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城硕记卷八

译《唐书·天文志》说：“鲁国史官漏掉了闰月，导致冬至没有落在正月的月份。大概是因为这一年初一早晨是冬至，当时史官漏掉了闰月，冬至没有在建子之月，而是在建丑之月。如果仍然使用夏历，怎么能说冬至在仲春二月呢？”《前汉书·律历志》说：“《春秋》和殷历都认为殷炀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初一早晨是冬至，而殷历认为是丁酉；殷懿公九年正月癸巳初一早晨是冬至，殷历认为是甲午。鲁国的冬至在周历的正月，《春秋》以前都是这样。《春秋》称之为‘南至’，是因为当时把十一月当作春季，所以不能称为冬至，直接称之为‘南至’罢了。”《尚书·泰誓》说：“在第十三年春天，在孟津大会诸侯，戊午日，周王驻扎在黄河以北。”《书序》说：“一月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孔颖达说：“这一月是十三年的正月，那么《书序》把正月称为一月，不正是经文所说的‘春’吗？”僖公八年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谷梁传疏》说：“周历的七月，是夏历的五月。”《礼记·杂记》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夏至，可以祭祀祖先。”鲁国的夏至在秋七月，那么鲁国的冬至难道不在春正月吗？《春秋后传》说：“只有王者改元，诸侯改元，从汾王以前是没有的。”《竹书纪年》记载晋国从殇叔开始，接着是文侯、昭侯，直到曲沃庄伯，都使用夏历建寅之月作为岁首。如果说周历不改变时节，曲沃沿袭它，怎么能说是改元呢？《左传》梓慎说：“火星在夏历是三月出现，在周历是五月出现。”如果把夏历的季名称加在周历的月份上，能说是春五月吗？昭公四年七月，日食发生在豕韦之末、降娄之初。用算法推算，太阳向右运行。夏历四月日食，应该发生在实沈，怎么会发生在降娄呢？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一辛亥日，日食发生在辰尾。如果是夏历，十二月应该在元枵，怎么会发生在辰尾呢？庄公七年夏四月，流星如雨落下。《公羊传》注说：“周历的四月，是夏历的二月。”黄昏时参、伐、狼、注等星出现，应当见于《月令》仲春之月，黄昏时弧星居中，那么狼、注等星应当出现。如果把夏历的季名称加在周历的月份上，为什么不说是春四月呢？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没有结冰。只有子月没有结冰，所以是异常现象。如果是夏历寅月，就不算异常了。成公元年二月，没有结冰。只有丑月没有结冰，所以是异常现象。如果是夏历二月，就不算异常了。如果说春正月，是把夏历的季名称加在周历的月份上。襄公二十八年春没有结冰，这里没有说正月。能说夏历的春季没有结冰吗？桓公八年冬十月，下雪。在夏历是八月，所以下雪不合时宜。定公元年冬十月，降霜冻死豆类。《谷梁传》注说：“建酉之月，降霜冻死豆类，是非常之灾。”隐公九年三月癸酉日，大雨伴随雷声。在夏历是正月，所以不合时宜。如果是夏历辰月打雷，又有什么说法呢？庄公七年秋，大水，没有麦苗。自己把五月当作秋季，如果是夏历七月，怎么会有麦禾，又怎么能称为苗呢？桓公五年秋，大旱求雨。《传》说：“记载不合时宜。”《唐书·天文志》日度议说：“《周礼》说苍龙出现时求雨，周历立夏在觜觹二度，在晷漏昏角一度居中，苍龙全部出现，求雨应当在建巳之初，这是礼制。建巳是周历的季夏，现在却在秋季，所以说不合时宜。”《国语》说辰星在斗柄，指的是戊午日后三天，得到周历正月辛夘初一，在夏历是十一月，殷历是十二月，这个月辰星合于斗前一度。如果是夏历春正月的辰星，又怎么能够合呢？《礼记·明堂位》说：“鲁君孟春在郊外祭祀上帝，配以后稷，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郑玄认为孟春是建子之月，季夏是建巳之月，那么春正月就是周历的春季了。《后汉书·陈宠奏》说：“冬至阳气开始萌发，天以此为正，周历以此为春，那么十一月可以说春了。”《魏书·高堂隆》说：“自古帝王所以神化其政令，改变百姓耳目，所以三春称王，表明三统。建子、建丑都可以说春了。”又《唐志》岁星差合。术数说：昭公八年十一月，楚国灭陈。史赵说：岁星在析木之津，十年春天进至婺女。起初在元枵之维首。《传》说：正月有星出现在婺女，那么就是把十一月当作正月，把正月当作春季了。王伯厚说：“《春秋》用周历记事，《左传》记载祭足取麦、谷邓来朝三件事，有相差两个月的例子，这是经文用周历，传文取各国史书，有自行使用夏历的，更改失误。怎么能执着经文怀疑传文，依据传文怀疑经文呢？怎么能说建子之月不能说春，而把春正月当作夏历季名称加在周历月份上呢？《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记载‘春王正月’的有九十三处，明显是周王的正月。当时三正交替建立，所以特别记载‘王正月’以区别之。而文中子作《元经》，也说‘帝正月’，我不知道他取意何在。”

译《公羊传》说：“‘春王正月’，‘王’指的是谁？指的是文王。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这是‘王’的‘正月’。为什么要说‘王正月’？是为了彰显‘大一统’。”按：文王本是“天王”的讹误。《传》说：“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这是‘王’的‘正月’。”何休注说：“根据下文‘秋七月天王’是先说月份而后说‘王’，可知这里的‘王’是指受天命所制定的月份。王者受命必定改正朔，以表明这是受之于天。”《传》又说：“为什么要说‘王正月’是‘大一统’？”注说：“‘统’是开始的意思，是总括系联的言辞。天王，是开始受命改制，颁布政教给天下，没有不一个个系联于正月的，所以说这是政教的开始。”据此，那么上文“春王正月”注解说“文王，是周朝开始受命的王，是天所命的，所以上面系联‘天’，明确是天王，是天所命的。”“天”与“文”字形相近而讹误，而疏文承袭讹误而解释说“文王，是周朝开始受命制定法度的王，理应与‘春’相系联，所以看到它系联‘春’是这样，文王并非周朝后来的王。”根据这一年秋七月天王派宰咺来送赗赠，哪有七月是天王之秋而正月是文王之春的道理呢？注解说开始受命改制，颁布政教给天下，从公侯直到庶人，总括系联于一统，由此可知不是文王。因此“文王”大概是“天王”的讹误。然而隐公七年滕侯去世，注解说《春秋》以王自居，托隐公作为开始受命的王，滕子先朝见隐公，《春秋》褒奖他，所以称侯，这又是承袭“文王”的讹误而更加悖谬了。

毛西河论述《春王正月》说：“只有帝喾与周朝都以木德称王，所以都以春称王。夏、殷的春天不能称王，因为夏、殷不是木德。”

按：薛尚功《彝器款识》所载，商钟铭文有三处：其一，其二说“惟正月王春吉日丁亥既望”，其三说“惟王夹钟春吉月”。这是殷朝的春天称王了。夏朝建寅，盛德在木，又怎么见得夏朝的春天不能称王呢？

《春秋》序孔氏疏说：“查考经传记载日期的，共六百八十一件事。从文公以上记载日期的，有二百四十九件；宣公以下也是六位国君，记载日期的有四百三十二件。计算年数大致相同，而日数却将近一倍。这是久远遗落，与近世不同。况且其他国家的告丧，有详有略。如果告丧不报日期，鲁国史官无从得知日期而记载。像这样，当时的史官，也不能使日月都具备。孔子后来修撰，怎么能全部得知其日月？自然必须旧有日期的因而详细记载，旧无日期的因而简略记载。”

按：《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后世作史者编年的体例，以这为祖。然而考证杜氏《长历》，而《春秋》记载日月，很不吻合。比如以春天来说，桓公十七年春丙午是三月四日，经文记载二月；成公四年春壬申是二月二十八日，经文记载三月；襄公四年春三月没有己酉，经文记载三月；定公四年春王二月癸巳，也应当是正月七日。以夏天来说，桓公二年夏戊申是五月十日，经文记载四月；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是七月朔日，经文记载六月；文公十四年夏乙亥是四月二十九日，经文记载五月；成公二年夏丙戌是五月一日，经文记载四月；襄公二年夏六月庚辰是七月九日，三年夏六月戊寅是七月十三日，经文都记载六月。以秋天来说，隐公二年秋庚辰是七月九日，经文记载八月；僖公十八年八月不应有丁亥，二十七年八月不应有乙巳，经文都记载八月；襄公十五年秋八月日有食之，则实际是七月一日。以冬天来说，僖公三十三年冬乙巳是十一月二十日，经文记载十二月；宣公十二年冬戊寅是十一月九日，经文记载十二月；成公十七年十一月不应有壬申，经文记载十一月；襄公九年冬十二月没有己亥，经文记载十二月；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又应当是十一月朔；昭公元年十一月己酉，实际是十二月六日；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实际是癸夘朔。有人认为经文有误，不对。《春秋》是孔子的刑书，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而至于系月系日，多有讹误，这可信吗？如果说《春秋》凡有赴告就记载，因告之迟速而误，而夫子所书日月，难道都关乎从赴告吗？如果说仍用鲁史旧文，自从幽王之后，天子不能颁朔，而鲁史失闰，无所考证。董仲舒说《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如果襄、昭、定、哀之时，夫子所亲见，难道还等待推测吗？秦火以后，口说仅存，《春秋》古经虽载于汉志，不尽都是仲尼的手录，至于所书日月，或因鲁史之旧，或从赴告之期，或讹以传讹，转相授受。夫子因袭之，正所以阙疑。或者明知是官失之，而有所不敢改。或者经文未尝误，而杜氏考之而不详。不然，

译经文有误，而《左传》所记载的日期，仍然多有错误，为什么呢？隐公三年冬十二月没有庚戌日，《传》却说“庚戌日郑伯的车在济水倾覆”。七年秋七月庚午日，九月辛夘日，八月不可能有丙戌日，《传》却说“八月丙戌日郑伯率领齐国人朝见周王”。十六年六月没有戊申日，《传》却说“六月戊申日鲁公与郑伯在老桃相会”。庄公八年冬十一月癸未日，是这个月的第六天，《传》却说“冬十二月齐侯在姑棼游玩，接着在贝丘打猎”。僖公二十八年经文记载癸丑日，《传》却说“癸亥日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文公六年十一月没有丙寅日，《传》却说“十一月丙寅日晋国杀了续简伯”。十四年七月没有乙夘日，《传》却说“七月乙夘日夜齐国的商人杀了舍而让位给元”。襄公元年正月不可能有己亥日，《传》却说“春己亥日包围宋国的彭城”。二十二年十二月不应该有丁巳日，《传》却说“丁巳日他的丈夫攻打子明并杀了他”。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是戊戌日，《传》却说“十二月乙亥日初一，齐人将庄公的灵柩迁到大寝”。昭公元年十二月初一是甲辰日，晋国的烝祭应当在赵孟之前，《传》却说“晋国已经进行了烝祭，赵孟前往南阳，将要去会见孟子，余甲辰日初一在温地举行烝祭”，这说的不是十二月晋国已经进行了烝祭。像这样的情况是为什么呢？我曾经听荀恱说：“孔子作经原本只有一个，但古今文字不同，都自称是真正的经文，有的学者先入为主有所依附确定，后学者互相仿效，更加滋长蔓延，所以一个源头分出十股水流，如同天水背离而行，争论的人纷纭杂乱。”就像隐公元年王正月，杜氏认为正月辛巳日初一，大衍历认为正月辛亥日初一，庚申日冬至。程氏《公说》说：“根据《传》中五月辛丑日、十月庚申日来考证，那么正月初一不是辛亥日，所以杜预迁就而以辛巳日为初一。如果按照辛巳日，那么冬至不在正月，大概是闰月的误差只在今年，而杜氏考证得不详细罢了。”

译唐代孔颖达说：《春秋》时代，设置闰月常有错漏，有时提前有时推后，与常规不同。杜预只是核对经文和传文中上下的日月记载，以此推定长历。如果日月记载相同，那么几年不置闰；如果日月记载不同，必须设置闰月才能相同的，那么在未满三十二个月时，就频繁设置闰月，所以与常规有差异。

考察杜预所推算的：鲁隐公二年闰十二月至十一年，共有四次闰月；鲁桓公元年闰十二月至十八年，共有四次闰月；鲁庄公元年闰十月至三十二年，共有十一次闰月。其中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连续置闰；鲁闵公二年闰五月；鲁僖公元年闰十一月至三十三年，共有九次闰月。其中闵公二年、僖公元年以及僖公二十四年、二十五年连续置闰；鲁文公元年闰三月至十八年，共有七次闰月。其中元年、二年连续置闰；鲁宣公二年闰五月至十八年，共有五次闰月；鲁成公元年闰三月至十八年，共有六次闰月；鲁襄公二年闰四月至三十一年，共有十一次闰月；鲁昭公元年闰十二月至三十二年，共有十一次闰月；鲁定公元年闰五月至十五年，共有五次闰月；鲁哀公二年闰十一月至十四年，共有五次闰月。赵汸说：长历比大衍历少六个闰月；从隐公二年至宣公十年，三次漏置闰月；从成公末年至《春秋》终结，又三次漏置闰月。果真如此，四季寒暑都应当颠倒，不仅仅是把申位当作戌位罢了。恐怕周历虽然存在误差，未必会谬误到这种程度。考察经文和传文中，有隔几年不记载日期的情况，前后多次出现。长历对此既没有依据，怎能没有失误？至于说突然设置两个闰月以顺应天正，更是主观臆断，所以解说者对此表示怀疑。

沈括说：“《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后世的历法家推演验证，精确的不过二十六次。本朝卫朴得出三十五次，唯独庄公十八年三月，古今历法都推算不出日食。”

考察程大昌《春秋或问》说：“《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杜预用长历推演，遇到甲子不合，就胡乱说是经文有误。如今历法家推演验证，精确的不过二十六次。然而用周历考察，朔日误差二十五次；用鲁历考察，又误差十三次。唐代一行得出二十七次，而朔日误差占一半。只有宋代卫朴说得出三十五次，唯独庄公十八年三月不符合日食规律。卫朴的话不可信，大概是因为历法一百七十三天有余为一个交点。从隐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共三千一百五十四个月，只有三十六次日食。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连续交点连续日食，这说明有虽然交点但不发生日食的情况，也有不该交点却发生日食的情况。又怎能用常规方法推演而称之为进入食限呢？”

《春秋》记载日食却不记载朔日的有八次。《左传》说：不记载朔日，是史官失误。《公羊传》说：不记载朔日是因为是两天。《谷梁传》说：不记载朔日，是因为日食发生在晦日。考察《元史》，《春秋》日食有三十七次：隐公三年辛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日食。姜岌说：这一年二月己亥朔，没有己巳日；三月己巳朔，距离交分进入食限。桓公三年壬申年，七月壬辰朔日有日食。姜岌说：这一年七月癸亥朔，没有壬辰日，也是漏置闰月；其八月壬辰朔，距离交分进入食限。十七年丙戌年，冬十月朔日有日食。《谷梁传》说：不记载朔日，不记载日期，是夜间日食。《左传》说：不记载日期，是史官失误。大衍历推算在十一月，交分进入食限，是漏置闰月。庄公十八年乙巳年，春王三月日有日食。《谷梁传》说：不记载日期，不记载朔日，是夜间日食。大衍历推算这一年五月朔进入食限，三月不应日食，如今推算五月朔加时在白天，进入食限，大概是五月误写为三月。二十五年壬子年，六月辛未朔日有日食。大衍历推算七月辛未朔，交分进入食限，是漏置闰月。二十六年癸丑年，冬十二月癸亥朔日有日食。如今推算这月癸亥朔进入食限。三十年丁巳年，九月庚午朔日有日食。如今推算这是十月庚午朔进入食限，是漏置闰月。僖公十二年癸酉年，春王三月庚午朔日有日食。姜岌说：三月朔交点不应日食，在误条中；其五月庚午朔进入食限，大概是五月误写为三月。十五年丙子年，夏五月日有日食。《左传》说：不记载朔日和日期，是史官失误。大衍历推算四月癸丑朔，距离交分进入食限，差一个闰月。文公元年乙未年，二月癸亥朔日有日食。姜岌说：二月甲午朔，没有癸亥日；三月癸亥朔进入食限，如今推算这是漏置闰月。十五年己酉年，六月辛丑朔日有日食。如今推算这月辛丑朔进入食限。宣公八年庚申年，秋七月甲子日有日食。杜预认为七月甲子是晦日日食。姜岌说：十月甲子朔日食，大概是十月误写为七月。十年壬戌年，夏四月丙辰日有日食。如今推算这月丙辰朔进入食限。十七年己巳年，六月癸卯月有日食。姜氏说：六月甲辰朔不应日食，如今推算这是五月乙亥朔进入食限。成公十六年丙辰年六月丙寅朔，日有日食。如今推算这月丙寅朔进入食限。十七年丁亥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日食。姜氏说：十二月戊子朔，没有丁巳日

译大衍历推算，十一月丁巳朔进入食限。襄公十四年壬寅年二月乙未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月乙未朔进入食限。十五年癸卯年秋八月丁巳朔，发生日食。姜氏说：七月丁巳朔，是因为漏置闰月而导致日食推算失误。大衍历观点相同。二十年戊申年冬十月丙辰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月丙辰朔进入食限。二十一年己酉年秋七月庚戌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月庚戌朔进入食限。冬十月庚辰朔，发生日食。姜氏说：接连两个月发生日食，应当属于史书记载错误。二十三年辛亥年春王二月癸酉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月癸酉朔进入食限。二十四年壬子年秋七月甲子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月甲子朔日食九分六秒。八月癸巳朔，发生日食。《汉书·律历志》董仲舒认为接连发生日食且又是日全食，大衍历说不应该频繁发生日食，属于史书记载错误。二十七年乙卯年冬十二月乙亥朔，发生日食。姜氏说：十一月乙亥朔，交分进入食限应当发生日食。大衍历观点相同。昭公七年丙寅年夏四月甲辰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月甲辰朔交分进入食限。十五年甲戌年六月丁巳朔，发生日食。大衍历推算五月丁巳朔，是因为漏置一个闰月而导致日食推算失误。十七年丙子年夏六月甲戌朔，发生日食。姜氏说：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吻合，不应该发生日食，应当是史书记载错误。大衍历说：应当在九月朔。如今推算九月甲戌朔进入食限。二十一年庚辰年七月壬午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月壬午朔进入食限。二十二年辛巳年冬十二月癸酉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月癸酉朔进入食限。杜预用长历推算，应当是癸卯，这是不对的。二十四年癸未年夏五月乙未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月乙未朔进入食限。三十一年庚寅年十二月辛亥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月辛亥朔进入食限。定公五年丙申年春三月辛亥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月辛亥朔进入食限。十二年癸卯年十一月丙寅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年十月丙寅朔，交分进入食限。大概是漏置了一个闰月。十五年丙午年八月庚辰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月庚辰朔进入食限。哀公十四年庚申年夏五月庚申朔，发生日食。如今推算，该月庚申朔进入食限。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七次。用授时历推算，只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以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进入食限。大概自从有历法以来，没有接连两个月发生日食的道理。其余三十五次日食，都发生在朔日。经文中有时不记载具体日期，不记载朔日。左氏认为这是史官失误所致。其间有时相差一两天，大概是由于古代历法粗略，置闰不当的弊端。孔子作书，只是依据当时的历法来记载，不涉及大义，所以不必过于详尽。

译鲁襄公十年，鲁君与晋侯在柤地会见吴国，随即灭掉了偪阳。《左传》记载：“春季，三月癸丑日，齐国的高厚辅佐太子光，率先在钟离会见诸侯，态度不恭敬。晋国的士庄子说：‘这是抛弃国家的行为。’夏季，四月戊午日，在柤地会盟。五月庚寅日，最终攻打偪阳。甲午日，灭掉了它。”

根据杜预的注释，柤是楚国的地方，即现在的彭城偪阳县。五月甲午日是八日。依据唐代一行用大衍历推算，这一年闰四月丁亥日，小甲午日在闰月。杜预用长历推算，认为这一年闰十一月，大概是不对的。又根据《水经注》中京相璠的说法：柤是宋国的地方，现在偪阳县西北有柤水沟，流经偪阳县故城。东北方向的《地理志》说：这里是原来的偪阳国。前代的志书说偪阳属于楚国，杜预的注释因此认为是楚地。现在沂州峄县西南五十里有偪阳城，应当属于宋地。

鲁僖公九年秋季九月戊辰日，诸侯在葵丘结盟。甲子日，晋侯佹诸去世。杜预说：“甲子日是九月十一日，戊辰日是十五日。”史书记载在盟会之后，是依照奔丧的报告。

根据考证，甲子日，《公羊传》写作甲戌日，《左传》和《谷梁传》都写作甲子日。甲子日不应在戊辰日之后，似乎应当跟随《公羊传》写作甲戌日。

鲁桓公三年秋季七月壬辰日初一，发生日食。日食完全覆盖，杜预说：“既，就是尽的意思。日食有上下之分，是因为太阳运行有高下。日光轮还在而中间被食的，是因为日月相掩较密，所以日光溢出。全部被食的，是因为正相当而相掩间隙较疏。”

根据东汉尚书令黄香的说法：“日食都从西边开始，月食都从东边开始，没有从上下中央开始的。”《春秋》记载鲁桓公三年的日食贯穿中下上全黑，怀疑的人认为日月大小相等，月亮怎么能小而显现于日中？郑康成说：“月亮正好遮住太阳，日光从四边射出，所以说从中开始。”旧说认为日食有五种，即从上下左右中央开始，这是不对的。

鲁闵公二年夏季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胡安国引用程氏的话说：“天子举行禘祭，诸侯举行祫祭，大夫举行享祭，庶人举行荐祭，这是上下等级的区别。鲁国是诸侯，为什么有禘祭？成王追念周公，周公对天下有大功勋，赐给鲁公天子的礼乐，让他在太庙使用，用来上祀周公。鲁国因此有了禘祭。《春秋》中，之所以说禘而不说祫，就是这个原因。”

根据《竹书纪年》：商王武乙元年，邠迁到岐；周三年，任命周公亶父，赐给他岐邑。文丁四年，周公季历讨伐余无之戎，攻克了它，被任命为牧师。周成王十三年夏季六月，鲁国在周公庙举行大禘祭。二十一年，周文公在丰地去世。这时，周公还在世，鲁国在周公庙举行大禘祭，那么所谓的周公，大概就是周公亶父、周公季历。四季的祭祀有禘的名称，嫌它是时祭，所以称大禘以区别它。其实礼仪低于天子的禘祭，所用的是六代的音乐，不是天子的礼乐。看孔子讥讽三家使用《雍》诗撤祭，就知道鲁国的庙祭也不使用《雍》诗撤祭。又禘祭在六月，也不敢与天子同时，只是比宋国作为二王之后能用郊禘与其他国有不同罢了。孔子说：“鲁国的郊禘，不合礼制，周公的礼制大概衰微了。”这里所说的不合礼制，就像已经灌酒而前往，我不愿观看之类，是说周公制礼的本意，在这里逐渐衰微，不是说周公的后代到这时衰微了。先儒都认为鲁国的郊禘，是惠公请求的，大概是东周的僭越礼制。不知道在周公未去世时，鲁国早就实行禘祭了。《春秋》“吉禘于庄公”，不说禘而说吉禘。汉代郑氏《禘祫志》说：“鲁庄公在他三十二年秋季八月去世，闵公二年五月举行吉禘。这时庆父派刺客杀了子般之后，闵公心中恐惧祸难，致力于自我专断成功，以厌胜他的祸患。到二年春季，其间有闰二十一月，除去丧服，夏季四月则举行祫祭，又紧接着在五月举行禘祭。闵公的服丧按礼少四个月，又不除丧无恩，因此讥讽他，不是讥讽他举行禘祭。”

鲁文公二年八月丁夘日，在太庙举行大事，将僖公神位升在闵公之上。胡安国说：“大事，就是祫祭。将僖公升在闵公之上。”闵公、僖公两位国君，亲属关系是兄弟，身份关系是君臣。兄弟不先于君臣，是礼制。所以《左传》说：“祭祀，是国家的大事，而违背它可以吗？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先于父亲进食，很久了。”《公羊传》说：“这是逆祀，先祭父亲后祭祖父。”《谷梁传》说：“逆祀，就是没有昭穆次序。没有昭穆次序，就是没有祖父。”闵公、僖公不是祖父父亲，而称之为祖父父亲，是因为臣子一例。根据杜预的注释，僖公是闵公的哥哥，不能成为父子，曾经做过臣子，位次应在下，却居于闵公之上，所以说逆祀。这个说法最明白。《公羊传》说先祭父亲后祭祖父，从世数论，闵公在僖公之前，是世数同于祖父了。现在却以父亲居前，是后祭祖父。《谷梁传》认为没有祖父，是将僖公升在闵公之上，那么文公似乎以闵公为父亲，而以父亲为祖父，是没有祖父。胡安国认为闵公、僖公不是祖父父亲，而称之为祖父父亲，是因为臣子一例。他的解释错了。

鲁宣公八年夏季六月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在垂地去世。郑氏说：“解说的人认为有事是指禘祭，为仲遂去世做铺垫，所以略去，只说有事罢了。”鲁国礼仪有三

译丧期届满，便在太祖庙举行合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僖公、宣公在位八年期间都有禘祭和合祭。那么《公羊传》所说的“五年举行两次大祭”，合祭在第六年举行，这就很明白了。《明堂位》说：“这是鲁国使用的王者之礼。”以此相互印证，其他情况也就可知了。查《唐书·韦縚传》记载：“高宗上元三年准备举行合祭，议论的人依据《礼纬》说三年合祭、五年禘祭，而《公羊》学派说五年举行两次大祭，两家说法互相矛盾，众儒生无法决断。”太学博士史元璨说：“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去世，文公二年八月丁夘举行大享，《公羊传》说是合祭，那么三年丧期结束，新君的第二年应当合祭，第二年应当禘祭群庙。”又宣公八年禘祭，僖公、宣公在位八年期间都有禘祭，那么后一次禘祭距离前一次禘祭五年，这就是新君第二年合祭，第三年禘祭。此后每五年举行两次大祭，那么第六年应当合祭，第八年禘祭。昭公十年齐归去世，十三年丧期结束，应当合祭，因为平丘之难，冬天鲁公前往晋国，直到十四年才合祭，十五年禘祭，这就是所谓‘在武宫有事’。直到十八年合祭，二十年禘祭，二十三年合祭，二十五年禘祭，昭公二十五年‘在襄宫有事’就是如此。那么禘祭后三年合祭，又过两年禘祭，符合礼制，议论于是确定。这些都是采用郑玄《郑志》中的说法。又查贵与马氏说：“禘有两个名称，有大禘的禘，即《大传》所说的‘礼不王不禘’，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帝，而以祖先配享，以及《礼运》所说的‘鲁国的郊禘不合礼’，这是指大禘。还有时禘的禘，即《祭义》所说的‘春禘秋尝’，以及《王制》所说的‘天子合祭与禘祭，诸侯禘祭一次、合祭一次’，这是指时禘。”赵伯循必定认为禘不是时祭的名称，因此不相信郑玄，并且一并诋毁《礼记》和《左传》，他的意思大概是认为禘只是大禘，没有所谓时禘。然而禘的名义，其他经典没有记载，只有《礼记》详细论述罢了。赵氏所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根据‘不王不禘’的说法，‘鲁郊禘非礼’的说法，可以看出禘是天子的重大祭祀，所以不能用来命名时祭。然而《大传》《礼运》是《礼记》，《王制》《祭义》也是《礼记》，现在所依据的是《大传》《礼运》，所诋毁的是《王制》《祭义》，这是拿《礼记》来攻击《礼记》。至于‘烝尝禘于庙’这一句话，虽然是《左氏》所说，然而它所记载的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宫，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晋人说：‘寡君还没有举行禘祀，’这些都是当时的事。现在赵氏都认为是《左氏》因为经文中有一处‘禘于庄公’的事，所以对于当时鲁国及其他国家的祭祀，都妄加认为是禘祭，那么他的说法尤其不通了。哪有鲁国原本没有这种祭祀，晋人原本没有这种说法，却凭空妄说的呢？大概鲁国伯禽曾经接受过郊禘的赏赐，那么鲁国后来所实行的禘祭，或许是大禘，或许是时禘，也未可知。至于《左氏》所说的‘烝尝禘于庙’，晋人所说的‘寡君未禘祀’，则是通行于天子诸侯的时祭，不仅仅鲁国实行而已，恐怕难以将其归入郊望之祭，并一概以僭越来指责它。

译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占卜结果不吉，于是免除牺牲，但仍然进行了三次望祭。胡瑗说：“占卜而不吉，就不进行郊祀了。所以免除牺牲，现在鲁国不郊祀而进行望祭，所以特别记载说‘犹’，‘犹’是表示可以停止的词。”

按桓公五年，凡是祭祀，在启蛰时节进行郊祀，如果超过了时节就记载。杜预注说：“启蛰，是夏历建寅之月，在南郊祭祀天帝，占卜日期是否有吉兆，超过了节令就记载。”建寅之月，是周历的三月，现在在夏历四月占卜郊祀，对于节令来说已经超过了。诸侯不得郊祀天帝，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进行郊祀，这是鲁国的常规祭祀。常规祭祀有固定的日期，何必占卜呢？胡瑗说：“礼制规定不占卜常规祭祀，只占卜牺牲和日期。”意思是说占卜牺牲和日期以知晓吉凶。《周礼》记载太宰祭祀五帝，在祭祀前十天，率领办事人员占卜日期。这就是在祭祀前十天预先占卜日期，是符合礼制的。经文说四次占卜郊祀，不吉，周历的夏四月，是夏历的春二月。占卜三个辛日都不吉，又占卜次月的上辛日，拖延了一个月，屡次占卜都不吉，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合礼制的呢？《公羊传》说：“求吉的方法不超过三次，三次占卜是礼制，四次占卜不合礼制。”《谷梁传》说：“夏四月不合时节，四次占卜不合礼制。”定公十五年，鼷鼠咬食郊祀用的牛，牛死了，改卜牛，夏五月辛亥进行郊祀。注说：“记载过失和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都是超过了节令的，都记载下来以讥讽怠慢。”又按成公七年，于是免除牛。注说：“称牛，说明还没有占卜日期，免除牛是可以的，不郊祀是不合礼制的。”现在说于是免除牺牲，说明已经得到了吉日，牺牲已经准备好了，牺牲准备好却还要占卜郊祀，还有什么比这更怠慢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合礼制的呢？胡瑗认为占卜而不吉，就不郊祀了，所以免除牺牲，但他还没有弄清楚免除牛和免除牺牲的区别。

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发生火灾。乙亥，举行尝祭。胡瑗说：“尝祭，是祭祀时的常规，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不合时节和不敬。《春秋》记事使用周历，而在八月举行尝祭，就是不合时节。御廪在壬申日发生火灾，而在乙亥日举行尝祭，这是没有改卜日期而供应火灾后的剩余粮食，是不敬。”

按《前汉书·五行志》说：“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廪发生火灾。刘向认为御廪是夫人和八妾舂米储藏，用来供奉宗庙的地方。当时夫人有淫乱行为，怀有逆心，上天警戒说：‘夫人不可以供奉宗庙。’桓公不醒悟，与夫人一起斋戒。夫人向齐侯进谗言，齐侯杀了桓公，这就是应验。《春秋》记载壬申日火灾，乙亥日尝祭，前后相距只有四天，用火灾后的剩余粮食祭祀宗庙，怠慢到了极点。《公羊传》说：‘御廪发生火灾，不如不举行尝祭。’《谷梁传》说：‘没有更换火灾后的剩余粮食，记录不敬。’胡瑗认为八月尝祭是不合时节，失去了警戒的意义。前八年春正月己夘日举行烝祭，《谷梁传》说：‘烝祭，是冬天的事，春天举行，记录不合时节。’胡瑗认为不对，而这里又认为不合时节，为什么呢？”

唐书·啖助说：我喜爱《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左传》解释义理多有错误，它的书出自孔子门人，而且《论语》中孔子所引用的，大多是前世人，如老彭、伯夷之类，不是同时代的人，左丘明以此为耻，左丘明大概是像史佚、迟任那样的人。

按陆淳《春秋辨疑》认为《论语》中的左丘明在孔子之前，而作《春秋》的左丘氏，则是孔子弟子的门人。在孔子之后，《左传》记载韩、魏、智伯的事，列举赵襄子的谥号，那么《左传》作于赵襄子死后。从获麟到赵襄子死已经八十年，如果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不应该孔子死后七十八年还在著书。又陈氏《读书考》说：《春秋左氏传》自古以来相传认为是左丘明撰写，他的好恶与圣人相同。而它的末尾记载晋智伯反叛韩、魏，在获麟二十八年，距离孔子死也二十六年，不应该年少后亡如此。又他的书称“虞不腊矣”，见于尝酎及秦庶长，都是战国后的制度，所以有人怀疑不是孔子所称。左丘明另外是一个人为史官的人。而朱子《论语集注》引程子说：“左丘明是古代有闻的人。”大体上都主张啖氏的说法。而啖助史臣断言：啖助在唐代以治《春秋》闻名，搜集讥讽三家，不依据所承袭的学说，自创名学，凭私意臆断，只让后生穿凿附会诡辩，诟病前人舍弃成说而自谓纷纷。啖助所开启的已到宋王安石怀疑《左氏》是六国时人，共十一件事，他的说法大概源于此。以我考证，《家语》及《史记》都说孔子不得用于卫国，将西去见赵简子，到了黄河，临河而叹。《赵世家》注正义说：《左传》哀公二十年，简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围吴，所以降低其父的祭馔，而使楚隆慰问吴王，为哀公十三年，简子在黄池之役与吴王质言说：“好恶同之”，所以减祭馔及问吴王。孔子与简子同时，孔子的门徒独宜先简子之子死吗？《魏世家》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智伯。史迁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译》。而《国语》对智襄子、韩康子也都列举了他们的谥号，那么《左传》列举赵襄子的谥号又有什么可疑的呢？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晋防备智伯，距离敬王三十九年，距离获麟只有十七年而已，这怎么解释呢？难道像陈氏的说法那样有二十八年吗？又因为秦孝公时期设立赏赐等级的爵位，于是有了不更、庶长这样的称号，《左传》说秦军大败，俘获了不更女父，又说秦庶长鲍、庶长武率领军队与晋军在栎地交战。春秋时期不应该有这些称号。根据《商君列传》，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最终确定了变法的法令，规定有军功的人各自根据卒级接受上爵。这是卫鞅刚到秦国的时候，而秦国已经存在这些称号了。所谓最终确定变法法令，也只是像《商子》书中更法、垦令、农战、去强等各项措施，并不是说他自己设立官爵然后以此任命官员。这是可以知道的吗？《汉书》称商君在秦国推行法治，作战斩敌首一级，赐爵一级。其爵位一为公士，二为上造，三为簮袅，四为不更，五为大夫。如果像啖、陆等人的说法，公士、大夫也是到卫鞅才开始有的吗？况且周朝有常伯、准人，晋国有舆尉，郑国有褚师，这类官职都是周官所没有的，也可以说是后人掺入的吗？又因为秦惠文王三十二年，开始举行腊祭。《吕氏春秋·月令》说：“祭祀先祖。”现在《左传》说：“虞国已经不举行腊祭了。”这是在秦惠文王之后。然而应劭《风俗通》说：“礼书说：夏朝叫嘉平，殷朝叫清祀，周朝叫腊。”证明周朝原本就称腊。所以茅蒙太原谣歌说：“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秦始皇听到后，改腊祭为嘉平。秦朝之前早就有腊、有嘉平的名称，怎么能说秦朝才开始称腊，然后改腊为嘉平呢？又因为韩、赵、魏分晋之后，堪舆十二次才开始有“赵分曰大梁”的说法。现在《左传》说分星都主管堪舆，怀疑是在分晋之后。然而《左传》称昭公元年，岁星在大梁，到十三年，岁星又在大梁，从未说过赵分。又《尔雅》说“大梁，就是昴星。”难道可以说分晋之后才开始有《尔雅》吗？至于说齐威王时驺衍推演五德终始的运数，其言论不合常理。现在《左传》引用它，那么作者应该是六国时期的人。然而《家语》以伏羲配木，神农配火，黄帝配土，少昊配金，颛顼配水，数位圣人革命改号，取法五行，难道一定要说帝王的子孙都师承主运的迂腐之人吗？又因为只有苏秦合纵才开始有“车千乘，骑万匹”的说法。现在《左传》不应该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这大概是因为《曲礼》前有车骑疏说：“古人不骑马，经典中没有说骑的，现在说骑是周末时的礼。”所以如此。然而《左传》所说的“乘马”，如《诗经·陈风》说：“驾我乘马”，与《周礼》校人职说：“凡颁发良马而饲养乘马，乘马一师四圉。”又齐右职说：“王乘车则持马，行走则倍乘，乘马四马也。”《左传》“将以公乘马而归”，是说将用轻车而归，难道是说让公骑马吗？又因为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雄辩狡诈，直接是游说、捭阖之辞。然而仲尼弟子如子贡说田常又说吴救鲁伐齐，难道唯独不是春秋时期吗？所以前汉刘子骏说：“丘明好恶与圣人相同，亲见夫子而公谷在七十子后，传闻与亲见其详略不同。”后汉班彪说：“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闻，号曰《国语》二十篇。”沈约《宋书礼志》说：“孔子作《春秋》，诸侯讳妒，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防，义不显明。时左丘明、子夏造防，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又汉宣帝时严彭祖善《春秋》，其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刘向《别录》说：“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授张苍。”《汉书儒林传》：“张苍、贾谊、张敞、刘公子皆修《左氏春秋》。其源流远，有端绪，无可疑也。”又丘明是鲁国人，《北魏地形志》：“东平富城县有左丘明冢。”丘明自是孔子弟子，怎么可能是另一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