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笔麈卷之八 　诗文

译谷山笔麈卷之八 诗文

学术不可不纯正，因为它关乎心术；文体不可不端正，因为它关乎政体。

当今文体应当端正的有三类：第一类，科举考场上的经义文章，属于制举之文；第二类，士人编纂撰述的文章，属于著作之文；第三类，朝廷与各国上下往来的公文，属于经济之文。制举和著作之文，关系到士人的风气；至于经济之文，则关系到政治体制的兴衰，不可不急于谋划。然而这三者又相互关联，经济之文因著作之文的败坏而败坏，著作之文因制举之文的败坏而败坏，它们同出一源、贯穿一致，本质上是同一事物。为什么呢？士人在研读经典、请教学业、执笔作文时，所竭尽心力、视为腹中珍宝的，本来就是这个；等到他们的志向和事业得以实现，想要以文采来表现自己，而平时沉浸其中、深入骨髓的习惯已经很深，即使极力模仿，格调也超不出这个范围了。至于担任官职、处理公务，在公文档案之间忙碌，也只是凭借平日所熟悉的内容来加以修饰，而本质也超不出这个范围了。高雅则全都高雅，败坏则全都败坏，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所以想要使经济之文完全归于端正，必须在著作之文上进行匡正；想要使著作之文完全归于端正，必须在制举之文上进行端正；而想要使制举之文完全归于端正，只有回归到经典训诂之后才可以。

诏令制敕这类文章，是朝廷用来驾驭臣民的，文体应当庄重而且简练，像日星一样昭明。然而有时为了追求工整而刻意组织，为了显得古奥而艰涩难懂，铺陈演绎过于繁琐，奖赏慰借过分得当，既亵渎了上级的体统，也混淆了下级的观感，这是训令之体的失误。建白题奏这类文章，是臣下用来广泛贡献意见的，文体应当详细而且明白，像手指手掌一样清晰可辨，然而有时杂乱鄙陋地罗列，隐约没有头绪，藏头露尾，辞藻华丽雕琢，即使让同辈人阅读也完全无法理解，怎么能取信于高明的听闻，让众人将心意上达呢？这是奏对之体的失误。纂述纪录这类文章，是史官用来传递信史的，所以必须质朴而且丰富，可以流传久远，然而有时借用古代的奇字、奇句来修饰当今的事迹，或者更改当今的官名、地名以迎合古代的成语，平实就认为是俗气，明确就认为是粗朴，而想要用必定无法理解的言辞来记载必定不可磨灭的事迹，想要昭示万世，与两京相比肩，不是太偏颇了吗？这是纪述之体的失误。符牒檄命这类文章，是各官府用来晓谕官职职守的，所以必须整齐而且实在，目的在于必定执行，如今颁布给下级官吏，有时使用修饰性的辞藻，向上级申请，有时使用雕琢的语言，所以有关钱粮兵马的数目因为修饰而不明确，有关诉讼审讯的条例因为修饰而有害，因此把法律当作儿戏，把百姓的生命当作木偶，这是文移之体的失误。训令之体失误，朝廷的政令就不能宣达；奏对之体失误，臣下的志向就不能通达；纪述之体失误，一个朝代几乎就没有史书；文移之体失误，百官几乎就没有法度。这些所关乎的是政治，而不是文章。

文体的弊端，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诡诈而不平正，二是驳杂而不纯粹，三是巧饰而不浑厚，四是浮华而不真实。这些都是由于不足产生的，而不是因为有余。文章，取材于学问，根本在于义理。学问不足，就致力于剽窃割裂以显得丰富，编织组合以显得奇特，于是诡诈与驳杂的弊端就产生了。义理不足，就把探求隐僻当作深入，把淡虚无实当作深远，于是浮华与巧饰的弊端就产生了，最终结果是踮起脚来勉强够得着，却无法俯身顺应，敲鼓才出来，按压却不回应，心力都耗费在这里了。世人正羡慕瑰丽奇特的声调，卓绝超群的格调，纷纷追随，为什么呢？

不称御马而称御龙，是因为不习惯而欺骗；不学画人而画鬼魅，是因为看不见而欺骗。文章的败坏也是这样。

以前士人的风气淳厚雅致，学问致力于根本，文章的意义和源流都出自经典，所以纯粹统一，可以作为章程示范。近年来，厌倦常规喜欢新奇，羡慕奇特爱好怪异，把六经的训诫视为陈词滥调，删削铲除，唯恐不尽力。陈词滥调既然不可用，势必走向极端的空灵清浅；空灵清浅既然不能长久，势必求助于诸子史书；对诸子史书又厌倦了，就放纵到佛经；对佛经也厌倦了，就旁及小说，拾取残余，互相效仿，以至于沿袭谬误，茫然没有考据，文体就日益败坏了。推究其弊端的开始，就是不致力于经学所导致的。

狂澜横溢，汹涌滔天，这是水的奇观，却是决堤的征兆；花开艳丽，闪耀日光随风摇曳，这是花的繁盛色彩，却是凋落的开端。所以文章到今天可以说是极盛，也可以说是极弊了。河流不能阻挡就疏通其源头，繁华不能收敛就培育其根本，也不过是回归经典罢了。如果讲解经旨，不是程朱的训诫就不陈述；铺陈文辞，不是六经的语言就不使用，这是培育根本、疏通源头的方法。

两汉的文章，没有比汉武帝时期更兴盛的了，然而那时的文章有三种：像枚乘、邹阳、司马相如、庄助、吾丘寿王这一类，都以辞赋唱和，供奉皇帝，这是词赋之文；太史公包罗各种史书，编成一家之言，这是记事之文；淮南王的宾客，摄取各家宗旨，阐发道术，这是著述之文。然而汉武帝所喜欢的，不过是词赋夸饰靡丽的文章，司马迁本来是做史官的，不以文章著称，那时他的书也还没有出版，至于淮南王的话，山东的大儒都不能说，而八公这一类人，竟然不能到达君主面前，称说往古，在侯门曳裾，最终成了不轨之徒，这是不被重用的过错。曾经说这三种

译司马相如的文章，至今被世人所尊崇；淮南王论说道术，其言论有见识，不可磨灭，这是上等；《史记》不被称为文章，但其文辞的精妙是千古绝唱，这是次一等；至于那些追求华丽、刻意雕琢，结尾才故作高雅的，就浅薄于技巧了。

译苏武、李陵的两首诗，千古流传，是五言诗的始祖，其风骨遒劲，气调雄浑，在《古诗十九首》之外没有可以比拟的，确实是《诗经》风雅传统的正宗。然而考察它们的始末，则有非常可疑的地方：苏建、李广两人的传记，在司马迁时代，这两人的生平履历尚且未能详尽，当时情况如此罢了；到了班固的《汉书》，搜罗整理国家史书而成，在百年之后，诸人的传记中，有文字、诗篇无不记载，而李陵传只记载了一首短歌，乃是《垓下歌》、《大风歌》那样的体式，假如五言赠答的诗流传世间，哪有舍弃而不记载的道理？至于苏武传中记载了回复任安的书信，而李陵传中却没有回复苏子卿的书信，那么这书信也不是真的。我私下认为，五言古风起于枚乘、邹阳，在苏武、李陵之前，而苏武、李陵的两首诗，必定是两汉的士人假托赠别之辞来咏叹他们的情事，至于回复苏子卿的书信，则是晋、宋、六朝人所为，也不像汉人的语言了。

《文选》所收录的，没有诸王的诗；法帖所收集的，没有诸谢的字。古今的才士，也没有像这样兼长的。

《蜀道难》一篇，解释的人说是为章仇兼琼而作，又说为杜甫客居蜀地而作，都不对。观察它的语意，乃是为唐明皇幸蜀而作。《远别离》篇也是如此。

李白的诗看似奔放而实际严谨，不失去规矩法度；杜甫的诗看似严谨而实际跌宕，不拘泥于绳尺，仔细研读就可以知道。然而都从学问中来，杜甫出于《六经》、班固《汉书》、《文选》而能变化，不露斧凿痕迹，李白出于《离骚》、古乐府而未免有依傍之处。

宋代文章的浅易，韩愈的文章预示了它；宋代诗歌的芜杂拙劣，杜甫的诗开启了它。韩愈的文章在宋代大显，而宋代文章因韩愈而衰败；杜甫的诗在宋代盛行，而宋代诗歌因杜甫而败坏。虽然如此，宋代文章因韩愈而衰败但韩愈并不因此受损，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韩愈文章的根本；宋代诗歌因杜甫而败坏但杜甫并不因此受损，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杜甫诗歌的根本。唉！这哪里可以对世人说呢！韩愈、杜甫如果有知，应当点头赞同罢了。

古人的诗如画意，人物衣冠不必完全相似，而风骨宛然；近代的诗如写照，毛发耳目无一不合，而神气索然。古人以神韵运笔，近代人以形貌求似。汉、唐的古风，盛唐的近体，赠送酬答，不必知道是为谁而作，而一段精神意气，不是与之相配的人不足以承受，这就是所谓的写意；近代的诗，赠送酬答，必定点出姓氏、地名、官爵，甲不能是乙，左不能是右，以为这是工妙，而不知道这反而拙劣了，这就是所谓的写照。

古人的文章如煮成的药，今人的文章如合成的药。为什么呢？古人的文章，读尽万卷书，出入百家，只在深奥的道理中咀嚼，取法其体裁，不肯模拟一词，剽窃一语，泛泛读之，不知道出处，深入品味，无不有本源，这如同百草煎煮，化为汤液，哪里知道味道是由什么形成的呢？今人擅长写文章的不是这样，读一家之言，就舍弃自己而顺从它，写一篇文章，就合并而成，甚至全句抄录，连篇缀辑，写的人以为这是摹古，读的人以为逼真，这如同混合众药，萃为一剂，指着辨别，哪个是参，哪个是苓，哪个是甘，哪个是苦，可以掰开尽知。然而世上评论文章的人，以渣滓为高深，以汤液为肤浅，取古人不做的，说他们不理解，拾取古人已吐弃的，笑他们未曾尝试，不也是鄙陋而可怜吗！

短箫铙歌，是汉代的黄门鼓吹。汉曲有二十二首，现存十八首，务成、玄云、黄雀、钓竿四篇，其歌词已亡，魏、晋以下，按照其曲数，各制铙歌一部，汉曲多不可解。大概乐府传写，大字为辞，细字为声，声词合写，所以导致错乱。魏、晋所制，如以某曲当某曲，都是各自效法其开创功德，与汉曲本辞绝不相干，体制也不相似，而说它相当的，想是祖述其音节，或按照其次第罢了。宋代何承天私造铙歌十五篇，都是即汉曲旧名之义而以己意咏之，与其曲之音节不复相准，称为拟题。从此以后，江左、隋、唐都相继模仿，只取其名义，而乐府的法度荡然无存了。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词，曲加模拟，词旨典奥，难道不彬彬有礼吗，只是其律吕音节已不可考。又不辨其声词之谬，而横以为奇僻，如胡人学汉语可诧，胡不可欺汉，令古人有知，当为绝倒耳。

汉铙歌二十二曲，大概是骑吹，其中多言登降山陂、弋射鸟兽之事，而其词旨所寓，又多感遇伤时之叹。魏、晋以降，不能传其声谱而拟其曲数以修鼓吹。齐、梁以来，又不能拟其篇数，而取其篇名以模乐府。总之其体绝矣。近世王、李诸公，好古钓奇，各模拟铙歌十八曲，历下之词旨颇近，而不能自为一词，娄东稍脱落，即不甚似，然其旧曲之名与其辞不可解者，即二公亦不知也。惟寄性深远，【“寄性”“性”，天启本作“兴”】

译能够抒发难以言说的情感，那么君子对此有所采纳罢了。

译古代乐府的曲题，大概就是现在的曲名。那些古词有的与曲题相关，有的与曲题完全无关，这是因为它们沿用了那个曲调，然而其节奏已经无法考证了。后人拟作这类作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拟其曲调而创作，但文辞与曲题不相干；另一种是拟其曲题而创作，但曲调与曲题不相合。大体上，唐代人多取曲题的字面意思来写古歌行，而不使用原有的曲调，这是因为时代变迁久远，音节已经不同了。

古人用韵有些无法解释的地方，即使四声也与后世不同。比如韦孟的诗说：“微微小子，既粗且陋。岂不率性，秽我王朝。”又说：“我既迁逝，心存我旧。梦我渎上，立于王朝。”“陋”和“旧”是去声，却用来押“朝”字韵，这说明当时的四声也与后世不同。

宋、元时期的词曲有些源自唐代，如《清平调》、《水调歌》、《柘枝》、《菩萨蛮》、《八声甘州》、《杨柳枝词》等。朱温回到藩镇时，唐昭宗作诗为他饯行，朱温进献了五首《杨柳枝词》，虽然现在这些词没有流传下来，但当时的曲调大多是七言绝句。凭借朱全忠的凶悍，却能创作歌诗，这可以与青陵嗣向相提并论了。

《史记》、《汉书》文字优美，本来自有其道理，并不是因为其中的官名、地名古老。今人仰慕其文辞典雅，往往取用其中的官名、地名用于当今，这应当被古人嘲笑。如果《史记》、《汉书》的文风想要复古，为什么不把三代的官名（以及地名）用于当时，而只是记录事实呢？文辞的雅俗本来不在于此，这样做只会混淆事实，无法向后人展示真相，大家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向来不擅长文辞，没有什么可模仿的，至于名物义理的细微之处，则不敢苟且，寻常的小作品或许会有迁就，但在金石铭文上，绝不敢用古代的官名、地名来替换今名。前辈名家也多是这样做的。

将军裴旻请吴道玄在东都天宫寺墙壁上作画，吴道玄请裴将军舞剑来助兴，裴旻舞了一曲，吴道玄奋笔疾书，立刻画成，好像有神助一样。舞剑与挥毫作画，本来不相及，但能相互助益，是因为精神相通。文章也有精神相通之处，大到天地，小到虫鱼，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没有不能激发人的精妙思虑，鼓舞人的精神魂魄的，何必局限于方寸之间的纸函、几寸长的笔管呢？古代制造器物的人，看到转蓬而发明了车，听到风声而制定了音律，难道拘泥于形声之中吗？大概必定有精神契合的地方。

选举

汉代选拔任用人才的方法，都是从州县补署，公府征召，然后升迁到朝廷，当时没有设立专门负责选拔的部门，百官的升降，都归属于丞相。魏、晋以来，才开始专门委托给选部。到了唐代也是这样，还分为东、西两铨，由左右侍郎分别统领。等到东都、岭南地区又另外设有铨选，不完全由吏部统领，而吏部侍郎魏玄同上书陈述铨选的弊端，还说以天下之大、士人之多，却委托给少数几个人手中，力量有所极限，照察有所穷尽。后世以天下之大、士人之多，却委托给一个郎官手中，不是更加错乱吗？

宋代的制度，文官的选拔归属审官院，武官的选拔归属枢密院，王安石想要夺取枢密院的权力，于是将文选、武选都归属吏部，尚书左选主管文官，由一名侍郎主持，称为审官东院；尚书右选主管武官，由一名侍郎主持，称为审官西院。这是因为文彦博担任枢密使，王安石这样做是为了阻挠他。

唐代天授元年，武则天在洛城殿亲自策试贡士，这是殿试的开始。长安二年正月，初次设立武举，其制度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等选拔项目，这是武举的开始。

宋代皇帝临轩策试士人，本来使用诗赋，熙宁三年，采纳吕公着的请求，殿试进士专门使用制策，至今于是成为定制。

熙宁四年，更改科举法，废除诗赋、帖经、墨义，让士人各自选择《易》、《诗》、《书》、《礼》中的一经，兼习《论语》、《孟子》，每次考试分四场，第一场考本经，第二场考兼经，第三场写一篇论，第四场写三道策问，这就是现在科场的开始，只是四场内容不同罢了。殿试则专门使用制策，废除诗赋，分为五甲：第一、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等赐同进士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这就是现在殿试的方法，只是五甲不同罢了。大概宋代初期学校的制度原本没有大大完备，而科举考试士人，只以明经词赋为主，王安石认为，古代选拔士人必定以学问为本，请求兴建学校，讲习三代的教育之法，专门以经术选拔士人，而科场的制度于是为近代所开创。这难道可以因为新法而轻视它吗！

熙宁四年，扩建太学斋舍，增加设置教官，将学生分为三等：刚进入太学的为外舍，定额七百人；外舍升为内舍，名额三百人；内舍升为上舍，名额百人。每月考试他们的学业，以此升舍。上舍生免除发解试及礼部试，直接召对赐予第。这就是近代积分法的开始。至于免除解试、免试、直接召对廷试，那么上舍生就是礼部进士了。荆公的这个方法很好，宋代实行它，非常显著地取得了得人的效果，遗憾的是现在不能实行罢了。

司马光在位时，完全改变了王安石的方法，只有经义取士这一点不认为是错误的。司马光说

译神宗专凭经义策论来选拔人才，这是恢复先王的良善法度，是百代不可改变的根本大法。只是王安石不应当凭借一家的私学，想要掩盖前代儒者的学说，命令天下的师生去讲解。这是公正无私、极为正确的言论，即使王安石复活，也一定会心悦诚服。以经义取士的制度至今仍在沿用，王安石在科举选拔制度上，可以说是有开创性的贡献。

译宋朝初年采用词赋选拔士人，王安石将其改为经义。等到元祐初年，吕大防、范纯仁掌权，于是设立经义、词赋两科，凡是诗赋进士，学习一经，考试本经、论孟义以及诗赋、论策，共四场；经义进士，学习两经，考试本经、论孟义以及论策，也是四场。两科综合评定高下，录取名额平均分配，各占一半，这也是调和折中的办法。绍圣初年，完全恢复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令，又规定进士纯粹使用经义，并改设宏词一科，在进士登科后考试，所录取的不过数人，就是现在的馆选。

宋朝自熙宁、元丰以后，经义、词赋两科多次废除又兴起，后来合并为一科，到绍兴末年，又分为两科，大概宋朝选拔士人的途径只有这两科，而合并与分离却不一致像这样。本朝以经义为主而完全废除词赋，那么学问纯正但道路狭窄了。

元朝时，科举制度到仁宗时才确定，是听从李孟的请求。其制度，每三年开科一次，八月在郡县举行乡试，次年二月在京城举行会试，考中的人在朝廷对策，赐予及第、出身有差别，这就是现在制度的起源。但是当时有两榜，以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各自命题。

嘉靖壬戌年，一甲三人全都升至宰相一品，隆庆戊辰年，一甲三人，一人成为元辅，两人成为正卿，这是自世宗以来所没有的。戊辰年会魁五人，张、沈、陈三公同时担任宰相，这也是以往所没有的。

嘉靖己酉年，浙江举人中唐汝楫公为状元，陶大临公为榜眼，赵志皋公为探花。南直隶甲子年举人焦竑公为状元，余梦麟公、刘瑊公都为榜眼，一榜三人及第，也是奇异的事情。

万历丙戌、乙酉年以后，内阁三公都是南直隶人；申瑶泉是状元，王荆石是会元，许颖阳是解元。内阁三公应验了三元的数目，都出自南直隶，更是大奇事。

国家以科举选拔士人，视为重要法典，其中得失取舍，都有定数，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姑且列举一两件事在下面：嘉靖丙午年，浙江省试，主考官已经按名额录取了九十人，每十卷一束，放在床上。偶然主考官困倦睡着，梦见一位穿红衣服的达官，自称杭州知府，直接进入卧室，说：“还有一卷未录取。”主考官醒来后怀疑这件事，过了一会儿，又梦见像以前一样，醒来后案上有一卷，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于是从九十卷中抽取一卷，与案上的卷比较，确实不如，于是用案上的卷替换了它。后来所梦见的人考中成为显官。又浙江士大夫相传：嘉靖初年，浙江省试，主考官灯下阅卷，不中的都扔在地上，忽然看见一个披发妇人取地下一卷放回案上，主考官不惊动，取而复投者再，妇人长跪而泣，主考官感动，就录取了。这卷是余姚一个名叫田麟的学生。放榜后，问田生情况，田生哽咽了很久，才回答：“母亲本是侧室，被嫡室打死，死时的样子正是这样。”仅这两件事，考场中都有鬼神，主考官也不能干预，能不敬畏吗！

万历己丑年，科场覆试，我参与其事。在此之前，戊子年，京兆都试黄宫庶洪宪主考，黄与申、王二相交往甚欢，而太仓公子雅有家学，即使不是黄典试举首，也是其分内之事，只是因为出自黄，所为众人指目，而榜中又多黄所厚士，关节居间，都人悬书于衢。等到京兆试卷呈送礼部，宗伯朱公命郎吏检阅，于仪郎孔兼因此摘取两卷呈上，其中一个是李鸿，吴门之婿，朱公告诉我情况，我说：“郎吏既然听说，公就应当奏报，不奏报，就应当密止，也不应当向我说。”朱公犹豫很久，密报吴门，因此寝其事。于复封送礼科，令其参劾，礼科苗给事朝阳，吴门之客，也寝不奏。于见形骸已露，不可中止，因风郎中高桂，桂，抗直人也，遂上疏劾黄及太仓公子、吴门东床，凡八人。诏下礼部查核，且会都察院及科道覆试。御史大夫吴公、中丞詹公皆为二相、宗伯称病，亟不出，右堂田公转自祭酒，以八人皆国学所选，避不阅卷，惟予及台长司其事。试毕阅卷，予先阅毕，稍定次序，以送吴公，吴公即送台省诸君，令其校定，而所指屠大壮者次为第八，与予所定相合。予因谓吴公曰：“甲子举场覆试，丙戌午门覆试，皆分二等定去取以闻，今奉旨覆阅，虽不定去取，亦宜分作二等，请自上裁。”乃召郎吏具草，以七人为“平通”，一人为“亦通”，其人即屠也。旧例，“亦通”者黜。吴公见屠在黜例，惧无以复二相，即起取卷再阅，曰：“此卷之文义甚优，老夫亦不能作，奈何弃置？就不作官也罢，要全天

译理。」邀请都察院和谏院的各位官员共同审阅。都谏黄县的王君指着试卷对答说：“卷中那几句老先生所称赞的话，依我看，正是极其不通的地方。”都谏苗君拿过来看，指着说：“像这样的几句话，那也挺好的。”都谏张君说：“这几句话如果是秀才写的，只能排在第五等。”于是吴公非常愤怒，气得说不出话来，而仪制司郎中吕正周与高直上前极力争辩，请求淘汰掉其中两三个卷宗，我因此对吴公说：“郎官所请求淘汰的太多，唯独这份卷子稍微区别对待并无妨碍，既然奉旨品评审阅，难道就没有可以否定的吗？”吴公还想坚持己见，我便厉声命令吏员书写奏章，立刻加盖印信封存，等到宫门开启就立即呈上，当时已经是三更天了。我刚回到住所洗漱完毕，就入宫等候讲经，黎明时分在文华殿值房，三位宰相已经到了，延请我询问情况，他们互相看着变了脸色，新都会说：“奏章还能追回吗？”我说：“已经呈上了。即使还没呈上，既然盖了印封，也不能更改。”两位宰相说：“是这样。”退下后大怒，对我说：“像屠生文章的文义，可以作为程式典范，为何要淘汰他。”我笑着回答说：“郎中说文章不通也太过分了，老先生说可以作为程式典范也太矫枉过正。总之，并非极其不通，但若要京兆府中式，也属于滥竽充数。”两位宰相沉默不语。从此，高、吕、王、张等人都是两位宰相所切齿痛恨的，而吴、詹、黄、苗等人则都被公论所扼腕叹息。那些依附两位宰相或次要官员中，对黄县王君不满的，其次就是对我衔恨的，仅次于高、吕二人了。覆试的奏章既已呈上，第二天，就凭借查核的疏奏，大致说：连日来查访，关节舞弊没有明确的证据，事情属于暧昧不明，骤然难以指名道姓。但科举取士原本凭借文章才学，如今各位考生的试卷已经经过多位官员共同审阅，水平没有很大悬殊，可知当日科场未必有弊病等等。两位宰相因为言辞隐晦，也不高兴。而吴、詹两位公因不能取得全胜，又有从中怂恿的人，更加不被接纳。

译唐代牛李党争，起于对策，成于覆试。大概李德裕因李宗闵在对策中讥讽李吉甫而怀恨，又因与元稹争宠，平日已有嫌隙。等到杨汝士、钱徽主持科举考试，不接纳段文昌、李绅等人的请托，被他们记恨，而李宗闵的女婿又考中进士，所以李德裕、段文昌、李绅、元稹都借科举之事攻击主考官，李宗闵也因此被贬斥。从此李宗闵、李德裕各自结为朋党，互相倾轧，长达四十年，他们发动事端的契机，只是借科举一事来倾覆对方罢了。古今事理，大抵不过如此。

唐代渭南尉刘延佑二十岁就考中进士，政绩在京城各县中最为出色，李绩对他说：“你年纪轻轻，就享有盛名，应该稍微自我谦抑，不要独自高出众人之上。”当时风俗淳朴，后进少年受到长者教诲竟是这样。近来，年轻人考中甲科，出任县令，稍有一两道推荐奏疏，就把台省要职当作稳拿的筹码，年长的前辈降低身份安抚接待唯恐不及，如果有以此勉励他的人，他们肯接受吗？况且年长的前辈中也没有李绩那样的人。即使真有像李绩那样的人，也一定不会阿谀奉承去讨好年轻人。

宋大观三年，集英殿唱名，执政林攎负责传报姓名，不认识“甄盎”二字，因学识浅薄被罢免。近世士人，凭借经义获取功名，无暇博览群书，写错读错字的情况不可胜数，假如让古人看见，会笑成什么样子？记得我在朝中时，有一位台谏官上疏，曾把草稿给我看，里面有“窃鈇”二字，大概他把“鈇”字当成了“铁”字，我难以当面质问他，只说：“这个字莫非是写错了。”他惊愕地没有回答，等到奏章写成，“鈇”已经写成了大大的“铁”字，无法再改正了。我很后悔当时没有明确告知，让他陷入如此可笑的地步，我也负有责任。

谷山笔麈卷九 官制

汉代有中书，有尚书。霍光录尚书事，有人上书弹劾他的罪行，霍光压下奏章不上报，后来上书的人全部密封奏章，直接让中书令取出，不经过尚书，可见尚书是士人，中书则是宦官。等到东晋以后，就把中书、尚书列为两省，中书传达命令，尚书接受并执行，那么尚书就是外廷的官吏了。又在禁中设置翰林学士，专门掌管起草诏命，而中书也稍微疏远了。等到元代设立中书省，而将尚书隶属其中，那么中书就是外廷的大臣了。现在的内阁，相当于汉代的尚书令、唐代的中书省，而司礼监的宦官，则相当于汉代的中书令。

汉代制度，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下，等到窦宪征伐匈奴回来，位次太傅，而在三公之上。从此，东汉官制：太傅第一，大将军次之，太尉次之，司徒（原为丞相）又次之，司空（原为御史大夫）又次之。

东汉以三公为三司，邓骘任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从此，东晋以来有了“仪同”的名号。西汉有三府：丞相、御史大夫、大将军。后来增加两位将军，称为五府。东汉有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

西汉所谓的三公，只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后来，以大将军代替太尉，并用大司马的称号冠之，但还只是一个官职。东汉继承元帝、成帝的旧制，以司徒代替丞相、司空代替御史大夫、大司马代替太尉作为三公，而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与大司马成为两个官职。曹操任丞相，位在三公之上，而丞相与司徒也成为两个官职。东汉末年，以太傅总领百官，为首相，太尉次之，司徒次之，司空次之，而大将军的名号有时在太傅之下、太尉之上，就有了五公。晋初，以太师、太保、司徒、司空为文官公，而以左右光禄大夫开府者为从公；大司马、大将军、太尉为武臣公，而以骠骑、车骑开府者为从公，就有了八公。不久齐王司马冏等人又自任丞相，不在八公之列，那就更加冗杂了。官制的泛滥，到了公孤满朝的地步，哪里还能称得上是治国的体制呢。

汉顺帝时，武都太守赵冲平定羌人叛乱有功，诏令赵冲督率河西四郡兵马，作为节度，节度的意义从此开始。汉质帝时，以参抚为中郎将，督率扬州军事，都督的意义从此开始。

汉灵帝时，因黄巾之乱，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首，诸校尉都统属于蹇硕，即使大将军也隶属于他，这是后世监军的开始。

六朝官制不太清楚，只有梁武帝定下的九品十八班，大致可以考知，但也冗杂了。十八班，以丞相、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为十八班；其次，开府仪同为十七班；其次，尚书令、左右光禄大夫为十六班；其次，尚书、左右仆射、中书监为十五班；吏部尚书为十四班；中书令、列曹尚书为十三班；侍中、散骑常侍为十二班。当时三司以下，尚书令、仆射都号称宰相，而他们的品级却如此。太尉、司徒、司空称为三司，三司常设，大将军以上不常设。仪同，是诸将军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