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笔麈卷之十二 形势
周世宗南征，以舟师自淮入江，阻于此堰，乃凿楚州西北老冓▯鸟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达于江矣。江、淮之通，古盖有之。沟水不知所在，当是高宝湖耳。
译周世宗南征，率领水军从淮河进入长江，被这道堰阻挡，于是开凿楚州西北的老冓〇鸟河水以打通航道，这样淮河的船只就都能到达长江了。长江与淮河的连通，古代大概就有。沟水不知在何处，应当是高宝湖吧。
周显德间，渡汴口之渠，导河水达于淮水，以通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东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隶之漕，又于都城之东浚汴水为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泺以通齐、鲁之漕，此皆宋之漕运所由始也。
灵州有填汉、尚书、御史三渠，皆屯田灌溉之资也，大历中，吐蕃攻灵州，夺三渠水口以敝屯田，则灵、夏之资于灌溉久矣。今宁夏富饶甲于西边，水泉之利，号为「小江南」，三渠之遗利尚有存者。以御史、尚书名渠，必以作者之人为名，可与光禄塞、夫人城对尔。
隋炀帝开通济渠， 【「通济渠」，「通」原作「道」。兹据隋书炀帝纪改。】 自东都西苑引谷、洛之水达于河，又自板渚引河水达于汴，又自大梁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自山阳至扬子达于江，于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属而为一矣。炀帝又开永济渠，因沁水南连于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国至杭州八百里。盖今所用者，皆其旧迹也。夫会通河自济、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为一，则通济之遗也；滹沱、御漳则永济之遗也；自京口闸通于浙河，则江南之遗也。炀帝此举，为其国促数年之祚，而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东起辽阳，北至上郡，延袤万里，有边城之利，皆非长城之墟耶？嗟夫！此未易与一二浅见者谈也。
魏州御河即隋炀帝所开永济渠也，今在大名界中，东合汶、济之水，会为运河，犹称御河。
石晋开运元年，滑州河决，侵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寿张、东平之间，汶水自东北来，与济水会于梁山之北，而决河之水，弥浸溃溢，环梁山而会于汶，则宋之所谓梁山泺也。
闽王审知奉事朱梁，岁自海道登、莱入贡，没溺者十有四五，当时吴越、淮南据有江左，故不敢取道两浙。及考其海道，则自福州开洋，过温、台、明州，北渡大洋，抵登、莱上岸，其险远亦至矣。方今河运之议， 【「河」，疑当作「海」。】 但从南浙下港，北至直沽，仅得大半，已不能行，况由闽、越而发耶？其后，钱镠入贡，亦由海道抵登、莱出洋，即今所议海运道也。
熙宁十年，河决澶州，北道继绝，河流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清入淮，即今沂、泗南流由徐、邳入淮之道，宋、元以来，未之有改也，北道自张秋决塞，河不复来，而入淮一水，遂受河之委，倏南倏北，去海数百里间，而竭国家之力不能制而一之也。
吴居厚，宋之桑、孔也，当熙宁、元丰间，为东京转运，开莱芜、利国二监，以铁冶之法，残虐万状，民不聊生，至相聚遮击，欲投之冶炉，居厚遁而得免。利国监者，即今之利国驿，在徐、滕之间，有运铁旧河，引沂、泇二水通于汶、泗，遗迹尚存，近日欲开泇河，即其地也。
至正六年，盗扼李开务闸河，劫掠商舡，即今东昌南李开务也。
元时，海运岁米百万，会通河成，岁运米五百万，浮于近代矣。
贾鲁河自黄陵南达白茅，放于黄堌等口，即今贾鲁河故道也。白茅在曹县，黄堌在单县。万历丙申，黄堌河决，由贾鲁河故道出符离集等处，盖即元人所挑也。
唐自建中、贞元以来，每岁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余四十万贮东渭桥， 【「四十万」，天启本作「四十万斛」。】 其法与今相似，但以四十万斛供长安之用，其何能给？当时关中租米犹足供亿，非如今日畿辅空虚尽仰江南也。
三国时，辽西乌桓以袁尚兄弟入塞，曹操将讨之，乃凿二渠以通运，一自滹沱入派水，谓之平虏渠，一自泃口入潞河，谓之泉州渠，以通海运。说文：派水出雁门葰人戍夫山，东北入海。 【以上不见于说文。】 水经：泃水出无终西山，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于潞河，又东合泉州渠口，曹
译周显德年间，在渡汴口的渠道，引导黄河水到达淮河，以疏通长江、淮河的漕运；又自大梁城东引导汴水流入蔡水，以疏通陈州、蔡州的漕运；又在都城东部疏浚汴水作为五丈渠，向东经过曹州、济州、梁山泺，以疏通齐地、鲁地的漕运，这些都是宋朝漕运的开端。
灵州有填汉、尚书、御史三条渠道，都是屯田灌溉的资源。大历年间，吐蕃攻打灵州，夺取了三条渠道的水口以破坏屯田，可见灵州、夏州依赖灌溉已经很久了。如今宁夏富饶居西边之首，水利之利，号称“小江南”，三条渠道遗留的好处还有存在的。用御史、尚书命名渠道，一定是以创建者的人名来命名，可以与光禄塞、夫人城相提并论。
隋炀帝开通济渠，从东都西苑引谷水、洛水到达黄河，又从板渚引黄河水到达汴水，又自大梁东引汴水流入泗水，到达淮河，又从山阳到扬子到达长江，于是，长江、淮河、黄河、汴水的水相连通而成为一体了。炀帝又开凿永济渠，凭借沁水南连黄河，北通涿郡，又开凿江南河，从京城到杭州八百里。大概现在所使用的，都是它的旧迹。会通河从济水、汶水以下，长江、黄河、淮河、泗水通流为一体，就是通济渠的遗留；滹沱河、御漳河就是永济渠的遗留；从京口闸通到浙河，就是江南河的遗留。炀帝此举，使他的国家缩短了数年的国运，却为后世开辟了万世之利，可以说是没有仁德却有功劳的人啊。秦始皇也是这样，现在东起辽阳，北至上郡，绵延万里，有边城的利益，难道不是长城的废墟吗？唉！这不容易与一两个见识浅陋的人谈论啊。
魏州御河就是隋炀帝所开凿的永济渠，现在在大名府境内，向东汇合汶水、济水的水，汇合成运河，仍然称为御河。
后晋开运元年，滑州黄河决口，侵扰汴州、曹州、濮州、单州、郓州五州的境地，环绕梁山汇入汶水，这是黄河全部南徙的开始。梁山在今天的寿张、东平之间，汶水从东北来，与济水在梁山北边汇合，而决口的黄河水，弥漫浸渍溃溢，环绕梁山而汇入汶水，就是宋朝所说的梁山泺。
闽王王审知侍奉后梁，每年从海路经登州、莱州入贡，溺死的人十有四五，当时吴越、淮南占据江东，所以不敢取道两浙。等到考察它的海路，则是从福州开船出海，经过温州、台州、明州，北渡大洋，抵达登州、莱州上岸，其险远也到了极点。如今关于河运的议论，但从南浙下港，北至直沽，仅得大半，已经不能通行，何况从闽、越出发呢？后来，钱镠入贡，也从海路抵达登州、莱州出海，就是现在所议论的海运道。
熙宁十年，黄河在澶州决口，北道相继断绝，黄河流向南迁徙，向东汇聚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两派，一派汇合南清河流入淮河，一派汇合北清河流入大海，南清河入淮，就是今天沂水、泗水南流经由徐州、邳州入淮的道路，宋、元以来，没有改变过；北道自从张秋决口堵塞，黄河不再来，而入淮的一股水，于是承受黄河的余流，忽南忽北，在离海数百里之间，而耗尽国家的力量也不能控制而统一它。
吴居厚，是宋朝的桑弘羊、孔仅，在熙宁、元丰年间，担任东京转运使，开凿莱芜、利国两个铁监，用冶铁的方法，残虐万状，民不聊生，以至于聚集起来拦截攻击，想把他投入冶炉，吴居厚逃跑才得以幸免。利国监，就是今天的利国驿，在徐州、滕州之间，有运铁的旧河，引沂水、泇水通到汶水、泗水，遗迹尚存，近日想要开凿泇河，就是那个地方。
至正六年，盗贼扼守李开务闸河，劫掠商船，就是今天东昌南边的李开务。
元朝时，海运每年百万石米，会通河建成后，每年运米五百万石，超过近代了。
贾鲁河从黄陵南达白茅，排放到黄堌等口，就是今天贾鲁河的故道。白茅在曹县，黄堌在单县。万历丙申年，黄堌河决口，由贾鲁河故道流出符离集等处，大概就是元人所开凿的。
唐朝自建中、贞元以来，每年长江、湖泊、淮河、浙江运米一百一十万斛，到河阴留下四十万斛贮存在河阴仓，到陕州留下三十万斛贮存在太原仓，其余四十万贮存在东渭桥，其方法与今天相似，但只用四十万斛供给长安的使用，怎么能够供给？当时关中租米还足以供给，不像今天京城附近空虚完全依赖江南。
三国时，辽西乌桓因为袁尚兄弟入塞，曹操将要讨伐他们，于是开凿两条渠道以疏通运输，一条从滹沱河进入派水，称为平虏渠，一条从泃口进入潞河，称为泉州渠，以疏通海运。《说文》：派水出自雁门葰人戍夫山，东北流入海。《水经》：泃水出自无终西山，西北流到平谷，又南流入潞河，又向东汇合泉州渠口，曹
操所筑也，渠东至乐安亭南与泸水合入海。按：二水当时通漕以制辽左，所谓平虏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即滹沱入运处也，惟泉州渠乃在京北而东入辽海，不知定在何处，若因其遗迹通之以馈平卢、辽西，亦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
译这是曹操所修筑的，渠道向东到达乐安亭南面，与泸水汇合后流入大海。按：这两条水道当时用于漕运以控制辽东地区，所说的平虏渠，在今天都城的南面，怀疑就是滹沱河汇入运河的地方，只有泉州渠是在京城北面而向东流入辽海，不知道确切在什么地方，如果依据它的遗迹加以疏通以便向平卢、辽西运送粮饷，也是一个便利的办法。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县。
青州界中有穆陵关，在齐南百余里， 【「齐南」，天启本作「济南」。】 湖广麻城亦有穆陵山，其下有关，不知太公赐履定在何地。以青州为是，则琅琊东海尚在其南，不应如是之近；以麻城为是，则在大河之南，直临楚之境，非西至河矣，不应如是之远。
汉、唐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五代及宋以洛阳为西京，汴梁为东京。
五代以大名为邺都，李氏得之，改其府曰兴唐，石氏得之，改其府曰广晋，而其军曰天雄，总之故魏州也。
通鉴：裴度讨李师道，请令田弘正自杨刘渡河，直指郓州，至阳谷置营。弘正奉命，自杨刘渡河，距郓四十里筑垒。师道遣刘悟屯于阳谷，夜半还兵，天未明抵城下。九域志「阳谷在州西一百三十里」者，非也。去州百三十里者，乃今阳谷县，在西北，杨刘在州正北，不应杨刘渡河迂至西又转而东，且悟以三鼓还师，安得未明即驰百三十里？此阳谷乃今阳谷店，在州北四十里，即度所令置营地也。又，弘正奏败师道兵于东阿。注云：东阿，汉古县，唐属郓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与今旧县相合。而旧志载：「宋时始由阿城迁于南谷。」审如所纪，则唐时邑城方在故阿，去州百里而遥矣，然则南谷有城，不至宋始迁，可征也。
梁、晋河上之师，德胜、杨刘各有南北二城，跨河而守，皆河津要地也。晋人初据德胜，为梁人所败，东守杨刘，王彦章、段凝以十万之师百道进攻，迄不能拔，而大河之险，已入于晋矣。德胜在濮州境内。晋史云：德胜口，澶州地也。澶州旧治顿丘，天福中徙州跨德胜津，已而又作浮梁于上，是为澶州河桥矣。杨刘在东阿北境可六十里，黄河旧堤隐隐可见，墟里人众，久成聚落，而二城之迹则不可考矣。夫合二国之众，集百万之师，一旦化为榛莽平芜，苍茫无迹，盛衰兴亡皆如幻化，亦足慨矣。
赵德钧为幽州节度，于幽州之南六十里城阎沟而戍之，契丹无所伏兵，粮道得通。又于幽州之东五十里城潞县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穑。二城乃幽州之门户也。阎沟即今良乡，为陆路之喉，潞县即今通州，为水路之口，古今地险，亦略相蒙如此。
五代史：榆关在平州之东，东临海，北有兔耳、覆舟山，皆斗绝，并海东北有路，狭仅通车，其旁仅可耕植，唐时置硖石、白狼诸城以控之，即今山海关也。
唐开元、天宝间，中国强盛，自长安西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蔽野，天下言富庶者，无如陇右。所谓万二千里，盖包西域属国而言，陇右则今之临、巩二府也。萧条千里，旷无人烟，视古之富庶，殆如异域，何地利相悬之甚也？
光武战王郎子于巨野，景丹以上谷、渔阳突骑大败郎兵，光武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见其战，乐可言耶？」遂以二郡突骑击灭王郎，立成大业。古人动称幽、并恶少，其精如此。渔阳即今京师，上谷即今宣府。宣府之兵，正不知何状，即如禁旅十万，皆渔阳突骑之余，何乃柔脆绵弱不任刀铠？渔阳甲不可用，至调南兵代守，岂越之君子反出突骑上耶？
唐都长安，每有盗寇，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长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处其阃阈，辟如室之有奥，风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盖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矣。今日燕京之形，辟如负扆端拱坐于堂皇之上，南面而临天下，形胜则甚伟矣，然而形有所不足者，有堂而无室，况奥窔之间耶？
金虏节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关，昌平县之西乃居庸关，顺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之东北乃松亭关，平州之东乃榆关，榆关之东即金人来路也。」此数关，皆天造地设，以为华夷之限，今皆在京师之背，若负扆然，可谓天险矣。金坡关即紫荆关，榆关即山海关， 【「山海关」，原作「山海」，兹据天启本改。】 松亭不知所在。
译青州境内有穆陵关，位于齐地以南百余里处，【“齐南”，天启本作“济南”。】湖广麻城也有穆陵山，山下有关隘，不知姜太公受封赐履之地究竟在哪里。如果以青州为是，那么琅琊、东海尚在其南，不应距离如此之近；如果以麻城为是，那么它位于黄河以南，直接逼近楚地边境，并非向西到达黄河，不应距离如此之远。
汉、唐两代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五代及宋代以洛阳为西京，汴梁为东京。
五代以大名为邺都，李氏夺取后，改其府名为兴唐，石氏夺取后，改其府名为广晋，而其军号仍为天雄军，总之就是原来的魏州。
《资治通鉴》记载：裴度讨伐李师道，请求命令田弘正从杨刘渡河，直指郓州，在阳谷扎营。田弘正奉命，从杨刘渡河，距离郓州四十里处修筑营垒。李师道派遣刘悟驻军在阳谷，半夜撤兵，天未亮便抵达城下。《九域志》说“阳谷在州西一百三十里”，这是错误的。距离州城一百三十里的，是现在的阳谷县，位于西北方向，而杨刘在州城正北，不应从杨刘渡河后迂回向西再转向东，况且刘悟在三更时撤兵，怎能天未亮就驰骋一百三十里？这个阳谷乃是现在的阳谷店，在州城北四十里，正是裴度命令扎营的地方。又，田弘正上奏称在东阿击败李师道的军队。注释说：东阿，是汉代古县，唐代属郓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与现在的旧县位置相符。而旧志记载：“宋代时才开始从阿城迁到南谷。”如果确实如所记载，那么唐代县城还在原来的阿城，距离州城百里之遥，那么南谷有城，不至于到宋代才开始迁移，是可以证明的。
梁、晋两军在黄河上的对峙，德胜、杨刘各有南北两座城，跨越黄河防守，都是黄河渡口的重要之地。晋人起初占据德胜，被梁人打败，向东防守杨刘，王彦章、段凝率领十万大军从百道进攻，始终不能攻克，而黄河的天险，已经落入晋人手中了。德胜在濮州境内。《晋史》说：德胜口，是澶州的地界。澶州旧治所在顿丘，天福年间迁徙州治跨越德胜津，后来又在上建造浮桥，这就是澶州河桥了。杨刘在东阿北境约六十里处，黄河旧堤隐约可见，废墟中人口众多，长久形成聚落，而两座城的遗迹则不可考证了。那联合两国的军队，聚集百万大军，一旦化为荒野平芜，苍茫无迹，盛衰兴亡都如同幻化一般，也足以令人感慨了。
赵德钧担任幽州节度使，在幽州以南六十里处修筑阎沟城并驻守，契丹无处埋伏军队，粮道得以畅通。又在幽州以东五十里处修筑潞县城并驻守，靠近州城的百姓，才开始得以耕种。这两座城乃是幽州的门户。阎沟就是现在的良乡，是陆路的咽喉，潞县就是现在的通州，是水路的关口，古今地势险要，也大致如此。
《五代史》：榆关在平州以东，东面临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都极为险峻，沿着海边向东北有一条路，狭窄得仅能通车，旁边勉强可以耕种，唐代设置硖石、白狼等城来控制它，就是现在的山海关。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中原强盛，从长安西门向西直到唐境尽头，一万二千里，村落相望，桑麻遍野，天下谈论富庶的地方，没有比得上陇右的。所谓一万二千里，大概是包括西域属国而言，陇右则是现在的临洮、巩昌二府。如今萧条千里，空旷无人烟，与古代的富庶相比，几乎如同异域，为何地利相差如此之大呢？
光武帝在巨野与王郎之子作战，景丹率领上谷、渔阳的突骑大败王郎的军队，光武帝说：“我听说突骑是天下的精兵，现在看到他们作战，快乐得难以言表！”于是用这两个郡的突骑击灭王郎，建立大业。古人动不动就称幽州、并州的恶少，其精锐竟达到如此程度。渔阳就是现在的京师，上谷就是现在的宣府。宣府的军队，正不知是什么样子，即使像禁军十万，都是渔阳突骑的余部，为何如此柔弱脆弱不能胜任刀甲？渔阳的甲兵不可用，以至于调南方军队代替防守，难道越地的君子反而胜过突骑吗？
唐代都城在长安，每当有盗寇，就采取出奔的措施，依靠的是蜀地，所以两次出奔两次北逃而没有亡国，也是幸亏有蜀地。长安之地，天府四塞，好比厅堂有房间，蜀地以肥沃的土地处于其门槛之内，好比房间有深处，风雨晦明有所依靠和遮蔽。大概自秦、汉以来，巴、蜀作为外府，而唐代最终依靠它没有灭亡，这就是它的功效了。如今燕京的地势，好比背靠屏风端正地坐在厅堂之上，南面统治天下，形势险要确实宏伟，然而形势有所不足的，是有厅堂而没有房间，何况是房间深处的奥窔之间呢？
《金虏节要》说：“燕山之地，易州西北是金坡关，昌平县以西是居庸关，顺州以北是古北口，景州东北是松亭关，平州以东是榆关，榆关以东就是金人来的道路。”这几座关隘，都是天造地设，作为华夏与夷狄的界限，如今都在京师的背后，如同背靠屏风一样，可谓天险了。金坡关就是紫荆关，榆关就是山海关，【“山海关”，原作“山海”，这里根据天启本改正。】松亭不知所在。
山川丘陵，地之险也，城郭沟池，人之险也。夫险者何不可阶而升？即其险也，人险有功，地险有形，天险自然而已，在德不在险，德者，天险也。
译山川丘陵，是地势的险要；城郭沟池，是人造的险要。那险要之处，有什么不能攀援而上呢？既然有险要，人设的险要能建立功业，地势的险要有其形貌，而天险不过是自然如此罢了。关键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德行，才是真正的天险。
赋币
租、庸、调之法，三代之遗也。孟子所谓：「粟米之征」，即有田之租；「力役之征」，即有丁之庸；「布帛之征」，即有家之调。合而为一，则用其三矣。
汉、唐后法，民有口赋，计口输钱，即今之丁银，至于租税之类，皆以谷帛紬绢等物输之于官，不尽取钱也。今别税银、差役，皆纳银钱于官，不准本色，民间以谷绵布绢贱卖取银，其费倍称。如有司肯从民便，除起运钱粮折色上纳，其余存留钱粮及银差工食，许以谷布等物随有上纳，纳时必贱，少过数月，其价已长。民间无贱卖之累，官方有羡余之积，亦赋役中之平淮也。惜其以避忌之心，踵因循之政，无能开其端者耳。
杨炎两税之法，即今之条编也。唐初租庸调之法，至天宝末年，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兵兴以后，所在迫趣，所办无常准，故不得不变为两税也。两税者，先计州县应用及上供之数，以制其入，约百姓丁产以定等级，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其租、庸、调及新增科目一切罢之，盖合丁田而一之也。陆贽极论其弊。
陆贽论两税之弊曰：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囷仓，直虽轻而?以为富；有流动蕃息之货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什计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物轻资而乐转徙者， 【「物轻资」，「物」，疑当作「务」。】 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财用不得不阙。此数语者，可谓尽两税之委曲矣。两税之法，即今之条鞭，条鞭以地产为率而不计其赀，故农困而商宽，与陆公所陈，大略相似。
南唐，按民田以肥瘠，定税、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准，民间便之，此江南条鞭之法所由始也。
唐史：粟二百四万斛，斗米百五十钱，计二百四万斛，为钱三百六万缗。以此数榷之，斛是五斗，缗是千钱也。其时斗米值百五十钱，斗粟八十，以为至贱，其钱亦轻矣。缯即今之缯也，以线结缯而染，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为元色，余则入染色，谓之彩缬。今民间亦多为之。
元时，以京师米贵，岁发米数十万石，减价粜之，自世祖以后，岁一举行，甚良法也。今都城米价不时腾涌，太仓所积，颇多红腐，若岁出四五十万以济饥民，与改折之额亦自相当，宜若可为也。
蒙古、西域皆以丁为户，元人欲以是施之中国，耶律楚材以为不可，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可输十年之赋，随即逃散矣。」盖有户有口，三代以来至于今日，未有之改也，以丁为户，惟蒙古、西域之俗为然，而近日条鞭之法，不分户，则止以见丁制役，是亦以丁为户之法矣。然行之甚便，而上下相安，何也？古今之宜亦有不同，而时变所趣，岂可以旧识胶固耶？
元平江南，政令疏阔，赋税宽简，其民止输地税，他无征发，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今佃户、苍头有至千百者，其来非一朝夕也。江北士族位至卿相，臧获厮养不盈数人，产至千金以上，百里比肩，地瘠利鲜，民惰差烦，致此非一道也。
长庆二年，度支张平叔画粜盐之策，清检责所在实户据口团保，给一年盐，使其四季输价，为韩愈所驳而止，即今户口食盐法也。今虽不觉其扰，直为文具，无益于国计，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底，亦付之文具而已。
韦处厚议盐法云：「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此至论也，宁独盐法然，百事可推矣。
汉币用黄金，杂以泉货。唐纯用钱，开元、天宝间，天下钱铸九十九炉，岁入百万，至元和、长庆间，铸才十余炉，入方十五万，盈亏之较可疏矣。其时两河、太原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他皆用钱，白金犹未多用也。宋始用白金及钱，间以交子。胜国宝钞盛行，与银钱并用
译赋币
租、庸、调的制度，是夏、商、周三代遗留下来的。孟子所说的“征收粟米”，就是拥有田地者缴纳的租；“征收力役”，就是拥有丁口者缴纳的庸；“征收布帛”，就是拥有家庭者缴纳的调。这三者合而为一，就使用了三种赋税。
汉、唐以后的制度，百姓有人头税，按人口缴纳钱款，这就是现在的丁银。至于租税之类，都是用谷物、丝帛、绸绢等实物缴纳给官府，并不完全征收钱币。现在另外征收的税银、差役，都向官府缴纳银钱，不允许缴纳实物，民间百姓为了换取银钱，不得不低价卖出谷物、棉花、布匹、丝绢，其中的耗费加倍。如果有关部门肯顺从百姓的便利，除了起运的钱粮折成银两缴纳外，其余存留的钱粮以及银差、工食费用，允许用谷物、布匹等实物随有随缴，缴纳时物价必定低廉，稍微过了几个月，价格就会上涨。民间没有低价抛售的累赘，官府也有盈余的积蓄，这也是赋役制度中的公平准则。可惜那些官员抱着避忌的心态，沿袭因循守旧的政令，没有人能开创这个先例罢了。
杨炎的两税法，就是现在的条编法。唐朝初年实行租庸调法，到了天宝末年，户籍逐渐败坏，大多不符合实际情况，战乱兴起以后，各地催逼急迫，所征收的没有固定标准，所以不得不改为两税法。两税法，是先计算州县日常应用以及上缴中央的数额，以此来制定收入，根据百姓的丁口和财产来确定等级，夏季缴纳不超过六月，秋季缴纳不超过十一月，原来的租、庸、调以及新增的各种名目全部废除，大概是将丁口和田地合并在一起征收。陆贽极力论述它的弊端。
陆贽论述两税法的弊端说：两税法的建立，只以资产为标准，不以丁口为本，竟然没有意识到资产之中，有藏在衣襟口袋里的，物品虽然贵重但别人无法窥见；有堆积在场地仓库里的，价值虽然轻微但人们认为富有；有流动增殖的货物虽然价值高，但整年没有利润，像这类情况，其流弊实在繁多。一概按十分之一计算并折算成钱串，理应失去公平并助长虚伪。因此，从事轻便资产而乐于迁徙的人，常常逃脱徭役赋税，坚守本业而树立家产的人，每每困于征敛索取，这简直是诱导他们做奸诈之事，驱使他们逃避徭役，劳力不得不松弛，财力不得不匮乏。这几句话，可以说完全道出了两税法的曲折弊端。两税法，就是现在的条鞭法，条鞭法以地产为比率而不计算其他资产，所以农民困苦而商人宽裕，与陆贽所陈述的大致相似。
南唐时期，根据百姓田地的肥沃或贫瘠，确定税赋、调兵、兴役以及其他赋税征收，都以税钱为标准，民间觉得便利，这就是江南条鞭法的起源。
《唐史》记载：粟二百四十万斛，每斗米一百五十钱，计算二百四十万斛，折合钱三百六十万缗。根据这个数目推算，一斛是五斗，一缗是一千钱。当时每斗米值一百五十钱，每斗粟八十钱，被认为是最便宜的，那时的钱币也很轻。缯就是现在的缯，用线结住缯然后染色，染完后解开结，凡是结的地方都保持原色，其余部分则染上颜色，称为彩缬。现在民间也多有制作。
元朝时，因为京城米价昂贵，每年发放数十万石米，减价出售，从世祖以后，每年举行一次，是很好的办法。现在京城米价不时暴涨，太仓所储存的粮食，很多已经发红腐烂，如果每年拿出四五十万石来救济饥民，与改折的额度也大致相当，似乎是可以实行的。
蒙古、西域都以丁口作为户，元朝人想把这个制度施行于中国，耶律楚材认为不可，说：“自古以来统治中原的，不曾以丁口作为户，如果真的实行，可以缴纳十年的赋税，随即就会逃散。”大概有户有口，从三代以来直到今天，没有改变过，以丁口作为户，只有蒙古、西域的风俗是这样，而近日的条鞭法，不分户，就只以现有的丁口制定徭役，这也是以丁口作为户的方法了。然而实行起来非常便利，上下都相安无事，为什么呢？古今适宜的情况也有不同，而时势变化所趋向的，怎么可以用旧有的见识固执不变呢？
元朝平定江南，政令疏阔，赋税宽简，百姓只缴纳地税，没有其他征发，因此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辄成千上百，直到今天佃户、仆役有达到千百人的，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江北士族地位达到卿相，仆役不超过几个人，财产达到千金以上，百里之内比比皆是，土地贫瘠利益微薄，百姓懒惰差役烦杂，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止一条。
长庆二年，度支使张平叔策划卖盐的策略，清查责成各地实际住户按人口结团担保，供给一年盐，让他们分四季缴纳盐价，被韩愈驳斥而停止，这就是现在的户口食盐法。现在虽然没有觉得它扰民，只是成为具文，对国家财政没有益处，而沿袭日久，不追究它的根本，也就把它当作具文罢了。
韦处厚议论盐法说：“强迫人做他不能做的事，事情必定不能成功；禁止人必定会犯的事，法律必定不能实行。”这是极正确的言论，难道只有盐法是这样，百事都可以推论。
汉朝货币使用黄金，混杂使用泉货。唐朝纯粹使用铜钱，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铸钱的炉子有九十九座，每年收入百万，到了元和、长庆年间，铸造的炉子才十几座，收入只有十五万，盈亏的对比可以推知了。那时两河、太原混杂使用铅铁，岭南混杂使用金银、丹砂、象牙，其他地方都使用铜钱，白银还不多用。宋朝开始使用白银和铜钱，间或使用交子。元朝宝钞盛行，与银钱并用。
梁武时，以民间私钱不能禁，乃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今世无铁钱，间有土中掘出一二，皆梁钱也。 【「周利贞」，「贞」，原讹作「国」，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六新唐书卷二百九周利贞传改。】
唐钱有开元钱，即五铢也。肃宗时有干元大钱，一当十，又有重轮钱，一当五十，与开元同行，谓之三品。是时天下铸钱之炉九十有九，而绛州有三十炉，干元重轮皆绛州所铸。
元时钞法有三：初造中统交钞；历岁既久，复造元宝钞；又三十余年，改造至大银钞。钱法有二：曰至大通宝，一文准银一厘；曰至元大宝，一文准银一分。
楮币之制起于汉之皮币而无所交质，成于宋之交子而不及四方。金人以铜少，造钞一贯、二贯、三贯、四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谓之小钞，颁之四方，与钱并用，而钞法始通行矣。
南宋事金，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疋，生辰正旦，每贺金茶器千两，银酒器万两，锦绮千疋。金人来贺正旦，金酒器六事，色绫罗纱三百段，马六匹而已。
今九边坐派钱粮，旧有定数，大约宣府八十三万余两，大同七十七万余两，辽东三十八万余两，延绥二十八万余两，宁夏二十二万余两，甘肃三十八万余两，六边共计三百七万有奇。俱山、陕、河南、山东、北直并本镇屯田粮草解纳。已而岁用不敷，每年议发年例并开派两淮、山东、两浙、长芦引盐，宣府一十九万余两， 【「宣府」，「府」，天启本作「大」。「一十九万」，「一」天启本作「三」。】 辽东二十万两，延绥九万两， 【「延绥」、「九万两」，「九」，天启本作「十六」。天启本作「甘延」。】 宁夏十六万余两，六边共计九十一万。此其大略也。
谷山笔麈卷之十三 仪音
汉世庙讳皆以近似之字易之，如讳「邦」之字则曰「国」，讳「恒」之字则曰「常」，即如讳「世」之字曰「代」，讳「民」之字曰「人」也。村学究不知，以为名邦字国，名恒字常，是以讳为表德矣。文义不通，多误小学如此。
尝见褚河南贞观中一帖，内有「世」「民」二字，皆不减画，心窃疑之，及考唐史，太宗在日，二名不连者毋避。及高宗即位，乃讳二字。盖礼：「卒哭乃讳，所以敬鬼神之名。」生者则不相避也。以此推之，贞观中，「世」「民」二字，临文止是不连，未尝更易，永徽以后，乃以「人」讳「民」，以「代」讳「世」耳。
六朝最重私讳，即人主于其大臣，亦讳其先世。南宋武帝尝使江智渊以王彧父讳戏之，智渊正色不肯，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智渊伏席流涕，竟不肯戏。私讳之重如此。然亦过矣。礼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以人主名其先臣，未为大失，何至伏地流涕？盖武帝以此相嘲，非待臣之礼，宜其辱也。汉文短丧，权制三十六日，至唐犹遵之，惟玄宗、肃宗之丧始服二十七日，代宗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宰相常衮以为：古者卿大夫从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当如之。中书舍人崔佑甫以为：朝臣、庶人不当分别，凡百执事，孰非吏人？皆应释服。相与力争，竟从众议。二人故有隙，以是相左，然众议是也。二十七日，视汉文之制也，已自减少，岂可更从三日？且公卿大臣以吏人自处，亦不明大义矣。众之排佑甫非也，其论丧礼是也。
唐之庙制，以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比武王，皆以为世室不迁，其下三昭、三穆，满则迁于夹室，盖三昭、三穆在世室之外，故为九庙，盖九世也。今以九帝备庙数而不及七世，则不合于礼矣。
唐时明堂制度，其宇上圜覆以清阳玉叶。清阳，色也，玉叶亦瓦之类。今大享殿及圜丘阑干皆用回青瓦，亦清阳玉叶之类。
夏、周九鼎之制，不可详考，武后更造明堂，铸铜为九鼎：豫州鼎曰神都，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曰武兴；雍州鼎曰长安；兖州鼎
译梁武帝时期，因为民间私铸的钱币无法禁止，于是全部废除了铜钱，改铸铁钱。如今世上没有铁钱，偶尔从土中掘出一两枚，都是梁朝的钱币。
唐朝的钱币有开元通宝，也就是五铢钱。肃宗时有干元大钱，一枚当十枚用，又有重轮钱，一枚当五十枚用，与开元通宝同时流通，称为三品。当时天下铸钱的炉子有九十九座，其中绛州有三十座，干元钱和重轮钱都是绛州铸造的。
元朝的法币制度有三种：起初铸造中统交钞；经过多年之后，又铸造元宝钞；再过三十多年，改铸至大银钞。钱币制度有两种：一种是至大通宝，一枚折合白银一厘；一种是至元大宝，一枚折合白银一分。
纸币的制度起源于汉朝的皮币，但当时并不流通交换，到宋朝的交子才形成制度，但未能遍及四方。金人因为铜少，铸造一贯、二贯、三贯、四贯、五贯、十贯五种面额，称为大钞；又铸造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种面额，称为小钞，颁行到四方，与铜钱一起使用，纸币制度才开始通行。
南宋侍奉金朝，每年进贡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在金朝皇帝生日和元旦时，每次进献金茶器一千两，银酒器一万两，锦绮一千匹。金朝使者来祝贺元旦，只进献金酒器六件，各色绫罗纱三百段，马六匹而已。
如今九边驻军坐派的钱粮，旧有定数，大约宣府八十三万余两，大同七十七万余两，辽东三十八万余两，延绥二十八万余两，宁夏二十二万余两，甘肃三十八万余两，六边共计三百零七万余两。都由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直隶以及各镇屯田的粮草解送缴纳。后来每年费用不足，每年商议发放年例，并开征两淮、山东、两浙、长芦的盐引，宣府十九万余两，辽东二十万两，延绥九万两，宁夏十六万余两，六边共计九十一万两。这是大概的情况。
《谷山笔麈》卷十三 仪音
汉朝世宗的庙讳都用近似的字替换，比如避讳“邦”字就称为“国”，避讳“恒”字就称为“常”，就像避讳“世”字称为“代”，避讳“民”字称为“人”一样。乡村的塾师不知道，以为名邦字国，名恒字常，把避讳当作表字了。文义不通，很多错误的小学知识都是这样。
曾经见过褚河南在贞观年间的一帖，里面有“世”、“民”二字，都没有减笔画，心里暗自怀疑，等到考证唐史，太宗在世时，两个名字不连用的不必避讳。等到高宗即位，才避讳这两个字。大概礼制规定：“丧期结束哭祭之后才避讳，这是为了尊敬鬼神的名讳。”活着的人则互相不避讳。由此推论，贞观年间，“世”、“民”二字，在文章中只是不连用，未曾更改，永徽年以后，才用“人”字避讳“民”，用“代”字避讳“世”。
六朝最重视私讳，即使是君主对于他的大臣，也避讳其祖先的名讳。南朝宋武帝曾让江智渊用王彧父亲的名讳来戏弄他，江智渊神色严肃不肯，皇上发怒说：“江僧安是个痴人，痴人自己爱惜自己。”江智渊伏在席上流泪，终究不肯戏弄。私讳的重视到了这种地步。然而这也太过分了。礼制有“在父亲面前称儿子的名，在君主面前称臣的名。”用君主的名讳称呼先代大臣，不算大的过失，何至于伏地流泪？大概武帝以此相嘲，不是对待臣下的礼节，他受辱是应该的。汉文帝短丧，权宜规定三十六天，到唐朝还遵循它，只有玄宗、肃宗的丧事才服丧二十七天，代宗遗诏天下，官吏百姓三天就脱去丧服。宰相常衮认为：古代卿大夫跟随君主服丧，皇帝二十七天除服，在朝的群臣也应当如此。中书舍人崔佑甫认为：朝臣、庶人不应当区分，凡是百官执事，谁不是官吏百姓？都应当脱去丧服。两人极力争论，最终听从了众人的意见。两人本来有嫌隙，因此意见相左，然而众人的意见是对的。二十七天，比照汉文帝的制度，已经减少了，怎么能再听从三天的说法？况且公卿大臣以官吏百姓自处，也不明白大义了。众人排斥崔佑甫是不对的，但他关于丧礼的论点是正确的。
唐朝的宗庙制度，以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比武王，都认为是世室不迁的，其下三昭、三穆，满了就迁到夹室，大概三昭、三穆在世室之外，所以是九庙，也就是九世。如今用九位皇帝备足庙数而不到七世，就不合于礼制了。
唐朝明堂的制度，其屋宇上面圆形覆盖着清阳玉叶。清阳，是颜色，玉叶也是瓦的一类。如今大享殿及圜丘的栏杆都用回青瓦，也是清阳玉叶一类。
夏、周九鼎的制度，不能详细考证，武则天重新建造明堂，铸造铜为九鼎：豫州鼎叫神都，高一丈八尺，容量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叫武兴；雍州鼎叫长安；兖州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