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城硕记卷十二
校为枝。腊一肫，髀不升。古文肫为钧。啓防却于敦南。古文却为绤。赞见妇于舅姑。古文舅作咎。与始饭之错。古文始作姑。《士相见礼》妥而后传言。古文妥为绥。问夜膳荤。古文荤作薰。举前曵踵。古文曵作枻。艸茅之臣。古文茅作苗。《乡饮酒礼》主人释服。古文释作舎。宾介不与。古文与为预。《乡射礼》捝手执爵。古文捝作説。兼挟乘矢。古文挟作接。膱长尺二寸。古文膱为胾。《燕礼》奠▯与篚。古文▯为觯。更爵。古文更为受。《大射仪》颂磬东面。古文颂为庸。又诺以商至之声止。古文声为磬。顺羽且左还。古文且为阻。公亲揉之。古文揉为纽。《聘礼》管人布幕。古文管作官。加其奉于左皮上。古文奉为卷。使者载▯。古文▯为膳。裼降立。古文裼作赐。羞俶献。古文俶作淑。俟于郊为肆。古文肆为肄。贿在聘为贿。古文贿作悔。十筥曰稯。古文稯作▯。《公食大夫礼》左人待载。古文待为持。膷以东。古文膷作香。鱼腊不与。古文与作豫。《觐礼》太史是右。古文是为氏。四传摈。古文传作傅。祭地瘗。古文瘗作殪。《士丧礼》陈袭事于房中，西领南上，不綪。古文綪为精。布巾环幅。古文环作还。挋用巾。古文挋作振。设决丽于掔。古文丽为连，掔作捥。幂奠用功布。古文奠为尊。主人髺髪。古文髺作括。乃朼载载。古文朼为匕。襚者以褶。古文褶为袭。两笾无縢。古文縢为甸。左首进鬐。古文鬐为耆。既夕特鲜。兽古文特为俎，请读赗执算。古文算为荚设牀。第古文第为茨。士虞礼借用韦席，古文借为席。播余于篚，古文播为半。铏芼用苦若薇，古文苦为枯。未彻乃饯，古文饯为践。取诸脰膉，古文脰膉为头嗌。特牲馈食礼，主妇视饎爨食，古文饎作糦。拜尸备答拜，古文备为复。少牢馈食礼，廪人摡甑甗，古文甑为烝。上佐食举尸牢干，古文干为肝。有司彻乃燅尸俎，古文燅作寻。司士设俎于豆北，羊骼一，古文骼为胳。乃▯加傧，古文▯作酸。又几厞用席，古文右作侑，厞作茀。古文今文其字多异者，皆此类也。
译校为枝。腊一肫，髀不升。古文肫为钧。开启防却于敦南。古文却为绤。赞见妇于舅姑。古文舅作咎。与始饭之错。古文始作姑。《士相见礼》妥而后传言。古文妥为绥。问夜膳荤。古文荤作薰。举前曵踵。古文曵作枻。艸茅之臣。古文茅作苗。《乡饮酒礼》主人释服。古文释作舎。宾介不与。古文与为预。《乡射礼》捝手执爵。古文捝作説。兼挟乘矢。古文挟作接。膱长尺二寸。古文膱为胾。《燕礼》奠〇与篚。古文〇为觯。更爵。古文更为受。《大射仪》颂磬东面。古文颂为庸。又诺以商至之声止。古文声为磬。顺羽且左还。古文且为阻。公亲揉之。古文揉为纽。《聘礼》管人布幕。古文管作官。加其奉于左皮上。古文奉为卷。使者载〇。古文〇为膳。裼降立。古文裼作赐。羞俶献。古文俶作淑。俟于郊为肆。古文肆为肄。贿在聘为贿。古文贿作悔。十筥曰稯。古文稯作〇。《公食大夫礼》左人待载。古文待为持。膷以东。古文膷作香。鱼腊不与。古文与作豫。《觐礼》太史是右。古文是为氏。四传摈。古文传作傅。祭地瘗。古文瘗作殪。《士丧礼》陈袭事于房中，西领南上，不綪。古文綪为精。布巾环幅。古文环作还。挋用巾。古文挋作振。设决丽于掔。古文丽为连，掔作捥。幂奠用功布。古文奠为尊。主人髺髪。古文髺作括。乃朼载载。古文朼为匕。襚者以褶。古文褶为袭。两笾无縢。古文縢为甸。左首进鬐。古文鬐为耆。既夕特鲜。兽古文特为俎，请读赗执算。古文算为荚设牀。第古文第为茨。士虞礼借用韦席，古文借为席。播余于篚，古文播为半。铏芼用苦若薇，古文苦为枯。未彻乃饯，古文饯为践。取诸脰膉，古文脰膉为头嗌。特牲馈食礼，主妇视饎爨食，古文饎作糦。拜尸备答拜，古文备为复。少牢馈食礼，廪人摡甑甗，古文甑为烝。上佐食举尸牢干，古文干为肝。有司彻乃燅尸俎，古文燅作寻。司士设俎于豆北，羊骼一，古文骼为胳。乃〇加傧，古文〇作酸。又几厞用席，古文右作侑，厞作茀。古文今文其字多异者，皆此类也。
觐礼云：「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歩，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郑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按《竹书》：殷太甲十年，初祀方明。则是祀方明者，殷礼也。周制，天子乘龙，载大斾，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其因于殷礼者乎？方明，木，方四尺，设六色，上▯下黄，四方各如其方色。其即上下四方之明神，取象于此，故因谓之方明乎？
大射仪曰：「获者左执爵，右祭荐俎，二手祭酒。」郑注曰：「二手祭酒者，获者南面于俎北，当为侯祭于豆间，爵反。注：为一手不能正也。」天子祝侯曰：「惟若宁侯，无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彊饮彊食，贻女曾孙诸侯百福。」诸侯以下祝辞，未闻。
按大射之礼，乐正命太师曰：「奏貍首。」间若一大师不兴，许诺反位，奏貍首以射。彼注曰：「貍首，逸诗，曾孙也。貍之言不来也。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后世失之，谓之曾孙。曾孙者，其章头也。」射义所载诗曰：「曾孙侯氏」是也。盖天子与诸侯射，谓之大射。《周礼》乐师曰：「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貍首为节。」此大射所以歌貍首也。《大戴》记载其全曰：「今日大射，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质参所説。执旌既载于侯，既抗中获，既置弓，既平张四侯，既良决拾有常，既顺乃让，乃跻其堂，乃节其行，既志乃张射夫，命射射者之声，御车之旌，既获卒莫若获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强食食尔，曾孙侯氏。」据此则大射为章头，「曾孙」为尾句。郑以「曾孙」为章头，非也。无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数句皆貍首诗辞。郑以为天子祝侯之辞，非也。又《大戴》所引，以考工梓人证之，「曾孙侯氏」之上当补「贻尔」曾孙句，下亦当补「侯氏百福」句，庶为全也。唐孔氏曰：「曾孙侯氏者，若左传云曾孙蒯瞆之类是也。」贾氏曰：「曾孙诸侯，谓女后世为诸侯者，二义皆可通也。」至郑注以「貍」之言不来，徐广《史记》音义曰：「貍一名不来」，则当日之取象于貍者，因以警诸侯之不来也。
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郑氏曰：「新宫，小雅逸篇也。」按昭二十五年传：「宋公享昭子，赋新宫；昭子赋车辖。」则是当春秋之世，新宫犹未亡也。
陈氏曰：古礼辨误三卷，永嘉张淳所校。首有目録载大小戴、刘向篇第异同，以古监本、巾箱本、杭细本、严本校定，识其误而为之序。谓髙堂生所传士礼尔，今此书兼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礼，决非髙堂所传。其篇数偶同，按朱子曰：「张淳云，如刘歆所言，则髙堂生所得独为士礼，而今仪礼乃有天子、诸侯、大夫之礼，居其大半，疑今仪礼非髙堂生之书，但篇数偶同耳。」此则不深考于刘説所订之误，又不察其所谓士礼者，特略举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葢专指冠昏丧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则士岂有是礼而可推耶？
仲长綂曰：「礼记作于汉儒，虽名为经，其实传也。」陆徳明曰：「记二礼之遗缺，故曰礼记。」刘向校定二百五十篇，戴徳删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戴圣删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马融益小戴记《明堂位》《月令》《乐记》三篇为四十九篇，行于世。
按《戴记通觧》曰：凡礼不可常行者，非礼之经，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犹着之于篇，非圣人立经之意。即四十九篇中所载，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礼、书名用方、防人死三日敛之类，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为母期，出母无服，师丧无服，此等虽古近薄。父母为子斩衰，妻与母同服，此等失伦。官士不得庙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视尊卑贵贱。哭死为位于外，熬谷与鱼腊置柩旁，此等近迂濶。国君飨宾，夫人出交爵，命妇入公宫，养子国君夫人入臣子家吊丧，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孙为尸，使父兄罗拜，若祫祭则诸孙济济
译《觐礼》说：“诸侯朝见天子，建造宫室，边长三百步，四面开门，坛高十二寻，深四尺，在坛上放置方明。”郑玄说：“方明，是上下四方神明的象征。”
查考《竹书纪年》：殷太甲十年，开始祭祀方明。那么祭祀方明，是殷代的礼制。周代的制度，天子乘坐龙车，载着大旗，到东门之外拜祭太阳，返回后祭祀方明。这大概是沿袭殷代的礼制吧？方明，是木制的，边长四尺，设置六种颜色，上面白色下面黄色，四方各自对应其方位的颜色。这大概就是上下四方的明神，取象于此，所以因此称之为方明吗？
《大射仪》说：“报靶者左手拿着酒爵，右手祭祀荐俎，双手祭祀酒。”郑玄注说：“双手祭祀酒，是因为报靶者面向南站在俎的北面，应当在豆之间为侯祭祀，爵杯翻转。注：因为一只手不能端正。”天子祝侯说：“希望你成为安宁的侯，不要像那些不安宁的侯，不归属于天子所在的地方，所以举起箭射你。你尽力饮食，赐给你的曾孙诸侯百福。”诸侯以下的祝辞，没有听说过。
查考大射的礼仪，乐正命令太师说：“演奏《貍首》。”如果太师不兴起，答应后返回原位，演奏《貍首》来射箭。郑玄注说：“《貍首》，是逸诗，指曾孙。貍的意思是‘不来’。这首诗有射杀诸侯首级不朝见者的言语，因此以此命名篇章。后世失传，称之为曾孙。曾孙，是章节的开头。”《射义》所载的诗说：“曾孙侯氏”就是这样。大概天子与诸侯射箭，称为大射。《周礼》乐师说：“凡是射箭，天子以《驺虞》为节拍，诸侯以《貍首》为节拍。”这就是大射歌唱《貍首》的原因。《大戴礼记》记载其全文说：“今日大射，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质参所説。执旌既载于侯，既抗中获，既置弓，既平张四侯，既良决拾有常，既顺乃让，乃跻其堂，乃节其行，既志乃张射夫，命射射者之声，御车之旌，既获卒莫若获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强食食尔，曾孙侯氏。”据此那么大射是章节的开头，“曾孙”是尾句。郑玄以“曾孙”为章节开头，是不对的。“无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这几句都是《貍首》的诗辞。郑玄认为是天子祝侯的辞语，是不对的。又《大戴礼记》所引，用《考工记》梓人的内容来考证，“曾孙侯氏”之上应当补“贻尔”曾孙句，之下也应当补“侯氏百福”句，才算是完整。唐代孔颖达说：“曾孙侯氏，就像《左传》说的曾孙蒯瞆之类一样。”贾公彦说：“曾孙诸侯，是说你的后世成为诸侯的人，两种解释都可以通。”至于郑玄注以“貍”的意思是“不来”，徐广《史记》音义说：“貍一名不来”，那么当时取象于貍的，是因为以此警示诸侯的不来朝见。
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郑玄说：“《新宫》，是《小雅》的逸篇。”查考《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传：“宋公宴请昭子，赋《新宫》；昭子赋《车辖》。”那么在春秋时代，《新宫》还没有亡佚。
陈氏说：《古礼辨误》三卷，是永嘉张淳所校。开头有目录记载大小戴、刘向篇第的异同，用古监本、巾箱本、杭细本、严本校定，识别其错误并为之作序。说高堂生所传的是士礼，现在这本书兼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礼，决不是高堂生所传的。其篇数偶然相同，查考朱熹说：“张淳说，如刘歆所言，那么高堂生所得独为士礼，而现在《仪礼》却有天子、诸侯、大夫之礼，占其大半，怀疑现在《仪礼》不是高堂生的书，只是篇数偶然相同罢了。”这则是不深入考察刘歆说法所订正的错误，又不察觉其所谓士礼，只是略举首篇来命名。其说“推而致于天子”，大概专指冠婚丧祭而言，如果是燕射朝聘，那么士哪有这种礼仪可以推演呢？
仲长统说：“《礼记》作于汉儒，虽然名为经，其实是传。”陆德明说：“记录二礼的遗缺，所以叫《礼记》。”刘向校定二百五十篇，戴德删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记》；戴圣删为四十六篇，称为《小戴记》。马融增加《小戴记》《明堂位》《月令》《乐记》三篇为四十九篇，流行于世。
查考《戴记通觧》说：凡是礼仪不可常行的，不是礼的经，用于古不宜于今，却还著录于篇，不是圣人立经的本意。即使四十九篇中所载，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礼、书名用方、防人死三日敛之类，古人用之，现在不宜。父在为母期，出母无服，师丧无服，这些虽然古近薄。父母为子斩衰，妻与母同服，这些失伦。官士不得庙事祖，支子不祭，这些非人情。杖不杖，视尊卑贵贱。哭死为位于外，熬谷与鱼腊置柩旁，这些近迂阔。国君飨宾，夫人出交爵，命妇入公宫，养子国君夫人入臣子家吊丧，这些犯嫌疑。祭祀用子孙为尸，使父兄罗拜，若祫祭则诸孙济济
一堂为鬼，此等近戏谑。人死含珠玉以诲盗，圹中藏瓮甒筲衡等器，嵗久腐败，防为坑谷，此等无益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冠，服用皮食则祭，至于宗族姓氏则随便改易，如司徒、司空、朝氏、赵氏，唯官唯地，数世之后迷其祖姓，又何其无本之思也？庙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数，皆有堂有寝有室有门。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将庙不多于民居乎？如云皆设于宗子家，则宗子家无地可容。如父为大夫，子为士庶，则庙又当改毁，倐兴倐废，祖考席不暇暖。适子继体，分固当尊，至于抑庶之法，亦似太偏。丧服有等，不得不杀，至于三殇之辨，亦觉太琐。衰麻有数，不得不异，至于麻葛之易，亦觉太烦。天子选士，观徳用射，射中得为诸侯，不中不得为诸侯，如此之类，虽古礼乎，乌可用也？故凡礼非一世一端可尽，帝王不相沿袭，圣人言礼不及器数，惟曰义以为质，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贤传闻，后儒补缉，非尽先圣之旧，而郑康成信以为仲尼手泽，遇文义难通则称竹简烂脱颠倒其序，根据无实则推夏殷异世，逃遁其説。盖郑以记为经，不敢矫记之非，世儒又以郑为知礼，不敢议郑之失，千余年所以卒贸贸耳。
译“一堂为鬼”这类说法，近乎戏谑。人死后口中含珠玉，是引诱盗贼；墓穴中埋藏瓮、甒、筲、衡等器物，年代久远后腐烂，导致墓穴塌陷成为坑谷，这类做法毫无益处却有害处。古人做事无不追念根本，酒器崇尚用茅草捆扎，服用皮衣、食用肉类时便举行祭祀，至于宗族姓氏却随意更改，如司徒、司空、朝氏、赵氏，只依据官职或地名命名，几代之后便迷失了祖先的姓氏，这又是多么缺乏根本的考虑啊？宗庙制度，从天子到士人百姓都有定数，都有堂、寝、室、门。大城市的大户人家，父子世代为官，兄弟同在朝廷任职，他们的宗庙难道不比民居多吗？如果说都设在宗子家中，那么宗子家就没有地方容纳。如果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或庶人，那么宗庙又应当改建或毁坏，忽然兴建忽然废弃，祖先的座席来不及坐暖。嫡子继承宗统，地位本来应当尊贵，至于压制庶子的方法，也似乎太过偏颇。丧服有等级，不得不有所减杀，至于对三种殇服的区分，也觉得太过琐碎。衰麻的数量有规定，不得不有所差异，至于麻葛的更换，也觉得太过烦琐。天子选拔士人，观察德行使用射箭，射中才能成为诸侯，射不中就不能成为诸侯，像这类规定，虽然是古礼，怎么可以沿用呢？所以凡是礼制，不是一代一人所能穷尽的，帝王不互相沿袭，圣人谈论礼制不涉及具体的器物数量，只说以义为根本，是有原因的。这四十九篇大都是先贤的传闻，后世儒者补充编纂，并非全是先圣的原貌，而郑康成却相信这是孔子的手泽，遇到文义难通的地方就说是竹简腐烂脱落导致顺序颠倒，根据不足时就推说是夏、殷两代制度不同，以此来逃避对其学说的质疑。大概郑康成把《礼记》当作经书，不敢纠正《礼记》的错误，世俗儒者又认为郑康成通晓礼制，不敢议论郑康成的过失，千余年来因此终究糊里糊涂。
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朱子曰：「右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按后汉贾逵曰：「孔伋穷居于宋，惧先圣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则是《大学》《中庸》皆于思作也。《宋中兴艺文志》曰：「《中庸》《大学》实孔氏遗书。」程子以《大学》为孔氏之遗书，不云曾子，是也。若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不应于传中止一引曾子矣。且《大学》之引曾子，不犹《中庸》之引仲尼乎？可谓非子思书乎？新安胡氏曰：「仁宗时，王尧臣及第，赐《中庸》篇；吕臻及第，赐《大学》篇。于《戴记》中表章此二篇，以风厉儒臣，是以开四书之端。」然《南史·梁本纪》曰：「武帝撰《周易讲疏》《毛诗》《春秋》问答《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则是于《戴记》中表章《中庸》者，不始宋仁宗也。」
隋《经籍志》云：「小戴《记》四十六篇。汉末马融传小戴之学，融又作《月令》一篇，《明堂》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受业于融，又为之注。」
按《牛▯传》曰：今《明堂月令》者，郑▯云是吕不韦着《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晳以为夏时之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又《唐天文志·日度议》曰：《梁大同厯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牵牛初，以为《明堂月令》乃夏时之记，据中气推之不合，更以中节之间为正，乃稍相符，不知进在节初，自然契合。故袁凖正论》曰：古有王居明堂之礼，《月令》则其事也。《魏徴谏録曰：《月令》起于上古，《书》云“敬授人时”，吕不韦只是修古《月令》，未必起秦代也。
唐孔氏《月令疏》曰：「蔡邕、王肃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案吕不韦集诸儒所着，为十二月纪，合十余万言，名为《吕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与此文同，是一证也。又周无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证也。又秦以十月建亥为嵗首，而月令云『为来嵗受朔日』，则是九月为嵗终，十月为受朔，此是时不合周法，三证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气则用大裘，乘玉辂，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饰车旗并依时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证也。故郑云『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
按月令，非吕不韦所作，其説已见于前矣。其云太尉为秦官，则亦非也。郑氏疑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太尉，秦官则有太尉，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据鱼豢《典略》曰：古者兵狱官皆以尉为名。《国语》晋悼公使祁奚为元尉，铎遏冦为舆尉，奚午为军尉。《管子》管藏于里尉。又襄二十一年《左氏传》栾盈曰：「将归死于尉氏。」杜预曰：尉氏讨奸之官。正义曰：《周礼》司冦之属无尉氏之官。又《石氏星经》紫防垣右枢第二星曰少尉，尉既有少，则应有太矣。故《中▯握河纪》云：舜为太尉，《河圗録运法》云：尧坐舟中与太尉舜观凤凰。如《尚书》立政，常伯、常任、凖人、牧夫，皆《周礼》所无，安见无太尉官耶？应劭以太尉为周官者是也。季秋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嵗受朔日，此因大飨帝告庙而受朔也。若谓秦以十月建亥为嵗首，而季秋为来嵗受朔日，即是九月为嵗终，十月为受朔，此时与周法不合。试问秦以十月为来嵗，即以十月为来年，而孟冬祈来年于天宗，又以何者为来年乎？季冬与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嵗之宜。若谓秦以十月为来嵗即以季秋为嵗终，而季冬何以待来嵗乎？《史记》始皇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改年始，朝贺皆用十月朔。则秦以十月为嵗首者，不韦死十四年矣，安得《吕览》中预知十月
译程子说：“《大学》是孔子遗留下来的著作。”朱子说：“上面‘经’的部分，大概是孔子的言论，由曾子记述；下面‘传’的部分，则是曾子的思想，由他的门人记录。”
查考后汉贾逵说：“孔伋（子思）穷困居住在宋国，担心先圣的学问不被阐明，帝王治国的正道失传，所以作《大学》作为经，作《中庸》作为纬。”这样看来，《大学》和《中庸》都是子思所作。《宋中兴艺文志》说：“《中庸》和《大学》确实是孔氏遗留的著作。”程子认为《大学》是孔氏的遗书，没有说是曾子所作，这是对的。如果认为是曾子的思想，由门人记录，那么在“传”中就不应该只引用一次曾子的话。况且《大学》中引用曾子，不正如《中庸》中引用仲尼（孔子）一样吗？怎么能说不是子思的书呢？新安胡氏说：“宋仁宗时，王尧臣考中进士，皇帝赐给他《中庸》篇；吕臻考中进士，皇帝赐给他《大学》篇。从《礼记》中表彰这两篇，用来激励儒臣，由此开创了四书的端倪。”然而《南史·梁本纪》说：“梁武帝撰写了《周易讲疏》、《毛诗》、《春秋》问答、《尚书大义》、《中庸讲疏》。”这样看来，从《礼记》中表彰《中庸》的，并非始于宋仁宗。
隋朝《经籍志》说：“小戴《礼记》有四十六篇。汉末马融传授小戴的学问，马融又作了《月令》一篇、《明堂》一篇、《乐记》一篇，合计四十九篇。而郑玄师从马融，又为之作注。”
查考《牛弘传》说：现在的《明堂月令》，郑玄说是吕不韦所著《春秋十二纪》的首章，礼学家抄录合并而成；蔡邕、王肃说是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就是这一篇，各自都有证明，文字太多不记载。束晳认为是夏代的历法书，刘瓛说吕不韦召集儒者，推求圣王关于月令的事情而记录下来，吕不韦怎么能独自写成这篇记呢？现在考察不能全称为《周书》，也不能立刻断定就是秦代的典籍，其中混杂有虞、夏、殷、周的法律，都是圣王仁爱宽恕的政治。又《唐天文志·日度议》说：“梁大同历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牵牛初，认为《明堂月令》是夏代的记录，根据中气推算不符合，再根据中节之间作为标准，才稍微相符，不知道进在节初，自然契合。”所以袁准《正论》说：古代有君王居住在明堂的礼仪，《月令》就是这件事。《魏徵谏录》说：《月令》起源于上古，《尚书》说“敬授人时”，吕不韦只是修撰古《月令》，未必起源于秦代。
唐朝孔颖达《月令疏》说：“蔡邕、王肃说《月令》是周公所作，其中官名和时事大多不符合周代的制度。查考吕不韦集合诸儒所著，写成十二月纪，合计十余万言，名为《吕氏春秋》。每篇开头都有月令，与这篇文章相同，这是第一个证据。又周代没有太尉，只有秦代官制有太尉，而这篇《月令》说‘乃命太尉’，这是官名不符合周代制度，是第二个证据。又秦代以十月建亥为岁首，而《月令》说‘为来岁受朔日’，那就是九月为岁终，十月为受朔，这是时间不符合周代制度，是第三个证据。又周代有六冕，郊祀上天迎接节气则用大裘，乘坐玉辂，树立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饰车旗都依照时节颜色，这是事情不符合周代制度，是第四个证据。所以郑玄说‘其中官名和时事大多不符合周代制度’。”
查考《月令》并非吕不韦所作，这个说法前面已经见过了。说太尉是秦代官职，也是不对的。郑玄怀疑三王的官制有司马而没有太尉，秦代官制则有太尉，俗人都说周公作《月令》，不通晓古制。根据鱼豢《典略》说：古代兵狱官都以尉为名。《国语》记载晋悼公任命祁奚为元尉，铎遏寇为舆尉，奚午为军尉。《管子》记载管仲藏于里尉。又《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栾盈说：“将归死于尉氏。”杜预说：尉氏是讨伐奸邪的官。正义说：《周礼》司寇的属官中没有尉氏之官。又《石氏星经》记载紫微垣右枢第二星叫少尉，尉既然有少，就应该有太了。所以《中〇握河纪》说：舜担任太尉，《河图录运法》说：尧坐在船中与太尉舜观看凤凰。如《尚书·立政》中的常伯、常任、准人、牧夫，都是《周礼》中所没有的，怎么见得没有太尉这个官职呢？应劭认为太尉是周代官职是对的。季秋会合诸侯，制定百县为来岁接受朔日，这是因为大飨天帝、告祭宗庙而接受朔日。如果说秦代以十月建亥为岁首，而季秋为来岁受朔日，那就是九月为岁终，十月为受朔，此时与周代制度不合。试问秦代以十月为来岁，即以十月为来年，而孟冬祈求来年于天宗，又以什么为来年呢？季冬与大夫共同整顿国家典章，讨论时令，以等待来岁的适宜。如果说秦代以十月为来岁，即以季秋为岁终，而季冬怎么等待来岁呢？《史记》记载秦始皇十二年，文信侯吕不韦死；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改年始，朝贺都用十月朔。那么秦代以十月为岁首的，是在吕不韦死后十四年了，怎么能《吕览》中预知十月
为嵗首乎？至谓周郊天服大裘，乘玉辂，而《月令》车旗服饰并依时色，与周不合，亦非也。《周礼》玉辂以祀天，而《郊特牲》云：「戴冕璪十二旒，乗素车。」《周礼》苍璧礼天，牲従玉色。而《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用骍犊。」又《明堂位》云：「周人黄马蕃鬛，则素车苍牲，黄马骍犊之殊，安必不因时色乎？」况乎方郡县而云诸侯，方刑酷而云施惠，方坑儒而云选士，方焚书而云入学，吾知其有不然矣。
译是说这是岁首吗？至于说周代在郊外祭天，穿着大裘，乘坐玉辂，而《月令》中车马、旗帜、服饰都依照季节的颜色，这与周代的制度不相符，这也是不对的。《周礼》规定用玉辂来祭祀上天，而《郊特牲》却说：“头戴冕冠，垂有十二旒，乘坐素车。”《周礼》规定用苍璧来礼敬上天，牺牲的颜色跟随玉的颜色。而《祭法》却说：“在泰坛上焚烧柴火，使用赤色的小牛。”又《明堂位》说：“周人用黄马，马鬃繁茂”，那么素车与苍色牺牲、黄马与赤色小牛之间的差异，怎么一定不是因为顺应季节颜色呢？况且当时正在推行郡县制却说那是诸侯制，当时刑罚严酷却说那是施行恩惠，当时正在坑杀儒生却说那是选拔士人，当时正在焚烧书籍却说那是入学读书，我知道这些说法是不对的。
唐孔氏《檀弓》疏曰：「案子防讥司宼，惠子废嫡立庶。又《檀弓》亦讥仲子舎嫡孙而立庶子，其事同子游。是孔门习礼之人，未足可嘉。《檀弓》非是门徒而能逹礼，故善之以为篇目。」
按宋华父魏氏曰：「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书独于子游极其称誉。虽于孔门诸子率多讥评，又以言曾，并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防若偏于抑扬然。即其书以考之，大抵当典礼譌阙无所考证之时，人之有疑弗决者，以质诸子防。故前后典礼所阙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为可否，亦足以见时人之耳目。虽汰哉叔氏之语，若讥之而实尊之。然则防以习礼列于文学，兹其为文为学，盖三代典章之遗，赖游以有存者。然则以檀弓名篇而不以子游何也？檀弓为六国时人生子游之后，故得载子游之语。若竟以子游名篇，檀弓之语乌从而载之？孔氏以檀弓非门徒而逹礼，故善之。以名篇者非也。」
缁衣，刘献云：公孙尼子之所作也。孔氏疏云：“按郑目録曰：名曰《缁衣》，善其好贤者厚也。”
按《缁衣》所引《诗》《书》字多与今异。如《诗》云“有梏徳行”，郑注“梏，大也”，今《诗》作“觉”。“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陆氏《释文》曰：“昔吾有先正，従此至庶民以生，今本皆无此语。”余在《小雅·节南山》篇，或皆逸诗也。《容斋三笔》云：“予按《文选·张华答何邵》诗曰：‘周任有遗规，其言明且清。’然则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云：‘子思子诗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无之，不知善何据。意当时或有此书，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遗规之意，又不可晓。”引《书·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徳。”尹吉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郑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兑命》曰：“惟口起羞。”《兑命》曰：“爵无及恶徳。”郑注：“兑当为説，谓殷髙宗之臣傅説也。”《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郑注：“雅，书序作牙，假借字也。”陆氏曰：“《尚书》无‘日’字，资作咨。”《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观文王之徳。”郑注：“古文‘周田观’宁王之徳，为割申劝宁王之徳。今博士读为‘厥乱劝宁王之徳’。三者皆异古文，似近之。”石林叶氏曰：“余读《春秋传》《礼记》《孟子》《荀子》间，与今文异同。《孟子》载《汤诰》‘造攻自牧宫’，不言鸣条。《春秋传》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证《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无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怿’，其谬妄有如此者。《礼记》以‘申劝宁王之徳’为‘田观宁王以庶言同’则无‘绎’字，其乖牾有如此者。”防孔氏则何所取正？盖当时公孙尼子所见之《诗》《书》，犹或是古文也。而古文简篇脱烂，不无譌舛，是以多异同也。
王制：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郑注：「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按《孔丛子》子思曰：“吾闻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大雅·旱▯》云：‘瑟彼玉瓒。’郑笺云：‘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徳受此赐，是殷之州长称伯也。’孔疏引《舜典》云：‘觐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称牧也。《左传·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徳也，贡金九牧。’是夏称牧也。《周礼·宗伯》云：‘八命作牧。’又《太宰》云：‘建其牧。’是周称牧也。然案《竹书纪年》云：‘文丁四年，周公季歴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天问》云：‘伯昌号衰，秉鞭作牧。’是殷亦称牧也。”
曲礼》：国君不名卿老。郑注：「卿老，上卿也。」
按《公羊传》曰：君于臣而不名者有五：诸父兄不名，经曰“王札子”是也；诗曰“王曰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徳
译唐代孔颖达在《檀弓》疏中说：“按子防讥讽司寇，是因为惠子废黜嫡子而立庶子。又《檀弓》也讥讽仲子舍弃嫡孙而立庶子，这件事与子游的情况相同。可见孔门中习礼之人，并不足以称道。《檀弓》并非孔门弟子却能通达礼制，所以（作者）称赞他，并以此作为篇名。”
按宋代华父魏氏说：“《檀弓》不知是谁所作，但全篇唯独对子游极力称誉。虽然对孔门诸子大多加以讥评，又因为言论涉及曾子，并列出了那些言论正确而非曾子的人，不止一处，好像偏向于抑扬褒贬。从书中考察，大抵是在典礼错乱缺失、无法考证之时，人们有疑惑不能决断，便向子游请教。所以前后典礼中缺失的有十四处，都以子游的一句话作为判断标准，这也足以看出当时人的见闻。即使是‘汰哉叔氏’这样的话，看似讥讽实则尊崇。那么子游因习礼而被列入文学科，他的文章和学问，大概是三代典章的遗留，依靠子游才得以保存。既然如此，为什么用‘檀弓’命名篇章而不用‘子游’呢？檀弓是战国时期的人，生于子游之后，所以能够记载子游的言论。如果直接用子游命名篇章，檀弓的言论又从哪里记载呢？孔氏认为檀弓不是孔门弟子却通达礼制，所以称赞他并以此命名篇章，这是不对的。”
《缁衣》，刘献说：是公孙尼子所作。孔氏疏说：“按郑玄目录说：名为《缁衣》，是称赞它喜好贤人且深厚。”
按《缁衣》所引用的《诗》《书》文字大多与现在不同。如《诗》说“有梏德行”，郑玄注“梏，大也”，现在的《诗》作“觉”。《诗》说“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陆德明《释文》说：“‘昔吾有先正’，从这里到‘庶民以生’，现在的本子都没有这些话。”我在《小雅·节南山》篇中，或许这些都是逸诗。《容斋三笔》说：“我查《文选·张华答何邵》诗说：‘周任有遗规，其言明且清。’那么这是周任所作的。而李善注说：‘子思子诗说：“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间所存的。’子思子也没有，不知道李善依据什么。推测当时或许有这本书，李善必定不会胡乱说，只是不及周任遗规的意思，又让人不可理解。”引用《书·尹吉》说：“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尹吉说：“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郑玄注：“吉当为告，告是古文诰字的错误。”《兑命》说：“惟口起羞。”《兑命》说：“爵无及恶德。”郑玄注：“兑当为说，指殷高宗的臣子傅说。”《君雅》说：“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郑玄注：“雅，书序作牙，是假借字。”陆德明说：“《尚书》没有‘日’字，资作咨。”《君奭》说：“在昔上帝，周田观文王之德。”郑玄注：“古文‘周田观宁王之德’，是割申劝宁王之德。现在博士读为‘厥乱劝宁王之德’。三者都与古文不同，似乎接近。”石林叶氏说：“我读《春秋传》《礼记》《孟子》《荀子》之间，与今文有异同。《孟子》记载《汤诰》‘造攻自牧宫’，不说鸣条。《春秋传》叙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证明《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却没有。如果荀卿引用仲虺说：‘诸侯能自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引用《康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怿’，其谬妄有如此者。《礼记》以‘申劝宁王之德’为‘田观宁王以庶言同’则没有‘绎’字，其乖谬有如此者。”那么孔氏又依据什么作为标准呢？大概当时公孙尼子所见的《诗》《书》，或许还是古文。而古文简篇脱落腐烂，不免有错误，所以多有异同。
《王制》：二百一十国作为一个州，州有伯。郑玄注：“殷代的州长叫伯，虞、夏及周都叫牧。”
按《孔丛子》子思说：“我听子夏说：‘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在西做伯。’《大雅·旱麓》说：‘瑟彼玉瓒。’郑玄笺说：‘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德受此赐，是殷代的州长称伯。’孔疏引用《舜典》说：‘觐四岳群牧，又说咨十有二牧。’是虞代称牧。《左传·宣三年》说：‘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牧。’是夏代称牧。《周礼·宗伯》说：‘八命作牧。’又《太宰》说：‘建其牧。’是周代称牧。然而查《竹书纪年》说：‘文丁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天问》说：‘伯昌号衰，秉鞭作牧。’是殷代也称牧。”
《曲礼》：国君不直呼卿老的名字。郑玄注：“卿老，是上卿。”
按《公羊传》说：君主对臣子不直呼其名的有五种情况：诸父兄不直呼其名，经文说“王札子”就是；诗说“王曰叔父”就是；上大夫不直呼其名，祭伯就是；盛德
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紏是也。国君不名卿老，礼也。是亦《春秋》之义也。
译士人不直呼其名，叔肸就是这样；老臣不直呼其名，宰渠伯紏就是这样。国君不直呼卿和老臣的名，这是合乎礼制的。这也是《春秋》所体现的大义。
冠义》始冠之缁布之冠也，适子冠于阼，以着代也，三加弥尊，喻其志也。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诸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也。按古者二十而冠，五十乃爵为大夫，则是未爵为大夫之时，犹以士礼冠之，无五十爵命而始冠者，故无大夫冠礼也。夏初以上，诸侯虽有幼而即位者，亦以士礼冠之。但大夫及士缁布之冠无緌，《杂记》曰：“大帛缁布之冠不緌”，谓此也。诸侯位尊则有緌，《玉藻》曰：“缁布冠缋緌”，谓诸侯也。诸侯冠礼与士异，故《大戴记》有《公冠篇》，加▯冕为四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冠礼与士同，但四加与公冠同。若天子则与士异，故《玉藻》曰：“▯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郑氏注曰：“始冠之冠也。”《大戴记》曰：“成王冠，周公为祝词，使王近于人，逺于年，啬于时，惠于财。”是天子旧有冠礼，其后乃亡之耳。天子与诸侯十二而冠，士则二十而冠耳。汉河间献王得古礼于古淹中，其中却有天子诸侯礼，所以班固言“愈于推士礼而致于天子诸侯之礼”。是固时其书尚在，而今亡矣。
祭法：「防勤其官而水死。」注曰：「防，契六世之孙也。其官，▯防水官也。」
按《汉书·礼乐志》曰：卨、稷始生，▯王、公刘。师古曰：卨，殷之始祖；▯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后，故曰▯王。毛、郑説诗以▯王即契也，此志既有契，又有▯王，则▯王非卨一人矣。据此则▯王为契六世之孙，而非契也。《竹书》：夏帝杼十三年，商侯防死于河，盖殷追王之为▯王也。《国语》：▯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乱之，七世而陨。以世数计之，知▯王非契也。
祭统：舞莫重于武宿夜。陈氏曰：「武宿夜，武舞之曲名也。其义未闻。」
按《孔氏正义》：「武宿夜是武曲之名。皇氏云：『师説书传云：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因以名焉。』武宿夜其乐亡也。今按《书·牧誓》曰：『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孔安国传曰：『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陈，甲子朝誓，则大武之曲以宿夜命名义，盖有取乎此也。』」
乐记》治乱以相讯，疾以雅。陈氏曰：相即拊也，所以辅相于乐。讯亦治也，雅亦乐器也。
按上文防守拊鼔，故郑注相即拊也。亦以节乐承上而言也。郑读相为平，云拊者以韦为表，装之以糠，糠亦名相，因以名焉。徐邈「思章反」是也。王肃读相为去，云相辅相也，「息亮反」是也。其实以器言之，当读为平声。相虽有辅相之义，岂可云治乱以辅相乎？《周礼》太师职云：「大祭祀，师瞽登歌，合奏撃拊。」孔氏《书传》曰：「以韦为鼓，谓之▯拊。」拊一名相，故曰「治乱以相也」。《雅》亦乐器者，正义引《周礼》笙师职云：「防牍应雅。」郑司农云：「雅状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皮鞔之，有两组。」疏画此盖以舞者迅疾则击此讯之。《尔雅·释诂》曰：「讯，告也。」《诗》云：「歌以讯之。」亦是义也，故曰「讯疾以雅也」。陈氏云：「讯亦治也。」失其防矣。
王制：夫圭田无征。郑注曰：「夫，犹治也；征，税也。治圭田者不税，所以厚贤也。」
按《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集注谓：“有圭田，所以厚君子；又有余夫之田，所以厚野人。”据《周礼·小司徒》职：“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郑氏曰：“余子，卿大夫之子，当守王宫者也。其余卿大夫之子，未命为卿大夫者，则谓之余余夫。”圭田半于五十亩，余余子夫治也，谓余子所治之圭田也。圭田不税者，殷礼；周时贡助兼行，故亦有圭田，即《载师》之士田也。郑氏曰：“士田，自卿以下圭田也。但周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税什一，与殷异。”
管城硕记卷十三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管城硕记》>
钦定四库全书
管城硕记》卷十四翰林院检讨徐文靖撰
译《冠义》说：开始行冠礼时戴的是黑布冠，嫡长子在西阶东面行冠礼，以显示继承父位的意思；三次加冠，地位一次比一次尊贵，以此开导他的志向。没有大夫的冠礼，却有大夫的婚礼。古时候五十岁才授爵位，哪里会有大夫的冠礼呢？诸侯有冠礼，是夏朝末年的事。查考古时二十岁行冠礼，五十岁才授爵为大夫，那么在未授爵为大夫的时候，还是用士的礼仪行冠礼，没有等到五十岁授爵后才行冠礼的，所以没有大夫的冠礼。夏朝初期以前，诸侯即使有年幼即位的，也用士的礼仪行冠礼。只是大夫和士的黑布冠没有缨饰，《杂记》说：“大帛黑布冠没有缨饰”，说的就是这个。诸侯地位尊贵所以有缨饰，《玉藻》说：“黑布冠有彩色的缨饰”，说的是诸侯。诸侯的冠礼与士不同，所以《大戴礼记》有《公冠篇》，加冕为四次加冠。天子的元子是士的身份，冠礼与士相同，但四次加冠与公冠相同。如果天子则与士不同，所以《玉藻》说：“玄冠红丝绳，是天子的冠。”郑玄注说：“这是开始行冠礼时戴的冠。”《大戴礼记》说：“成王行冠礼，周公为他祝词，使王亲近百姓，远离年少的轻狂，珍惜时光，惠及财物。”这说明天子旧时有冠礼，后来才失传了。天子与诸侯十二岁行冠礼，士则是二十岁行冠礼。汉代河间献王在古淹中得到了古礼，其中却有天子诸侯的礼，所以班固说“胜过推演士礼而推广到天子和诸侯的礼”。这说明班固当时那本书还在，现在却失传了。
《祭法》：“防勤勉于官职而死于水中。”注说：“防，是契的六世孙。他的官职，是玄防水官。”
查考《汉书·礼乐志》说：卨、稷刚出生时，玄王、公刘。颜师古说：卨，是殷商的始祖；玄王，也是殷商先祖，继承黑帝之后，所以叫玄王。毛亨、郑玄解说《诗经》认为玄王就是契，这本志书中既有契，又有玄王，那么玄王就不是卨一个人了。根据这个，玄王是契的六世孙，而不是契。《竹书纪年》：夏帝杼十三年，商侯防死于河，大概是殷商追尊他为玄王。《国语》：玄王勤勉于商，传了十四代，帝甲扰乱了它，七代后灭亡。按世代计算，知道玄王不是契。
《祭统》：舞蹈没有比《武宿夜》更庄重的了。陈氏说：“《武宿夜》，是武舞的曲名。它的含义没有听说过。”
查考《孔氏正义》：“《武宿夜》是武曲的名字。皇氏说：‘师说书传记载：武王伐纣，到达商郊，停止住宿过夜，士兵都欢乐歌舞等待天亮，因此以此命名。’《武宿夜》的乐谱已经失传了。现在查考《尚书·牧誓》说：‘那天甲子日黎明，武王早晨到达商郊牧野于是誓师。’孔安国传曰：‘纣王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陈兵，甲子朝誓师，那么《大武》的曲名以宿夜命名，大概取义于此。’”
《乐记》：治理混乱用相和讯，迅疾用雅。陈氏说：相就是拊，用来辅助音乐。讯也是治理的意思，雅也是乐器。
查考上文防守拊鼓，所以郑玄注相就是拊。也是以节制音乐承接上文而言。郑玄读相为平声，说拊是用皮革做表面，里面装糠，糠也叫相，因此以此命名。徐邈“思章反”的读音是对的。王肃读相为去声，说相辅相成的意思，“息亮反”的读音是对的。其实从乐器来说，应当读为平声。相虽然有辅助的意思，难道可以说治理混乱用辅助吗？《周礼》太师职说：“大祭祀，乐师和盲人登堂歌唱，合奏击拊。”孔氏《书传》说：“用皮革做鼓，叫做玄拊。”拊也叫相，所以说“治理混乱用相”。《雅》也是乐器的，正义引《周礼》笙师职说：“柷敔应雅。”郑司农说：“雅形状像漆筒而口部封闭，直径两围，长五尺六寸，用羊皮蒙上，有两根组带。”疏解画这大概是因为舞者迅疾就击打这个来讯告。《尔雅·释诂》说：“讯，告也。”《诗经》说：“歌以讯之。”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迅疾用雅来讯告”。陈氏说：“讯也是治理的意思。”失其本义了。
《王制》：夫圭田没有赋税。郑玄注说：“夫，就是治的意思；征，是税的意思。治理圭田的人不纳税，用来厚待贤人。”
查考《孟子》说：“卿以下必须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集注说：“有圭田，用来厚待君子；又有余夫的田，用来厚待野人。”根据《周礼·小司徒》职：“凡是国家大事，召集民众；重大变故，召集余子。”郑氏说：“余子，是卿大夫的儿子，应当守卫王宫的。其余卿大夫的儿子，未任命为卿大夫的，就称为余余夫。”圭田一半是五十亩，余余子夫治理，说是余子所治理的圭田。圭田不纳税，是殷礼；周朝时贡赋和助法兼行，所以也有圭田，就是《载师》中的士田。郑氏说：“士田，是自卿以下的圭田。只是周朝的士田，以担任近郊之地，税什一，与殷朝不同。”
管城硕记卷十三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管城硕记>
钦定四库全书
管城硕记卷十四翰林院检讨徐文靖撰
《楚辞集注》一
离骚》曰：“字余曰灵均。”朱子集注曰：“灵，神也；均，调也。”按《尚书·盘庚》曰：“吊由灵孔。”安国传曰：“吊至灵善也。”孔頴逹疏曰：“吊至灵善，皆《释诂》文。”伯庸字其子灵，当训善，不当以神灵称之。
译《楚辞集注》卷一
《离骚》说：“给我取表字叫灵均。”朱熹在集注中说：“灵，是神的意思；均，是调和的意思。”查考《尚书·盘庚》篇说：“吊由灵孔。”安国的传文说：“吊，是至；灵，是善。”孔颖达的疏文说：“吊是至，灵是善，都出自《释诂》。”伯庸给儿子取表字为灵，应当解释为善，不应当用神灵来称呼他。
扈江离与辟芷。集注曰：扈，被也。离，香草，生于江中，故曰江离。説文曰：▯，芜也。郭璞曰：似水荠。辟，幽也。芷，亦香草，生于幽辟之处。
按《史记》相如《游猎赋》曰：江离▯芜。索隐曰：呉録曰：临海县海中生江离，正青似乱髪，即《离骚》所云者是也。《广志》云：赤叶红花，则与张勃所説又别。案今芎防苗曰江离，緑叶白华，又不同。据《山海经》曰：洞庭之山，其草多▯芜芎防。《淮南汜论》曰：夫乱人者，若芎防之与藁本，蛇床之与▯芜。《上林赋》被以江离，揉以▯芜。以数説证之，则江离与▯芜似非一物也。《本草》李时珍曰：大叶似芹者为江离，细叶似蛇床者为▯芜，緫为芎防苗也。斯言得之矣。辟芷，辟即薜。《尔雅》：薜山蕲。説文：蕲，草也，生山中者，一名薜。辟芷犹言蕲▯也。《尔雅》：蕲▯，▯芜。説文：晋谓之防，齐谓之▯，楚谓之蓠，又谓之药。《广雅》：白芷叶谓之药是也。扬雄《反骚》：卷薜芷与若惠兮，即辟芷也。非以芷生于幽僻为辟芷也。
朝搴阰之木兰兮，集注曰：「木兰，木名。」《本草》云：「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髙数仞，去皮不死。」
按《神农本草》立春之日，木兰先生别録曰：杜兰。《本经》曰：林兰。《纲目》曰：木莲。曰黄心。白乐天集：木莲生巴峡山谷间，民呼为黄心树，身如青杨，有白纹，叶如桂而厚大无脊，花如莲花，四月初始开，二十日即谢，不结实。《广雅》：木兰似桂，皮辛可食菓，冬夏常似，其实如小甘酸美，则木莲、木兰不得为一种明矣。
夕防洲之宿莾集注曰：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莾。按《方言》曰：蘓，草；莾，草也。江淮、南楚之间曰苏，自关而西曰草，或曰莾；南楚、江湘之间谓之莾是楚人凡草皆谓之莾，草未有冬生而不死者。《尔雅》卷斾草，抜心不死。郭注：宿莾也。则宿莾盖专指卷斾而言耳。卷斾或亦为卷施。《南越志》：卷施，江淮间谓之宿莾。晋庾阐赋草则蘩露菤葹，梁王僧儒赠顾仓曹诗：“譬如菤施草，心谢叶空存。”是也。木兰去皮不死，宿莾抜心不死，故原并取之。李安溪曰：木兰去皮不死，则徳行之弥贞；宿莾经冬不枯，则才能之弥茂。
杂申椒与菌桂，集注曰：「菌渠，陨反。或从竹，椒，木实之香者，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桂，木名。本草云：花白，叶黄，正圆如竹。」
按《嵇含草木状》曰：桂出合浦，冬夏常青。交阯置园有三种，叶如栢，皮赤者为丹桂，似柿叶者为菌桂，叶似枇杷者为牡桂。则菌桂乃桂之一种耳。张氏《文选纂注》曰：菌，薰也，即零陵香也。谬甚。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集注曰：「荃与荪同，隐居云冬间溪侧，有名溪荪者，极似石上菖蒲，而叶无脊。」
按《汉江都王建传》：繇王闽侯遗建荃葛珠玑服防，曰：“荃音荪，谓荃与荪同，则非《説文》。荃芥脃，荪香草，是荃与荪别也。”
薋菉葹以盈室兮，集注曰：「薋，蒺藜也；菉，王刍也；葹，枲耳也。三物皆恶草，以比谗佞。」
按《尔雅》：“茨蒺藜”，郭注：“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刺人。茨即薋，盖恶草也。”《尔雅》箓：“王刍”，注曰：“菉，蓐也。”《小雅》：“终朝采緑”，注曰：“緑，王刍也。”序以为妇人思其君子，岂得以恶草加之？《尔雅》又有《竹篇》“蓄”，注曰：“似小藜，好生道傍。”孙炎及某氏以此为菉竹。《思美人》篇曰：“觧萹薄与杂菜”，注亦曰：“萹蓄，杂菜。”皆非芳草。此与薋相似，同为恶草者也。至若葹、枲耳，葹当是蓩之譌。许氏《説文》：“蓩，卷耳也。”《后汉书·刘圣公传》：“遣李松防朱鲔与赤眉战于蓩乡。”《字林》曰：“蓩，毒草，因以为名。”《郡国志》：“▯农有蓩乡”，盖即此也。王逸本误蓩为葹，而因以葹为恶草，谬矣。葹即宿莾也。《思美人》篇曰：“嘉长州之宿莾吾谁与玩此芳草？”又《山海经圗赞》曰：“菤葹之草，抜心不死。”屈平
译披上江离与幽芷。集注说：扈，是披戴的意思。离，是香草，生长在江中，所以叫江离。《说文》说：〇，就是芜。郭璞说：像水荠。辟，是幽深的意思。芷，也是香草，生长在幽僻的地方。
查考《史记》司马相如的《游猎赋》说：江离〇芜。索隐说：《吴录》说：临海县海中生长江离，颜色正青像乱发，就是《离骚》中所说的。《广志》说：叶子发红，花是红色，这就和张勃所说的不同了。查考现在芎藭的苗叫江离，绿叶白花，又不同。根据《山海经》说：洞庭山，那里的草多〇芜芎藭。《淮南子·泛论》说：扰乱人的，就像芎藭与藁本，蛇床与〇芜。《上林赋》说：披上江离，揉搓〇芜。用几种说法来验证，那么江离与〇芜似乎不是同一种东西。《本草》李时珍说：大叶像芹菜的是江离，细叶像蛇床的是〇芜，总称为芎藭的苗。这话是对的。辟芷，辟就是薜。《尔雅》：薜是山蕲。《说文》：蕲，是草，生长在山中的，一名叫薜。辟芷就是说蕲〇。《尔雅》：蕲〇，就是〇芜。《说文》：晋地叫防，齐地叫〇，楚地叫蓠，又叫药。《广雅》：白芷的叶子叫药，就是这样。扬雄《反骚》：卷起薜芷与若惠啊，就是辟芷。并不是因为芷生长在幽僻处才叫辟芷。
早晨采摘山坡上的木兰啊，集注说：“木兰，是木名。”《本草》说：“树皮像桂皮而有香气，形状像楠木，树高几丈，剥去树皮不会死。”
查考《神农本草》立春那天，木兰最先发芽。别录说：杜兰。《本经》说：林兰。《纲目》说：木莲。叫黄心。白居易集：木莲生长在巴峡山谷间，百姓叫它黄心树，树干像青杨，有白色纹理，叶子像桂叶但厚大没有叶脉，花像莲花，四月才开始开，二十天就凋谢，不结果实。《广雅》：木兰像桂，树皮辛辣可以吃，冬天夏天常绿，果实像小甘酸美，那么木莲、木兰不是同一种就很明白了。
傍晚采摘水洲上的宿莽。集注说：草冬天生长不死的，楚人叫它宿莽。查考《方言》说：蘓，是草；莾，是草。江淮、南楚之间叫苏，从关隘以西叫草，有的叫莾；南楚、江湘之间叫莾。这是楚人凡是草都叫莾，草没有冬天生长而不死的。《尔雅》卷斾草，拔心不死。郭璞注：宿莽。那么宿莽大概专指卷斾而言。卷斾或者也叫卷施。《南越志》：卷施，江淮间叫它宿莽。晋代庾阐赋草则蘩露菤葹，梁代王僧孺赠顾仓曹诗：“譬如菤施草，心谢叶空存。”就是这样。木兰剥皮不死，宿莽拔心不死，所以屈原一并取用它们。李安溪说：木兰剥皮不死，那么德行更加坚贞；宿莽经冬不枯，那么才能更加茂盛。
混杂申椒与菌桂，集注说：“菌渠，读陨音。有的从竹字头，椒，是果实香的木，申，或者是地名，或者是它的美名。桂，是木名。《本草》说：花白，叶黄，正圆像竹子。”
查考《嵇含草木状》说：桂出产在合浦，冬夏常青。交阯设置园子有三种，叶子像柏树，树皮红色的是丹桂，叶子像柿叶的是菌桂，叶子像枇杷的是牡桂。那么菌桂只是桂的一种。张氏《文选纂注》说：菌，是薰，就是零陵香。大错特错。
荃不揣度我的内心啊，集注说：“荃与荪相同，隐居说冬天溪边，有名溪荪的，极像石上的菖蒲，而叶子没有叶脉。”
查考《汉江都王建传》：繇王闽侯送给建荃葛珠玑服饰，说：“荃音荪，说荃与荪相同，那么不符合《说文》。荃是芥菜类脆嫩的，荪是香草，所以荃与荪是不同的。”
薋菉葹充满屋子啊，集注说：“薋，是蒺藜；菉，是王刍；葹，是枲耳。这三样都是恶草，用来比喻谗佞小人。”
查考《尔雅》：“茨蒺藜”，郭璞注：“铺地蔓生，种子有三角，刺人。茨就是薋，大概是恶草。”《尔雅》箓：“王刍”，注说：“菉，是蓐。”《小雅》：“终朝采緑”，注说：“緑，是王刍。”序认为是妇人思念她的丈夫，怎么能用恶草来加给她？《尔雅》又有《竹篇》“蓄”，注说：“像小藜，喜欢生长在路边。”孙炎及某氏认为这是菉竹。《思美人》篇说：“解萹薄与杂菜”，注也说：“萹蓄，杂菜。”都不是芳草。这与薋相似，同为恶草。至于葹、枲耳，葹应当是蓩的错字。许氏《说文》：“蓩，卷耳。”《后汉书·刘圣公传》：“派遣李松防备朱鲔与赤眉在蓩乡作战。”《字林》说：“蓩，毒草，因此命名。”《郡国志》：“〇农有蓩乡”，大概就是这个。王逸本来误把蓩写成葹，因而把葹当作恶草，错了。葹就是宿莽。《思美人》篇说：“嘉长州之宿莽，我与谁玩赏这芳草？”又《山海经图赞》说：“菤葹之草，拔心不死。”屈平
五子用失乎家衖？集注曰：「五子，太康兄弟五人也。太康盘逰无度，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衖。」事见《大禹谟》。
按《周书》尝麦觧曰：「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亡厥国。」《竹书》「夏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注曰：「武观即五观。」盖此五子者，谓啓第五子也，非谓《书》五子之歌，能述大禹之戒者。
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集注曰：「茹，柔耎也。言心悲泣下，而犹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饰，不以悲故失仁义之则也。」
按《易》泰初云：抜茅连茹。王弼曰：茹，相牵引貎。程传曰：茹，根之相连者。茹蕙，谓以连根之蕙而拭涕。连根则蕙多，乃以之拭涕而涕尤多，故复霑衣襟而浪浪也。《山海经》：浮山有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气如▯芜，名曰薰草。张揖《广雅》曰：卤，薰也。其叶谓之蕙。陈藏器曰：薰草即是零陵香，薰乃蕙草根也。然则蕙之有根者，即所谓茹蕙也。《诗》大雅：柔则茹之。陆氏释文曰：茹，音汝。《尔雅》：叕，茹也。茹，无柔耎之训。
饮余马于咸池兮，緫余辔乎扶桑。集注曰：「咸池，日浴处也。緫，结也。扶桑，木名，日出其下也。」
按《石氏星经》曰：咸池三星，在天潢西北。《天官书》曰：西宫咸池，曰天五潢。《淮南子》曰：咸池者，水鱼之囿也。郗萌曰：咸池者，天子名池也。饮马咸池者，谓此。以咸池为日浴处，《淮南》之妄也。《山海经》曰：旸谷有扶桑，十日所浴。盖以日所行，东出▯谷，西经咸池，有似于浴耳。以为日所浴处，则妄矣。又扶桑，木名，日出其下。周髀经曰：日径一千二百里。石氏曰：日晖径千里，周三千里。日如此之大，岂有出于一木之下者？《南史·扶桑国传》曰：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説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亦以为锦。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其国人名国王为乙祁。据此，则扶桑自是一国，日出扶桑，不得专指一木也。戴埴《防璞》曰：或谓日出扶桑，以日自东方出耳，犹倭自谓日出处天子是也。《大荒东经》曰：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盖日月之径千里，冬南夏北，不常厥处，故所出之处，不得以一地名之，而况于扶桑之一木乎？
哀髙丘之无女。集注曰：「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于此又无所遇，故下欲游春宫，求虙妃，见佚女，留二姚，皆求贤君之意也。」
按哀髙丘之无女，哀所遭之寡偶也。即孟子「愿为有室，愿为有家」之意。求虙妃，则令蹇脩以为理，纷緫緫其离合也。见有娀，则吾令鸩以为媒，鸩告余以不好也。留二姚，则理弱而媒拙，恐导言之不固也。茍既无媒妁之言，是以所如不合也。不得已而命灵氛为余占之，言虽两美，其必合，孰信脩而慕之也？若以求虙妃、佚女、二姚，皆求贤君之意。夫不求宓牺而求其女，不求髙辛而求其妃，不求少康而求其二姚，可谓求贤君乎哉？
吾令丰隆乘云兮，集注曰：「丰隆，雷师。」
按《穆天子传》：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防丰隆之葬。郭璞曰：「丰隆筮御，云得大壮，遂为雷师。」然则世所称丰隆为雷师者，亦犹《荘子》所云「傅説椉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者乎？
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髪于洧盘。集注曰：「穷石，山名，在张掖，即后羿之国也。洧盘，水名。」
按《淮南子》曰：弱水源出穷石山。《括地志》曰：兰门山，一名合黎山，一名穷石山。《史记·正义》曰：合黎山在张掖县西北二百里。未有以是为有穷国者。据《竹书》太康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畋于洛表。羿入居斟鄩。京相璠曰：今巩洛渡北有寻谷水，东入洛，则羿之所居在河南而
译五子为何在家庭内部失德？集注说：“五子，是太康的五个兄弟。太康游乐无度，五子因此也失去了家庭的和睦。”此事见于《大禹谟》。
查考《周书·尝麦解》说：“那启的五个儿子，忘记了大禹的训诫，凭借国家没有正君，于是相继兴起作乱，最终丧失了他们的国家。”《竹书纪年》记载：“夏启十一年，放逐王季子武观到西河；十五年，武观凭借西河叛乱。”注解说：“武观就是五观。”大概这五子，是指启的第五个儿子，而不是指《尚书·五子之歌》中能够陈述大禹告诫的那五位王子。
采摘柔嫩的蕙草来擦拭眼泪啊，泪水沾湿我的衣襟而流淌不止。集注说：“茹，是柔嫩的意思。说心中悲伤流泪，却还采摘柔嫩的香草来自我掩饰，不因悲伤而失去仁义的准则。”
查考《易经·泰卦》初九爻辞说：拔茅草连根带出。王弼说：茹，是相互牵引的样子。程颐传解说：茹，是根部相连的样子。茹蕙，是说用连根的蕙草来擦拭眼泪。连根则蕙草众多，用它来擦泪而泪水反而更多，所以又沾湿衣襟而流淌不止。《山海经》记载：浮山有一种草，麻叶方茎，红花黑实，气味像莸草，名叫薰草。张揖《广雅》说：卤，就是薰。它的叶子叫蕙。陈藏器说：薰草就是零陵香，薰是蕙草的根。那么蕙草有根的，就是所谓的茹蕙。《诗经·大雅》说：柔软的就吃它。陆德明《经典释文》说：茹，音汝。《尔雅》说：叕，就是茹。茹并没有柔嫩的解释。
让我的马在咸池饮水啊，在扶桑系住我的缰绳。集注说：“咸池，是太阳沐浴的地方。緫，是系结的意思。扶桑，是树名，太阳从它下面升起。”
查考《石氏星经》说：咸池三星，在天潢西北。《史记·天官书》说：西宫的咸池，叫天五潢。《淮南子》说：咸池，是水鱼的园囿。郗萌说：咸池，是天子的名池。让马在咸池饮水，说的就是这个。把咸池当作太阳沐浴的地方，是《淮南子》的谬误。《山海经》说：旸谷有扶桑，是十个太阳沐浴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太阳运行的轨迹，东出旸谷，西经咸池，好像沐浴一样。认为那是太阳沐浴的地方，就错了。再说扶桑，是树名，太阳从它下面升起。《周髀算经》说：太阳直径一千二百里。石氏说：太阳的光辉直径千里，周长三千里。太阳如此之大，怎么会有从一棵树下升起的道理？《南史·扶桑国传》说：齐永元元年，该国有一位沙门慧深来到荆州，说：扶桑在大汉国东面二万余里，土地多产扶桑木，所以以此命名。扶桑叶像桐叶，初生如笋，国人食用。果实像梨而红熟，它的皮可以做布，也可以织锦。有文字，用扶桑皮做纸。该国人称国王为乙祁。据此，那么扶桑自是一个国家，日出扶桑，不能专指一棵树。戴埴《鼠璞》说：有人说日出扶桑，是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就像倭国自称为日出处天子一样。《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叫大言，是日月升起的地方。有山名叫合虚，是日月升起的地方。有山名叫明星，是日月升起的地方。有山名叫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是日月升起的地方。大概日月的直径千里，冬天偏南夏天偏北，不固定在一个地方，所以升起的地方，不能用一个地名来指代，何况是扶桑这一棵树呢？
哀叹高丘上没有美女。集注说：“女神，女大概用来比喻贤明的君主。在这里又无所遇合，所以下面想要游历春宫，求宓妃，见佚女，留二姚，都是求贤明君主的意思。”
查考哀叹高丘上没有美女，是哀叹所遭遇的伴侣稀少。就是孟子“愿为有室，愿为有家”的意思。求宓妃，就让蹇修做媒人，纷纷扰扰地离合不定。见有娀氏，就让我让鸩鸟做媒，鸩鸟告诉我不好。留二姚，就媒人势弱而媒拙，恐怕导言之不稳固。如果既没有媒妁之言，所以所到之处都不合心意。不得已而命令灵氛为我占卜，说虽然两美，其必合，谁相信修而羡慕他呢？如果认为求宓妃、佚女、二姚，都是求贤明君主的意思。那么不求宓牺而求他的女儿，不求高辛而求他的妃子，不求少康而求他的二姚，可以说是在求贤明君主吗？
我命令丰隆乘云啊，集注说：“丰隆，是雷师。”
查考《穆天子传》：天子登上昆仑山丘，观看黄帝的宫殿，而防备丰隆的葬地。郭璞说：“丰隆占卜驾车，得到大壮卦，于是成为雷师。”那么世人所称丰隆为雷师，也像《庄子》所说“傅说乘坐东维，骑在箕尾，而比于列星”那样吗？
晚上回到穷石住宿啊，早晨在洧盘洗头发。集注说：“穷石，是山名，在张掖，就是后羿的国家。洧盘，是水名。”
查考《淮南子》说：弱水源头出于穷石山。《括地志》说：兰门山，一名合黎山，一名穷石山。《史记·正义》说：合黎山在张掖县西北二百里。没有以此作为有穷国的。根据《竹书纪年》太康元年癸未，帝即位住在斟鄩，在洛水北岸打猎。羿进入住在斟鄩。京相璠说：现在巩洛渡北有寻谷水，东流入洛，那么羿所住的地方在河南而
近洛也。襄四年《左传》：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穷门。是羿虽据有夏都，而始终未尝离穷国也。又哀二十六年《传》：卫出公自城鉏，使以弓问子赣。《括地志》：故鉏城在滑州卫城县东十里。羿自鉏迁穷地，应相近，何由逺引张掖之穷石以为即羿国乎？《水经注》：穷水出六安国安丰县穷谷。《春秋》呉救灊，沈尹戍与呉师遇于穷。是也。呉氏以为即有穷国也。又按定七年《左传》：败尹氏于穷谷。《晋地道记》曰：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也。或此为得其实矣。又洧盘，水名。《山海经》：崦嵫之山，苕水出焉。郭注曰：《禹大传》曰：洧盘之水出崦嵫山。《十道志》：昧谷在秦州西南，亦谓之兑山，亦曰崦嵫。
译靠近洛水的地方。《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后羿从鉏地迁居到穷石，他的家臣杀死他并烹煮了他，用来给他的儿子吃。他的儿子不忍心吃，死在穷门。由此可见，后羿虽然占据了夏朝的都城，但始终未曾离开有穷国。又《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记载：卫出公从城鉏出发，派人带着弓去问候子赣。《括地志》记载：旧的鉏城在滑州卫城县东面十里处。后羿从鉏地迁居到穷地，两地应当相近，怎么能远远引用张掖的穷石就认为那就是后羿的国家呢？《水经注》记载：穷水发源于六安国安丰县的穷谷。《春秋》记载吴国救援灊地，沈尹戍与吴军在穷地相遇。说的就是这里。吴氏认为这就是有穷国。又查考《左传》定公七年记载：在穷谷打败了尹氏。《晋地道记》说：河南有穷谷，大概原本是有穷氏迁徙而来的地方。或许这才是符合事实的。另外，洧盘，是水名。《山海经》记载：崦嵫山，苕水从这里发源。郭璞注说：《禹大传》记载：洧盘水发源于崦嵫山。《十道志》记载：昧谷在秦州西南，也叫兑山，也叫崦嵫。
见有娀之佚女。集注曰：有娀，国名；佚，美也。谓帝喾之妃，契母简狄也。事见《商颂》。
按《楚辞辩证》曰：旧説有娀国在不周之北，恐其不应絶逺如此。今案《殷本纪》曰：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括地志》曰：髙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鸣条陌也。正义曰：有娀当在蒲州，谓此也。《张掖记》曰：黑水出县界鸡山，有娀氏女简狄浴于▯丘之水，即黑水也，亦非
巫咸将夕降兮，懐椒糈而要之。集注曰：「巫咸，古神巫，当殷中宗之世。」
按《世本》：巫咸作《筮》《归藏》。曰：「昔黄帝将战，筮于巫咸。」《周礼》「簭人」：一巫更，二巫咸。注曰：「巫当读为筮者也。」《南华逸篇》曰：「黄帝立巫咸，以通九窍。」郭氏《巫咸山赋序》：「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师。」此巫咸主医者也。《山海经》：「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十巫从此升降。」此则古所谓神巫者也。《史记·封禅书》曰：「太戊有桑谷生于廷，一暮大拱，惧，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索隐曰：「《尚书·孔传》云：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同，自此始，则以巫咸为巫觋。然《楚词亦以巫咸主神。盖史迁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谷之灾，故云。」又《竹书纪年》：「太戊十一年，命巫咸祷于山川。」郑康成亦曰：「巫咸谓之巫官。」以此证之，集注以巫咸为古神巫，当殷中宗之世，盖有所本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集注曰：「记巫咸语也。」恐鹈鴂之先鸣，百草为之不芳。集注曰：「巫咸之言止此。」
按其上曰：欲从灵氛之吉占，又曰告余以吉，故又曰：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歴吉日乎吾将行？则是曰：勉升降以上下。盖灵氛语也。升降，即《山海经》十巫从此升降也。洪庆善补注以为原语，朱子辩证断以为巫咸语。夫既为殷之巫咸，岂应称引吕望之鼓刀，▯戚之饭牛？
椒专佞以谩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集注曰：「榝，茱茰也。帏，盛香之囊也。椒，芳烈之物，而今亦变为邪佞。茱茰固为臭物，而今又欲满于香囊。」
按《尔雅》曰：檓，大椒。李廵注曰：檓，茱茰也。《尔雅》又曰：椒，榝丑。郭璞曰：榝，似茱茰而小，赤色。《礼记·内则》曰：三牲用藙。郑康成曰：藙，煎茱茰也。汉律，防稽献焉。《尔雅》谓之榝。范至能《成都古今记》曰：艾子，茱茰类也。实正緑，味辛。蜀人每进酒，以一粒投之，少顷香满盂盏。艾即藙，藙榝，今川椒，檓今秦椒也。三牲所用，汉律所献，以榝为香物故也。集注乃以为臭物。晋孙楚赋有茱茰之嘉木，茱茰岂臭物乎？椒既谩慆，榝欲充帏緫，以况羣小竞进之意，非在香臭之分也。
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集注曰：「揭车、江离，虽亦香草，然不若椒兰之盛。今椒兰既如此，则二者从可知矣。」
按《楚辞辩证》云：屈子于兰芷不芳之后，更叹其化为恶物，而揭车、江离亦以次而书罪焉。盖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为实有是人而以椒兰为名字者也。而史迁作《屈原传》，乃有令尹子兰之説。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使此文首尾横断，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譌以为司马子兰、大夫子椒，而不复记其香草臭物之论，流误千载，遂无一人觉其非者，甚可叹也。据此，则史公之《屈原传》“懐王稚子子兰劝王行”，未必实有其事，而郑袖、靳尚、上官大夫皆可疑矣。又班氏《古今人表》：屈原上中，陈轸占尹中上，令尹子椒、子兰中下，懐王、靳尚下上。虽取舎无可取正，而要其人则实也。乃谓非实有是人而以椒兰为名字，过矣。后汉孔融曰：“屈平悼楚，受谮于椒兰，岂亦妄为是言哉？”虽《离骚》以香草喻君子，杂卉喻小人，非必定为椒兰而发。而骚之言兰者十，言椒者六，如所云“幽兰不可佩”，“谓申椒其不芳”，“余以兰为可恃”，“羌无实而容长”，“椒专佞以谩慆”，“榝又欲充夫佩帏
译看见有娀国的美女。集注说：有娀，是国名；佚，是美丽的意思。指的是帝喾的妃子、契的母亲简狄。这件事记载在《商颂》中。
查考《楚辞辩证》说：旧说认为有娀国在不周山的北面，恐怕不应该如此遥远。现在查考《殷本纪》说：夏桀在有娀的废墟战败，逃奔到鸣条，夏军大败。《括地志》说：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坂口就是古鸣条陌。正义说：有娀应当在蒲州，指的就是这里。《张掖记》说：黑水从县界鸡山流出，有娀氏的女儿简狄在〇丘的水中沐浴，这就是黑水，也并非（指别处）。
巫咸将在傍晚降临啊，我怀着椒和精米来迎候他。集注说：“巫咸，是古代的神巫，处在殷中宗的时代。”
查考《世本》：巫咸创作了《筮》和《归藏》。说：“从前黄帝将要作战，向巫咸占卜。”《周礼》“筮人”一职：一是巫更，二是巫咸。注说：“巫应当读作筮。”《南华逸篇》说：“黄帝设立巫咸，用来通晓九窍。”郭氏《巫咸山赋序》说：“巫咸凭借高深的医术担任帝尧的医师。”这是指巫咸主管医疗。《山海经》说：“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等十位巫师从这里上下。”这就是古代所谓的神巫。《史记·封禅书》说：“太戊时有桑树和谷树生长在朝廷，一夜之间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太戊害怕，伊陟推荐巫咸。巫咸的兴起，从此开始。”索隐说：“《尚书·孔传》说：巫咸，是臣子的名字。现在说巫咸的兴起从此开始，那么就把巫咸当作巫觋。然而《楚辞》也把巫咸当作神。大概司马迁认为巫咸是殷朝的臣子，以巫术沟通神灵，侍奉太戊，让他禳除桑谷之灾，所以这样说。”又《竹书纪年》说：“太戊十一年，命令巫咸向山川祈祷。”郑康成也说：“巫咸称为巫官。”用这些来证明，集注把巫咸当作古代神巫，处在殷中宗的时代，大概是有根据的。
说：“努力上下沟通吧。”集注说：“这是记录巫咸的话。”恐怕鹈鴂先鸣叫，百草因此不再芳香。集注说：“巫咸的话到此为止。”
查考上面说：想要听从灵氛的吉利占卜，又说告诉我吉利，所以又说：灵氛既然告诉我吉利占卜啊，选择吉日我将出行？那么说：努力上下沟通。大概是灵氛的话。升降，就是《山海经》中十位巫师从这里上下。洪庆善补注认为是屈原的话，朱子辩证断定是巫咸的话。既然说是殷朝的巫咸，怎么应该称引吕望的鼓刀、甯戚的饭牛呢？
椒专横谄媚而欺骗怠慢啊，榝又想充满佩带的香囊。集注说：“榝，是茱萸。帏，是盛放香料的袋子。椒，是芳香浓烈之物，现在却变成邪佞。茱萸本来是臭物，现在又想装满香囊。”
查考《尔雅》说：檓，是大椒。李巡注说：檓，是茱萸。《尔雅》又说：椒，榝同类。郭璞说：榝，像茱萸但较小，红色。《礼记·内则》说：三牲用藙。郑康成说：藙，是煎茱萸。汉律，防稽进献它。《尔雅》称之为榝。范至能《成都古今记》说：艾子，是茱萸一类。果实正绿，味道辛辣。蜀人每次进酒，投一粒进去，不久香气充满杯盏。艾就是藙，藙就是榝，今川椒，檓今秦椒。三牲所用，汉律所献，因为榝是香物。集注却认为是臭物。晋孙楚赋中有茱萸的嘉木，茱萸难道是臭物吗？椒既然谩慆，榝想充帏，用来比喻群小竞相进用之意，不在于香臭的区别。
看椒兰尚且如此啊，何况揭车和江离？集注说：“揭车、江离，虽然也是香草，但不如椒兰茂盛。现在椒兰既然这样，那么这两种就可想而知了。”
查考《楚辞辩证》说：屈原在兰芷不芳香之后，更叹息它们化为恶物，而揭车、江离也依次被书写罪状。大概他的感慨更加深重了。起初并不是认为实有其人而以椒兰为名字。而司马迁作《屈原传》，却有令尹子兰的说法。班固《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的名字。如果这样断章取义，意思就不灵活了。王逸沿袭它，又错误地认为是司马子兰、大夫子椒，不再记录香草臭物的议论，流传错误千年，竟然没有一个人察觉其错误，非常可叹。根据这个，那么史公的《屈原传》“怀王幼子子兰劝王出行”，未必实有其事，而郑袖、靳尚、上官大夫都可疑了。又班固《古今人表》：屈原上中，陈轸占尹中上，令尹子椒、子兰中下，怀王、靳尚下上。虽然取舍无可考证，但这些人确实是存在的。于是说非实有其人而以椒兰为名字，就错了。后汉孔融说：“屈平哀悼楚国，受到椒兰的谗言，难道也是妄言吗？”虽然《离骚》以香草比喻君子，杂卉比喻小人，不一定专为椒兰而发。而《离骚》中说到兰的有十处，说到椒的有六处，如所说的“幽兰不可佩”，“谓申椒其不芳”，“余以兰为可恃”，“羌无实而容长”，“椒专佞以谩慆”，“榝又欲充夫佩帏
”，而欲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綦难哉。此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者也。揭车凡两见，前言畦留夷与揭车者是也。《尔雅》：“藒车，芞舆。”注云：“藒车，香草，见《离骚》。”据《本草拾遗》有揭车香。陈藏器曰：“藒车香，生徐州，髙数尺，黄叶白花。”《齐民要术》曰：“凡诸树虫蠧者，煎此香令淋之，即辟也。”
译然而想要做到“进言的人没有罪过，听的人足以引以为戒”，不是非常困难吗？这就是令尹子兰听说后大为愤怒，最终让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顷襄王发怒而将屈原放逐的原因。揭车一共出现了两次，前面提到的“畦留夷与揭车”就是这里所说的。《尔雅》说：“藒车，即芞舆。”注释说：“藒车，是一种香草，见于《离骚》。”根据《本草拾遗》记载，有揭车香。陈藏器说：“藒车香，生长在徐州，高数尺，黄叶白花。”《齐民要术》说：“凡是各种树木遭受虫蛀的，煎煮这种香药淋洒在上面，就可以驱避虫害。”
邅吾道夫昆仑兮，路脩逺以周流。集注曰：邅，转也。后汉书注云：昆仑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地之中也。
按《易·屯》二曰：「屯如邅如」，王弼曰：「正道未行，困于侵害，故屯邅也。」此所云「邅吾道者」，盖亦屯邅之意也。《水经》曰：「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髙五万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东北陬。郦道元注曰：「《禹本纪》与此同。」按《穆天子传》：「天子自昆仑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数。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则云五万里者，盖妄也。但此河水所出之昆仑，世以为地之中，非肃州之昆仑也。《禹贡》昆仑析支渠捜。前汉《地理志》：「金城临羌县有昆仑山祠。」炖煌广至县治昆仑障。后汉书：「窦固出炖煌击昆仑塞。」注曰：「昆仑山名，因以为塞，在今肃州酒泉县西南。」盖河源昆仑为大昆仑，是为地中；此为小昆仑，不得为地中也。《十六国春秋》：「后魏昭成帝建国十年，凉张骏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
九歌·东皇太一》集注曰：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曰东皇。
按《春秋元命包》曰：中宫天极星，星下一明者太一，常居文耀钩，曰中宫大帝。其北极星下，一明者为太一之光，含元气以斗布，当是天皇大帝之号也。是时楚僭称王，因僭祀昊天上帝，故有皇太一之祠。祠在楚东，故于皇太一之上加一「东」字，非以配东帝为东皇也。《汉郊祀志》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徐坚曰：昊天上帝，一曰天皇大帝，一曰太一，其佐曰五帝。则东皇乃太一之佐耳，岂太一反配之乎？其辞曰：「穆将愉兮上皇上」。皇即太一是也。朱子谓楚俗信鬼而好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娯神。原既放逐，故颇为更定其词。据《甄烈湘中记》曰：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平之放栖于此山，而作《九歌》焉。《隋地理志》曰：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则《九歌》乃原所自作也。集注谓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则得之矣。
云中君》集注曰：「谓云神也。」亦见《汉书·郊祀志》。
按《左传》定四年，楚子渉雎，济江，入于云中杜，注入云梦泽中。是云中一楚之巨薮也。云中君，犹湘君耳。《尚书》云：“土梦作乂。”《尔雅》：“楚有云梦。”相如《子虚赋》云：“梦者，方九百里。”湘君有祠，巨薮如云中，可无祠乎？灵皇皇兮，既降焱逺举兮，云中。亦犹湘君云。横大江兮，扬灵耳。岂必谓云际乎？《封禅书》：“晋巫祠东君云中。”索隐曰：“王逸注《楚辞》‘云中君’，云也。则以云中为云神，自逸始矣。”
湘君、湘夫人，君不行兮夷犹，帝子降兮北渚。集注曰：「君谓湘君，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者也。帝子谓湘夫人，尧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
按《礼》《檀弓》曰：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郑康成曰：三夫人，《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韩昌黎《黄陵庙碑》曰：《离骚》《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注以湘君为正妃之称，则次妃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谓娥皇为君，女英为帝子。朱子集注本此。然案《山海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曰：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九歌》之有湘君、湘夫人，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犹河洛间之有虙妃也。此之为神，与天地并矣，安得谓之尧女？《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従。明二妃生不从征，死不従葬，义可知矣。即令从之，二妃灵逹，岂当不能自免于风波，而有双沦之患？假复如此，礼岳视三公，渎视诸侯。今湘川不及四渎，无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灵神祈，无縁当复下降小水，而称夫人也。《帝王世纪》曰：女英墓在商州，
译我改变道路前往昆仑山啊，路途遥远而曲折环绕。集注说：邅，是转折的意思。《后汉书》注说：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西南的地中。
查考《易经·屯卦》六二爻辞说：“屯如邅如”，王弼解释说：“正道未能施行，困于侵害，所以屯难曲折。”这里所说的“邅吾道”，大概也是屯难曲折的意思。《水经》说：“昆仑墟在西北，距离嵩山五万里，位于地中。”黄河水从它的东北角流出。郦道元注说：“《禹本纪》与此相同。”查考《穆天子传》记载：“天子从昆仑山进入宗周，于是计算西土的路程。从宗周的瀍水向西北到达河宗之邦的阳纡山，有三千四百里；从阳纡山向西到达黄河源头有四千里，合计七千四百里。”那么说五万里的，大概是虚妄之辞。只是这黄河水所发源的昆仑山，世人认为是地中，并不是肃州的昆仑山。《禹贡》提到昆仑、析支、渠搜。前汉《地理志》说：“金城郡临羌县有昆仑山祠。”敦煌郡广至县治有昆仑障。《后汉书》记载：“窦固从敦煌出兵攻打昆仑塞。”注说：“昆仑是山名，因此以此命名关塞，在今天肃州酒泉县西南。”大概黄河源头的昆仑是大昆仑，才是地中；这是小昆仑，不能算是地中。《十六国春秋》记载：“后魏昭成帝建国十年，凉州张骏酒泉太守马岌上奏说：‘酒泉南山就是昆仑山的本体。’周穆王会见西王母，快乐得忘了回去，指的就是这座山。”
《九歌·东皇太一》集注说：太一，是神名。天界尊贵的神，祠庙在楚地东方，用来配享东帝，所以叫东皇。
查考《春秋元命包》说：中宫的天极星，星下一颗明亮的星是太一，常居文耀钩，称为中宫大帝。那北极星下，一颗明亮的星是太一的光芒，蕴含元气以北斗分布，应当是天皇大帝的称号。当时楚国僭越称王，因而僭越祭祀昊天上帝，所以有皇太一的祠庙。祠庙在楚地东方，所以在皇太一之上加一个“东”字，并不是因为配享东帝才叫东皇。《汉郊祀志》说：天神中尊贵的是太一，太一的辅佐是五帝。徐坚说：昊天上帝，一称天皇大帝，一称太一，其辅佐是五帝。那么东皇乃是太一的辅佐罢了，难道是太一反而配享它吗？歌词说：“穆将愉兮上皇上”。皇就是太一。朱熹认为楚地风俗信鬼而喜好祭祀，必定让巫觋作乐歌舞以娱乐神灵。屈原既被放逐，所以颇为更改制定了这些歌词。根据《甄烈湘中记》说：屈潭左边的玉笥山，屈原被放逐栖居在这座山上，并在此创作了《九歌》。《隋地理志》说：大抵荆州一带都敬奉鬼神，尤其重视祠祀。从前屈原为此制作了《九歌》，大概由此而来。那么《九歌》乃是屈原自己所作。集注认为凭借他们事奉神灵的心意，来寄托忠君爱国、眷恋不忘的情意，这就说对了。
《云中君》集注说：“是指云神。”也见于《汉书·郊祀志》。
查考《左传》定公四年，楚子渡过睢水，渡过长江，进入云中杜，注入云梦泽中。这是云中，是楚地的一大片沼泽。云中君，就像湘君一样。《尚书》说：“云梦作乂。”《尔雅》说：“楚国有云梦。”司马相如《子虚赋》说：“梦泽，方圆九百里。”湘君有祠庙，巨大的沼泽如云中，可以没有祠庙吗？“灵皇皇兮，既降焱逺举兮，云中。”也像湘君那样说。“横大江兮，扬灵耳。”难道一定要说是云际吗？《封禅书》：“晋巫祠东君云中。”索隐说：“王逸注《楚辞》‘云中君’，说是云神。那么把云中当作云神，是从王逸开始的。”
《湘君》、《湘夫人》，君不行兮夷犹，帝子降兮北渚。集注说：“君指湘君，是尧的长女，娥皇是舜的正妃。帝子指湘夫人，是尧的次女，女英，是舜的次妃。”
查考《礼记·檀弓》说：舜葬在苍梧之野，大概三位妃子没有跟随。郑康成说：三位夫人，《离骚》所歌咏的湘夫人，是舜的妃子。韩愈《黄陵庙碑》说：《离骚》《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注把湘君作为正妃的称号，那么次妃自然适宜降称为夫人。所以《九歌》称娥皇为君，女英为帝子。朱熹集注本于此。然而查考《山海经》：洞庭山，天帝的两个女儿居住在那里。郭璞说：天帝的两个女儿，而处江为神，就是《列仙传》中的江妃，《离骚》《九歌》所说的湘夫人，称帝子的是她们。《九歌》中有湘君、湘夫人，是两位神。江湘之间有夫人，就像河洛之间有虙妃一样。这些作为神，与天地并列，怎么能说是尧的女儿呢？《礼记》说：舜葬在苍梧，二妃不跟随。明确二妃生前不跟随出征，死后不跟随安葬，道理可以知道了。即使跟随了，二妃灵验通达，难道不能自己免于风波，而有双双溺亡的祸患吗？假如真是这样，礼制上岳山视同三公，渎水视同诸侯。现在湘川不及四渎，没有列入命祀的秩次，而二女是帝王之后，配享神灵祈祷，无缘无故应当再下降小水，而称夫人吗？《帝王世纪》说：女英墓在商州，
盖舜崩之后，女英随子均徙于封所，故卒葬在焉。《竹书纪年》曰：帝舜三十年，葬后育于渭。沈约注曰：后育，娥皇也。帝舜五十年，陟方乃死。后已死二十年矣，何从与女英溺于湘江，而改称为湘君耶？逸注以娥皇、女英堕湘水溺焉，妄矣。
译大概舜帝去世之后，女英跟随儿子均迁徙到封地，所以最终安葬在那里。《竹书纪年》记载：帝舜三十年，将皇后育葬在渭水之滨。沈约注解道：皇后育，就是娥皇。帝舜五十年，巡狩南方而死。此时皇后已经去世二十年了，怎么能与女英一同溺死于湘江，并改称为湘君呢？逸注认为娥皇、女英坠入湘水溺亡，这是荒谬的。
大司命》《少司命》集注曰：「周礼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传》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宫第四，亦曰司命。』故有两司命也。」
按《祭法》：王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国门、国行、泰厉、户、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五祀无司命、泰厉。则是天子之泰厉称泰，其司命亦应称泰。诸侯五祀有公厉，不得称泰，则司命亦不得称泰，可知矣。《元命包》曰：三能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司命，主寿；次二星，曰中台司中，主宗室；东二星，曰下台司禄，主兵。又《论语防》曰：上台，上星主兖、豫；下星主荆、扬；中台，上星主梁、雍；下星主冀州；下台，上星主青州；下星主徐州。又《祭法》郑氏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故《九歌》太司命曰：「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谓此也。此惟天子得祀之，楚祀大司命，僭也。少司命者，甘氏曰：司命二星在虚北。又曰：司命继嗣移正朔，故《九歌》少司命曰：「夫人自有兮美子，叉曰耸长剑兮拥幼艾。」谓此也。此则楚所旧祀者，先代之制，不得而弃之，故虽僭祀太司命，又兼祀少司命也。《周礼》肆师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小祀用牲。郑司农曰：小祀司命以下，则从司命以上者得用玉帛牲牷。其为大祀称太，可知矣。若文昌四星，亦为司命，黄帝占曰：主赏功进贤，则此乃主司王命，非主寿命者也。
东君集注曰：「此日神也。」礼曰：「天子朝日于东门之外。」又曰：「王宫祭日也。」《汉志》亦有《东君》。
按《觐礼》曰：“天子乘龙，载大旂，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郑注引《朝事仪》曰：“天子冕而执镇圭，帅诸侯而朝日于东郊，所以教尊尊也。”《汉郊祀志》曰：“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泰一。”楚既祠皇泰一，而又祠东君，是皆僭礼之大者。原因其祠而作歌，盖承习相沿而不觉耳。
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兮反沦降。集注曰：「晋志云，狼一星在东井南，为野将，主侵掠。▯九星在狼东南，天弓也，主备盗贼。」
按《前汉天文志》曰：秦之彊候太白占狼星。张衡《大象赋》▯属矢而承天。」韩公宾注曰：「▯矢九星，常属矢而向狼。」原盖以天狼喻秦，己欲操▯以射之，而孰意其矢反激而沦降也。《史记》曰：「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懐王会，懐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则此以东君喻君，以天狼喻秦，従可知矣。
河伯集注曰：「旧説以为冯夷，其言荒诞，不可稽考，今阙之。大率谓黄河之神耳。」
按胡应麟《笔丛》曰：「《竹书纪年》帝芬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鬭。洛伯、河伯皆国名也，用与冯夷诸侯名也。世率以冯夷为水神，頼此折之。」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集注曰：「昆仑山，名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按《河图》曰：风后对黄帝曰：「河凡有五，皆始开于昆仑之墟。」《尔雅》曰：「河出昆仑虚，色白。」《山海经》曰：「河出昆仑西北隅。」《史记·大宛列传》曰：「天子案古圗书，名河所出曰昆仑云。」《唐书·吐谷浑传》曰：「积石道总管侯君集、任城王道宗追吐谷浑王伏允，登汉哭山，战乌海，行空荒二千里，阅月，次星宿川上，望积石河源。」又《吐蕃传》曰：「防盟使刘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湟水出防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髙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括地志》曰：「阿耨逹山亦曰建末逹山，亦名昆仑山，水出一名抜扈利水，一名恒伽河，即经称河者也。」《明一统志》曰：「昆仑山在西蕃朶甘卫西北畨名一耳麻不莫刺山，极髙峻，雪至夏不消，绵亘五百余里。黄河源在卫西鄙，直马湖蛮部正西三千余里，去云南防江府西北一千五
译《大司命》《少司命》集注说：“《周礼》大宗伯用积柴焚烧祭品来祭祀司中、司命。孔颖达疏引用《星传》说：‘三台中的上台叫司命，另外文昌宫的第四颗星，也叫司命。’所以有两个司命。”
按《祭法》记载：周王为百姓设立七种祭祀，分别是司命、中霤、国门、国行、泰厉、户、灶。周王自己也设立这七种祭祀。诸侯为国家设立五种祭祀，这五种祭祀中没有司命和泰厉。那么天子的泰厉称为“泰”，他的司命也应该称为“泰”。诸侯的五种祭祀中有公厉，不能称为“泰”，那么司命也不能称为“泰”，这是显而易见的。《元命包》说：三台西边靠近文昌的两颗星，叫上台司命，主管寿命；中间的两颗星，叫中台司中，主管宗室；东边的两颗星，叫下台司禄，主管兵事。又《论语防》说：上台，上星主管兖州、豫州；下星主管荆州、扬州；中台，上星主管梁州、雍州；下星主管冀州；下台，上星主管青州；下星主管徐州。又《祭法》郑玄注说：司命主管督察三命，所以《九歌》中的大司命说：“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说的就是这个。这只有天子才能祭祀，楚国祭祀大司命，是僭越礼制。少司命，甘德说：司命二星在虚宿以北。又说：司命掌管继嗣和改换正朔，所以《九歌》中的少司命说：“夫人自有兮美子”，又说：“耸长剑兮拥幼艾。”说的就是这个。这是楚国向来祭祀的，是前代的制度，不能废弃，所以虽然僭越祭祀大司命，又兼祀少司命。《周礼》肆师说：设立大祭祀用玉帛和完整的牺牲，设立小祭祀只用牺牲。郑司农说：小祭祀是司命以下的，那么从司命以上的大祭祀就可以用玉帛和完整的牺牲。它作为大祭祀称为“太”，是可以知道的。至于文昌四星，也是司命，黄帝占星说：主管赏赐功劳和举荐贤才，那么这是主管传达王命，而不是主管寿命的。
《东君》集注说：“这是日神。”《礼记》说：“天子在东门之外朝拜太阳。”又说：“王宫祭祀太阳。”《汉书·地理志》也有《东君》。
按《觐礼》说：“天子乘坐龙车，载着大旗，在东门之外拜日，返回后祭祀方明。”郑玄注引用《朝事仪》说：“天子戴着冕冠，手持镇圭，率领诸侯在东郊朝拜太阳，这是用来教导尊尚尊贵的道理。”《汉书·郊祀志》说：“天子开始郊祀，拜祭泰一，早晨拜日，晚上拜月，然后揖见泰一。”楚国既然祭祀皇泰一，又祭祀东君，这都是僭越礼制的大罪。屈原因为他们的祭祀而作歌，大概是沿袭旧习而不知不觉罢了。
“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〇兮反沦降。”集注说：“《晋书·天文志》说，狼星一颗在东井南边，是野将，主管侵掠。〇九星在狼星东南，是天弓，主管防备盗贼。”
按《前汉天文志》说：秦国强盛时，观察太白星来占卜狼星。张衡《大象赋》说：“〇属矢而承天。”韩公宾注说：“〇矢九星，常连着箭矢而指向狼星。”屈原大概是用天狼比喻秦国，自己想拿着〇矢来射它，却没想到箭矢反而激射而下坠。《史记》说：“当时秦昭王与楚国通婚，想与楚怀王会面，怀王想前往。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可信任，不如不去。’”那么这里用东君比喻君主，用天狼比喻秦国，是可以知道的。
《河伯》集注说：“旧说认为是冯夷，那些话荒诞不经，无法考证，现在空缺不录。大致是说黄河之神罢了。”
按胡应麟《笔丛》说：“《竹书纪年》记载帝芬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争斗。洛伯、河伯都是国名，用和冯夷是诸侯名。世人大多把冯夷当作水神，幸亏有这条记载可以驳斥他们。”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集注说：“昆仑山，名叫河出昆仑虚，颜色白。所流经并合的一千七百条河流，颜色黄。百里一个小弯曲，千里一个大弯曲和一直线。”
按《河图》说：风后对黄帝说：“黄河共有五条，都发源于昆仑之墟。”《尔雅》说：“黄河发源于昆仑虚，颜色白。”《山海经》说：“黄河发源于昆仑西北角。”《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依据古地图，命名黄河的发源地叫昆仑。”《唐书·吐谷浑传》说：“积石道总管侯君集、任城王道宗追击吐谷浑王伏允，登上汉哭山，在乌海作战，行军空荒二千里，历时一个月，驻扎在星宿川上，眺望积石河源。”又《吐蕃传》说：“防盟使刘元鼎渡过湟水到达龙泉谷，西北湟水出防谷，抵达龙泉与黄河汇合。黄河的上游从洪济梁向西南行进二千里，水流更加狭窄，春天可以涉水，秋夏才能行船。其南三百里，三座山中间高而四周低，叫紫山，正对着大羊同国，就是古代所说的昆仑。吐蕃人叫它闷摩黎。”《括地志》说：“阿耨逹山也叫建末逹山，也叫昆仑山，水流出一个叫抜扈利水，一个叫恒伽河，就是经书中提到的河。”《明一统志》说：“昆仑山在西蕃朶甘卫西北，番名叫一耳麻不莫刺山，极高峻，雪到夏天也不融化，绵延五百多里。黄河源头在卫西鄙，正对着马湖蛮部西边三千多里，距离云南丽江府西北一千五
百里，水従地涌出百余▯，方七八十里，履髙瞰之，灿若星列。畨名火敦脑儿，东北流百余里，滙为大泽，又东流为赤宾河，又合忽兰等河，始名黄河。又东北至陜西兰县，始入中国，又东北经沙漠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凡九千余里，此黄河九曲千里，一曲一直之大较也。」至黄河随地异名，《后魏书·龟兹国传》：「龟兹东有轮台，其南三百里有大河，东流号计式水，即黄河也。」又《于阗国传》：「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宋契丹志》：「其地有袅罗个没卑，水源出饶州西南平地松林，直东流，华言黄河也。」《元史·河源志》：「腾乞里塔即昆仑也，昆仑以东有水西南来，名纳隣哈剌，译言细黄河也。」其他盖不胜记云。
译百里之内，泉水从地下涌出百余处，方圆七八十里，登上高处俯瞰，灿烂如同星辰排列。番人称之为火敦脑儿，向东北流百余里，汇聚成一片大沼泽，再向东流成为赤宾河，又与忽兰等河流汇合，才开始称为黄河。再向东北流至陕西的兰县，才进入中原地区，再向东北流经沙漠地带，转而向南流入山西境内，总共九千余里，这就是黄河九曲千里、一曲一直的大致情况。至于黄河随地而异名，《后魏书·龟兹国传》记载：“龟兹东面有轮台，其南三百里有大河，向东流称为计式水，就是黄河。”又《于阗国传》记载：“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向北流称为树枝水，就是黄河。”《宋契丹志》记载：“那里有袅罗个没卑，水源出自饶州西南的平地松林，径直向东流，汉语意思是黄河。”《元史·河源志》记载：“腾乞里塔就是昆仑山，昆仑以东有水从西南而来，名叫纳隣哈剌，翻译过来是细黄河。”其他的记载大概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