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笔麈卷之十 谨礼
谷山笔麈卷之十 谨礼
本朝承胜国之后，上下之分太严，二祖、仁、宣时犹与侍臣坐论，英庙稚年即位，相接颇稀，以后中贵日倨，堂陛日隔，即密勿大臣，无坐对之礼矣。今上礼御儒臣，优于前世，讲筵接以揖让，称以先生，皆殊礼也。第行在讲幄，岁时从相君以下与赐服食，每有宣赐，相君第具一公疏上谢，遣阁校领至私第，竟不诣廷一拜，即次日进讲，亦不一叩首，窃甚以为嗛。古人君臣之礼极严，即万石君传所载：「上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恭谨如此。今平交执友有所问遗，未有见而不一揖者，况君上之赐，直受而无一言，心何以安？业从众人之后，不敢有异，惟御赐颁及，无问服食时鲜，即一鱼一蔬，皆顿首拜受，焚香献之祖考，乃敢尝尔。又目睹江陵一事，如班赐诰命，百官朝服，唱名给散，而内阁不出，止遣典籍代领。夫赐命之典，古之所谓虎拜稽首者，内阁到桥南不数武，而安坐阁中，使从吏代受，甚非事君之礼也。
凡臣子对君称谓有体，李泌对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见肃宗、代宗于天上？」此称谓法也。凡人言死则曰「见某于地下」，人主之祖、父则曰「见于天上」，此不可不知。嘉靖中，上在西城召太医令徐伟入胗龙脉，进殿蒲伏膝行，见上倨坐小床，龙衣曳地，不敢以膝压衣，奏曰：「皇上龙衣在地上，臣不敢前。」上遽以手抠衣，出腕而胗，伟但一时语耳。出至直庐，手札赐内阁曰：「伟适胗脉，称『衣在地上』，足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云云。赏赉甚厚。伟见札惶惧失色，自谓若有神佑，设使误称「地下」，罪万死矣。盖世庙严而多忌，误有所犯，罪至不宥，而伟偶中上旨，非虑所及，故且喜且惧耳。此与泌「天上」之称，亦偶合矣。
万历丁亥，有言者请复午朝，疏入，报闻，未有成命也。一日，同沈公在部，将至巳刻，忽传午朝，追班百官且惊且喜，踉跄奔趋，行至东长安门，已闻鼓声，则益张皇疾奔，惟恐后至，予且行且告沈公：「此未必朝，且恐有他，礼官姑徐行以俟，不可争先而进，以骇瞻望，政使失朝，所失反小。」沈公以为然。及至赏房，各部诸公皆已先至，而驾竟未出也。入内探之，茫无影响，乃钟鼓司内使误闻传说，直上鸣鼓，而会极门内使因即扫除内座，以待临幸。总之，皆误也。此亦讹言之妖矣。大臣当此类事，不宜轻遽。
予在南宫，一日早朝后至，点查列名，当事中贵遣阁校来言：欲隐予名，以是市交。予亟遣人驰谢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为大臣，岂敢以欺自处？可列吾名以上，如有所隐，当上书自首，反于中贵不便。」其人惭惧而止。盖失朝之罪不过夺俸，何忍以是欺上？且中贵以此市交，他日请托横至，何以应之？正宜谢绝为当耳。
近日大臣，多因子被攻击称病求去，尽废面辞之礼，闻命之日，促装就道，早夜启行，帷车而出，故旧官僚或不及面。具疏辞谢，往往自谓得请，故作出樊之态，此皆内含悻愤，外示狷洁，既非人情，亦非臣礼，吾甚不取也。辛卯九月，九疏陈请，蒙恩予告，敕使再临，予方以为荣宠，而诸公狃于故习，谓予必朝发夕行，不肯信宿。予笑曰：「何为乃尔？人臣位至上卿，得请而去，主上恩礼周渥，有光行色，此在古人，方且侈为画图，耀诸简册，有何不荣？而故为悻悻之迹！吾必不然。」翌日，具疏陈谢，又三日，具疏辞。疏中数语曰：「江湖迹远，虽稍隔于瞻依；臣子情深，实无分于去就。举头见日，终身戴天，击壤可以咏太平，呼嵩可以祝圣寿。」末缀数联，劝上讲学勤政，早正大本云云。又数日出城，以日高登车，送客满路，皆与揖别，惟请告之礼不设酒尔。是日，诸公以予必循故事，未明而出，皆遣吏持刺候于郊门，及至日高未出，乃始趋至城外，相候一别。予谓，去就之礼，自觉不差。惟葛端肃公去时颇同此意，他公皆不尔也。
建言
今
译谷山笔麈卷之十 谨礼
本朝继承前朝之后，上下尊卑的界限过于严格。太祖、太宗以及仁宗、宣宗时期，皇帝尚且与侍臣坐着讨论政事；英宗年幼即位，与臣下接见很少；此后宦官日益傲慢，君臣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即使是机密重臣，也没有坐着的礼节了。当今皇上礼遇儒臣，优于前代，在讲经筵席上以揖让之礼接待，称呼为“先生”，都是特殊的礼遇。只是在行在讲筵时，每年按时令由宰相以下官员受赐服饰食物，每当有宣赐，宰相只准备一道公疏上表谢恩，派遣阁校领到私宅，竟然不去朝廷拜谢一次；即使第二天进讲，也不叩首一次，我私下里对此深感遗憾。古代君臣之礼极其严格，即使《万石君传》中记载：“皇上赐食于家中，必定叩头俯伏而食，如同在皇上面前一样。”其恭敬谨慎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平辈朋友有所馈赠，没有见面而不作揖的，何况是君上的赏赐，直接接受而无一言谢恩，内心怎能安宁？我既然跟随众人之后，不敢有异，只是御赐颁给时，无论服饰食物还是时令鲜品，即使是一条鱼、一棵菜，都叩头拜受，焚香献给祖先，才敢品尝。又亲眼目睹张居正的一件事，比如颁赐诰命，百官穿朝服，唱名分发，而内阁不出席，只派遣典籍代替领取。颁赐诰命的典礼，是古代所说的虎拜稽首的礼节，内阁距离桥南不过几步路，却安然坐在阁中，让随从吏员代受，非常不符合事奉君王的礼节。
凡是臣子对君主的称谓有体制，李泌对唐德宗说：“臣如果苟且迎合以求取容悦，拿什么在天上见肃宗、代宗呢？”这是称谓的法度。一般人说话提到死亡就说“在地下见某人”，而人主的祖、父则说“在天上见”，这是不可不知的。嘉靖年间，皇上在西城召太医令徐伟入宫诊脉，徐伟进入殿内匍匐膝行，见皇上傲慢地坐在小床上，龙袍拖在地上，不敢用膝盖压住龙袍，奏道：“皇上龙袍在地上，臣不敢上前。”皇上立刻用手提起龙袍，露出手腕让他诊脉，徐伟只是一时失言罢了。出来后到了直庐，皇上亲手写札赐给内阁说：“徐伟刚才诊脉，说‘衣在地上’，足以看出他的忠爱。地上，是人；地下，是鬼。”等等。赏赐非常丰厚。徐伟看到札子惶恐失色，自认为若有神明保佑，假如误称“地下”，罪该万死了。大概世宗皇帝严厉而多忌讳，误有所冒犯，罪至不赦，而徐伟偶然符合皇上旨意，不是他所能预料到的，所以又喜又惧罢了。这与李泌“天上”的称谓，也是偶然相合了。
万历丁亥年，有言官请求恢复午朝，奏疏呈入，报知皇上，没有成命。一天，我与沈公在部衙，快到巳时，忽然传令午朝，追班百官又惊又喜，踉跄奔跑，走到东长安门，已听到鼓声，就更加慌张疾奔，惟恐落后，我一边走一边告诉沈公：“这未必是朝会，恐怕另有事情，礼官姑且慢行等待，不可争先而入，以惊动观望的人，即使失朝，所失反而小。”沈公认为是对的。等到赏房，各部各位公卿都已先到，而皇上竟然没有出来。入内探问，毫无消息，原来是钟鼓司内使误听传说，直接上去鸣鼓，而会极门内使因此就扫除内座，等待皇上临幸。总之，都是误会。这也是讹言之妖了。大臣遇到这类事情，不宜轻率。
我在南宫任职时，一天早朝迟到，点查列名，当事宦官派遣阁校来说：想隐去我的名字，以此结交。我急忙派人驰谢说：“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为大臣，岂敢以欺君自处？可以列我的名字上报，如有隐瞒，当上书自首，反而对宦官不便。”那人惭愧恐惧而停止。大概失朝的罪不过夺俸，何忍以此欺上？况且宦官以此结交，日后请托横生，如何应对？正宜谢绝才是恰当。
近日大臣，多因子被攻击称病求去，完全废除了当面辞别的礼节，听到命令之日，催促装束上路，早晚启程，帷车而出，故旧官僚或不及见面。具疏辞谢，往往自认为得请，故作出樊之态，这都是内含悻愤，外示狷洁，既非人情，亦非臣礼，我非常不取。辛卯九月，九疏陈请，蒙恩予告，敕使再临，我正以为荣宠，而各位公卿习于故习，认为我必朝发夕行，不肯信宿。我笑着说：“为何如此？人臣位至上卿，得请而去，主上恩礼周渥，有光行色，这在古人，方且侈为画图，耀诸简册，有何不荣？而故作悻悻之迹！我必不然。”第二天，具疏陈谢，又三天，具疏辞。疏中数语说：“江湖迹远，虽稍隔于瞻依；臣子情深，实无分于去就。举头见日，终身戴天，击壤可以咏太平，呼嵩可以祝圣寿。”末尾缀数联，劝皇上讲学勤政，早正大本等等。又数日出城，以日高登车，送客满路，皆与揖别，惟请告之礼不设酒罢了。是日，各位公卿认为我必循故事，未明而出，皆遣吏持刺候于郊门，等到日高未出，才趋至城外，相候一别。我认为，去就之礼，自觉不差。只有葛端肃公去时颇同此意，其他公卿都不这样。
建言
今
制，相传台谏风闻言事，考之令典，无所证据，心窃疑之。后读唐史，武后以术制诰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御史，得互相弹劾，率以隐诐相倾覆，此风闻言事之始也。夫人之功罪必有其实，按名责实，犹恐不称，况以风闻？武后之令，盖罗织告密之别名耳，而承平之世习为典故，不知其出于此也。
译诏书中说，相传台谏官员可以凭传闻议论政事，我考察历代法典，却找不到依据，心里暗自怀疑。后来阅读《唐史》，得知武则天用权术控制朝廷，允许谏官和御史凭传闻弹劾，从御史大夫到监察御史，可以互相弹劾，大多以阴险狡诈的手段互相倾轧，这就是“风闻言事”的开端。人的功过罪责必定有事实依据，按照名分追究实际，尚且担心名不副实，何况仅凭传闻？武则天的这道命令，不过是罗织罪名、鼓励告密的另一种说法罢了，而太平盛世却沿袭它作为惯例，却不知道它源自于此。
门籍之名起于唐，其制，记官爵姓名，一月一易，非迁解不除，即今制也。第彼时有门籍者，皆得出入殿廷，直至御前，如其无门籍者，如有急奏，许门司仗家引奏，无得关碍。故贞观以来，群臣士庶皆得进言。李林甫擅权，群臣奏事有不谘宰相者，则托以他事阴中之，然犹未敢明禁百司之奏事也。元载为相，乃请百官论事先白长官，宰相定其可否，然后奏闻，则明为杜塞言路之谋， 【「之谋」，天启本作「权谋」。】 载之拒谏擅主，又甚于林甫矣。尝虚心论之：谏官御史有所论列，先白宰相，非体也；六曹郎吏有所建白，不关长官，亦非体也。何也？台谏职在言责，于天下事无所不当论，如必先白宰相，则言责杜矣，故不可也；郎官职在官守， 【「郎官」，天启本作「郎吏」。】 其所守之官，即长官之职也，有所建白，当先咨之长官，长官不能行，然后闻之于上可也，如必越职有言，而不使长官与闻，则官守亦紊矣，故不可也。台谏不白宰相谓之尽职，郎吏不白长官谓之越职，相似而实不同。但以元载之奸，意在塞谏，非为官守言责计也。
宋孝宗时，因补阙薛叔似论列时相，谓曰：「卿等以补阙、拾遗为名，专主规正君上，不任纠劾，今所奏乃类弹击，甚非设官命名之意。」盖拾、补两省僚属，官为侍从，与台谏不同，故孝宗以此谕之。本朝六科给事中， 【「给事中」，原作「给事」，兹据天启本改。】 沿门下旧僚，主于封驳，各道御史，沿台官之旧，主于弹击，今皆以纠劾为事，亦非设官意也。
宋理宗置籍中书，记谏官御史言事，岁终考其成绩，此法甚善。若使铨曹年例考察，皆取任内建白以为上下，而不必以暧昧之过、飞摇之辞为定官之殿最，即有分处，亦将无辞矣。
唐史一事甚类今日。中丞姚廷筠奏：「比见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无大小，皆悉闻奏，至修一水窦，伐一枯木，皆取断宸衷」云云。盖上要下烦，上烦下乱，若米盐琐细一一上闻，则所遗者反大矣。一则法网太密，不得伸缩，一则大臣权轻，不得展布，其究反成弥文，无益于国也。
明刑
古时受赃，法极重，如唐肃宗上元间，或告宰相第五琦受人金三百两，遣御史按之，遂坐长流，可谓重矣。近世，赃吏受财五百以上，法方遣戍，其泛指赃数不可核实者，即至千万，不过罢免。又肃宗时，宦官受财为人求官于宰相吕諲，事觉，宦官杖死，諲亦罢免。近时，中贵请托宰相，如取如携，纵遇事发，不过革退，未闻杖死，亦未有连坐宰相者。盖今之人情似刻而实纵，今之法纪似密而实疏也。
唐代宗时，优崇宦官，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阁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空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德宗知其弊，有中使受方镇之赂，杖而流之，自是皆莫敢受，可见中官求索乃古今通弊也。近世此风尤甚，阁部大臣奉旨、宣赐、问劳，皆厚有赠遗，即传一旨至部，亦不空还。在今视为固然，不以为异，其实，中涓奉旨临问，大臣即少有劳遗，亦不为过，惟不当苦索耳。至于宣索州县，毒流吏民，则蠹政之大者。乃至勋臣持节册封亲王，索至千金不已，文臣为副使，杯盘花币亦皆不受，相悬如此。彼诚何心，独不知愧。此皆所当惩革者也。
元载为相，主书卓英倩窃权用事，士之求进者，非结英倩无由自达。元和初，有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权珰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内中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罪发赐死，籍其家财，可数千万。此辈近亦有之。中书省吏谓之主书，堂后主书尤其亲密，即宋之堂后官也。此辈外挟宰相以要士夫，内挟中贵以钤宰相，一时不得，则血脉不通，政多龃龉，此其数千万宜尔。
咸通中，路岩为相，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言者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边咸者，岩之亲吏也，与卓英倩、滑涣同。考之近事，亦颇有之，如权相纪纲号七与九者，破其家
译门籍这一名称始于唐代，其制度是记录官员的爵位和姓名，每月更换一次，除非升迁或解职，否则不予注销，这就是现在的制度。只是当时拥有门籍的人，都可以出入宫殿庭院，直至御前；如果没有门籍的人，如果有紧急奏报，允许门司的侍卫引导上奏，不得阻拦。因此从贞观年间以来，群臣和士人百姓都能进言。李林甫专权时，群臣上奏如果有不咨询宰相的，他就借口其他事情暗中陷害，但尚不敢公开禁止各部门上奏。元载担任宰相时，便请求百官议论政事先向长官报告，由宰相决定可否，然后才上奏皇帝，这显然是堵塞言路的阴谋，元载拒绝劝谏、独断专行，比李林甫更甚。曾经虚心讨论过：谏官御史有所议论，先向宰相报告，不符合体制；六部的郎官有所建议，不经过长官，也不符合体制。为什么呢？台谏的职责在于言责，对于天下事务没有不该议论的，如果必须先向宰相报告，那么言责就被堵塞了，所以不可以；郎官的职责在于职守，他所负责的官职，就是长官的职责，有所建议，应当先咨询长官，长官不能施行，然后上报给上级是可以的，如果一定要越职进言，而不让长官知晓，那么职守就混乱了，所以不可以。台谏不向宰相报告叫做尽职，郎官不向长官报告叫做越职，看似相似实则不同。只是因为元载奸邪，意在堵塞谏言，并非为职守和言责考虑。
宋孝宗时，因为补阙薛叔似议论当时的宰相，孝宗对他说：“你们以补阙、拾遗为名，专门负责规劝纠正君主，不负责纠察弹劾，现在所上奏的却类似弹劾，非常不符合设置官职命名的本意。”大概拾遗、补阙两省的僚属，官职属于侍从，与台谏不同，所以孝宗以此晓谕他。本朝六科的给事中，沿袭门下省的旧僚属，主要职责是封驳诏令，各道的御史，沿袭台官的旧制，主要职责是弹劾，现在都以纠察弹劾为事，也不符合设置官职的本意。
宋理宗在中书省设立簿籍，记录谏官御史进言的事，年终考核他们的成绩，这个方法很好。如果让铨选部门每年例行考察，都依据任职期间的建议作为评定优劣的标准，而不必以暧昧不明的过错、浮夸不实的话作为评定官员升降的依据，即使有分别对待，也将没有怨言了。
唐代有一件事很像今天。中丞姚廷筠上奏说：“近来看到各部门不遵守律令格式，事情无论大小，都全部上报，甚至修理一个水沟，砍伐一棵枯树，都要取旨于皇帝”等等。上面要求多下面就烦扰，上面烦扰下面就混乱，如果像米盐那样琐碎的事一一上报，那么遗漏的大事反而更多了。一方面法网太密，不能伸缩，一方面大臣权力轻，不能施展，最终反而形成虚文，对国家没有益处。
严明刑罚
古代收受赃款，法律极重，比如唐肃宗上元年间，有人告发宰相第五琦收受黄金三百两，派遣御史查办，于是判处长期流放，可以说是重了。近代，赃官收受财物五百以上，法律才判处戍边，那些泛指赃款数目无法核实的人，即使达到千万，也不过罢免。又比如肃宗时，宦官收受财物替人向宰相吕諲求官，事情败露，宦官被杖杀，吕諲也被罢免。近代，宦官请托宰相，如同取物一样容易，即使遇到事发，也不过革职，没听说杖杀的，也没有连坐宰相的。大概现在的人情看似苛刻实则纵容，现在的法纪看似严密实则疏漏。
唐代宗时，优待尊崇宦官，公然索取贿赂，无所忌惮。宰相曾在阁中储存钱财，每次赐予物品、宣示旨意，没有空手而回的。出使所经过的州县，发文索取财物与赋税相同，都满载而归。德宗知道这种弊端，有宦官接受藩镇的贿赂，被杖责并流放，从此都不敢再收，可见宦官索取贿赂是古今共同的弊病。近代这种风气尤其严重，内阁六部大臣奉旨、宣赐、慰问，都有丰厚的赠礼，即使传达一道旨意到部里，也不空手而回。现在视为理所当然，不以为异，其实，宦官奉旨前来慰问，大臣稍微有些劳赠，也不算过分，只是不应该苦苦索取罢了。至于向州县宣索，毒害官吏百姓，则是损害政治的大害。甚至勋臣持节册封亲王，索取千金不止，文臣作为副使，杯盘花币都不接受，相差如此之大。他们究竟是什么心思，难道不知羞愧。这些都是应当惩治革除的。
元载担任宰相，主书卓英倩窃权用事，士人想要进身，不结交卓英倩就无法自达。元和初年，有堂后主书滑涣长期在中书省，与有权势的宦官勾结，宰相议事，有与宫内意见不同的，让滑涣传达意思，常常得逞，罪行败露被赐死，抄没他家财，可达数千万。这类人近代也有。中书省的吏员称为主书，堂后主书尤其亲密，就是宋代的堂后官。这类人对外挟制宰相要挟士人，对内挟制宦官控制宰相，一时不通畅，就血脉不通，政事多有不协调，这数千万的家产是理所当然的。
咸通年间，路岩担任宰相，颇通贿赂，左右亲信用事，进言的人请求抄没边咸一家，可以供养军队两年。边咸是路岩的亲信吏员，与卓英倩、滑涣同类。考察近代的事情，也颇有此类，比如权相纪纲号称七与九的，抄没他家
窦参为相，其族子名申者为给事中，招权受赂。参每迁除朝士，常与申议，申因先报其人，时以喜鹊目之。及参赐死，申亦杖杀，喜鹊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为喜鹊者，可以戒矣。
德宗既贬窦参，欲籍其家，陆贽谏曰：「在法，反逆者，尽没其财，赃污者，止惩所犯，皆须结正施刑，然后收籍。今罪法未详，已存宽贷，若簿录其家，恐以财伤义。」德宗不听，竟赐参死而籍其家。唐法如此者多矣。盖籍没之法，因种族其家，然后奴婢货财皆为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则家固无恙，从而籍之，不相中矣。近日一事与此相类，而在事之臣无引贽语以进者，刑政一失，其可收乎？
宪宗既诛李锜，有司籍其家财，学士裴洎、李绛请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田租，宪宗嘉叹，即从其言，此事可以后法。盖割剥六州之民以富其家，故即以其所有，宽六州之民也。近日江西、湖广乃以二相籍没，累及阖省，而所籍之财尽入内帑，于主德民瘼均有损焉。使当事诸公肯举李锜故事为明主告，未有不嘉叹也，而坐视无策，付之窃叹，惜哉！
汉时籍没臣民，以其妻女没为官婢，所谓鬼薪、白粲之类，在诸司官府充造作之役，非没为宫女也。及唐时，籍没大臣，以其妻女没入掖廷，谓之填宫，色才出众者，往往得侍人主，此最无道之甚者。本朝绝无此法，惟叛逆之家男子给配功臣为奴尔。正大仁厚之体，自三代以来所仅见者，不可不知也。
万历丙子五月，鱼台隋府为山西佥事，以残暴罢官，里居横甚。旧所从师某为邑丞，老年八十余，府欲夺其产，致之于狱，其人遣子上书，讦府不法事。上时年十四，览疏震怒，使中官问辅臣曰：「人之为恶，至于如此，且辱其业师，大不可容，其逮下吏。」相公上札奏，以为府罪固不可恕，第其怨家之言，恐未必实，且告讦之门不可轻开。事遂不行。府盖蒲州张相君门人也。是年十月，山东抚臣奏：昌邑令孙鸣凤居官贪鄙，窃取帑金，及迁官去任，道中榷吏卒金，人二两。上览其疏，持示辅臣，且笑且怒，曰：「道榷吏金，与盗何异？」江陵奏曰：「方今法纪粗张，而贪风未止，若要天下太平，须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须是官不要钱。」上曰：「先生言是。昨览其疏，此人乃进士出身，何其无耻如此？」江陵复奏：「此人惟自恃进士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后皇上用人，惟当考其功能，不必拘以资格。若奉法守分，不肯要钱，就是异途下僚，亦当显擢，若贪赃坏法，不守官常，即高第贵游，亦当重处。」上曰：「善。」即此二事，见上聪明天纵，汉昭不及也。
万历甲申，江右中丞曹君大埜论劾临江知府钱若赓杀死无辜至二百有奇，上大怒，下所在逮治。数月不报，有旨数趋阁臣，令从重问拟，江右勘者论以永戍。上意少之，使中官持本送阁，命票极刑。阁臣再三执奏，上不可，手批「决不待时」。阁臣再奏：「若赓所犯不至此。即处以极刑，亦缓至秋后，方今春和发育，望体生物之仁。」上命中使语阁臣曰：「彼残许多人命，都是秋后否？彼奈何不体生阳发育之心？」阁臣无以对。已而又上揭力救，词至迫激。上不得已，从之，令监候处决。时以主上恩威并用，人心悚服。盖上春秋已长，明习治体，加意元元，痛绝酷烈，此本盛德事，第一二老臣恐开轻杀之端，再三执奏，其实若赓之罪，死有余辜，不足惜也。予尝与相知论此事，以为劾之者与救之者皆非也。何也？若赓性本残刻，当江陵末政，以此求知，又怙同里相公之势，恣行无忌，曹中丞者，平日不敢戒谕，至养成其恶，度不可已，不得不劾，又恐其有内主轻论，不足以伤，则摭拾如许，以重其罪，安得有二百人命可轻易登于奏牍？且一郡守三年杀人命如许，为抚按者所主何事，而不早觉察？故曰：劾之者非也。人主受中贵之言，以为文吏持柄相党护，乃一郡守杀人二百而阁臣、法司、台谏相率救之，
译窦参担任宰相时，他的族侄名叫申的担任给事中，招揽权柄、收受贿赂。窦参每次提拔朝廷官员，常与申商议，申便事先告知被提拔的人，当时人们把申比作喜鹊。等到窦参被赐死，申也被杖杀，喜鹊也如此不吉利。如今那些身为卿相子弟却像喜鹊一样的人，可以引以为戒了。
唐德宗贬谪窦参后，想要抄没他的家产，陆贽劝谏说：“按照法律，谋反叛逆的人，全部没收其财产；贪污受贿的人，只惩罚其所犯的罪行，都必须定罪判刑后，才没收家产。如今罪状和法律尚未详明，已存有宽贷之意，如果抄没他的家产，恐怕会因为财产而损害道义。”德宗不听，最终赐死窦参并抄没其家产。唐朝像这样的做法很多。大概抄没家产的法律，是因为要诛灭其家族，然后奴婢财物才都归官府所有；如果罪行还没到诛灭家族的程度，那么家产本来完好无损，从而去抄没它，就不相符合了。近日有一件事与此类似，但当事的大臣没有引用陆贽的话来进谏，刑罚政令一旦失误，还能补救吗？
唐宪宗诛杀李锜后，有关部门抄没他的家财，学士裴洎、李绛请求将叛逆者的资财赐给浙西百姓，代替今年的田租，宪宗嘉奖赞叹，立即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这件事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大概是因为李锜剥削六州的百姓来富自己的家，所以就用他所有的财富，来宽免六州的百姓。近日江西、湖广地区因为两位宰相被抄没家产，连累整个省份，而抄没的财物全部进入内库，这对君主的德行和百姓的疾苦都有损害。如果当事的各位大臣肯举李锜的先例向英明的君主报告，没有不嘉奖赞叹的，却坐视无策，只能私下叹息，可惜啊！
汉朝时抄没臣民家产，将其妻女没入官府为婢，所谓鬼薪、白粲之类，在各司官府充当劳役，并不是没入宫中为宫女。到了唐朝，抄没大臣家产，将其妻女没入掖廷，称为填宫，容貌才华出众的，往往得以侍奉君主，这是最无道的行为。本朝绝对没有这种法律，只有叛逆人家的男子配给功臣为奴罢了。这是正大仁厚的体制，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很少见到，不可不知道啊。
万历丙子年五月，鱼台隋府担任山西佥事，因残暴被罢官，在家乡横行霸道。他以前的老师某人为县丞，年已八十多岁，隋府想夺取他的财产，把他投入监狱，那人派儿子上书，揭发隋府的不法行为。皇上当时十四岁，看了奏疏非常愤怒，派宦官询问辅臣说：“人作恶，到了这种地步，而且侮辱他的业师，实在不可容忍，逮捕他交给司法官吏。”宰相上奏章，认为隋府的罪行固然不可宽恕，但那些仇家的话，恐怕未必真实，而且告发揭发的风气不可轻易开启。事情于是没有实行。隋府原来是蒲州张相的门人。这年十月，山东巡抚上奏：昌邑县令孙鸣凤在任期间贪婪卑鄙，窃取国库银两，等到升官离任，在路上勒索官吏士兵银两，每人二两。皇上看了奏疏，拿着它给辅臣看，又笑又怒，说：“在路上勒索官吏银两，与盗贼有什么不同？”张居正上奏说：“如今法纪大致张弛有度，但贪婪的风气未止，如果要天下太平，必须让百姓安定；如果要百姓安生，必须让官员不要钱。”皇上说：“先生说得对。昨天看了奏疏，此人竟是进士出身，怎么如此无耻？”张居正又上奏：“此人只因为自恃是进士出身，所以敢如此放肆，不然，也不敢。今后皇上用人，只应当考核他的才能功效，不必拘泥于资历。如果奉公守法，不肯贪钱，即使是出身低微的下级官员，也应当显贵提拔；如果贪赃枉法，不守官常，即使是高第贵游，也应当重处。”皇上说：“好。”仅从这两件事，可见皇上聪明天纵，汉昭帝也比不上。
万历甲申年，江西巡抚曹大埜弹劾临江知府钱若赓杀死无辜者二百多人，皇上大怒，下令逮捕治罪。几个月没有报告，有旨意多次催促内阁大臣，命令从重定罪，江西勘查的人判处永远流放。皇上认为太轻，派宦官拿着奏本送到内阁，命令拟处极刑。阁臣再三坚持上奏，皇上不答应，亲手批写“决不待时”。阁臣再次上奏：“钱若赓所犯的罪不至于此。即使处以极刑，也缓到秋后，如今春天和暖万物生长，希望体恤生物之仁。”皇上派中使告诉阁臣说：“他残害这么多人命，都是秋后吗？他为什么不体恤生阳发育之心？”阁臣无言以对。不久又上揭帖极力挽救，言辞非常迫切激烈。皇上不得已，听从了他，命令监候处决。当时认为皇上恩威并用，人心敬畏信服。皇上年岁已长，明习治体，加意百姓，痛绝酷烈，这本是盛德之事，但一两个老臣担心开启轻杀的先例，再三坚持上奏，其实钱若赓的罪，死有余辜，不值得惋惜。我曾经与相知的人议论这件事，认为弹劾他和挽救他的人都不对。为什么呢？钱若赓本性残暴刻薄，在张居正晚年执政时，以此求取知遇，又依仗同乡宰相的权势，恣意横行无所顾忌，曹中丞平时不敢告诫劝谕，以至于养成他的恶习，估量不可制止，不得不弹劾，又恐怕他有内主轻判，不足以伤害他，就搜集这么多，来加重他的罪，怎么会有二百条人命可以轻易写在奏章上？而且一个郡守三年杀人命这么多，作为巡抚按察使的掌管什么事，而不早点觉察？所以说：弹劾他的人不对。君主听信宦官的话，认为文官持柄互相庇护，于是一个郡守杀人二百而阁臣、法司、台谏相继挽救他，
上以为何如？且若赓有罪人也，所争法比轻重之间，而今上有党护之疑，后即有无罪被诬者，亦不可救矣。此谓为有罪者决网而为无罪者设冤也。又有甚焉，老成虑事，恐开妄杀之端是矣，令人主曰：一郡守杀人数百而罪不至死，使为天下主者妄杀一人则亢然争之，是天子不如郡守专也，此念一动，后即用重典绳下，亦不可救矣。此止轻杀之端而开重法之原也，故曰：救之者非也。一介诸生，叨有民社之寄，视民命如草菅，是诚何心？而救之者又何心？果有鬼神，无阴谴耶？予为此说，非刻也，厚也。钱，四明人，余阁学之邑子而新都许阁学之门人也。
译皇上认为这件事怎么样？况且如果赓是有罪之人，所争论的只是法律量刑轻重的细微差别，但现在皇上已经有了偏袒庇护的嫌疑，日后如果有无罪之人被诬陷，也就无法挽救了。这就叫做为有罪之人开脱罪责，却为无罪之人埋下冤屈。还有更严重的，老成持重的人考虑事情，担心开启随意杀人的弊端，这固然没错，但这就让君主认为：一个郡守杀了几百人却罪不至死，而让身为天下主宰的君主错杀一个人，就理直气壮地争辩，这是说天子还不如郡守专断。这种念头一旦产生，日后即使使用严刑峻法来约束臣下，也无法挽救了。这叫做阻止了轻率杀人的开端，却开启了严酷刑法的根源，所以说：那些救他的人的做法是不对的。一个普通的书生，侥幸承受着治理百姓的重任，把百姓的生命看得像野草一样轻贱，这究竟是什么居心？而那些救他的人又是什么居心？如果真的有鬼神，难道不会在暗中降下谴责吗？我发表这番议论，并非刻薄，而是宽厚。钱某是四明人，是我阁学同乡，也是新都许阁学的门生。
唐开元中，刺史杨浚坐赃当论死， 【「当论死」，原本作「当死」，兹据天启本改。】 上命杖之六十，丞相裴耀卿上疏：「决杖赎死，恩则甚优，解体受笞，事颇为辱，止可施之徒隶，不当及于士人。」玄宗习见武后之朝笞挞公卿有如徒隶，而忘其非法也，耀卿一言，遂停此法。有宋三百余年，未尝及朝士，可谓有礼矣。近代建言得罪之臣，往往赐杖，大廷遍体系累，不以为辱，而天下以其抗疏成名，羡之如登仙，是古人之所为辱，乃今之所为荣也，岂盛世所宜有哉！大抵上之所赏，即下之所誉，则以其赏为荣，而不然者，则赏亦辱也；上之所刑，即下之所毁，则以其刑为辱，而不然者，则刑亦荣也。夫使上之刑赏不足为荣辱，而士之荣辱制于下之毁誉，则国是将日非矣。有识之士可不为寒心哉！
大臣贵官有不可不慎者，世殊不知趋避，殊可骇汗。试举一事：南齐尚书令王晏推奉明帝谋废翰林，而事多专决，为上所忌，乃轻浅无防，意望开府，数呼相工自视，云：「当大贵。」与宾客语，好屏人请间，明帝闻之，疑其欲反，遂召而诛之。公卿大臣当权位隆盛时，与技艺星相等谈及数接昵客造膝密语，皆所当忌。
王剧为凤阁舍人，王勔为荆州刺史，王助为监察御史，皆王勃兄弟，文中子之孙也。当武后之朝，以刘思礼谋反株连，皆至族诛。勔、助出妄引，若剧掌铨选，进用由思礼，未必不与其谋，宜其及也。大贤之后，文雅之族，一旦横罹楚毒，至于赤族，其非高阳之世可知矣。近时一二名家子弟，妄交侠邪，轻扞文网，幸遇仁明之代，免于重典，使当虐政之朝，嗟乎殆哉！以此言之，子安之溺海，未为不幸也。
谷山笔麈卷之十一 筹边
权不可中制，兵不可遥度，故曰：阃以外将军制之。非重之也，乃使不得辞其责也。后之当事者，乃取境外之事而任之于庙堂，则分阃有所逃其咎矣，岂得为胜筭哉？然则庙堂之责何如？曰：六辔在手，四牡就驾。有如代骥而驰，终日不能一舍，非御道也。边臣曰：「虏可和也」，庙堂曰：「喏。」不更以战挠之；边臣曰：「虏可伐也。」庙堂曰：「喏。」不更以和挠之。战而得有赏，否则罚，和而得有赏，否则罚，庙堂之责在二字尔，吾安知战，吾安知和，而为彼解脱地耶？故赏赍者，庙堂之六辔也。
今世荐边材，多以骑射为名，非所以取人也。吴起将战，左右进剑，起曰：「将者，挥桴提鼓，临敌决疑，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古之大将亲兵，尚不一剑为能，况今幕府分符之任，盖欲其运筹制胜，折冲樽俎，而以弓矢之能器之乎？士大夫偃蹇仕途，迟途末路，至以臂鞴决拾希于一割，亦足羞也。
汉高帝曰：「为天下安用腐儒也！」此言诚过，然天下事为迂措大所坏者不少矣！试举一事：如唐之中叶，田氏虽据魏博未敢失礼，使朝廷恩威明布，自当折服，而黜陟使洪经纶者，乃下符罢其军四万，使之还农，田悦，阳罢而阴聚之，以激军士之怨，于是合从诸镇，以拒王师，跋扈一方，竟不能制，则经纶之举激之也。今有元勋世臣专任万里之外，朝廷不以威德钤制，使之斗死，而使一二白面书生日操惠文三尺，摘其微细，使其局蹐俯仰，救过不赡，非便计也。幸国家法制素严，伏不敢动，此等纨绔庸流亦无兵力可恃，万一有不逞之材，挟积愤之志，结率夷酋以求缓旦夕之死，则昆明滇、粤之间，化为方外，一向背间尔。书生不知大体，误国家事往往如此，令人短气。
万历甲戌，东虏王台擒叛酋王杲以献，台官已为都督，当加一品勋阶，吏部议上，拟加柱国，有旨，加台龙虎将军，台大感悦。蛮夷之长，即俨然称公卿，殊亵朝廷之体，而彼又不知为何官也，龙虎将军者，公卿无此官，以号蛮夷，彼以其名壮，必甚自喜，而与名器无损。人之识趣高下，于此逈然。
万历甲申，云南擒岳凤等九人以献，许以不死。及入京师，政府于射堂面鞫，劳以花币，曰
译唐玄宗开元年间，刺史杨浚因贪赃获罪，按律当处死刑，【“当论死”，原本作“当死”，此处根据天启本改正。】皇帝下令杖打六十下，丞相裴耀卿上疏进谏说：“用杖刑代替死刑，皇恩确实优厚，但让士人受刑解体，事情颇为羞辱，这种刑罚只可施加于徒隶，不应波及士人。”玄宗习惯了武后朝笞打公卿如同对待徒隶的做法，而忘记了这是不合礼法的，裴耀卿这一句话，于是停用了这种刑罚。宋朝三百多年，未曾将杖刑施加于朝臣，可以说是有礼制了。近代因建言获罪的臣子，往往被赐杖，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捆绑受刑，他们不以为辱，反而天下人因他们敢于抗疏而闻名，羡慕他们如同登仙，这是古人所认为的羞辱，却是今人所认为的荣耀，这难道是盛世应有的现象吗！大体上，上面所赏赐的，就是下面所赞誉的，那么就把这种赏赐当作荣耀，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赏赐也就成了羞辱；上面所刑罚的，就是下面所诋毁的，那么就把这种刑罚当作羞辱，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刑罚也就成了荣耀。如果让上面的刑罚和赏赐不足以决定荣辱，而士人的荣辱受制于下面的诋毁和赞誉，那么国家将日益败坏。有识之士能不为此感到寒心吗！
大臣和贵官有不可不谨慎的地方，世人却不知趋利避害，实在令人惊骇出汗。试举一件事：南齐尚书令王晏推崇奉承明帝谋废翰林，而事情多由他专断决定，被皇帝所忌恨，于是他轻率浅薄没有防备，心里希望开府仪同三司，多次叫相工自己看相，说：“应当大贵。”与宾客谈话，喜欢屏退旁人私下交谈，明帝听说后，怀疑他想造反，于是召来杀了他。公卿大臣在权位隆盛时，与技艺星相等人谈及多次，亲近客人造膝密语，都是应当忌讳的。
王剧担任凤阁舍人，王勔担任荆州刺史，王助担任监察御史，都是王勃的兄弟，文中子的孙子。在武后朝，因刘思礼谋反株连，都被族诛。王勔、王助外出妄自牵连，如果王剧掌管铨选，进用由刘思礼推荐，未必不参与他的谋反，理应受到牵连。大贤的后代，文雅的家族，一旦横遭酷刑，以至于灭族，可见这不是高阳盛世了。近来一二名家子弟，妄自结交侠邪之人，轻率触犯法网，幸好遇到仁明之代，免于重典，如果处在虐政之朝，唉，危险啊！由此说来，王勃溺死海中，也不算不幸了。
《谷山笔麈》卷十一 筹边
军权不可从中制约，兵力不可远程揣度，所以说：国门以外由将军决断。这不是看重他，而是使他不能推卸责任。后来的当权者，却把境外的事务交给朝廷处理，那么分守边镇的人就可以逃避罪责了，这怎么能算是胜算呢？那么朝廷的责任如何呢？回答说：六根缰绳在手中，四匹公马已驾好。如果代替骏马奔驰，整天不能走一舍，这不是驾驭之道。边臣说：“敌人可以议和”，朝廷说：“好。”不再用战争去干扰；边臣说：“敌人可以讨伐”，朝廷说：“好。”不再用议和去干扰。战而得有赏，否则罚，和而得有赏，否则罚，朝廷的责任就在这两个字上，我怎么知道战，我怎么知道和，而为他们解脱困境呢？所以赏赐，是朝廷的六根缰绳。
当今世道推荐边材，多以骑射为名，这不是选拔人才的方法。吴起将要作战，左右进献剑，吴起说：“将领的职责，是挥动鼓槌提起战鼓，临敌决疑，一剑之任，不是将领的职责。”古代的大将亲兵，尚且不以一剑为能，何况现在幕府分符之任，是希望他们运筹制胜，折冲樽俎，而以弓矢之能器重他们吗？士大夫在仕途上偃蹇，迟滞于末路，以至于以臂鞴决拾希求一割，也足以羞耻了。
汉高帝说：“为天下安用腐儒也！”这话确实过分，然而天下事被迂腐的学者搞坏的不少。试举一件事：如唐中叶，田氏虽然占据魏博未敢失礼，如果朝廷恩威明布，自当折服，而黜陟使洪经纶，却下令罢免其军四万，使之还农，田悦，表面罢军而暗中聚集，以激军士之怨，于是合从诸镇，以拒王师，跋扈一方，竟不能制，这是洪经纶之举激起的。现在有元勋世臣专任万里之外，朝廷不以威德钤制，使之斗死，而使一二白面书生日常操持惠文三尺，摘其微细，使其局蹐俯仰，救过不赡，这不是便计。幸好国家法制素严，伏不敢动，此等纨绔庸流亦无兵力可恃，万一有不逞之材，挟积愤之志，结率夷酋以求缓旦夕之死，则昆明滇、粤之间，化为方外，一向背间尔。书生不知大体，误国家事往往如此，令人短气。
万历甲戌年，东虏王台擒叛酋王杲以献，台官已为都督，当加一品勋阶，吏部议上，拟加柱国，有旨，加台龙虎将军，台大感悦。蛮夷之长，即俨然称公卿，殊亵朝廷之体，而彼又不知为何官也，龙虎将军者，公卿无此官，以号蛮夷，彼以其名壮，必甚自喜，而与名器无损。人之识趣高下，于此逈然。
万历甲申年，云南擒岳凤等九人以献，许以不死。及入京师，政府于射堂面鞫，劳以花币，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