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笔麈卷之三 　迎銮

译事物有关键之处，有关键所在，有些情况不能用常理去推论，而只能凭借形势来化解，这正是策士之所以能取胜的原因。天下万事，有可以做却不去做的，这一定是内心有所顾虑而难以言说，违背其心意去劝说，千言万语也听不进去；探明其心意并掌握关键，一两句就足够了，这就是所谓的“机”。秦桧杀害岳飞，世人认为是为了遵守与金人的盟约，综观实际，并非如此，杀害岳飞的，是高宗的意志，高宗的志向不在于迎回徽宗，而秦桧知道这一点罢了。我朝英宗被俘北去，群臣上疏请求迎回皇帝，甚至再三请求也没有回复，敌酋伯颜、也先索要人质出迎，再三请求也没有回复，等到英宗被送到京城城门，竟然没有一个使者带着行李去迎接圣驾，形势紧迫、情势到了极点，于是英宗自行进入京城，景帝的心思可以知道了。他对各位大臣说：“当时的大位，是你们逼着朕做的。”等到派遣使者进入敌营，又命令他们说：“如果见到也先等人，好好说话，不要削弱了国势。”大概是想要激怒对方从而断绝关系。在这个时候，君臣的大义、骨肉的至情，哪里足以打动他的耳朵呢？只有陈述利害才行。假设有战国时期的策士，一定会劝说他：“现在如果不赶快迎回上皇，敌人每天以上皇的名义，拥着车驾在前面行进，进入居住在边塞之上，攻掠城邑，守边的将领官吏不敢向北发射一支箭，又逼迫上皇传旨，索要金帛犒劳敌人，边臣怎么给他们？一年不迎，一年不停，这是坐着让自己陷入困境。这是小的方面。万一上皇怨恨陛下不迎，随从的大臣中有像喜宁那样的人进献计策，拥着数万胡骑，勾结一两个边将，从甘肃、宁夏进入，一直到达咸阳，恢复正统位号，布告天下，向东向太后请命，陛下怎么处理？周王借狄兵入京，是有先例的。这是远虑。万一有边镇亲王有不轨的图谋，以迎驾为名，在边塞起兵，假托祖训，联合各藩，即使他的阴谋没有得逞，而朝廷已经多事了。只有赶快迎回上皇，奉入皇宫，那么阴谋自然化解，祸难逐渐消除，陛下在深宫之中安枕无忧，与把话柄留给天下而暗中受害相比，哪个更好呢？”这话一说出来，奉迎的使者立刻就被派遣了。而在朝堂上的各位大臣，没有听说有说到这一点的，只是用君臣骨肉的情理进言，当然不会被采纳。为什么呢？因为利害的念头重，必须有比他所忧虑的更严重的情况，才可以进言。

译二

唉！于谦少保的功绩，难道不伟大吗？然而皇帝蒙受耻辱，天下人悲痛欲绝，而少保以国家为重，拥立新君，没有一句话提到迎接旧主，难道不是深谋远虑地考虑祸患，来不及两全其美吗？唉，这也太忍心了吧！这时，距离建文帝时期才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天下没有人认为这是错的，难道不是利害关系之说深深浸染而不可挽回吗？少保曾经感叹说：“这一腔热血，竟洒在何处！”他的话很悲凉。一心可以侍奉百位君主，生死利害，只取决于所遇到的情况，尽我的心意罢了，有什么地方不可以洒血呢？当时，群臣请求迎接旧主，景帝不愿意，如果少保说一句话，未必不被相信；后来，关于更换太子的议论，如果少保以死力争，宪宗皇帝也未必会出宫。犹豫不决，隐忍不发，身死西市，遗恨无穷，能不悲哀吗！“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话，是为君主说的，不是为臣子在送别旧君、侍奉新君之间权衡利弊可以拿来作为决断依据的。至于登上城楼谢罪说：“国家已经有君主了”，这是为了消除敌人的期望，就像分羹的回答一样，难道可以在君臣之间作为私下的议论，以此作为行动的依据吗！而当时那些迂腐迟缓的士人，最终把它当作口头禅，以至于使皇帝受辱于毡帐之中，坦然不问。社稷为重，君主难道成了帽子上装饰的弁髦吗？

藩封

高皇帝创建藩国，封了二十四位王，占据了将近半个天下，只有吴、越没有分封，因为那里土地肥沃；闽、广、滇、僰没有分封，因为那里险阻偏远，考虑得很深远。然而事情有便利之处，不能不灵活变通。就像云南一省，上古时期不归顺，自从纳入版图，就由西平侯世代镇守，黔宁王的功业，百姓官吏敬畏服从，二百多年来，声威教化普及，可以说很便利了。然而沐氏盘踞已久，人心颇为依附，逐渐有了跋扈的志向，比如沐朝弼凶残不道，自犯法纪，朝廷索要两个妇人，直到二十年也没有得到，如果不是当今皇帝英明，逮捕他交给法吏，不几乎像唐朝中叶那样吗？沐氏强大，就会尾大不掉，朝廷的法度不能伸张；沐氏衰弱，就会屏障不稳固，朝廷的威势不能振作，都不是长久之计。不如建立一位亲王，在那里开设府署，将镇守的军队改为护卫，让他统兵管理官吏，与建国初期的各位亲王一样，黔国以下的，都听从节制，对内可以裁抑沐氏不共戴天的野心，对下可以坚定滇人向往教化的意志，即使僰、滇之路声威教化有阻碍，云南还是国家的。假如交趾还没有抛弃的时候，建立一位藩王，让他握兵管理官吏，不与内地诸侯相同，那里的人认为有王，不再产生异心，而交南就长久为所有了，谁愿意把它捐献给夷狄呢？所以元朝统一华夏，六诏、西域都封子弟为王，后来，元帝北逃，梁王保有云南，蜀夏平定后，才进入王化。在西方的人，也最终不能剪除，就封为王，哈密就是这样。这不是已经验证的效果吗？有人说：王而握兵，不会有江右的忧虑吗？这是不懂地势的人。宁王据有江汉的上游，可以说是居高临下，滇南处于一隅的极边，可以说是仰面而攻，哪有仰面而攻可以取胜的呢？而且万里荒远的边疆，想要与中国争衡，那么公孙述就不会在白帝称国，尉佗就不会在南海称帝了。有人说：炎荒遥远的地区，用王亲子弟，不几乎等于流放吗？这也不对。闽、广、滇、贵都是肥沃乐土，百物生长，而齐、鲁、燕、赵之地有不及的，比起山、陕边郡，苦乐又相差悬殊，试取山、陕边郡一个宗室较少的府迁到云南，有不乐意去的吗？唉！天下无事而发表迂阔的言论，人一定笑他狂妄，而且言语在时禁之中，动辄考虑后患，谁肯倡导不急之议来惊吓听者呢？姑且记录下来，以备一策罢了。

唐朝的制度，诸王的食邑不超过一千户，相当于汉朝封一个小侯；公主不超过三百五十户，太平公主独自增加到五千户，可以说奢侈了。本朝公主的食邑不及前代，而亲王的岁禄，本色一万石，则超过唐、宋远矣。

国家分封诸王，礼遇非常隆重，后来宗人繁衍，族属日益疏远，又因为禄粮支给仰赖官府，于是礼数日益衰薄，所以亲王有不接受方镇拜见的，有以刺书名与百官平起平坐的，有守臣传呼而出、郡王引车避开的，有下邑令长进入郡城不谒见亲王的，都不是礼制。新进的书生，不读法令，万一有举祖训来指摘的，有什么话说呢？士君子立官行己，自有正道，不在于以虚文取胜，博取刚峻之名，反而自犯法纪，被识者所笑。最近看到一二近臣出使藩府，就与亲王争礼，在揖让之间取胜，以为不辱君命。我曾经笑他们迂腐。大概事情有同形而异情的。比如出使敌国，折辱敌国之礼是为了尊崇朝廷，怎么可以把敌国外夷看待亲藩而与之争胜？天下一家，自己分设藩篱，这是亵渎君主的大罪，不辱君命在哪里？

恩泽

古时，将相大臣的禄赐很丰厚

译古代与现在相距极为遥远，例如汉代，将领和宰相封侯都拥有封地，而君主的赏赐动辄达到千万之巨，就像赏赐黄金百斤，是对于将领和宰相的常规待遇，按百斤计算，相当于黄金一千六百两，价值白银数千两。又如唐代，宰相的俸禄，每月三千缗，一缗为一千钱，相当于价值三千两黄金。古代的上将、三公，他们的财富与当今的亲王相当，比起一品官的俸禄，何止多出十倍百倍？这也是因为当时物资充裕，公私用度充足，与现在不同。

译汉朝臣子的赏赐，依照官仪所载：腊赐时，大将军、三公各赐钱二十万；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大夫各一万；千石、六百石各一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赐三千。这是旧有的制度。章帝宽厚仁爱，赏赐群臣超过制度规定，那就不止于此了。本朝三大节日只限于赐钞，钞法不行，只当作旧例罢了。世庙在西内，赏赐入值的大臣，常常丰厚优渥，而方士、法官之类，都能得到横赐，只是烦费罢了。今上即位，岁时大节，阁臣、讲官多有金帛赏赐，而六卿以下都不能参与。然而每节耗费数十万，宫中眷属和内臣都仰赖岁时赏赐来自肥，这种趋势不可停止。与前代相比，费用也算节省了。

唐朝制度，文武朝臣在五个时节赐衣，都是把制成的衣服赐给他们。杜甫诗说：“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又说：“赐分双管笔，恩降五铢衣”就是这样。又在那时，百官升迁赐绯，都出自内府。不知道宋朝制度如何。本朝完全没有这个典故。只有百官月俸有折绢的名义，而辅臣侍从间有匪颁的赏赐，也是内帑的文绮，没有成衣。新考中的进士，国子监给罗襕，还保留着古意。

唐初，三品以上赐金装刀、砺石，一品以下则有手巾、筭袋。开元以后，百官在朔望朝参时则佩带筭袋，各自随其所服的颜色，其余日子则不佩带。这就是宋朝鱼袋的制度。本朝文武大臣扈从车驾，则赐绣春刀、椰瓢、茄带，也是这个意思。只是唐、宋通服作为章彩，现在只用来赏赐近臣，而不作为法服罢了。

唐朝赐彩十段，为绢三匹、布三端、绵四屯。如果杂彩十段，为丝布二匹、紬二匹、绫二匹、缦四匹，也叫赐物十段。现在的制度赐衣一袭，为三匹。

三代以下对待臣下的礼节，到前朝极轻，本朝沿袭它，未能复古。只举丧礼一节：两汉时，王公将相下葬那天，天子登门望送，魏、晋在东堂哭吊，六朝君主临吊，到唐、宋还有望送临吊的礼节，本朝，只有开国初的一二元勋有车驾亲临，此后没有再这样的事，只是一品大臣停朝一日，君主穿素服临朝，后来率从省便，只在年终一日并行罢了。然而赐葬赐祭频繁优渥，恐怕前代不能比得上。至于推恩三代，一如见爵，则是千古旷绝的恩典了。

现在元宵节放假，就是唐人赐酺的遗意。唐朝制度，百官在春月旬休，选胜游乐，从宰相到员外郎，共设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玄宗有时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尽欢，这虽然不是三代的法度，也是太平的景象，君臣相悦的风气。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人臣奉官修职，夙夜在公，而用一天的安逸，补偿十天的辛劳，圣人不费事。成祖遇元宵令节，百官休沐十日，饮食快乐，正是这个意思。近年以来，上以文法束缚官吏，下以苛刻核算求取名声，今日禁宴会，明日禁游乐，使阙廷之下，萧然愁苦，没有雍容的气象，而官吏怠于职守，依然如故。好比天道，有煦妪和熙之气游于两间，而后万物发生，百昌皆遂，一定要使凛冽迫惨，没有乐生之心，这接近秋冬敛藏之气了，哪里是用来调和六气之和，养育熙皞之福呢！

汉朝时，每有大庆，就赐民爵一级，不知道其制度如何。唐朝时，如刘知几所陈：“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肆赦，必赐阶勋”，“至于朝野宴集，公私聚会，绯服众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可见当时赐爵的泛滥。然而察其语意，大概是见任庶官普加阶级，而不及平民，与汉朝稍异。宋朝时，每遇郊赦，普赐恩阶，所及虽多而时颇希阔，与唐朝也异。然而都是赏不酬功，举非论德，名器大滥，不足为荣。本朝没有这个法度了。只有覃恩大庆，各与应得锡命作为恩典，较之前代最为得体。

三代，天子巡狩，有召见百年之礼。宋朝时，民间百岁者，部使以其名闻，诏赐粟帛及爵，还保留着古意。近时这个法度不行，山泽之民，有年至百岁而长吏不知道的，老老之仁，荡然无存了。万历辛卯年，武林锺化民巡按山东，行部登、莱海上，恰逢养老之令，询访二郡境内八十、九十者，召至行台，面加存问，至绘为一图，中间至九十以上者，几十人，可谓奉行德意，有三代的遗风了。而时俗目为迂远不急，俗之敝也久矣。

国体

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但其体严耳。宋朝时，待下有礼，然而至于兵败必诛，赃罪必

译刑罚，从来没有因为姑息迁就而保全表面体面的。本朝没有那种宽恩礼遇，法律却也不能严格执行，甚至打了败仗的将领可以不处死，贪污巨万的官吏仅仅被罢免官职，这是连吞舟大鱼都能漏网的疏漏。至于那些轻微的刑名案件，却毫不宽容，反而像凝脂一样细密严苛，这样轻重就都失当了。

译宫禁是朝廷的仪容，自然应当以壮丽来显示威仪，不必羡慕雅淡素朴的名声，削去文采，从而亵渎了君临臣下的体统。宣和年间，艮岳的苑囿，都仿照江南的白墙民居，不加文采修饰，又多为乡村野店，宛如山林，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我看近日都城，也有这种弊病，衣服器物不崇尚漆饰增添，多仿效下属百姓的风气，以雅淡素朴为高雅。这在山林隐士那里，确实不俗，至于贵官显达之人，衣冠车马服饰，对上完备国家仪容，对下明确官职职守，所谓彰显声名文物作为规范仪则，却顺从田野之风，曲意迎合山林的意趣，这就不是盛世景象了。

唐庄宗苦于宫中湿热，想选择高凉的地方，都不合心意，宦官于是说：“臣见长安极盛时，大明、兴庆的楼观数以百计，如今宅第家中竟没有避暑的地方，宫殿的盛况，不及当时的公卿宅第罢了。”这虽然是迎合的话，但实际上，两京极盛时，公卿宅第有比洛州行宫更奢侈的，盛衰的迹象，由此可以看见。因此考察汉、唐以来，将相大臣俸禄赏赐丰厚，居住处所华丽盛大，类似王侯，下到宋、元，稍显不及，到我朝，则更加节俭了。勋臣世袭爵位，往日颇为繁华，近日窘迫已极，只有亲藩、宦官还觉得华丽奢侈，文臣位至极品，只是一个穷书生居住罢了，寄居都市，与平民相同，元辅的居所，容不下转马，其他可想而知。这对于士风确实雅正，但对于国家仪容则不够完备了。

天下的财力只有这么多，不在此处就在那处。汉代离宫别馆多达百千，崇丽高耸入天。宋、元以来，正衙之外，离宫很少。至于本朝，则大内的宫殿也只有一二座，而都城内外寺观数十上百所，金碧辉煌，大致如同帝王居所，那么汉代离宫的盛况，就化为佛土了。前代公卿大臣，居住饮食不减王侯，本朝即使是元勋大臣，自我奉养俭朴简陋，而亲藩有土之贵，宫廷服用与君主相当，那么汉、唐大臣的享用，归于天潢贵胄了。人臣的盛况归于天潢，固然理所应当，人主的居所化为佛土，不也太过分了吗！

汉代，郡国守相在长安设置邸舍，唐代各路大使都有进奏院，宋真宗时在京城设置朝集院，凡是升朝官员到京城，都住在院中，官府供给公券，兵士随从值班，只可到朝堂省部，不得去别处，这办法也很好。如今入京觐见的司府等官，都自己租赁民居，等到考察时坐在棚子里，如同拘禁囚犯，非常没有体面。如果让一省自备公费，各自设置一邸，以接待朝集的官吏，也是大体。如今上下互相考察，稽查考核严密，而纲纪所在，却视为不急，没有不认为我的话迂腐的。

大明门前府部对列，棋盘街百货云集，这是向来离宫的景象。往日五部升堂，有时到午时，我在南宫，自恐耽误时间失事，且显示怠慢迟缓，命令巳时升堂，颇觉严肃。几天后，偶然找一本书，到部门书肆寻找，却因堂事早已完毕，投文的人散去，书肆也随之撤走。我因此后悔说：“错了。”五部在天街左侧，天下士人工商各持文书到来，等候谒见未出，就不免在天街盘桓，有所贸易，所以常常整天喧嚣，归市不绝，如果让都在巳刻完事，等候的人都散去，市肆没有交易，也都早撤，那么日中的景象反而觉得寥廓，不是国门丰裕的景象了。因此感叹前人做事都有深思，正不可以一时意见妄自更改。况且部堂政务，关乎朝廷大体，与有司法守不同，也不必羡慕勤敏的名声，失去博大的体统。因此命令所司，投牒升堂一如旧例。

仪司【“仪司”，天启本作“仪制司”。】收集进表的包袱，分送三堂，供给傔从的衣服，这是古所谓收集上书囊来做帷帐的，虽然未大伤，但对于大臣体面，也属不雅。如果将这项留作三堂公用，如出门中火及柬套、书帙的费用从中取足，一年可得数十金，也颇够用。祠司既无别项支费，教坊编派势不可免，宜将各项名役尽行裁革，留作写字名色，遇到内府文移有所需索，令其稍备锱铢，以应其索，也未为过，只用来供给堂司，则甚失体统。

管子治理齐国，设置女闾七百，征收其夜合之资，以助军旅，这在王政看来，口不忍道，即使后世言利之臣，也未尝榷算及此，这也可鄙至极。而近日所在官司，竟有税及此等的，如临清之差役，通州之饩程，多取于此。这是弊政应当革除的。不但有司，乃至礼部堂司，出入供需，有时令教坊人役治具跟随，这是最不美的事。当在部时，屡次想裁革，因请假匆匆，未及设立章程，只遇公出，令所司别具资费给赏其人罢了。这在必然应当革除而另议公费是可以的。后有贤者亟行之。

沈大宗伯在部，于礼教风俗锐意匡正，前后所奏禁奢抑浮不下数疏。一日，说

译等到提到倡优这一类人，最败坏社会风气，（沈公）打算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全部淘汰清除。我说：“这恐怕做不到，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类人，先王用礼制来防范百姓，却无法废除他们，必定有其原因。为什么呢？天地间的六种气候，自然有一种邪气污浊，必须让它有所宣泄疏通，然后清明之气才能保持完整。譬如大的都城和都会，一定要有沟渠来排泄污秽，否则，百姓家门庭院之内，都会积留污秽浊气了。先王挽救风俗的微妙权宜之计，有些是不可以明白解释的，存在而不过问就可以了。”沈公认为我说的对，于是停止了这件事。

译夏代、商代、周代之后，国家体制的尊贵，没有比得上我朝的。比如汉、唐盛世，与匈奴、乌孙还称甥舅之礼，宋朝全盛时期，与契丹为兄弟之国，这是他们最尊贵的时候。本朝控制四方夷狄，都成为臣妾，北方虏寇的后裔，叩头接受赏赐，即使是他们的君长，也不敢与边境大臣对抗违逆，其他西域各夷，自称奴婢，比起称甥舅兄弟的国家，何止是天壤之别？然而近日一两个小夷在境外违背教化，在朝廷看来，如同蚊虻癣疥，而当事的大臣，不及远查前代，议论事情、提出谋划，称引失当，几乎拿唐、宋末年来相比，况且不仅事机不合，在名义体制上，也严重失当。辱国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曾经说天下的事情，有不可拘泥固执地谈论的，因时制宜，在于人的处置罢了。万历乙亥年，西域进献千里马，养在官邸中，礼部尚书用部文核实，不上奏，当时认为得体。我私下认为不然。为什么呢？那远方的人仰慕义理，从万里之外进献马，又让他带着回去，以为朝廷吝惜赏马的费用，心里一定不快，不如用诏旨携带，而赏赐他路途的费用，与所献的马大致相当，否则，接受它交给北边作为侦察骑兵，可以显示给西域，不看重他们的马，以折服他们的心，可以显示给北夷，中国侦察瞭望有西域宝马。这与朝廷的体制无损，而事情又两全其美。却只拿汉文帝卖马的事来相比，就迂腐了。千里马，是天方国所献，当时仪部唐鹤征主持会同馆，曾邀请我们几个人前往观看，马是青骢色，耳朵像竹篾，鹿头鹤颈，不太肥大，而神骏奇特，意态闲远，走在丹墀上，盘旋如风，遗憾没看见它奔驰一次。因此想起李、杜诗中所称，大概不是虚语。

唐朝时，禁止京城乞丐，在诸寺分设病坊来供养他们，也称为悲田院，就是现在的蜡烛、幡竿二寺。自古都会之地，乞丐游食的人众多，所以唐、宋以来，都有悲田的设置，只是不知道当时有关部门执行如何。如今蜡烛、幡竿二寺，所养的贫民不及万分之一，而叫喊饥饿冻馁充满天街，以至于不可听闻，那么二寺的设置又有什么用？公卿大老有带着钱随从的，车马经过，就散给乞丐，每当呵斥开道，罗列道旁，小民相传以为美谈，这就是所谓施惠而不知为政。身为公卿，海角一夫，都使得所，朝廷之下，流离叫号，是谁造成的？而乞求给一钱作为私惠，如同里巷妇人做的事，岂止是不知职掌，也不是用来壮大国容的。

谷山笔麈卷之四 相鉴

宋朝时，宰相省阅进奏文书，同列多不参与。熙宁初年，唐介参政，对首相曾公亮说：“身在政府而事情不参与，皇上如果有问，用什么话回答？”于是一起省阅。后来就成为常例。唐介的请求，曾公亮的听从，都是政体。朝廷防备宰相专权，设置参知政事作为陪贰，而不参与省阅，职守在哪里？权势所归，不免专擅，由来已久了。本朝六部奏疏，惯例都是三堂同署，而谋划源委，左右二卿往往不得参与，只有奏牍已成，吏衙纸尾请署，二卿以形式回避，也不问所从，至于曹铨进退人才，颇关要秘，甚至在朝廷已闻，而两堂不知，只有太宰一人与选郎决定，这不是与众共之的意义。正卿与郎吏为密，视同列为外人，及有不当上心，奉旨对状，左右二卿又难以不知为解，是不让他参与谋划而让他同受谴责。岂止是政体有失，也不是人情，而积重难返，至于成习，不也奇怪吗！内阁本揭署名，体制也类似，往往还有密揭，就更无从参与了。台衡之地，遂树荆榛，可慨叹了！

首相的权力，自古为重，贾似道当国，叶梦鼎为右相，有诉求恩泽的人，梦鼎认为可以，似道认为不是自己出的，罢免省吏数人，梦鼎怒曰：“我断不为陈自强。”即上疏，又为似道所阻，于是引杜衍故事，单车宵遁，可谓不降志了。大体次相的体制，取拱默为容，引嫌自避，稍涉可否，便是异同，相沿成俗，牢不可破，都要是叔季之风。今元凯岳牧集于一堂，同心一德，甲可乙否，不失为和，安取此琐琐形神为也？

宋王珪，自政府至为首揆，凡十六年，无所建明，有“三旨相公”之目，传笑史册。本朝泰陵在位，渊嘿日久，一日召见辅臣，有所访问，猝不能对，但叩头呼万岁而已，当时目为“万岁阁老”，可作一对。

贵溪夏言以大礼得幸，从都给事中迁御史中丞、翰林学士，遂至大用，世庙眷礼宠遇，无所不至。其后，上于宫中祈祷，禁直大臣皆赐星冠，夏不受，上大恨之，即赐策免。已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