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城硕记卷七

译周武王受命九年，天下尚未统一，大概是从这时起才拥有专行征伐的权力，受命之年便从这年开始计算。商纣王帝辛三十四年，周军攻取了耆地和邘地，随即讨伐崇国。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到周地朝见，随即讨伐昆夷。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姬昌去世。计算从受命获得专征伐之权到这一年，总共是九年。」帝辛四十二年，是西伯姬发即位的第一年；四十四年，西伯姬发讨伐黎国。这说明武王在当时仍然沿用西伯的称号，未曾称王，何况是文王呢？即使将受命理解为「承受天命」，也是后人所说的，又怎么会有受命后更改年号的事情呢？

译《绵》的序言说：文王的兴起，是由于太王。《集传》说：追述太王最初迁居岐山周地，以开创王业，而文王凭借这一基础承受了天命。

查考《古公亶父》的《毛传》说：古公，就是豳地的公。古，是说久远。亶父，有的说是字，有的说是名，是说质朴。郑玄的笺注说：古公，是依据文王追溯他的祖先。诸侯的臣下称君主为公。《集传》说：古公，是称号。亶父，是名。有的说是字。查考《竹书纪年》：武乙元年，邠地迁往岐山。周三年，任命周公亶父，赐给他岐邑。二十一年，周公亶父去世，那么他就是公爵。亶父，是名。古公，犹如说先公。《诗经》所说的“沿着西边的水边，来到岐山脚下”，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帝王世纪》：文王受命四年正月丙子日，混夷攻打周，一天三次到达周的东门。文王闭门修养德行而不与交战。《竹书纪年》：殷帝辛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昆夷侵犯周。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见周，于是讨伐昆夷。《诗经》所说的“混夷逃跑了，疲惫不堪”，大概就是这件事。《棫朴》所说的“周王出行，六军跟随”，就是诸侯朝见周，于是讨伐昆夷这件事。

《皇矣》说“顺应心意则友爱”，又说“承受福禄没有阻碍”，拥有四方。《集传》说：“顺应心意，不是勉强。”对兄弟好叫“友”，他的德行如此，所以能承受天禄而不丧失。到了文武时期，就拥有四方。

查考，因心则友，应当说顺应太王的心意而尽孝，因此能友爱而达到友。对泰伯友爱，承受福禄没有丧失，就是所说的承受福禄不虚假，不是说承受天禄。《竹书纪年》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去世，那么第二年就是王季继位的元年。二十四年，周军讨伐程，在毕地作战，攻克了它。三十年，周军讨伐义渠，于是抓获他们的君主归来。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见，王赐给他三十里土地。三十五年，周公季历讨伐西落鬼戎。文丁四年，周公季历讨伐余无之戎，攻克了它。七年，周公季历讨伐始呼之戎，攻克了它。十一年，周公季历讨伐翳徒之戎，抓获他们的三大夫来进献。防王嘉奖季历的功劳，赐给他圭瓒秬鬯，任命他为伯。所说的承受福禄没有阻碍，拥有四方，就是这件事。《毛传》说：“奄，大。”《尔雅》说：“荒，奄。”孙炎说：“荒，是大的奄。”那么“奄有四方”，就是扩大他的四境，是指王季，不是说到了文武才拥有四方。

《灵台》的序言说：“百姓开始归附。”文王承受天命，而百姓乐于他有灵德，甚至惠及鸟兽昆虫。朱熹说：“说他有灵德，也不是命名的本意。”查考《诗含神雾》说：“文王在丰地建邑，修建灵台。”《易干凿度》说：“讨伐崇国后修建灵台。”《竹书纪年》殷帝辛三十五年，西伯从程迁往丰；三十七年，周修建辟雍；四十年，周修建灵台。那么《灵台》这首诗，大概作于文王受命的第八年。《三辅故事》说：“灵台在丰水北，经过台西，文王又引水修建辟雍。”现在《灵台》这首诗，在《鼓钟》篇中说到在辟雍奏乐，是辟雍、灵台最近。《庄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申培的《诗说》：“文王迁都到丰，修建灵台以整齐七政，奏辟雍。”根据《诗经》以虡业装饰钟鼓，鼓钟辟雍并提，那么《庄子》、申公的说法或许不是没有根据。大概也是在这里制作音乐，所以也用这个来命名他的音乐。到了武王、周公拥有天下，明堂、大学都遵循这个制度。《韩诗》：“辟雍是天子的学校。”《大戴礼记》“明堂外面的水叫辟雍。”朱熹说：“辟雍，是天子的学校，举行大射礼的地方。”都是根据后事来解释。其实《诗经》的灵台，不是天子的台；《诗经》的辟雍，也不是天子的学校。如果《文王有声》中的“镐京辟雍”，才可以说是天子的学校。考察占卜，文王居住在这镐京，《竹书纪年》殷帝辛三十六年，西伯派世子发营建镐京。《逸周书》：“文王在镐，召世子发作文。”《传》则这里说“考察占卜是文王”，本来就是文王。至于下面说“武王完成它”，就是所说的武王定都镐京。

《下武》的序言说继承文王。武王再次承受天命，能显扬先人的功业。《集传》说：下的意义不详。有人说：字应当作文。说文王、武王确实开创了周朝。查考下武维周，《毛传》说：武是继承。郑玄的笺注说：下就是后。朱熹不依照旧说，而把下武的武当作武王，遵循他的祖业。《毛传》说：武是足迹。朱熹说：武是足迹，后世能继承他的足迹，又为什么不用绳武的武当作武王呢？武继承本于《释诂》，武足迹本于《释训》，都是《尔雅》的文字。一个遵从一个不遵从，为什么呢？根据这首诗一说成王的诚信，再说成王的诚信，应当是赞美成王而作。有人怀疑它是康王以后的诗。《竹书纪年》成王二十五年，在东都大会诸侯，四夷

译来宾，就是所说的四方前来祝贺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尚书·洛诰》中成王告诉周公说：“您应当让我享有万亿年的国运”，所说的“在此万年”的意思，指的就是这个。《文王集传》在辨析郑玄的谱系时曾说：“《正雅》都是成王、周公之后的诗”，这又怎么唯独不符合这种情况呢？

译《生民》一诗中有“履帝武敏”之句。毛亨传曰：“帝，是高辛氏的帝喾。武，是足迹。敏，是疾速。跟随在帝身后而显现于天将行事之时，是敏捷迅速的意思。”朱熹《诗集传》曰：“帝，是上帝。敏，是大拇指。”

查考郑玄笺注曰：“帝，是上帝。敏，是大拇指。当时有大神的足迹，姜嫄踩在其拇指之处，心中感动仿佛有人道感应自己。”朱熹《诗集传》大概是依据于此。他之所以认为帝是上帝，是因为《閟宫》篇中有“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的缘故。然而在郊禖祭祀之时，既然有巨人的足迹，怎么知道那就是上帝的足迹呢？根据《大戴礼记·帝系篇》记载：“帝喾的上妃，是有邰氏的女儿，名叫姜嫄，生下了后稷。”《诗集传》认为她是高辛氏帝的妃子，这是错误的。起初在郊禖祭祀上帝，祓除无子的灾疾，高辛氏的帝率众同行，姜嫄跟随在帝之后，践踏着帝的足迹，心中感动仿佛有人道感应自己，于是震动受孕，生下了后稷。姜嫄认为这不祥而抛弃了他。《天问》中说：“后稷作为长子，帝为何疏远他，把他投掷在冰上，鸟儿为何温暖他？”后稷出生的灵异，古人也有怀疑的吗？但究其根本是无可怀疑的。《帝王世纪》记载：“伏羲的母亲叫华胥，在雷泽出现巨人足迹，华胥用脚踩上去，怀孕生下伏羲于成纪。”《左传》记载：“宋国芮司徒生了个女儿，红皮肤长毛，被丢弃在堤下，共姬的妾捡回去，取名叫弃。”《博物志》记载：“徐君宫人怀孕生下蛋，认为不祥，丢弃在水边。”也是这类情况。“牛羊腓字之”的意思，就像防夫人的女儿生子，丢弃在梦中，老虎哺乳她，见于《左传》。昆莫出生被丢弃在野外，鸟儿衔肉飞在他上方，狼去哺乳他，见于《大宛列传》。槖离国王有侍女，看见有大气如鸡蛋从天落下，因此怀孕，生下儿子东明，把他放在猪圈，猪呵气温暖他；放在马厩，马呵气温暖他，见于王充《论衡》。英杰的出生，与众不同，大抵如此罢了。何况是圣人且子孙世代拥有天下的人呢？

“以归肇祀”。《毛传》曰：“肇，是开始。”开始回归郊祀。《集传》曰：“后稷开始受封建国，成为祭祀的主祭，所以说肇祀。”

查考后文说：“上帝居歆，是郊祭天的礼仪。后稷开始受封建国，不应郊祭天。假如说以高辛氏的后代承用郊礼，也不应说肇祀。”大概这是武王周既已拥有天下，开始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竹书纪年》记载：“殷帝辛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这是周人开始祭祀上帝。开始祭祀上帝而配以后稷，所谓“后稷肇祀”就是这个意思。《月令》记载：“孟春之月，于是选择吉日，向上帝祈求谷物。”《左传》记载：“郊祀后稷，以祈求农事。”所谓“以兴嗣岁，上帝居歆”就是这个意思。《诗经》大概是以后稷配享上天，因而叙述后稷的农事，本源于天所生，以养育百姓罢了。哪里是后稷开始受封建国成为祭主，所以说“肇祀”呢？

《假乐》序说：赞美成王。朱熹说：“假本是嘉字，但不是赞美成王。”查考《诗经》中“干禄百福”，毛亨传曰：“干，是求。”求取福禄得到百福。《旱麓》诗序说：“周朝先祖世代修习后稷、公刘的基业，太王、王季申以百福求取福禄。”“百福干禄”大概是取《假乐》中的句子而倒用。朱熹说序说大错，其说“百福干禄”尤其不通文理，这是过错了。至于本篇序所说的“嘉成王”，“显显令德，宜民宜人”，除了成王谁还能当得起这个？序说正不可完全否定。

《公刘》序说：“召康公警戒成王。”《集传》曰：“公刘，是后稷的曾孙。”事迹见于《豳风》。

查考《豳风谱》说：公刘在夏后太康时失去官守，流窜到这个地方。韦昭注《国语》，认为不窋当太康之时，不窋是公刘的祖父，不应共同当世。根据《竹书纪年》，夏帝少康三年恢复田稷。沈约说：“后稷之后，不窋失去官职，到此恢复。”这是公刘在少康之时恢复继承后稷的官职，而居住在豳。《括地志》说：“豳州三水县西十里是豳原，周先公刘所都之地。”豳城在这个原上，因公刘而命名。郑玄笺注认为公刘在夏朝开始衰败时，见被驱逐而迁到豳，这是错误的。

“其军三单”。毛亨传曰：“三单相袭。”《集传》曰：“三单未详。”查考孔颖达疏曰：“重衣叫做袭。三单相袭，是说从邰出发在道路上，三重为军，以备防御。”看弓矢张开，干戈戚扬，于是开始启程，这是整治兵器，刚开辟道路前往豳，所以用三单相袭来防备抄掠。郑氏认为大国三军，以其余卒为羡。现在公刘迁往豳，丁壮刚好满三军之数，单者没有羡卒。周自不窋失去官职，流窜居住在戎狄之间，他的孙子公刘才开始恢复田稷，怎么能突然有三军刚好满数，而以无羡卒副丁，因而命名为三单呢？

《卷阿》序说：“召康公警戒成

译王也，是说寻求贤才、任用吉祥之士的意思。《集传》说：“大概是周公跟随成王出游，在卷阿之上歌唱，于是借着成王的歌作了这首诗，以此作为劝诫。”

译查考《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三年，成王在卷阿游猎，召康公随从。因此《卷阿》这首诗，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创作的。“岂弟君子，维君子使”，旧说认为这是指和乐平易的君子，处于上位者。朱熹辩驳说：《泂酌》中的“岂弟君子”指的是成王，而这首诗却突然说是所求的贤人，为什么呢？然而《泂酌》的传注都将“岂弟君子”解释为设立祭祀有道德的人，只有朱熹自作《集传》认为是指成王，怎么能拿着这个来非议《小序》呢？况且如果把“君子”指代为成王，那么全篇都是歌颂圣王的言语，却又说这是召康公告诫成王的话，为什么呢？“尔游尔休”，《集传》认为“尔”和“君子”都指成王，这就要解释为：和乐平易的成王，让成王更加发扬成王的本性吗？成王有很多吉士，让成王取悦于成王吗？如果说既然说了“君子”，又说“天子”，就像说“王在出征，以辅佐天子”那样。那《小雅·六月》的传注说：王在此下令出征，希望他们能抵挡王的愤怒并辅佐天子，难道是说王自己出征去辅佐天子吗？

《民劳》的序言说：“召穆公讽刺周厉王。”《集传》说：“根据现在考证，这是同僚互相告诫的话罢了，未必专门是为了讽刺周王而发的。”

查考《史记·本纪》，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掌握大权。厉王行为暴虐奢侈傲慢，国都的人诽谤厉王。那么荣夷公就是那些诡诈顺从的人。厉王亲近并放纵他，导致百姓诽谤，喧哗吵闹。所以说：“不要放纵诡诈顺从的人，以此来谨慎对待喧哗吵闹。”《竹书纪年》记载，厉王三年，淮夷侵犯洛水；十一年，西戎进入犬丘。所以说：“遏制寇贼暴虐，不要让百姓忧虑。”厉王十二年逃到彘地，太子静藏在召公家里，国人包围了那里。召公说：“从前我屡次劝谏厉王，厉王不听，才导致这场灾难。”意思是太子虽然是年轻小子，但所作所为确实宏大。厉王虽然在彘地，实际上是想成全你。所以说：“戎人虽然是小子，但行事宏大；王想成全你，因此大力劝谏。”按照礼制，天子未除丧服，称小子。如果厉王即位十二年，流亡到彘地，不应该还称小子。所以知道召公这首诗讽刺厉王，同时也用来告诫宣王。

《板》的序言说：凡伯讽刺厉王。《荡》的序言说：召穆公哀伤周王室大坏。查考《板》、《荡》都称上帝。毛传曰：上帝是用来称呼王的。序言说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没有纲纪，这是对的。张耒《明道杂志》说：现在的人写文章称乱世为板荡，这是这两首诗的篇名。板表示不治，可以；荡则诗中说：“荡荡上帝，下民之辟”，荡难道是乱的意思吗？太师举篇首一字来命名篇目罢了。小序说“荡荡无纲纪”，文章不是它的本意。然而小序说“荡荡无纲纪”，是说厉王无道，不是说上帝。又《后汉书·杨赐传》说：“不念《板》《荡》之作，虺蜴之诫，危险没有超过这个的。”唐太宗赐给萧瑀的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说“荡”没有乱的意思，可以吗？

《抑》的序言说：“卫武公讽刺厉王，也用来自我警戒。”《集传》说：“卫武公作这首诗，让人每天在他旁边诵读，用来自我警戒。”

查考《国语·楚语》，卫武公九十五岁时作《懿》来自我警戒，侯包说：“卫武公讽刺王室，也用来自我警戒。年龄九十五岁，还让臣下每天诵读这首诗而不离开他的身边。”那么一本依据《国语》，而认为是讽刺王。王朝有《雅》，列国有《风》，只有讽刺王才列在《雅》中。如果只是武公自作，列在《小雅》尚且不可以，何况《大雅》呢？朱熹认为序说讽刺厉王是错误的。“女虽湛乐”，从则说：“女，是武公让人诵读诗而命令自己的话。”后来凡是说“女”、“言尔”、“言小子”的，都这样。根据郑玄笺注以“女”为“女”，君臣虽然好乐嗜酒相从，不念继女之后人，将效仿女吗？这个解释“女”字比较明白。哪有让近臣诵读诗而命令他，称呼自己为“女”、“为尔”、“为小子”的呢？即使命令称呼自己为“女”、“为尔”、“为小子”，“修尔车马，用逷蛮方”。《周礼》九服，其中第六服，职方氏称为蛮服，大司马称为蛮畿。武公只是诸侯罢了，却让人命令他远赴蛮方吗？《竹书纪年》厉王三年，淮夷侵犯洛水，王命令虢公长父讨伐，没有成功。十四年，召穆公率领军队追击荆蛮直到洛水，这就是所谓的“修尔车马，用逷蛮方”。难道武公自己有远赴蛮方的责任吗？《周本纪》芮良夫劝谏厉王说：“荣公如果被任用，周朝必定败亡。”厉王不听，最终任用荣公为卿士，掌握大权。这就是所谓的“彼童而角，实虹小子”。那“小子”年幼无知，或许会被他溃乱。现在却也已经衰老了，也已经抱孙子了，却仍然像无知的“小子”，那么也就干脆叫他“小子”可以吗？查考年表，武公在宣王三十六年即位，他的年龄应当四十多岁。厉王无道已经熟悉，又经历五十多年，那就是幽王的时候。武公对时事有感，不敢明说王的过失，追刺厉王以寄托他的意思。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未必睿圣武公自身有

译这件事，当时必定有所指涉，可知上天正处艰难，说“防备你的国家”，所举的比喻并不遥远。上天不会差错，难道不是用厉王被流放到彘地从而危及国家的事例来警示后人，想让后来的君王以此为鉴，就像所说的“殷商的教训并不遥远”那样吗？所以说：“听从并采用我的谋略，大概就不会有大的悔恨。”

译《云汉》的序言说：“云，是仍然叔赞美宣王。”《诗集传》说：“旧说认为宣王遭遇灾祸而恐惧，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所以仍然叔作这首诗来赞美他。”

查考《竹书纪年》，宣王二十五年发生大旱，宣王在郊外和宗庙祈祷，于是下了雨。《诗经》说：“旱情已经非常严重，热气郁结虫鸣嘈杂，没有断绝洁净的祭祀，从郊外到宗庙。”仍然叔的诗，正是叙述这件事。孟子引用这首诗说：“周朝剩下的百姓，没有遗留一个。”赵岐注说：“意在忧虑旱灾，百姓没有单独遗存逃脱、不遭受旱灾的人，并不是没有百姓。”孙奭疏说：“孑，是单独的意思。”朱熹说：“孑，是没有右臂的样子，说百姓没有剩下半个身子的。”根据《尔雅》对“蜎蠉”的注释说：“井中的小蛣蟩赤虫，名叫孑孓。”《广雅》说：“孑孓，蜎孑。音结，孓音厥。孑，没有右臂；孓，没有左臂。”如果说“靡有孑遗”是“没有右臂半身之遗者”，恐怕仍然叔的本意未必如此。

《崧高》的序言说：“尹吉甫赞美宣王。”朱熹说：“这是吉甫送申伯的诗，不是专门为了赞美宣王而作。”

查考《竹书纪年》，宣王七年，宣王赐给申伯命令，就是这件事。《诗经》说：“宣王命令申伯，治理南方邦国。宣王命令召伯，整治申伯的土地。”这不是赞美宣王又是什么？

《烝民》的序言说：“尹吉甫赞美宣王。”《诗集传》说：“宣王命令仲山甫在齐地筑城，吉甫作诗送他。”

查考《竹书纪年》，宣王七年，宣王命令樊侯仲山甫在齐地筑城，就是这件事。《括地志》说：“汉代的樊县城在兖州瑕丘县西南三十五里，是古樊国仲山甫受封的地方。”宣王因为那里靠近齐地，所以命令他在齐地筑城。《诗经》说：“肃肃王命，仲山甫奉行。”“宣王命令仲山甫在东方筑城”，那么用来赞美宣王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在东方筑城”，毛传认为是离开薄姑而迁到临淄，这是错误的。《史记·齐世家》说：“胡公迁都到薄姑，正当周夷王时期。献公率领营丘人攻杀了他，元年从薄姑迁都到临淄。九年去世，大概是周厉王三年。他的儿子武公九年，厉王出奔彘。二十四年是宣王元年，又过了两年武公去世，儿子厉公即位。所以胡公的儿子进入齐国攻杀厉公，国人于是拥立他的儿子赤，这就是文公。”齐国的城墙不完整，多次遭受攻杀，宣王命令仲山甫筑城，大概是在齐文公时期。朱熹怀疑迁徙是在夷王时期，到这时才开始完备城墙的防守，这是对的。

《韩奕》的序言说：“尹吉甫赞美宣王能够赐命诸侯。”朱熹说：“序言浅陋无理。既然作为天子赐命诸侯，是他的常事。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能做到的，有什么值得赞美？”

查考《竹书纪年》，宣王四年，宣王命令蹶父出使韩国，韩侯来朝见。《诗经》说：“韩侯入朝觐见，拿着他的介圭”，说的就是这件事。看《菀柳》篇《诗集传》说：“君王暴虐，诸侯不来朝见，于是作这首诗。”那么宣王能够赐命诸侯，诸侯来朝见，作《韩奕》来赞美他，不也是应该的吗？《竹书纪年》成王十二年，王师、燕师为韩国筑城，宣王赐给韩侯命令。《诗经》说：“广阔的那韩城，是燕师修筑完成的”，说的就是这件事。到了宣王时期，宣王赐给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那么又是北方的另一个韩国了。王肃说：“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日下旧闻》说：“现在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就是方城县。”《金史·志》说：“蓟州玉田县有韩城镇。”《北游纪》说：“房山县有韩姞砦。”《国门近游录》说：“从韩姞砦向西，从小径进入孤山口，普济寺。《诗经》说：‘为韩姞选择配偶，没有比韩地更快乐的’，这就是它的遗址。”韩城的韩，是祖先受命的地方，所以吉甫作诗，首先叙述梁山韩望。《竹书纪年》平王十四年，晋人灭韩，就是这里，而北方的韩不知被谁所灭。

《江汉》的序言说：“尹吉甫赞美宣王。”《诗集传》说：“宣王命令召穆公平定淮南的夷人，诗人赞美这件事。”

查考《竹书纪年》，宣王六年，召穆公率领军队讨伐淮夷，就是这件事。《竹书纪年》宣王元年作：“戎车既出”，我车。郑玄笺说：“车，就是戎车。”

《常武》诗中“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毛传说：“宣王命令南仲在太祖皇父那里担任太师。”《诗集传》说：“宣王亲自率领军队讨伐淮北的夷人，而命令卿士中名叫南仲、称为太祖兼太师、字皇父的人，整治跟随行军的六军。一定要说南仲是太祖，是称颂他的世代功绩来赞美他。”

查考《竹书纪年》，宣王二年赐给太师皇父、程伯休父命令。六年，宣王率领军队讨伐徐戎，皇父、休父跟随宣王讨伐徐戎，驻扎在淮水。宣王从讨伐徐戎回来，赐给召穆公命令。大概就是这件事。孔颖达疏说：“说宣王命令南仲在太祖那里，是指在太祖的庙里命令南仲。南仲担任卿士，不知道在六官中是哪一卿。皇父新担任太师，不知道以前是什么官职。太师是三公的官职，比卿士尊贵。先说宣王命令南仲，是因为南仲地位在上

译“将”指皇父担任监军，不亲自统领军队，所以特别提到任命南仲。”王肃说：“皇父以三公的身份安抚军队，这与南仲奉王命亲自统领军队不同。”根据《竹书纪年》，皇父担任太师是在伐徐四年之前，因此疏文中说“新近担任太师”是不对的。《诗集传》说：“卿士是皇父的官职，太师是皇父兼任的官职，这种说法不对。至于说南仲是太祖兼太师、字皇父，难道皇父就是南仲的后代吗？这种说法大概本于郑玄的笺注，也是不对的。”《竹书纪年》记载，武王十二年夏四月在太庙举行飨礼，任命监殷，那么在太祖的太庙任命监军，本来也是适宜的。

译周宣王对尹氏说，程伯休父在《集传》中说：“程伯休父，是周朝的大夫。”查考孔颖达的疏解说：“《楚语》记载：‘重黎氏世代掌管天地祭祀，到了周朝，程伯休父是他们的后代。’当时宣王废除了他的官职，让他担任司马。”韦昭说：“程国是伯爵，休父是名字。”根据《竹书纪年》记载：“殷武乙二十四年，周军讨伐程国，在毕地交战，攻克了程国。殷文丁五年，周人建立了程邑。殷帝辛二十三年，将西伯囚禁在羑里。二十九年，释放西伯，诸侯迎接西伯回到程邑。三十二年，西伯率领军队讨伐密国。三十三年，密国人向周军投降，于是被迁往程邑。三十五年，周地发生大饥荒，西伯从程邑迁往丰邑。”宣王时期，任命休父为司马，在程邑享有采邑，就像春秋时期的毛伯、单伯那样。韦昭认为程国是伯爵，是因为程国属于王畿内的诸侯国。

《清庙》的序言说：“周公建成洛邑后，召集诸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郑玄笺注说：“建成洛邑，是在周公居摄第五年的时候。”《集传》说：“实际上是摄政的第七年，这是升歌的歌词。”

查考《竹书纪年》，成王五年夏五月，成王从奄地回来，将殷商遗民迁往洛邑，于是营建成周，并没有召集诸侯的事，郑玄的说法是错误的。《竹书纪年》记载成王七年，周公将政权归还给成王，三月，召康公前往洛邑规划都城。甲子日，周公在成周告诫多士，于是向东扩建都城。成王前往东都，诸侯前来朝见，于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升歌《清庙》，应当是在这个时候。然而此时周公已经将政权归还给成王，不再有居摄之事了。《集传》认为是居摄的第七年，是不对的。《礼记·明堂位》说：“周公践履天子的位置来治理天下，第六年在明堂召集诸侯。”那时《竹书纪年》尚未出土，所以所说的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维清》的序言说：“演奏象舞。”郑玄笺注说：“象舞，是模拟用兵时征伐的舞蹈，由武王制定。”

查考《竹书纪年》，成王八年创作了《象舞》，郑玄认为是武王制定的，是不对的。《礼记·文王世子》记载：“登歌《清庙》，下管《象舞》。”《大武》中的《象》与《清庙》相对，那么“象”是诗篇就可以知道了。根据序言所说“维清”就是“象”，《文王世子》的注疏将“象”解释为武王伐纣的音乐，那么经文又何必另外说“舞大武”呢？至于“肇禋”直到“用有成”，根据《周礼》以禋祀祭祀昊天上帝，《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这才开始以文王配享天帝，所以说“肇禋”。郑玄笺注认为文王受命开始祭天而枝伐，这是不对的。

《昊天有成命》的序言说：“郊祀天地。”朱熹说：“天地合祀，是亵渎混乱、不合常理的礼仪。”序言的说法不通。

查考《尚书》，舜类祭上帝、禋祭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没有祭祀地神的文字；武王克商后庚戌日柴望，也不说祭祀地神。郊祭天，社祭地。《中庸》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不说侍奉天地。地统属于天，就像母亲统属于父亲一样。区分主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冬至在南郊祭天，夏至在北郊祭地。宗伯的六种玉器，用苍璧礼敬天，用黄琮礼敬地。典瑞用四圭祀天，两圭祀地，各自有依据。然而先王郊祀天地，在一年之中，自有分别和合祭，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周礼》记载天子祭天每年举行九次，其中郊祭最为尊贵。冬至和夏至的郊祭，大概是分祭。其余如正月郊祭而祈求谷物，仲夏日大雩而祈求雨水，季秋日在明堂大飨而配享父祖，四至日郊祭而迎气，则是合祭。地跟随天而受享，不单独祭祀。之所以有分有合，是因为不合祭则不亲近，不分祭则不尊贵。分合天地的大义，是王者父天母地的道理。

《时迈》的序言说：“巡狩祭祀告祭柴望。”《集传》说：“这首诗是武王时期，周公所作。”

查考《竹书纪年》：武王十二年，初次巡狩方岳，在沬邑发布诰命。《诗经》中“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大概就是指这件事。孔颖达疏解说：“《国语》称周文公的颂歌说：‘载戢干戈’，明确说明这首诗是周公所作。”

《执竞》的序言说：“祭祀武王。”《集传》说：“这是祭祀武王、成王、康王的诗。”又说：“这是昭王以后的诗。”《国语》的说法见前篇。

查考前篇《时迈》传后引用《国语》说：“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用来宴请元侯。”吕叔玉说：“《肆夏》就是《时迈》；《樊遏》就是《执竞》；《渠》就是《思文》。”这样《执竞》就是《周礼》九夏之一。《周礼》由周公制定，不应该将昭王以后的诗预先列入九夏，所以毛亨传以“不显成康”解释为成就大功而安定，郑玄笺注以成康解释为成就安定祖考之道，不然，难道不知道周有成王、康王两位君王而故意说迂曲的话吗？欧阳修说：“所谓的成康，就是成王、康王，就像文王、武王称为文、武一样。”朱熹相信这个说法，认为这是祭祀武王、成王、康王的诗。然而《雍》诗说“文武维后”，《集传》又为什么不说是文武二王呢？苏氏也不相信欧阳修的说法，认为“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周朝“奄有四方”的，不是从成康开始的。

译序言和传注怎么可以废弃呢？《思文》的序言说：“后稷配享上天。”《诗集传》说：“这是说后稷的德行确实可以配享上天。”查考《诗经》中“贻我来牟，帝命率育”的诗句，以及《竹书纪年》中“成王四年春正月初，在宗庙朝见；夏四月初，品尝新麦”的记载，那么《思文》这首诗应当是作于那个时期。郑玄笺注引用《尚书》的说法称：“武王渡过孟津后的第五天，火星化作乌鸦，五次降临，带着谷物一同到来。”这说的是“遗留给我们小麦和大麦，天命借此来养育百姓”，后稷养育天下的功绩，既然说的是谷物，怎么能称之为“牟麦”呢？

译臣工序说：“诸侯协助祭祀，是在宗庙中派遣他们。”朱子说：“这是告诫农官的诗，序说的解释是错误的。”

查考《竹书纪年》：康王三年制定乐歌，在宗庙举行吉禘祭祀先王，申诫农官，在宗庙中宣告。《臣工》这首诗，应当是在这个时候创作的。诗中说：“多么盛大的麦苗，将承受那明显的恩泽；明显昭示的上帝，最终带来丰年。”序中所说的“在宗庙中派遣”，指的就是这个。《易经》中所说的“先王用来享祭上帝，建立宗庙”，指的就是这个。

《有瞽》序说：“开始制作音乐并在太祖庙中合奏。”郑玄笺注说：“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在太祖的宗庙中合奏各种乐器。诗人叙述这件事并歌唱。”

查考《竹书纪年》：武王十二年夏四月，王回到丰邑，在太庙宴饮，创作《大武》乐。十四年，在太庙隆重进献，于是大规模分封诸侯。序说：“开始制作音乐并在太祖庙中合奏”，应当是在这个时候。周朝从武王拥有天下，到成王六年，才在太祖庙中合奏音乐，这没有道理。

《廱》序说是在太祖庙举行禘祭。郑玄笺注说：“禘，是大祭，比四时祭大，比祫祭小。太祖，指文王。”朱子说：“序说在太祖庙举行禘祭，那么应当在后稷的宗庙中禘祭喾。但诗文中没有提到喾和后稷。如果认为是吉禘祭文王，则与序说不协调；而且诗文也没有这个意思，恐怕序说错了。”

查考孔颖达疏说：“知道禘祭小于祫祭，是因为《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是祫祭。毁庙的祖先牌位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祖先牌位都升合在太祖庙一起受祭，这是合祭群庙的牌位称为大事。’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左传》说：‘在武公庙举行禘祭’，这是禘祭一庙称为有事。根据《竹书纪年》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庙，二十五年冬十月从东都回来大事于太庙，那么大事就是祫祭，有事就是禘祭。《廱》诗说禘祭太祖，是说成王以文王为祖。诗中说：‘伟大啊我的皇考’，又说：‘文武是后代’，《祭法》说：‘祖父叫王考，曾祖父叫皇祖’，那么太祖和皇考可以通称。所以马融说：‘说祖先远，说始祖近，说的是太祖。’朱子《诗集传》既然把皇考当作文王，又把宣哲文武当作赞美文王的德行，又说吉禘祭文王与序说不协调，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把‘绥予孝子’当作武王，那么文王就不能称为太祖了。因此把‘既右烈考’当作皇考，不把烈考当作武王。《尚书·君陈》说：‘武王烈’，又《洛诰》说：‘烈考武王’，我在此处，怎么能唯独把烈考当作文王呢？至于把《廱》诗当作彻祭所唱的歌，也命名为彻，不过是因《论语》三家以《雍》为彻，就认为这首诗也叫彻，可以吗？”

《载见》序说，是诸侯初次拜见武王庙。朱子说：“序说把载解释为始，所以说始见，恐怕不一定如此。”

查考《竹书纪年》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序说谓诸侯始见乎武王庙，当即此也。曰：“求厥章。”集传以为先言其来朝禀受法度，非诸侯始见之时，何以云此？

《武》序说：“演奏《大武》。”集传说：“周公模拟武王的功绩，创作《大武》乐，歌唱这首诗来演奏它。”然而传认为这首诗是武王所作，那么篇内已经有了武王的谥号，这种说法就错了。

查考《竹书纪年》武王十四年创作《大武》乐，这首诗是演奏《大武》乐的歌，那么作于武王时。其称武王者，以其为有武功之王也。如《商颂》“武王靡不胜”“武王载斾”，不必以武为谥号。

《闵予小子》序说：“嗣王朝拜于宗庙。”集传说：“成王脱去丧服，初次朝拜先王的宗庙，而创作这首诗。”

查考《竹书纪年》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此诗当作于是时。据《廱》诗孔氏疏曰：“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摄政称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序所谓“嗣王朝于庙”也。朱子《小序辨》谓：“序说不能究其本末，何也？”

《访落》序说：嗣王在宗庙谋划。朱子说：序说也不能究其本末。

查考《竹书纪年》：成王七年，周公还政于王。八年春正月，王开始即位亲政。郑玄笺注说：“成王开始执政，所以在宗庙中与群臣谋划我刚开始执政的事。”《诗·访予落止》毛传说：“访，谋划。”集传说：“成王既然朝拜于宗庙，于是创作这首诗，来表达延访群臣的意思。说我将开始谋划，则仍然采用序说的解释。”

《小毖》序说：“嗣王求助。”集传说：“这也是《访落》的意思。”

查考《逸周书》说：成王执政，因为尝麦而语群臣，求助，作《尝麦解》。序说：求助，大概有所本。

《载芟》序说：“春天借田而祈求社稷。”《良耜》序说：“秋天报答社稷。”朱子说：“两篇未见其有祈求和报答的区别。”

查考《诗》有实其积万亿及秭，非有以祈之可乎？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不有以报之

译可以吗？这就是祈祷与报谢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朱熹说《载芟》这首诗具体用在什么场合尚不明确，为什么呢？又《礼记·月令》记载，孟春时节，天子亲自耕种于帝藉田；仲春的正日，天子命令百姓祭祀社神。社神祭祀与帝藉田耕作不在同一个月，而《诗经》序言将它们连在一起提及，是因为这些事都发生在春季。周王为众百姓设立社坛，称为泰社；周王为自己设立社坛，称为王社。王社位于帝藉田之中，所以《载芟》是为春季在帝藉田耕作而向社稷祈祷的诗篇。“杀时犉牡，续古之人”，意思是说延续先祖奉行祭祀的传统，这是指报谢神灵的乐歌，所以《良耜》是为秋季向社稷报谢的诗篇。

译《丝衣》的《序》说：这是绎祭时招待尸（代表受祭者的活人）的诗。高子说：这是灵星祭祀中的尸。朱熹说：《序》错了，这也是祭祀时饮酒的诗。郝氏说：这是祈蚕祭祀中的尸，灵星即龙星，是东方苍龙星宿，蚕是龙的精气，用尸来象征它，蚕吐丝，所以穿丝衣。查《通典》记载：汉朝建立第八年，高祖命令郡国县邑建立灵星祠。当时有人说周朝兴起时，邑中设立后稷的祭祀，至今仍有血祭，因为后稷有播种的功劳。于是高祖命令建立灵星祠。《三辅故事》说：长安城东十里处有灵星祠。另一种说法是：灵星，龙左角为天田，主管谷物，龙在清晨出现吉祥之兆便祭祀它。提到后稷却称之为灵星，是因为后稷又配享于星位。据此可知，所谓灵星之尸，大概是指祭祀灵星时充当后稷的尸罢了。《五经通义》说：《丝衣》，其传文说王者祭祀灵星，公尸所穿的衣服。又说：根据传文，天子诸侯祭祀社稷也有尸，现在祭祀灵星却说公尸，不知出处何在。然而查《淮南子·主术训》说：统治者的道理，就像灵星的尸一样，庄重静默而接受吉祥福佑。灵星有尸，由来已久了。郝氏认为这是祈蚕的诗，蚕吐丝，所以穿丝衣。《檀弓》说：爵弁配缁衣。郑玄注：缁衣，就是丝衣。贾公彦说：缁、缁都是染色，在布上叫缁，在帛上叫缁，却说是因为蚕吐丝，所以穿丝衣，这是不对的。

《酌》的《序》说：宣告大武舞成功。《集传》说：《酌》就是《勺》。《内则》说：十三岁舞勺，就是用这首诗作为节奏来舞蹈。

查孔颖达疏说：“说宣告大武成功，没说向哪座庙宣告。《有瞽》开始作乐，与太祖相合，这也应当是向太祖宣告。”大司乐用大武舞来享祭先祖，那么各座庙中都使用这种乐舞，或许也是遍告群庙。据《竹书纪年》记载，成王九年在大庙举行祭祀，初次使用《勺》舞，那么这首诗是向太祖庙宣告成功，有明确的证据。又查申培《诗说》说：“《勺》，也是歌颂武王的诗，是大武舞的第五成。”

《赉》的《序》说：在庙中大规模分封。《集传》说：“《春秋传》认为这是大武舞的第三章，而《序》认为是大规模分封于庙中。”

查孔颖达疏说：“皇甫谧说：‘武王伐纣那年，夏四月乙夘日，在周庙祭祀。将领士人都受封。’如皇甫谧所说，这次大分封是伐纣那年的事。据《竹书纪年》：武王十二年辛夘日，率领西夷诸侯伐殷；夏四月，王回到丰邑，在太庙宴饮，任命监殷官，于是狩猎于管地，作大武乐。十三年，在太庙荐献殷俘，于是大规模分封诸侯。可见大分封是伐纣次年的事。”

《般》的《序》说：“巡守时祭祀四岳河海。”郑玄笺说：“般，乐也。”《集传》说：“般的意义不详。”

查《竹书纪年》“武王十五年，初次狩猎方岳”，这首诗大概是叙述这件事。也许氏《说文》说：“般，旋也。”眉山苏氏说：“般，游也。”般旋、般游，正是狩猎方岳，遍游河海的意思。申培《诗说》说：“这是叙述巡守的诗，是大武舞的第四成。”

鲁国为什么有颂？严氏说：“鲁颂，是颂的变体。”孔氏说：“虽然名叫颂，但体裁实为国风，不是告神的歌。”朱熹说：“把它列入颂篇，是为了显示其僭越。”《春秋》记载“郊禘”“大雩”“雉门”“两观”，也是这个意思。

查郑谱及孔疏，鲁僖公在周惠王十九年即位，周襄王二十二年去世，到文公时，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命而作了这些颂。颂是用来形容功德而主要告神的，国人赞美僖公的功德，在他死后作颂以告其神。孔氏说虽然名叫颂，但体裁实为国风，不是告神的歌，这是不对的。大概鲁国之所以有颂而无风，是为了内部避讳。那《南山》《敝笱》《载驱》《猗嗟》等诗，都是讽刺鲁桓公、文姜及庄公的，却不归入鲁风而归入齐风，难道不是因为淫乱无耻的行为应当内部避讳，而暂且寄托于齐风以表达志向吗？有人说当时周王褒奖周公的后代，比附于先代，所以巡守不陈其诗，因此鲁、宋两国只有颂没有风。那么有颂就不能有风了，为什么有《周颂》又有《王风》，有《豳风》又有《豳颂》呢？总之，鲁颂是颂祷之辞。大概是颂的体裁，颂的体裁就归入颂，并非说它僭越。《公羊传》说：“什一而税，颂声作。”《史记》说“微子过殷墟而作雅声”，这是雅颂之声各自有别吗？即《鲁颂·駉》篇的《序》说：“史克作是颂”，明确作者本意自定为颂体，难道说是列入颂篇以示僭越？所以不列入风而列入颂吗？舒氏说：“鲁国不该作颂，所以每篇用颂来命名，是因为不足所以这样。”这是对《周颂》稍有区别吗？

《有駜》的《序》说：“颂扬僖公君臣有道。”朱熹说：“这只是宴饮的诗，没看出君臣有道的意思。”

查《诗》中“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的笺注说：“说当时臣子忧念君事，早起夜寐，在公所，明义明德。”自今以

译起初，年成丰收，君子有粮食可以留给子孙。笺解说：“君臣安乐，那么阴阳调和而有丰年，这种善道就可以遗留给子孙，如果不是君臣有道，又是什么呢？”

译《泮水》的序言说：“这是歌颂僖公能够修缮泮宫。”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泮，就是半。一半有水，一半无水。”朱熹的《诗集传》说：“它的东、西、南三面有水，形状像半个玉璧。”查考《通典》说：“鲁国的泗水县，泮水发源于此。泮，是鲁国的水名。鲁侯在水边建造宫室，因此用水名来命名宫室。僖公大概是接着修缮它。”苏辙说：“僖公是沿用旧制进行修缮，所以《春秋》中没有记载。”《左传》记载：“晋侯从泮水渡河。”由此可知泮大概是水名。郑玄的笺注认为“泮的意思是半”，陆德明认为“一半有水，一半无水”，这未必正确。根据《明堂位》：“頖宫，是周代的学校。”郑玄注：“頖，通‘班’。是用来颁布政教的地方。”《礼器》说：“鲁国人将要祭祀上帝，必定先祭祀頖宫。”那么鲁国在泮水边设立学校以颁布政教，所以称之为頖。周人尊崇鲁国，因此把泮宫作为诸侯的学校。泮与頖读音相同，所以通用。看“振鹭于彼西廱”这句诗，孔颖达说：“泽水名叫廱，在西边，有这处泽水。”朱熹说：“辟廱在西郊，所以叫西廱。”由此可知辟廱是因水而得名，那么泮水是水名，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閟宫》说“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毛亨的传注说：“翦，整齐。”郑玄的笺注说：“翦，断绝。”朱熹的《诗集传》说：“翦，断绝。”太王称王的功业开始显著，大概有断绝商朝统治的渐进了。

查考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他用皮革、钱币、犬马、珠玉侍奉狄人，却都不能免除祸患，一旦流离失所，迁徙居住在岐山南面。《竹书纪年》记载：“武乙元年，邠迁到岐邑”，三年任命周公亶父赐给岐邑，当时才开始免除流离迁徙，正值新建基业，立刻就要断绝商朝，可以吗？杨慎根据《说文解字》引用《诗经》作“戬商戬福也”，认为太王开始从商朝接受福泽而壮大他的国家，于是认为《诗经》中的“翦”字是错字，其实不对。《尔雅·释诂》说：“勤劳来劝勉，努力从事，叫做翦篲勤。”太王确实开始“翦商”，大概是指确实开始勤于商朝的事务，与《周书》中“太王勤于王家”的意思正相符合，哪里应当用“翦断”来解释呢？

〇《鸮鸮》的序言说：“祭祀高禖神。”朱熹的《诗集传》说：“鸮鸮，就是鸮鸟。高辛氏的妃子简狄向高禖祈祷，鸮鸟留下卵，简狄吞下而生下契。”这件事见于《史记》。查考毛亨的传注说：“春分，鸮鸟降临，有娀氏的女儿简狄嫁给高辛氏的帝，帝率领她在郊禖祈祷，生下契。”所以原本认为是天命，因为鸮鸟到来而诞生。起初并没有吞卵的说法。只有《史记》和郑玄的笺注说鸮鸟在水上飞翔留下卵，简狄吞下。欧阳修认为这荒诞怪异，苏洵认为简狄是丧失心智，其实不对。大概古代没有吃卵的事情，简狄在高禖见到鸮鸟留下卵，取来吞下，等到生下契，就认为是天命降下的祥瑞，并不是说没有人道而生下契。《秦本纪》说：“女修织布，鸮鸟掉落卵，女修吞下，生下大业。”那么吞卵的不只是简狄了。《抱朴子》说：“夏朝以后才开始吃卵，简狄的时代没有吃卵的事，所以因为吞卵被视为奇异而记载下来罢了。”

《殷武》说：“奋起征伐荆楚。”孔颖达的疏解说：“周朝拥有天下，才开始封熊绎为楚子，在武丁的时代，不知道楚君是谁。”

查考方城范氏所藏的曾侯钟铭文说：“惟王五十六年，迁徙自西阳。楚王称年号为祀，周称年号为年。铭文称祀，大概是商代的楚。”《竹书纪年》：“殷武丁三十二年征伐鬼方，驻扎在荆；三十四年，王师攻克鬼方，氐羌来朝。”《尚书·无逸》：“高宗在位五十九年。”那么这铭文说五十六祀的，正是高宗时的楚君。

管城硕记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管城硕记卷九翰林院检讨徐文靖撰。春秋一

“春王正月”，胡安国的传注说：“查考《左传》说：‘王，是周的正月。周人以建子月为岁首，那就是冬季的十一月。’建子月不是春季，也很明白了。却用夏历的春季来冠在周历的月份上，为什么呢？用夏历的春季来冠在月份上，是为后世垂示法度；用周历的正月来记事，是表示没有那个地位，不敢自专。”

查考《春秋》是孔子尊崇王道的书，写“王正月”，是明确这是周王的正月。在“王”字前冠以“春”，是显示王者效法天道；在“正月”前冠以“王”，是显示天下要遵从王者的时令。《胡传》说“用夏历的春季来冠在周历的月份上”，大概夏历以寅月为春季，孔子在冬季的子月上加一个“春”字，“春正月”以下仍然记载周历子月的事。殊不知周历以建子为正，也就是以建子为春。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夘举行烝祭，《尔雅·释天》说“冬季的祭祀叫烝”，如果周历只改月份不改季节，烝祭怎么会在春正月举行呢？僖公五年春正月辛亥日冬至，周历以建子为春为正月，所以冬至在这个月。《汲冢书·周月解》说：“一月冬至之后，黄昏时昴星毕星出现，白昼最短，这个月北斗柄指向子位，日月都从牵牛星初度升起，向右回旋运行。它把一月作为正月，也就是把一月作为春季了。”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