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城硕记卷三

译山的高矮大小各不相同，但脉络贯通则是一样的。”蔡氏的传注认为“过九江”是禹在疏导漾水时经过的，也说“过三澨至于大别”，疏导江水时也说过“过九江至于东陵”，这些都可以说是禹经过的吗？还是不可以呢？

译疏导弱水，使其流向合黎山，其余下的水流注入流沙。《蔡传》说：“弱水出现在雍州的合黎山，这是山名。”《隋书·地理志》记载它在张掖县西北，也叫羌谷。流沙，杜佑说在沙州以西八十里。

查考《汉书·地理志》记载张掖郡删丹县，桑钦认为疏导弱水从这里向西到酒泉的合黎山，那么弱水还在酒泉以东，这就很明白了。《资治通鉴》记载：秦朝征西将军孔子讨伐吐谷浑，覔地在弱水以南，覔地向秦朝投降，被任命为弱水护军，这证明它就是《禹贡》中的弱水无疑。《括地志》说：弱水有两个源头，都出自女国北部的阿耨达山，向东南流到女国北部，又向南流经女国北部，向东去一里，水深一丈多，宽六十步，不是毛皮船就不能渡过，向南流入海。这就是柳宗元所说的不能承载芥草，所以叫弱水的原因。蔡传混淆认为这是《禹贡》的弱水，是不对的。《孔氏传》说：合黎是水名。《史记·正义》说：合黎水出自临路松山，向东再向北流，流经张掖故城下，又向北流经张掖县三十三里，又向北流经合黎山，折向北流经流沙碛的西边，流入居延海。这合黎应当是水名，所以才能有余波流入流沙。《晋书》记载：弱水出自流沙，流沙与水同行。在西海郡北方，称为西安州，向西到流沙六天路程，沙子深细没过了马膝，没有水源就是干沙罢了。两天到达西海。《一统志》记载：弱水在今甘州卫城西，合黎山在陕西行都司城西北。

疏导黑水，使其流向三危山，注入南海。《蔡传》说：“地志记载，黑水出自犍为郡南广县的汾关山。”《水经注》记载出自张掖鸡山。唐代樊绰说：“丽水就是古代的黑水。”程氏说：“西洱河，它的流向正趋向南海。”汉武帝初年开辟滇嶲地区时，那里古代就有黑水旧祠。

查考《穆天子传》记载乃封长肱于黑水西河，这是只有昆仑鸿鹭之上，黑水西河，经文所说的黑水西河属于雍州。昆仑鸿鹭，《唐书·地理志》记载肃州酒泉县有昆仑山，山在今肃州卫。韩苑洛说：“黑水在今肃州卫城西十五里，水向南流距离积石山及三百里，不与积石河相通。”《水经注》记载黑水出自张掖鸡山，向南到炖煌，经过三危山，向南流入南海，与经文完全符合，它是《禹贡》的黑水无疑，不必旁引丽水、汾关、山西洱河作为证据。又查考《西河旧事》说：“三危山，俗也称升雨山，现在《禹贡锥指》写作卑羽山，大概是因为翻译《史记》注错误所致。”

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直到龙门。蔡传说：“查考《西域传》，张骞所穷尽的黄河源头，说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葱岭，一个出于阗。又唐代长庆年间，薛元鼎出使吐蕃，从陇西成纪县西南出塞二千多里，得到黄河源头在莫贺延碛尾，叫穆穆哩山，就是所谓的昆仑。两种说法恐怕薛氏是对的。黄河从积石山向下三千里，然后才到龙门。经文只写一个‘积石’，不说方向，因为荒远，所以省略。”又查考李复说：“大禹开凿龙门，起于唐代张仁愿所筑东受降城的东边，自北向南到此山尽头。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大禹未开凿时黄河的故道不知却在何处？”查考《尔雅》：“黄河出自昆仑虚，颜色白色的水渠，并合一千七百一十九条河流，颜色变黄。百里一个小弯曲，千里一个大弯曲一直。”经史中关于黄河源头的说法，没有比这更简括的了，然而还是没有得到它的详细情况。我

圣祖谕示内阁各部大臣说：“黄河的源头出自西宁外枯尔坤山的东边，水势沮洳涣散，望去灿烂如列星。蒙古名叫鄂端他拉，西番名叫苏罗木，翻译过来都是星宿海。汇聚成为查灵、鄂灵两个湖泊，向东南行，折向北又向东行，由归徳堡、积石关进入兰州。原原本本，明朗如日照。古今关于黄河源头的说法，都应当奉为”。

经典谟训了。蔡传所引多有讹误。据《唐书·契丹传》记载：长庆元年，任命大理卿刘元鼎为盟防使，越过湟水到龙泉谷，得到黄河源头在闷磨黎山。向东距离长安五千里。元鼎不姓薛。又唐代循吏中有薛大鼎、薛元赏，都没有穷尽黄河源头的事。那么蔡传说薛氏是错的。宋代易氏《禹贡疆理记》：黄河从积石到龙门，计算有四千七百二十三里。蔡传说三千里是错的。又李复说《同州韩城北有安国岭》：大禹开凿龙门，起于唐代东受降城的东边，到此山尽头。计算黄河从东受降城到龙门，共一千八

百七十七里，难道都是大禹开凿的吗？《魏土地记》说：“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开通孟津。河口宽八十步，那么大禹治水，行事毫不费力，所开凿的，大概像这样罢了。”李复的话，怎么能依据呢？《吕氏春秋》说：“古代龙门未开，吕梁未凿，黄河从孟门之上流出，大水泛滥逆流，名叫洪水。黄河故道，正也不必另求。”

直到大伾山，蔡传说：“大伾应当以黎阳的那个为是。”

查考《括地志》说：大伾山，现在名叫黎阳东山。易氏

译说：大伾山位于黎阳县以南七里，民间俗称黎山。《水经注》记载：如今黎山东北方的旧城，大概是黎阳县的旧县城。山在城的西边，所以刘桢在《黎阳山赋》中说：“南面依傍黄河，左侧覆盖着金城。”东西南方位之所以有所不同，或许是因为城邑迁移改置而有差异罢了。

译九条河流最终都汇入逆河，流入大海。《蔡传》说：“逆河，是因为海水迎潮而得名。”九条河流既然已经沉没入海，那么逆河位于其下游，自然就不复存在了。黄河在上游分散为九条支流，在下游又合流为一条，这种分流与合流，都是水势的自然规律，大禹只是顺应并引导它罢了。

查考《尔雅》说：“逆，就是迎的意思。”就像《春秋》中记载的“如齐逆女”，以及《顾命》中记载的“逆子钊于南门之外”，都是这个意思。经文大概是说，九条河流虽然分流，但实际上都是共同迎接大河的水流，从而流入大海。汉代的许商认为，从鬲津以北到徒骇之间，相距二百多里。如果一定要再开凿一条大河，让这二百多里的九条河流合为一条河，无论景德、沧瀛这些地方没有空间容纳这条大河，况且九条河流的水势即将入海，却不让它们自然入海，反而要将九条河流合为一条，然后再入海，大禹怎么会不怕麻烦呢？孔安国说：“九条河流合为一条大河，名叫逆河，流入渤海。”郑玄说：“下游汇合，名叫逆河。”这都是误解。看《孟子》说：“大禹疏通九条河流，注入大海”，那么九条河流各自入海就可以知道了。王肃注解说：“共同迎接一条大河，将其纳入大海。”这才是不可更改的正确论断。

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去成为汉水。《蔡传》说：“《水经》记载漾水出自陇西氐道的嶓冢山。”常璩说：“汉水有两个源头，这是东源。它的西源出自陇西嶓冢山，防泉是起始源头，叫沔水。”

查考《巴汉志》说：汉水有两个源头，东源出自氐道县的养山，名叫养水；西源出自陇西嶓冢山，防白水经过葭萌流入汉水。起始源头叫沔水，所以叫汉沔。《水经》说：漾水出自嶓冢山，向东到武都沮县成为汉水，又向东南到广汉白水县西，又向东南到葭萌县东北。这大概是以西汉的防白水而言的。所以《汉书·地理志》白水县注：应劭说：水出自边境之外，向北流入汉水，这是对的。《蔡传》错误地将白水与泉合并，说西汉水出自嶓冢山防泉，起始源头叫沔水，这是不对的。

向东汇聚成彭蠡泽，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蔡传》说：“彭蠡，古今记载都称之为番阳。然而这个泽地在长江之南，距离汉水入江的地方已有七百多里。既然在大江之南，经文中应该说是向南汇聚彭蠡，不应该说是向东汇聚。汇聚既在南边，经文中应该说是向北成为北江，不应该说是向东成为北江。”现在庐江以北有个叫巢湖的地方，大江泛滥时，水淤积入湖，大江水落时，湖水才泄出，随着江水向东汇合。经文中说“东汇”、“北汇”，然而番阳的湖泊方圆五六百里，不应该记录小的而遗漏大的。推测当时龙门、九河等地，地势险要、工程繁重，大禹亲自莅临并监督。如果江淮地区偏僻，或许分派官员前往视察。况且洞庭、彭蠡之间，是三苗居住的地方，前往的官员，也未必敢立即深入。因此只知道彭蠡是泽地，却不知道它不是汉水汇聚的地方。只是以为像巢湖江水淤积那样，却不知道彭蠡的源头非常多。因此导致错误，称它为汇聚，称它为北江，不足为怪。

查考《山海经》说：庐江出自三天子都，流入长江，在彭泽之西。又说：赣水又向北经过彭泽西北流入长江。这说明大禹时代已有彭泽之名。《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彭泽县，禹贡彭蠡泽在西边，那么彭泽就在彭蠡之东，很明显。向东汇聚成泽，是说向东汇聚彭泽成为彭蠡。郑玄说：“汇，就是回旋的意思。汉水与长江相斗，转向东边形成泽地，就是彭泽。”不叫中江而叫北江，是因为长江在彭蠡之北。《史记·淮南王传》：“切断豫章的口。”张守节说：就是彭蠡湖口向北流出大江的地方。不叫向北成为北江而叫向东成为北江，是因为汉水出自陇西氐道，江水出自蜀地湔氐道西边境之外，江汉都源于西边，所以汇聚成彭蠡泽后流入长江向东流下，不叫向北而叫向东，是因为自西向东的缘故。而且长江正北的地方接纳汉口，而汉水入江又是从北边来的，因此用北江来命名。不叫汉水而叫长江，是因为汉水从汉口入江之后，只见长江而不见汉水。山谦之《南徐州记》：“京江，就是禹贡中的北江，所以说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蔡传》却认为经文有误，真是荒谬。至于说洞庭、彭蠡之间是三苗居住的地方，官员前往不敢深入，因此只知道彭蠡是泽地，却不知道它不是汉水汇聚的地方，尤其毫无根据。汇聚成泽就是九江的孔道，而不是汉水汇聚的地方。《太康地记》说：“九江，刘歆认为是湖，汉水有九条支流流入彭蠡泽。”《汉书·地理志》豫章郡九条水都流入湖，汉水湖，汉水向东到彭泽入江，行程一千九百八十里，那么汇聚成泽就是九江的汇聚，可以知道了。称为彭，是因为南野有彭水，这里有彭泽，彭也是江名，于是用它来命名。汉水入江到这里已有七百多里，却说不知道不是汉水汇聚的地方，当时的官员想必也不至于愚蠢到这种地步。而且说洞庭、彭蠡之间是三苗居住的地方，未必敢立即深入，那么扬州彭蠡既猪，本来就是虚谈，而《舜典》中放逐三苗，又将谁放逐呢？《大禹谟》：“帝说：咨禹，只有三苗不服从，你前往征讨。”三苗的国家，左边是洞庭，右边是彭蠡，大禹前往征讨

译也应当亲自到彭蠡去了，难道不知道彭蠡的源头非常多吗？《汉书》和《后汉书》记载，鄱阳有鄱水，彭泽有彭蠡泽。蔡沈说彭蠡就是番阳湖，这是错误的。《史记》记载，秦国攻打楚国，夺取番地设置番阳县，是因为它在番水的北岸。隋朝才开始用番阳来命名这个湖。金履祥说：彭蠡就是现在的鄱阳湖。那么番湖这个名字，大概是从后代才开始的。解释《禹贡》的人，何必在这里喋喋不休地争论呢？岷山引导江水，蔡传解释说：“岷山在今茂州汶山县，是江水的发源地。”见《梁州》篇下。

译查考《溯江纪源》说：“《禹贡》记载岷山导引长江，只是长江泛滥于中原地区的开始。考察其发源地，黄河源自昆仑山以北，长江也源自昆仑山以南，其山脉走势与金沙江并行，向南环绕滇池到达五岭。这就是长江比黄河大的原因。然而这也只是得其大概，大多简略而不详细。”

我圣祖皇帝谕示内阁各部大臣说：“岷江的源头出自黄河以西巴颜喀拉岭的察七尔哈纳，番语称为岷捏撮，《汉书》说岷山在西边边疆之外，是江水的发源地，这是正确的。《禹贡》导引长江的地方在今四川黄胜关外的楮山，古人说江源与河源相近。《禹贡》说岷山导引长江，乃是引导其水流，这话确实有依据。从黄胜关湍急流入，到灌县分为数十道，到新津县又合为一股，向东南流到叙州，金沙江从马湖来汇合。金沙江的源头自达赖喇嘛东北，番语叫乌捏乌苏，翻译过来是乳牛山。向东南流经喀木地，总称母鲁斯乌苏衣，又向东南流到中甸进入云南，在塔城关称为金沙江，到丽江府也称丽江，到永宁府汇合打冲河，向东流到武定府，蜿蜒经过各土司边界进入蜀地汇合岷江，流出三峡进入楚地。”

皇上的话语光辉灿烂，地理河渠，了然于掌，刻在金石上，以留给万世，后世读《禹贡》的人是多么幸运啊！

又向东到达澧。《蔡传》说：“澧，是宜山泽的名称。”查考：下文九江、澧水，既然与其中一处并列，那么显然不是水名。

查考《汉书·地理志》：武陵充县歴山，是澧水的发源地，向东流到下隽县注入沅水。沅字误当作江字。《水经》说：澧水流过作唐县北，又向东流到长沙下隽县西北，向东注入长江。那么澧水注入长江就很明白了。《山海经》说：洞庭山，帝尧的两个女儿居住在那里，她们经常游历于江渊，澧水与沅水交汇之处，潇湘深渊。郭璞说：长江、湘江、沅水都共同汇聚于巴陵头，所以称为三江之口。澧水又距离那里七八十里才注入长江。那么澧水不计入九江之数，而独自注入长江就很明白了。蔡传怀疑下文：九江、澧水，既然与其中一处并列，那么显然不是水名。然而将澧列入九江的，始于自为之〇，而不是先儒的说法。如果依照《汉书·地理志》：九江在防阳，那么澧作为水名，又何尝与九江之一处并列呢？

经过九江到达东陵。《蔡传》说：“东陵，就是巴陵。”今岳州巴陵县。

也地志在庐江西北者非是

查考《汉书·地理志》庐江郡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晋书·卞壸传》苏峻到达东陵口，卞壸在陵西与他交战。《资治通鉴》记载梁朝韦叡攻打魏国到达合肥，各军前进到东陵，都是东陵。《史记·楚世家》秦军防守我西陵，《括地志》说西陵在黄州黄山西二里，这两个陵互为东西。至于岳州巴陵，古代从未有东陵之名。《水经注》说：“巴邱山在湘水右岸，晋太康元年在此设立巴陵县。”是从前并没有巴陵之名，怎么能够称为东陵呢？沈约《宋书·州郡志》说：“夷陵是汉代旧县，吴国改称为西陵。”是从前并没有西陵之名，怎么能够与巴陵互为东西呢？况且蔡传所依据的，是因为《水经》说：“九江地在长沙下隽西北。”而《水经》又说：“东陵地在庐江兰陵西北，又说长江流经西陵县故城南，又向东经过蕲春县南，又向东经过下雉县北，刍水从东陵西南注入。”郦道元说：“下雉县后来并入新阳，长江口又向东得到兰溪水口，都是江浦。”即水出自庐江郡东陵乡的，尚书说：“长江经过九江到达东陵。”这几种说法都是《水经》的，难道都不可依据，而唯独九江在下隽西北的可以依据吗？况且怎么知道下隽西北不是东北的讹误呢？

向东迤逦向北，汇聚于汇。向东为中江，流入大海。《蔡传》说：“汇聚于汇，中江，见上文。”

查考《尔雅》：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为四渎，发源注入大海的河流。汉水自大别山注入长江，虽然独自能注入大海，不以汉水命名，因为它所注入的地方在长江以北，所以称为北江。看荆州并提长江、汉水，朝宗与九江孔殷，那么长江在中，汉水在北，九江在南，可以知道。长江水流到东陵以东，斜向迤逦而北，共同汇聚于所汇之处，北即北江。不说江的，〇上文北江的文字。汇即汇泽，不说泽的，〇上文汇泽的文字。长江与北江共同汇聚于所汇之处，所以说“子汇”。朱长孺认为“东迤”句应当作为“汇”，不应当说“于汇”，这是不对的。大概汇聚于汇的，与汇聚于泾、汇聚于伊是同一类例。长江、汉水共同汇聚于汇，然后分开，向东为中江，那么中的北为北江，南为南江，可以知道。《国语》范蠡乘坐小船，出三江，入五湖。应劭说：“今庐江临丹阳芜湖县就是。”是芜湖虽然名叫中江，而三江从此分开了。北江自毗陵向北流入海，南江自吴县向南流入海。当《禹贡》之时，南江由丹湖趋向宜兴百渎，以到达吴地。《南越绝书》有丹湖，有西江，西江即中江，因为在吴西，所以如此。汉、唐以前，在溧阳之间修筑分水、银林、五堰，以

译节制水流的流向，所以南江的上游得以向西决口流入芜湖，而下游则向东流向吴县入海，这就是所谓“三江既入，震泽防定”的意思。后来研读经典的人，不能通晓经义，反而怀疑经文有误，实在令人叹息。

译禹锡〇圭，报告他的功绩。蔡传说：“‘锡’与‘师锡’的‘锡’相同。水土已经平定，禹以〇圭作为见面礼，向舜报告功成。”

查《竹书纪年》记载：帝尧七十五年，司空禹治理黄河；八十六年，司空入朝觐见，见面礼使用〇圭。那么这里应当说是向尧报告功成。《蔡传》认为是向舜报告，这是错误的。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尧在位七十二年，命令禹平定水土；八十年，禹的功绩宣告完成。也是认为在尧的时候。

《甘誓》中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蔡传说：“查《史记》，启即位，有扈氏不服，于是灭掉他们。”唐代孔颖达说：“尧舜接受禅让，启独自继承父亲王位，因此不服，这也是主观推测罢了。”三正，指子、丑、寅三种历法正朔。

查《天问》说：“启代替益成为君主，突然遭遇灾祸”，那么启即位而有扈氏不服，也是明显的证据。《竹书纪年》记载：“夏帝启二年，王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在甘地大战”，就是这件事。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孔传说：“五行的德行，是王者相继所取法的，那么威虐侮慢五行，怠惰废弃天地人的正道。”这个说法才得其正。《韩非子》说：“有扈氏有失度的行为，是亡国的臣子。其君臣威侮怠弃如此，不只是因为不服从而征伐他们。”

《五子之歌》说：“维彼陶唐，有此冀方。”蔡传说：“尧起初为唐侯，等到成为天子，建都于陶，所以叫陶唐。”

查孔颖达疏说：“韦昭说：陶、唐都是国名，就像汤称为殷商一样。查《书传》都说尧以唐侯的身份升为天子，没有说封于陶唐。‘陶唐’二字或许共同作为地名，未必像韦昭所说的那样。”根据《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元年丙子，帝即位居住在冀。八十九年，在陶建造游宫。九十年，帝游居在陶。一百年，帝在陶去世。”《水经注》：“河水又向南经过陶城西，又向南经过蒲坂县西。注释说：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就是舜所建都的地方。”帝尧厌倦政务，游居在陶，世人称尧为陶唐氏，大概由此而来。

〇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蔡传说：“‘集’，《汉书》作‘辑’。说日月防次不相和辑，而在房宿发生掩蚀。”查唐代史志，日食发生在仲康即位后的第五年。

查孔传说：“房是所次的舍。”疏说：“房是指室宿的房。”有人认为是房星，九月日月防于大火之次，房星共同作为大火。说辰在房星，似乎有理。知道不是这样的，只说不集于房星，似乎太迟太疾，只能看出历法错乱，不能用来表示日食。唐代《天文志》《大衍历议》说：“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蔡传说掩蚀于房宿，大概是依据这个。邵雍《皇极经世》说：“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与大衍历的岁建不合。”根据《竹书纪年》仲康元年己丑，帝即位居住在斟鄩，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令〇侯率领军队征伐羲和，与大衍历实际相符合，那么邵雍的说法不足以依据。

《仲虺之诰》说：“成汤放逐桀到南巢，惟有慙德。”蔡传说：“桀逃跑到这里，因此放逐他。”

查《竹书纪年》：殷帝癸三十一年，商从陑征伐夏邑，攻克昆吾。大雷雨，在鸣条作战，夏军大败。桀出逃到三朡。商军征伐三朡，在郕地作战，在焦门抓获桀，放逐到南巢。殷商成汤二十年，夏桀死于亭山。禁〇歌舞。根据这个，是汤抓获桀而放逐他。如果桀自己逃跑到这里，那么听之任之就可以了。什么叫放逐？直到桀死，禁〇歌舞。汤自称有慙德，数十年如一日。《左传》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夘，周毛得杀毛伯过而取代他。苌〇说：“毛得必亡，这是昆吾稔熟之日。”杜预说：“昆吾，是夏朝的方伯。在乙卯日与桀一同被诛杀。”说昆吾在乙卯日被诛杀是可以的，却说与桀一同被诛杀，多么荒谬啊？

《伊训》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蔡传说：“元祀，是太甲即位的元年；十二月，商以建丑为正，所以以十二月为正。”有人说：“孔氏说汤崩逾月，太甲即位，那么十二月，是汤崩之年建子之月。难道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吗？”回答说：“太甲继仲壬之后，服仲壬的丧，而孔氏说汤崩奠殡而告，本来就已经错了。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数，那么在经史中尤其可以考证。周建子矣，而《诗经》说‘四月维夏，六月徂暑’，那么从寅月起数，周未曾改变。秦建亥矣，而《史记》记载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月为嘉平，夫腊必在建丑月。秦以亥为正，那么腊为三月云。十二月者，那么从寅月起数，秦未曾改变。”

查《竹书纪年》：成汤在位二十九年去世。外丙名胜，元年乙亥即位居亳，任命卿士伊尹。二年去世。仲壬名庸，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任命卿士伊尹。太甲名至，元年辛巳，

译成王即位居于亳地，伊尹将太甲放逐到桐宫。推算商汤去世的年份是在甲戌年，到此时总共八年了。孟子说：“商汤去世，太丁没有即位，外丙在位二年，仲壬在位四年。”赵岐说：“太丁是商汤的太子，没有即位就去世了。外丙在位二年，仲壬在位四年，他们都是太丁的弟弟。”孙奭说：“《史记》说：‘外丙即位三年，没有考据依据，这是孟子的错误。’又《周书·无逸》中，周公提到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之后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大概也是指这些君主而言。而孔氏对此表示怀疑，是不对的。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数，也并非完全如此。《月令》记载：‘孟冬之月，举行盛大的冬祭，天子向天宗祈求来年丰收，在公社和门闾举行大祭，祭祀祖先和五祀，慰劳农夫让他们休息。’这说明周朝以孟冬建亥之月作为腊祭之月。《郊特牲》记载：‘天子举行八蜡大祭，在岁末十二月汇聚万物并索求享祭。’郑康成说：‘十二月就是建亥之月。’这说明周朝将建亥之月改为十二月。但是《伊训》所说的十二月，乃是嗣王元年之十二月，商朝以建丑为正，即位改元以正朔行事，这无疑是建丑之月。《逸周书》说：‘周公正三统之义，作《周月》以建子之月为正，改变民众的历法，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仍然沿用夏历。’这是说周月用于行政记载，由此推论，那么‘四月维夏’等诗句就无疑了。商朝虽然以建丑为正，何必不与夏正并行呢？”

译太甲上篇说，嗣王太甲不亲善阿衡。蔡传说：“阿衡，是商朝的官名，意思是天下所倚仗而得以平定的人，也叫保衡，或者是伊尹的称号。”

查考《竹书纪年》记载：“沃丁八年，祭祀保衡。”《说命》篇说：“从前先正保衡，又怎能让阿衡独占商朝的美名。”《君奭》篇说：“在太甲的时候，就有保衡。”《诗经》毛传说：“阿衡，就是伊尹。”《尚书》孔安国传也说：“伊尹担任保衡。”其他书籍中没有见到有这个官职，应当以伊尹的称号为是。

盘庚上篇说，不固定他的都城，到现在已经五次迁都了。蔡传说：“五邦，汉代孔氏认为汤迁都亳，仲丁迁都嚣，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加上盘庚迁都殷，共为五邦。”然而根据下文“现在不承袭古制”的文势来考察，那么盘庚之前应当自有五次迁都。《史记》说祖乙迁都邢，或许祖乙迁都了两次。

查考汤刚成为天子时建都亳，不应算在迁都的次数里。况且上文说“这还未能常安”，汤建都亳，难道还未能安宁吗？大概汤之后、盘庚之前，自有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仲丁元年辛丑，王即位，从亳迁到嚣，在黄河边上，这是一次。河亶甲元年庚申，王即位，从嚣迁到相，这是二次。祖乙元年己巳，王即位，从相迁到耿，这是三次。二年耿地毁坏，从耿迁到庇，八年筑庇城，这是四次。南庚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三年，迁到奄，这是五次。《殷本纪》说：祖乙迁都邢。《索隐》说：“邢音同耿，代本也作耿，不是有两个地方。”《竹书纪年》记载：盘庚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十四年，从奄迁到北蒙，称为殷。十五年，营建殷邑。周氏说：“商人称殷，从盘庚开始。”

《说命》下篇说：“我小子，从前在甘盘那里学习，后来就隐退到荒野。”蔡传说：“唐代孔氏说：高宗做王子时，他的父亲小乙想让他知道百姓的艰苦，所以让他居住在民间。”苏氏说：“甘盘隐退到荒野，不是这样。”

查考孔颖达疏说：“《君奭》篇说在武丁时，就有甘盘。大概甘盘在小乙时代接受遗命辅佐朝政，到高宗守丧期满，甘盘已经死了。传文说：‘高宗即位，甘盘辅佐他。’后来有傅说，是说傅说之前有甘盘。但下文说‘后来就隐退到荒野’，是学成后才隐退，不是即位之初跟随甘盘学习。根据《竹书纪年》：‘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住在黄河边，向甘盘学习。十年小乙去世。武丁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任命卿士甘盘。三年梦见寻找傅说，找到了他。六年任命卿士傅说。’大概《说命》作于三年之后，追述从前学习后来隐退的事，不一定非是学成后才隐退。六年任命傅说为卿士，那么六年之前还是甘盘为卿士。孔疏说‘高宗守丧期满，甘盘已死’，是没有根据的。”

《高宗肜日》篇说，在肜祭之日，有野鸡鸣叫。蔡传说：“在肜祭之日有野鸡鸣叫的怪异现象，大概是祭祀父庙。”书序说“汤庙”，是不对的。

查考书序，高宗祭祀成汤，有飞鸡登上鼎耳鸣叫。祖己训诫君王，作了《高宗肜日》。高宗的训诫，唐代孔氏说：“高宗的训诫，是用来训诫高宗的。”大概是不对的。高宗，是武丁的庙号。如果书作于武丁未去世之前，可以称为高宗的训诫吗？《竹书纪年》记载：殷武丁二十九年肜祭太庙，有野鸡来。五十九年去世，庙号高宗。祖庚元年丙午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训》。《殷本纪》说：“帝武丁去世，儿子帝祖庚即位。祖己赞许武丁以吉祥的野鸡为德，立他的庙号为高宗，于是作《高宗肜日》及训。”意思是这时祖庚在高宗的庙里绎祭，每次过于丰盛，所以告诫不要过于亲近近亲，而作《高宗之训》，是用来训诫祖庚的。孔疏认为是训诫高宗，错了。书序说“高宗祭祀成汤”，《竹书纪年》说武丁祭祀太庙，都有证据。而蔡传说：“祭祀父庙，因为书序说祭祀汤庙，所以认为‘过于亲近近亲’不对。”昵是近庙，那么就不能说汤庙了。没有审察“过于亲近近亲”的是祖庚。祭祀汤庙的是武丁。祖己因为祖庚过于亲近近亲，用《高宗肜日》训诫他，所以说：“只有先代至道的君王，端正他的事务，才训诫于王格王。”孔传说至道的君王，那就是把高宗当作先世至道的君王，而用他来训诫王。怎么能说书序不对呢？

《西伯戡黎》篇，蔡传说：“西伯，是文王。有人说西伯，是武王。武王也继承文王为西伯。”

查考《大全》引用朱熹说：“看来文王只是不讨伐纣王罢了，其他事也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类。”有人问：“西伯戡黎，只有陈少南、吕伯恭、薛季隆认为是武王，吴才老也说乘黎，恐怕是伐纣时的事。”然而《史记》又说文王伐崇、伐密须、败耆国，耆就是黎，音相近。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回答说：“这些没有证据，暂且存疑。”根据《竹书纪年》：“殷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犯阮，西伯率领军队讨伐密。三十三年，王赐命西伯得以专征伐。三十四年，周师攻取耆及邘，于是讨伐崇。四

译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去世。四十二年，西伯发从吕尚那里接受丹书。四十四年，西伯发讨伐黎国。”由此可知，攻取耆国的是文王，攻克黎国的是武王，耆国并不是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