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城硕记卷五
事，而慨叹者为何説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庄公也，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叚之辞耳。《扬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也，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此诗之叙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知四诗也，非子云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耳。是岂可以训？而夫子不删之乎？《鸨羽》《陟岵》之诗，见于《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诗，见于《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旨，则叹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遂，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为正雅矣。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葢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词也，出于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于困役伤财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泆之词也，出于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词也，出于爱叔叚、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夫《芣苢》《黍离》之不言，所谓“叔于田”“扬之水”之反辞，以讽《四牡》《采薇》之辞同。变风文公，胡不玩索诗辞，别自为説，而卒如序者之旧説？求作诗之意于诗辞之外矣。何独于郑卫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而使圣经为录▯辞之具乎？且夫子尝删诗矣，其所取于《关雎》者，谓其乐而不▯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于▯者？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佚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墠》《溱洧》《东门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而文公以为▯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者所自作也。夫以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愚非敢茍同序説，而妄议先儒也。葢尝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説诗者，读诗而后知序説之不缪，而文公之説多可疑也。孔子之説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之説曰：“説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意。葢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闲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害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于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诗决非▯泆之人所自赋也。或又曰：文公尝言，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鄘卫三十九篇是也；桑间，卫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侠邪之所作也。夫子于郑卫，葢深絶其声于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于诗以为戒。今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郊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欲荐之于何等之鬼神，用之于何等之宾客乎？愚又以为未然。夫左传言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而所歌者邶鄘卫郑皆在焉，则诸诗固雅乐矣。使其为里巷侠邪所用，则周乐安得有之？而鲁之乐工亦安能歌异国▯邪之诗乎？然愚之所论，不过求其文意之指归，而知其得于性情之正耳。至于被之弦歌，合之音乐，则仪礼、左传所载古人歌诗合乐之意，葢有不可晓者。夫关雎、鹊巢，闺门之事后妃夫人之诗也，而乡饮酒、燕礼歌之；采苹、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诗
译对于这件事，感慨叹息的人怎么说呢？《叔于田》这两首诗，《毛诗序》认为是讽刺郑庄公的，但诗中的语言却是郑国人喜爱叔段的话。《扬之水》《椒聊》这两首诗，《毛诗序》认为是讽刺晋昭公的，但诗中的语言却是晋国人喜爱桓叔的话。这些诗通过叙述事情来讽喻，起初并没有直接说出讽刺的意思，而是依靠《诗序》来阐明其意。如果抛开《诗序》去探求，那么这四首诗，不是扬雄赞美新朝的赋，就是袁宏劝进九锡的文章了。这难道可以作为训诫吗？孔子为什么不删去它们呢？《鸨羽》《陟岵》这两首诗，见于《变风》，《毛诗序》认为是征役者不堪命而作的。《四牡》《采薇》这两首诗，见于《正雅》，《毛诗序》认为是慰劳使臣、遣送戍役而作的。但深入体味这四首诗的主旨，都是感叹行役的劳苦，叙述饥渴的情状，担忧孝养无法实现，哀悼归休没有期限，它们的言辞是一样的。这些诗言辞相同而意义不同，也是依靠《诗序》来阐明其意的。如果抛开《诗序》去探求，那么文王的臣民也会怨恨他们的君主，而《四牡》《采薇》就不能算作《正雅》了。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就知道《诗序》是不可废弃的。《诗序》不可废弃，那么《桑中》《溱洧》有什么可忌讳被说是讽刺淫奔的呢？我曾经论述过：同样是劳苦之辞，出于叙述情感、怜悯劳苦者之口，就是《正雅》；而出于困于役事、伤于财用者之口，就是《变风》。同样是淫佚之辞，出于淫奔者之口，就可以删去；而出于讽刺淫奔者之口，就可以收录。同样是爱戴之辞，出于喜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就可以删去；而出于讽刺郑庄公、晋昭公者之口，就可以收录。《芣苢》《黍离》不直言，所谓“叔于田”“扬之水”的反语，用来讽喻；《四牡》《采薇》的言辞相同。朱熹（文公）为什么不玩味诗辞，另作解释，而最终沿用《诗序》的旧说呢？这是在诗辞之外寻求作诗的本意。为什么唯独对郑、卫的篇章，一定要认为是淫奔者自己作的，从而使经典成为收录淫辞的工具呢？况且孔子曾经删诗，他所选取《关雎》的理由，是说它快乐而不淫。那么诗中可删的，哪有比淫更大的呢？现在用朱熹的《诗集传》来考察，他指认为男女淫佚奔诱而自作诗以叙述其事的一共有二十四首：如《桑中》《东门之墠》《溱洧》《东门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毛诗序》认为是讽刺淫佚，而朱熹认为是淫者自作。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毛诗序》本另指他事，而朱熹也认为是淫者自作。那些昏庸不检点的人，发出放荡无耻的言辞，而他们的诗篇如此繁多，孔子还保留它们，那么不知道孔子删去了哪一篇呢？我并非敢苟同《诗序》的说法，而妄议先儒。我曾经依据孔子、孟子解释诗的方法，读诗之后才知道《诗序》的说法不错，而朱熹的说法多有可疑。孔子说：“诵读《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孟子说：“解释诗的人，不要因为文字而损害词句，不要因为词句而损害本意，要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诗人的本意，这才算真正理解。”经典不是用来教导邪恶的，而是告诫不要邪恶；词句是用来表达意思的，而是告诫不要损害意思。大概了解诗人本意的，没有比孔孟更清楚的；担心学者读诗而不能得其意的，也没有比孔孟更清楚的，所以有“无邪”的训诫？这是因为诗辞不能不接近邪恶。如果篇篇都像《文王》《大明》，那么有什么邪恶可以防范呢？所以有“害意”的告诫？这是因为诗辞不能不损害其意。如果章章都像《清庙》《臣工》，那么有什么意思难以明白呢？由此看来，就知道讽刺淫奔确实是作诗者的本意，而孔子不删去的诗，决不是淫佚之人自己所作的。又有人说：朱熹曾经说，雅是指《大雅》《小雅》；郑是指《缁衣》以下二十一篇；卫是指邶、鄘、卫三十九篇；桑间，是卫的一篇，即《桑中》。二南、雅、颂，是祭祀、朝聘所用的；郑、卫、桑、濮，是里巷邪僻之人所作的。孔子对于郑、卫，大概深深断绝其声于乐以作为法度，而严厉确立其词于诗以作为警戒。现在却想为郑、卫、桑、濮的实情讳言，而用雅乐的名义来文饰，又想从而在郊庙之中、朝廷之上演奏，那么不知道将要推荐给什么样的鬼神，用于什么样的宾客呢？我又认为不是这样。《左传》记载季札来聘，请求观看周乐，而所唱的邶、鄘、卫、郑都在其中，那么这些诗本来就是雅乐了。如果它们是里巷邪僻之人所用的，那么周乐怎么会有呢？而鲁国的乐工又怎么能唱异国淫邪的诗呢？然而我所论述的，不过是寻求文意的指归，而知道它们得于性情的正。至于配上弦歌，合于音乐，那么《仪礼》《左传》所载古人歌诗合乐的意思，大概有不可理解的。《关雎》《鹊巢》，是闺门之事、后妃夫人之诗，而在乡饮酒礼、燕礼中歌唱；《采苹》《采蘩》，是夫人、大夫妻能主持祭祀的诗
也，而射礼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庙配天之诗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绵，文王兴周之诗也，而两君相见歌之。以是观之，其歌诗之用与诗人作诗之本意，葢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则乌知郑卫诸诗不可用之于燕享之际乎？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大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寗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齹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期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皆见善于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之于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説，不当如文公之説也。或曰：文公之于《诗》序，于其见于经传信而有证者则从之，如《硕人》《载驰》《清人》《鸱鸮》之类是也。其可疑者则未尝尽断以臆説，而固有引书以证其谬者矣。曰：是则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则以其恶序之意太过，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尽出于公平，而足以当人心也。夫《关雎》，韩诗以为衰周之刺诗；《宾之初筵》，韩诗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皆与毛序反者也。而韩诗説《关雎》，则违夫子「不▯不伤」之训，是决不可从者也。初筵之诗，夫子未有论説也，则诋毛而从韩。夫一韩诗也，初筵之序可信，而《关雎》之序独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为妇人之作，而引《列女传》为证，非臆説矣。然《列女传》出于刘向，向上封事论恭显倾陷正人，引是诗「忧心悄悄，愠于羣小」之语，而继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则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刘向也，《列女传》之説可信，而封事之説独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恶序之意太过，而引援指摘似为未当此类是也。
译（《鹿鸣》是宴饮宾客的诗歌，却在射礼上歌唱；《肆夏》、《繁遏》、《渠》是宗庙配享上天的诗歌，却在天子宴请大国诸侯时歌唱；《文王》、《大明》、《绵》是周文王兴起周室的诗歌，却在两国君主相见时歌唱。由此看来，诗歌在仪式中的用途与诗人创作的本意，显然有不相符合的地方，不能强行贯通。那么，怎么知道郑、卫等地的诗歌不能用于宴饮享礼的场合呢？《左传》记载各国聘问享礼时赋诗，固然多有断章取义的情况，但那些明显不合礼制的也用来讥讽嘲笑，比如郑国的伯有赋《鹑之奔奔》，楚国的令尹子围赋《大明》，以及穆叔不拜谢《肆夏》，宁武子不拜谢《彤弓》之类就是。然而，郑伯到晋国，子展赋《将仲子》；郑伯宴请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国六卿为韩宣子饯行，子齹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期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这六首诗都是朱熹所斥责，认为是淫奔之人所作。然而这些赋诗都受到叔向、赵武、韩起的称赞，没有听说受到讥讽。由此可知，郑、卫的诗歌，并非不用于宴饮享礼。而这六首诗的主旨，训诂应当如《诗序》所说，不应当如朱熹所说。有人说：朱熹对于《诗序》，对于在经传中有确凿证据的则遵从，如《硕人》、《载驰》、《清人》、《鸱鸮》之类就是。对于可疑的，他并没有完全用主观臆断来判定，而且确实有引用书籍来证明其错误的。回答说：这确实是这样。然而我之所以不能不怀疑，是因为他厌恶《诗序》的意思太过分，而且所引用的证据和指责似乎也不能完全出于公平，不足以让人心服。《关雎》，韩诗认为它是周朝衰微时的讽刺诗；《宾之初筵》，韩诗认为它是卫武公饮酒悔过的诗，都与毛《诗序》相反。而韩诗解说《关雎》，违背了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训诫，是绝对不能采纳的。《初筵》这首诗，孔子没有论述过，于是诋毁毛《诗序》而采纳韩诗。同一个韩诗，如果《初筵》的序可信，难道《关雎》的序就不可信吗？《邶风·柏舟》，毛《诗序》认为是仁人不得志而作，朱熹认为是妇人所作，并引用《列女传》作为证据，并非主观臆断。然而《列女传》出自刘向，刘向在上书论及恭显倾陷正直之人时，引用这首诗“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的话，接着说：“小人成群，也足以令人愤恨。”这正是毛《诗序》的意思。同一个刘向，《列女传》的说法可信，难道上书的说法就不可信吗？这就是我怀疑朱熹厌恶《诗序》的意思太过分，而所引用的证据和指责似乎不恰当这类情况的原因。
唐孔氏《关雎》疏曰：「二南之风，实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妇之性，人伦之童，非是褒赏后妃能为此行也。」
按《关雎》化始房中，故遂云后妃之德，非不知有文王也，亦有言文王而不及后妃者，如《汉广》之序是也。朱子乃云序者徒见其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为主，而不复知有文王。又哀▯窕，思贤才，足上所云忧在进贤也，而无伤善之心，足上所云不▯其色也。朱子乃曰至于伤为伤善之心，则又大失其旨，而全无文理，过矣。又按子贡《诗》▯曰：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供内职，赋《关雎》。是淑女为太姒，思贤以自辅，而忘其身之为逑。若曰：兹淑女，是君子之好逑，吾何德以配君子云尔。葢是诗为后妃所自作，故取之以冠全诗，义或然也。
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
按朱子以「在父母家」一句为未安，葢以为若在父母之家，即诗中不应以「归宁父母」为言。然序先言其志在女功，后言其服澣濯、尊师傅、化天下以妇道，是序分言之，而朱子故为连读之也。
卷耳》序云：「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
按襄十五年，《左传》引《诗》曰：「嗟我懐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与《诗》序「求贤审官」意合。葢后妃思君子，官贤人，志在于辅佐，于是代文王设身处地，以为「嗟我怀人」，我姑酌彼金罍耳。凡言「我」者，皆指文王也。朱子以为后妃所自作，采《卷耳》，后妃不屑「嗟我怀人」，非后妃口吻，甚至欲陟崔嵬而思乘马，思酌酒，岂后妃所自为乎？
螽斯》序云：「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
按朱子以螽斯为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之比，序者不达此诗之体，故遂以不妒忌者归之螽斯。然序以言「若螽斯」为句，其所以能若此者，由于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加一「若」字，则亦以为比，可知。
兔▯序云：「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按《左传》云：「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申培《诗説》云：「文王举闳夭、散宜生，而诗人咏之。」《墨子》云：「文王举闳夭、太顚于▯网之中，西土服。」葢商季贤才隠遯，如太公隠于屠钓，则闳散隠于兎▯，容或有之。序以为《关雎》之诗，后妃思贤媵以自辅，故化行而贤人众多也。但既为干城腹心，则已在官使矣。曰「武夫」者，追言其始进时耳。朱子以为野人，亦未然。
汝坟》序云：「文王化行乎汝坟之国。」
按《韩诗》曰：汝坟，辞家也。薛氏曰：燬，烈火也。孔迩以父母甚廹近饥寒也。言王室政如烈火，犹触冒而仕者，以父母甚廹近饥寒，故为禄仕。东汉周磐贫薄不充养，尝诵《汝坟》之卒章，乃慨然解韦▯，就孝廉之举，亦此意也。子贡《诗》▯曰：受辛无道，商人慕文王而归之，赋《汝坟》。朱子集传：父母指文王也，与《诗》传意同。
鹊巢》序云：夫人之德也。郑笺云：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鸤鸠，然而后可配国君。
按《集传》曰：鸠性拙，不能为巢，或有居鹊之成巢者，是先将鸠説坏矣，何以为夫人兴乎？
草虫》序云：「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朱子曰：「此恐亦是夫人之诗，未见以礼自防之意。」
按《徐干中论》曰：「良霄以鹑奔丧，年子展以草虫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见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罄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规，折旋中矩。亦是以礼自防之意也。」
行露序云：「召伯听讼也。彊暴之男，不能侵凌贞女也。」按郑志张逸问：「行露，召伯听讼，察民之意化耳，何讼乎？」答曰：「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讼。」孔氏疏曰：「言彊暴者，谓彊行无礼而凌暴于人。」《左传·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彊委禽焉。」是也。朱子集传谓女子不为彊暴所汚，自述已志，作此诗以絶其人。无论彊暴者非一诗所能絶，而所云「速我讼狱」皆是自述己志乎？《刘向列女传》曰：「召南申女，许嫁于酆，夫家礼不
译唐代孔颖达《关雎》疏说：“《周南》《召南》的风诗，实际上是文王的教化，而赞美后妃的德行，是因为夫妇的本性，人伦的根本，并不是因为褒奖后妃就能做到这样。”
按：《关雎》的教化始于房中，所以就说后妃的德行，并非不知道有文王，也有提到文王而不及后妃的，如《汉广》的序就是如此。朱熹却说序者只看到辞句而不考察其意，于是专以后妃为主，而不再知道有文王。又说“窈窕，思贤才”，足以对应上文所说的“忧在进贤”；“无伤善之心”，足以对应上文所说的“不淫其色”。朱熹却说至于“伤为伤善之心”，就大大失去了旨意，而全无文理，这太过分了。又按子贡《诗传》说：文王的妃子太姒，思得淑女以供内职，作《关雎》。是说淑女为太姒，思贤以自辅，而忘却自身作为配偶。如果说：这位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我有什么德行来匹配君子呢？大概这首诗是后妃自己所作，所以取它来冠于全诗之首，意义或许如此。
《葛覃》序说：“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
按：朱熹以“在父母家”一句为不妥，大概认为如果在父母之家，诗中就不应以“归宁父母”为言。然而序先言其志在女功，后言其服浣濯、尊师傅、化天下以妇道，这是序分而言之，而朱熹故意连读之。
《卷耳》序说：“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
按：襄公十五年，《左传》引《诗》说：“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任官吗？与《诗》序“求贤审官”意合。大概后妃思念君子，任用贤人，志在于辅佐，于是代文王设身处地，以为“嗟我怀人”，我姑且酌彼金罍罢了。凡言“我”者，皆指文王。朱熹以为后妃自己所作，采《卷耳》，后妃不屑“嗟我怀人”，非后妃口吻，甚至欲陟崔嵬而思乘马，思酌酒，岂是后妃所自为乎？
《螽斯》序说：“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
按：朱熹以螽斯为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之比，序者不达此诗之体，故遂以不妒忌者归之螽斯。然而序以言“若螽斯”为句，其所以能若此者，由于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加一“若”字，则亦以为比，可知。
《兔罝》序说：“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按《左传》说：“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申培《诗说》说：“文王举闳夭、散宜生，而诗人咏之。”《墨子》说：“文王举闳夭、太颠于罝网之中，西土服。”大概商季贤才隐遁，如太公隐于屠钓，则闳散隐于兔罝，容或有之。序以为《关雎》之诗，后妃思贤媵以自辅，故化行而贤人众多也。但既为干城腹心，则已在官使矣。曰“武夫”者，追言其始进时耳。朱熹以为野人，亦未然。
《汝坟》序说：“文王化行乎汝坟之国。”
按《韩诗》说：汝坟，辞家也。薛氏说：燬，烈火也。孔迩以父母甚迫近饥寒也。言王室政如烈火，犹触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饥寒，故为禄仕。东汉周磐贫薄不充养，尝诵《汝坟》之卒章，乃慨然解韦带，就孝廉之举，亦此意也。子贡《诗传》说：受辛无道，商人慕文王而归之，赋《汝坟》。朱熹集传：父母指文王也，与《诗》传意同。
《鹊巢》序说：夫人之德也。郑笺云：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鸤鸠，然而后可配国君。
按《集传》说：鸠性拙，不能为巢，或有居鹊之成巢者，是先将鸠说坏矣，何以为夫人兴乎？
《草虫》序说：“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朱熹说：“此恐亦是夫人之诗，未见以礼自防之意。”
按《徐干中论》说：“良霄以鹑奔丧，年子展以草虫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见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罄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规，折旋中矩。亦是以礼自防之意也。”
《行露》序说：“召伯听讼也。彊暴之男，不能侵凌贞女也。”按郑志张逸问：“行露，召伯听讼，察民之意化耳，何讼乎？”回答说：“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讼。”孔氏疏说：“言彊暴者，谓彊行无礼而凌暴于人。”《左传·昭元年》说：“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彊委禽焉。”是也。朱熹集传谓女子不为彊暴所污，自述己志，作此诗以绝其人。无论彊暴者非一诗所能绝，而所云“速我讼狱”皆是自述己志乎？《刘向列女传》说：“召南申女，许嫁于酆，夫家礼不
备，而欲迎之，女不肯徃，夫家讼之，女终拒之而作诗。」葢是实有其事，非但自述其志也。
译备，而欲迎之，女不肯徃，夫家讼之，女终拒之而作诗。」葢是实有其事，非但自述其志也。
已经准备好，想要去迎接她，女子不肯前往，夫家将她告上公堂，女子最终拒绝并作了这首诗。」大概这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事，不仅仅是她自我陈述心志罢了。
殷其靁序云劝以义也
按《诗》“莫敢或遑，莫敢遑息”，正是劝以为臣之义，而闵其勤劳。朱子谓此诗无劝以义之意，何也？
邶《柏舟》序云：「言仁而不遇也。」朱子曰：「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
按《孟子》引《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朱子《集传》曰：「本言卫之仁人，见怒于羣小。」孟子以为孔子之事，可以当之，则仍依序説也。今考其辞气，「微我无酒，以敖以游」，大不类妇人语也。自当以仁人不遇为是。
日月序云：「卫庄姜遭州吁之难，伤已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也。」
按朱子谓此当在《燕燕》之前，葢诗言“宁不我顾”，犹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无良”，亦非所宜施于前人者，明是庄公在时所作。然细按之，则序説为长。葢是时庄公既薨，庄姜追念之，言“日月照临，出自东方，犹有复明之时”，而庄公既逝，不复故处，是可伤也。先君徃矣，不我顾矣；宁不我顾，葢伤之甚而转冀之也。所谓“德音无良”者，史记《卫世家》：“陈女女弟幸于庄公，生子完，庄公令夫人齐女子之”，是德音也；而今见弑于州吁，反为不善，是无良也。不然，德音岂有无良哉？序诗以此在《燕燕》之后，非错简也。
北门序云刺仕不得志也
按《诗》云：「王事适我。」郑笺云：「国有王命役使之事。」此诗当作于卫惠公时，桓五年，卫人从王伐郑，郑伯御之，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王事」当指此也。
北风序云：「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朱子曰：「卫以▯乱亡，国未闻其有威虐之政。」
按《卫诗》《击鼓》怨州吁用兵暴乱也，《雄雉》刺宣公▯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也，况于纳伋之妻，而使盗杀其子哉？
鄘》《柏舟》序云：「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
按《内则》子事父母，总拂髦。是两髦者，乃父母在之饰也。郑氏笺曰：「共伯、僖侯之世子。诗称两髦，则是时僖侯尚在，可知。」《史记·世家》云：「武公和簒共伯而立。」无论睿圣武公，不应有簒兄之事，即「髧彼两髦」可以证僖侯尚在，武公何由簒之？以共伯蚤死之説，叅之《诗序》，何可废也。
桑中序云：「刺奔也。」朱子曰：「此▯奔者，自言其与所私之人相期防迎送如此也。」
按序以为刺奔者于云谁之思？决之葢以▯乱者所思何人？不过与某某为期约耳。若以为▯奔者所自作，则将显然告人曰：「我思谁人？」既▯姜姓之长女，又▯弋姓之长女，又▯庸姓之长女，而皆与我相期送。恐虽▯乱无耻者，未必恐人不知其▯也。况传曰：「相窃妻妾，既窃矣，而又何以告之哉？」孟姜、孟弋、孟庸皆贵族。《谷梁传》定公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弋氏卒，传曰：「哀公之母也。」《左传》作姒氏也。《诗》故曰：「庸即鄘女，亦国姓也。」
氓》序云：刺时也。宣公之时，男女奔诱，复相弃背，故序其事以风焉。朱子曰：此▯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按毛传：「氓，民也。」以氓而抱布，非士可知。至于期约，则曰「子笑」，言则曰「尔原有」，次序非或亲或鄙而忽贵之为士也。又「三岁食贫」「三岁为妇」，非女可知。老使我怨，老而后见弃可知。然则作诗者歴叙▯妇之见弃，因叹曰：「于嗟女兮，无与士耽。」为凡为女者戒之，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也。桑落黄陨，妇人以色衰见弃如此。女也不爽，士贰其行，世多有之，谓可常恃其色哉？故作者叙其事以风焉，而归之于刺时也。朱子谓此非刺诗，总不欲依序説耳。
芄兰》序云：「刺惠公也。」惠公骄而无礼，大夫刺之。朱子曰：「此诗不知所谓。」
按《毛传》：“觹，成人之佩也。”《尚书》注：“人君十二而冠，佩为成人。”可知君当童防之年所宜佩觹也。《诗》不敢斥言其君，惟以其佩觹指之，故云刺也。闵二年《左传》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预云：“葢年十五六，诗所谓童子也。”《史
译《殷其雷》的《诗序》说，这首诗是劝勉臣子尽忠义的。
查考《诗经》中“莫敢或遑，莫敢遑息”的诗句，正是劝勉臣子尽忠义，同时怜悯他们的辛劳。朱熹说这首诗没有劝勉忠义的意思，为什么呢？
《邶风·柏舟》的《诗序》说：“这是说仁德之人不得志。”朱熹说：“这是妇人得不到丈夫的宠爱，所以用柏舟来自比。”
查考《孟子》引用《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这是指孔子的事。朱熹《诗集传》说：“原本是说卫国的仁人，被群小怨恨。”孟子认为这是孔子的事，可以对应，那就还是依照《诗序》的说法。现在考察这首诗的语气，“微我无酒，以敖以游”，完全不像妇人的口吻。应当以仁人不得志的说法为正确。
《日月》的《诗序》说：“卫庄姜遭遇州吁的祸难，哀伤自己不被先君回应，以至于陷入困穷。”
查考朱熹说这首诗应当在《燕燕》之前，大概因为诗中说到“宁不我顾”，还有期望的意思；又说到“德音无良”，也不适宜用于已故的前人，明显是庄公在世时所作。然而仔细推敲，还是《诗序》的说法更合理。大概这时庄公已经去世，庄姜追念他，说“日月照临，出自东方，还有复明的时候”，而庄公已经逝去，不再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是可哀伤的。先君已经离去，不再顾念我；“宁不我顾”，大概是哀伤至极而转而希望他顾念。所谓“德音无良”，《史记·卫世家》记载：“陈女的女弟受庄公宠幸，生了儿子完，庄公让夫人齐女抚养他”，这是庄公的德音；而现在庄公被州吁杀害，反而成了不善，这就是无良。不然，德音怎么会有无良呢？《诗序》把这首诗排在《燕燕》之后，并不是错简。
《北门》的《诗序》说，这是讽刺仕途不得志。
查考《诗经》说：“王事适我。”郑玄笺注说：“国家有王命役使的事情。”这首诗应当作于卫惠公时期，鲁桓公五年，卫国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郑伯抵御他们，设置左拒来抵挡蔡人。卫人的“王事”应当指这件事。
《北风》的《诗序》说：“这是讽刺暴虐。”卫国合并后施行威虐，百姓不亲近。朱熹说：“卫国因内乱灭亡，国家没听说有威虐的政治。”
查考《卫风》中的《击鼓》是怨恨州吁用兵暴乱，《雄雉》是讽刺宣公内乱不关心国事，军队屡次兴起，何况接纳伋的妻子，却让盗贼杀了他的儿子呢？
《鄘风·柏舟》的《诗序》说：“卫世子共伯早死，他的妻子坚守道义，父母想强行改嫁她，她发誓不允许。”
查考《内则》记载，儿子侍奉父母，总拂髦。两髦是父母在世时的装饰。郑玄笺注说：“共伯是僖侯的世子。诗中称两髦，说明那时僖侯还在世，可以知道。”《史记·世家》说：“武公和篡夺共伯之位而立。”无论睿圣武公，不应该有篡夺兄长之位的事，即使“髧彼两髦”可以证明僖侯还在世，武公怎么篡位呢？以共伯早死的说法，参看《诗序》，怎么可以废弃呢？
《桑中》的《诗序》说：“这是讽刺私奔。”朱熹说：“这是私奔的人，自己说他和所私通的人相约迎送如此。”
查考《诗序》认为讽刺私奔，在于“云谁之思？”大概是以私乱的人所思何人？不过与某某相约罢了。如果认为是私奔者自己所作，那将公然告诉人说：“我思念谁人？”既思念姜姓的长女，又思念弋姓的长女，又思念庸姓的长女，而且都与我相约送迎。恐怕即使私乱无耻的人，未必怕别人不知道他的私乱。何况《传》说：“相窃妻妾，既窃了，又何必告诉别人呢？”孟姜、孟弋、孟庸都是贵族。《谷梁传》定公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弋氏卒，传曰：“哀公的母亲。”《左传》作姒氏。《诗》所以说：“庸即鄘女，也是国姓。”
《氓》的《诗序》说，这是讽刺时世。宣公之时，男女私奔诱骗，又互相背弃，所以叙述其事以讽喻。朱熹说：这是妇人被人抛弃而自叙其事。查考毛传：“氓，民也。”以氓而抱布，可知不是士人。至于期约，则说“子笑”，言语则说“尔原有”，次序并非或亲或鄙而忽然尊其为士。又“三岁食贫”“三岁为妇”，可知不是女子。老使我怨，年老而后见弃可知。那么作诗者历叙妇人被弃，因而感叹说：“于嗟女兮，无与士耽。”为所有女子警戒，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桑落黄陨，妇人因色衰被弃如此。女也不爽，士贰其行，世上多有，谓可常恃其色哉？所以作者叙述其事以讽喻，而归之于讽刺时世。朱熹说这不是讽刺诗，总不想依从《诗序》的说法。
《芄兰》的《诗序》说：“这是讽刺惠公。”惠公骄而无礼，大夫讽刺他。朱熹说：“这首诗不知所谓。”
查考《毛传》：“觹，成人之佩也。”《尚书》注：“人君十二而冠，佩为成人。”可知君主在童稚之年所宜佩觹。《诗》不敢斥言其君，只以其佩觹指之，所以说讽刺。闵二年《左传》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预云：“大概年十五六，诗所谓童子也。”《史
记·世家》：“宣公卒，太子朔立，是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则大夫刺之。”自应有也。朱子不信《小序》，故云“不知所谓也”。
译《史记·世家》记载：“宣公去世，太子朔即位，这就是惠公。左右公子对朔的即位感到不平，于是大夫刺杀了他。”这应当是有所指的。朱熹不相信《诗序》，所以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河广》序云：「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朱子《集传》曰：「卫在河北，宋在河南。」
按闵二年狄入卫之后，戴公渡河而南，故唐孔氏《诗》疏曰：「文公之时，卫已在河南，自卫适宋，不渡河，则言河广者，不过取河为喻耳。」严华谷因《集传》云「卫在河北」，遂疑此诗为作于卫未迁之前，而以孔疏为非。不知宋襄公以鲁僖公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始终当卫文公时，其母思之，赋《河广》，安得不以为文公时乎？若以此诗为作于卫未迁前，卫在汲郡朝歌县，宋在梁国睢阳县，相去甚逺，亦可因「跂予望之」而谓「跂足可见」乎？意葢以河狭地近，以义不徃，非谓其逺耳。
伯兮序云：刺时也。郑笺曰：卫宣公之时，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伯也，为王前驱，久故家人思之。
按《诗》自伯之东，朱子曰：「郑在卫西，不得为此行云之东也。」唐孔氏疏曰：「蔡、卫、陈三国从王伐郑，则兵至京师，乃东行伐郑也，非谓郑在卫东。」桓五年传曰：「王以诸侯伐郑，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则防师之郑，不自卫出，可知。《郑世家》有云：「东其民于洛，东周在郑东，时伯之东，受命西伐耳。」
木▯序云：美齐桓公也。卫为狄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卫人欲厚报之，而作是诗。朱子曰：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辞，如《静女》之类。
按《子夏诗传》朋友相赠赋木▯，《孔丛子》引孔子曰：“吾于木▯见包苴之礼。”行以二説证之，岂可指为男女赠答之辞哉？
君子阳阳，序云：“闵周也，遭乱相招，为禄仕，全身逺害而已。”朱子曰：“此诗疑亦前篇妇人所作。”
按前篇“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集传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赋之。此则其夫既归，安于贫贱以自乐其家人，又识其意而叹美之。夫以为安于贫贱，而曰“左执簧”，所云“龡笙鼓簧”者是也。又曰“右招我由房”，惟天子诸侯得有房中之乐，贫贱者何所有也？且曰“左执翿”，所云“植其鹭翿”者是也。又曰“右招我由敖”，敖，舞位也，相招而从于燕舞之位。贫贱者何所有也？序以为君子遭乱相招为禄仕，则此皆在位有官职者，非但安于贫贱以自乐而已。
兎爰序云：「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朱子曰：「君子不乐其生」一句得之，余皆衍説。
按《隠三年》▯：「平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竹书》：「桓王三年，王使虢父伐晋之曲沃。十二年，王师、秦师围魏。十四年，伐曲沃，立哀侯弟缗于翼。十六年，灭翼。」《史记·郑世家》：「庄公二十七年，始朝周，周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三十七年，庄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陈、蔡、虢、卫伐郑，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王师大败。」序谓诸侯背叛，王师伤败者此也。夫兵凶器也，逢此百凶，构怨连祸，可知矣。何得以序为衍説？
大车序云：「刺周大夫也。礼义陵迟，男女▯奔，故陈古以刺今。」朱子曰：「周衰大夫犹有能治其私邑，▯奔者畏而歌之。」
按《诗》明言“畏子不奔”，则未尝奔矣。集传犹谓“▯奔者畏而歌之”，何也？吕东莱曰：“此诗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与《行露》之诗异矣。”故序以为刺周大夫也。
丘中有麻，序云：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朱子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不来，故疑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
按《诗》：「彼留子嗟，彼留子国。」毛传：「留，大夫氏；子国，子嗟父。」先言其子，乃言其父者，当是贤人放逐，止谓子嗟耳。作者既思其子，又美其奕世有德，遂及其父。孔氏曰：「毛时书籍犹多，或有所据。朱子何所据，而易为▯妇所私之人哉？」又按《桓十一年公羊传》：「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鄫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
译《河广》的序言说：“宋襄公的母亲回到卫国，思念他而不停止，所以作了这首诗。”朱熹《诗集传》说：“卫国在黄河以北，宋国在黄河以南。”
查考《春秋》闵公二年狄人入侵卫国之后，戴公渡河向南迁移，所以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到了文公的时候，卫国已经在黄河以南，从卫国到宋国，不需要渡河，那么说‘河广’，不过是借黄河作为比喻罢了。”严华谷因为《集传》说“卫国在黄河以北”，于是怀疑这首诗是作于卫国未迁移之前，并认为孔颖达的疏解是错误的。他不知道宋襄公在鲁僖公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去世，始终处于卫文公的时代，他的母亲思念他而作《河广》，怎么能不认为是在文公时代呢？如果认为这首诗是作于卫国未迁移之前，卫国在汲郡朝歌县，宋国在梁国睢阳县，相距非常遥远，难道可以因为“踮起脚远望”而说“踮起脚就能看见”吗？大概意思是黄河狭窄、两地相近，因为道义的原因不能前往，并不是说路途遥远。
《伯兮》的序言说：“讽刺时弊。”郑玄笺注说：“卫宣公的时候，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伯，作为周王的前驱，因为时间长久，家人思念他们。”
查考《诗经》中“伯之东”一句，朱熹说：“郑国在卫国的西边，不能说是向东。”唐代孔颖达疏解道：“蔡、卫、陈三国跟随周王讨伐郑国，那么军队到达京师，才向东行进讨伐郑国，并不是说郑国在卫国的东边。”《春秋》桓公五年传记载：“周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周王居中军，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蔡人、卫人属于右军。”那么讨伐郑国的军队，并不是从卫国出发，这是可以知道的。《史记·郑世家》记载：“将郑国的百姓东迁到洛邑，东周在郑国的东边，当时伯向东，是接受命令向西讨伐罢了。”
《木瓜》的序言说：“赞美齐桓公。卫国被狄人打败，流亡寄居在漕地，齐桓公救援并重新封立卫国。卫国人想要厚报他，所以作了这首诗。”朱熹说：“怀疑这也是男女互相赠答的辞句，像《静女》之类。”
查考《子夏诗传》记载朋友互相赠送木瓜，《孔丛子》引用孔子的话说：“我从木瓜中看到了包苴之礼。”用这两说来证明，怎么可以指为男女赠答的辞句呢？
《君子阳阳》，序言说：“怜悯周朝，遭遇乱世互相招引，为了俸禄做官，只求保全自身远离祸害罢了。”朱熹说：“这首诗怀疑也是前篇妇人所作。”
查考前篇“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集传》说：“大夫长期在外服役，他的妻子思念他而作诗。”这一篇则是他的丈夫已经归来，安于贫贱以自得其乐，他的家人又理解他的心意而赞叹赞美他。丈夫认为安于贫贱，却说“左手拿着笙簧”，所说的“吹笙鼓簧”就是这种情形。又说“右手招我进入房中”，只有天子诸侯才有房中之乐，贫贱的人有什么呢？而且说“左手拿着翿”，所说的“树立着鹭羽做的翿”就是这种情形。又说“右手招我进入舞位”，敖是舞位，互相招引而跟随在宴饮跳舞的位置。贫贱的人有什么呢？序言认为君子遭遇乱世互相招引为了俸禄做官，那么这些都是有官职的人，不仅仅是安于贫贱以自得其乐罢了。
《兔爰》的序言说：“怜悯周朝。”桓王失去信用，诸侯背叛，结怨连祸，王师受伤战败，君子不乐于生存。朱熹说：“‘君子不乐于生存’这一句是对的，其余都是多余的解说。”
查考《春秋》隐公三年记载：“平王去世，周人打算把政权交给虢公，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禾稼。君子说：‘信用不发自内心，人质也没有益处。’这是桓王失去信用的事情。”《竹书纪年》记载：“桓王三年，周王派虢父讨伐晋国的曲沃。十二年，周王军队、秦国军队包围魏地。十四年，讨伐曲沃，在翼地立哀侯的弟弟缗。十六年，消灭翼地。”《史记·郑世家》记载：“庄公二十七年，开始朝见周王，周桓王因为他夺取禾稼而愤怒，不礼遇他。三十七年，庄公不朝见周王，周桓王率领陈、蔡、虢、卫讨伐郑国，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周王军队大败。”序言说诸侯背叛，王师受伤战败，指的就是这件事。兵器是凶器，遭遇这百种凶险，结怨连祸，是可以知道的。怎么能认为序言是多余的解说呢？
《大车》的序言说：“讽刺周朝大夫。礼义衰败，男女私奔，所以陈述古事来讽刺今事。”朱熹说：“周朝衰微，大夫还能治理自己的私邑，私奔的人畏惧他们而歌唱。”
查考《诗经》明确说“畏惧你而不私奔”，那么就没有私奔了。《集传》还说“私奔的人畏惧而歌唱”，为什么呢？吕祖谦说：“这首诗只能制止他们的私奔，不能改变他们的心，与《行露》的诗不同。”所以序言认为这是讽刺周朝大夫。
《丘中有麻》，序言说：“庄王不明，贤人被放逐，国人思念他而作了这首诗。”朱熹说：“妇人盼望与她私通的人而不来，所以怀疑又有与她私通而留住他的人。”
查考《诗经》：“那个留子嗟，那个留子国。”毛传：“留，是大夫的姓氏；子国，是子嗟的父亲。”先说他的儿子，再说他的父亲，应当是贤人被放逐，只指子嗟罢了。作者既思念他的儿子，又赞美他世代有德，于是提到他的父亲。孔颖达说：“毛亨的时候书籍还多，或许有依据。朱熹有什么依据，而轻易改为妇人私通的人呢？”又查考《春秋》桓公十一年《公羊传》：“古时候郑国处于留地，先郑伯有善于鄫公的人，通晓夫人，以此夺取他的国家而迁移
郑焉。」而野留，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徃省于留，涂出于宋，宋人执之。然则留者，郑鄙邑；子嗟者，治留之大夫也。
译郑国呢。”然而野留，庄公去世并已安葬，祭仲打算前往野留吊唁，路途经过宋国，宋国人逮捕了他。那么野留是郑国的边邑；子嗟是治理野留的大夫。
将仲子序云：「刺庄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朱子曰：「莆田郑氏曰：此▯奔者之辞。」
按仲子指祭仲也，毋逾我里，逾过也。所谓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毋折我树▯。仲子曰：“毋使滋蔓。”公曰：“姑待之。”是也，畏我父母。公所谓姜氏欲之，焉辟害也？诗人辞意婉切，而莆田郑氏臆料为▯奔之辞。朱子信之，遂以仲子为男子之字，何哉？
遵大路序云：「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朱子曰：「▯妇为人所弃于其去也，而留之。」
按集传，以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遵大路兮揽子袪”之句，遂易为“▯妇为人所弃而作”。果如玉言，彼称诗以赠游女，今以为妇人所作，抑又何也？且留之不于所私之地，而乃于大路留之，恐无是情理也。
有女同车，序云：郑人刺忽之不昬于齐，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朱子曰：此疑亦▯奔之诗。
按《诗》有女同车，▯曰：“亲迎同车也。”彼美孟姜，传曰：“孟姜，齐之长女也。”《史记·郑世家》：“庄公三十八年，北戎伐齐，齐使求救，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齐厘公欲妻之，忽谢曰：‘我小国，非齐敌也。’四十三年，庄公卒，太子忽立。秋，忽出奔卫。夫齐女贤而不娶，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诗人刺之。”朱子必疑为▯奔之诗，何哉？
山有扶苏序云刺忽也。朱子曰：「▯女戯其所私者。」按诗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不见子充，乃见狡童。传曰：「狂，狂人也。」狡童，昭公也。孔疏曰：「狂者，狂愚之人。下传以狡童为昭公，则此亦谓昭公也。」然诗人之意，当以子都、子充指郑忽，狂且、狡童指郑突。春秋桓公十一年九月丁亥，昭公忽奔卫；己亥，厉公突立。是郑人思忽而不得见，目中止见有突也。如此则诗人无讪上悖理之虚恶，而亦不必以意料逆揣指为「▯谑之词」矣。或曰：「目君为狡童，则忘君臣之分。」然箕子麦秀之歌：「彼狡童兮，不我好兮。」狡童指纣也。诗人不敢斥言，而托之狡童，故云刺也。
褰裳序云：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已也。朱子曰：「▯女语其所私者。」
按《狡童》《褰裳》疑皆托齐人，因忽辞昏而为之刺。《狡童》曰：“不与我言，不与我食。”《褰裳》曰：“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疑托之齐人之口，而非郑人自刺其君也。《竹书》平王六年，郑迁于溱洧。其后桓王十三年，北戎伐齐，郑忽帅师救齐。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者，谓忽有功于我，涉溱洧而救我也，故欲以孟姜妻之。子辞之而不我思，岂无他人？与昏哉？若当日与齐为昏，则忽之见逐大国，必有以正已左传》郑六卿饯韩宣子，子太叔赋《褰裳》，亦取大国正巳之意也。朱子以《狡童》《褰裳》皆为▯女之词，何哉？
子衿序云：「刺学校废也。」朱子曰：「此亦▯奔之诗。」
按毛传曰：「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集传以子为男子，以诗为▯奔之诗，乃自作《白鹿洞赋》，又曰：「广青衿之疑问」，则仍依序説矣。
敝笱序云：「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乱，为二国患。」朱子曰：「桓当作庄。」
按文姜以桓三年归鲁，十八年公与如齐，齐侯通焉。设使桓公纳申繻之谏，防闲文姜，不与如齐，则亦不至于▯乱，可知。葢文姜是时归鲁十有六年，与如齐而使至于▯乱者，桓公也。若庄公即位，夫人固在齐矣。其后夫人姜氏防齐侯于禚，享齐侯于祝丘，以及于防防防谷，不能防闲，则有之。使至▯乱，非桓而何？集传以敝笱不能制大鱼，比鲁庄不能防闲文姜，谓诗序桓当作庄，非也。
汾沮洳》序云：“其君俭以能勤，刺不得礼也。”朱子曰：“崔灵恩集注‘其君’作‘君子’，义虽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按：王肃、孙毓皆以言“采其莫为大夫，采莫不以为君”，又陆氏《释文》曰：“‘其君子’一本无‘子’字”，则《诗》序本作“君子”可知。朱子以为未必序者之本意，必欲非之
译《将仲子》的序言说：“讽刺郑庄公。弟弟共叔段违背道义，而庄公不加制止。祭仲进谏，而庄公不听。”朱熹说：“莆田郑氏说：这是私奔者的言辞。”
按：仲子指的是祭仲，“毋逾我里”中的“逾”是越过。“都城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毋折我树”中的“树”指树木。祭仲说：“不要让祸患滋长蔓延。”庄公说：“暂且等着看。”这就是“畏我父母”的意思。庄公所说的“姜氏想要这样，怎么能避开祸害呢？”正是此意。诗人的辞意委婉恳切，而莆田郑氏却主观臆测认为是私奔者的言辞。朱熹相信了这种说法，于是把仲子当作男子的表字，这是为什么呢？
《遵大路》的序言说：“郑庄公违背道义，君子离开他，国人思念盼望他。”朱熹说：“这是被丈夫遗弃的女子，在他离开时挽留他。”
按：朱熹的《诗集传》因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有“遵大路兮揽子袪”的句子，于是改说这是“被丈夫遗弃的女子所作”。果真如宋玉所说，他引用诗句来赠给游女，现在却认为是女子所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况且挽留不在私密的地方，反而在大路上挽留，恐怕没有这样的情理吧。
《有女同车》的序言说：“郑国人讽刺郑忽没有与齐国联姻，最终因为没有大国的帮助，以至于被驱逐。”朱熹说：“这大概也是私奔的诗。”
按：《诗经》中《有女同车》一诗，毛传说：“亲迎时同乘一辆车。”“彼美孟姜”，毛传说：“孟姜，是齐国的长女。”《史记·郑世家》记载：“庄公三十八年，北戎攻打齐国，齐国派人求救，郑国派遣太子忽率领军队救援齐国。齐釐公想把女儿嫁给他，忽推辞说：‘我国是小国，不是齐国的对手。’四十三年，庄公去世，太子忽即位。秋天，忽出逃到卫国。齐女贤德却不娶，最终因为没有大国的帮助，以至于被驱逐。所以诗人讽刺他。”朱熹必定怀疑这是私奔的诗，这是为什么呢？
《山有扶苏》的序言说：“讽刺郑忽。”朱熹说：“这是女子戏弄她所私通的人。”按：诗中“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不见子充，乃见狡童”，毛传说：“狂，是狂愚的人。”“狡童，指郑昭公。”孔颖达疏说：“狂者，是狂愚之人。下面的传文把狡童当作昭公，那么这里也是指昭公。”然而诗人的本意，应当是以子都、子充指代郑忽，以狂且、狡童指代郑突。《春秋》桓公十一年九月丁亥，昭公忽出逃到卫国；己亥，厉公突即位。这是郑国人思念忽却见不到，眼中只看到突。这样看来，诗人就没有讥讽君主、违背常理的虚妄恶名，也不必以主观臆测指认为“调笑的言辞”了。有人说：“把君主称为狡童，就忘记了君臣的名分。”然而箕子《麦秀》之歌说：“彼狡童兮，不我好兮。”狡童指的是商纣王。诗人不敢直言，而寄托于狡童，所以说这是讽刺。
《褰裳》的序言说：“思念正义。狂童肆意妄为，国人思念大国来匡正自己。”朱熹说：“这是女子对她所私通的人说的话。”
按：《狡童》和《褰裳》大概都是借齐人之口，因为郑忽推辞联姻而作的讽刺诗。《狡童》说：“不与我说话，不给我食物。”《褰裳》说：“你不思念我，难道没有别人吗？”大概是借齐人之口，而不是郑国人自己讽刺他们的君主。《竹书纪年》记载平王六年，郑国迁都到溱水洧水一带。后来桓王十三年，北戎攻打齐国，郑忽率军救援齐国。“子惠思我，褰裳涉溱”的意思是，说忽对我有功，渡过溱水洧水来救援我，所以想用孟姜嫁给他。你推辞而不思念我，难道没有别人可以联姻吗？如果当时与齐国联姻，那么忽被大国驱逐，必定有人来匡正自己。《左传》记载郑国六卿饯别韩宣子，子太叔赋《褰裳》，也是取大国匡正自己的意思。朱熹认为《狡童》《褰裳》都是女子的言辞，这是为什么呢？
《子衿》的序言说：“讽刺学校废弛。”朱熹说：“这也是私奔的诗。”
按：毛传说：“青衿，是青领，是学子所穿的衣服。”朱熹的《诗集传》把“子”当作男子，把诗当作私奔的诗，于是自己作《白鹿洞赋》，又说：“广青衿之疑问”，这就仍然依据序言的说法了。
《敝笱》的序言说：“齐国人厌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范文姜，导致淫乱，成为两国的祸患。”朱熹说：“桓应当改为庄。”
按：文姜在桓公三年嫁到鲁国，十八年桓公与她一起到齐国，齐侯与她通奸。假如桓公采纳申繻的劝谏，防范文姜，不跟她一起去齐国，那么也就不会导致淫乱，这是可以知道的。大概文姜当时嫁到鲁国十六年，跟她一起去齐国而导致淫乱的，是桓公。如果庄公即位，夫人本来就在齐国了。后来夫人姜氏在禚地拦截齐侯，在祝丘宴请齐侯，以及在防地、谷地拦截，不能防范，是有的。导致淫乱，不是桓公是谁？朱熹的《诗集传》用破旧的竹篓不能制约大鱼，来比喻鲁庄公不能防范文姜，说诗序中的桓应当改为庄，这是不对的。
《汾沮洳》的序言说：“他的君主节俭而能勤劳，讽刺不能以礼相待。”朱熹说：“崔灵恩的集注把‘其君’改为‘君子’，意义虽然稍微通顺，但未必是作序者的本意。”按：王肃、孙毓都说：“采采莫，不做大夫；采采莫，不做君主。”又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其君子’有一本没有‘子’字”，那么《诗经》序言原本作“君子”是可以知道的。朱熹认为未必是作序者的本意，必定要非议它。
而后快，何也？
蟋蟀》序云：「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
译然后才感到痛快，为什么呢？《蟋蟀》的序言说：“这首诗是讽刺晋僖公的。他节俭却不符合礼制，所以作这首诗来怜悯他。希望他能及时按照礼制来安乐自适。”
按《史记·世家》：厉王奔彘之二年，晋僖侯司徒即位。宣王二年，僖侯卒。据诗意及序，僖侯葢非能俭者，有时而俭，不能中礼，又常好自虞乐者，不能依礼，故时人刺之，欲其节之以礼耳。观下云：「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则「今我者」，诗人自我也。《周礼·春官·巾车》：庶人乘役车，农功既毕，役车其休。我此时何至不乐？否则日月易过，又将始播百谷矣。君之虞乐，自有其时，无甚为太乐。葢当主思于所居之职，毋或废弛国政，如良士瞿瞿蹶蹶可矣。诗意乃刺其不俭，非刺俭也。向使既俭矣，而又戒之曰：「无已太康。」何哉？又《尔雅》：「瞿瞿、休休，俭也。」则诗意欲其崇俭可知。
山有枢，序云：“刺晋昭公也，政荒民散，将以危亡。”朱子曰：“此诗葢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忧。”
按昭公元年，封弟成师于曲沃，沃盛，晋衰，已有将亡之势，诗人葢逆料之矣。故曰：「他人是保，他人入室」，葢谓谋取其国家而不知也。集▯以前篇「蟋蟀在堂」为唐民，岁晚务闲，乃敢相与燕饮为乐，此为答前篇之意，而解其忧，恐未必然。葢有车马，有钟鼓，必非民间终身劳苦者所能有也。
绸缪》序云：「刺晋乱也。」国乱则昏姻不得其时。朱子曰：「诗人叙其妇语，夫夫语妇之辞。」
按集▯之可疑者有四。三星在天，毛传曰：“三星参也，在天始见东方也。”王肃曰：“谓十月也。”三星在戸，毛传曰：“参星正月中直戸也。”妇语夫之今夕在十月，夫语妇之今夕在正月，其疑一也。当昏之夕，无方束薪于原野，及夜而归之理，其疑二也。语夫而自称子兮，语妇亦自称子兮，相语又共称子兮，其疑三也。先述其语夫，次述其语妇，足矣。中又谓述其夫妇相语，而后语妇，其疑四也。诗葢以贤者在野，束薪及夕而归，见三星在天，叹昏姻不得其时。若于今夕而夫妇相见，喜如何哉？子兮子兮，自他人口中而指男女，义更明矣。
无衣》序云：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朱子曰：此序颠倒顺逆，乱伦悖理。当是时，若非晋侯自作，则是诗人着其事而隂刺之，乃以为美之，失其旨矣。
按《竹书》厘王三年，曲沃武公灭晋侯缗，以寳献王，王命武公以一军为晋侯，时武公之三十七年也。序明言武公大夫为之请命，则所谓美者，亦自其大夫美之，非武公有可美也。主臣协谋弑君簒国，向使其臣犹刺之，岂肯助之？序以为美者，是也。
采苓》序云：「刺晋献公也。献公好听谗焉。」
按《史记·世家》：晋献公为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太子不从。诗人之意，以为献公信骊姬之谗，舎申生而立奚齐。向使申生潜逃，如伯夷之去，采苓于首阳之巅，未为不可。乃士蔿为之言而不信，舎旃，舎旃，则亦如或人所言，可舎之而奔他国，而亦无然者，何也？申生惟知顺父之为孝，人之言，又胡得而入焉？《蜀书·刘封传》：“先主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孟达与封书曰：‘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如使申生从子舆之言，必为太伯。读《诗》者可以观矣。”
管城硕记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管城硕记》卷七翰林院检讨徐文靖撰：诗二
车邻序云：「羙，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集传曰：「君子，指秦君；寺人，内小臣也。」
按安城刘氏曰：秦仲但为宣王大夫，未必得备寺人之官。葢以朱子谓君子为秦君，不言仲，疑此诗为作于襄公之后也。据《郑语》：桓公问于史伯曰：「姜嬴其孰兴？」对曰：「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诗序》「秦仲始大」之説，葢与此同也。《竹书》：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仲既为大夫，则受地视伯，得备寺人之官也，宜矣。何必疑此为作于襄公之后？
蒹葭》序云：「刺襄
译查考《史记·世家》记载：周厉王出逃到彘地的第二年，晋僖侯司徒即位。周宣王二年，僖侯去世。根据《蟋蟀》这首诗的诗意及小序，僖侯大概不是个能够节俭的人，他有时节俭，却不符合礼制，又常常喜好自我娱乐，不能依循礼法，所以当时的人讽刺他，希望他用礼制来节制自己。看下面诗句说：“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那么“今我”这个词，是诗人自称。《周礼·春官·巾车》记载：庶人乘坐役车，农事结束后，役车就休息了。我在这个时候为何不快乐呢？否则时光容易流逝，又将开始播种百谷了。君王的娱乐，自有其适当的时候，不必过于享乐。大概应当主要思考自己所处的职位，不要废弛国家政事，像良士那样谨慎勤勉就可以了。诗意是讽刺他不节俭，并非讽刺节俭。假使他已经节俭了，却又告诫他说：“不要过于安乐。”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又《尔雅》说：“瞿瞿、休休，就是节俭。”那么诗意希望他崇尚节俭，就可以知道了。
《山有枢》的小序说：“讽刺晋昭公，政治荒废，百姓离散，国家将危亡。”朱熹说：“这首诗大概也是回应前篇《蟋蟀》的意思，从而解除人们的忧虑。”
查考晋昭公元年，封弟弟成师在曲沃，曲沃强盛，晋国衰微，已有将亡的趋势，诗人大概预先料到了。所以说：“他人是保，他人入室”，大概是指谋取他的国家而他不知道。《诗集传》认为前篇《蟋蟀》是唐地百姓，岁末农闲，才敢互相宴饮作乐，这是回应前篇的意思，从而解除忧虑，恐怕未必如此。大概有车马，有钟鼓，必定不是民间终身劳苦的人所能拥有的。
《绸缪》的小序说：“讽刺晋国动乱。”国家动乱则婚姻不能适时。朱熹说：“诗人叙述妻子的话语，丈夫对妻子说话。”
查考《诗集传》中可疑的地方有四点。三星在天，毛亨传曰：“三星是参星，在天上刚开始出现在东方。”王肃说：“指的是十月。”三星在户，毛亨传曰：“参星在正月正对着门户。”妻子对丈夫说今晚在十月，丈夫对妻子说今晚在正月，这是第一个疑点。在结婚的夜晚，没有理由去原野捆扎柴草，等到夜里才回来，这是第二个疑点。对丈夫说话自称“子兮”，对妻子说话也自称“子兮”，互相说话又共同称“子兮”，这是第三个疑点。先叙述对丈夫说话，再叙述对妻子说话，就够了。中间又说叙述夫妇互相说话，然后再对妻子说话，这是第四个疑点。这首诗大概是以贤人在野，捆扎柴草到傍晚才回来，看见三星在天，感叹婚姻不能适时。如果在今晚夫妇相见，喜悦会怎样呢？“子兮子兮”，从他人嘴里指代男女，意义更明白了。
《无衣》的小序说：“赞美晋武公。武公开始兼并晋国，他的大夫为他向天子的使者请求册命，于是作了这首诗。”朱熹说：这个小序颠倒了顺逆，乱了伦理，违背了道理。当时，如果不是晋侯自己作的，就是诗人记述这件事而暗中讽刺他，却认为是赞美，就失去了主旨。
查考《竹书纪年》记载：周厘王三年，曲沃武公灭掉晋侯缗，把宝物献给周王，周王命令武公率领一军作为晋侯，这时是武公的第三十七年。小序明确说武公的大夫为他请求册命，那么所谓赞美，也是从他的大夫角度赞美，并非武公有值得赞美的地方。君臣合谋弑君篡国，假使他的臣子还讽刺他，岂肯帮助他？小序认为是赞美，是对的。
《采苓》的小序说：“讽刺晋献公。献公喜欢听信谗言。”
查考《史记·世家》记载：晋献公做太子时，修筑曲沃城。士蔿说：“太子不能继位了，不如逃跑，不要让罪责降临。做吴太伯那样的人，不也可以吗？还能留下好名声。”太子不听从。诗人的意思，认为献公信了骊姬的谗言，舍弃申生而立奚齐。假使申生潜逃，像伯夷那样离开，在首阳山顶采苓，也未尝不可。然而士蔿为他进言而不被信任，舍弃吧，舍弃吧，也就如有人所说，可以舍弃而逃往他国，但也没有这样做的，为什么呢？申生只知道顺从父亲就是孝，别人的话，又怎么能听进去呢？《蜀书·刘封传》记载：“先主因为没有继承人，收养刘封为儿子。孟达给刘封写信说：‘自从立阿斗为太子以来，有见识的人都为此寒心。’如果申生听从士蔿的话，必定会成为太伯。读《诗》的人可以从中观察明白了。”
管城硕记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管城硕记》卷七翰林院检讨徐文靖撰：诗二
《车邻》的小序说：“赞美秦仲。秦仲开始强盛，有车马礼乐侍御的喜好。”《诗集传》说：“君子，指秦君；寺人，是内小臣。”
查考安城刘氏说：秦仲只是宣王的大夫，未必能配备寺人的官职。大概因为朱熹认为君子是秦君，没说是秦仲，怀疑这首诗作于襄公之后。根据《郑语》记载：桓公问史伯说：“姜嬴中谁会兴起？”回答说：“国家强大而有德行的人最近会兴起。秦仲，是齐侯姜嬴中的俊杰，而且强大，他将要兴起吗？”《诗序》“秦仲始大”的说法，大概与此相同。《竹书纪年》记载：宣王三年，周王命令大夫仲讨伐西戎。仲既是大夫，那么所受封地视同伯爵，能配备寺人的官职，是合适的。何必怀疑这是作于襄公之后呢？
《蒹葭》的小序说：“讽刺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