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城硕记卷六
按僖二十五年传，晋侯次于阳樊，晋语仓葛曰：“阳人有樊仲之官守。”夫周以阳樊赐晋，而人不服，则以▯周赐秦，而人岂能遽服乎？时襄公新得周地，周礼具在，而襄不能用，周之遗士素秉周礼者，褰裳去之，托居水涯。西周之民不复见周官威仪，于是有“伊人宛在”之思，正与“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同一感叹耳。观阳人不忍去周，则▯人不忍忘周，可知。
晨风序云：「刺康公忘穆公之业，始弃其贤臣。」集传曰：「妇人以夫不在而言，与扊扅之歌同意。」
按《韩诗外传》：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徃来。击乃遣仓唐緤北犬奉晨鳬献于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业？」对曰：「业诗。」文侯曰：「于诗何好？」曰：「好晨风。」文侯自读《晨风》曰：「鸩彼晨风，欝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乃封中山而复太子击。观此，则《晨风》葢父子之诗，而非夫妇之吟也。安必以「忘我」二字与《扊扅》之歌同意？遂改为妇人以夫不在而言。
无衣序云：「刺用兵也。」笺云：「此责康公之言也。」朱子言：「序意与诗情不协。」
按秦康公之元年，春秋鲁文公之七年也。文七年，晋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八年，秦人伐晋，取武城。十年，秦伐晋，取北征。十二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防庸。此无衣，所以刺用兵也。王于兴师者，王肃曰：「疾其好攻战，不由王命，故思王兴师是也。」安在与诗意不协？
宛丘》序云：「刺幽公也。」集传曰：「国人见此人，常游于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
按《诗》“子之汤兮”，毛传曰：“子，大夫也。”郑笺曰：“子者，斥幽公也。”二说不同，故朱子《集传》但云“此人之游荡”，不言所指。然既曰“坎其击鼔”，又曰“值其鹭羽”，恐非君未有是乐，故《小序》以为刺幽。《陈世家》：“幽公十二年，厉王奔彘，凡在位二十三年，公卒。”据《竹书纪年》，幽公二十二年卒，是史误也。
衡门序云，诱僖公也。集传曰：「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辞。」
按序以为诱僖公。朱子谓其因谥而配，以此诗。据《陈世家》，僖公六年，周宣王即位，是周室中兴之日，正僖公奋发有为之时，而乃愿而无立志，故作诗者诱进之。见衡泌可安，比国小可以有为。后云“齐姜宋子”者，见人当自强，岂必有大国之援？总以诱掖其君耳。若谓因谥法小心畏忌，“曰僖”序者因配以此诗，未必然也。
东门之池，序云：「疾其君之昏滛，而思贤女以配君子也。」集传曰：「此亦男女会遇之辞。」
按《集传》以东门为会遇之地，沤麻为所见之物。诗何以又言「彼美淑姬」？言「彼美」，则非所会遇者可知。岂非所见者在此，所思者又在彼耶？《水经注》：「陈国东门内有池，池水东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许歩。水至清防，不耗竭，可以沤麻。」沤菅者，喻贤女能柔顺君子，成其德教耳。
墓门序云：「刺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集传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按《左传》桓公五年正月甲戍，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杜注：“免，桓公太子。”诗葢以桓公卒而乱作，故因以墓门起兴。夫也不良，刺陈佗无良。师傅序传，必有所授，岂真以佗为乱贼被杀，遂以无良之诗与之哉？
防有鹊巢》序云：「宣公多信谗，君子忧惧焉。」集传曰：「此男女之私，而忧或间之之辞。」
按《陈世家》：宣公后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杀其太子御冦。御冦素爱厉公子完，完惧祸及巳，乃奔齐。此诗当作于是时而言。谁侜张太子？为予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也。笺：以所美谓宣公，非是。朱子谓男女有私，忧或间之，何《国风》之多滛耶？
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国小而迫，好奢
译查考《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的记载，晋侯驻扎在阳樊，《晋语》中仓葛说：“阳樊人有樊仲这样的官职。”周天子把阳樊赐给晋国，而阳樊人不顺从，那么周天子把土地赐给秦国，秦国的人难道能立刻顺从吗？当时襄公刚刚得到周地的土地，周朝的礼制依然完备，但襄公不能施行，周朝遗留的士人一向秉持周礼，于是撩起衣裳离开，寄居在水边。西周的百姓不再见到周朝官员的威严仪态，因此产生了“伊人宛在”的思念，这与“山上有榛树，低湿处有茯苓，思念的是谁？西方的美人。那位美人啊，是西方的人啊”的感叹是一样的。看阳樊人不忍心离开周朝，那么秦国人不忍心忘记周朝，就可以知道了。
《晨风》的《序》说：“讽刺康公忘记了穆公的功业，开始抛弃他的贤臣。”《集传》说：“这是妇人因为丈夫不在身边而说的话，与《扊扅》之歌的意思相同。”
查考《韩诗外传》：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不让他往来。太子击于是派遣仓唐带着北犬和晨凫献给文侯。文侯说：“你的君主从事什么事业？”回答说：“从事《诗》。”文侯说：“在《诗》中喜好什么？”回答说：“喜好《晨风》。”文侯自己读《晨风》说：“鸩鸟在那晨风中，北林郁郁葱葱。没有见到君子，忧心忡忡。怎么办怎么办，忘记我实在太多。”文侯说：“你的君主认为我忘记他了吗？”仓唐说：“不敢，只是时常思念罢了。”于是封还中山并召回太子击。看这个，那么《晨风》大概是父子之间的诗，而不是夫妇之间的吟唱。怎么一定要以“忘我”二字与《扊扅》之歌意思相同？于是改为妇人因为丈夫不在身边而说的话。
《无衣》的《序》说：“讽刺用兵。”郑玄笺注说：“这是责备康公的话。”朱子说：“《序》的意思与诗意不协调。”
查考秦康公的元年，是春秋鲁文公的七年。文公七年，晋国在令狐打败秦军，直到刳首。八年，秦人攻打晋国，夺取武城。十年，秦国攻打晋国，夺取北征。十二年，晋人、秦人在河曲交战。十六年，楚人、秦人防守庸地。这《无衣》，就是用来讽刺用兵的。王肃说：“疾恨他喜好攻战，不遵从王命，所以希望王兴师是正确的。”怎么与诗意不协调？
《宛丘》的《序》说：“讽刺幽公。”《集传》说：“国人看见这个人，常常在宛丘上游荡，所以叙述他的事来讽刺他。”
查考《诗》中“子之汤兮”，毛传曰：“子，大夫。”郑笺曰：“子，是指斥幽公。”两种说法不同，所以朱子《集传》只说“此人的游荡”，不说所指是谁。然而既然说“坎其击鼓”，又说“值其鹭羽”，恐怕不是君主没有这种乐舞，所以《小序》认为是讽刺幽公。《陈世家》：“幽公十二年，厉王奔彘，共在位二十三年，公卒。”根据《竹书纪年》，幽公二十二年去世，这是史书的错误。
《衡门》的《序》说，诱导僖公。《集传》说：“这是隐居自乐而无求的人的话。”
查考《序》认为是诱导僖公。朱子认为这是因谥号而配以此诗。根据《陈世家》，僖公六年，周宣王即位，是周室中兴的时候，正是僖公奋发有为的时候，却愿意而没有志向，所以作诗的人诱导他进取。看到衡泌可以安身，比喻国家虽小可以有所作为。后面说“齐姜宋子”的人，是让人应当自强，难道一定要有大国的援助？总之是为了诱导辅佐他的君主。如果说因为谥法小心畏忌，“曰僖”的《序》者因此配以此诗，未必是这样。
《东门之池》的《序》说：“疾恨他的君主昏淫，而思念贤女来配君子。”《集传》说：“这也是男女会遇的话。”
查考《集传》以东门为会遇之地，沤麻为所见之物。诗为什么又说“彼美淑姬”？说“彼美”，那么就不是所会遇的人可以知道。难道所见的人在这里，所思念的人又在那里吗？《水经注》：“陈国东门内有池，池水东西七十步，南北八十步。水至清澈，不枯竭，可以沤麻。”沤菅的人，比喻贤女能柔顺君子，成就他的德教。
《墓门》的《序》说：“讽刺陈佗没有良师益友，以至于不义。”《集传》说：“所谓不良的人，也不知道他指谁。”
查考《左传》桓公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再次赴告。于是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佗杀死太子免，取代了他。杜注：“免，是桓公的太子。”诗大概是因为桓公去世而动乱发生，所以用墓门起兴。夫也不良，讽刺陈佗没有良师益友。《序传》，必定有所传授，难道真的因为佗是乱贼被杀，就用无良的诗给他吗？
《防有鹊巢》的《序》说：“宣公多听信谗言，君子担忧恐惧。”《集传》说：“这是男女私情，而担忧有人离间的话。”
查考《陈世家》：宣公后有嬖姬生子欵，想立他为太子，于是杀死太子御寇。御寇一向喜爱厉公的儿子完，完害怕祸及自己，于是逃到齐国。这首诗大概是在这个时候作的。谁欺骗太子？是我所喜爱的人吗？使我心中忉忉不安。郑笺：以所美指宣公，不对。朱子说男女有私情，担忧有人离间，为什么《国风》中这么多淫诗呢？
《蜉蝣》的《序》说：“讽刺奢侈。”昭公国小而迫，喜好奢侈
按《郑谱》云：当周惠王时，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变风始作《蜉蝣》。盖昭公诗也。其君臣徒整饰其衣裳，不知国之将迫胁，君臣死亡无日。如蜉蝣朝生夕死，犹有羽翼以自修饰也。蜉蝣掘阅，麻衣如雪。《毛传》曰：「掘阅，容阅也。」如雪，言鲜絜。《郑笺》曰：「掘地解阅，谓其始生也。」麻衣，深衣，诸侯之朝夕则深衣也。顾麟士曰：「按古人所用帛，以丝，布以麻，以葛，木棉自后代始入中国。故经传中凡言布者皆麻，非如今丧服始用麻也。」观《玉藻》注：「皮弁服，朝衣▯端服，皆麻衣十五升布。」《论语》「麻冕三十升布」，可见。故释「如雪」以为鲜絜云。麻衣，犹布衣之谓。序以为刺其君者，是也。
鸤鸠序云：「刺不壹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朱子曰：「此美诗，非刺诗。」
按前▯人序刺共公好近小人，后《下泉》序疾共公侵刻下民，《鸤鸠》在其间，亦共公诗也。曹昭公以鲁僖七年卒，共公即位，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曹之君果足当斯美乎？序以为刺不壹者，是也。集传曰：「鸤鸠，秸鞠也，亦名戴胜，今之布谷也。」据《月令》：「季春之月，鸤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既言鸤鸠，又言戴胜，旧说以为一物者，非也。
鲁诗世学》云：「豳风八章，章十一句。周公作此诗，本名《豳风》，葢欲成王知豳国之风俗，故以名篇，而未有《七月》之目也。」毛氏谬以此篇及《鸱鸮》《东山》《狼防》《九罭》《破斧》改为《豳风》，始摘此篇章首二字，改名《七月》。然诗实《小正》之体，与国风不同，子贡之传，申公之编，鸿都之刻，是也。按《周礼·春官·籥章》：「龡籥以歌豳诗。」则周制之前巳繋豳矣，其周公自名《豳风》，理或然也。又襄二十九年传：「吴季札请观周乐，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滛，其周公之东乎？』」杜预曰：「周公遭管蔡之变，东征三年，为成王陈后稷先公，不敢荒滛，以成王业，故言周公之东乎？」则是《东山》诸诗，本系之《豳风》，明矣。《世学》之说，未足据也。
七月诗，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毛传曰：「豳公子亲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集传曰：「是时公子犹娶于国中，而贵家大族连姻公室者，亦无不力于蚕桑之务，故其许嫁之女，预以将及公子同归，而远其父母为悲也。」按，求桑采蘩，女子事也，豳乃使公子亲率之乎？朱子谓：「是时公子犹娶于国中，而许嫁之女，预以远父母为悲。」然则此治蚕之女，果即豳公之妇乎？且采蘩祁祁，既曰众多，而女心伤悲，止同归之一人乎？春秋庄元年秋，筑王姬之馆于外，公羊传曰：「于路寝则不可，小寝则嫌羣公子之舎，则以卑矣，其道必为之改筑者也。」何休注曰：「谓女公子也，诸侯之女称公子，豳公之女得称公子也。」当日豳公之化，婚姻得时，故公子至贵于归不愆，而国中婚嫁各及其时，虽贫贱之女，采蘩众多，犹得及与公子之贵同归耳，故曰豳风。
鸱鸮序云：周公救乱也。鬻子之闵斯。毛传曰：鬻，稚。稚，子指成王也。集传曰：周公东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诛之，而成王犹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诗以贻王。按《东山》诗云：「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是出师巳三年也。今云东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诛之，岂既诛之后而又闲坐一年乎？《竹书》成王元年秋，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二年秋，大雷电以风，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王师防殷，杀武庚、禄父。是居东乃避居于东都，而非谓东征也。且既云得管叔、武庚而诛之，下又云「以比武庚」，既败，管、蔡不可更毁我王室。岂管、蔡既诛而尚存乎？且以「无毁我室」指管、蔡，则以「鬻子」指成王，既取我子所取者，又何指乎？惟庐陵刘氏谓《鸱鸮》以比武庚，「子」以比羣叔，「室」以比王室，是也。诗意言武庚诱致羣叔，共相背叛，罪不容诛，则亦既取我子而残贼之矣。其得毋又毁我
译查考《郑谱》说：在周惠王时期，曹昭公喜好奢侈且任用小人，曹国的变风于是开始创作《蜉蝣》。这大概是昭公时代的诗。那些君臣只是整饰他们的衣裳，不知道国家即将面临胁迫，君臣死亡的日子没有多久。就像蜉蝣早上出生晚上死亡，尚且有羽翼来修饰自己。蜉蝣从穴中爬出，麻衣洁白如雪。《毛传》说：“掘阅，就是容阅。”如雪，是说鲜明洁净。《郑笺》说：“掘地解开束缚，是说它刚出生的时候。”麻衣，即深衣，诸侯早晚都穿深衣。顾麟士说：“查考古人所用的帛，是用丝做的，布是用麻、葛做的，木棉是从后代才传入中国的。所以经传中凡是说布的，都是指麻，不像如今丧服才开始用麻。”看《玉藻》注：“皮弁服，朝衣，端服，都用十五升的麻布。”《论语》中“麻冕三十升布”，就可以证明。所以解释“如雪”为鲜明洁净。麻衣，就是布衣的意思。《诗序》认为这是讽刺他的君主，是对的。
《鸤鸠》的《诗序》说：“讽刺不专一，在位者没有君子，用心不专一。”朱熹说：“这是赞美之诗，不是讽刺之诗。”
查考前面的《诗序》讽刺共公喜好亲近小人，后面《下泉》的《诗序》痛恨共公侵扰刻薄百姓，《鸤鸠》在这中间，也是共公时代的诗。曹昭公在鲁僖公七年去世，共公即位，他的仪容没有差错，正是四方国家的典范，曹国的君主果真值得这样的赞美吗？《诗序》认为这是讽刺不专一，是对的。《集传》说：“鸤鸠，就是秸鞠，也叫戴胜，是现在的布谷鸟。”根据《月令》：“季春之月，鸤鸠梳理它的羽毛，戴胜降落在桑树上。”既然说了鸤鸠，又说了戴胜，旧说认为它们是同一种鸟，是不对的。
《鲁诗世学》说：“《豳风》八章，每章十一句。周公作这首诗，本名叫《豳风》，大概想让成王知道豳国的风俗，所以用这个命名篇章，而没有《七月》这个题目。”毛氏错误地把这篇以及《鸱鸮》《东山》《狼跋》《九罭》《破斧》改为《豳风》，才开始摘取这篇篇章首二字，改名为《七月》。然而这首诗实际上是《小正》的体裁，与国风不同，子贡的传授，申公的编纂，鸿都门的刻石，都是这样。查考《周礼·春官·籥章》：“吹籥来歌唱豳诗。”那么在周制之前就已经系属豳了，周公自己命名为《豳风》，道理或许如此。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季札请求观赏周乐，给他唱《豳》说：‘美好啊，浩荡啊！快乐而不淫乱，大概是周公东征的时候吧？’”杜预说：“周公遭遇管叔、蔡叔的叛乱，东征三年，为成王陈述后稷先公的事迹，不敢荒淫，以成就王的功业，所以说周公东征的时候？”那么《东山》等诗，本来系属《豳风》，是很明显的。《世学》的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
《七月》诗中，“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毛传》说：“豳国的公子亲自率领他的百姓，同时出发，同时归来。”《集传》说：“这时公子还在国内娶妻，而贵家大族与公室联姻的，也没有不努力从事蚕桑事务的，所以那些许嫁的女子，预先因为将要和公子一同归来，而远离父母感到悲伤。”查考，求桑采蘩，是女子的事，豳国却让公子亲自率领她们吗？朱熹说：“这时公子还在国内娶妻，而许嫁的女子，预先因为远离父母感到悲伤。”那么这些养蚕的女子，果真就是豳公的妻子吗？况且采蘩的人众多，既然说众多，而女心伤悲，只是同归的那一个人吗？春秋庄公元年秋天，在外面修建王姬的馆舍，《公羊传》说：“在路寝不可以，在小寝则嫌疑群公子的住所，那就太低贱了，其道必须为之改建。”何休注说：“说的是女公子，诸侯的女儿称公子，豳公的女儿也可以称公子。”当时豳公的教化，婚姻适时，所以公子至贵，出嫁不违时，而国内婚嫁各自适时，即使是贫贱的女子，采蘩众多，也能和公子的尊贵一同归来，所以说《豳风》。
《鸱鸮》的《诗序》说：周公救乱。鬻子之闵斯。《毛传》说：鬻，稚。稚，子，指成王。《集传》说：周公东征二年，才抓住管叔、武庚并诛杀他们，而成王还不知道周公的心意。周公于是作这首诗送给成王。查考《东山》诗说：“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这是出师已经三年了。现在说东征二年，才抓住管叔、武庚并诛杀他们，难道诛杀之后又闲坐一年吗？《竹书纪年》记载：成王元年秋天，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在东。二年秋天，大雷电伴随大风，王在郊外迎接周文公，于是讨伐殷。三年，王师平定殷，杀武庚、禄父。这是居东乃避居在东都，而不是说东征。况且既然说抓住管叔、武庚并诛杀他们，下面又说“以比武庚”，既然失败，管叔、蔡叔不可再毁坏我王室。难道管叔、蔡叔已经诛杀而尚存吗？况且以“无毁我室”指管叔、蔡叔，那么以“鬻子”指成王，既然取我子所取者，又指什么呢？只有庐陵刘氏认为《鸱鸮》以比武庚，“子”以比群叔，“室”以比王室，是对的。诗意说武庚诱致群叔，共同背叛，罪不容诛，那么也是既取我子而残害他们了。难道又要毁坏我
王室乎？夫抑思恩爱勤笃，先王之鬻养斯子，诚可怜悯者乎？安城刘氏谓此诗归罪武庚，而于三叔则有闵惜之意，公以此贻王，其欲动成王以亲亲之谊者，至矣。
译是王室吗？况且考虑到恩爱勤勉深厚，先王养育这些儿子，确实是值得怜悯的吗？安城刘氏认为这首诗将罪责归于武庚，而对三叔则抱有哀怜惋惜之意，周公以此诗献给成王，想要用亲近亲人的情谊来打动成王，真是到了极点。
诗序云：「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莆田郑氏曰：「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贤何以大于《鹿鸣》乎？葢小雅、大雅者，随其音而写之律耳。律有小吕、大吕，则歌小雅、大雅，宜其有别也。」
按《乐记》云：“师乙曰：‘广大而静，疏逹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则是人之歌雅大小，必问所宜也。《上林赋》掩羣雅，张揖注曰：“《诗》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则是雅必分以小大者，材亦各有所分也。《郑谱》云：“其用于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飨宾或上取，燕或下就。孔氏曰：“《鲁语》‘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緜》，则两君相见之乐也。”天子以大雅而飨元侯，歌《肆夏》；国君以小雅于邻国，歌《文王》，是飨宾或上取也。天子诸侯燕羣臣及聘问之宾，皆歌《鹿鸣》，合乡乐，是皆为下就也。若然，则用乐以尊卑为差等，而小雅大雅亦自有差等之不同也。其别之为大小者，或亦如诗之长歌短歌，词之中调、长调。后世失其传而不知耳。明郑世子朱载堉《律吕精义》曰：“《诗》三百篇，皆周乐所奏。其国风凡一百六十篇，皆角调；小雅凡七十四篇，皆征调；大雅凡三十一篇，皆宫调；《周颂》凡三十一篇及《鲁颂》四篇，皆羽调；《商颂》五篇，纯用商调。风、雅、颂为调不同，粲然而迥殊，有条而不紊。”使鼓钟于宫，声闻于外，不辨其文辞字义，亦知所奏者为风、为雅、为颂。茍无一定之调，其音无所分别，则又何以谓之风、雅、颂乎？合数说观之，古乐器有“雅琴”“雅瑟”“颂琴”“颂瑟”者，正谓此耳。岂漫然别为小雅、大雅也哉？
出车云：「自天子所谓我来矣。」集传曰：「天子，周王也。」按《诗》：「王命南仲，徃城于方。」毛传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属。」据《竹书纪年》：「殷文丁十二年，周文王元年。又四年，为殷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是时文王为西伯，则《诗》曰「王曰天子」，皆殷王也。《尚书传》曰：「文王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出车》之诗，葢作于是时，不得以「王命南仲」为周王也。
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序云：「有其义而亡其辞。」集传曰：「此笙诗也，有声无辞。」
按《仪礼》燕礼、乡饮酒礼具有是诗之名，所谓升歌三终者，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也；笙入三终者，笙奏《南陔》《白华》《华黍》也；间歌三终者，歌《鱼丽》，则笙吹《由庚》；间之歌《南有嘉鱼》，则笙吹《崇丘》；间之歌《南山有台》，则笙吹《由仪》；间之也。合乐三终者，歌《关雎》，则笙吹《鹊巢》；合之歌《葛覃》，则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则笙吹《采苹》；合之也。如以为笙吹《由庚》《由仪》有声无辞，则笙吹《鹊巢》《采苹》亦可谓无辞乎？如以为笙奏《南陔》《华黍》有声无辞，《左传》穆叔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周礼》钟师注，吕叔玉曰：「肆夏时迈也。」金奏与笙奏同一奏也，岂金奏有辞而笙奏独无辞乎？且《南陔》一诗，在《鹿鸣》之什，而《蓼萧》《湛露》诸诗，又在《白华》之什，设使有声无辞，尚可并谓之「什」乎？《礼记》经解下而「管象示事」也。孔氏疏曰：「案《周颂》维清，奏《象武》也。」注云：「武王制焉，则《象武》用管，有诗明矣。」郑夹漈曰：「若笙诗有声无辞，宜曰笙调，不曰笙诗。」《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入三成左传》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则《管》诗有辞矣。《管》诗与《笙》诗无异，岂《笙》诗独无辞乎？是则《笙》诗之亡也，亦犹《管》诗之亡耳。世以《斯干》为《新宫》，未必然也。即以《斯干》为《新宫》，可见其有辞矣。故旧説谓亡其辞，亦
译《诗序》说：“政教有小有大，所以有小雅，有大雅。”莆田郑氏说：“如果这样，不知道《常武》的征伐为何比《六月》大？《卷阿》求贤为何比《鹿鸣》大呢？大概小雅、大雅，是随着其音律而写定的。律有小吕、大吕，那么歌唱小雅、大雅，应当是有区别的。”
按《乐记》说：“师乙说：‘心胸广大而沉静，通达而诚信的人，适宜歌唱大雅；恭敬节俭而好礼的人，适宜歌唱小雅。’”那么人歌唱雅的大小，必定要询问适宜与否。《上林赋》说“掩群雅”，张揖注说：“《诗经》小雅的篇目有七十四篇，大雅的篇目有三十一篇。”那么雅必定分为小大，篇目也各自有所区分。《郑谱》说：“在音乐上的应用，国君用小雅，天子用大雅。”然而飨宴宾客有时向上取用，燕饮有时向下就低。孔氏说：“《鲁语》记载‘金奏《肆夏》、《繁遏》、《渠》’，这是天子用来飨宴元侯的；工歌《文王》、《大明》、《緜》，则是两君相见时的音乐。”天子用大雅来飨宴元侯，歌唱《肆夏》；国君用小雅对待邻国，歌唱《文王》，这是飨宴宾客有时向上取用的情况。天子诸侯燕饮群臣以及聘问的宾客，都歌唱《鹿鸣》，配合乡乐，这都是向下就低的情况。如果这样，那么用乐以尊卑为差等，而小雅大雅也自有差等的不同。它们区别为大小，或许也像诗歌中的长歌短歌，词曲中的中调、长调。后世失传了所以不知道罢了。明代郑世子朱载堉《律吕精义》说：“《诗经》三百篇，都是周乐所演奏的。其中国风共一百六十篇，都是角调；小雅共七十四篇，都是征调；大雅共三十一篇，都是宫调；《周颂》共三十一篇及《鲁颂》四篇，都是羽调；《商颂》五篇，纯用商调。风、雅、颂的调式不同，鲜明而迥异，有条理而不混乱。”如果在宫室中敲击钟鼓，声音传到外面，即使不辨别其文辞字义，也知道所演奏的是风、是雅、是颂。如果没有一定的调式，其音律无法分别，那么又凭什么称之为风、雅、颂呢？综合几种说法来看，古代乐器有“雅琴”“雅瑟”“颂琴”“颂瑟”的，正是指这个。难道随意区别为小雅、大雅吗？
《出车》说：“自天子所谓我来矣。”《集传》说：“天子，是周王。”按《诗经》：“王命南仲，徃城于方。”毛传曰：“王，是殷王。南仲，是文王的属臣。”根据《竹书纪年》：“殷文丁十二年，周文王元年。又四年，为殷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这时文王是西伯，那么《诗》中说“王曰天子”，都是殷王。《尚书传》说：“文王四年伐犬夷。”注说：“犬夷，就是昆夷。”《出车》这首诗，大概作于这时，不能把“王命南仲”当作周王。
《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序》说：“有其义而亡其辞。”《集传》说：“这是笙诗，有声无辞。”
按《仪礼》燕礼、乡饮酒礼都有这些诗的名字，所谓升歌三终，是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三终，是笙奏《南陔》《白华》《华黍》；间歌三终，是歌《鱼丽》，则笙吹《由庚》；间之歌《南有嘉鱼》，则笙吹《崇丘》；间之歌《南山有台》，则笙吹《由仪》；这是间歌。合乐三终，是歌《关雎》，则笙吹《鹊巢》；合之歌《葛覃》，则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则笙吹《采苹》；这是合乐。如果认为笙吹《由庚》《由仪》有声无辞，那么笙吹《鹊巢》《采苹》也可以说无辞吗？如果认为笙奏《南陔》《华黍》有声无辞，《左传》穆叔如晋，晋侯享他，金奏《肆夏》之三，他不拜。《周礼》钟师注，吕叔玉说：“《肆夏》就是《时迈》。”金奏与笙奏同是演奏，难道金奏有辞而笙奏独无辞吗？况且《南陔》一诗，在《鹿鸣》之什，而《蓼萧》《湛露》诸诗，又在《白华》之什，假使有声无辞，还可以一并称之为“什”吗？《礼记》经解说“管象示事”。孔氏疏说：“按《周颂》《维清》，是奏《象武》。”注说：“武王制定的，那么《象武》用管，有诗是明显的。”郑夹漈说：“如果笙诗有声无辞，应当叫笙调，不叫笙诗。”《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入三成》《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那么《管》诗有辞了。《管》诗与《笙》诗没有不同，难道《笙》诗独无辞吗？那么《笙》诗的亡佚，也如同《管》诗的亡佚罢了。世人以《斯干》为《新宫》，未必是这样。即使以《斯干》为《新宫》，可见其有辞了。所以旧说谓亡其辞，亦
蓼萧序云：「泽及四海也。」朱子曰：「序不知此为燕诸侯之诗，但见零露之云，即以为泽及四海。」
按郑笺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孔氏曰：经所陈是四海，均防其泽，而序漫言四海者，以四海诸侯朝王而得燕庆，故本其在国▯泽，说其朝见光宠也。岂但见零露之云以为泽及四海哉？
菁菁者莪序云：「乐育材也。」朱子曰：「此序全失诗意。」按集传曰：「此亦燕宾客之诗。」及自作《白鹿洞赋》，又曰：「乐菁莪之长育，则仍依序说矣。」
吉日序云：「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焉。朱子曰：「序『慎微以下』，非诗本意。」
按《诗》“既伯既祷”，毛传曰：“伯，马祖也。”重物慎微，必先为之祷其祖。据《周礼·夏官·校人》“春祭马祖”，注云：“马祖，天驷。春祭其常也。”宣王以田而祷之，是谨其细微也。《诗》曰：“以御賔客，且以酌醴”，非接下而何？“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曰漆沮之从天子之所”，非自尽以奉上而何？
庭燎序云：「美宣王也。」朱子曰：「自鸿鴈以下，时世多不可考。」
按《刘向列女传》云：姜后脱簪珥，待罪永巷，宣王感悟，勤于政事，早朝晏退，是可证为宣王时诗也。又《祈父》刺宣王也。朱子《集传》曰：今攷之，诗文未有以见其必为宣王。《白驹》大夫刺宣王也。朱子曰：为此诗者，以贤者之去而不可留，亦不以为宣王诗，乃他日又曰：宣王晚年怠心，一生虢文公之徒谏，既不行，小人乘间用事。观《祈父》之诗，则司马非其人；《白驹》之诗，贤者去而不肯留，则均为宣王诗矣。乌在《鸿鴈》以下时世，多不可考哉。
斯干序云：宣王考室也。集传曰：旧说厉王流彘，宫室圮坏，宣王即位，更作宫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见其必为是时之诗也。
按《竹书纪年》宣王八年初考室，晋荀朂曰：“案所得《纪年》，葢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冡也。于《世本》，葢襄王也。案《史记》六国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当毛公之时，《竹书》未出，而宣王考室《诗》序暗与之合，其必非无本明矣。”朱子生数千年后，乃欲慿空而废之，何也？
无羊序云：「宣王考牧也。」集传曰：「此诗言牧事有成，而牛羊众多也。」
按郑笺曰：「宣王复古之牧法，汲汲于其数，故歌此诗以解之也。」孔氏曰：「王者牛羊之数，经典无文，亦应有其大数。今言考牧，故知复之也。」徐与乔曰：「宣王之牧，正梁鸯能驯鸟兽，王使毛丘园传其术。鸯曰：『夫血气之性，顺则喜，逆则怒，吾岂逆之使怒哉？亦第顺之使喜。鸟兽之视吾，犹其侪也。雌雄在前，孳尾成羣，是可以为是诗之证也。』」
节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集传曰：「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来求车。上距幽王之终巳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异。大抵序之时世，皆不足信，姑阙焉可也。」
按《竹书纪年》：幽王元年，王▯太师尹氏皇父。命五年，皇父作都于向。诗所谓“尹氏太师”，即是人也。孔氏曰：“古人以父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又《十月之交》有“家伯冡宰”，则家氏在仕籍者多矣。
正月，繁霜。《毛传》曰：“正月，夏之四月。”《集传》曰：“此诗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节，不以其时。”
按昭十七年经传夏六月甲戍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平子御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伐鼓用牲余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杜预注曰于周为六月于夏为四月竹书纪年幽王二年岐山崩三年王嬖褒姒四年夏六月陨霜诗所云正月繁霜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非泛言霜降失节之谓
十月之交，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郑笺曰：「当为刺厉王，幽时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
按《竹书纪年》：幽王六年十月辛夘朔，日
译《蓼萧》的序文说：“恩泽遍及四海。”朱熹说：“序文不知道这是宴请诸侯的诗，只是看到‘零露’的语句，就认为是恩泽遍及四海。”
查考郑玄的笺注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孔颖达说：经文所陈述的是四海，均匀地防范其恩泽，而序文泛泛地谈论四海，是因为四海的诸侯朝见周王而得到宴请庆贺，所以推本于他们在国内的恩泽，来说明他们朝见时受到的光荣宠幸。难道只是看到“零露”的语句就认为是恩泽遍及四海吗？
《菁菁者莪》的序文说：“乐于培育人才。”朱熹说：“这个序文完全失去了诗的本意。”查考《诗集传》说：“这也是宴请宾客的诗。”等到朱熹自己作《白鹿洞赋》，又说：“乐于《菁莪》的长育”，那就仍然依照序文的说法了。
《吉日》的序文说：“赞美宣王田猎。”能够谨慎细微地对待下属，下属没有不自尽全力来侍奉上级的。朱熹说：“序文中‘慎微以下’，不是诗的本意。”
查考《诗经》中“既伯既祷”，毛亨的传注说：“伯，是马祖。”重视事物并谨慎细微，一定要先为其祖先祈祷。根据《周礼·夏官·校人》“春天祭祀马祖”，注解说：“马祖，是天驷。春天祭祀它是常规。”宣王因为田猎而祈祷，这是谨慎细微的表现。《诗经》说：“用来接待宾客，并且用来斟满甜酒”，这不是对待下属又是什么？“说尽率左右来宴请天子”，“说漆水沮水顺着天子所在的地方”，这不是自尽全力来侍奉上级又是什么？
《庭燎》的序文说：“赞美宣王。”朱熹说：“从《鸿鴈》以下，时代大多无法考证。”
查考《刘向列女传》说：姜后摘下簪珥，在永巷等待罪责，宣王感悟，勤于政事，早朝晚退，这可以证明是宣王时的诗。又《祈父》是讽刺宣王的。朱熹《诗集传》说：现在考察它，诗文没有显示出它一定是宣王时的诗。《白驹》是大夫讽刺宣王的。朱熹说：作这首诗的人，因为贤者离去而不可挽留，也不认为是宣王时的诗，然而后来又说：宣王晚年懈怠，虢文公等人进谏，既然不被采纳，小人趁机掌权。看《祈父》这首诗，那么司马不是合适的人选；《白驹》这首诗，贤者离去而不肯留下，那么都是宣王时的诗了。哪里说《鸿鴈》以下的时代，大多无法考证呢。
《斯干》的序文说：宣王落成宫室。《诗集传》说：旧说厉王流放到彘地，宫室毁坏，宣王即位，重新建造宫室，建成后举行落成典礼。现在也没有显示出它一定是那个时代的诗。
查考《竹书纪年》宣王八年年初落成宫室，晋代荀朂说：“查考所得《纪年》，大概是魏惠成王子令王的墓中出土的。在《世本》中，大概是襄王。查考《史记》六国年表，从令王二十一年到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的年份，八十六年。等到太康二年，初次得到这本书，共五百七十九年。在毛公的时候，《竹书》尚未出土，而宣王落成宫室的《诗》序暗中与它相合，这必定不是没有根据的，是很明显的。”朱熹生在数千年后，却想凭空废除它，为什么呢？
《无羊》的序文说：“宣王考察牧养。”《诗集传》说：“这首诗说牧养事业有成，而牛羊众多。”
查考郑玄的笺注说：“宣王恢复古代的牧养方法，急切地关注其数量，所以歌咏这首诗来解释它。”孔颖达说：“王者牛羊的数量，经典中没有文字记载，也应该有其大致数量。现在说考察牧养，所以知道是恢复它。”徐与乔说：“宣王的牧养，正像梁鸯能驯服鸟兽，宣王让毛丘园传授他的方法。梁鸯说：‘血气的本性，顺从就喜悦，违逆就愤怒，我难道违逆它使它愤怒吗？只是顺从它使它喜悦。鸟兽看待我，就像看待它们的同类一样。雌雄在前，交配成群，这可以作为这首诗的证明。’”
《节南山》的序文说：“家父讽刺幽王。”《诗集传》说：“春秋桓公十五年，有家父来求车。距离幽王去世已经七十五年，不知道这个人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大致序文中的时代，都不可信，暂且存疑就可以了。”
查考《竹书纪年》：幽王元年，王任命太师尹氏皇父。五年，皇父在向阳建都。诗中所说的“尹氏太师”，就是这个人。孔颖达说：“古人以‘父’作为字，或者累世相同。宋国大夫有孔父，他的父亲是正考父，他的儿子是木金父。这个家氏或许父子同字，‘父’未必是同一个人。”又《十月之交》中有“家伯冡宰”，那么家氏在仕籍中的人很多了。
正月，浓霜。《毛传》说：“正月，是夏历的四月。”《诗集传》说：“这首诗也是大夫所作，说霜降失时，不按照时节。”
查考昭公十七年经传，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祝史请求所用的币帛，平子阻止说：“只有正月朔日，邪气未作，日有食，才击鼓用牲，其余则否。”太史说：“就在这个月。”杜预注说：“在周历是六月，在夏历是四月。”《竹书纪年》：幽王二年，岐山崩塌；三年，王宠幸褒姒；四年，夏六月降霜。诗中所说的“正月繁霜”，是夏历的四月，周历的六月，不是泛泛地说霜降失时的意思。
《十月之交》，序文说：“大夫讽刺幽王。”郑玄的笺注说：“应当是讽刺厉王，幽王时的司徒是郑桓公友，不是这篇所说的番。”
查考《竹书纪年》：幽王六年十月辛夘朔，日
有食之。八年，王锡司徒郑伯多父命。则是幽六年日食之时，犹是番为司徒也。序以为刺幽是也。
译有人吃了它。周幽王八年，周王赐给司徒郑伯多父训命。这说明在周幽王六年发生日食的时候，番仍然担任司徒一职。《诗序》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周幽王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雨无正》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郑曰：当为刺厉王。
按孔氏曰：经无此「雨无正」之字，作者为之立名。元城刘氏曰：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按《洪范》庶征，一极备凶，一极无凶。孔传曰：「极备过甚则凶，极无不至亦凶。」孔疏曰：「雨多则涝，雨少则旱，是极备亦凶，极无亦凶。」诗以「雨无极」立名，而不用诗中字者，葢用《洪范》语也。《竹书》：厉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二十二年，大旱；二十四年，大旱；二十五年，大旱；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则是汾王未陟时，五年之中，大旱不雨，是「雨无也」，是《洪范》所谓「极无凶也」。降丧饥馑，旻天疾威，谓此也。「正大夫刺王」，即《诗》「正大夫离居」之同官也。既同官为正大夫，则当共任其劳勚。何今者王流于彘，悉皆散处，竟无复知我之劳勚者，于是作诗以刺王，而兼以责之也。汲冡书谓汾王时大旱既久，庐舍俱焚，其以「雨无」名篇者，正非无据。然则《诗序》「雨无」句、「正大夫刺幽王」句，「正」字属下则得矣。朱子谓此诗为「正大夫离居之后暬御之臣所作」，以诗有「曾我暬御」，乃作诗者自我耳。然此所谓「我」，亦如前所谓「我不敢效我友」之类，岂「我友」亦即「我」哉？
小旻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郑笺曰：「亦当为刺厉王。」按前篇《雨无正》曰：「旻天疾威」，此又曰：「旻天疾威」，故以为《小旻》也。《尔雅》：「秋为旻天。」《左传》：「旻天不吊。」「旻天岂有小义哉？」郑以为刺厉王者，竹书「厉王八年，初监谤」。《周本纪》：「厉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诗》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葢谓此也。
小宛》序云：大夫刺宣王也。集传曰：此大夫遭时之乱，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
按是诗葢刺宣王不能善其子也。言鸣鸠虽小，飞可戾天；太子虽小，便当以远大期之。念昔先人之奔彘，当有怀二人以思干蛊，庶几乎有子考旡咎也。则太子虽小，宜蚤谕教，选左右。彼乃童昏无知，壹醉日富，天命所去，能再来乎？夫中原有菽，采则得之，岂无善人之可采？小虫而蜾蠃负之，不似者可教而似，教诲尔子，用善而似之可也。日迈月征，当令其无沗所生，顾乃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桑扈而啄粟，填寡而岸狱，有非所宜而宜者，即握粟而预卜。其他日又何能以自善哉？葢为太子者，温恭小心，惟恐陨坠，可耳。作诗者于宣王之时，已知西周之必亡于幽，故以为刺宣也。
大东曰：“东有啓明，西有长庚。”毛传曰：“日旦出，谓明星为啓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庚续也。”郑夹漈曰：“啓明，金星；长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将出则东见；水在日东，故日将没则西见。实二星也。”毛传云：“一星”，非也。
按《韩诗》：晨出东方曰啓明，昏见西方曰长庚。前汉邹阳《上梁孝王书》曰：「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策，太白食昴。」张衡《周天大象赋》：「卫生设策，长庚入昴。」《魏都赋》：「彼桑榆之末光，为长庚之初辉。」马融《广成颂》：「曵长庚之飞髾。」太子贤注：「长庚即太白。」朱子曰：「啓明、长庚，皆金星也。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或先或后，但金大水小，故独以金星为言。」歴考诸说，则以为二星非矣。
无将大车，序云：“大夫悔将小人也。”集传曰：“此行役劳苦而思忧者之作。”
按《易》大有九二曰：“大车以载。”王弼注曰：“任重而不危。”诗人之意，以大车喻在位者，始以为可任重扶进之，孰知其既进也，则蔽伤巳之功德，使不得出于光明，如尘飞防防之汚人哉？孔氏曰：“此以兴后之君子，无得扶进小人
译《雨无正》的序言说：这是大夫讽刺周幽王的诗。雨是从上往下落的，众多如雨，却并非用来治理政事。郑玄说：应当是讽刺周厉王。
按孔颖达说：经文里没有“雨无正”这几个字，是作序的人给它起的名字。元城刘氏说：《韩诗》中有《雨无极》一篇，序言说：“《雨无极》，是正大夫讽刺周幽王的诗。”篇首多出“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个字。按《尚书·洪范》中关于各种征兆的说法，一种极端是过于完备则凶，另一种极端是完全没有也凶。孔安国传解释说：“过于完备、超过常度就会凶，完全没有、达不到程度也会凶。”孔颖达疏解释说：“雨水过多就会涝灾，雨水过少就会旱灾，所以过于完备也是凶，完全没有也是凶。”《诗经》以“雨无极”为名，而没有采用诗中的字，大概是用《洪范》的话。《竹书纪年》记载：周厉王十二年，王逃亡奔往彘地；十三年，王在彘地，共伯和代理天子事务；二十二年，大旱；二十四年，大旱；二十五年，大旱；二十六年，大旱，王在彘地去世。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回到自己的封国，于是下了大雨。那么，在厉王去世之前，五年之中，大旱不下雨，这就是“雨无”，也就是《洪范》所说的“完全没有也凶”。降下灾祸饥荒，苍天暴怒威严，说的就是这个。“正大夫讽刺王”，就是《诗经》中“正大夫离居”的同僚。既然同僚是正大夫，就应当共同承担辛劳。为什么现在王流亡到彘地，大家都分散各处，竟然没有再知道我的辛劳的人，于是作诗讽刺王，并兼以责备他。汲冢书说厉王时大旱已久，房屋都烧毁了，用“雨无”来命名诗篇，正是并非没有根据。那么《诗序》中“雨无”一句、“正大夫刺幽王”一句，“正”字属下句就对了。朱熹说这首诗是“正大夫离居之后，近侍之臣所作”，因为诗中有“曾我暬御”，所以作诗者是自称“我”。然而这里所说的“我”，也像前面所说的“我不敢效我友”之类，难道“我友”也就是“我”吗？
《小旻》序言说：“大夫讽刺周幽王。”郑玄笺注说：“也应当是讽刺周厉王。”按前一篇《雨无正》说：“旻天疾威”，这里又说：“旻天疾威”，所以认为是《小旻》。《尔雅》说：“秋天称为旻天。”《左传》说：“旻天不吊。”“旻天难道有小义吗？”郑玄认为是讽刺厉王，因为《竹书纪年》记载“厉王八年，开始监视诽谤者”。《周本纪》说：“厉王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诽谤了，他们就不敢说话了。’”《诗经》说：“不效法先民，不遵循大道，只听信近臣的话，只与近臣争辩。”大概说的就是这个。
《小宛》序言说：大夫讽刺周宣王。《诗集传》说：这是大夫遭遇时局混乱，兄弟互相告诫以免遭祸患的诗。
按这首诗大概是讽刺宣王不能好好教育他的儿子。说鸣鸠虽然小，飞起来可以到达天空；太子虽然小，就应当以远大的目标期望他。想到从前先人奔往彘地，应当有两位贤人想着要整治弊政，差不多可以像儿子对待父亲那样没有过错。那么太子虽然小，应当尽早教导，选拔左右近臣。他却童昏无知，一天比一天沉迷于酒色，天命所去，还能再来吗？中原有豆苗，采摘就能得到，难道没有善人可供选拔？小虫蜾蠃背负它，不相似的可以教化而变得相似，教诲你的儿子，任用善人使他变得相似是可以的。日月流逝，应当让他不辱没所生之人，反而喜好别人所厌恶的，厌恶别人所喜好的。桑扈鸟啄食粟米，填寡而岸狱，有不该适宜却适宜的，即使握着粟米预先占卜。其他日子又怎么能自我完善呢？大概作为太子，温良恭敬小心，只怕坠落，才可以。作诗的人在宣王时，已经知道西周必定亡于幽王，所以认为是讽刺宣王。
《大东》说：“东方有启明，西方有长庚。”毛传解释说：“太阳刚出来，称明星为启明；太阳已经落下，称明星为长庚。庚是继续的意思。”郑樵说：“启明是金星；长庚是水星。金在日西，所以太阳将出时东方可见；水在日东，所以太阳将落时西方可见。实际上是两颗星。”毛传说：“一颗星”，是不对的。
按《韩诗》说：早晨出现在东方叫启明，黄昏出现在西方叫长庚。西汉邹阳《上梁孝王书》说：“卫先生为秦国谋划长平之策，太白星侵犯昴宿。”张衡《周天大象赋》：“卫先生设策，长庚星进入昴宿。”《魏都赋》：“那桑榆的余光，是长庚的初辉。”马融《广成颂》：“拖着长庚的飞尾。”太子贤注：“长庚就是太白。”朱熹说：“启明、长庚，都是金星。金、水二星，常伴随太阳运行，或先或后，但金星大水星小，所以只以金星来说。”历考各种说法，认为它们是两颗星是不对的。
《无将大车》，序言说：“大夫后悔扶植小人。”《诗集传》说：“这是出行役劳苦而忧愁的人所作。”
按《易经》大有卦九二爻说：“大车以载。”王弼注说：“任重而不危险。”诗人的意思，用大车比喻在位者，起初认为可以承担重任扶植他，谁知道他既被扶植后，就遮蔽伤害自己的功德，使不能出于光明，就像尘土飞扬纷纷污染人一样？孔颖达说：“这是兴起后面的君子，不要扶植小人。”
鼓钟》序云：“刺幽王也。”朱子曰：“序不敢质其事，但随例为刺幽耳。”
按欧阳传云：「诗书史记皆无幽王柬廵之事。」又自成王时，淮夷不为周臣；宣王时，遣将征之，亦不自徃。幽王何得作乐于淮上？据如欧説，成康以来，皆不得柬至淮上，则诗所云「鼔钟淮上」者，果属何代之王也？竹书「宣王六年，王帅师伐徐戎，皇伯休父从王伐徐戎至于淮」，则宣王至于淮可知矣。欧谓宣王不自往，未尝至淮，非也。意宣王至淮，作乐淮上，「以雅以南以籥」皆和而不僣；而幽王举烽以会诸侯，复取是乐而奏之，故诗人为之刺。不然，幽之时礼崩乐坏，安能以「雅以南以籥」不僣哉？「淑人君子，怀允不忘」，念前王正，以见今王之荒乱也。苏氏以为幽王之不德，乐则是而人则非，是也。
楚茨》序云：「刺幽王政烦赋重，田莱多荒，故君子思古焉。」集传曰：「此述公卿有田禄者，力于农事，以奉其宗庙之祭。」
按是时，茨棘不除，田莱多荒，故诗人之意，以为伐除茨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为此事乎？我将得艺黍稷，尔此所以为刺也。又济济跄跄，絜尔牛羊。孔疏曰：「周礼祭祀之聨事，司徒奉牛，司马奉羊，六牲各有司也。」彼公卿有田禄者，祭祀得备牛羊乎？「鼓钟送尸」，集传曰：「鼓钟者，尸出入奏肆夏也。」据《周礼》大司乐曰：「尸出入奏肆夏。」钟师注曰：「先击钟，次撃鼔，以奏时迈也。」《左传》穆叔如晋，金奏肆夏之三而不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彼公卿有田禄者，果得用天子之礼，尸出入奏肆夏乎？又「诸宰君妇废彻不迟」，集传曰：「诸宰，家宰非一人之称也。」据孔氏疏曰：「《周礼》宰夫无彻馔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宾客，则彻王之胙俎』。言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属官，故系之宰。言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诸也。」彼公卿有田禄者，果得备诸宰乎？其妻得称君妇乎？如此类者，皆可疑也。
信南山》诗云南柬其亩。”《集传》曰：“亩，垄也。”刘氏曰：“其遂东入于沟，则其亩南矣；其遂南入于沟，则其亩东矣。”按《考工记·匠人》为沟洫，“一耦之伐，深尺，广尺，谓之▯郑氏注云：“其垄中曰▯▯上曰伐，▯畎也。”疏云：“两人耕为耦，共一尺，一尺深者谓之畎，畎上高土谓之伐，伐，发也，以发土于上，故名伐也。”又《周官·遂人》注云：“以南亩图之，遂从沟横，洫从浍横。”九浍而川周其外。疏云：“案《诗》有‘今适南亩’，又‘南东其亩’，故以南亩图之。其田南北细分者，是一行隔为一夫，十夫则于首为横沟，十沟即百夫，于东畔为南北之洫，十洫则于南畔为横浍，九浍则于四畔为大川。以此推之，朱子‘亩，垄也’，亩当是‘畎’之譌耳。”
甫田序云：「刺幽王也。」郑笺曰：「刺其仓廪空虚，政烦赋重。」集传曰：「此诗述公卿有田禄者，力于农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
按《诗》“倬彼甫田”，毛传曰：“倬，明貌。甫田，谓天下田也。”集传曰：“甫，大也。言于此大田岁取万亩之田以为禄食。如此则甫田与大田何异也？”陆氏释文曰：“倬，韩诗作箌，音同。云箌，卓也。”又按《尔雅》曰：“箌，大也。甫，我。”也下云“我田既臧”，则甫田犹我田也。言以明大之我田于一成之地为田九万亩，岁取十千而巳竹书》宣王元年复田赋，作戎车；幽王二年初増赋。此作《诗》，君子所以伤今而思古也。春官籥章：“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其曰“凡国”，恐亦非公卿有田禄之家之礼也。
瞻彼洛矣，序云「刺幽王也」。集传曰：「此天子会诸侯于东都，以讲武事，而诸侯美天子之诗。」
按《诗》“韎韐有奭，以作六师”，集传曰：“韎韐，合韦为之。周官所谓韦弁，兵事之服也。”郑笺曰：“此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丧，服士服而来，未遇爵命之时，时有征伐之事，天子使代卿士
译《鼓钟》的《序》说：“这是讽刺周幽王的。”朱熹说：“《序》不敢确指其事，只是依照惯例说是讽刺周幽王罢了。”
查考欧阳修的《诗本义》说：“《诗经》、《尚书》、《史记》都没有记载周幽王到淮上巡行的事。”又自从周成王时起，淮夷就不臣服于周；周宣王时，派遣将领征伐他们，宣王也没有亲自前往。周幽王怎么能在淮上作乐呢？如果按照欧阳修的说法，从成王、康王以来，都没有巡行到淮上，那么诗中说的“在淮上击鼓奏钟”，究竟是属于哪一代的君王呢？《竹书纪年》记载：“宣王六年，君王率领军队讨伐徐戎，皇伯休父跟随君王讨伐徐戎到达淮水。”由此可知宣王确实到达过淮水。欧阳修说宣王没有亲自前往，未曾到达淮水，这是不对的。推想宣王到达淮水，在淮上作乐，“用雅乐、南乐和籥舞”都和谐而不僭越；而周幽王点燃烽火来召集诸侯，又取用这些乐舞来演奏，所以诗人作诗讽刺他。不然的话，周幽王时期礼崩乐坏，怎么能做到“雅乐、南乐和籥舞”不僭越呢？“贤良的君子，怀念诚信而不忘记”，是怀念先王的正道，以显示当今君王的荒淫混乱。苏氏认为周幽王没有德行，乐舞虽然合乎规范但人却不合适，这是对的。
《楚茨》的《序》说：“讽刺周幽王政令烦苛、赋税沉重，田地荒芜，所以君子思念古代。”《诗集传》说：“这首诗叙述公卿中有田禄的人，努力从事农事，以供奉宗庙的祭祀。”
查考当时，荆棘没有清除，田地大多荒芜，所以诗人的意思，认为砍伐清除荆棘，自古以来的贤人，为什么要如此勤苦做这件事呢？我将要种植黍稷，这就是讽刺的原因。又说“济济跄跄，洁净你的牛羊”。孔颖达疏说：“《周礼》中祭祀的职事，司徒供奉牛，司马供奉羊，六种牺牲各有主管。”那些公卿中有田禄的人，祭祀时能备齐牛羊吗？“击鼓奏钟送尸”，《诗集传》说：“鼓钟，是尸出入时演奏《肆夏》。”根据《周礼·大司乐》说：“尸出入时演奏《肆夏》。”钟师注说：“先击钟，后击鼓，来演奏《时迈》。”《左传》记载穆叔出使晋国，听到演奏《肆夏》三遍而不拜谢，说：“《三夏》是天子用来招待大国诸侯的。”那些公卿中有田禄的人，果真能使用天子的礼仪，在尸出入时演奏《肆夏》吗？又说“各位家宰和君妇撤除祭品不迟缓”，《诗集传》说：“诸宰，家宰不是一个人的称呼。”根据孔颖达疏说：“《周礼》中宰夫没有撤除祭品的记载，膳夫说：‘凡是君王祭祀宾客，就撤除君王的胙俎’。说诸宰，是因为膳夫是宰的属官，所以归系于宰。说诸，是因为《序官》中膳夫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所以说诸。”那些公卿中有田禄的人，果真能备齐诸宰吗？他们的妻子能称为君妇吗？像这类情况，都是可疑的。
《信南山》诗中说“南东其亩”。《诗集传》说：“亩，是田垄。”刘氏说：“如果田沟向东流入沟渠，那么田垄就朝南；如果田沟向南流入沟渠，那么田垄就朝东。”查考《考工记·匠人》关于沟洫的记载，“一耦之伐，深一尺，宽一尺，叫做畎”。郑玄注说：“田垄中间叫畎，畎上的土叫伐，畎就是田沟。”疏说：“两人耕作为耦，共同开垦一尺宽、一尺深的田沟叫做畎，畎上高起的土叫做伐，伐就是发，因为把土发掘在上面，所以名叫伐。”又《周官·遂人》注说：“以南亩来图示，遂是纵向的，沟是横向的，洫是横向的。”九条浍水环绕在外面。疏说：“查考《诗经》有‘今适南亩’，又有‘南东其亩’，所以以南亩来图示。田地南北细分的，是一行隔开为一夫，十夫就在开头设横沟，十沟就是一百夫，在东边设南北向的洫，十洫就在南边设横浍，九浍就在四周设大川。由此推论，朱熹说‘亩，是田垄’，亩应当是‘畎’的讹误。”
《甫田》的《序》说：“讽刺周幽王。”郑玄笺说：“讽刺他仓廪空虚，政令烦苛，赋税沉重。”《诗集传》说：“这首诗叙述公卿中有田禄的人，努力从事农事，以供奉方社、田祖的祭祀。”
查考《诗经》“倬彼甫田”，毛传说：“倬，明亮的样子。甫田，指天下的田地。”《诗集传》说：“甫，大。说在这大田里每年取万亩田地作为禄食。这样那么甫田和大田有什么区别呢？”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倬，韩诗作箌，音同。说箌，卓也。”又查考《尔雅》说：“箌，大。甫，我。”下面说“我田既臧”，那么甫田就是我田。说以明亮广大的我田在一成之地种田九万亩，每年只取十千而已。《竹书纪年》记载宣王元年恢复田赋，制造战车；幽王二年开始增加赋税。这时作《诗》，君子所以感伤当今而思念古代。《春官·籥章》：“凡国家在田祖那里祈求丰年，吹豳雅，击土鼓，以娱乐田畯。”其中说“凡国”，恐怕也不是公卿中有田禄人家的礼仪。
《瞻彼洛矣》的《序》说“讽刺周幽王”。《诗集传》说：“这是天子在东都会见诸侯，以讲习武事，而诸侯赞美天子的诗。”
查考《诗经》“韎韐有奭，以作六师”，《诗集传》说：“韎韐，是用皮革制成的。《周官》所说的韦弁，是军事时的服装。”郑玄笺说：“这是诸侯的世子，除去了三年的丧服，穿着士的服装而来，还没有遇到爵命的时候，当时有征伐的事，天子让他代替卿士
将六军而出。”据《竹书》：“宣王二十二年，王锡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晋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郐，克之。”则是当元二之际，君父之丧初除，韦弁韎韐自洛而来，适有伐郐之命，以作六师。“诗”曰：“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又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师。”诗当作于是时也。若宣王九年，王会诸侯于东都，遂狩于甫，不闻其有征伐之事也。
译率领六军出征。”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宣王二十二年，周王赐给王子多父，命令他居住在洛邑。”“周幽王二年，晋文侯与王子多父一起讨伐郐国，攻克了它。”由此可见，当时正值周宣王去世、周幽王即位之际，国君和父亲的丧期刚刚结束，王子多父穿着韦弁、佩着韎韐从洛邑前来，恰好接到讨伐郐国的命令，从而统帅六师。《诗经》说：“看那洛水啊，水势浩荡。”又说：“穿着韦弁、佩着韎韐，以此统帅六师。”这首诗应当就是在这个时候创作的。如果是周宣王九年，周王在东都会见诸侯，随后在甫地狩猎，并没有听说有征伐的事情。
宾之初筵》序云：「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君臣上下沉▯滛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集传曰：「卫武公饮酒悔过，而作是诗。」
按《国风》二《雅》，卫武公之诗有三：《淇澳》美武公之德，故列之于风；《宾之初筵》武公以刺时，言君臣上下沉湎滛液之事故，列之于小雅；《抑》武公刺厉王，言天子之事故，列之于大雅。若如集传之说，以《宾筵》为卫武公饮酒悔过而作，则仍为一人之事，何不并列之风乎？
鱼藻》序云：「刺幽王也。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武王焉。」《集传》曰：「此天子燕诸侯，而诸侯美天子之诗也。」
按《竹书》：殷帝辛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发营镐。懿王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而镐京宫室废圮。至宣王八年，复于镐京营建宫室，此《斯干》所由作也。幽嗣位居镐，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以武王始营镐而思之焉。隋炀帝时，薛道衡上高祖颂，帝曰：「此鱼藻之义也。」遂杀之，是也。朱子以为诸侯美天子之诗，岂乐饮酒遂足美哉？
采菽》序云：「刺幽王侮慢诸侯，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集传》曰：「此天子所以答《鱼藻》也。」
按《左传》襄十一年，晋侯以乐赐魏绛，绛辞曰：「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引是诗「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又引《书》「居安思危」，敢以此规则是诗，非纯美可知也。若以为天子之答，《鱼藻》诗有曰：「天子所予，天子命之，殿天子之邦，天子葵之。」又不免有翘然自多之意。《竹书》幽王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是亦诸侯朝于方岳之事也。故序谓刺其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而思古。
白华》序云：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周人为作是诗。《集传》曰：申后作。
按诗句有四之子，朱子曰：「之子斥幽王也。」又有两硕人，朱子曰：「硕人尊大之称，亦谓幽王也。」既斥之而忽尊之，何称谓之不伦也？郑笺曰：「硕，大也。」妖大之人，谓褒姒也。其于诗义愈失之远矣。惟王肃云：「硕人谓申后也。」孙毓云：「申后废黜失所，故啸歌伤怀念之，而劳心。」序以为周人刺幽后褒姒者是也。集传谓申后自作，故于硕人之解不无委曲也。
渐渐之石》序云：「下国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将率东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诗。」
按《诗序》云：「命将率东征，以诗有『武人东征』句也。」西戎、北狄、荆舒、南蛮，而乃命将帅东征，何也？《竹书》「幽王六年，王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水经注》曰：「济渎自济阳县故城南，东迳戎城北。」《春秋》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杜预曰：「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幽王命将帅东征，葢谓此耳。是时王师败逋，故《诗》曰：「武人东征，不皇朝矣。」不然，戎狄叛而荆舒不至，胡用东征？为役久病在外哉！
管城硕记卷七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管城硕记》>
钦定四库全书
管城硕记》卷八翰林院检讨徐文靖撰：诗三
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郑笺曰：「受命者，受天命而王天下。」集传曰：「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按史公《周本纪》曰：「诗人道西伯，葢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帝王世纪》曰：「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于是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凡此皆诸儒之妄说也。《尚书·武成》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诞膺天命，惟九年大统未集。」孔安国注云：「言诸侯归之九年而卒，故大业未就。」《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注云：「中身，即位时年四十七。」郑康成云：「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竹书》注：「殷文丁十一年，王执季歴于塞库，季歴困而死，明年为文王元年。又十年，帝辛立，立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释西伯，三十三年，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沈约曰：「按文
译《宾之初筵》的序言说：“这是卫武公讽刺时政之作。周幽王荒废政事，君臣上下沉溺于酒色之中。卫武公入朝后，便作了这首诗。”《诗集传》说：“这是卫武公饮酒后悔过而作的诗。”
查考《国风》和《二雅》，卫武公的诗有三首：《淇澳》赞美卫武公的德行，所以列在《国风》中；《宾之初筵》是卫武公用来讽刺时政，讲述君臣上下沉湎酒色的事，所以列在《小雅》中；《抑》是卫武公讽刺周厉王，讲述天子的事，所以列在《大雅》中。如果像《诗集传》所说，认为《宾之初筵》是卫武公饮酒悔过而作，那仍然是关于他个人的事，为什么不并列在《国风》中呢？
《鱼藻》的序言说：“这是讽刺周幽王的诗。幽王居住在镐京，将不能自得其乐，所以君子思念周武王。”《诗集传》说：“这是天子宴请诸侯，而诸侯赞美天子的诗。”
查考《竹书纪年》：殷帝辛三十六年，西伯派世子姬发营建镐京。周懿王十五年，周王从宗周迁都到槐里，镐京的宫室因此荒废坍塌。到周宣王八年，又在镐京营建宫室，这就是《斯干》一诗产生的原因。周幽王继承王位居住在镐京，将不能自得其乐，所以君子因武王当初营建镐京而思念他。隋炀帝时，薛道衡献上《高祖颂》，炀帝说：“这是《鱼藻》的意思。”于是杀了他，就是这个道理。朱熹认为这是诸侯赞美天子的诗，难道乐于饮酒就足以值得赞美吗？
《采菽》的序言说：“这是讽刺周幽王轻慢诸侯，多次征召会盟却没有信义，君子见微知著而思念古时。”《诗集传》说：“这是天子用来回答《鱼藻》的诗。”
查考《左传》襄公十一年，晋侯把音乐赐给魏绛，魏绛推辞说：“我希望您安享快乐而想到它的结局。”引用了这首诗中“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的诗句，又引用《尚书》中“居安思危”的话，以此推知这首诗并非纯粹赞美。如果认为是天子的回答，《鱼藻》诗中有“天子所予，天子命之，殿天子之邦，天子葵之”的句子，又不免有自鸣得意的意思。《竹书纪年》记载幽王十年春天，周王与诸侯在太室结盟，这也是诸侯朝见方岳的事。所以序言说这是讽刺诸侯来朝见，不能按礼制赐命，从而思念古时。
《白华》的序言说：“这是周人讽刺幽王后妃的诗。周幽王得到褒姒而废黜申后，周人因此作了这首诗。”《诗集传》说：“这是申后作的。”
查考诗句中有“四之子”，朱熹说：“‘之子’是指斥周幽王。”又有“两硕人”，朱熹说：“‘硕人’是尊大的称呼，也是指周幽王。”既然指斥他却又忽然尊崇他，称呼怎么这样不伦不类呢？郑玄笺注说：“硕，大。”妖大之人，是指褒姒。这离诗的本意更远了。只有王肃说：“‘硕人’是指申后。”孙毓说：“申后被废黜失所，所以啸歌伤怀念之，因而劳心。”序言认为这是周人讽刺幽王后妃褒姒，这是对的。《诗集传》认为是申后自作，所以对“硕人”的解释不得不委曲求全。
《渐渐之石》的序言说：“这是下国讽刺周幽王的诗。戎狄背叛他，荆舒不来朝见，于是命令将帅向东征讨，服役长久生病在外，所以作了这首诗。”
查考《诗序》说：“命令将帅向东征讨，是因为诗中有‘武人东征’的句子。”西戎、北狄、荆舒、南蛮，却命令将帅向东征讨，为什么呢？《竹书纪年》记载：“幽王六年，周王命令伯士率领军队讨伐六济之戎，周军战败逃跑。”《水经注》说：“济水从济阳县故城南边，向东经过戎城北边。”《春秋》隐公二年记载：“鲁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杜预说：“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幽王命令将帅向东征讨，大概就是指这件事。当时周军战败逃跑，所以诗中说：“武人东征，不皇朝矣。”不然的话，戎狄背叛而荆舒不来，为什么要向东征讨？是因为服役长久生病在外吗！
管城硕记卷七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管城硕记>
钦定四库全书
管城硕记卷八翰林院检讨徐文靖撰：诗三
《文王》的序言说：“这是周文王受命建立周朝的诗。”郑玄笺注说：“受命，是承受天命而称王天下。”《诗集传》说：“阐明周家之所以受命取代商朝的原因，都在于此。”查考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说：“诗人称道西伯，大概是在受命那年称王并裁决虞芮之讼，十年后去世。”《帝王世纪》说：“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于是改元为受命元年，开始称王。”这些都是儒者的妄说。《尚书·武成》说：“我的先考文王能够成就他的功业，大受天命，只是九年大统未集。”孔安国注说：“意思是诸侯归附九年而文王去世，所以大业未成。”《无逸》说：“文王受命，正值中年，他在位五十年。”注说：“中年，即位时四十七岁。”郑康成说：“受命，是接受殷王继位的命令。”《竹书纪年》注：“殷文丁十一年，周王在塞库拘禁季历，季历困窘而死，第二年为文王元年。又过了十年，帝辛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囚禁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释放西伯，三十三年，周王赐命西伯可以专断征伐。”沈约说：“查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