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笔麈卷之一 制典上
国初设官,以品秩为上下。当时朝仪,想亦专擅品级,不分散要。世宗自甲午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穆考登极,始复常朝,鸿胪搜求故实,多所散失,不知于世庙初年合否。以予所见,班行其东西分立,则勋戚在西上,东面,不与百僚齿。左班面西侍立,一品、二品为第一行,三品次之,为第二,四品五品京堂次之,为第三,宫坊五品六品次之,为第四,翰林六品七品次之,为第五,两房中书次之,为第六,此为一段。其下,则六科为第一,吏部第二,中书舍人第三,此为一段。其下,则御史第一,五部次之。自此以下,品级官制紊不可纪矣。右班面东侍,则锦衣在前,五军都督府次之,其后,七十二卫指挥等官,不惟班次不可知,即冠服蓝缕,往往而是。叩头礼毕,则左班内阁,右班锦衣,俱由玉陛升立金台左右,六科升立甬道左右,东西向,御史立于甬道左右,北向。其北面行礼班次,则公、侯、驸马、伯列三班于前,去文武阶次稍远,其下,则文武两班同上御道,左右分立,一品、二品为第一,三品第二,四品、五品京堂至翰林史官、吉士第三,科道、中书第四。其下,则六部郎官亦颇紊乱。其同班序立,翰林七品在小九卿六品之上,宫坊六品在小九卿五品之上,宫坊五品在大九卿五品之上,讲、读学士在大九卿四品之上,惟让佥都、少詹、光,学士在佥都之上。至于六部郎官,往时或叙衙门,一吏,二礼,其下则户、兵等部,故有主事立于郎中之上者。其后,户部主事贺邦泰者,以礼部在其上,尝上书争之,有诏:六部郎中并列,员外次之,主事又次之,以官品为准。然熟视诸曹与吏部齿者,咸踆踆若不敢先。久之,又稍稍紊矣。右班武臣,当以都督为先。自世庙以来,锦衣权重,又陆、朱诸公皆三公重衔,官在都督之上,故立于首,若与内阁相视者,而都督以其贵宠,不敢与亢故也。万历戊寅,朱太傅已没,掌锦衣者,俱都指挥等官,相沿旧规,仍立前列。其后,遂有争议。部中以锦衣贵重,竟不能持可否,乃令锦衣仍前立,行稍下,都督立其后,稍上,鸣鞭行礼毕,则锦衣升立金台,都督方为首行矣。此迁就之方,非正礼也。
古时五等之爵,原有等级,如唐爵,国公一品,郡县公二品,侯三品,伯四品,子、男五品。至宋,略仿其制。惟本朝公、侯、伯三等皆在一品之上,不与文武齿矣。
大明会典:「官员隔一品避马,隔三品跪。」惟法从不然。今诸寺大卿皆三品也,乃避尚书、侍郎,公侯勋臣在一品之上,乃避内阁,六卿二品避内阁,亚卿三品避太宰,文官八、九品者,亦与公侯抗礼,道上不避,此倒施也。史官、谏议与六卿抗,抑亦过矣。会典所载,直为不与同品者比,非欲以新进书生与朝廷老臣分廷而坐也。近世风俗大坏,人心不古,大臣持禄固位,折节于台谏,台谏怙势恃力,抗颜于大臣,安所得廉远堂高之义哉?若大臣不爱官爵,即自重不为抗,台谏不畏强御,即守礼不为诎。奈何其不然也?
国家典章制度掌故,所守不肯深考参稽,多所谬误。往在部中,见一二事可笑。如金山列庙妃嫔,岁有遣祀,其谕祭之文,皆其初附祀典,出于先朝所命,着其奉供之劳,此易世即当更者。又或仅隔一朝,犹称庶母,皆当世之称谓也。今已累历朝数矣,以伦辈推之,皆在高曾以上,而犹用旧文,此何理也?又国初仁、宣以来,为天潢长支,其视诸王之行尊者,皆叔父也,故王书有叔无伯,其视诸王同行者,皆弟也,故王书有弟无兄,此自当时伦常言之尔。今历数世,长幼之伦,互有上下,而赐书之文,犹用旧稿,至有以伯为叔,以兄为弟,又何礼也?两房中书惟据旧稿抄誊,不核世次,诸公以为故事,不甚咨省,故谬讹至此尔。南京太庙已不设主,惟奉先殿有五祖神主,以仁孝皇后配享,此亦一大谬也。
昔颜鲁公请定唐列圣之谥,
译建国之初设置官职,以品级高低来区分上下。当时的朝廷礼仪,想必也专门依据品级,没有分散重要职责。世宗皇帝自甲午年以后,长达三十多年不上常朝,即便在岁时演习礼仪,也只是讲解会同之礼,而日常朝会的典制,竟然到了无人记忆的地步。穆宗皇帝登基,才恢复常朝,鸿胪寺搜求旧有的制度,大多已经散失,不知道是否符合世宗初年的情况。据我所见,班列分东西两列站立,那么勋戚在西侧上位,面向东,不与百官同列。左班面向西侍立,一品、二品为第一行,三品次之,为第二行,四品、五品京堂次之,为第三行,宫坊五品、六品次之,为第四行,翰林六品、七品次之,为第五行,两房中书次之,为第六行,这是一段。其下,六科为第一行,吏部第二行,中书舍人第三行,这是一段。其下,御史第一行,五部次之。从此以下,品级官制混乱得无法记载。右班面向东侍立,锦衣卫在前,五军都督府次之,其后是七十二卫指挥等官,不仅班次不可知,而且冠服破旧,往往如此。叩头礼毕,左班的内阁,右班的锦衣卫,都由玉阶升立到金台左右,六科升立到甬道左右,东西向站立,御史立于甬道左右,面向北。其面向北行礼的班次,公、侯、驸马、伯列三班于前,距离文武阶次稍远,其下,文武两班同上御道,左右分立,一品、二品为第一行,三品第二行,四品、五品京堂至翰林史官、吉士第三行,科道、中书第四行。其下,六部郎官也很混乱。同班序立时,翰林七品在小九卿六品之上,宫坊六品在小九卿五品之上,宫坊五品在大九卿五品之上,讲读学士在大九卿四品之上,只让位于佥都御史、少詹事、光禄寺卿,学士在佥都御史之上。至于六部郎官,过去有时按衙门排序,一吏部,二礼部,其下则是户部、兵部等,所以有主事立于郎中之上的情况。后来,户部主事贺邦泰,因为礼部在其上,曾上书争辩,有诏令:六部郎中并列,员外郎次之,主事又次之,以官品为准。然而熟视诸曹与吏部同列者,都谦谦不敢先行。久而久之,又渐渐混乱了。右班武臣,应当以都督为先。自世宗皇帝以来,锦衣卫权重,又陆、朱诸公都有三公重衔,官位在都督之上,所以立于首位,如同与内阁对视,而都督因其贵宠,不敢与之抗衡的缘故。万历戊寅年,朱太傅已死,掌管锦衣卫的,都是都指挥等官,沿袭旧规,仍立前列。其后,遂有争议。部中因为锦衣卫贵重,竟不能持可否之见,于是令锦衣卫仍前立,行稍下,都督立其后,稍上,鸣鞭行礼毕,则锦衣卫升立金台,都督方才为首行。这是迁就的办法,不是正礼。
古时五等爵位,原有等级,如唐代爵位,国公一品,郡县公二品,侯三品,伯四品,子、男五品。到宋代,略仿其制。只有本朝公、侯、伯三等都在一品之上,不与文武同列了。
《大明会典》:“官员隔一品避马,隔三品跪。”只有法律不这样。现在诸寺大卿都是三品,却回避尚书、侍郎,公侯勋臣在一品之上,却回避内阁,六卿二品回避内阁,亚卿三品回避太宰,文官八、九品的,也与公侯抗礼,道上不回避,这是倒施。史官、谏议与六卿抗礼,也太过分了。《会典》所载,只是不与同品者相比,不是想让新进书生与朝廷老臣分廷而坐。近世风俗大坏,人心不古,大臣持禄固位,折节于台谏,台谏怙势恃力,抗颜于大臣,哪里还能得到廉远堂高之义呢?如果大臣不爱官爵,即自重不为抗,台谏不畏强御,即守礼不为诎。奈何其不然也?
国家典章制度掌故,所守不肯深考参稽,多所谬误。过去在部中,见一二事可笑。如金山列庙妃嫔,岁有遣祀,其谕祭之文,皆其初附祀典,出于先朝所命,着其奉供之劳,此易世即当更者。又或仅隔一朝,犹称庶母,皆当世之称谓也。今已累历朝数矣,以伦辈推之,皆在高曾以上,而犹用旧文,此何理也?又国初仁、宣以来,为天潢长支,其视诸王之行尊者,皆叔父也,故王书有叔无伯,其视诸王同行者,皆弟也,故王书有弟无兄,此自当时伦常言之尔。今历数世,长幼之伦,互有上下,而赐书之文,犹用旧稿,至有以伯为叔,以兄为弟,又何礼也?两房中书惟据旧稿抄誊,不核世次,诸公以为故事,不甚咨省,故谬讹至此尔。南京太庙已不设主,惟奉先殿有五祖神主,以仁孝皇后配享,此亦一大谬也。
昔颜鲁公请定唐列圣之谥,
以为周之文、武,称文不称武,称武不称文,盖举其至者故也。今列圣谥号太广,有逾古制,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谥,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议者皆以为然。或谓,陵庙木主、玉册,皆已刊勒,不可轻改,其事遂寝。不知陵庙所刻,乃初谥也。人臣当国家制度,苦于不能深考,为识者所讥,此其证矣。鲁公议谥号,最为有见,然当时尊号徽称至十余字,何不并议更之?天无上之尊,近于无名,即谥止一字,不为贬损,然追崇祖先,褒述功德,即称名稍溢,亦不为过,奈何身临宸极,临制万方,而徽号尊称重累不已?益无谓矣。本朝庙号多至十六字,比之唐、宋尤为过溢,惟年号不更,及主上临御,不上尊号,此唐、宋所不及也。然圣母徽称累至数字,亦觉太溢,此与人主尊号何异?尊养之至,亦岂在弥文繁称哉?
译认为周朝的文王、武王,称文不称武,称武不称文,大概是取他们最突出的德行所以如此。如今历代圣君的谥号过于繁多,有超过古代制度的,请求从中宗以上,都采用最初的谥号,以节省文辞崇尚质朴,端正名分巩固根本。议论的人都认为正确。有人提出,陵庙的木主、玉册,都已经刻写,不可轻易更改,这件事于是停止。不知道陵庙所刻的,正是最初的谥号。臣子对于国家制度,苦于不能深入考究,被有识之士讥讽,这就是证据。鲁公议论谥号,最有见识,然而当时尊号徽称多达十余字,为什么不一起议论更改?天没有比它更尊贵的,接近于没有名称,即使谥号只有一字,也不算贬损,然而追尊祖先,褒扬叙述功德,即使称名稍微夸大,也不算过分,为什么身居帝王之位,统治天下,而徽号尊称却层层叠加不止?更加没有意义了。本朝庙号多到十六字,相比唐、宋尤其过分,只有年号不更改,以及君主临朝执政,不上尊号,这是唐、宋所不及的。然而圣母的徽称累积到数字,也觉得太过分,这与君主的尊号有什么不同?尊崇奉养到了极点,难道在于过分讲究文饰和繁多的称呼吗?
本朝谥法亦有参差。庙号十六字,而亲王谥止一字,此以多为贵也。亲王一字,而郡王大臣二字,此则以少为贵也。后世庙时,谥真人为四字,则又以多为贵矣。
宋高宗山陵,朝议以世祖为号,尤袤 【「袤」原讹作「衰」。尤袤与洪迈议宋高宗谥号,见宋史尤袤传。兹据改。】 驳之,谓:光武以长沙王后,布衣崛起,不与哀、平相继,称祖无嫌;太上中兴,实继徽宗正统,以子代父,非光武比。乃称高宗。以子继父,不当称祖,诚万世断案,而嘉靖上成祖庙号,无以是告者,岂未深考与?抑知而不敢也?
唐制,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诸陵。又有忌日行香于京城宫观,天下诸司,亦于国忌行香,至宋犹有宫观行香之礼,外州不同也。汉、唐以来,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沾衾枕,事死如生,至宋不闻有此。本朝国忌,上陵及内殿有祭,无行香宫观之礼。诸陵惟中官洒扫,不遣宫女,皆前代所不及也。
本朝行出,乐设不作,回銮乃奏鼓吹。初不解其故。及读南史:梁武帝有事太庙,诏以斋日不乐。至今,銮舆始出,鼓吹从而不作,还宫乃如常仪。方知驾出不奏鼓吹,盖有所本云。
唐、宋郊祀之典,费至巨万,每以国用不充,旷而不举,此未达茧栗陶匏之义也。唐每郊祀,启南门,灌其枢,用脂百斛,即此一端,他可知矣。今都城南门亦闭不开,惟郊祀驾出方启,不过数军士推转之耳,何至用脂数百斛耶?
本朝后妃多出民间,勋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势使然,顾于国家有益。观汉宣帝许后起微时,登至尊日浅,从官车服甚俭。及霍后立,舆驾侍从日盛,赏赐官属以千万计,与许后时悬绝。女子若生长富贵,不知民间苦乐,起而居天下之上,纵志奢华,无所吝惜,人主又从而悦之,奇技淫巧必从此作,天下敝矣。闾阎子女,平生所见,固少奢丽之观,一旦享至尊供奉,方且骇惧若不敢当,其于服饰器用,必有爱惜,不至暴殄。且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间所见,朝夕陈说,使九重之上,知闾阎情苦,胜于箴诵训谏当万万也。祖宗立法之善,此其一云。
唐时公主下嫁,舅姑拜之,妇皆不答,至德宗始从礼官言:公主拜见舅姑、兄姊,舅姑坐受,兄姊立受,如家人礼。此可为后世法矣。本朝公主出府仪注:三日拜见舅姑,公主东向,舅姑西向,立受二拜。较之唐制已为不侔,然尊卑之分犹自不紊,第不知果能如仪否。而王府郡县主君出嫁民间,乃或持居尊之体,与舅姑抗,此不知令甲者耳。
制典下
古今规制大略相仿。自汉以来,奏事得请辄报曰「可」,即今之「是」也。江左诏书画「诺」,唐时画「闻」,即今之「知道」也,其称「奉圣旨」,则自宋然矣。
唐时废置州县,除免官爵,中书为发日敕,请御画而行,想即所请制日也。今制,诰命惟书成进览,用宝而行,不请御画矣。
唐史:崔胤奏事,昭宗与之从容,或至燃烛。高骈子使人绐毕师铎曰:「已有委曲在张尚书所。」当时臣下奏对,谓之「从容」,机密文书,谓之「委曲」,此虚字实用也。唐时,臣下取旨,谓之「候进止」。宋时,臣下取旨,谓之「伏候指挥」。本朝谓之「请旨定夺」。此实字改用也。
唐制,降诏之外,有所访于群臣,则用朱书御札。今内降御札,犹用朱书,其例昉此。
今制,平行文移,率用「准」字,即「准」也。自唐以来,皆用「准」字,至寇准为相,省吏避其名,遂减「十」字,至今不改。
唐初,诏敕皆中书、门下所撰,干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待诏北门,谓之「北门学士」。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于银台门内,以处艺能技术之士,又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学,又以诏书文告悉由中书,多至壅滞,始选朝官有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俾专内命。
译本朝的谥号制度也有参差不齐之处。皇帝庙号用十六个字,而亲王的谥号只用一个字,这是以多为尊贵。亲王只用一个字,而郡王和大臣用两个字,这又是以少为尊贵。后世庙号,谥号真人用四个字,这又是以多为尊贵了。
宋高宗下葬时,朝廷议论打算以“世祖”为庙号,尤袤反驳说:光武帝以长沙王之后裔的身份,从平民崛起,不与汉哀帝、汉平帝相继,称“祖”没有嫌疑;太上皇中兴大业,实际上是继承徽宗的正统,以子代父,不能与光武帝相比。于是称高宗。以子继承父亲,不应当称“祖”,这确实是万世的定论,而嘉靖帝给成祖上庙号,没有人用这个道理去劝谏,难道是没有深入考察吗?还是知道却不敢说呢?
唐朝的制度,二月八日以及皇帝生日、忌日,公卿大臣朝拜各陵。又有在忌日于京城宫观行香的仪式,天下各官署,也在国忌日行香,到了宋朝还有宫观行香的礼仪,外州则不同。汉朝、唐朝以来,各位皇帝驾崩,宫中没有子女的宫女,都派遣到山陵,早晚供奉,准备洗漱梳洗用品,沾湿被褥枕头,事奉死者如同生者,到了宋朝没听说有这种做法。本朝国忌日,上陵及内殿有祭祀,没有宫观行香的礼仪。各陵只有宦官洒扫,不派遣宫女,这都是前代所不及的。
本朝皇帝出行,乐队设置但不演奏,回宫时才奏响鼓吹乐。起初不明白其中的缘故。等到读《南史》:梁武帝在太庙举行祭祀,下诏因为斋戒日不奏乐。至今,皇帝车驾刚出宫,鼓吹乐跟随但不演奏,回到宫中才像往常一样。才知道皇帝出行不奏鼓吹乐,大概是有出处的。
唐朝、宋朝郊祀的典礼,费用高达巨万,常常因为国家用度不足,荒废而不举行,这是没有理解用茧栗、陶匏等简朴祭品的意义。唐朝每次郊祀,开启南门,灌注门轴,用油脂百斛,仅这一项,其他可想而知。现在京城南门也关闭不开,只有郊祀皇帝车驾出宫时才开启,不过是几个军士推动转动罢了,哪里至于用油脂数百斛呢?
本朝后妃多出自民间,功臣、外戚大臣都不能立为后妃,也是形势使然,这对国家有益。看汉宣帝许皇后出身微贱时,登上至尊之位时间尚浅,随从的车马服饰非常节俭。等到霍皇后立为皇后,车驾侍从日益增多,赏赐官员数以千万计,与许皇后时相差悬殊。女子如果生长在富贵之家,不知道民间的苦乐,一旦居于天下之上,放纵意志奢华,毫不吝惜,君主又从而取悦她,奇技淫巧必定从此兴起,天下就衰败了。民间女子,平生所见,本来少有奢华华丽的景象,一旦享受至尊的供奉,反而惊惧好像不敢承受,对于服饰器用,必定爱惜,不至于浪费。而且在君主左右,得以将民间所见,朝夕陈述,使深宫之中,了解民间的情状痛苦,胜过规劝训谏万万倍。祖宗立法的善处,这是其中之一。
唐朝时公主下嫁,公婆拜她,媳妇都不回礼,到了德宗才开始听从礼官的建议:公主拜见公婆、兄姊,公婆坐着受礼,兄姊站着受礼,如同家人之礼。这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本朝公主出府的仪注:三天后拜见公婆,公主面向东,公婆面向西,站着受两拜。比起唐朝的制度已经不同,然而尊卑的分别仍然不乱,只是不知道是否真的能按照仪注执行。而王府郡县主君出嫁民间,却有时持尊贵的体统,与公婆抗衡,这是不知道法令的人罢了。
制典下
古今规制大致相似。自汉朝以来,奏事得到批准就回答说“可”,就是现在的“是”。江左诏书画“诺”,唐朝画“闻”,就是现在的“知道”,称“奉圣旨”,则是从宋朝开始的。
唐朝时废置州县,免除官爵,中书省发出日敕,请皇帝御画后执行,想就是所请的制日。现在的制度,诰命只写成进呈阅览,用宝印后执行,不请皇帝御画了。
《唐史》:崔胤奏事,昭宗与他从容交谈,有时直到点燃蜡烛。高骈的儿子派人欺骗毕师铎说:“已有委曲在张尚书那里。”当时臣下奏对,称为“从容”,机密文书,称为“委曲”,这是虚字实用的例子。唐朝时,臣下取旨,称为“候进止”。宋朝时,臣下取旨,称为“伏候指挥”。本朝称为“请旨定夺”。这是实字改用的例子。
唐朝制度,降诏之外,有所访问于群臣,则用朱书御札。现在内降御札,还用朱书,其例始于此。
现在的制度,平行公文,多用“准”字,即“准”也。自唐朝以来,都用“准”字,到了寇准为相,省吏避其名,于是减“十”字,至今不改。
唐朝初年,诏敕都由中书、门下所撰写,干封以后,才开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等待诏北门,称为“北门学士”。玄宗即位,才开始在银台门内设置翰林院,以安置艺能技术之士,又设置翰林待诏,掌管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学,又因为诏书文告都由中书,多至壅滞,才开始选拔朝官中有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才开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使其专管内命。
至德以后,天下用兵,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例置六人,以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以独当密命故也。贞元以后,为承旨者,多至宰相。此唐时始末也。宋时,以中书舍人掌内制,翰林学士掌外制,每有除命,两院撰草,有所不合,贴黄执奏,而宰相之选,多在其中。至于医卜供奉,亦附翰林。此宋时翰林大略也。今之内阁,即承旨、两制之遗而权任过之。学士以下,讲读、撰述分领艺文之事,若汉之承明、金马,而书画技术之流,分置两殿,视宋之制为尽善也。
译至德年间以后,天下战事不断,深远的谋略和秘密的诏令,都从宫廷内部发出。翰林学士按规定设置六人,其中资历最深、德行最重的一人担任承旨,是因为他独自承担机密使命的缘故。贞元年间以后,担任承旨的人,大多升任宰相。这是唐代翰林院制度的始末情况。宋代时,由中书舍人掌管宫内诏令,翰林学士掌管宫外诏令,每当有任命官员的诏令时,两院共同起草,如果有意见不合的地方,就在黄纸上附注意见上奏,而宰相的人选,大多出自这两院。至于医官、占卜师等供奉人员,也附属于翰林院。这是宋代翰林院的大致情况。现在的内阁,就是继承唐代承旨和宋代两制的遗制,但权力和责任超过了它们。学士以下的人员,分别负责讲读、撰述,分管文学艺术事务,就像汉代的承明殿、金马门一样;而书画技术之类的人员,分别安置在两个殿中,比宋代的制度更为完善。
唐之选法,五品以上,宰相商议可否,以制诰行之,六品以下,吏部铨才奏拟,诏于告身上画闻,而无所可否。其后,宰相权日起,拾、补以下,皆不由吏部,非正法也。本朝卿贰开府、五军都督及各边大将,吏、兵二部会九卿推补;方面及将领,吏、兵二部各推二人名,诏用其一;守令以下,则径拟一人,诏旨报可,无所可否矣。法与唐略相似,而就中主持,皆由本部,九卿与会议,无所从违,视古之吏部,不啻重矣。
汉、晋以来,朝官乘车犹有古制。唐将相王公皆乘马,至元和中,宰相张弘靖出为幽州节度,雍容骄贵,肩舆造太极殿。又昭宗讨李茂贞,长安市邀宰相肩舆诉其无罪。即此数事,唐已有肩舆之制矣。宋初,朝臣亦乘马,三品以上,方用绒座,以别等威。及建炎南迁,以江南街路滑,始许朝士乘檐子,亦肩舆之制也。承平日久,渐习安佚,自古然矣。国朝文武大臣皆乘马,自景泰以后,三品文臣例许用轿,勋戚一品,惟年老宠优者方敢陈请,他不许也。
唐制,中官服色,即中尉、枢密,皆(衤癸)衿侍从。僖宗之世,始具襕笏。至昭宗即位,大祀圜丘,又命以冕服剑佩侍祠,盖杨复恭恃援立之功,威棱震主,故以是假之也。按唐初,士人服衿,马周上言,请加襕紬褾襈,为士人上服。开骻者,为缺骻袗,庶人服之,想即所谓揆衫也。衣裙分,谓之(衤癸),如今边将箭衣之制袍。施横幅于下,谓之襕,今之襕衫。本朝中官,贵极于四品,其后多赐蟒玉,为一品之服,而朝服则不以服,此亦揆衫之遗也。惟司礼之长,遣祭中溜,则有祭服,其徒多图之画像以为荣观。可见冠冕服法不施■[上执下目,即??字的异体]御,自昔然矣。
唐、宋宰相执政受命,皆宣麻,播告百官在廷,至节度使受命出节,撤阁屋无倒节理,以示不屈,其重如此。本朝自永、宣以后,大小除拜,止于题疏报可,不给诰授,即内阁、六卿,亦止片纸书名,传宣所司,边镇大将,捧制诰而出,如遣一使,视古宣麻推毂之礼,抑何远也!
唐制,拜官之日,即给告身。其人先输朱胶绫紬价钱,方请书给,即今之诰授也。宋制亦然,每至宣麻,诞告锁院演纶词头已下,外人未知,其密且重如此。
国初,拜官之初,亦给诰授。其后,除授升迁,止奉成命,吏部备云旨意,移以咨札,以为凭据,至考满覃恩,方给诰授,以奖其成。是虚者反重,实者反轻也。世衰俗敝,惟利否所在以为重轻,而不知大体,故训词累牍之褒,视如文具,而批答一言之报,宠若丘山,非累牍轻而片言重也,劝诫者虚而黜陟者实尔。夫君父之命,如纶如綍,恩则雨露,威则风霆,奈何以进用为荣而因以重其言,以奖成为虚而因以轻其典耶?人心世道,此足以观矣。
唐时,致仕官朝参之班在本品见任之上,此意甚雅。至宋时,大臣虽隆贵显赫,其考终书衔,以有致仕为荣,故当时致仕大臣,相知为诗贺,其重如此。本朝致仕官居乡,礼体与现任同,而无朝请之文,然犹有古意也。乃迩来世俗薄恶,日趋顽敝,大臣悬车,至不见礼于小吏,而士大夫贪逐名宠,往往以致仕为讳,而有得罢去者,辄曹聚而唁之,何论贺矣!嗟夫!此所关系甚大,非浅见者所知,即语之亦不解也。
唐庄宗时,吴越求以金印玉册封国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王公皆竹册,又非四夷无封国王者。帝曲从镠请,予之。今制,两宫徽号用玉册,亲王金册,郡王镀金银册,印如其册,而国王之号,亦惟施于四夷,宇内不封也。
宋理宗谕群臣曰:「近来早朝,多奏臣下辞免小事,而事件大者,乃从缴进,甚非临朝听政之意。今后宜就早朝面奏。」此与本朝制度大略相同。总之,承平之体,相袭而然,皆非开创之规也。
元时,宰相拜住言:「朝廷虽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上之言动,宜悉书之,以付史馆。」可见起居之废,肇自胜国,上下之隔久矣
译唐朝选拔官员的法度,五品以上的官员,由宰相商议是否可行,然后以制诰的形式颁布执行;六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衡量才德后奏请拟定,皇帝在告身文书上画“闻”字表示知晓,而不作可否的批示。后来,宰相的权势日益增长,拾遗、补阙以下的官员,都不再经过吏部选拔,这并非正规的制度。本朝卿贰开府、五军都督以及各边镇大将,由吏部、兵部会同九卿共同推举补充;地方长官及将领,由吏部、兵部各推举两人,皇帝下诏选用其中一人;知府、知县以下的官员,则直接拟定一人,皇帝下诏批复同意,不再作可否的批示。这种制度与唐朝大致相似,但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都是各主管部门,九卿只是参与会议,没有违背或顺从的权力,与古代吏部的职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
从汉朝、晋朝以来,朝廷官员乘车还保留着古代的制度。唐朝的将相王公都骑马,到了唐宪宗元和年间,宰相张弘靖出任幽州节度使,举止从容而骄横尊贵,乘坐轿子进入太极殿。又唐昭宗讨伐李茂贞时,长安市民拦住宰相的轿子申诉其无罪。仅这几件事,可见唐朝已有轿子的制度了。宋朝初年,朝廷大臣也骑马,三品以上的官员,才使用绒垫座位,以区别等级威严。等到宋高宗建炎年间南迁,因为江南街道湿滑,才允许朝廷士人乘坐檐子,这也是轿子的制度。太平日子久了,逐渐习惯于安逸,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本朝文武大臣都骑马,自从景泰年间以后,三品文臣按惯例允许使用轿子,勋戚一品官员,只有年老且受宠遇的才敢申请,其他的不允许。
唐朝制度,宦官的服饰,即使是中尉、枢密使,也都穿着窄袖侍从服。唐僖宗时期,才开始具备襕衫和笏板。到唐昭宗即位,举行圜丘大祀时,又命令他们穿着冕服、佩戴剑饰侍奉祭祀,这是因为杨复恭倚仗拥立皇帝的功劳,威势震慑君主,所以以此赏赐给他。查考唐朝初年,士人穿着窄袖服,马周上言,请求加上襕、紬、褾、襈,作为士人的上衣。开衩的,称为缺骻袗,平民穿着,想就是所谓的揆衫。衣裙分开的,称为窄袖,如同如今边将箭衣的袍子制度。在下摆施加横幅,称为襕,即现在的襕衫。本朝宦官,尊贵至极不过四品,后来多赐予蟒纹玉带,是一品的服饰,但朝服却不穿这种,这也是揆衫的遗留。只有司礼监长官,派遣祭祀中溜时,才有祭服,他的下属大多绘制画像以此作为荣耀的观赏。可见冠冕服饰的法度不施用于宦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了。
唐朝、宋朝宰相执政受命,都宣读麻制,向在朝百官宣告,等到节度使受命出镇,撤去阁屋而不倒掉节理,以示不屈,其重视程度如此。本朝自从永乐、宣德年间以后,大小官员的任免,只限于题写奏疏批复同意,不给予诰命授予,即使是内阁、六卿,也只凭一张纸署名,传令有关部门,边镇大将,捧着制诰而出,如同派遣一个使者,与古代宣麻推毂的礼仪相比,相差多么遥远啊!
唐朝制度,任命官员的日子,就给予告身。那人先缴纳朱胶、绫、紬的钱价,才请求书写发放,即现在的诰授。宋朝制度也是如此,每当宣读麻制,宣告锁院演纶词头已下,外人还不知道,其严密且重要如此。
建国初期,任命官员之初,也给予诰授。后来,除授升迁,只奉行成命,吏部备述旨意,移文咨札,作为凭据,等到考满覃恩时,才给予诰授,以奖励其成就。这是虚的反而重,实的反而轻。世道衰微风俗败坏,只以利益所在来决定轻重,而不知大体,所以累牍的褒奖训词,视同文具,而批答一语的回复,宠信如同丘山,并非累牍轻而片言重,而是劝诫者虚而黜陟者实罢了。君父的命令,如纶如綍,恩泽如雨露,威严如风霆,怎么可以因为进用为荣而因此重视其言辞,因为奖成为虚而因此轻视其典制呢?人心世道,由此足以观察了。
唐朝时,退休官员朝参的班次在本品现任官员之上,这用意很雅致。到宋朝时,大臣虽然显贵显赫,其去世书写官衔,以有退休为荣,所以当时退休的大臣,相知之间作诗祝贺,其重视程度如此。本朝退休官员居住在乡里,礼遇体面与现任相同,但没有朝请的文书,然而还有古意。然而近来世俗浅薄恶劣,日趋顽劣败坏,大臣退休,甚至不被小吏以礼相待,而士大夫贪求名位宠幸,往往以退休为忌讳,而有得以罢免离去的,就聚集在一起吊唁他,哪里还谈得上祝贺呢!唉!这所关系很大,不是浅见者所能知道的,即使告诉他也不理解。
唐庄宗时,吴越请求以金印玉册封国王,有关部门说,旧例,只有天子用玉册,王公都用竹册,又不是四夷没有封国王的。皇帝曲意顺从钱镠的请求,给予了他。现在的制度,两宫徽号用玉册,亲王用金册,郡王用镀金银册,印与册相符,而国王的称号,也只施用于四夷,国内不封王。
宋理宗告诫群臣说:“近来早朝,多奏报臣下辞免小事,而事件大的,却从缴进,很不符合临朝听政的本意。今后适宜在早朝当面奏报。”这与本朝制度大致相同。总之,太平时期的体制,沿袭而成,都不是开创时的规矩。
元朝时,宰相拜住说:“朝廷虽然设有起居注,所记录的都只是臣下闻奏的事目,皇帝的言行动作,应当全部书写下来,交给史馆。”可见起居注的废弛,始于前朝,上下隔绝已经很久了。
。观通鉴续编所记元人事实,与今实录规格不甚相远,以此知本朝实录,乃国初馆阁诸公沿袭元人之法而成,所以远不及古,良可慨也。
译查看《通鉴续编》所记载的元朝史实,与当今实录的体例规格相差不大,由此可知本朝的实录,乃是建国初期馆阁官员沿袭元朝的方法而编成的,因此远远比不上古代史书,实在令人感慨。
元至中叶,经筵之制大备,以勋旧大臣知经筵,次至同知讲、读以下,大略如今日之法。宋时所未有也。
至治三年,命学士曹元等纂辑累朝格例,名曰大元通例,颁行天下。天历元年,又命儒臣采辑本朝故事,准唐、宋会要,名曰经世大典,即今会典体也。
宋、元封赠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赠父母,降本身一等,盖推恩近重而远轻也。然子孙之心终有不忍。本朝封赠三代,一如见爵,教孝之典,可谓大备矣。
谷山笔麈卷之二 纪述一
纯皇之诞孝庙也,时万贵妃宠冠后廷,宫中有孕者,百方堕之。孝穆太后旧为宫人入侍,已而有孕。贵妃使医堕之,竟不能下,乃?育之西宫,报曰:「已堕。」上不知也。一日,上坐内殿,咄嗟自叹,一内使跪问故,上曰:「汝不见百官奏耶?」小内使应曰:「万岁已有皇子,第不知耳。」上愕然,问:「安在?」对曰:「奴言即死。」于是太监怀恩顿首曰:「内使言是。皇子?养西宫,今已三岁,匿不敢闻。」上即?百官语状。明日,廷臣吉服入贺,遣使往迎皇子。使至,宣诏,孝穆抱皇子泣曰:「儿去,吾不得活。儿见黄袍有须者,即而父也。」皇子衣小绯袍,乘小轿子,拥至奉天门下。上抱置之膝,皇子辄抱上颈,呼曰:「爹爹。」上悲泣下。是日颁诏天下。时孝肃居仁寿宫,恐皇子为皇妃所伤,乃语上曰:「以儿付我。」皇子遂居东朝。自是,诸宫报生皇子者相继矣。一日,上出,贵妃召太子食,孝肃谓太子曰:「儿去毋食也。」太子至中宫,贵妃赐食,曰:「已饱。」进羹,曰:「羹疑有毒。」贵妃大恚,曰:「是儿数岁即如是,他日鱼肉我矣。」忿不能语,以致成疾。初,孝穆为宫人时,有宫人当直宿者病,而强孝穆代之,遂有孕云。孝庙既生,顶上有数寸许无发,盖药所中也。传云:太子迎入东朝,贵妃使使赐孝穆死。或曰孝穆自缢。万历甲戌,一老中官为予道说如此。
世庙晚年,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穆考在潜邸,朝夕危惧。今上诞生,不敢奏闻,至两月间不敢剪发。一日,有宫女最幸者,乘间以闻,上怒而谴之,宫中股栗,莫知所为。太监黄锦熟念无可为策,一日,伺上色喜,即命宫女、中官于殿廷欗楯所至皆置樽俎,上问何故,黄即伏奏:「皇上有喜。」上曰:「何喜?」黄曰:「上自思之。」上迟回曰:「念惟生一孙,差可喜耳。」黄即呼宫女、中官顿首呼万岁。于是,礼官始敢以皇孙闻也。
世庙久在西内,朝夕御膳,不用大官所供,皆以左右贵珰输直供应,取其精洁便适也。诸珰以此市宠,务为丰华。穆庙以来,相沿为例。已而赐予日减,诸珰匮竭,而供膳之费,不减旧时,无论其它,即司礼之长,日役内使百余,以供厨传,所费可知也。诸珰力不能供,无以为资,往往请托诸司,以佐其费。蠹政之源,亦有在焉。尝谓此事极为不雅,以万乘之主,玉食万国,而受左右私养,是何体统?及考唐玄宗时,诸贵戚以进食相尚,每进水陆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盖知此风自古已然。彼或偶一进献,非以为常,故能极其侈靡若此。明皇荒侈之时,何所不至,岂圣世所宜有哉!
一日,从二三同列入观西苑,见空地柱础台阶皆为瓦砾。问之,则隆庆改元,将世庙所建离宫大半拆毁故也。予怛然伤之,以为当时柄国之臣,轻损旧迹,非臣子之义。及读南宋史,孝武奢欲无度,大营宫室,及帝殂,执政者即罢南北二驰道,及孝建以来所改制度,悉还元嘉之旧。尚书蔡兴宗以为:「先帝虽非圣德之主,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道所贵,今殡宫始撤,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此。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嗟嗟!兴宗数语,可谓知大义矣。大臣不明忠孝大义,本诸人情,协之天理,而徒以私智小慧牢笼天下,往往为有识者所窥,竟亦莫之悟也。若此,而高谈学术,自附圣贤作用,宁能使天下无识微
译元朝中期,经筵的制度大体完备,由功勋旧臣担任经筵知事,其次是同知、讲官、读官等,大致如同今天的制度。这是宋朝时所没有的。
至治三年,命令学士曹元等人编纂历代典章制度,命名为《大元通例》,颁行天下。天历元年,又命令儒臣采集本朝的历史故事,参照唐、宋《会要》的体例,命名为《经世大典》,这就是今天《会典》的体例。
宋、元时期封赠祖父母,比封赠父母低一等;封赠父母,比封赠本人低一等,这是因为推恩的原则是亲近者重而疏远者轻。然而子孙的心终究不忍心如此。本朝封赠三代祖先,一律按照现有的爵位,教化的孝道典礼,可以说非常完备了。
《谷山笔麈》卷之二 纪述一
世宗皇帝诞生于孝庙时,当时万贵妃在后宫最受宠幸,宫中有怀孕的,她用尽各种方法堕胎。孝穆太后以前是宫人入宫侍奉,不久有了身孕。万贵妃派医生去堕胎,竟然没能成功,于是将她养育在西宫,上报说:“已经堕胎了。”皇上不知道这件事。有一天,皇上坐在内殿,叹息自语,一名内侍跪下询问缘故,皇上说:“你没看见百官上奏吗?”小内侍回答说:“万岁爷已经有皇子了,只是不知道罢了。”皇上惊讶地问:“在哪里?”内侍回答说:“奴才说了就会死。”于是太监怀恩叩头说:“内侍说的是实话。皇子养育在西宫,现在已经三岁了,隐瞒不敢上报。”皇上立刻将百官的话告诉众人。第二天,朝廷大臣穿吉服入宫祝贺,派遣使者前往迎接皇子。使者到达后,宣读诏书,孝穆太后抱着皇子哭泣说:“孩子走了,我就活不成了。孩子见到穿黄袍有胡须的人,就是你的父亲。”皇子穿着小绯袍,坐着小轿子,被簇拥到奉天门下。皇上将他抱在膝上,皇子随即抱住皇上的脖子,喊:“爹爹。”皇上悲伤流泪。当天颁布诏书天下。当时孝肃太后住在仁寿宫,担心皇子被皇妃伤害,就对皇上说:“把孩子交给我。”皇子于是住在东宫。从此,各宫报告生皇子的接连不断。有一天,皇上外出,万贵妃召太子吃饭,孝肃太后对太子说:“你去不要吃饭。”太子到了中宫,万贵妃赐饭,太子说:“已经饱了。”进上汤羹,太子说:“汤羹恐怕有毒。”万贵妃非常愤怒,说:“这孩子几岁就这样,将来会把我当鱼肉宰割。”愤怒得说不出话,以致生病。起初,孝穆太后做宫人时,有宫人应当值班宿夜生病了,强迫孝穆太后代替她,于是有了身孕。孝庙出生后,头顶有几寸没有头发,大概是药物所伤。传说:太子迎入东宫后,万贵妃派使者赐孝穆太后死。有人说孝穆太后自缢。万历甲戌年,一位老宦官对我说道如此。
世宗皇帝晚年,忌讳谈论储君之事,涉及一个字的人就死。穆宗皇帝在潜邸时,朝夕恐惧。当今皇上诞生,不敢上奏,直到两个月间不敢剪头发。有一天,有一位最受宠幸的宫女,趁机报告,皇上愤怒地斥责她,宫中的人吓得发抖,不知道该怎么办。太监黄锦深思熟虑没有可行的策略,有一天,趁皇上脸色高兴,就命令宫女、宦官在殿廷栏杆所到之处都放置酒食,皇上问什么原因,黄锦立刻伏地奏道:“皇上大喜。”皇上说:“什么喜事?”黄锦说:“皇上自己想想。”皇上迟疑地说:“想只有生了一个孙子,稍微可喜罢了。”黄锦立刻呼喊宫女、宦官叩头高呼万岁。于是,礼官才敢将皇孙的消息上报。
世宗皇帝长期住在西内,早晚的饮食,不使用大官提供的,都由左右的贵宦出资供应,取其精细洁净方便舒适。各位宦官借此讨好,务求丰盛华丽。穆宗皇帝以来,沿袭成为惯例。后来赏赐日益减少,各位宦官财力枯竭,而供应饮食的费用,不减从前,不用说其他,仅司礼监长官,每天役使内侍百余人,以供厨房传递,所费可知。各位宦官无力供应,没有资金,往往请求各衙门帮助,以补助费用。败坏政治的根源,也有在这里。曾经说这件事极为不雅,以万乘之主,享用天下的美食,却接受左右私人的供养,这是什么体统?等到考察唐玄宗时,各位贵戚以进献食物相争,每次进献水陆千盘,一盘花费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大概知道这种风气自古就有。他们或许偶尔进献,不以为常,所以能极其奢侈浪费如此。明皇荒淫奢侈之时,何事不做,难道是圣明时代所应有的吗!
有一天,跟随两三位同僚进入西苑观看,看见空地、柱础、台阶都成了瓦砾。询问原因,原来是隆庆改元,将世宗皇帝所建的离宫大半拆毁的缘故。我悲痛地伤感,认为当时掌权的臣子,轻易损毁旧迹,不符合臣子的道义。等到读南宋历史,孝武帝奢侈欲望无度,大建宫室,等到皇帝去世,执政者就停止南北两条驰道,以及孝建以来所改的制度,全部恢复元嘉旧制。尚书蔡兴宗认为:“先帝虽然不是圣德之主,但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这是古道所贵重的,现在殡宫刚撤,山陵未远,而凡是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概删削,即使是禅让朝代,也不至于此。天下有识之士,应当以此窥探人心。”唉!兴宗几句话,可以说懂得大义了。大臣不明忠孝大义,本于人情,合乎天理,而只以私智小慧笼络天下,往往被有识之士窥探,最终也不觉悟。像这样,而高谈学术,自附圣贤作用,难道能使天下没有识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