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郯录卷九

译《愧郯录》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愧郯录》卷十（五条）宋岳珂撰。

人品明证

关于官品名称含义的错误，我曾经书写过。然而将九品作为人品的区别，而不是官品，则没有确切的依据。等到考察《晋书》中卫瓘、邓攸两人的传记，事情特别清晰。大概当时距离魏朝不远，名称没有大的错误，原意还可以辨识。所以再次书写，以结束前面的论述。卫瓘的传记说：卫瓘认为魏朝设立九品，是权宜一时的制度，不是永恒通行的道理。应当恢复古代乡举里选的制度，与太尉汝南王司马亮等人上疏说：过去圣明的君王推崇贤才、选拔善人，因此朝廷崇尚德让，民间没有邪僻的行为。确实因为邻里乡党的政教足以互相检束，询问事情考察言论，必定能得到善人。知道名声不可以凭空求得，所以回归修养自身。因此推崇贤才而风俗更加和美，罢黜恶人而行为更加笃实。这就是乡举里选，是古代先王的优良典制。从此以后，这种制度衰败。魏朝承受国家颠覆的命运，兴起于丧乱之后，人士流离迁移，考察详实没有地方。所以设立九品制度，粗略具备一时选用的根本罢了。它刚开始创立时，乡邑的清议，不拘泥于爵位，褒贬所施加的，足以作为劝勉激励，还有乡论的余风。中间逐渐沾染，于是计算资历确定品级，使天下人观望，只以居官位为尊贵。人们抛弃德行而忽视道业，在锥刀之末争夺多少，伤害风俗，它的弊端不小。现在九州统一，大治刚刚开始。臣等认为应当全部扫除末流的法度，一概效法古代制度，以土著定居来定。从公卿以下，都以所居住的地方为正，不再有悬挂客籍、远属异乡的人。这样那么同乡邻里都成为邑里，郡县的长官就以此居长，全部废除中正九品的制度，使举荐善人、进用才俊各自由乡论决定。那么下面尊敬上面，人们安于教化，风俗与政事都清明，教化与法律并行辅助，人们知道善恶的教化不在于交往防范，浮华竞争自然平息，各自在自己身上寻求了。现在废除九品，那么应当效法古代制度，让朝臣共同互相举荐任用，对于出才的路子既广博，而且可以激励进用贤才的公心，考核在位者的明暗，确实是优良的典制。武帝认为好，但最终不能改变。考察他的话，开始清议不拘爵位，褒贬足以作为劝勉激励，中间计算资历定品，只以居位为贵，那么品作为制度，是预先设定来等待某品的人，它的防备可知。然而还没有在升迁贬谪上，明显可以验证的。再考察邓攸的传记说：邓攸被举荐为灼然二品，担任吴王文学，历任太子洗马，接着历任东海王参军，担任世子文学、吏部郎、东中郎将长史、河东太守。我考察《杜佑通典》及《沈约宋书》，详细列出品级制度，只有世子文学没有记载，像王国文学是六品，洗马、王国参军都是七品，吏部郎是六品，中郎、长史是七品，太守是五品，都不符合二品的名目。《宋书·志》所载九品，明确指说是晋江右所定。邓攸先担任六品，一转任为洗马，反而在第七品，那么邓攸虽然被举荐为二品，他的升迁贬谪则随时取决于上面的命令，尤其明显了。所谓二品，大概说他的才能显然符合在此品，由郡中正定下，以等待上面的采择罢了。又《南史·陈暄传》说：“陈暄因为落魄，不被中正品第，长久不得调任。陈朝距离魏朝更远了，官品长久错误了，而陈暋传记如此，是这种制度还没有泯灭，难道不是更加大大可信吗？”

改易职事官名称

近代的制度，职事官如果触犯所授者家讳，常常得以改任其他官职，都是一时制宜，参用旧官制，间或有特别免除入衔的。我曾经考察《防要》，颇似不是这样。熙宁十年十月十三日，新任荆南府提举本路兵马巡检公事吴中复说：“衔内‘举’字触犯先父名讳，请求改任提辖。”中书奏请，批答依从。神宗忽然降下御笔说：“朝廷官称避守臣私讳，在义理上不安，应当不执行。”其后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臣僚说：“近来马向担任开封府工曹掾，自陈父亲名开，请求避讳，而本府却奏请衔内不写府名，有违背熙宁亲笔指挥。”诏令另给差遣。从这两件事来看，那么典故起初没有允许。等到广泛考察国史，吴延祚担任枢密使，慕容廷钊担任殿前都指挥使，当拜同平章事，都因为父亲名讳改任同二品。国初虽然存在此官制，仅止一两次，几乎等于特创。徐处仁担任资政殿学士知青州，因为祖父名讳改任端明，其他像这样的不一而足。大概开国功臣上面所优厚礼遇，不容以常法论，而避高就下不改官称，令甲所允许，又与前制不同。

李文简奏藁

避讳赠官的制度，改易官称的命令，我屡次书写。等到得到李文简焘《巽岩集》，其中记载当时请求用元丰以前官制加赠的奏藁于故事，特别详细备用，摘录以参证所闻。焘的奏章说：“臣听说事奉君主如同事奉父亲，心里有所怀想而不敢尽言，就是隐讳。臣子的大戒，没有比隐讳更重的。言语可听与否，实在由君父选择。虽然不应言而言，固然获罪了，不还是胜过隐匿真情以犯大戒吗？臣因此冒昧一言。恭敬地认为祖宗因前代的制度而增修，凡大礼既成，官自升朝以上，都”

译能够追赠荣耀给父母，这是国家极尽礼制的深厚恩德。臣父某某，已故赠左朝奉大夫，因为臣误入朝籍，再次赠官至左朝议大夫，这次大礼又应当赠中奉大夫。寒门儒士家庭得到这样的恩宠，固然足以装饰泉下的亡灵，夸耀乡里，荣耀已经很多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唯独臣私下觉得义理上有所不安，不得不自己陈述的原因是，所赠给父亲的官职恰好与父亲的名讳相同。倘若接受君王的赏赐，像本来就该拥有那样，则恐怕触犯冒领荣耀的法律，嫌疑似乎相犯。加上晋江统曾经论述，自身与官职同名，应当改选，旧例简册都还存在，情势不容沉默，必须呈报显露，乞求朝廷特别赐给参酌处理。即使因为不该进言而获罪，也心甘情愿。」根据律法，各府号官称触犯祖父名讳，冒领荣耀担任的，判处徒刑一年。雍熙二年有诏书，凡是除授官职内有触犯家讳的，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以上，允许用式奏改，其余都不允许。到了嘉祐六年，翰林学士贾黯知审官院，当时大理寺丞雷宋臣被任命为太子中舍，因为父亲名显忠，请求避讳，朝廷允许了。贾黯认为雷宋臣不应当避嫌名，朝廷既然允许了雷宋臣，如果以后有像这样而不避讳的，就可以按冒荣之律治罪。于是进言，自雍熙以来，有时小官允许改授，有时大臣不允许，有时即使是二名、嫌名而允许避讳，有时正犯单讳而不允许，前后允许与不允许，取决于临时决定，大概是因为未曾查考详实礼律，确立为永久制约。雍熙诏书规定，自某品以上，凡是除授官职若触犯父祖名讳，有奏陈的，先下达给有关部门裁定，如果应当避讳就听任改授，其余不在此限。于是下达太常礼院、大理寺共同商议，礼院、大理寺说：“父祖的名讳，子孙不忍说出口，不关系官品的高低，都应当回避。”于是诏令凡是府号官称触犯祖父名讳而非嫌名及二名的，不论官品高低，都听任回避。此后，韩绛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自己说“枢”字与祖父名下一个字相同，请求避免，而不被允许。事在治平四年，大概是遵循嘉祐的诏令。熙宁八年，宋敏求提举万寿观，敏求父亲名绶，自己说“寿”字触犯父亲嫌名，诏令改任醴泉观，那么嘉祐的诏令又不执行了。等到吴中复知荆南，兼提举荆湖北路兵马，中复父亲名举，请求改称提辖，诏令说朝廷官称不应当避守臣私讳，于是没有允许。自熙宁以来，直到近年，也有允许改授的。既然允许改授，就不关系官品的高低。嘉祐诏书理应当讲明，以崇尚孝治。然而臣前面所陈述的，都指的是自身所居官职触犯父祖讳，起初没有涉及赠祖父官职与父祖讳相同的情况，大概是因为偶然没有这种事，各位儒生来不及讨论，所以缺失了。臣现在敢于援引晋江统所议，乞求下达礼官商议。查《晋书》及《通典》记载江统说：“台选，统叔父春为宜春令，与县同名，旧例父祖与职同名，都得以改选，而没有自身与官职同名改选的先例。”江统认为凡是改选的，大概是为臣子开辟道路，不是为了父祖自身，而自身名所加，也施于臣子。凡是佐史早晚必称其官，倘若指着实际来说，就触犯尊官讳，违背礼经；或者诡词回避，就因私废公，干系成宪。如果受宠朝廷，出身宰牧，而佐史不得表明其官称，子孙不得言其位号，上严君父，下为臣子，体例不通。如果改变私名以避官职，那么又不是《春秋》不夺人亲之义。江统认为自身名与官职相同的，宜与触犯父祖名为比，体例既通，义理就允当。武帝允许了，臣现在所说的，实在与此相类。况且自身名与官职相同的，尚且允许改授，如果赠父官职却触犯父讳，比起江统所谓“佐史不得表明其官称，子孙不得言其位号”的，不是更严重吗？现在一命以上，自身所授官有触犯父祖讳的，于法都允许寄理，只授予次官。父祖应当赠官，而所赠官有触犯父祖之讳的，也准此法。然而寄理之法施于赠官，则已似不通，大概所谓寄理的，只是不称呼罢了，虽然辞其名，犹享其实。现在赠官专以位号为荣，却使其家人不得称呼，哪里是朝廷加惠臣子、荣奖孝治的意思呢？况且法所谓赠官触犯父祖讳的，实指受所赠官的父母，不是说自身赠父官自触父讳的。大概赠父祖官触犯父祖之父祖讳，其当得赠官之父祖宜有所避，顺死者孝心，虽寄理也可以。自身赠父官自触父讳，父何所避？也使寄理。凡礼固起于义，缘是起礼于义，滋亦不通。加上详查朝廷创法，特许寄理，起初不是为了自身赠父官自触父讳者设的。自身赠父官自触父讳，那么江统所云“为臣子开地之论”，因旁搜类长曲而通之，有难臣者说：“讳非古也，爰自周始，当时作诗书者亦未尝以昌发为讳，人君犹然，况人臣乎？”臣谨答之曰：“事固当师古，古未始有而今则有之，其可不酌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且名讳之式，上下通行，非一世矣，独于身赠父官而”

译自从触犯了父亲的讳名，偶然未曾经历此事，所以没有人对此发表意见。臣亲身遭遇这件事，难道可以不表明并指出它，让通晓礼制的人考证探究其说法，借此来完备国家的礼文，扩大祖宗的至恩吗？诘难臣的人又说：“如果这样，那么让朝廷怎么做才合适呢？”臣恭敬地回答说：“臣之所以敢于冒死直言，正是希望朝廷能让通晓礼制的人考证探究其说法，臣怎敢必定如此呢？然而臣有一点愚拙的意见，不知道自己僭越妄为，敢私下陈述。”臣恭敬地查考：如今的朝请大夫，在未更改官制以前，实际上是前行郎中，吏部的司封、司勋、考功、职方、驾部都属于前行。根据《职官志》，前行郎中有出身则转任太常少卿，无出身则转任司农少卿。既然更改了官制，太常、光禄、卫尉、司农少卿都成为朝议大夫。根据《职官志》，太常少卿旧例转任光禄卿，更改官制后光禄卿实际是中散大夫。元祐三年，中散大夫分为左右，有出身的人转任左中散大夫，大观二年去除了左右二字，特赠中奉大夫以替代左中散大夫。如今的中奉大夫，实际上就是未更改官制以前的光禄卿。中奉大夫如今转任中大夫，中大夫在未更改官制以前实际上是秘书监，秘书监旧例转任左右谏议大夫，如今是太中大夫。私下自忖，臣不才，假如没有先像狗马一样死在沟壑中，并且免于罪疾，常常得以担任官职，如果幸运地遇到天子在郊祀明堂举行大典的年份，赐福遍及九州大地，那么臣的父亲才能开始获得赠官。以祖宗的旧例来说，每三年举行一次大礼，从中奉大夫到太中大夫，累积升迁三个官阶，大约九年才能得到。有幸得到它，但位号终究不能用来称呼，虽然朝廷的礼文至恩，不允许因为臣一个人的缘故，就随意议论增减，但臣在私人的道义上确实感到不安。希望圣明的君主体察人情，这也是应该怜悯的。自从更改官制，卿监谏议都成为职事官，固然不应当作为赠官。然而天下郡邑的士大夫家庭，本来有以旧官制作为称呼，未曾更改的。大概事情并非前代，任命出自历代圣君，在职制禄秩上本来没有关系，只是借用其名罢了。《传》所说的“道并行而不相悖”，大概就是指这类情况。所以臣愚以为，如果朝廷特别推恩，不限官品高低，让有关部门在新旧官制上稍加斟酌，使天下应当赠官的人，如果触犯了父祖的本讳，也允许改授。如晋代王舒被任命为会稽内史，以及建隆初年慕容延钊被任命为中书门下二品，体例或许可以取如今的寄理字加在旧官制上，暂时允许称呼，以尽人子孝敬的道义。自我开创古制，昭示无穷，难道不美好吗？这是臣所希望而不是臣所敢期望的。不该说而说了，罪当万死。请陛下裁断察核。贴黄说：查考尚书司封令，凡是应封赠与祖父名相犯的，就赠以次一级的官。核查上述条文只针对所应封赠的父母妻官称犯父母妻之父祖名，这与自身赠父官所赠官自犯父名不同，难以依据上述条文施行。必须请求陈述参酌。珂按：《晋书》、《通典》、江统的话，专门以佐史朝夕的称呼为疑，终究不是赠典之比。雍熙、嘉祐的制度，虽然在珂所记载的吴中复事之前，但熙宁确实冲改了前诏，宣和马向的命令又重申了它。虽然有时实行有时停止，但后续没有明文。至于加寄理字，则参预壁盖认为这不是故常。如今司封制定制度，以天下之大，难道没有名讳犯官称的吗？终究不知道他们依据什么来作为折衷。

译同二品

建国之初，吴廷祚、慕容延钊因父亲名讳中有“章”字，本应担任使相，但不带“平章事”头衔，一并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二品。我在之前关于更改职事官名称的论述中曾提及此事。查考《唐会要》，这个名号始于李勣，贞观十七年正月，李勣被任命为太子詹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那么，这个名号的起源必定是因为唐代，而“二品”的称号则又提升了一级，这似乎不是旧有的成例。查考苏氏的驳议中有说：“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李勣被任命为太子詹事时，才创设的这个名号。推究设立这个名号的用意，是因为侍中、中书令是中书门下正三品的官员，而让李勣‘同’者，是因为他本官品级低微，担心职位声望以及杂压（官阶高低）不相等，所以设立这个名号让他与正三品同等。李勣到贞观二十三年七月，升任开府仪同三司，八月又改任尚书左仆射，都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况且开府是从一品，仆射是从二品，又让他‘同’者，难道不与设立名号的初衷相违背吗？”谨按，后汉殇帝任命邓隲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观察其创设的本意，也是为了让其地位上比附三公，这也可以作为证据。永隆二年闰七月，崔知温、薛元超被任命为中书令，都说同中书门下三品，这就大大违背常理了。详察苏氏的说法，那么本朝之所以晋升为二品，应当不是没有用意的。等到查阅《五代会要》，长兴四年九月敕令，冯赟有治理国家的卓越功业，应当晋升到三公的职位，只是因为“平章事”触犯了他父亲的名讳，不想斥责他的家讳，可以改同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二品。那么“二品”的名号最初见于此处，本朝大概是沿袭使用它无疑了。然而宰相的称谓因为一个人的私讳而改变后唐的典章制度，岂不是太轻率了吗？明宗长兴年间直到这一年，继任者都使用这个官名，或者只是更改冯赟的官称，都不可考证。欧阳修撰写本纪，到十月庚申日才记载冯赟为枢密使，没有二品的事。《唐书》记载李勣初次被任命在四月己丑日，拜仪同在六月癸巳日，仆射在九月乙夘日，都与《会要》不同。特别因为可以与其他官称的改易互相参照取用，所以详细记载于此。

打子

吴仁杰《盐石新论》甲编说：“程氏《演蕃露》说现在卫士护卫皇帝车驾清道的人名叫‘等子’，这是错误的。《东方朔传》：‘夏育为鼎官’，颜师古说：‘鼎官就是现在殿前举鼎的人’，那么应当是‘鼎子’。仁杰按：《魏典》韦传对等人说：‘敌人来到十步才报告’，等人说：‘十步了’。洪翰林说：‘等人就像〇人’，大概是军制。等子的名号怀疑起源于此。现在郡县虞〇听子的名号也起源于军制。《李卫公兵法》说：‘各军营各量设置虞〇子，使排列行军次序’，又说：‘到了夜里，每阵前百步外各设置听子，五人一更替换，以听察意外情况’。现在令文中‘听’字加广字旁，是不对的。我曾经读欧阳修《归田录》，现在世俗言语的错误，而举世君子小人都有同样谬误的，只有‘打字’罢了【缺】

愧郯录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愧郯录》卷十一【五则】宋岳珂撰

制举科目

制科的设立，从汉代就有了。到了唐代，它的名称特别多，还只限于皇帝亲自考试而已。建国之初设立三科：一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二是经学优深，可作为师法；三是详闲吏理，通达教化。都由州府解送，吏部试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天内选取文理优长，人物爽秀的人中选。而设立科目之后，竟然没有应试的人。干德元年正月十五日，才开始下诏不限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布衣，都允许直接到阁门进奏。请求应允我亲自考试以进用当时的贤才，下诏后的第七十五天，前博州军事判官颖贽首先应诏自荐，临轩召试贤良科，称旨，于是拜秘书省著作郎。其四年，贤良科又有姜涉，经学科则有郝益出现。五月二十七日，太祖皇帝在紫云楼亲自考试，而陶谷、窦仪、王著、卢多逊、王祐、尹拙、姚恕、冯英都被命令参与校阅。姜涉等人都因粗疏简略被罢免，还赐酒食打发他们。真宗皇帝崇尚文治更加笃定这种志向，林陶应制举试，学士院不及格，还赐同进士出身，见于咸平三年四月十五日的诏书，他求贤若渴的意思，明显可见。然而干德紫云的考试，距今三十四年，元来没有一人继承承受这个选拔，不知道中间什么时候就增加了学士院一试。明年四月十三日，才开始以贤良科考试查道、陈越、王晓，而李邈、鲁骧不入等。其八月十日，又考试何亮、孙暨、孙仅、丁逊，都入第四等。及第四次等，考官宋白、梁周翰、师颃、李宗谔、赵安仁、薛映、杨亿，殊不闻前有别试，也无学士院考定的文书。到景德二年七月十八日，诏令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材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诏书说：“应当委托中书门下先加程试，如器业可观，具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