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笔麈卷之十六 杂说
指天，鹑结蓝缕入王宫门。三千美人望之大笑，王曰：「嬉！来前！夫人之谒也，岂有意辱寡人之后宫哉！」无盐曰：「唯唯。不敢。」王曰：「夫寡人之左右者，皆冶丽靓雅，嫽眇多姿，肤如玉雪，腰如束素，垂罗曳縠，欻如流云，寡人犹以为不适，不能一睐也。夫人之玉貌能倾之乎？」曰：「不能。」王曰：「寡人布席而饮，悬乐而奏，美人罗于玉箱金堂，搦管张弦，曼声而歌，气芳椒兰，音绕梁欐，寡人于斯时也，大饮千锺，小饮百榼，仰天耳热，其乐忘死。夫人之妙技能抑之乎？」曰：「不能。」王曰：「然则何以娱寡人而辱寡人之后宫乎？」无盐仰天大笑，拊手泣洟，曰：「殆哉！王之图国也！夫妾之志以为齐国东负沧海之饶，西按岱宗之险，表里九河，纵横千里，天下之强国也，而西面事人，号为东藩，妾诚惑之。大王诚为谢连衡之约，摈合从之议，斥游谈之士，罢春秋之请，南城琅琊，则楚人不敢窥薛，北屯千乘，以河为池，则燕之士马不敢南向，西画汶、济，布十万之师于阿、鄄之间，则三晋之军不敢东顾，然后闭关而守，兴鱼盐之利，席枣栗之饶，修太公之教，讲管子之法，西向而亢强秦，不及十年，可为东帝！今大王计不出此，而听诸侯游士之谈，以合从连衡为事，从成，则三晋与楚分其利，齐不能越韩、魏而有秦；衡成，则秦享其成，而齐以空名奔走诸侯之后，是坐而自索也！不知三千美人之中有以此进大王者乎？妾诚惜之！」于是宣王瞠目而眙，拊心而叹，曰：「嗟乎，天以无盐君赐寡人也！寡人之国将亡，无盐君存之！」遂立以为王后。齐国大治，攘地千里。夫娴都环利之质，非不捷也，声中宫商，貌如刻画，非不娇也，及其当利害之交，值艰危之地，未有能济者也。故有呈木朴之观而负玮奇之节，谢便儇之巧而储博大之材者，此无盐之类也。
译指着天，穿着破烂的衣服进入王宫大门。三千名美人望着她大笑，齐宣王说：“嘻！走近些！夫人来拜见，难道有意侮辱我的后宫吗？”无盐女说：“是是。不敢。”齐王说：“我身边的人，都美丽典雅，姿态柔美，肌肤像玉雪一样洁白，腰身像束着的白绢一样纤细，披着罗纱拖着绉纱，飘动时像流动的云彩，我还觉得不满足，连一眼都不愿多看。夫人的美貌能压倒她们吗？”无盐女说：“不能。”齐王说：“我铺好席子饮酒，悬挂乐器演奏，美人罗列在玉饰金装的厅堂里，拿着笛子拨动琴弦，发出悠长的歌声，气息芬芳如椒兰，声音缭绕在屋梁之间，我在这个时候，大饮喝上千杯，小饮喝上百杯，仰头耳朵发热，快乐得忘记死亡。夫人的妙技能抑制这种快乐吗？”无盐女说：“不能。”齐王说：“那么用什么来取悦我并侮辱我的后宫呢？”无盐女仰天大笑，拍手流泪，说：“危险啊！大王治理国家的谋划！妾的志向认为齐国东面依靠沧海的富饶，西面凭借泰山的险要，内外有九条河流，纵横千里，是天下的强国，却向西侍奉别国，被称为东藩，妾实在感到困惑。大王如果真能谢绝连横的盟约，摒弃合纵的议论，斥退游说之士，停止春秋两季的朝聘，在南城和琅琊驻军，那么楚国人就不敢窥视薛地；在北面千乘驻军，以黄河为护城河，那么燕国的兵马就不敢向南进犯；在西面划定汶水、济水防线，在阿地、鄄地之间布置十万军队，那么三晋的军队就不敢向东张望；然后关闭关口防守，发展鱼盐的利润，利用枣栗的富饶，修习太公的教化，讲求管子的法度，向西对抗强大的秦国，不到十年，就可以成为东帝！现在大王计谋不出于此，却听信诸侯游说之士的言论，把合纵连横当作要务，合纵成功，那么三晋和楚国瓜分利益，齐国不能越过韩、魏去占有秦国；连横成功，那么秦国享受成果，而齐国顶着空名在诸侯后面奔走，这是坐着自取灭亡啊！不知道三千美人中有以此进谏大王的吗？妾实在惋惜！”于是齐宣王瞪大眼睛注视，拍着胸口叹息，说：“唉，上天把无盐女赐给我啊！我的国家将要灭亡，无盐女保全了它！”于是立她为王后。齐国大治，开拓土地千里。那些容貌美丽、体态柔媚的女子，并非不敏捷；声音合乎宫商音律，容貌如同刻画一般精致，并非不娇美，但当面临利害关头，处于艰难危急之地时，没有谁能挽救危局。所以那些外表呈现质朴之貌而内心负有瑰奇节操，摒弃轻浮巧诈而储备博大才能的人，就是无盐女这一类人。
璅言
屏之张也，直则不可立，必也弯而曲之；轮之转也，方则不可行，必也揉而圆之；处世亦然。虽然，屏必有幅，轮必有轴，屏虽欲曲不可不齐，轮虽欲圆不可不正，君子自处也亦然。
士大夫处世能绝四语，可与论道矣。一曰耳语，一曰目语，一曰手语，一曰足语。呫嗫而谈者，私也；睇笑而谈者，险也；握手而道者，伪也；蹑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满堂，言室满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漏刻之人，受命于水，水涸则降；影灯之人，受命于火，火熄则止，其升降动止有制之者也。人之在声华势利亦然，得则神王，失则气汨，制在外也。夫惟立命在我而不为外物所制，几于道矣。
更色而不更叶者，松柏也；更叶而不更条者，诸木也；更条而不更根者，百草也；更根而不更种者，五谷也。故五谷之命在种。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宝诀，自谓救时良方，不知其乃膏肓之疾也：进退人材用「调停」二字，区画政机用「作用」二字，此非圣贤之教也。夫贤则进，否则舍，何暇调停？政可则行，不可则止，何烦作用？君子以调停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作用为才，而小人之弥缝者借焉。四字不除，太平不可兴也。
天下将有乱萌，固不可养，亦不可激，养之乱，激之亦乱。依阿唯诺以延岁月，一旦乱成，坐视其败，此养者成之也；引绳批根，吹毛洗垢，使之情见势极，一发而溃，此激者成之也。养之敝常在大臣，激之敝常在小臣。大臣忘身以为国，则分内事不可模棱，小臣奉官以守法，则分外事不必越俎，天下事乃可言矣。
大臣之义在于体国，小臣之分在于守官。何也？大臣位尊寄重，与君国同其休戚，非一官之守能尽。而上之所以责之者，亦不止于所守之官而止也。如吏、兵之会推，礼曹之会议，刑曹之会审，凡大赏罚、大典礼，无不使六卿共之，非若寻常政体一部可得专也。奈何以一官自画而秦、越？国家之安危，噤不出声，非大臣之义矣。至于部司之臣，本无言责，凡钱谷、甲兵、礼乐、刑名，各守其官以承其长，夙夜在公，不懈于位，其官尽矣。上之所以责之，亦止于其官之内，未尝以钱谷责之吏兵，以礼乐责之法官也。后世士风日漓，趋名嗜进，往往舍其官之所当守而忧其责之所不及，非小臣之事矣。此何以故？大臣以长厚为体，而不思义所当重，小臣以建白为名，而不思职有所专也。夫使大臣不忧国而小臣不守官，国家之事，必有难言者矣。
士之气节盛衰亦有时哉！有唱而后和，有锐而复竭，以皆非义理之勇也。本朝如靖难之举，死者不下十百，至于土木之难，寂然不过一二，如嘉靖大礼，举朝争之，死且窜者，不下数十，至于易世之后，如庙祧之递迁，两宫之推崇，亦有许大事体，复寂然无一人言者。何也？士之举动犹风也，飘风大和，冷风小和，风之所过，万窍怒号，风之所止，一尘不动，且再鼓则衰，三鼓则竭，气亦有所尽也。若夫义理之勇，千万人倡之而不加，千万人阻之而不止，当寂则为处女，当锐则为脱兔，岂系风气哉？
人臣之犯颜直谏，非以为名也。凡以冀上之从也，上从之而不受其名，则主臣俱荣；上不从而已受其辱，则过归于上，而名成于下，非纯臣之本心矣。且夫臣子之于君父，固欲得其欢心，非以咈意为愿也。君父之喜，自必以为荣，君父之怒，自必以为辱，乃臣子之常耳。今也以为名之故，而成其为利之实，遂至以君父之喜为辱，而以君父之怒为荣，无乃非臣子之情乎？夫求其喜而不得以至于怒，是求其荣而不得以至于辱也，恐惧修省若将无所容，如曰「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如曰「臣罪当诛兮，天王明圣」，则庶乎不失臣子之义，而利名亦可永誉矣。倘以此骄人，以此轻世，恐有道者视之，不免发一笑尔。
天下之事，平时患在操切，临难患在牵制。操切太过，则变以刻成，牵制太过，则机以懦失。此祸乱之所
译璅言
屏风张开时，笔直就无法站立，必须弯曲它；车轮转动时，方形就无法行进，必须揉搓使它变圆；处世也是这样。虽然如此，屏风必有边框，车轮必有车轴，屏风虽然想要弯曲却不能不整齐，车轮虽然想要变圆却不能不正直，君子自我处身也是这样。
士大夫处世如果能杜绝四种言语，就可以和他谈论道义了。一是耳语，二是目语，三是手语，四是足语。低声细语交谈的，是私下勾结；斜眼看人笑着交谈的，是阴险；握手交谈的，是虚伪；踮起脚告知的，是亲昵。在厅堂说话就充满厅堂，在居室说话就充满居室，在朝廷谈论朝政，在家里谈论家事，君子的言语就是这样。
计时器的人，受命于水，水干了就下降；影灯的人，受命于火，火灭了就停止，他们的升降动止都有制约。人在声威、华名、权势、利益中也是这样，得到就精神旺盛，失去就气息沉滞，制约在于外物。只有确立命运在我自己手中而不被外物所制约，才接近道了。
改变颜色但不改变叶子的，是松柏；改变叶子但不改变枝条的，是各种树木；改变枝条但不改变根部的，是各种草；改变根部但不改变种子的，是五谷。所以五谷的生命在于种子。
近世士大夫有四个字作为诀窍，自认为是救世的良方，不知道这却是膏肓之疾：进退人才用“调停”二字，筹划政事机要使用“作用”二字，这不是圣贤的教导。贤能就进用，不贤就舍弃，哪里有空闲去调停？政事可行就实行，不可行就停止，何必烦劳去作用？君子以调停为名，小人的结党营私就借此依托；君子以作用为才，小人的弥缝补漏就借此凭借。这四个字不除去，太平盛世就不能兴起。
天下将有动乱的苗头，固然不能纵容，也不能激化，纵容它动乱，激化它也会动乱。依顺附和以拖延岁月，一旦动乱形成，坐视其败坏，这是纵容者促成的；拉直绳子批驳根本，吹毛求疵，使他们情势显露、势头达到极点，一发而溃，这是激化者促成的。纵容的弊端常在大臣，激化的弊端常在小臣。大臣忘记自身安危以报效国家，那么分内的事不可模棱两可，小臣奉行官职以遵守法度，那么分外的事不必越俎代庖，天下的事才可以谈论了。
大臣的道义在于体恤国家，小臣的本分在于恪守官职。为什么呢？大臣地位尊贵寄托重任，与君主和国家同休戚，不是一官之守所能尽到的。而上级所责备他的，也不止于他所守的官职就停止了。如吏部、兵部的会推，礼部的会议，刑部的会审，凡是大赏罚、大典礼，没有不让六卿共同参与的，不像寻常政体一部可以专断。怎么能以一官自限而像秦越人那样冷漠？对国家安危，闭口不言，这不是大臣的道义。至于部司的臣子，本来没有言责，凡是钱粮、甲兵、礼乐、刑名，各自恪守官职以承接长官，日夜在公，在职位上不懈怠，他的官职就尽到了。上级所责备他的，也止于其官职之内，不曾以钱粮责备吏兵，以礼乐责备法官。后世士风日益淡薄，追求名声嗜求进身，往往舍弃官职所当守的而忧虑职责所不及的，这不是小臣的事。这是什么缘故呢？大臣以宽厚为体，却不思考道义所当重的，小臣以建言为名，却不思考职事有所专的。如果让大臣不忧国而小臣不守官，国家的事，一定有难以言说的了。
士人的气节盛衰也有时运啊！有唱和而后响应，有锐利而后枯竭，因为都不是义理的勇。本朝如靖难之役，死者不下十百，至于土木之难，寂然无声不过一二，如嘉靖大礼，满朝争辩，死且被贬的，不下数十，至于改朝换代之后，如庙祧的递迁，两宫的推崇，也有这样大的事体，又寂然无一人言。为什么呢？士人的举动如同风，狂风大和，冷风小和，风所经过的地方，万窍怒号，风所停止的地方，一尘不动，而且再鼓则衰，三鼓则竭，气也有尽的时候。如果是义理的勇，千万人倡导也不增加，千万人阻止也不停止，当寂静时就像处女，当锐利时就像脱兔，难道系于风气吗？
人臣犯颜直谏，不是为了求名。凡是希望君主听从，君主听从而不接受他的名声，那么君主和臣子都荣耀；君主不听从而已受辱，那么过错归于君主，而名声成就于臣下，这不是纯臣的本心。况且臣子对于君父，本来希望得到欢心，不是以违背意愿为愿。君父的喜悦，自然认为荣耀，君父的愤怒，自然认为耻辱，这是臣子的常情。现在为了求名的缘故，而成为求利的实质，以至于以君父的喜悦为辱，而以君父的愤怒为荣，恐怕不是臣子的情理吧？追求喜悦而不得以至于愤怒，这是追求荣耀而不得以至于耻辱，恐惧修省好像无处容身，如果说“父母不爱护我，对我怎么样呢”，如果说“臣罪当诛兮，天王明圣”，那么差不多不失臣子之义，而利名也可以永远美誉了。如果以此骄人，以此轻世，恐怕有道者看了，不免发一笑罢了。
天下的事，平时弊病在于操切，临难弊病在于牵制。操切太过，那么变乱因苛刻而成，牵制太过，那么机宜因懦弱而失。这是祸乱之所
由兴也。
处天下人，心不可不虚，虚则无难处之人；任天下事，心不可不实，实则无难任之事。
译这是由兴所写的。
对待天下人，内心不可不谦虚，谦虚就没有难以相处的人；承担天下事，内心不可不踏实，踏实就没有难以承担的事。
当事之人如柁师然，风恬浪静，一泻千里，柁师可以享其逸；洪涛巨浸，?地连天，柁师可以见其能；惟至于万斛之舟胶于中流，寸尺不能进，左右无所倚，虽有天下之神巧，不能几矣。
以事劳心者，事受之；以理劳心者，理受之。事受之者，物有其则，心无与也；理受之者，理有其趣，心无与也。惟以心劳心者，心受之，其伤必多，何谓以心？妄念是已，智故是已，阴谋是已。
为大臣者，不惟不当有保位之心，即保名之心亦不可有。一有保位之心，则利害之说得以中之，一有保名之心，则毁誉之说得以中之。利害之说入，则有所趋避，其志不行，毁誉之说入，则有所顾忌，其志不行。然则，惟利国家社稷不尔。
君子欲为天下用，则有不必用之心乃可用也。有不必用之心，则其身可去可留，而宠辱得失一无所动，然后惟我所行，而无所趋避，所谓以瓦注者巧也。古人所为重恬退澹泊之士，非止奖其品地，实以恬退之士无富贵利达之心，而天巧全使之效用，必能为人所不敢为，而大有益于国家。
士人持身之节，有关于道义者，视一介如泰山；大将用兵之略，有系于安危者，视千金如粪土。夫以持身之节而律师行之法，天下所以少成功也。
人之于虺蛇也，恶之而不怒也，其于虎狼也，畏之而不怒也，夫诚畏且怒也，避之已矣。安有见虎狼虺蛇而裂眦指发以必求一逞者乎？求治不可太速，疾恶不可太严，革弊不可太尽，用人不可太骤，听言不可太轻，处己不可太峻。
人之年寿长短，元气所禀，本有厚薄，然人能善养，亦可延年。如烛有长短，使其刻画相同，则久暂了然，若使置长烛于风中，护短烛于笼内，则以彼易此，未可知也。故养生之说不可不知。
论略
柳下惠以和而圣，关寿亭以忠而神，其必为人所不能也，而世以秉烛、坐怀二事为二公之大节，见亦陋矣。何也？风雨如晦，投衣而燠，此何时也，即有淫僻之心，未必即炽，况且人之美恶老少又不可知，纵非下惠，遽及于乱乎？曹公躭躭寿亭，欲败其节而致诸死，鐍之一室，耳目密列，即非寿亭，其谁自白乎？故柳之不乱，不欲者能之，关之秉烛，不敢者能之，非其大也。柳之大节在一体万物而无憎别之心，关之大节在始终为主而无二三之志，此其与天地同量、日月争光者矣，而以二事当之，不亦细乎？柳之言曰：「尔为尔，我为我，尔焉能袒褐免我哉？」关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此其大本大原，可以同体天地、并明日月者矣。曰圣曰神，不其然乎！
贾之吊屈，扬之反骚，其指一也。贾赋曰：「班纷纷其离此邮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岛而相其君兮，又何必怀此都也？」若望原不历他国，择主而事，以及于死者。此言非也。当六国之时，出仕他国，固士人之常，然原，楚之同姓，所谓贵戚之卿也，一旦以忠被斥，徘徊顾望，不忍他适，宁赴而葬江鱼腹中，如远游诸篇，词旨可想见，谊奈何以此责之？雄则不然，其词曰：「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故摭离骚文而反之。」其词曰：「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此有道之言也，与贾生之旨趣大相远矣。虽然，雄之视三闾，又何其不相若也！则无乃与其言剌谬耶？
曹孟德雄心异志，情见乎词，不一而足，而又曲自掩饰，以愚天下。尝读其诗，如「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此有所牵制而未能决之词；如「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此有所计虑而未得遂之词；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明自托于周公，如「我心何拂郁，思欲一东归」，微自附于汉祖。即此数语，其志可知也。短歌行中间，全插「呦呦鹿鸣」数语，上下文义不相接，岂其才诎使然，乃搀和掩饰，使人不可解耳。如为隐语秘诀，恐露窍妙，则多书杂字，以乱其辞也。自古及今，无人识破，令地下老瞒，笑人迂腐，可为
译处理事务的人就像掌舵的船夫一样，风平浪静时，船能一泻千里，船夫可以安享清闲；波涛汹涌、洪水滔天、水天相连时，船夫可以展现他的才能；只有当万斛大船搁浅在河流中央，寸步难行，左右无处依靠时，即使有天下最神妙的技巧，也无济于事了。
因事务而劳心的人，事务本身承受了后果；因道理而劳心的人，道理本身承受了后果。事务承受后果的，事物有其规律，心并不参与其中；道理承受后果的，道理有其趋向，心并不参与其中。只有因私心而劳心的人，心承受了后果，其伤害必然很多。什么叫私心？就是妄念、智巧、阴谋罢了。
身为大臣的人，不仅不应该有保全职位的心思，连保全名声的心思也不应该有。一旦有了保全职位的心思，那么关于利害的说法就能中伤他；一旦有了保全名声的心思，那么关于毁誉的说法就能中伤他。利害的说法进入心中，就会有所趋利避害，他的志向就无法施行；毁誉的说法进入心中，就会有所顾忌，他的志向就无法施行。既然如此，那么只有利于国家社稷，才不是这样。
君子想要被天下任用，就必须有不被任用也无所谓的想法，这样才真正能被任用。有了不被任用也无所谓的想法，那么他的身就可以离去也可以留下，而宠辱得失都不能动摇他，然后才能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无所趋利避害，这就是所谓用瓦器作赌注的人技巧高超。古人之所以看重恬静退让、淡泊名利的人，不仅仅是为了奖赏他们的品格地位，实在是因为恬退之士没有追求富贵利达的心思，而天然的巧慧得以完全发挥效用，必定能做出别人不敢做的事，从而对国家大有益处。
士人修身守节的准则，有关乎道义的，看待一介草芥如同泰山；大将用兵的谋略，有关乎安危的，看待千金如同粪土。如果用修身守节的准则来规范行军作战的法度，这就是天下很少能成功的原因。
人对毒蛇，厌恶它但不愤怒；对虎狼，畏惧它但不愤怒。如果真的既畏惧又愤怒，躲避就是了。哪有见到虎狼毒蛇就瞪大眼睛、头发竖起，一定要逞一时之快的人呢？追求治理不可太急，痛恨恶人不可太严，革除弊端不可太尽，任用人才不可太急，听取言论不可太轻率，对待自己不可太严厉。
人的寿命长短，元气禀赋本来就有厚薄之分，但是人如果能善于保养，也可以延年益寿。就像蜡烛有长有短，如果让它们刻画的形状相同，那么燃烧时间的长短就很清楚了；如果把长蜡烛放在风中，把短蜡烛护在笼子里，那么用那个换这个，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所以养生的道理不可不知道。
论略
柳下惠因为和顺而成为圣人，关寿亭因为忠诚而成为神明，他们必定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而世人却把秉烛、坐怀这两件事当作两位先生的大节，见识也太浅陋了。为什么呢？风雨交加、天色昏暗，脱下衣服给人取暖，这是什么样的时候啊，即使有淫邪的念头，未必就会炽盛，况且人的美丑老少又不可知，纵然不是柳下惠，就会立刻发生乱伦之事吗？曹操对关寿亭虎视眈眈，想要败坏他的节操并置他于死地，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耳目密布，即使不是关寿亭，谁还会自白呢？所以柳下惠的不乱，是“不欲”的人能做到的；关寿亭的秉烛，是“不敢”的人能做到的，这并不是他们的大节。柳下惠的大节在于包容万物而没有憎恶分别之心，关寿亭的大节在于始终忠于主人而没有二心，这才是他们与天地同量、与日月争光的地方，而用那两件事来对应，不也太细微了吗？柳下惠说：“你是你，我是我，你怎么能让我脱下衣服呢？”关寿亭说：“太阳在天上，心在人内。”这是他们的根本原则，可以同体天地、并明日月的。称他们为圣为神，不正是这样吗！
贾谊凭吊屈原，扬雄反写《离骚》，他们的旨趣是一致的。贾谊赋中说：“纷纷班驳地离开这个驿站啊，这也是先生的过错，遍历九州去辅佐你的君主啊，又何必眷恋这个都城呢？”好像是希望屈原不要遍历他国，选择君主侍奉，以至于死。这话不对。在六国时期，出仕他国，本是士人的常事，然而屈原，是楚国的同姓，所谓贵戚之卿，一旦因忠诚被斥退，徘徊顾望，不忍心去别处，宁愿赴死葬身江鱼腹中，像《远游》等篇章，词旨可以想见，贾谊怎么能以此责备他呢？扬雄则不然，他的词说：“君子得时则大行其道，不得时则像龙蛇一样隐伏，遇不遇，是命运，何必沉身呢！所以摘取《离骚》的文辞而反其意。”他的词说：“孔子离开鲁国啊，斐斐迟迟，而周游最终返回，回到旧都啊，何必沉入湘渊与涛濑！”这是有道之言，与贾谊的旨趣大相径庭。虽然如此，扬雄看待三闾大夫，又多么不相称啊！这难道不是与他的言论相矛盾吗？
曹操雄心异志，情感见于词章，不一而足，而又曲折地自我掩饰，以愚弄天下。曾读他的诗，如“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是有所牵制而未能决断的词；如“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这是有所计虑而未得遂愿的词；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明显是自托于周公；如“我心何拂郁，思欲一东归”，微妙地自附于汉高祖。仅这几句话，他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短歌行》中间，全插入了“呦呦鹿鸣”几句话，上下文义不相接，难道是才华不足使然，乃是搀和掩饰，使人不可理解罢了。如果是隐语秘诀，恐怕泄露窍门，就多写杂字，以扰乱其辞。自古及今，无人识破，让地下的老瞒，笑人迂腐，可为
扼掔。
三代养老之礼，远不及考，记所传者，多汉人拟议之词，东京、西周仿而行之，未必三代之旧也。后周以于谨为三老，中楹南向而坐，帝立于黼扆之前，西面。有司进馔，帝跪设酱，至亲为袒割。谨食毕，帝跪授爵以酳。此拘礼经之文而不达其意者也。何也？古人之席以东向为尊，宾师祭祀，皆正东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则南面耳。今也以人臣俨然南面，而使人主立于其旁，三代有是礼耶？此不达古之方向也。礼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古之所谓跪者，即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倨坐于上，而人主跪于其前，三代有是礼耶？此不达古之坐起也。且夫礼有时而情有顺，古今异便，不可强也。古之人君立而听朝，今有立者乎？古之升车者或立而乘，今有立者乎？况三代所谓国老者，其道德行业足以师表流俗而辅翼人主，王之所谓师保父兄也。东京以桓荣为三老，儒者犹或效之。谨何人哉，猥以不经之礼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徒取其能行周礼而不察其是否，不亦诬耶？
译扼掔。
夏、商、周三代养老的礼仪，久远得无法考证，《礼记》中所记载的，大多是汉人推测拟议的说法，东汉和周朝仿效实行，未必是三代原有的旧制。后周任命于谨为三老，让他坐在厅堂中央朝南的位置，皇帝站在画有斧形图案的屏风前，面朝西。官员进献食物，皇帝跪着摆放酱料，甚至亲自挽起袖子切割肉块。于谨吃完后，皇帝跪着递上酒杯让他漱口。这是拘泥于礼经的文字而不明白其真意啊。为什么呢？古人以面朝东为尊位，宾客、师长和祭祀，都坐在正东向的位置，只有君主临朝听政时才面朝南。现在让臣子俨然面朝南坐，而让君主站在旁边，三代有这种礼仪吗？这是不明白古人的方位尊卑。《礼记》说：“让人坐下时自己不要站着，让人站立时自己不要跪着。”古人所说的跪，就是坐着时膝盖跪在席子上。现在让臣子傲慢地坐在上位，而君主跪在他面前，三代有这种礼仪吗？这是不明白古人的坐立规矩。况且礼仪有时效，人情有顺逆，古今便利不同，不可强行一致。古代的君主站立听政，现在还有站着的吗？古代登上车的人有时站着上车，现在还有站着的吗？何况三代所说的国老，是那些道德品行足以成为世俗表率并辅佐君主的，也就是君王所说的师保父兄。东汉以桓荣为三老，儒者尚且有人效仿。于谨是什么人呢，竟然用不合常理的礼仪来尊崇他，真是鄙陋极了！宋代儒者只取他能实行周礼这一面，却不考察其是否合理，不也是诬妄吗？
周礼小司寇五听之法：一曰辞听，观其所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三曰气听，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眊。古人听狱之法详密如此，即有神奸，不能自遁，片言折之可矣。后世不务出此，而以钩距伺察得人之情，以罗织銗筩求人之情，其法弥刻，其术弥刻。以此求清庶狱，听之不以其道者也。
魏、晋以来，最重氏族，南则王、谢、褚、沈，北则崔、卢、王、郑，至唐犹然。魏孝文时，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四姓为衣冠所推，而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故世之高华者以五姓为首。河东薛氏以不得入郡姓，至辟廱廷争，仅乃得之。于时，婚姻仕宦皆以门阀相高，下品单门，自甘隐约，斯亦过矣。然乔木世臣，国体乃关，廉远堂高，积非一日，门阀之重，固不为无益也。今世门阀太轻，地望无取，仕以权宠相慕而诎世臣，婚以富贵相高而左旧族。视之不过积习，究其极弊，甚有关系，不可不熟思也。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实家道之隆衰，以离合为验，后世鄙俗戾风，自相胡、越，有失敦睦。而门阀之衰，外侮之遘，恒必由之。譬如有蛇于此，击其首而尾应，击其尾而首应，此生蛇也，击其尾而首不应，击其首而尾不应，此死蛇也，则樵竖甘心焉矣。至有骨肉相残，傍人酸楚而略不动心者，此夫自断而未殊者耳。
宋时，诸路被兵之后，必有一番优恤。田有践伤者，或赐之粟，民有被掠者，或赐之米，或除其积逋，或收其遗骸，种种抚摩，不一而足。深仁厚泽，固结于人心，良有以也。今世诚考其法，于边境中虏之地仿而行之，于公家无费，而可以收拾人心，培养元气，惜乎无举而行之者。
宋徽宗一日内宴，出玉扈玉盏以示辅臣，曰：「欲用此，恐人以为华。」蔡京曰：「乃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此不但逄君之恶，乃遏君之善也，京之佞不容诛矣。即此观之，徽宗以前，即天府内庭，未尝以玉器为用。乃今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购犀玉酒器以华宾筵，不亦侈乎？夫以商受之奢，贤臣见象箸而叹，宣和之侈，佞臣以玉杯为华。今之仕人，且以象箸玉杯为常，是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轻用者，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物力之诎，有必然矣。
许鲁斋退居苏门，与姚枢、窦默同游，慨然以道自任，尝语人曰：「纲常不可一日忘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凡丧祭嫁娶必征于礼，以倡乡人，一时风俗丕变，儒者成物之效也。尝谓，士大夫进而在位，当以政教率天下，退而里居，当以礼教率乡人，即在上者有以任之，在下者从而助之，未为非美也。乃今风会日流，俗尚日浇，备位于朝，无尊卑之分，征年于乡，无长幼之节，即在上之人，不能以纪纲法度力挽颓波，况在下者乎？ 梦语
于子卧病两月，五火内燔，肾肠焦灼，呻吟宛转，不知夜旦，祷祠医药，杂然并陈，而不能起也。如梦如寤，若有所遭：幅巾方袍，匪仙匪释，自称无念道人，呼予而箴之曰：「子奚不悟乎？子之病，非祷祠之所能谢，非药石之所能痊，在子所念尔！子之病，非饮食之所能伤，阴阳之所能笺，得之性情不调而念滋纷也，内之喜怒失时，外之爱憎为累也！欲发而制于理，欲忘而牵于念，故子之心，摇摇焉如悬旌，炎炎焉如沸鼎，君火一作而五脏若焚矣！子不亟自治者，将索子于池鱼之腊，不亦怜哉！子诚欲已子之病，则曷调其性情，寡其思虑，盎然游于六气之和，陶然适于无町之宇，几可生乎！」如是纚纚可数百言，凡十许日夜，寐则与语。于子泠然，霍有悟也，病起而载诸牍。
道人曰：「子之性与人异，大事看得明，小事看不明，大事丢得下，小事丢不下，大事担得起，小事担不起，大事放得过，小事放不过，何其舛也？夫天下之大事常少而小事常多，则子之萦系者必多而脱洒者
译《周礼》中小司寇的五种听讼方法：一是辞听，观察他说话的样子，理屈的人言语就会烦乱；二是色听，观察他的脸色，理屈的人神色就会羞愧；三是气听，理屈的人呼吸就会急促；四是耳听，观察他听别人说话时的反应，理屈的人就会迷惑；五是目听，观察他的眼神，理屈的人目光就会昏花。古人审理案件的方法详细周密到这种地步，即使有鬼神般的奸邪，也无法隐藏，凭片言只语就能决断。后世不致力于此，反而用钩距等侦查手段来窥探人的实情，用罗织罪名、设下陷阱的方法来探求人的实情，这种方法越发苛刻，这种手段越发刻毒。用这种方法来清理各类案件，是不按照正道来审理的。
魏晋以来，最看重家族门第，南方以王、谢、褚、沈为显贵，北方以崔、卢、王、郑为显贵，到了唐朝依然如此。北魏孝文帝时，因为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这四姓被士大夫阶层推崇，而陇西李冲凭借才识被任用，所以当时社会认为高贵的门第以这五姓为首。河东薛氏因为不能列入郡姓，甚至在太学里争论，才勉强得以列入。当时，婚姻和做官都以门第高低来较量，出身低微的单身门户，自甘隐居，这也太过分了。然而，世家大族世代为臣，关系到国家体制，清廉高远的风气，不是一天形成的，重视门阀，本来也不是没有益处。现在世间门阀太轻，地望不被看重，做官以权势宠幸互相羡慕而压制世家大族，婚姻以富贵互相攀比而轻视旧族。看这不过是积习，追究其极端的弊端，关系重大，不能不深思。
古人设立宗法，不仅是为了敦厚和睦同宗亲情，其实家族道统的兴盛与衰败，以团结与离散作为验证。后世鄙陋的风俗乖戾，自相残杀如同胡越，失去了敦厚和睦。而门阀的衰败，外侮的遭遇，常常由此产生。比如这里有一条蛇，打它的头尾巴会呼应，打它的尾巴头会呼应，这是活蛇；打它的尾巴头不呼应，打它的头尾巴不呼应，这是死蛇，那么砍柴的小孩就敢下手了。至于有骨肉相残，旁人感到酸楚而他却完全不动心的，这就是自己切断生机但还没完全死掉的人罢了。
宋朝时，各路遭受战乱之后，必定有一番优抚救济。田地有被践踏损伤的，有时赐给粮食，百姓有被掳掠的，有时赐给米粮，有时免除他们积欠的赋税，有时收殓他们的遗骸，种种抚慰，不胜枚举。深厚的仁爱和恩泽，牢固地结在人心，确实是有原因的。现在如果确实考察这种方法，在边境被敌虏之地仿效施行，对公家没有耗费，却可以收拾人心，培养元气，可惜没有人推行。
宋徽宗一天在内廷宴请，拿出玉扈玉盏给辅臣看，说：“想用这个，恐怕人们认为奢华。”蔡京说：“这是陛下应当享用的。天下供奉的财物，区区玉器，哪里值得计较呢？”这不仅是迎合君主的恶行，更是遏止君主的善念，蔡京的奸佞罪不容诛了。由此看来，徽宗以前，即使是天府内庭，也不曾把玉器当作日常用品。现在士大夫和百姓家庭，刚步入仕途，就购买犀角玉制的酒器来装饰宴席，不也太奢侈了吗？商纣王的奢侈，贤臣看到象牙筷子就叹息；宣和年间的奢侈，奸臣认为玉杯是华丽。现在的做官的人，竟然把象牙筷子和玉杯当作平常之物，这是古代奢侈淫逸的君主都不敢轻易使用的，而现在清贫的士人却不肯深深吝惜。物力枯竭，是必然的了。
许鲁斋退居苏门，与姚枢、窦默一起交游，慷慨地以道义自任，曾经对人说：“纲常伦理不能有一天被天下人遗忘，如果在位的人不能承担，那么在位以下的人就要承担。”凡是丧葬祭祀嫁娶必定依据礼制，以此倡导乡人，一时间风俗大变，这是儒者成就事物的功效。他曾经说，士大夫进而在位，应当以政教率领天下，退而居住乡里，应当以礼教率领乡人，即使在位的人能够承担，在下的人跟随辅助，也不是不美好的。现在风气日益流荡，习俗日益浇薄，在朝廷任职，没有尊卑的分别，在乡里征召，没有长幼的礼节，即使在位的人，不能以纪纲法度极力挽回颓势，何况在下的人呢？ 梦语
于子卧病两个月，五脏如火焚烧，肾肠焦灼，呻吟辗转，不知昼夜，祈祷祭祀和医药，杂乱地并用，却不能痊愈。如梦似醒，好像有所遭遇：戴着幅巾穿着方袍，不是仙人也不是僧人，自称无念道人，呼唤我并告诫我说：“你怎么还不醒悟呢？你的病，不是祈祷祭祀所能谢罪的，不是药物所能治愈的，在于你的念头罢了！你的病，不是饮食所能伤害的，不是阴阳所能解释的，是因为性情不调和而念头滋生纷乱，内部喜怒不合时宜，外部爱憎成为拖累！想发泄却受制于理，想忘记却被念头牵绊，所以你的心，摇摇晃晃像悬挂的旗帜，热热烈烈像沸腾的鼎，君火一动五脏就像被焚烧了！你不赶紧自我治理，将要在池鱼干肉中寻找你，不也可怜吗！你如果真的想停止你的病，那么何不调和你的性情，减少你的思虑，悠然自得地游于六气的和谐之中，陶然自得地适应没有界限的宇宙，几乎可以生存了！”像这样絮絮叨叨说了几百句话，大约十多个日夜，睡着时就和他说话。于子清醒，忽然有所领悟，病好后把它记录在纸上。
道人说：“你的性情与人不同，大事看得明白，小事看不明白，大事丢得下，小事丢不下，大事担得起，小事担不起，大事放得过，小事放不过，多么乖谬啊？天下的大事常常少而小事常常多，那么你牵挂的必定多而洒脱的必定少。”
道人曰：「人之畏子，以子虑之深，澹然而应之，则无畏矣；人之怨子，以子责之厚，倘然而与之，则远怨矣；人之狎子，以子发之轻，凝然而守之，则无敢狎矣；人之渎子，以子许之易，确然而持之，则无敢渎矣。」
道人曰：「子有所欲于人，微示之而使其自悟也，不能悟而子愠，愠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子有所怒于人，微风之而欲其自悔也，不能悔而子愠，愠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彼人方且晏然甘寝，而子怃然自废，岂不左哉？」
道人曰：「夫怨人而使人知之也，则彼必备矣，怨人而使人无知也，则彼何伤矣？彰怨者多防，匿怨者自戕，莫如不怨。」
道人曰：「夫德易忘而怨难销也。肉骨之恩，崇朝反目；睚眦之恨，终身刻肌。故君子重树怨。」
道人曰：「人之于子也，一线之情如拔；子之于人也，万斛之力如倾，斯不诚厚道乎哉？然以之损名，以之伤身，无乃过矣。」
道人曰：「凡吾有患，为吾有身，孰有之哉？及吾无身，吾无有患，孰无之哉？夫身无之者有之也！」
道人曰：「夫贤为愚使而愚者不觉也，乃使贤者伤焉；贵为贱役而贱者不觉也，乃使贵者伤焉。故贤毋为愚使，贵毋为贱役，几无事矣。」
道人曰：「闲事莫管，闲气莫生，闲话莫说，闲书莫读。」
道人曰：「视亲如疏，则亲可常保也；视急如缓，则急可屡谋也。」
道人曰：「人有德于子，愿子毋忘之也；人有怨于子，愿子忘之也；子有德于人，愿子忘之也；子有怨于人，愿子毋忘之也。」
道人曰：「于人无所甚亲，故不可得而疏，无所甚疏，故不可得而亲。斯涉世之疏也。」
道人曰：「夫制念莫如止，止念莫如忘。止念之念，念也，忘念之念，念也，莫如忘忘。故佛经以无念为正受。」
道人曰：「夫望而许者，不足以为德，逆而距者，适足以为怨。故求而审之，可许而许之，许之德也；求而审之，可距而距之，距之无怨也。其恕乎？」
道人曰：「凡人无故而合者，必无故而离，合而知其必离也；有为而来者，必有为而去，来而知其必去也。」
道人曰：「尔能居室如寄，使仆如假，起处如在途，饮食如受乞，即无病矣。」
道人曰：「夫拟之而后言，则寡尤也，议之而后行，则寡悔也。拟议本于存心，心存则不妄，故『慎』字从心从真。」
谷山笔麈卷之十七 释道
汉史西域传所记三十六国道里、风俗、人民、户口纤悉具备，然不闻有浮屠之教，其时诚有之，张骞有不以闻耶？且其时武帝慕道求仙，方且驰心于海上三山恍惚虚无之境，岂有浮屠之教已行而骞不以闻者耶？然佛经传其渊源，远自上古，即周定王，至于西汉，已若干年，而其教尚不着于西方，无是理也，岂所谓西方者，尚在天竺、安息之西，非三十六国数耶？列子志穆王得西域化人，居处被服，皆非人间所有，而西域传称条支善眩，又传闻有西王母弱水，及观佛氏之言，近于眩术者甚多，岂即所谓化人耶？魏收曰：「张謇使大夏，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盖骞时已闻之，然汉史不载，何也？又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国闻之，未信了也。佛法不至明帝入中国，此足证矣。
释有南、北宗，道家亦有二宗，自东华少君授汉锺离权，权授唐 【「唐吕岩」，原作「吕岩」，「唐」字据天启本补。】 吕岩，至岩分为二宗，其一授辽进士刘操，操授宋张伯端，伯端授伯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陈柟，柟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此南宗也；岩授金之王喆，喆授七弟子，曰丘处机、曰谭处端、曰刘处玄、曰王处一、曰郝大通、曰马铨、曰铨妻孙不二，世谓之七祖，此北宗也。七祖之迹皆在东海劳山，而处机为元太祖所聘，从弟子十八人见于漠北，居燕之长春宫化焉。长春宫者，今都城西南向白云观也。王喆， 【「王喆」，原作「王」，「
译道人说：“人们畏惧你，是因为你思虑太深，若能淡然应对，便不会有人畏惧你了；人们怨恨你，是因为你要求太严，若能随意宽容，便不会招致怨恨了；人们轻慢你，是因为你言语轻率，若能庄重自守，便不敢轻慢了；人们亵渎你，是因为你答应得太容易，若能坚定持守，便不敢亵渎了。”
道人说：“你对别人有所求，稍微暗示一下，让他自己领悟，如果他不能领悟而使你生气，生气后对方却不知道，这就成了你的毛病；你对别人有所怒，稍微点拨一下，希望他自行悔改，如果他不能悔改而使你生气，生气后对方却不知道，这就成了你的毛病。那人正安然地熟睡，而你却怅然若失地自我折磨，这难道不是错了吗？”
道人说：“怨恨别人却让他知道，那么他必定会防备；怨恨别人却不让他知道，那么他有什么损失呢？公开怨恨的人多设防备，隐藏怨恨的人自我伤害，不如不怨恨。”
道人说：“恩德容易被人忘记，而怨恨难以消除。骨肉之恩，转眼之间就可能反目成仇；微小的仇恨，却能终身刻骨铭心。所以君子要慎重地结怨。”
道人说：“别人对你，一点情意就像被拔去一样；你对别人，万钧之力就像倾泻一样，这难道不是厚道吗？然而因此损害名声，因此伤害身体，恐怕就过分了。”
道人说：“凡是我有祸患，是因为我有身体，谁会有呢？等到我没有身体，我就没有祸患，谁会没有呢？那身体没有的人，其实是有的！”
道人说：“贤能的人被愚笨的人驱使，而愚笨的人却不察觉，这反而使贤能的人受到伤害；尊贵的人被卑贱的人役使，而卑贱的人却不察觉，这反而使尊贵的人受到伤害。所以贤能的人不要为愚笨的人驱使，尊贵的人不要为卑贱的人役使，几乎就没有事了。”
道人说：“闲事不要管，闲气不要生，闲话不要说，闲书不要读。”
道人说：“把亲人看作疏远的人，那么亲情就可以长久保持；把紧急的事看作缓慢的事，那么紧急的事就可以多次谋划。”
道人说：“别人对你有恩德，希望你不要忘记；别人对你有怨恨，希望你忘记；你对别人有恩德，希望你忘记；你对别人有怨恨，希望你不要忘记。”
道人说：“对别人没有特别亲近的人，所以不可能变得疏远；没有特别疏远的人，所以不可能变得亲近。这就是处世疏淡的道理。”
道人说：“控制念头不如停止，停止念头不如忘记。停止念头的念头，也是念头；忘记念头的念头，也是念头，不如忘记‘忘记’。所以佛经以无念为正受。”
道人说：“对方请求就答应，不足以成为恩德；违背对方就拒绝，正好足以造成怨恨。所以请求时要审慎，可以答应就答应，答应就是恩德；请求时要审慎，可以拒绝就拒绝，拒绝就不会有怨恨。这就是宽恕吧？”
道人说：“凡是没有原因而结合的，必定没有原因而分离，结合时就知道他必定会分离；有目的而来的，必定有目的而去，来时就知道他必定会离去。”
道人说：“你能把居室当作寄居之所，把仆人当作借来的人，起居像是在旅途中，饮食像是接受乞讨，那就不会生病了。”
道人说：“经过思考而后说话，就少有过失；经过商议而后行动，就少有后悔。思考商议本于存心，心存就不妄为，所以‘慎’字从心从真。”
谷山笔麈卷之十七 释道
《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三十六国的里程、风俗、人民、户口等细节都具备，然而没有听说有佛教，那时如果真的有佛教，张骞难道不会上报吗？况且那时汉武帝羡慕道术、寻求神仙，正驰骋心神于海上三山恍惚虚无的境界，难道有佛教已经流行而张骞不上报的吗？然而佛经传说其渊源，远自上古，从周定王到西汉，已经很多年了，而其教尚且不在西方著称，没有这样的道理，难道所说的西方，还在天竺、安息以西，不在三十六国之内吗？《列子》记载周穆王得到西域的化人，居住、服饰，都不是人间所有的，而《西域传》称条支善于幻术，又传闻有西王母弱水，以及观察佛家的言论，接近幻术的很多，难道就是所说的化人吗？魏收说：“张骞出使大夏，传说其旁边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开始听说有佛教。”大概张骞时已经听说了，然而汉史不记载，为什么呢？又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宪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的佛经，中国听说后，没有相信。佛法不到明帝时才进入中国，这就足以证明了。
佛教有南、北宗，道家也有二宗，自从东华少君传授给汉代的锺离权，锺离权传授给唐代的吕岩，到吕岩分为二宗，其中一个传授给辽代进士刘操，刘操传授给宋代的张伯端，张伯端传授给张伯泰，张伯泰传授给薛道光，薛道光传授给陈柟，陈柟传授给白玉蟾，白玉蟾传授给彭耜，这是南宗；吕岩传授给金代的王喆，王喆传授给七个弟子，叫丘处机、叫谭处端、叫刘处玄、叫王处一、叫郝大通、叫马钰、叫马钰的妻子孙不二，世人称之为七祖，这是北宗。七祖的事迹都在东海的崂山，而丘处机被元太祖聘请，跟随弟子十八人出现在漠北，居住在燕地的长春宫教化世人。长春宫，就是现在都城西南的白云观。王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