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开府仪同三司以及京官文武职事官四品、五品都赐予随身鱼袋。《旧唐书·舆服志》认为是在五月，《新唐书·车服志》没有记载年月，认为三品、五品有装饰金与银的区别。而且出入宫廷必须配合鱼符，以防备召命之诈。再考《唐会要》，永徽五年八月十四日，恩荣所加，原本依据品级命官佩戴鱼袋的法度，事情显著且重要，怎么可以让人在任时用作褒奖装饰，刚去世就立即追收？推究其始末，情理上难以忍受。从今以后，五品以上官员有去世的，其随身鱼袋不必追收。这样看来，鱼袋本是用来褒奖装饰的，恐怕不专门是为了防备欺诈。

《唐会要》又记载，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开始命令京官四品职事官佩戴银鱼。当天从内库拿出鱼袋普遍赏赐给他们。《旧唐书》中记载这个年月，五品以上赐予新鱼袋并装饰以银，三品以上各赐予金装刀子、砺石一套。参看《新唐书》，鱼袋的赏赐与分别赏赐装饰的年月迥然不同，本不是一时之事，又最初没有金饰鱼袋的制度。所谓金饰的，其实是刀子、砺石罢了。断章取义地记载，固然已经失实。

《唐会要》：武后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赦令各州都督、刺史都按照京官的标准佩戴鱼袋。新旧唐书记载的年月没有错误。查考外镇都督、刺史自有鱼符，起初并不借助鱼袋来验证召命，更加验证了褒奖装饰的说法是可以依据的。之所以给予他们，是想均衡内外官员的恩宠罢了。

《唐会要》：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将内外官员所佩的鱼改为龟。到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四日，在京文武官员五品以上依旧按照旧式佩戴鱼袋。久视元年十月十三日，职事官三品以上，龟袋应用金装饰，四品用银装饰，五品用铜装饰。上守下行，都依照官职给予。神龙元年九月十七日赦令：嗣王、郡王中有官阶较低的，允许佩戴金鱼袋。到玄宗开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诸亲王长子先前佩戴郡王官，官阶较低的也允许穿紫服佩戴鱼袋。神龙二年八月制令：京文官五品以上依旧按照旧式佩戴银鱼。睿宗景龙三年八月，命令特进佩戴鱼袋，散职佩戴鱼袋，从此开始。新旧唐书虽然有详略不同，但事情互相吻合，那么改鱼为龟正是武后革命时的时事，而中宗反正，没过多久，就恢复了旧制。这一定必有深意，不仅仅是为了外表装饰。

苏氏《唐典》又说：从永徽以来，正员官开始佩戴鱼袋，那些离任及退休的就去掉鱼袋。员外、判试以及检校等官，都不佩戴鱼袋。到开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书令张嘉贞奏请：退休官及内外官五品以上、检校试判以及内供奉官现在占据缺额的，允许按照正员官的例子，准许终身佩戴鱼袋作为荣宠。因理去任的，也允许佩戴鱼袋。此后恩制赏赐绯紫官服，通常兼赐鱼袋，称为章服。《唐会要》：景云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赦令：鱼袋穿紫服的用金装饰，穿绯服的用银装饰。《新唐书》记载开元初年，驸马都尉从五品的假借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级低的假借绯银鱼袋。参稽并观，那么散官、员外、判试、检校都佩戴鱼袋，又允许终身佩戴，即使去任也佩戴，更加验证了褒奖装饰的说法不假，而防备欺诈的制度已经改变了。假紫、假绯，正是今日借服制度的开始，而金银铜的装饰虽然始于久视年间，但用来区分品级的，大概到景云年间才确定。《新唐书》分品赐饰，说在高宗朝，更加可以看出其不实。

我后来阅读《朝野佥载》，其中有说：“唐上元年间，命令九品以上佩戴刀、砺、算袋、纷帨做成鱼形，用帛结扎而成，取鱼众多、鲤鱼强壮的征兆。”到武后朝，才废止。景云之后，又按照前例结帛鱼作为装饰。我私下怀疑鱼袋的初始意图，或许出于此。武后既然废除了帛鱼，也改佩龟，正是同一意度罢了。等到考据杂传记，看到唐李淳风《秘书》有“江中鲤鱼十八子”的说法，作为唐受命的符瑞。又《酉阳杂俎》记载：“唐律，捕获鲤鱼就应当放掉，仍然不得吃，号称为赤鯶，公卖者杖六十。”程文简《大昌演蕃露》记载：“武后以龟武为龟，所以改佩龟。”汇集这几说，才相信所疑的有依据。

依照《新唐书》，又记载：“高祖初入长安，废除隋朝的竹使符，颁发银兔符。其后改为铜鱼符，用来起用军旅，更换守长、京都留守、折冲府捉兵镇守之所，以及左右金吾、宫苑总监、牧监都给予它。宫殿城门给予交鱼符、巡鱼”

译符，左厢、右厢分别发给开门符、闭门符。蕃国也发给，雄符和雌符各十二枚。以国名为雄符的送入宫内，雌符交给该国，朝贡使各自携带当月的鱼符前来，如果不符合就弹劾上奏。”又《新唐书》记载：“鱼袋的颠末说：‘随身鱼符，用来表明贵贱，响应召命。左边两枚、右边一枚。左边的送入宫内，右边的随身携带。皇太子用玉契召见，勘合相符才前往。亲王用金，一般官员用铜，都题写某职位姓名。官职有副职的加‘左’‘右’，都装在鱼袋里。三品以上用金装饰，五品以上用银装饰。离任时上交，不刻字的可以传递佩戴。’”再考证帝纪：“高祖在隋义宁元年十一月甲子日进入京师，二年辛巳日停用竹使符，颁行银兔符。五月甲子日接受禅让，改元武德。九月癸丑日将银兔符改为铜鱼符。”那么在建国之初，之所以急切地更换它，正是把它作为开国的征兆。而其他一切使用符契的地方，都取“鱼”的意思，尤其不需要辨析就可以察知。在隋朝之前，虽然也曾使用鱼符，只是偶然把它作为装饰。到了唐代使用鱼符，正是指这个来神化其革命，又不应当拿隋朝来相比。《新唐书》杂载的说法，正是《唐会要》防伪的源流。大抵符装在袋子里，虽然出于最初的意图，袋子用鱼装饰，本来是宠赐的章服，金银的装饰，起初没有年月限制，自然应当以《唐会要》为准。后来即使不符合符制的人，也得以佩戴，意思更加明显，其不可拘泥于初创的制度，也很清楚了。那么本朝沿袭它可以吗？洪迈《容斋四笔》记载：“随笔书写衡山唐碑，别驾赏赐鱼袋的名字不可理解。”现在查考《唐职林》：“鱼袋带门叙金玉银铁带及金银鱼袋。”说：“开元〇非确实有战功，其余不得随意赏赐鱼袋。”这是明确的文字。珂按：用鱼袋充作赏赐，苏氏记载《新旧唐书》都有赏赐绯紫兼鱼袋的文字。《唐会要》：“开元二年闰二月〇，承前诸军人多有借绯及鱼袋的，无功借赏，深非道理，宜〇收取。郎将以上先借后奏。”那些灵武、和戎、天武、幽州、镇军、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远等军，既然面临贼寇冲击，事情借以垂赏，衡量军队大小，各赐金鱼袋一二十枚、银鱼袋五十枚，并委托军将临时行赏。那么赏赐鱼袋的出处，也可以与《唐职林》参看印证。冯永卿《懒真子录》记载：“陕府平陆主簿张贻孙询问鱼袋制度，而回答说现在的鱼袋是古代的鱼符，必定用鱼的原因，大概是分左右可以合符。唐人用袋子盛鱼，今人用鱼装饰袋子，不是古制。大概也没有详细考证其缘由。”说。

译现在将章服衔名列入官衔的，穿紫色官服者称为“赐紫金鱼袋”，穿绯色官服者称为“赐绯鱼袋”。那些担任地方长官、节度使副职或支郡副职的人，如果服色等级尚未达到，但按规定可以隔级借用。如果是按序借用，穿紫色官服的只称“借紫”，穿绯色官服的只称“借绯”。所借用的鱼袋不列入官衔，但实际上佩戴的鱼袋与正式赐予的相同。王珂按：唐朝旧例，假借紫色官服者佩戴金鱼袋，假借绯色官服者佩戴银鱼袋，这见于《新唐书》。开元时期的制度，以及本朝雍熙年间郊祀赦令，虽然也赐予鱼袋，但不包括借服者。查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政和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尚书兵部侍郎王诏上奏说：“现在监司、知州、通判等官，都允许借用服色，却不允许佩戴鱼袋。”这就是有服色而没有章饰，几乎与吏员没有区别。请求今后凡是借穿绯紫官服的臣僚，都允许随服色佩戴鱼袋，并且都允许列入官衔。等到任期结束回归原职时，再恢复原来的服色，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那么借服得以佩戴鱼袋，大概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然而当时王诏所上奏的，既然允许借服佩戴鱼袋，又允许列入官衔，那么现在所有结衔的人，都应当完整书写“金鱼袋”或“银鱼袋”。但有关部门发放告身时，惯例不带上“行”字，那么被借服者没有理由敢自己将其列入官衔。这是南宋南渡之后，掌故散佚讹误造成的过失。又有官位达到从二品，但未至六部尚书者，按法只赐予金带，不再佩戴鱼袋。但在每次官职封赐的全衔中，仍然带有“赐紫金鱼袋”。受赐者也不敢删去，这就是借服本来有佩戴鱼袋，却不得列入官衔；赐予金带虽然没有鱼袋，却沿袭错误的惯例，名实有无在这里就错乱了。大概凡是除授官职，大多由中书省关报尚书省赐予，或者下达天官寺发放告身，因袭前例，不再核查，士大夫也忽视不考。

元丰官制初行时，用特进代替左右仆射，用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代替六部尚书。自特进以上，非宰相不授予，执政官即使资历很深，也只到金紫光禄大夫，爵位不过开国。大概祖宗朝参知政事例官，只得到六部尚书之间，如李至之类，也仅宠以节度使，没有担任仆射的。夏竦被罢免，不是宰相。大概宰相制度已经颁布，而格且担任枢密使，后来才得到，所以元丰时查考作为比照，用来辨别等级、重视名器。然而在以前，侍从官可以得到吏部尚书，即现在的金紫光禄大夫。洪迈《容斋三笔》记载，绍兴以来只有梁祖、葛胜仲因退休得到，从此以后，才开始以这两个阶官为重，专待执政官。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光禄大夫，已经极少，不再可以按序晋升。何澹离开朝廷到现在十五年，不改金紫光禄大夫阶官。洪迈、沈枢以宣奉大夫上奏都不被采纳，后来因退休及儿子遇到郊祀叙封而后得到。洪迈也自己在《三笔》中记载此事，这是最近日的明证。王珂曾查考，徽宗诏令，宣和元年二月戊戌，特进知枢密院事邓洵武为少保，依旧知枢密院。诏令因为邓洵武首议绍述，所以记录他的功劳。后来又封莘国公，虽然那年三月癸丑，御笔恩数都依照宰相例，乃是正因已除少保的缘故，而给予他。况且当时赐予官位时，元未有此诏令，是执政官阶官封爵似乎没有限制法了。当时因为元丰改制不设置枢密使，所以邓洵武只以知院视同宰相。王珂又按蔡元道《官制旧典》说，政和后薛昂带观文殿学士，任特进；白时中以门下侍郎带特进，都失旧制。接着诏令都改为金紫光禄大夫，今后非宰相不授予，那么政宣年间虽然时有侵紊，尚能申明警戒初制。如蔡攸与蔡京恩幸震动天下，乃自殿学士由节度使进序仪同三司，遂班列孤棘。后来统领枢密院，大概已在为傅之后，而绍兴间秦桧以爱怜秦熺，其子秦熺自知院引嫌罢，才降恩数比宰相之诏，遂历任大观文、少师、封国公，其猎进诏出，有蔡京、蔡攸之所不敢为，荡灭典法，余焰至今尚可想也。葛胜仲行状说胜仲以左宣奉大夫谢事，洪迈也误记了。有人说元丰寄禄条目，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为散职官，金紫光禄大夫至太中大夫为侍从官。官予之以其名，而阴尼其所至，殆不可晓。王珂窃谓不然。今着令有曰：“观文殿大学士至诸阁待制，为侍从官，而世未有以旧橐除大观文者。”泥文捐实，固不得轻议圣制也。

现在世上的尚书，“尚”字都读平声。都省的名字也是如此。王珂曾私下怀疑其义有所不解。查考《宋书·百官志》而后知其讹误。志中说：“尚书，古官也。舜摄帝位，命龙作纳言，即其任也。周官司会，郑玄说若今尚书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谓之尚书。尚犹主也。汉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书谓之六尚。战国时已有尚冠、尚衣之属矣。秦时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然则尚书之称当从去声，而非平声，亦既明甚。第郑康成注《周礼·司会》曰：‘司会，计官之长，若今尚书。’唐陆德明释其音曰：‘常虽有此据，了不知其义之

译这就是（官职名称）所由来的依据。”这大概是目前世袭称谓的开端。宋徽宗时期，殿中省设有六尚，如今内省的品级中仍然保留着“尚官”之类的称呼，可以说更加没有可疑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