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笔麈卷之九 官制
体与三公同也。然以三公、卿、监、尚书为外朝，门下省为内朝。盖门下已重矣。是时南北官制颇同，北朝重门下，三公令仆非冠以侍中之号则不得筦枢，盖门下乃真相也。
译体制与三公相同。然而将三公、卿、监、尚书视为外朝，将门下省视为内朝。这是因为门下省的权力已经非常重了。当时南北官制大致相同，北朝重视门下省，三公和令仆如果不冠以侍中的名号，就无法掌管机要事务，因为门下省才是真正的宰相。
江左自陈氏受禅，国之政事，并由中书，有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尚书听受而已，此中书之重也。北朝则重门下，三公、尚书非带侍中衔不得闻政，此门下之重也。唐则并重，已而递重，已而重中书云。
北朝官制，自大丞相以下，有太宰、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三公。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也，准古，上公非勋德不居，大将军、大司马谓之二大，二大之下乃为三公，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也。夫三公古之极品，其上乃增如许，其滥而不经如此。皆由僭窃之臣位宠已极，递相崇称，遂为定制耳。
唐时，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赴朝，号常参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号九参官；武官五品以上五日一朝，号六参官；其文武官九品以上，则朝朔望而已。
唐初，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及裴炎为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盖两省共聚一堂也。其制度不可晓。
唐初三省之制，尚书省有令、仆射，以太宗尝为尚书令，避不复设，以左右仆射为长；中书省之长为中书令，即隋之内史；门下省之长为侍中，即隋之纳言，皆正宰相也。武后初年，改尚书省为文昌台，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为凤阁，令为内史。中宗复辟，乃复旧名。玄宗即位，又改中书为紫薇省，门下为黄门省，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然仆射虽改丞相而不同中书、门下，即不称为宰相。及天宝元年，又改侍中为左。
唐高宗以郭待举、岑长倩、郭一正、魏玄同为相，以其资任尚浅，未可与诸相同名，且令预闻政事，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此平章之名所由起也。此时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为真相，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至宋时，遂以同平章事为正相，而以参知政事为次相，然则宋之参知政事即唐之平章也。
萧梁有寿光殿学士之号，殿学之名始此。
唐初设弘文馆，有学士、直学士之号，中宗在位，用上官昭容之言，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直学士八人，以象八节，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每游幸禁苑，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昭容第其甲乙，文采流传虽有足观，其实非士流之荣也。大学士之名起此。至宋时，即以为宰相兼官矣。
唐时学士院在禁中，凡十厅，南厅五间，北厅五间，中隔花砖道，承旨居北厅第一间，其任最重。
唐制，中书、门下二省皆供奉外官，随朝士入见，谓之内供奉，随翰林院班者，谓之翰林供奉。盖今两殿、两房皆翰林供奉之遗法也。
自唐中叶以后，学士之权重于宰相，如陆贽之在奉天，郑捆之在贞元，裴洎、 【「洎」，原讹作「拍」，兹据旧唐书裴洎传改。】 李绛在元和之初，皆以帷幄密谋决军国大计，用人行政，惟所献替。及其为相，宠遇反不若焉，即有所建白，视在北门亦若少减。地之亲疎不同也。汉所谓不任三公，政归台阁，政如此。
唐时，铨选之法，三品以上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敕授，皆由尚书省奏拟，文属吏部，武属兵部，尚书曰中铨，侍郎曰东西铨。神龙、景云之间，嬖幸用事，选举混淆，无复纲纪。睿宗即位，乃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义、卢从愿为侍郎，姚崇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而文武二选皆称公平矣。彼时尚书侍郎分主选法，品藻甄识，各尽其察，故称平也。后世以天下士人之众委之一人，责既太重，明亦难周，士之不得于仕者必多矣。
景云元年，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大使，此节度使之名所由起也。天宝以后，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赐双节，专制军使，行则建节，树大纛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宋时，其权虽轻，而拜节之礼犹重，节出，拆阁毁屋以示不屈。本朝制臣，各赐旗牌制勅，虽名器不同，而意象相似，然其权任则不及远矣。
唐制，节度使掌兵事，观察使掌民
译江东自陈朝接受禅让以来，国家的政务都由中书省掌管，设有五位舍人分别掌管二十一个局，各自对应尚书省的各个曹司，并作为上司，尚书省只是听命接受而已，这就是中书省地位重要的原因。北朝则重视门下省，三公、尚书如果不兼任侍中的头衔就不能参与政事，这就是门下省地位重要的原因。唐朝则两者并重，后来交替重视，最后重视中书省。
北朝的官制，自大丞相以下，有太宰、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三公。三师，就是太师、太傅、太保，依据古制，上公如果没有功勋德行就不能担任，大将军、大司马被称为“二大”，二大之下才是三公，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司空。三公本是古代的最高官职，其上却增加了这么多官职，如此泛滥而不合经义。这都是因为僭越窃位的臣子地位宠幸已经到极点，互相推崇称颂，于是成为定制罢了。
唐朝时，文官五品以上以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天上朝，称为常参官；武官三品以上每三天上朝一次，称为九参官；武官五品以上每五天上朝一次，称为六参官；文武官九品以上，只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上朝。
唐初，宰相在门下省议事，称为政事堂，等到裴炎担任中书令时，才把政事堂迁到中书省，大概是两省共同聚集在一个厅堂吧。其制度不可知晓。
唐初三省的制度，尚书省有尚书令、仆射，因为太宗曾经担任尚书令，避讳不再设置，以左右仆射为长官；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令，即隋朝的内史；门下省的长官是侍中，即隋朝的纳言，都是正式的宰相。武后初年，改尚书省为文昌台，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为内史。中宗复辟，才恢复旧名。玄宗即位，又改中书省为紫薇省，门下省为黄门省，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然而仆射虽然改称丞相却不同于中书、门下，就不称为宰相。等到天宝元年，又改侍中为左相。
唐高宗任用郭待举、岑长倩、郭一正、魏玄同为宰相，因为他们的资历尚浅，不能与各位宰相同名，又让他们参与政事，与中书、门下共同接受进止平章事，这就是“平章”名称的由来。此时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是真正的宰相，同三品的次之，同平章的又次之。到了宋朝，就以同平章事为正相，而以参知政事为次相，那么宋朝的参知政事就是唐朝的平章。
萧梁有寿光殿学士的称号，殿学的名称从此开始。
唐初设立弘文馆，有学士、直学士的称号，中宗在位时，采纳上官昭容的建议，设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征四时，直学士八人，以象征八节，学士十二人，以象征十二时辰，每次游幸禁苑，没有不全部跟随的，赋诗唱和，让昭容评定甲乙，文采流传虽然值得观看，其实并不是士人流派的荣耀。大学士的名称从此兴起。到了宋朝，就把它作为宰相的兼官了。
唐朝时学士院在禁中，共有十个厅，南厅五间，北厅五间，中间隔着花砖道，承旨住在北厅第一间，他的职责最重。
唐制，中书、门下两省都是供奉外官，随朝士入见，称为内供奉，随翰林院班列的，称为翰林供奉。大概现在两殿、两房都是翰林供奉的遗法。
自从唐朝中叶以后，学士的权力重于宰相，如陆贽在奉天时，郑絪在贞元时，裴洎、李绛在元和初年，都以帷幄密谋决定军国大计，用人行政，只凭他们的献替。等到他们担任宰相，宠遇反而不如从前，即使有所建议，比起在北门时似乎也稍减。地位的亲疏不同啊。汉朝所谓不任用三公，政事归于台阁，政事就是这样。
唐朝时，铨选的方法，三品以上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敕授，都由尚书省奏拟，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尚书称为中铨，侍郎称为东西铨。神龙、景云年间，宠幸用事，选举混淆，没有纲纪。睿宗即位，就任命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义、卢从愿为侍郎，姚崇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而文武两选都称公平了。那时尚书侍郎分主选法，品藻甄识，各尽其察，所以称公平。后世把天下众多士人托付给一人，责任既太重，明察也难以周全，士人不得仕进的必然多了。
景云元年，薛讷担任幽州镇守经略大使，这就是节度使名称的由来。天宝以后，他的职务愈重，受命之日，赐给双节，专制军使，出行时建节，树立大纛入境，州县筑节楼，用鼓角迎接。宋朝时，他的权力虽然减轻，而拜节的礼仪仍然重视，节出，拆阁毁屋以示不屈。本朝制度，各赐旗牌制敕，虽然名器不同，而意象相似，然而他的权任则不及远矣。
唐制，节度使掌管兵事，观察使掌管民事
事，故租、庸催征皆牒观察使司，此初制也。两河藩镇各据疆理，租、庸贡赋不入三司，不知观察之权亦复何在。盖亦有节度兼其职者矣。
译处理事务，所以租税和庸役的催征都通过公文上报给观察使司，这是最初的制度。两河地区的藩镇各自占据辖区，租税、庸役和贡赋都不上缴给三司，不知道观察使的职权又体现在哪里。大概也有节度使兼任观察使职务的情况。
天平节度使。天平即淄、青，淄、青即平卢也。平卢在永平。安禄山既平，肃宗干元元年，节度使王玄志死，朝廷遣中使往抚将士，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于是裨将李怀玉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使，朝廷因而授之，此军中废立之始也。未几，希逸渡海而南，据有淄、青、沂、密、青、齐六州之境，犹冒平卢之号。已而怀玉复逐希逸，复并、登、莱、棣四州，赐名正己。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兖、郓五州，乃自青州徙东平居焉。正己即怀玉也，传师道、师古，及纳而诛，因赐郓号为天平军，故淄青、平卢、天平，其地不同，其为一军之名一也。
高宗仪凤元年，遣大臣分道巡抚，以宰相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左丞崔知悌、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后又谓之存抚，即今巡抚之所由起也。
唐初，遣御史按察十道，即今之巡按。立二十四府都督察所部刺史以下，即今之巡抚。都督旋废，按察复停。其后，改为五十四道，各置采访使，以刺史领之，又一变也。
宋时，宣抚之体甚重，即今之总制也。郑刚中为宣抚副使，大将吴璘官至少师，请讲钧敌之礼，刚中曰：「少师虽尊，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璘乃惶恐听命。近日边帅有爵至三公者，于制府大臣皆用属礼，即此体也。
唐制，御史台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杂事，谓之杂端，不出累月，迁登南省，故亦谓之南床，殿中监察以下，皆禀而随之。盖御史之长，即今之京畿河南道也。
监察御史里行， 【「唐之监察御史」，原作「御察御史」。兹据天启本改。】 以其资历尚浅，未正除御史，先令于御史班内行也。今之试御史，其原盖出于此。
汉之中书令，本宦官也，至江左而为宰相；唐之枢密使，本宦官也，至五代而属外朝。官名之沿革如此。
五代以枢密使为内辅臣，宰相为外辅臣，而枢密之权重于宰相，如宰相兼枢，则得颛大政，如罢枢密之权，但为宰相，其任反轻，亦如唐之左右仆射也。郭崇韬之于庄宗，安重诲之于明宗，皆以佐命元功入为枢密，刑赏陟黜，无不由之，其势然也。后晋太祖惩其横肆，遂废枢密，以印付中书，而宰相之任始专矣。二人勋名相似，际遇亦同，皆以刚愎自用，久擅大权，丛怨四海，以及于祸。总之，不学无术，未闻大臣之道已矣。
唐初枢密之设，盖于政事堂后列五房，有枢密房以总曹务，乃宰相文书之所也。宣宗以后，始设东西枢密两院，以宦者为使，而枢密之任归之，其权与宰相等矣。唐庄宗即位，以豆卢革、卢程同平章事，郭崇韬、张居翰为枢密使，则始以外官为之，而枢密之任亲于宰相，以其与闻密勿也。有宋建国，因五代之旧，以中书为相，枢密为将，谓之两府，而宰相之权重于枢密矣。
唐时，金吾卫属南衙，即今之锦衣，羽林卫属北衙，即今之东厂。李辅国欲选羽林骑士五百以备巡逻，盖欲以北牙禁旅侵南牙之职，故宰相李揆急奏止之，辅国又置察士数十人，潜令于人间察听细事，有所追索，诸司无敢拒者。鱼朝恩专权，亦于北军置狱，使坊市恶少年罗告富室，没其家赀，则成化间之西厂矣。
唐末，两枢密使及左右中尉柄事禁中，与宰相表里，号为中贵，亦称内大臣。枢密即今司礼，中尉即今东厂也。
元用御史台言，各路按察巡行郡邑之法，设官八员，二使留司，副使以下，每岁二月分巡按治，十月还司。已，又改为肃政廉访司，即今按察分巡之规也。其时，按察司官属御史台，即今御史巡历、分巡从行之法，然彼时行台官僚自大中丞以下全设如内，今惟以御史巡按，无行台之设，而巡抚中丞以保厘为职，虽有行台之号，其实不相蒙也。大要本朝之制，以行省为藩司，廉访为臬司，行司为都阃，而中丞同事一方，参有御史之体而不相统摄。此官守之因革于元者也。
元时风
译天平节度使。天平即淄州、青州，淄州、青州即平卢军。平卢军在永平。安禄山叛乱平定后，肃宗干元元年，节度使王玄志去世，朝廷派遣宦官前往安抚将士，并考察军中想要拥立的人，授予他旌节，于是副将李怀玉杀死了王玄志的儿子，推举侯希逸为节度使，朝廷因此任命了他，这是军中废立主帅的开始。不久，侯希逸渡海向南，占据淄州、青州、沂州、密州、青州、齐州六州的疆域，仍然沿用平卢军的称号。后来李怀玉又驱逐了侯希逸，兼并了并州、登州、莱州、棣州四州，被赐名李正己。等到李灵曜作乱，各道军队联合攻打他，所夺取的土地，各自据为己有，李正己又获得了曹州、濮州、徐州、兖州、郓州五州，于是从青州迁到东平居住。李正己就是李怀玉，传位给李师道、李师古，等到李纳被诛杀，于是赐予郓州天平军的称号，所以淄青、平卢、天平，虽然地域不同，但作为一支军队的名称是同一个。
高宗仪凤元年，派遣大臣分道巡抚，任命宰相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左丞崔知悌、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后来又称为存抚，这就是现在巡抚制度的起源。
唐初，派遣御史按察十道，就是现在的巡按。设立二十四府都督督察所管辖的刺史以下官员，就是现在的巡抚。都督很快被废除，按察也再次停止。后来，改为五十四道，各设置采访使，由刺史兼任，这又是一个变化。
宋朝时，宣抚使的体制非常尊贵，就是现在的总制。郑刚中担任宣抚副使，大将吴璘官职升到少师，请求讲论君臣平等的礼仪，郑刚中说：“少师虽然尊贵，仍然只是都统制罢了，如果改变常规礼仪，就是废弃军容。”吴璘于是惶恐地听从命令。近日边疆统帅有爵位升到三公的，对于制府大臣都使用下属的礼节，就是这种体制。
唐制，御史台有侍御史六人，以资历最深的一人管理杂事，称为杂端，不出几个月，就升迁到南省，所以也称为南床，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以下，都禀承并跟随他。大概御史之长，就是现在的京畿河南道御史。
监察御史里行，【“唐之监察御史”，原作“御察御史”。这里根据天启本改正。】因为他们的资历尚浅，没有正式任命为御史，先让他们在御史班内任职。现在的试御史，其根源大概出于此。
汉朝的中书令，本来是宦官，到了东晋时期成为宰相；唐朝的枢密使，本来是宦官，到了五代时期属于外朝。官职名称的沿革就是这样。
五代以枢密使为内辅臣，宰相为外辅臣，而枢密使的权力重于宰相，如果宰相兼任枢密使，就能独揽大政，如果罢免枢密使的权力，只担任宰相，其职责反而减轻，也像唐朝的左右仆射一样。郭崇韬对于后唐庄宗，安重诲对于后唐明宗，都凭借佐命元功入朝担任枢密使，刑罚赏赐、升降黜免，没有不通过他们的，这是形势使然。后晋太祖惩罚他们的专横放肆，于是废除枢密使，将印信交给中书省，而宰相的职责才开始专一。这两人功勋名声相似，际遇也相同，都因为刚愎自用，长期独揽大权，招致四海怨恨，以至于招来祸患。总之，不学无术，没有听闻大臣的道理罢了。
唐初设立枢密使，大概是在政事堂后面排列五房，有枢密房来总管曹务，是宰相文书的地方。宣宗以后，才开始设立东西枢密两院，由宦官担任使职，而枢密使的职责归于他们，其权力与宰相相等了。唐庄宗即位，任命豆卢革、卢程同平章事，郭崇韬、张居翰为枢密使，于是开始由外朝官员担任，而枢密使的职责亲近于宰相，因为他们参与机密事务。宋朝建国，沿袭五代的旧制，以中书省为相，枢密院为将，称为两府，而宰相的权力重于枢密使了。
唐朝时，金吾卫属于南衙，就是现在的锦衣卫，羽林卫属于北衙，就是现在的东厂。李辅国想要挑选羽林骑士五百人来准备巡逻，大概是想用北牙禁军侵犯南牙的职权，所以宰相李揆急忙上奏制止他，李辅国又设置察士几十人，暗中让他们在民间察听细微事情，有所追索，各官府没有敢拒绝的。鱼朝恩专权，也在北军设置监狱，让坊市的恶少年罗织罪名告发富户，没收他们的家产，这就是成化年间的西厂了。
唐末，两枢密使及左右中尉在禁中掌权，与宰相内外呼应，号称中贵，也称内大臣。枢密使就是现在的司礼监，中尉就是现在的东厂。
元朝采用御史台的言论，各路按察使巡行郡邑的方法，设置官员八员，两使留在司署，副使以下，每年二月分巡按治，十月返回司署。后来，又改为肃政廉访司，就是现在按察使分巡的规制。那时，按察司官员隶属于御史台，就是现在御史巡历、分巡随从的法度，然而那时行台官僚从大中丞以下全部设置如同内廷，现在只用御史巡按，没有行台的设置，而巡抚中丞以保全治理为职责，虽然有行台的称号，实际上不相沿袭。大体上本朝的体制，以行省为藩司，廉访司为臬司，行司为都阃，而中丞同事一方，参有御史的体制但不相统摄。这是官职职守因袭变革于元朝的情况。
元朝时风
宪之制，在内诸司有不法者，监察御史劾之，在外诸司有不法者，行台御史劾之，即今在内道长，在外按台之法也。惟所谓行台御史者，竟属行台，岁以八月出巡，四月还治，乃长官差遣，非由朝命，其体轻矣。本朝御史 【「本朝御史」，天启本作「本朝风宪之制，御史」。】 总属内台，奉命出按，一岁而更，与汉遣刺史法同，唐、宋以来皆不及也。
译宪法的制度，对于中央各官署中有违法乱纪的人，由监察御史弹劾；对于地方各官署中有违法乱纪的人，由行台御史弹劾，这就是如今中央由都察院、地方由按察使司进行监察的法度。只是所谓的行台御史，完全隶属于行台，每年八月出巡，四月返回治所，这是长官自行差遣，并非出自朝廷的命令，其地位就轻了。本朝的御史，全部隶属于都察院，奉命外出巡察，一年更换一次，这与汉代派遣刺史的制度相同，唐、宋以来的制度都不如它。
今之指挥使司，即元之万户府也。元人既平江南，于浙东一道置三万户府，高邮、泰州置两万户府，扬州、建康、镇江置七万户府，杭州行省置四万户府。其体貌责任若今都阃之体而权力倍之。国初卫所之设，权力亦重，后稍陵夷，至于今日，其号为指挥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奔走使者之前，若隶卒然，使折冲捍卫以展报国之猷，其将能乎？
春秋时，县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县小。汉有郡国，皆统于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天下至百余州，而郡犹属焉。隋并天下，废郡而存州，州即郡也，炀帝又改州为郡，而州之名废。唐初，又罢郡置州，而郡之名废，其实一也。宋、元以来，设府于州，府即州也。本朝以州属府，则分而为二矣。此郡县名实之辨也。
宋时，大县四千户以上选朝官知，小县三千户以下选京官知，故知县与县令异。县令即古长吏之职，知县则以京朝官之衔知其县事，非外吏也。朝官、京官亦自有别。
元大德七年，郭守敬以先朝旧德，累请谢事，不许。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得致仕，遂着为令。彼所谓翰林者，兼有书画供役之流，所谓太史，即今之钦天台官，非词林也。今制，台官世业天文，不与大察，其年高自愿致仕则听，否，虽七八十岁不解其官，自郭太史始也。
唐、宋时，州郡有孔目之吏，亦谓之都吏，言一孔一目无不总也。后以之名官。
月俸
唐时，一品月俸八千，后以防阁庶仆俸银杂用，以月给之，总称月俸，为钱三万一千。比以今制，俸薪直堂筭之数亦相仿，然唐时犹有职田禄米，一品岁七百石，此为优尔。及至大历以后，权臣月俸有至九十万者，刺史亦皆十万，则不啻倍蓰矣。
开元二十四年，定百官月俸：一品月三十千，二品月二十四千，递至九品，月一千九百有奇。大历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公、宰相每月各一百二十贯文，中书、门下侍郎月各一百贯文，递至杂职，月各一贯九百余文。一贯当是一千。开元之制与今略相仿，大历则溢三倍矣。
唐时，百官皆有职田，其名有二：一谓之职分田，一品十二顷，至九品二顷而止，皆给百里内地；一谓之永业田，一品六十顷，至九品二顷而止，即口分、世业之意也。永泰元年，军兴费剧，百官请纳职田以充军粮， 【「粮」，天启本作「饷」。】 而此不可复矣。宋时犹有公田。惟本朝官仰俸薪，别无给赐，郡邑所在，田皆起科，亦不闻有公田之名。惟边方大将有养廉地土，颇收其入，以代公费，有职田之遣耳。
唐世俸钱，自会昌以后，不复增减，三师二百万，三公百六十万，侍中百五十万，中书令、两省侍郎、左右仆射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百万，节度使三十万，盖计一岁言之也。万当为十缗，二百万则二千缗矣。至北汉刘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国，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较之唐末已为太减矣。乃今一统之盛，宰相月俸犹不能半此，则近代之俸可谓至薄也。
郭子仪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准今银数当作十万两也。亦太甚矣。
代宗时，回纥以马万匹来市，有司患其太多，请市千匹，郭子仪恐违其意，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当时马价，一匹值四十缣，计马万匹当用四十万缣，子仪一岁之俸能市万匹，其时将相之富，可想见矣。史记子仪月入俸钱二万缗，缗为一千，一岁俸入，即今二十四万两矣。
长庆元年，王承元移镇，以钱百万缗赏镇州将士，刘总辞镇，以钱百万缗赏幽州将士。百万缗，当为银百万两也。唐之滥费亦太甚矣。使在今日，以二镇费二百万金，安所措给？第以前段月俸准之，当是十万耳。
唐自中叶以后，军士骄横，赏赉无纪。穆宗即位，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敬宗即位，力不能继，神策军士人赐绢十疋，钱十千，畿内军士又减五千。李逢吉之策也，稍能裁，时人善之，然较之往
译现在的指挥使司，就是元朝的万户府。元人平定江南后，在浙东一道设置三个万户府，在高邮、泰州设置两个万户府，在扬州、建康、镇江设置七个万户府，在杭州行省设置四个万户府。其仪态体貌和责任如同当今都阃（都指挥使）的体制，但权力却是其两倍。明朝初年设立卫所时，权力也很重，后来逐渐衰微，到了今天，那些号称指挥使的人，穿着金紫官服，低眉顺眼、在使者面前奔走，像仆役一样，让他们去抵御敌人、捍卫国家以施展报国的谋略，他们怎么能做到呢？
春秋时期，县大郡小。秦朝统一天下后，郡大县小。汉朝有郡和国，都统辖于州，但州只是分部的名称，有时是十二州，有时是九州。等到南北分裂，天下多达一百多个州，而郡仍然隶属于州。隋朝统一天下，废除郡而保留州，州就是郡。隋炀帝又把州改为郡，于是州的名称被废除。唐朝初年，又废除郡设置州，于是郡的名称被废除，其实两者是一样的。宋朝、元朝以来，在州之上设置府，府就是州。本朝让州隶属于府，于是分为两种了。这就是郡县名实之间的辨析。
宋朝时，四千户以上的大县选拔朝官担任知县，三千户以下的小县选拔京官担任知县，所以知县和县令不同。县令就是古代长吏的职务，知县则是以京朝官的头衔管理该县事务，不是外任官吏。朝官和京官本身也有区别。
元朝大德七年，郭守敬凭借先朝旧臣的德行，多次请求退休，没有被允许。从此，凡是翰林、太史官不得退休，于是定为法令。他们所说的翰林，兼有书画供役之类的人；所说的太史，就是现在的钦天台官，不是词林（翰林院）的人。现在的制度，台官世代从事天文工作，不参与大察（考察），他们年高自愿退休就听任，否则，即使七八十岁也不解除官职，这是从郭太史开始的。
唐朝、宋朝时，州郡有孔目吏，也称为都吏，意思是说一孔一目无不总揽。后来用这个名称来命名官职。
月俸
唐朝时，一品官月俸八千，后来因为防备阁中仆役的俸银杂用，按月供给，总称为月俸，为钱三万一千。拿现在的制度相比，俸薪直接计算的数量也差不多，但唐朝还有职田禄米，一品官每年七百石，这是优厚的。等到到大历年以后，权臣的月俸有高达九十万的，刺史也都达到十万，那就不止是几倍了。
开元二十四年，确定百官月俸：一品官每月三十千，二品官每月二十四千，依次递减到九品官，每月一千九百有余。大历十二年，增加京官俸禄，三公、宰相每月各一百二十贯文，中书、门下侍郎每月各一百贯文，依次递减到杂职，每月各一贯九百余文。一贯相当于一千。开元的制度与现在大致相似，大历则超出了三倍。
唐朝时，百官都有职田，名称有两种：一种叫职分田，一品官十二顷，到九品官二顷为止，都供给在百里内地；一种叫永业田，一品官六十顷，到九品官二顷为止，这就是口分田、世业田的意思。永泰元年，战争费用巨大，百官请求缴纳职田来充作军粮，于是这不可恢复了。宋朝时还有公田。只有本朝官员依靠俸薪，没有别的给赐，郡邑所在，田地都起科征税，也没听说有公田的名称。只有边疆大将有养廉地土，颇收其收入，来代替公费，有职田的遗意罢了。
唐朝的俸钱，自从会昌以后，不再增减，三师二百万，三公一百六十万，侍中一百五十万，中书令、两省侍郎、左右仆射一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一百万，节度使三十万，大概是一年的说法。万应当是十缗，二百万就是二千缗了。到了北汉刘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国，宰相月俸只有一百缗，节度使只有三十缗，比起唐末已经大大减少了。现在一统的盛世，宰相月俸还不及这个的一半，那么近代的俸禄可以说非常微薄了。
郭子仪从河中入朝，代宗命令宰相在他府第设酒，一次宴会费用达到十万缗，按现在的银数应当是十万两。也太过分了。
代宗时，回纥用一万匹马来做买卖，有关部门担心太多，请求买一千匹，郭子仪恐怕违背他们的意思，自己请求拿出一年的俸禄为国家购买。当时的马价，一匹值四十缣，计算一万匹马应当用四十万缣，郭子仪一年的俸禄能买一万匹马，当时将相的富有，可以想见了。史书记载郭子仪月收入俸钱二万缗，缗为一千，一年的俸禄收入，就是现在的二十四万两了。
长庆元年，王承元移镇，用钱百万缗赏赐镇州将士，刘总辞镇，用钱百万缗赏赐幽州将士。百万缗，应当是银百万两。唐朝的浪费也太过分了。如果在今天，用二镇费用二百万金，哪里能筹措供给？只是以前面的月俸来折算，应当是十万罢了。
唐朝自中叶以后，军士骄横，赏赐没有节制。穆宗即位，神策军士兵每人赐钱五十千。敬宗即位，力量不能继续，神策军士兵每人赐绢十匹，钱十千，畿内军士又减少五千。这是李逢吉的策略，稍微能裁减，当时人称赞他，但比起以往
代已为滥矣。宋时，每遇南郊庆礼，大赉六军，至以费用浩烦，久虚大礼，此亦五代积习所致也。我朝养军之费虽不减于前代，而赏赉之格，所损不啻十倍，法可谓善矣。
译五代时期已经流行了这种滥赏的风气。宋朝时，每逢南郊祭天的大庆典礼，都要对六军进行大规模的赏赐，以至于因为费用浩大繁杂，长期荒废了重大的礼仪，这也是五代积习所导致的。我朝供养军队的费用虽然不比前代减少，但赏赐的规格，所节省的费用不止十倍，法令可以说是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