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笔麈卷之十一 筹边
：「且有爵赏。」明日，午门受俘，戮于西市。予以为此非体也。因忆唐高宗时，西域思结都曼谋反，苏定方讨平之，献俘长安，法司请行刑焉，定方曰：「臣许以不死，故都曼出降，愿敕其生。」高宗从之。盖中国制御四夷，全在恩信，不信则失恩，失恩则伤体，降而杀之，非示恩也，许而背之，非示信也，堂堂天朝，不能以兵力取胜，诱降小夷，致而杀之，不但失恩、失信，亦损威甚矣。军中机宜或用权谲，朝中政体则贵正大，不然则非体也。甲申之举，其亦未闻定方之言者耶？
译况且还许诺了爵位和赏赐。第二天，在午门接受俘虏，却在西市将其处死。我认为这不符合朝廷的体统。于是想起唐高宗时期，西域的思结都曼谋反，苏定方讨平了他，将俘虏献到长安，司法部门请求执行死刑，苏定方说：“我许诺他不死，所以都曼才出来投降，希望陛下赦免他的死罪。”高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大概中原王朝控制四方蛮夷，全靠恩德与信义，不守信就会失去恩德，失去恩德就会损害朝廷体统，招降后却将其杀害，不是展示恩德；许诺后却违背诺言，不是展示信义。堂堂天朝，不能凭借兵力取胜，却诱降小蛮夷，招致他们后加以杀害，这不仅失去恩德、信义，也极大地损害了威严。军中的权谋策略或许可以使用欺诈手段，但朝廷的政治体制则贵在公正宏大，否则就不符合体统。甲申年那次事件，大概是没有听说过苏定方的话吧？
万历辛卯，西虏火罗赤据有捏工、莽喇二川，侵扰河、湟，西边震动。朝廷遣安肃郑公洛率兵经略，而以泾原魏公学曾总督三边军务。郑公主和，魏公主战，庙堂主郑，台谏主魏，乃下九卿集议。予从诸公入，诸公皆有成画，不过借廷议为名以塞台谏之口，而予不知也。因窃问诸公：「今日之事何所可议？虏若入犯，无纵敌不击之理，虏若不入，无出塞追捕之理，古人所谓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已成千古断案，何所疑而议也？仆以文史之臣，不闲军旅，诚无以佐诸公之后。惟是礼官所司在正名义。今将章奏文移中议更数字，国朝体统极尊，远过前代，况此等小夷，鞭笞可使，如许其纳款，请无曰『和』，以『抚』字代之，如许用兵追讨，请无曰『战』，以『剿』字代之。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战』字且不可轻下，况招纳犬羊就我豢哺，安得以『和』字为言？二字失体，请速更之。」诸公相视而笑。自是奏疏中亦稍有改政者矣。其后日本之役，至有阴为和亲之计以误朝廷者，岂但称名之谬而已！
万历壬辰，倭寇朝鲜，朝廷遣兵援，恐其不胜，欲调播酋杨应龙兵东救朝鲜。又听一妄男子上言，欲发暹罗之兵，使由海道捣其巢穴，庙堂以为奇策，识者闻之，无不骇笑。播酋不奉汉法，阻兵拒命，朝廷遣使即讯，数年不出，此何等情形也，乃欲调其甲士出入中土，窥见虚实，纵使有功，何以善后？此岂制播酋之方？至于暹罗小国，僻在海南，日本视之，何啻培塿？而欲使捣其国都，是以蠛蠓入鼎也！匪独如此，纵使播酋恭顺，暹罗盛强，势亦不能。何也？由蜀至辽，一经两海，水土不习，强弱亦异，而暹罗小国乃在占城之南，琉球之西，三十余年不通朝贡，使者佩虎符而往，将安问津？况能发其兵乎？此等见解，如醉如痴，谋国若斯，不败何为？国家福德，天实默佑，非人力也。方议调兵时，有一当路过东，驻车相访，语次，叹曰：「暹罗可调否？恐其兵入中国，多所蹂践，奈何？」予笑应曰：「暹罗知在何方？取得来再虑未迟。」此公亦未披舆图，不知暹罗所在也。因忆唐元稹为宰相，会成德王廷凑反， 【「王廷凑」，「廷」原作「庭」，兹据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二新唐书卷二百十一王廷凑传改。】 围牛元翼于深州，官军不能解，乃用于方计，遣客间说贼党，使出元翼，又赂吏兵令史，伪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给赐，事闻，稹遂罢相。此政与遣程鹏举觅兵暹罗事类。
国家制御四夷自有正体，封贡之典，职在礼官，征讨之法，职在枢府，譬如青鸟司春，玄鸟司闭，各有职掌，不可紊也，累朝相沿，着为成法。如西之哈密，南之交趾，北之顺义，皆枢府所有事，而封贡题请，则皆属之礼部，旧牍具在，可考览也。万历甲午以后，辽左卫师，司马石公欲以封贡啖倭，救失补败，且欲身任其事，以自为功。亦不想职掌沿革各有司存，而礼部一二正卿，苟欲避谤辞难，为自免之计，亦不言职掌在本部也，乃使兵部题请，成封贡之议，及事败势颓，兵臣伏罪，而礼臣无恙焉。自为善矣，其如职掌之紊何？夫兵臣不知职之在人而任之于己，礼臣明知职之在己而委之于人，皆所谓溺其职者也。公卿台谏亦无一人详考旧牍而知其责之所在者，使兵臣误而罹于法，礼臣误而免于罪，近于七圣皆迷之境矣。士大夫高谈虚拱，不亲世事，其流弊至于如此。
日本关白封贡之议，一时台谏部司上疏力谏，日无虚牍。争之诚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泛论事理，至于日本沿革，绝不考究，有谓祖宗绝其封贡，二百年来不与相通者，览之为之失笑。日本在洪武初年虽绝其贡，至永乐以后，即以金印诏书封其国王，每朝易位，辄赐日字勘合若干号。六年一贡，赍勘合而至，人舡贷物皆有定数。至嘉靖二十九年入贡以后，始不来耳。奈何谓二百年来不许通贡？又倭中自有国王、州郡官长，类如朝鲜，可考而知，亦不问其颠末，而从一二舶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职
译万历辛卯年，西边的蒙古部落火罗赤占据了捏工、莽喇两条河谷，侵扰河州、湟州一带，西边震动不安。朝廷派遣安肃伯郑洛率军前往经略，同时任命泾原伯魏学曾总督三边军务。郑洛主张议和，魏学曾主张作战，朝廷中枢倾向于郑洛，而御史谏官则支持魏学曾，于是下令九卿大臣集会商议。我跟随各位大臣进入会场，各位大臣心中都已有了定见，不过是借廷议的名义来堵住御史谏官的嘴，而我当时并不知道。于是私下询问各位大臣：“今天的事情有什么可商议的？如果敌人入侵，没有放纵敌人而不攻击的道理；如果敌人不入侵，也没有出塞追捕的道理。古人所说的‘敌人来犯就抵御，敌人退去就不穷追’，这已经是千古定论，还有什么可疑而需要商议的呢？我作为掌管文史的臣子，不熟悉军事，实在无法辅助各位。只是礼官的职责在于端正名分义理。现在将在章奏公文中的几个字加以更改：本朝体制极为尊贵，远远超过前代，况且这些少数民族，鞭打驱使即可，如果允许他们投降归顺，请不要用‘和’字，而用‘抚’字代替；如果允许出兵追讨，请不要用‘战’字，而用‘剿’字代替。天子的军队，只有征伐没有交战，‘战’字尚且不可轻易使用，何况是招纳像犬羊一样的敌人来由我们喂养，怎么能用‘和’字呢？这两个字不合体制，请迅速更改。”各位大臣相视而笑。从此以后，奏疏中也稍微有所改进了。后来日本战事，甚至有人暗中策划和亲之计来误导朝廷，这难道仅仅是称呼上的错误吗！
万历壬辰年，倭寇侵犯朝鲜，朝廷派兵援助，担心不能取胜，想要调拨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军队向东救援朝鲜。又听从一个狂妄男子的建议，想要调发暹罗的军队，让他们从海路直捣倭寇巢穴，朝廷中枢认为这是奇策，有见识的人听到后，无不惊骇嘲笑。播州土司不遵守朝廷法度，拥兵抗拒命令，朝廷派遣使者去讯问，几年都不出来，这是什么情况呢，竟然想调他的士兵出入中原，窥探虚实，即使有功，又该如何善后？这难道是制服播州土司的方法吗？至于暹罗这个小国，偏僻地位于海南，日本看待它，岂止是土堆那样微不足道？却想让它攻打日本国都，这就像让蚊蝇进入鼎中一样！不仅如此，即使播州土司恭顺，暹罗强盛，形势上也不可能。为什么呢？从四川到辽东，跨越两个海域，水土不服，强弱也不同，而暹罗这个小国位于占城以南、琉球以西，三十多年没有通使朝贡，使者拿着虎符前往，将向谁问路呢？何况能调发它的军队吗？这种见解，如同醉汉痴人，谋划国事如此，不失败还能做什么？国家的福德，上天暗中保佑，并非人力所能为。当时商议调兵时，有一位当路过东，停车来拜访，谈话间，感叹说：“暹罗可以调拨吗？恐怕他们的军队进入中国，会造成很多践踏，怎么办？”我笑着回答说：“暹罗在什么地方？找到了再考虑也不迟。”这位官员也没有看过地图，不知道暹罗在哪里。因此想起唐代元稹担任宰相时，恰逢成德节度使王廷凑反叛，围困牛元翼于深州，官军不能解围，于是采用了方士于方的计策，派遣门客去游说贼党，让他们放出牛元翼，又贿赂吏部兵部的令史，伪造二十道委任状，让他们随意赏赐，事情败露，元稹于是被罢免宰相。这与派遣程鹏举去暹罗找兵的事类似。
国家控制四方少数民族自有正当的体制，封赐朝贡的典礼，职责在礼官，征讨的方法，职责在枢密府，就像青鸟主管春天，玄鸟主管闭藏，各有职掌，不可混乱，历代沿袭，定为成法。比如西边的哈密，南边的交趾，北边的顺义，都是枢密府管辖的事，而封赐朝贡的申请，则都属于礼部，旧档都在，可以查考。万历甲午年以后，辽东卫戍军队，兵部尚书石星想用封赐朝贡来引诱倭寇，补救失误弥补失败，并且想亲自负责此事，以此为自己立功。也不想想职掌沿革各有主管部门，而礼部的一两位尚书，只想逃避诽谤推卸困难，作为自我保全的计策，也不说职掌在本部，于是让兵部提出申请，形成了封赐朝贡的决议，等到事情失败局势衰败，兵部尚书伏罪，而礼部尚书却安然无恙。自己做得好，但职掌混乱怎么办？兵部尚书不知道职责在别人而揽在自己身上，礼部尚书明明知道职责在自己却推给别人，这都是所谓失职的人。公卿御史谏官也没有一人详细查考旧档而知道责任所在，致使兵部尚书犯错而触犯法律，礼部尚书犯错而免除罪责，接近七圣都迷路的境地了。士大夫高谈阔论空手拱立，不亲近世事，其流弊竟然如此。
日本关白封赐朝贡的提议，当时御史谏官各部官员上疏极力劝谏，每天没有空白的奏章。争辩确实是正确的，但都揣摩情形，泛泛议论事理，至于日本的沿革，完全不考究，有人说祖宗断绝了它的封赐朝贡，二百年来不与相通，看了让人失笑。日本在洪武初年虽然断绝了朝贡，到了永乐以后，就用金印诏书封它的国王，每次改朝换代，就赐予日字勘合若干号。六年一贡，带着勘合而来，人数船只货物都有定数。到了嘉靖二十九年入贡以后，才不再来。怎么能说二百年来不许通贡呢？又倭寇内部自有国王、州郡长官，类似朝鲜，可以查考而知，也不问其始末，却听从一两个海商的话，所指的地方官职
，皆以洪荒劫造未经缔构者，尤可笑也。四夷封略在礼部客司，大司马石公徒欲取効目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为何国，关白为何人，盈庭之言，皆如啽呓，以此御难，何以为国？可为仰屋窃叹者矣！
译那些人都认为日本是洪荒劫难后未经构建的蛮荒之地，尤其可笑。四夷的疆域界限由礼部客司掌管，兵部尚书石公只求眼前的功效，来不及深入考证，竟然不知道日本是什么国家，关白是什么人，满朝大臣的言论，都像梦话一样，用这种态度来抵御危难，还怎么治理国家？真让人只能望着屋顶暗自叹息啊！
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 【「动」，天启本作「动至」。】 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万历倭夷之警，东援朝鲜，至征天下兵不能四万，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攻城之法，有当急者，有当缓者。夫在我为老师，在彼为穷寇，张一面之网以移其必死之心，其城可破也，激之则败矣；在我为声罪之师，在彼有不赦之辟，急之则变从内生，不战而溃，缓之则彼得为谋，其势日成，故不可不急也。朔方哱酋之变，使总督大臣提兵急趋，掩其未备，数夕之间可以授首。而游却无定，逗挠不前，师老财殚，贼势日盛，向非国家福力、庙社之灵，其不为唐之北庭、宋之灵夏者，能几何哉？
王都据定州，外结契丹为援，明宗遣王晏球讨之，晏球知定州有备，未易急攻，乃陈师困城，为持久之计，而与平卢相应，邀击契丹，尽歼其众。都徘徊孤城，四顾无与，其下遂翻城以应，而都自焚矣。近日宁夏之围，李如松、董一元二将邀击虏兵以绝其援，亦此类也。
唐高宗时，李谨行为大将，东讨高丽，其妻刘氏留代奴城，高丽引兵攻之，刘氏擐甲率众守城，虏不能下，上嘉其功，封燕国夫人，亦健妇也。万历壬辰，宁夏作乱，参将萧如熏妻杨氏尽出簪环以劳军士之妻，帅之守城，贼攻围数月，竟不能下，事闻，赐诰封焉。杨氏，故大司空肤施杨公兆女也。
互市之名起于开元，突厥毗伽可汗遣使入贡，请于西受降城为互市，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资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当时以互市得马为监牧之资，今日以互市得马为边军之累，何其相反如此？无他故，监牧之政不修耳。
唐时册突厥默啜为可汗，以阎知微、田归道为使，知微见默啜，舞蹈吮其靴鼻，归道揖不拜，为陈祸福，几为默啜所杀。可见，不辱君命，士之上节也。隆庆辛未，虏酋纳款，册为顺义王，酋不知王为何官，谀者绐之云：「礼秩与代王等，边吏当拜。」及参政朱裳往诣其帐，迫使下拜，裳恐和事不成，遂屈膝焉，此边将所共见者。其后官虽不起，然未尝正其罪而废之，亦失刑矣。
唐至中叶，西域诸国并入吐蕃，与唐为敌。其北为回纥，举引弓之民盘据大漠，乃匈奴突骑之旧也；其西为大食，大食并波斯、突骑施之地，东尽葱岭，西南际海，万有余里，亦大国也；其西南为天竺，即今乌斯藏之地，乃佛土也；其东南为云南，即六诏之地。吐蕃冯陵上国，殆无虚岁，突骑一出，直入三辅，周之犬戎、秦之义渠，不若是之迫也。李泌建议，欲南服六诏，北和回纥，西招大食、天竺，以困吐蕃，此奇策也。夫以夷攻夷，乃中国之形，中国不用，而使夷狄用之以困中国，则倒置矣。汉通西域，所以断匈奴右臂，唐通云南，所以断吐蕃右臂，而后制胜有方也。今也不断其臂而又续之，其为夷计不亦工乎？何谓续其右臂？胡王南牧，假道具食，使之由河西而南，又使筑宫事佛，屯聚青海之上，以属之张猎而南合诸番，是续虏之臂也。
唐庄宗追契丹于易州，随其行止，见其野宿之所，布遍于地，回环方正，皆如缩剪，虽去，无一枝乱者，叹曰：「虏用法严，乃能如是，中国所不及也。」胡人用兵，初无纪律，但其法难犯尔。 中国法纪不明，赏罚无章，虽日讲云鸟之陈，谈龙虎之韬，犹画饼也。
金之破辽，犹不敢轻举伐宋也，及使者往返既数，道路险易、朝廷治否、府库虚实，渐得要领，而南侵之志决矣。中国底里不可使外夷知之。彼以纳贡为名，往返出入，或有密图山川、潜窥虚实，即平时贡夷，犹不可不备，况当倭虏内讧，兵出境上，而容其谍使入都，使之侦探，可谓至愚矣。
南宋时，元兵南下，诏中外不许传播边事，此虽末世之政，然于军国机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
译汉武帝、唐高宗征讨四方少数民族，出兵动辄数十万，不知道粮草军需是如何供应的。如今边疆稍有警情，派遣一位大将率领几千人前往，尚且为砍柴汲水感到忧虑；万历年间倭寇入侵的警报，出兵援助朝鲜，征调天下的军队竟不足四万人，古今的物力为何相差如此悬殊？攻城的方法，有应当紧急攻打的，有应当缓慢攻打的。如果在我方是久驻的疲兵，在敌方是走投无路的穷寇，张开一面网来转移他们必死的决心，那城池就可以攻破，如果激怒他们就会失败；如果在我方是声讨罪行的军队，在敌方有不可赦免的死罪，紧急攻打就会使敌人内部生变，不战而溃，缓慢攻打就会让敌人有时间谋划，他们的势力日益形成，所以不可不紧急攻打。朔方哱拜叛乱，如果总督大臣率领军队急速奔赴，趁其没有防备，几个夜晚之间就可以将其擒获。然而军队游移不定，逗留不前，军队疲惫财力耗尽，贼寇势力日益强盛，如果不是国家福泽深厚、宗庙神灵庇佑，不成为唐朝的北庭、宋朝的灵夏那样失陷，又能有多少可能呢？
王都占据定州，对外勾结契丹作为援军，明宗派遣王晏球讨伐他，王晏球知道定州有防备，不容易急攻，于是陈列军队包围城池，做持久战的打算，并与平卢军相呼应，拦截攻击契丹军队，将其全部歼灭。王都徘徊在孤城之中，四顾没有援助，他的部下于是反城响应官军，王都便自焚而死。近日宁夏被围困时，李如松、董一元两位将领拦截攻击敌兵以断绝其援军，也是这类做法。
唐高宗时，李谨行担任大将，向东讨伐高丽，他的妻子刘氏留守代奴城，高丽引兵攻打该城，刘氏穿上铠甲率领众人守城，敌人不能攻下，皇上嘉奖她的功劳，封为燕国夫人，也是一位健壮的妇人。万历壬辰年，宁夏发生叛乱，参将萧如熏的妻子杨氏拿出所有的首饰来慰劳军士的妻子，率领她们守城，贼寇围攻数月，最终不能攻下，事情上报后，赐予诰命封号。杨氏，是前大司空肤施人杨公兆的女儿。
互市的名称起源于开元年间，突厥毗伽可汗派遣使者入朝进贡，请求在西受降城进行互市，每年携带数十万匹绢帛到市场购买戎马，用来资助军旅，并且作为官马监牧的种马，从此，国家的马匹更加强壮。当时通过互市得到的马匹作为监牧的资本，如今通过互市得到的马匹却成为边军的累赘，为何如此相反？没有其他原因，只是监牧的政令不修明罢了。
唐朝册封突厥默啜为可汗，任命阎知微、田归道为使者，阎知微见到默啜，跪拜舞蹈并吮吸他的靴鼻，田归道作揖而不跪拜，为他陈述祸福，几乎被默啜杀死。可见，不辱没君主的使命，是士人的高尚节操。隆庆辛未年，敌酋纳款归顺，册封为顺义王，敌酋不知道王是什么官职，阿谀奉承的人欺骗他说：“礼仪等级与代王相等，边吏应当跪拜。”等到参政朱裳前往他的营帐，被迫让他下拜，朱裳担心和谈不成，于是屈膝跪拜，这是边将共同目睹的事情。此后朱裳虽然没有被罢免官职，然而从未纠正他的罪过而废黜他，也是失刑了。
唐朝到了中期，西域各国并入吐蕃，与唐朝为敌。其北面是回纥，动员所有能拉弓的百姓盘踞大漠，这是匈奴突骑的旧地；其西面是大食，大食兼并了波斯、突骑施的土地，东面直到葱岭，西南面直到海边，方圆一万多里，也是大国；其西南面是天竺，即今天的乌斯藏地区，是佛土；其东南面是云南，即六诏之地。吐蕃侵犯大国，几乎没有一年不发生的，突骑一出，径直进入三辅地区，周朝的犬戎、秦朝的义渠，也没有像这样紧迫。李泌建议，想要向南降服六诏，向北和回纥结好，向西招抚大食、天竺，以此来困住吐蕃，这是奇策。用夷狄攻打夷狄，是中国的形势，中国不利用，却让夷狄利用它来困住中国，那就本末倒置了。汉朝打通西域，是为了切断匈奴的右臂，唐朝打通云南，是为了切断吐蕃的右臂，然后制胜才有方法。如今不切断他们的右臂反而接续它，为夷狄谋划不也很巧妙吗？什么叫接续他们的右臂？胡王向南放牧，提供工具食物，让他们从河西向南走，又让他们建造宫殿供奉佛像，在青海之上屯聚，以隶属张猎而向南联合各番，这就是接续虏人的右臂。
唐庄宗在易州追击契丹，跟随他们的行止，看到他们野外宿营的地方，遍布地面，回环方正，都像剪裁过一样，即使离开，也没有一枝杂乱，感叹说：“虏人用法严厉，才能如此，这是中国所不及的。”胡人用兵，起初没有纪律，只是他们的法令难以触犯罢了。中国法纪不明，赏罚没有章法，虽然每天讲解云鸟阵势，谈论龙虎韬略，也如同画饼充饥。
金朝攻破辽国，尚且不敢轻易举兵伐宋，等到使者往返多次，道路的险易、朝廷的治乱、府库的虚实，逐渐掌握了要领，南侵的志向就决定了。中国的底细不可让外夷知道。他们以进贡为名，往返出入，或许有秘密测绘山川、暗中窥探虚实的情况，即使是平时的进贡夷人，尚且不可不防备，何况在倭寇虏人内讧，军队出境驻守的时候，却容许他们的间谍使者进入都城，让他们侦探，可以说是极其愚蠢了。
南宋时，元兵南下，诏令中外不许传播边事，这虽然是末世的政治，然而在军国机密方面也不可不了解。近日京城邸报有留在宫中未下发却先已抄发的，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却先已有传闻的，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
各边都府日有报帖，此所当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体明如悬象，原无可掩。设有造膝附耳之谋不可使暴于众，居然传播，是何政体？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大事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
译各边防驻地和府衙每天都有传递消息的帖子，这是应当禁止的。幸好君主日常起居、朝廷政治体制像悬挂的日月一样光明磊落，本来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如果有需要贴近膝盖、附在耳边密谋的事情，却让它暴露在众人面前，竟然四处传播，这是什么政治体制？又如外族的情况、边疆的紧急军情，传闻夸大失实，动摇人心，就会误了大事。报房里的商贩为了博取微薄的利润，不顾事情的轻重缓急，这与当权大臣的利益息息相关，为什么不严加禁止？
韩侂冑出师数遍，自悔失图，私出家财二十万以助军兴，而募人持书赴金求知，然竟不免于函首，谋之不臧，自贻伊戚，宜矣。侂冑专权纳贿，家累巨亿，二十万固所能办。近有当事大臣，非遭强敌之势，而欲为和敌之举，非有侂冑之资，而欲为捐金之谋，知其不必又不能也。且侂冑输家财助军以掩其败，而后人盗公帑贿虏以文其欺，是又侂冑之罪人矣。平生气节名世，何其堂堂，而甘心为此，哀哉！
万历甲申，长安有七子之目，万历辛卯，长安有八犬之目，皆时相入幕之宾也。八犬事连山人，下狱实状，为一犬所卖，别易一人以进，其人不甘，上疏自白，时人谓之「易犬」云。 【此段原脱，据天启本补入。】
华亭之富埒于分宜，吴门之富过于江陵，非尽取之多也。苏、松财赋之地，易为经营，江、楚旷莽之墟，止知积聚耳。而彼以之败，此以之存，岂岁星长在吴耶？夫得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时定也？ 【此段原脱，据天启本补入。】
谷山笔麈卷之十二 形势
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旷阔，汉晋以下，江南富实，江北凋敝，盖由三国、五胡之乱，兵火战争，多在江北，江北之民，大半南徙，如侨兖、侨徐等州，大氐皆其旧民移江淮之上，因而郡之，被以故名。此皆天地之运，流转无端，递相盛衰，非人力所及也。方今太平有日，众生乐土，然江北之户口不加少，而土旷人稀，地有遗利，江南之生聚不加多，而地狭人众，至不能容，可不思所以裒益之乎？汉时，以关中空虚，徙六国豪杰大姓以实三辅，西都赋所谓「三选七迁，充奉陵邑」者是也。其时五陵豪侈甲于天下，居重御轻之势于是在焉。其后，讨平闽、越，尽移其民以实江、淮之间，亦是此意。天地之气，此盈彼虚，极盛则返，有国家者，调停于缓急轻重之宜，以剂其多寡盈虚之数，亦裁成辅相之权也。大抵南北多寡如向所陈，就其中间，又各有不同。以江北言之，两河、山东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陕西，最密者山西；以江南言之，闽、广、淮阳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又南则巴、蜀之民太伙，而滇、僰之间太稀矣。至若畿辅之间，则近京四府其最旷莽者，根本重地，不异穷边，所系非小也；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营卫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就四方之中，会稽之民十得四五，非越民好游，其地无所容也。京东濒海之地，自胜国以来议开水田，竟未能就，近时一二喜事者，倡水利之议，未见有绪，而越人游食三辅，往往挟策籍从京兆举，为都人所齮龁，岁有烦言，均非长便。尝谓欲开京畿水田，即以其便招募会稽之民，令其着籍近邑，以垦田顷亩为限。无田者不得着籍，无籍者不得试有司，不得为掾吏。既已着籍，即将原籍除名，永不许归，归则原籍告讦，适诸化外。而令京兆举士增十余人制额，以待新籍，不得滥额于京兆，原额无所减损，则争端宜可息也。又蓟镇新调南兵，未必尽解，或使流入胡中，为患滋大，不若发充三辅卫所，顶补清勾之缺，而于例外请优给之。即愿开垦水田者，从其自占，如此则京辅之地可实，水田之利可兴，游食之徒可容，仕进之途可清矣。外此，则三晋之民愿徙关中者听，巴、蜀之民愿徙川东以往者听，江右之民愿徙楚者听，所至有山泽之利，荒弃多年，不在租税正数者，俱许其开垦，永不起科，亦可行也。诚使燕、赵、秦、楚地无遗利，江、浙、三晋民不游食，则于国家命脉不无小补矣。虽然，此其大概也，就中迁徙又有难易，越人之徙燕也十人而九，江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三晋之徙秦则十不一二也。地利固不可失，人情亦不可拂，要当从其所便，顾其所安耳。不然，凿空发难，四方驿骚，又甚于料民履亩之役矣。
吴王夫差沟通江、淮以窥中国。后人以淮水低、沟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堰入淮，谓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即今土坝之所始也。
译韩侂胄多次出兵，自己后悔策略失误，私下拿出家中财产二十万来资助军需，并且招募人带着书信前往金国寻求讲和，然而最终仍然不免被斩首献祭。谋划不善，自招祸患，是理所当然的。韩侂胄独揽大权、收受贿赂，家中积蓄数以亿计，二十万两银子本来是他能够拿出的。近来有位当权的大臣，并非面临强敌压境的形势，却想要做出与敌议和的举动；没有韩侂胄那样的财力，却想要实行捐钱求和的计谋，知道这既没必要又做不到。况且韩侂胄拿出家财资助军需是为了掩盖他的失败，而后人却盗用公款贿赂敌人来文饰他们的欺骗，这又是韩侂胄的罪人了。他平生气节闻名于世，何其光明正大，却甘心做这种事，真是可悲啊！
万历甲申年，长安有“七子”的称号，万历辛卯年，长安有“八犬”的称号，都是当时宰相幕府中的宾客。“八犬”的事情牵连到山人，下狱后的实际情况，是被其中一犬出卖，另外换了一个人上报，那个人不甘心，上疏为自己辩白，当时的人称之为“易犬”。【此段原脱，据天启本补入。】
华亭的财富比得上分宜，吴门的财富超过江陵，并不是因为他们搜刮得更多。苏州、松江是财赋之地，容易经营；江西、湖北是辽阔荒芜的地方，只知道积聚财富罢了。然而他们因此败亡，这些人因此保全，难道是岁星永远在吴地吗？得到地利的人就能得到人心，得到人心的人就能顺应天命，天命又何时是固定不变的呢？【此段原脱，据天启本补入。】
谷山笔麈卷之十二 形势
夏、商、周三代以前，江北地区繁盛，江南地区空旷辽阔；汉朝、晋朝以后，江南地区富庶充实，江北地区凋敝衰败。这是因为三国、五胡乱华时期，战火战争大多发生在江北，江北的百姓大半向南迁徙，像侨置的兖州、徐州等州，大体上都是原来的百姓迁移到江淮之上，因而设立郡县，沿用旧名。这都是天地气运的流转，没有端绪，交替兴衰，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如今太平日子长久，百姓安居乐业，然而江北的户口并没有减少，却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土地有遗留的利益；江南的人口聚集并没有增多，却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以至于无法容纳，怎能不思考如何调剂损益呢？汉朝时，因为关中地区空虚，迁徙六国的豪杰大姓来充实三辅地区，西都赋所说的“三选七迁，充奉陵邑”就是这种情况。那时五陵的豪奢冠绝天下，居重驭轻的态势就在此形成了。后来，讨平闽、越，全部迁移那里的百姓来充实江淮之间，也是这个意思。天地之气，这里充盈那里空虚，极盛则衰，有国家的人，应当在缓急轻重之间进行调停，来调节多寡盈虚的数量，这也是裁成辅相的权柄。大致上南北多寡如前所述，在其中间，又各有不同。以江北来说，两河、山东是适中的，而最稀少的是陕西，最密集的是山西；以江南来说，福建、广东、淮阳是适中的，而最稀少的是湖广，最密集的是江浙，再往南则是巴蜀的百姓太多，而云南、僰人之间太稀少了。至于京畿附近，靠近京城的四个府是最空旷的，根本重地，不亚于穷边，关系非同小可；都城之中，京兆的百姓占十分之一二，营卫的士兵占十分之四五，四方来的百姓占十分之六七；在四方百姓中，会稽的百姓占十分之四五，并不是越人喜好游荡，而是当地无法容纳。京东濒海的地方，自从前朝以来就议论开垦水田，竟然未能成功，近来一两个好事的人，倡导水利的建议，没有头绪，而越人游食于三辅，往往带着策籍跟随京兆参加科举，被都城的人排斥，每年都有烦言，都不是长久之计。我曾经说想要开垦京畿的水田，就利用这个便利招募会稽的百姓，让他们在近邑落户，以开垦田亩为限。没有田地的人不得落户，没有户籍的人不得参加官府考试，不得担任掾吏。已经落户的，就将原籍除名，永远不允许回去，回去则原籍告发，流放到化外之地。而让京兆科举增加十多个名额，以等待新户籍的人，不得在京兆滥占名额，原名额没有减少，那么争端应该可以平息了。又蓟镇新调来的南兵，未必都能理解，或者流入胡人地区，祸患更大，不如发给三辅卫所，顶补清勾的空缺，而在例格外请求优厚供给。如果愿意开垦水田的，任由他们自己占垦，这样京畿的土地可以充实，水田的利益可以兴起，游食的人可以容纳，仕进的途径可以澄清了。除此之外，三晋的百姓愿意迁徙到关中的听任他们，巴蜀的百姓愿意迁徙到川东的听任他们，江西的百姓愿意迁徙到楚地的听任他们，所到之处有山泽的利益，荒弃多年，不在租税正数中的，都允许他们开垦，永远不起科，也是可行的。如果真的让燕、赵、秦、楚的土地没有遗留的利益，江浙、三晋的百姓不游食，那么对于国家的命脉不无小补。虽然如此，这是大概的情况，其中迁徙又有难易，越人迁徙到燕地十个人中有九个，江西人迁徙到楚地十个人中有八个，三晋人迁徙到秦地则十个人中不到一两个。地利固然不可失去，人情也不可违背，应当顺从他们的便利，照顾他们的安定。不然，强行开辟，四方骚动，又比料民履亩的劳役更严重了。
吴王夫差开凿运河沟通江淮以窥视中原。后人因为淮水低、沟水高，所以建立堰来防止倒灌，船只经过堰进入淮河，称为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就是现在土坝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