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城硕记卷四

译管城硕记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管城硕记》卷五，翰林院检讨徐文靖撰，书三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防于孟津。”蔡传曰：“十三年者，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三年。春者，是孟春建寅之月。汉代孔氏说虞、芮两国质成是文王受命改元之年，文王在位九年而崩，武王即位三年伐纣，合计为十有三年。这都是被伪书《泰誓》的文字所迷惑而错误。”欧阳氏说：“西伯即位已经改元，中间不宜再改元。武王即位改元，是冒用先君的第一个年号，并把他居丧的十一年也算在内。由此说来，都是荒谬的。”欧阳氏的辨析极为明白，但他所说的“十一年”，也是被《书序》中“十一年”的错误所迷惑。又汉代孔氏因为《书序》说“一月戊午”，而经文又系之以春，便以春为建子之月，那么商代以季冬为春，周代以仲冬为春，四时颠倒，这难道是三代圣人奉行天道的政令吗？查朱子说：“《泰誓序》说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经文说十有三年春大防于孟津。必定有差错。解说者竟以十一年为观兵，更没有义理。旧有人引用《洪范》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那么十有一年的错误就可知了。”我曾考证，书序没有错误，而是经文“十有三年”三个字错了。根据《竹书》：“殷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去世。四十二年，西伯发从吕尚那里接受丹书。五十一年十一月戊子，周军渡过盟津而还。五十二年庚寅，周开始伐殷。秋，周军驻扎在鲜原。冬十有二月，周军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跟随周军伐殷。”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领西夷诸侯伐殷，在〇野打败了殷军。计算帝辛四十二年，武王即位之元年至五十二年，周开始伐殷，由庚辰至庚寅，共十有一年。书序是没有错误的。第二年诛杀纣王，岁在辛卯，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二年，是经文三个字错了。“《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孔〇说箕子是这一年四月归周，也是以释放箕子囚禁而得知的。访问天道作《洪范》，难道必定就是这一年的事吗？又书序说：“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传说：“周自虞、芮质成，诸侯都归附，以此作为受命之年初，未曾说过受命改元。”蔡传讥讽他说改元是错误的，是不对的。至于以建子之月为春，那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中书“春王正月”的有九十三个，都是周。正建子之月也。后汉元和三年，陈宠上奏说：“冬至之节，阳气开始萌动，所以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的应验。《时令》说：‘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野鸡鸣叫、鸡孵卵，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都出来，蛰虫开始振动，人以为正，夏以为春。那么季冬、仲冬都可以说春。”《魏书·李彪传》：“确实应该远稽周典，近采汉制，不在三统之春执行斩绞之刑。那么建子、建丑都可以为春。”孔疏说：“查三统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发师，至二月甲子，全部诛杀商王纣。那十二月就是周之正月，建子之月。”这是唐代孔氏。蔡传认为汉代孔氏错了。大抵纣未亡以前，《竹书》所记载的，商正帝辛五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庸、蜀、羌、髳跟随周军伐殷，在周是十一月，建子之月。孔〇说：“周之孟春是也。”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大告武成。”蔡传说：史官记载武王前往征伐，归来祭祀群神，告谕群后，与其政事，合为一书。篇中有武成二字，于是以此命名篇名。

查《竹书》：武王十二年辛卯，率领诸侯伐殷，亲自擒获受于南单之台。夏四月，王回到丰，在太庙宴享，作《大武》乐。那么“大告武成”，是说《大武》之乐所由成。《乐记》：夫子对宾牟贾说：“夫武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郑注说：“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始奏，象观兵孟津时也；再奏，象克殷时也；三奏，象克殷有余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蛮之国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召分职而治也；六奏，象兵还振旅也。”又查《周颂·武》篇说：“胜殷遏刘，耆定尔功。”《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首章，其篇名也止“武”之一字。那么此“大告武成”，即告以《大武》之六成。向使《竹书》不出，不以“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作《大武》乐”连书于十

译既然已有这两年的事实作为依据，我又凭什么去怀疑它呢？又凭什么去辩驳它呢？《孔疏》说：“文王承受天命，拥有这些武功，最终在攻克商朝时得以完成。”《诗经》中所说的“拥有这些武功”，指的是讨伐崇国罢了。如果说文王拥有攻克商朝的武功，到了这个时候才向天告祭、在宗庙祭祀，以彰显其功业的完成，这难道不是把圣人的心防等同于曹操了吗？

译《洪范》篇说，上天于是赐予大禹洪范九畴。蔡传解释说：“按照孔氏的说法：上天让大禹得到神龟背负着文字出现，文字排列在龟背上，大禹于是依据这些文字进行排序，从而形成九类。世传的‘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就是洛书的数字。”又按唐代孔氏说：“说大禹依据龟文进行排序，那么孔氏认为这个排序是大禹所做的。‘初一曰五行’等二十七个字，必定是大禹添加上去的。至于‘敬用五事’、‘农用八政’等十八个字，大刘氏和顾氏认为龟背上原本就有，小刘氏认为‘敬用’等字也是大禹所排序的。龟背上的文字只有二十个，并没有明确的证据，不知道谁对谁错。”我读《南齐书》记载：“永明八年四月，长山县人王惠捕获一只六目龟，下面有‘万欢’二字，并有卦兆。九年八月又捕获一只神龟，下面有‘防兑’卦。”车频《秦书》记载：“苻坚建元十二年，高陆县百姓挖井得到一只龟，直径三尺六寸，背上背负着八卦古文。”《晋书·苻坚传》也记载了这件事。《隋书·王劭传》记载：“汝水得到一只神龟，腹部下面有文字说‘天下杨兴’。”那么大禹时代洛水神龟的书上先有文字，也就不足为奇了。欧阳修作《葛氏鼎歌》说：“河图出于黄河，洛书背负九畴自古如此，怪诞的说法为何如此纷纭。”这真是荆公所批评的“欧阳修不学无术”的缘故啊。

第一畴是水，第二畴是火，第三畴是木，第四畴是金，第五畴是土。《蔡传》说：“水、火、木、金、土，是五行生成的次序。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按《大禹谟》中“水火木金土”的次序，谷梁传和蔡传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从而生出五谷。”《洪范》中“水火木金土”的次序，蔡传说：“这是五行相生的次序。”殊不知圣人著书，不过是偶然排列次序，只不过颠倒了一个“金”字，就互相产生异议了。凡是这些说法，都是五德相胜学说的主张，班固的《汉书·五行志》于是就有了“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的说法。根据《礼记·月令》：“春季属木，其数为八；夏季属火，其数为七；秋季属金，其数为九；冬季属水，其数为六。”起初并没有把水归属于天、把火归属于地的说法。在《左传》中：“蔡墨回答魏献子说：‘五行的官职，木正为勾芒，火正为祝融，金正为蓐收，水正为玄冥，土正为后土。’”这与《月令》相合。又史伯说：“先王将土与木、金、水、火混合，来成就万物，因此调和五味，来调节口味。”这与《洪范》相合。起初哪里曾经把五行分别归属于天地？如果说《禹谟》主张相克，《洪范》主张相生，五行中三个属于天，两个属于地，那必定不是这样。《左传》子罕说：“天生五种材料，百姓都使用它们。”杜预说：“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都是上天所生的，却说“天生三个，地生两个”，必定不是这样。那么生克的学说，难道就可以废弃了吗？回答说：“不可以。”根据《仪礼》昏礼中有说：“日食见于天，是因为日食。”孔颖达疏说：“《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卯朔，发生日食。庚午那天开始出现灾异之气，灾异之气指日将食时的气，气出现在上方，用来责备人君。”鲁公问梓慎祸福如何，梓慎回答说：“二至二分之日发生日食，不算灾祸。日月运行的规律，二分之日同道。其他时候发生日食就是灾祸，因为阳气不能克制阴气，所以常表现为水灾。”然而《诗经》中的十月，相当于夏历八月，秋分日食却成为灾祸，这是因为辛卯之日，卯木去侵克辛金，木反克金，所以成为灾祸。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发生日食，是大祸，应验在卫国国君和上卿身上。四月相当于夏历二月，成为灾祸的原因，是因为甲辰之日，甲属木，辰属土，木应当克土，如今发生日食，土反克木，所以成为灾祸。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发生日食，壬属水，午属火，水应当克火，却发生日食，火反克水，却不成为灾祸，这是因为秋七月相当于夏历五月，是壬午之日，所以不成为灾祸。那么五行相生，如火为土之母，水为木之母之类；五行相克，如木应当克土，土反克木之类，难道《禹谟》就专门主张相克，《洪范》就专门主张相生吗？

第五畴是皇极，君王建立他的中正之道。蔡传解释说：“皇，就是君王。极，就像北极星的极，处于中间而四方都以此为准则。”

按《尔雅·释诂》：“皇，大也。”孔安国说：“凡是建立事业，应当使用大中之道。”孔颖达疏说：“《诗经》说‘莫匪尔极’，《周礼》说‘民极’，都是说使用大中之道。”洛书以皇极居中，作为九畴的根本，就像河图以太极居中，作为八卦的根本一样。建立并运用皇极，就是所说的常理得以有序。从五行到六极，那二十个字，本是龟文所有，大禹因而进行排序，把皇极放在第五位，而箕子陈述《洪范》，又借此阐明大禹所受于尧舜相传的法度。常理有序，而也称为法度，就是所说的父子兄弟足以成为法度，然后百姓效法他们。下面所说的“赐你保持中正，唯有君王作为中正”就是这个意思。建极就像建中，就是尧舜的执中用中。初一曰五行

译五行，水向下润，火向上炎，就是水、火、金、木、土、谷六者各得其宜。其次第二项是敬用五事，言行庄重、视听明智，就是谨慎修身、思虑长远。其次第三项是农用八政，粮食、货币、宾客、军事，就是“饮食要顺应时节”以及“通商交换有无、调节物价”，司空平治水土，司徒推行五教之类。其次第四项是协用五纪，年、月、星、辰，就是“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恭敬地颁授农时”以及所谓“历法推算掌握在你身上”。其次第六项是乂用三德，正直、刚强、柔和，就是“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正直才能清明”以及“刚强而充实，柔和而独立”。其次第七项是明用稽疑，选拔建立卜筮之人，龟卜与蓍筮都顺从，就是“官职占卜以先见为主，遮蔽私意、咨询谋划众人一致，龟卜与蓍筮都协调顺从”。其次第八项是念用庶徴，省察年成、省察月份，就是“只有防备和安康，显明地承受上帝的旨意，不使众官职空缺，天工的职责由人来代理”。其次第九项是向用五福，威用六极，长寿、富贵、康宁，凶险、短命、夭折，就是“顺从正道吉祥随之而来，违背正道凶险如同影随形”。九类大法以皇极为根本，皇极建立，九类大法就都能得到了。所以孔安国说：“大中至正的道理，在于确立其中正，说的是施行九畴的道理。”

译没有偏私，没有倾斜，遵循先王的道义。蔡传说：“偏是不中正，陂是不平正。”按孔传说：“偏是不平，陂是不正。”应当遵循先王的正道来治理百姓。注引《释文》说：“陂读作秘，旧本作‘颇’，音普多反。”按《唐纪》记载，开元十四年，唐玄宗因为《洪范》中“无偏无颇”读音不协调，下诏将“颇”改为“陂”。说：“我处理政务之余，每晚读书，不仅仅满足于理解微言大义，实际上想要透彻精深的义理。读《尚书·洪范》到‘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反复诵读这些文字，都符合韵律。只有‘颇’这个字，实际上不协调。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释文》‘陂’字也有‘颇’的读音。陂与颇，在训诂上没有区别。用‘陂’则文意也通顺，用‘颇’则声音不成韵律。这应当是由于战火焚毁之后，竹简残缺，传授之际，错误相继发生。推究始末，必须进行刊正。应当将‘颇’字改为‘陂’，并宣告国学。又《宋史·徽宗宣和六年》下诏《洪范》恢复旧文，将‘陂’改回‘颇’。蔡传成书于宁宗嘉定二年己巳年，这是在宣和之后，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改正。根据《周易》‘无平不陂’，蔡传解释‘陂’为‘不平’，在义理上是恰当的。而孔传解释‘陂’为‘不正’，大概那时还是‘无颇’，所以解释为‘不正’。”

《旅獒》：“西旅进献了他们的猛犬。”蔡传说：“西旅，是西方蛮夷国家的名字。”按《孟子》“无忘宾旅”，赵岐注说：“宾，是宾客；旅，是羁旅。”这大概是因为西夷进献猛犬，周朝认为他们地处偏远且不称臣，以宾客羁旅的礼节对待他们，所以称为西旅。《竹书》记载：“武王十三年，巢伯来作宾客”，《书序》记载：“巢伯来朝见，周王命令芮伯作《旅巢命》”，这都是以宾客羁旅的礼节对待他们。说“宾”则过于隆重，说“旅”则比“宾”低一等。《泰誓》中下篇说：“西土有众，我西土的君子。”《牧誓》说：“远啊，西土的人。”所以西土有人进献猛犬，而武王心里不忍拒绝，太保作《旅獒》，用来训诫周王。《旅獒》与《旅巢》的意义是一样的。汉代孔氏《旅巢传》说：“陈述威德以命令巢伯，如同《旅獒》。”传又说：“西方遥远的国家进献大犬，召公陈述告诫，并依据《尔雅》‘旅，陈’作为解释，这是错误的。至于说西方的戎狄中有国家名叫旅的，其错误始于唐代孔氏，而蔡传沿袭了他。”

《金縢》。周公于是告诉两位公爵说：“我不回避，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周公住在东方两年，于是罪人被抓获。蔡传说：“辟读作避。”郑氏《诗传》说周公因为管叔、蔡叔的流言而避居东都，这是对的。汉代孔氏认为“辟”是致辟于管蔡的“辟”，意思是诛杀，将居东解释为东征，这是不对的。

按《竹书》记载，成王元年春正月，成王即位，任命冢宰周文公统领百官。夏六月，将武王葬于毕。秋，武庚率领殷人背叛周朝，文公出居东方。二年秋，成王在郊外迎接周文公，于是讨伐殷人。三年，周王军队灭殷。根据这些记载，那么居东两年，乃是避居东方。陆氏《释文》说：“辟，马融、郑玄读作避，意思是避居东都。”这种说法大概始于马融。然而认为避居东都，也是不对的。《史记·鲁世家》说：“有人谗毁周公，周公逃往楚国。”邵宝说：“周公躲避流言，曾经居住在东方。”鲁公受封，不去鲁国而去楚国吗？根据《国防》记载，季历葬于楚山脚下，季妇鼎铭文说：“王在成周，王迁居到楚麓。”《括地志》：“终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周公逃往楚国，应当是因为流言而出居，依附于祖考的墓地，必定没有远赴东都的道理。邵宝怀疑奔楚是楚国，失之过远了。看下文“成王打开金縢，拿着书哭泣说：‘只有我这个小子，我新近迎接王出郊，上天于是下雨并反转风向’”，那么居东在成周的东方，非常近，而必定不是东都，这是明显的。

《大诰》：“如果父兄有朋友讨伐他们的子民，臣仆劝诱而不救助。”蔡传说：“民养不详。”苏氏说：“养是厮养，意思是人的臣仆。”大意是说：“如果父兄有朋友攻伐他们的子民，作为臣仆的人，难道可以劝诱攻伐而不救助吗？”父兄用来比喻武王，朋友用来比喻四国，子用来比喻百姓，民养用来比喻邦君和办事官员。

按《书序》，武王去世，三监和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将要讨伐殷人，作《大诰》，那么受命东征的是周公。武王是周公的兄长，成王的父亲，这里说如果兄考，意思是如果兄长也就是我的父亲。本来是一体相关，却有朋友讨伐他们的子民，朋友就是上面所说的大化诱我友邦君的人。当时三监、淮夷共同叛乱，来讨伐我周朝的子民，难道可以养寇害民，反而劝诱而不救助吗？看这些，那么周公本来没有诛杀管叔、蔡叔的心，而成王的责任，周公大概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蔡传认为是比喻，这是不对的。

《康诰》蔡传说：“按《书序》将《康诰》作为成王的书，现在详细考察本篇，康叔对于成王是叔父，成王不应该以弟弟称呼他。解说的人认为周公以成

译周王发布诰命，所以称为“弟”。然而既然称为“王”，如果是说，那就是成王的话，周公怎么就立刻以弟弟自称呢？为《尚书》作序的人不知道篇首的四十八个字是《洛诰》中脱落的简册，于是错误地将其当作成王的文书。由此可知，《尚书序》果然不是孔子所作。」

译查考《卫康叔世家》记载：周公旦奉成王之命兴兵讨伐殷商，杀死了武庚禄父，并将殷商的残余百姓封给康叔，让他做卫国国君。周公旦担心康叔年轻，于是告诫康叔，所以这篇文献称为《康诰》。蔡沈认为《书序》记载有误，难道司马迁也错了吗？根据《竹书纪年》记载：武王十三年大规模分封诸侯，十五年冬天将九鼎迁到洛邑，十七年冬天十二月武王驾崩。成王元年秋天，武庚率领殷商旧部反叛，成王三年周朝军队灭掉殷商，杀死武庚禄父，将殷商百姓迁到卫国。《康诰》中提到的“惟三月哉生魄”，周朝的三月相当于夏历的正月。计算一下，武王在丙申年十二月驾崩，到成王三年正月，相距二十一个月，当时成王年幼，正处于守丧期间，才满两年零三个月，不可能立刻发布诰命给康叔。所以周公是取用武王时期告诫康叔的内容加以重申。司马迁说周公重申告诫康叔是对的。《书序》作者因此将此事叙述在这里，并没有错误。况且康叔在武王时期最初被封在康地，所以称为《康诰》；就像召公被封在召地，称为《召诰》；蔡仲被封在蔡地，称为《蔡仲之命》。如果在成王三年将殷商百姓迁到卫国时，康叔已经改封到卫国了，不称为《卫诰》而称为《康诰》，难道不是原本依据武王的文书而由周公重申的吗？蔡沈的传注又认为《书序》作者不知道《康诰》篇首的四十八字是《洛诰》脱落的简牍，于是错误地认为是成王的文书，这又是错误的。篇首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并不是直接指《洛诰》而言。《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说：‘远望洛水伊水，不要远离天帝之室，在洛邑经营周朝居所，然后离去。’”到十五年才将九鼎迁到洛邑。《书序》所说的，难道就是《洛诰》中的洛邑吗？

《洛诰》中王命周公，周公后来作册命史逸发布诰命。在十二月，周公大力辅佐文王武王，接受天命已经七年。蔡沈传注说：“史逸诰周公治洛留后，意思是史逸诰命周公治理洛邑并留守后方。”说在十二月，是为了明确戊辰日是十二月。吴氏说：“周公自从留守洛邑之后，过了七年才去世。”

查考上文，王命作册史逸祝告册命，只是告知周公的后人。孔安国传注说：尊崇周公，立他的后人为鲁侯。王写下册命文书，派史逸诰命伯禽。根据汉代《律历志》记载：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日，这一年是任命伯禽为鲁侯的年份。怎么会在召公前往洛邑规划都城之后，才开始尊崇周公的后人为鲁侯呢？根据《竹书纪年》：成王七年春三月，召康公前往洛邑规划都城。甲子日，周文公在成周告诫多士，于是营建东都。十年，周文公离开洛邑居住在丰邑。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理东都。十四年，洛邑建成。二十一年，周文公在丰邑去世。大概当时召公前往洛邑，周公随后到达，王前往东都，又封周公的次子君陈为周公，以代替周公的后人。于是在十二月冬祭之日，用两头赤色公牛祭祀文王武王，命史逸撰写祝册，以此告知。说只是告知周公的后人，是为了显示重视。《春秋左传》隐公六年提到周桓公；僖公九年提到宰周公，这都是周公的后人。前面说命周公后人引导其后人，周公不要废弃法度，四方世世代代享受其德。大概是说他们世世代代作为周公的仪范法度，不要废弃，使四方世世代代享受其德行。周公回答说：我周公旦凭借众位儿子和办事人员，巩固前人成就的功业。多子，指的是周公旦的众位儿子。意思是自己凭借众位儿子治理事务，巩固前人的功业，回应众望而建立周朝的信誉。蔡沈却把多子解释为众位卿大夫，前人文王武王，这是错误的。如果把前人解释为文王武王，那么多子就是周公的众位儿子就显而易见了。至于把命周公后人解释为命周公留守治理洛邑，则是被吴氏关于周公留守洛邑七年的说法迷惑而缺乏考证。周公在成王七年到达洛邑，十年离开洛邑居住在丰邑，在洛邑总共只有三年。经文说“惟七年”，大概是因为成王十四年洛邑建成，二十一年周公在丰邑去世，相距总共七年。周公哪里曾七年留守洛邑，并且在洛邑去世呢？《尚书·君陈》序言说：周公去世后，任命君陈分管东郊成周。大概先前册命周公后人，然后才分管东郊。

《多士》蔡沈传注说：周公废黜殷商的后人，因为殷商百姓反复无常难以控制，于是将他们迁到洛邑。到了这时，建成周，建造房舍，划定疆界，于是告诫命令他们重新开始。这就是《多士》产生的原因。《书序》认为“成周建成，迁徙殷商顽民”，这是错误的。

查考《竹书纪年》，成王三年将殷商百姓迁到洛邑，于是营建成周。七年三月，召康公前往洛邑规划都城。甲子日，周文公在成周告诫多士，就是这件事。《书序》说“成周建成，迁徙殷商顽民。周公奉王命告诫，作《多士》。”《书序》大概认为成周建成后，所迁徙的殷商百姓中，又有顽固不化不服从的，于是作《多士》来告诫他们，这仅仅是针对顽民而发的，并不是说开始迁徙百姓。又《竹书纪年》记载成王三年灭殷，将殷商百姓迁到卫国。五年营建成周。八年命鲁侯禽父、齐侯伋将庶殷迁到鲁国。那么成周建成后，也确实有过迁徙殷商百姓的事情。又《多士》说：“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三月就是召公前往洛邑的三月。蔡沈传注认为这是成王祭祀洛邑次年的三月，周公到达洛邑已经很久了，到这时才开始治理洛邑的事务。

译所以说这是“初”，实在是严重地违背了考证。

译《无逸》篇，周公说：“唉！君子应当以不贪图安逸为立身之本。”蔡沈的《书传》说：“所，就是处所的意思。君子把不贪图安逸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无论是行动还是静止，饮食还是休息，没有一刻不处于这种状态。如果有所松懈或停止，那就不能称为‘所’了。”

查考《论语》中“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一句，朱熹在《集注》中说：“居其所，就是不动的意思。”大概是以不动作为“所”，而众星都围绕着它转动。在天象上是北极，在《易经》中是太极，在范仲淹的理论中是皇极，在圣人那里是主静以确立准则，君子以不贪图安逸为立足点，也就是君子以不贪图安逸为准则。《益卦》说：“不要游荡于安逸之中。”皋陶说：“不要教导安逸享乐来治理国家。”周公说：“应当以不贪图安逸为立足点。”圣贤代代相传的心法，没有不是对此兢兢业业、慎之又慎的。如果仅仅把“所”解释为处所，其意思虽然本源于宋玉，但如果认为动静食息无不在这个处所，那就把“无逸”的意义说得太浅薄了。至于说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才能安逸，这正是《豳风·七月》的意思。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周公因为成王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陈述后稷、公刘教化百姓的由来，让乐师早晚吟诵来教导他，《豳风·无逸》不正是相互阐发吗？”

“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蔡沈的《书传》说：“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记载，高宗在位五十九年，祖庚在位七年，祖甲在位三十三年。”

查考《竹书纪年》：武丁元年丁未，五十九年去世；祖庚元年丙午，十一年去世；祖甲元年丁巳，三十三年去世。邵雍说祖庚在位七年，恐怕不足以作为依据。又据《竹书纪年》：外壬、小乙都在位十年；庚丁在位八年，小庚、开甲都在位五年；南庚在位六年，仲壬、阳甲、冯辛都在位四年；小辛在位三年。《尚书》中说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也都是各有特指，并非泛泛而言。

《君奭》篇中“耈造德不降”，我就听不到鸣鸟的声音了。蔡沈的《书传》说：“这是说召公离去，那么年老成人的德行就不能下达到百姓，在郊外的凤凰将不能再听到它的鸣叫声了。”当时周朝正兴盛，凤凰在郊外鸣叫，《卷阿》中凤凰在高冈鸣叫，是咏叹实事，所以周公这样说。

查考《竹书纪年》：成王十八年，凤凰出现，于是到黄河举行祭祀。当时，凤凰在庭院飞翔，成王弹琴歌唱道：“凤凰飞翔在紫色的庭院，我有什么德行能感动神灵？依靠先王的恩泽降临，大家快乐，百姓安宁。”

《蔡仲之命》篇，于是将管叔诛杀于商地。蔡沈的《书传》说：“致辟，就是诛杀的意思。”

查考《周书·作雒解》说：“降服三叔，管叔上吊而死。”当时周公东征，已经诛杀了武庚，而三叔依然安然无恙。致辟，指的是施加刑罚，意思是想要用国法惩治他们。管叔上吊而死，前汉书《地理志》：中牟县有管城；后汉书《地理志》：县里有林乡。《天问》说：“伯林上吊，这是什么缘故？”这是说管叔在伯林这个地方，自缢而死。这是周公并没有诛杀他。孔安国的传注把“辟”解释为诛杀，蔡沈的《书传》依据它，是不对的。

《多方》篇，只有五月丁亥日，王从奄地回来，到达宗周。蔡沈的《书传》说：“成王即位执政的第二年，商奄又叛乱，成王征讨并灭掉了它。”

查考《竹书纪年》：成王二年，奄人、徐人以及淮夷进入邶地叛乱。三年，王师灭掉殷，于是征伐奄，灭掉蒲姑。四年，王师征伐淮夷，于是进入奄地。五年春正月，王在奄地，把奄君迁到蒲姑。夏五月，王从奄地回来。六年，在岐阳举行大阅兵。七年，周公把政权归还给成王。《尚书》说“五月丁亥，王从奄地回来”，大概是周公摄政第五年的事情。《尚书》文辞先说周公说，而后说王“若曰”（好像说），就是这个原因。成王即位执政，还在第二年之后，而孔安国的传注说是周公归政的次年，蔡沈的《书传》据此说是成王即位执政的次年，都是考证失误。看下文“王说：‘现在你们奔走效力，臣服于我，监管五年’”，这证明是成王五年，不是更加可信吗。

《周官》篇，只有周王安抚万国，巡视侯甸，四方征伐不服从的，回到宗周，整顿治理官员。蔡沈的《书传》说：“这是本书的大致顺序。”成王回到镐京，整顿治理事务的官员，对外抵御的功业完成而更加严格，对内治理的修明。

查考《竹书纪年》：成王十九年，王巡视，侯甸方岳，召康公跟随，回到宗周，于是整顿百官，罢免丰侯。《周官》的制定，应当是在这个时候。《尚书序》说“成王已经废除殷的命，灭掉淮夷，回来在丰地，作《周官》”。计算灭殷与征伐淮夷的事情在三年、四年，到这里相距十五年。《序》用经文“四征弗庭”来充实内容，并不是说征伐这些地方后回来。《序》说“丰”，丰也就是宗周。徐广说：“镐京距离丰二十五里”，这都是指宗周。

《顾命》篇，只有四月十六日，王不愉快。蔡沈的《书传》说：“哉生魄，是十六日。”查考孔颖达说：“成王去世那年的四月始生魄，即十六日。”孔颖达疏说：“成王去世那年，经典没有记载。《汉书·律历志》说：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始生魄，就引用这篇《顾命》的文字，认为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去世，这是刘歆的说法。孔颖达以甲”

译如果以十六日计算，那就不能与歆相同了。」郑玄说：「这是成王二十八年，传文只记载了成王去世的年份，不知道成王即位和去世的具体年份。根据《竹书纪年》，成王元年丁酉，春季正月，成王即位；三十七年夏季四月乙丑，成王驾崩；康王元年甲戌，春季正月，康王即位。任命冢宰召康公统领百官，诸侯在丰宫朝见。这样看来，成王去世那年是癸酉年。唐代时《竹书纪年》已经出土，但孔颖达仍然没有考证这一点，这也是他疏漏的地方。」

译《吕刑》说：“蚩尤开始作乱，祸延平民，无不成为寇贼。”苗民不采用善政，而制定严刑。蔡沈传解释说：“苗民承袭蚩尤的暴虐，不施行善政而制定严刑。”按孔安国传解释说：“蚩尤被黄帝所灭；三苗被帝尧所诛。”这是说他们虽处不同时代，却同样作恶。根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凡是《防》篇都说讨伐蚩尤，而《诗防》唯独说蚩尤失败后，尧才受命。”怀疑蚩尤的后裔在高辛氏末年尚存，所以三苗的君主得以沿袭蚩尤的恶行而制定严刑，正如《张衡传》所说的那样。又按《周礼·肆师疏》贾公彦引用《三朝记》说：“蚩尤是贪婪的平民，大概就是经文所说‘祸延平民，无不成为寇贼’的人。”

死刑存疑则赦免，其罚金为一百锾，审查核实其罪行。蔡沈传解释说：“皋陶所说的‘罪疑惟轻’，是降低一等定罪。如今五刑存疑则赦免，而直接罚金，这是死刑、宫刑、刖刑、劓刑、墨刑，都不再降等使用了。舜时的赎刑，只是官府、学校中鞭扑之类的刑罚，而穆王所说的赎刑，即使是死刑也允许赎免。舜难道有这样的制度吗？”

按经文说“墨刑存疑则赦免，罚金一百锾，审查核实其罪行”。意思是犯墨刑者，案情有可疑之处就赦免，但又不直接赦免，而是罚金一百锾以示惩戒。如果简阅案情，确实无可疑之处，那么“实”与“疑”相对，“罪”与“赦”相对，确实无疑则定罪，定罪则不赦免。死刑的法度也是如此，存疑则赦免并允许赎金，确实无疑则定罪而不赦免。哪里是说用金赎免，即使是死刑也允许赎免呢？蔡沈认为穆王巡游无度，财力匮乏百姓劳苦，于是采取这种权宜之计来敛取民财，这是不对的。看他所说“五过之弊病，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又说“狱讼中的贿赂不是宝物，只有判案公正才是功绩”，他兢兢业业以贪财为戒，难道反而借此来敛取民财吗？蔡沈又认为孔子收录它，大概也是示警，这也不对。孔子作《孝经》，引用《甫刑》说“一人有善，兆民依赖”，又说“五刑的条目三千，都是《吕刑》的文字”。假如以穆王为警戒，又何必引用它来垂示训诫呢？

管城硕记卷五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管城硕记》>

钦定四库全书

管城硕记》卷六翰林院检讨徐文靖撰：诗一

《释文》旧说云：“《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到‘用之邦国焉’，名为《关雎》序，称为小序。”这以下就是大序。沈重说：“查考郑玄《诗谱》，大意是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子夏）意思有未尽之处，毛公加以补足完成。有人说小序是东海卫敬仲所作。”朱熹说：“近世诸儒多认为序的首句是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的是后人所增补，道理或许有之。但如今考其首句，就已经有不得诗人本意而肆意妄说的人了，何况沿袭云云的错误呢？”又论《邶风·柏舟》序说：“诗的文意事类，可以思考而得；其时世名氏，则不可以强行推究。如果作小序的人，姑且以其意推测探索，依约而言。不知道其时的，必定强行说是某王某公之时；不知道其人的，必定强行说是某甲某乙之事。于是附会书史，依托名谥，凭空妄语，以欺骗后人。且如《柏舟》，不知道它出于妇人，而认为是男子；不知道它不得于夫，而认为是不遇于君，这就错了。竟然断然说是卫顷公之时，那么它故意欺罔，以误导后人的罪过不可掩盖了。凡小序的错误，以此推之，十之八九都能得到。”

按马端临《经籍考》说：诗书的序，自史传不能明确是谁所作，而先儒多怀疑。到朱文公解经，则依据古经文析为二，而备论其得失。而对于诗《国风》诸篇的序诋斥尤多。以我读《国风》诸诗，知道诗不可无序，而序对诗有功。大概风这种体裁，比兴之辞多于叙述，讽谕之意浮于指斥。大概有反复咏叹，联章累句，而没有一言叙述作诗之意者，而序者却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如果不是传授有源，探索无错，那么谁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昭示千载呢？而文公深诋之，且于《桑中》《溱洧》诸篇辨析尤至，认为哪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于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呢？其意大概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哪有舍弃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见之序说呢？其说固然好，然我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只是郑卫诸篇呢？夫《芣苢》之序，以为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采掇《芣苢》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