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鸿烈解卷十一

译金【鲁国的法律是，从别国赎回人者可以从官府领取赏金】孔子说：“鲁国不会再有人去赎人了。”子路接受酬谢而鼓励了德行，子贡推辞赏金却制止了善行。孔子的明智，在于能由小见大，由近知远，通晓事理。由此看来，廉洁有它适用的地方，但不能普遍推行。所以行为符合世俗，就可以跟随；事情适应自己的能力，就容易做到。用虚伪来迷惑世人，用偏激的行为来违背大众，圣人不把这当作民俗。宽敞的房屋，相连的门庭和房间，是人们所安适的；但鸟儿进去却会担忧。高山险阻，深林密草，是虎豹所喜爱的；但人进去却会害怕。川谷连通平原，积水深潭，是鼋鼍所便利的；但人进去就会死亡。《咸池》《承云》【都是黄帝的乐曲】《九韶》【舜的乐曲】《六英》【帝颛顼的乐曲】是人们所喜爱的；但鸟兽听到却会惊惧。深溪陡峭的岸边，高耸的树木和长长的枝条，是猿猴所喜爱的；但人上去却会战栗。形体不同，性情奇异，所以它们所认为快乐的，正是人们所悲哀的；它们所认为安适的，正是人们所认为危险的。甚至天地所覆盖承载的，日月所照耀告知的，让万物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发挥其适宜的能力，所以愚者有所修养，智者有所不足。柱子不能用来作为箭靶，小筐不能用来支撑房屋，马不能用来拉重载，牛不能用来追快速，铅不能用来做刀

铜不能用来制作弩机，铁不能用来造船，木头不能用来做锅，各自用在它们适合的地方，施用于它们适宜的情境，即使万物齐一也没有办法互相超越。明亮的镜子便于照见形体，但它用来盛放食物就不如竹篮。毛色纯一的牛适合做宗庙的牺牲，但它用来求雨，就不如黑蜧（黑蜧，是神蛇，潜伏在神渊之中，大概能兴云布雨，“蜧”音戾）。由此看来，事物没有贵贱之分，根据它被看重的地方而看重它，就没有不被看重的事物；根据它被看轻的地方而看轻它，就没有不被看轻的事物。玉璞不嫌厚，刀鞘上的覆角不嫌薄，漆不嫌黑，粉不嫌白，这四者性质相反，但在急需时同等重要，它们的用途是一致的。现在的皮衣和蓑衣，哪个更急需？遇到下雨皮衣就用不上，登上厅堂蓑衣就不穿戴，这是交替成为常例的。譬如舟车、楯、肆、穷庐，本来就有各自适宜的地方（水地适宜用舟，陆地适宜用车，沙地适宜用肆，泥地适宜用楯，草野适宜用穷庐）。所以老子说：“不推崇贤人，是说不要把鱼放到树上，把鸟沉入深渊（事物各自依据其适宜性，所以不需要刻意推崇贤人）。”所以尧治理天下时，舜担任司徒，契担任司马，禹担任司空，后稷担任大田师，奚仲担任工官。他引导万民，住在水边的人捕鱼，住在山里的人伐木，住在山谷的人放牧，住在陆地的人耕种，土地适宜从事的事务，事务适宜使用的器械，器械适宜它的用途，用途适宜它的人。沼泽低洼处编织渔网，山陵坡地耕种田地，得以用拥有的交换没有的，用擅长的交换不擅长的，因此背离叛乱的人少而听从的人多。譬如把棋子和弹丸撒在地上，圆的滚向沼泽，方的留在高处，各自顺从它们安适的地方，这有什么上下之分呢？就像风吹箫管（箫，是籁），忽然触动它，各自以清浊的声音回应。猿猴得到茂密的树木不肯离开，而猪獾得到土堤不肯离去（狟狟是猪，埵是水边的土岸，防是堤坝），事物没有避开它所利益的就追求它所危害的。所以邻国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互相听见，但足迹不相接，诸侯的疆界，车轨不交错，千里之外的人，都各自得到他们安适的地方。所以

译混乱的国家像充实，治理良好的国家像空虚，灭亡的国家像不足，生存的国家像有余。空虚的不是没有人，而是都坚守自己的职责；充实的不是人多，而是都追逐末节；有余的不是财物多，而是欲望节制事务少；不足的不是没有货物，而是民心浮躁而耗费多。所以先王的法度典籍，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有所因循的；他们的禁令刑罚，不是随意制定的，而是有所坚守的。大凡用事物治理事物的，不依赖外物；以和睦

治理和睦的人，不依靠和睦本身；用人来治理人的，不依靠人本身；用君主来治理君主的，不依靠君主本身；用欲望来治理欲望的，不依靠欲望本身；用本性来治理本性的，不依靠本性本身；用德行来治理德行的，不依靠德行本身；用道来推究人的本性，那些荒芜污秽而不能清明的人，是因为外物像灰尘一样遮蔽了他们。羌、氐、僰、翟这些地方的婴儿出生时哭声都是一样的，等到他们长大后，即使有象、狄、騠这样通晓多种语言的翻译，也不能互通他们的语言，这是因为教育和习俗不同。现在如果让三个月大的婴儿出生后迁移到别的国家，他就不能知道原来的习俗。由此看来，衣服和礼俗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从外部接受来的。竹子的本性是轻浮的，把它削成竹简捆起来扔进水里就会沉没，这是因为它失去了原有的形体；金属的本性是沉重的，把它放在船上就会浮起来，这是因为有船势支撑它。素帛的本质是白色的，用黑泥染它就变黑；绢帛的本质是黄色的，用丹砂染它就变红。人的本性没有邪恶，但长久沉浸于世俗之中就会改变，改变了就会忘记根本，从而顺应了那种（被世俗改变的）本性。所以太阳月亮想要明亮，浮云就会遮蔽它们；河水想要清澈，沙石就会搅浑它；人性想要平和，嗜欲就会损害它。只有圣人能够超脱外物而返归自身。乘船而迷失方向的人，不知道东西南北，看到北斗星和北极星就醒悟了。本性也是人的北斗星，有了自我审视就不会失去事物的真情，没有自我审视就会行动迷惑。这就像陇西的游泳者，越是急躁越容易沉没。孔子对颜回说：“我佩服你，是因为你忘记了（世俗的束缚），而你佩服我，也是因为你忘记了（世俗的束缚）。虽然如此，你虽然忘记了，但我还有不忘的东西存在。”孔子知道根本所在。放纵欲望就会丧失本性，行动从未端正过。用来治理自身就会危险，用来治理国家就会混乱，用来进入军队就会失败。因此，没有听闻大道的人，无法返归本性。所以古代的圣王能在自己身上得到它，因此命令能推行，禁令能禁止，名声流传后世，恩德施及四海。因此，凡是将要做事，必须先使心意平和、精神清明，精神清明、心意平和，事物才能端正。就像印章按压泥土，印章端正，封泥就端正；印章倾斜，封泥就倾斜。所以尧举荐舜，是用眼睛决断的；桓公任用宁戚，是用耳朵决断的。如果因此放弃法术而依赖耳目，混乱必定更加严重。耳目之所以能决断，是因为违背了真情本性。听觉因诽谤和赞誉而失误，视觉因色彩而淫乱，想要使事务端正就难了。背负丧事的人听到歌声会哭泣，心怀欢乐的人看到哭泣的人会笑，悲哀的事让人笑，欢乐的事让人哭，是承载的心境使然。因此，贵在虚静。水被击打就兴起波浪，气息紊乱就智慧昏乱，智慧昏乱就不能治理政事，波浪起伏的水就不能作为水平面。所以圣王把握“一”而不丢失，万物的真情就都了解了，四夷九州就都顺服了。“一”是最尊贵的，没有偏私于天下，圣人寄托于无偏私，所以百姓……

命运已经决定了。践行仁德的人，必定用哀乐来衡量；践行道义的人，必定用取舍来阐明。眼睛所看到的不过十里，却想要遍照海内百姓，哀乐之情是无法供给的。没有天下的积聚财富，却想要普遍赡养万民，利益是无法满足的。况且喜怒哀乐，是有所感触而自然产生的。所以哭泣从口中发出，泪水从眼中流出，这都是内心愤懑而表现在外部的。就像水向下流，烟向上升一样。有什么东

译西在推动它们呢？所以勉强哭泣的人，虽然悲痛却不哀伤；勉强亲近的人，虽然微笑却不和谐。情感发自内心而声音应和于外部，所以厘负羁的一壶饭食胜过晋献公的垂棘宝玉，赵宣孟的一束肉干贤于智伯的大钟。因此，礼仪丰盛不足以表达爱意，而诚心可以安抚远方的人。所以公西华奉养父母，就像与朋友相处；曾参奉养父母，就像侍奉严厉刚烈的君主，他们奉养父母的心意是一样的。胡人弹骨，越人啮臂，中原人歃血，所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他们在守信方面是一样的。三苗用麻束发，〇人结领，中原人戴冠插笄，越人剪发，他们在服饰方面是一样的。帝颛顼的法律，妇女在路上不避让男子的，就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放逐她。现在的国都，男女并肩摩肩在道路上行走，他们在风俗方面是一样的。所以四方蛮夷的礼仪不同，都尊重他们的主君而爱护他们的父母，尊敬他们的兄长。猃狁的风俗相反，都慈爱他们的子女而敬畏他们的上级。鸟儿飞翔排成行列，野兽栖息结成群体，有什么东西教导它们呢？所以鲁国实行儒者的礼仪，推行孔子的学说，土地削减，名声卑微，不能亲近并招来远方的人。越王勾践剪发文身，没有皮弁插笏的服饰，拘谨圆融、方正折节的仪容，然而在五湖之战中战胜了夫差，南面称王称霸。泗水上的十二诸侯，都率领九夷前来朝见。胡貉匈奴的国家，放纵身体，披散头发，箕踞而坐，言语颠倒，但国家没有灭亡，未必是没有礼仪。楚庄王穿着宽大的袍子，政令行于天下，于是称霸诸侯。晋文公穿着粗布衣服，羊皮裘，用皮革带剑，威严确立。

在天下之间，难道一定要把邹、鲁的礼仪才称为礼吗？因此，进入那个国家，就顺从那里的风俗；进入那个家庭，就避开那里的忌讳。不触犯禁令而进入，不违背逆反而前进，即使到了夷狄那种裸体的国家，足迹延伸到极远的地方，也不会陷入困境。礼，是实质的文饰；仁，是恩惠的体现。所以礼根据人情来制定节制和文饰，而仁通过脸色来表现宽容。礼不超越实质，仁不超出恩惠，这是治理社会的方法。那三年的丧期，是勉强人们做不到的事，用虚伪来辅助真情。三个月的丧服，是断绝哀痛而压抑迫切的本性。儒、墨两家不探究人情的始终，却致力于实行相反的制度，五种丧服，悲哀发自内心，埋葬安葬与生前供养相称，不勉强人们做不能做的事，不断绝人们能做到的事，尺度不失于恰当，诽谤和赞誉就没有产生的根源。古人不是不知道繁琐的升降回旋的礼仪，也不是不知道《采齐》《肆夏》等乐曲的仪容，认为那样耗费时日、烦扰百姓而没有用处，所以制定礼仪足以辅助实质、表达心意罢了。古人不是不能陈列钟鼓、盛设管箫、挥舞干戚、舞动羽旄，认为那样耗费财物、扰乱政事，制定音乐足以使人心欢乐、抒发心意罢了。喜悦不满足于音乐，不是不能耗尽国家、浪费民力、掏空府库、耗尽钱财、含珠佩玉、装饰丝带、束带，去送葬死者，认为那样使百姓穷困、断绝生计而对枯骨腐肉没有益处，所以埋葬安葬足以收敛覆盖罢了。从前舜葬在苍梧，市场没有改变它的店铺；禹葬在会稽山，农夫没有改变他们的田亩，这是明白死生的界限，通晓奢侈与节俭的适度啊。混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言语和行为相违背，真情和外表相反，礼仪装饰得繁琐，音乐优柔而淫靡，尊崇死者而损害生者，长久守丧而招致行为失当，因此风俗在世间浑浊，诽谤和赞誉在朝廷萌发。所以圣人废弃而不使用。义，是遵循道理而行事适宜；礼，是体察人情而制定文饰。义，就是适宜；礼，就是体察。从前有扈氏因为追求义而灭亡，是知道义却不知道适宜。鲁国因为治理礼而削弱，是知道礼却不知道

这是形体啊。有虞氏的祭祀，其社坛用土【封土为社】，祭祀中霤，葬在成亩【田亩而葬】，其音乐是咸池、承云、九韶【舜兼用黄帝的乐九韶，舜所作也】，其服饰崇尚黄色【舜属土德，故尚黄】。夏后氏，其社坛用松【所树之木，皆所生地之所宜也】，祭祀户神【春祭先户，夏属木德也】，葬时设墙置翣【翣，棺衣饰也】，其音乐是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变也，六列六六为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颛顼之乐也】，其服饰崇尚青色【木德故尚青也】。殷人的礼仪，其社坛用石【以石为社主也】，祭祀门神【秋祭先门，殷属金德也】，葬时种松树，其音乐是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汤所作乐】，其服饰崇

译尚白色【金德故尚白也】。周人的礼仪，其社坛用栗，祭祀灶神【夏祭先灶，周属火德也，邹子曰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时种柏树，其音乐是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乐也】，其服饰崇尚红色【火德故尚赤也】。礼乐相互违背，服制相反，然而都不失亲疏之恩，上下之伦。现在手握一君的法籍，来非议传代之俗，譬如胶柱而调琴也。所以明主制定礼义而为衣，分节行而为带，衣足以覆形，从典坟虚循挠便，身体适行步，不务于奇丽之容，隅眦之削。带足以结纽收袵，束牢连固，不亟于为文句防短之鞵。所以制定礼义，行至德而不拘于儒墨。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所谓聪者，非谓闻彼也，自闻而已。所谓达者，非谓知彼也，自知而已。因此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视则明，以听则聪，以言则公，以行则从。所以圣人财制物也，犹工匠之斵削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别也，曲得其宜而不折伤。拙工则不然，大则塞而不入，小则窕而不周，动于心，枝于手，而愈丑。夫圣人之斵削物也，剖之，判之，离之，散之已淫已失，复揆以一，既出其根，复归其门，已雕已琢，遂反于朴，合而为道德，离而为仪表，其转入幽冥，其散应无形，礼义节行，又何以穷至

治理的根本是什么呢？世上那些自以为明白事理的人，大多背离了道德的根本，说礼义足以治理天下，这种人是不可以和他们谈论治国之术的。所谓的礼义，不过是五帝三王的法律典籍，是一时风俗留下的痕迹。这就好比刍狗、土龙刚制成时，用青黄色彩装饰，用绮绣包裹，用红丝缠绕，主持祭祀的人穿着纯色的礼服和墨边衣，大夫戴着端冕，恭敬地送迎它们。等到使用之后，就只是泥土和草罢了。谁还看重它们呢？所以在舜的时候，有苗不服从，于是舜修明政治、停止战争，拿着盾牌和斧钺跳舞，当时天下大雨，禹命令百姓聚土积柴，选择丘陵居住。武王讨伐纣王，载着文王的木主而行，因为天下尚未安定，所以没有实行三年的丧礼。起初禹遭遇洪水之患，修筑堤防，所以早晨死了晚上就埋葬。这些都是圣人顺应时势、应对变化，根据情况采取适宜措施的做法。现在的人修习干戚之舞而嘲笑镢锹等农具，知道三年丧礼不是一天能完成的，却像从牛身上找马一样去讥笑羽舞。用这种态度来应对变化，与弹拨一根弦来演奏《棘下》之乐没有区别。用一时的变化，想要去顺应时势，就像冬天穿葛布衣而夏天穿皮裘。一种瞄准器不可能适应百次发射，一种衣服不可能穿遍四季。瞄准器必须适应高低，衣服必须适应寒暑。因此时代不同则事务变化，时移则风俗改变。所以圣人根据时代来制定法律，顺应时势来行事。上古的君王，在防山封禅，在梁父山禅让，七十多位圣人，法度不同，并不是故意相反，而是时代不同。因此不效法他们已经形成的法度，而效法他们制定法度的原因，制定法度的原因，是随着变化而推移的。能够随着变化而推移，这是做人最宝贵的地方。所以狐梁之歌可以跟随唱，但唱歌的原因不能模仿；圣人的法度可以观察，但制定法度的原因不能推究；辩士的话可以听，但说话的原因不能描绘；淳均的剑不值得喜爱，而欧冶子的技巧值得珍视。现在王乔、赤松子吹嘘呼吸，吐故纳新，抛弃形体和智慧，保持朴素，回归本真，以遨游于天上，通达云天，现在想要学习他们的道，得不到他们养气处神的方法，而只是模仿他们的一吐一吸，时而屈时而伸，他们不能乘云升天，也是很明显的。

上谷人，因患瘟疫逃入山中，通过导引术追求轻身飞升，这是借助外物而上升罢了。五帝三王治理天下，洞察万物细微，齐同生死，混同变化，怀抱大圣人的心胸，以映照万物的实情，上与神明为友，下

译与造化共为一人。如今想要学习他们的道，不能获得其清明的圣智，却固守其法律条令，这样不能治理好国家，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得到十把利剑，不如得到欧冶子的巧技；得到百匹骏马，不如得到伯乐的相马之术。最质朴的东西没有形状，最精微的道没有度量。所以天的圆，不能用圆规去衡量；地的方，不能用矩尺去衡量。往古来今叫做宙，四方上下叫做宇。道存在于其中，却没有人知道它的所在。所以见识短浅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大道；智慧狭隘的人，不可以和他讨论至理。从前冯夷得道，得以潜入大川【冯夷是河伯，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用八石以求仙】；钳且得道，得以居于昆仑【钳且得仙道，升居昆仑山】；扁鹊得道，得以治病【扁鹊是卢地人，姓秦名越人，赵简子时代的人】；造父得道，得以驾驭马匹；后羿得道，得以射箭；倕得道，得以雕刻【倕是尧时的巧匠】。他们所做的各不相同，但所遵循的道是一致的。禀受道来通达万物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互相非议的。譬如同一池塘灌溉田地，接受的水量是均等的；而宰牛烹煮其肉，有的做成酸味，有的做成甜味，煎炒烧烤，调味方法万千，其根本只是一头牛的身体。砍伐楩、柟、豫、樟等树木并剖开它们【剖判梨分】，有的做成棺椁，有的做成柱梁，剥解拨析【披解也，拨析理也，檖顺也，檖音遂】，用途万千，然而只是一块木头的质朴本体。所以百家之言，指向奏效相反，但它们符合道的本体是一致的。譬如丝竹金石演奏音乐，本质相同，曲调各家不同但不失其本体。伯乐、韩风、秦牙、管青【四子都是古代善于相马的人】所相的马各不相同，但他们了解马是一致的。所以三皇五帝的法律条令各不相同，但他们获得民心是均等的。所以商汤进入夏朝而使用其法律，周武王进入殷朝而实行其礼制，夏桀商纣因此灭亡，而商汤周武王因此治理好国家。所以雕刻、削切、锯割，陈列出来如果不是良工，不能用来制作木器；熔炉、风箱、土埵、土坊【鑪索埵皆冶具也，坊土形也】设置好，如果不是巧冶，不能用来冶炼金属。屠牛吐，一天之内解剖九头牛而刀刃，如同剃毛【屠牛吐，齐国的大屠夫，剃截髪也】；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刃，如同新磨【庖丁，齐国屠伯也，新剖始制也，硎，磨刀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空虚的境界中遨游

在众虚之间，剖析其中的道理。至于圆规、曲尺、墨线等工具，这些是技巧的器具，而不是产生技巧的原因。所以瑟如果没有弦，即使是师文这样的乐师也不能奏出乐曲；只有弦而没有情感，就不能使人悲伤。因此，弦是产生悲伤的器具，而不是产生悲伤的原因。至于工匠的制作，连接、开启、闭合、交错，进入幽深微妙的境界，达到调节的极致，心手自由游动，在众虚之间，不与外物产生界限，父亲不能教给儿子；盲乐师随意观察事物，抒发精神，超越舞蹈而体现在弦上，哥哥不能向弟弟说明。现在，使物体平正的是水准器；使物体笔直的是墨线。至于不在墨线和水准器之中，却能平正笔直的，这是无法共同掌握的方法。所以敲击宫音而宫音应和，弹奏角音而角音振动，这是相同音律的相互感应。至于在五音中没有对应，而二十五根弦都响应的，这是无法传授的道理。所以萧条，是形态的主宰；寂漠，是声音的主宰。天下的是非没有确定的标准，世人各自肯定自己认

译为对的，否定自己认为错的，所谓对与错各不相同，都是肯定自己而否定别人。由此看来，事情有符合自己心意的，却未必就是对的；有违背自己心意的，却未必就是错的。所以追求对的，不是追求道理，而是追求符合自己心意；去除错的，不是批驳邪恶，而是去除违背自己心意的。违背我的，未必不符合别人；符合我的，未必不被世俗认为错。最对的，没有错；最错的，没有对。这才是真正的是非。至于在这里对而在彼处错，在这里错而在彼处对的，这就叫作一是一非。这种一是一非，是偏狭的；那种一是一非，是普遍的。现在我想选择对的而居住，选择错的而离开，不知道世人所谓的是非，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老子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煮小鱼。主张宽裕的人说：不要频繁搅动；主张苛刻的人说：只要加足盐醋就行了。晋平公说话不当，师旷举起琴撞向他，跌倒在晋平公衣服中的宫墙边，左右的人想要粉刷墙壁，晋平公说：“不要粉刷，以此作为我失言的警示。”孔子听说后说：“晋平公不是不心疼自己的身体，而是想招来进谏的人。”韩非听说后说：群臣失礼而不惩罚，这是纵容过错。晋平公之所以不能称霸，是有原因的。

所以有人向宓子推荐宾客。宾客出来后，宓子说：“你的宾客唯独有三个过错：望着我笑，这是轻慢；谈话时不称颂老师，这是悖逆；交往浅薄却谈论深奥，这是扰乱。”宾客说：“望着君主笑，这是公正；谈话时不称颂老师，这是通达；交往浅薄却谈论深奥，这是忠诚。”所以宾客的仪态是一样的，有人认为是君子，有人认为是小人，这是因为观察者的立场不同。所以志趣相合，即使言语忠诚也会更加亲近；关系疏远，即使计谋得当也会被怀疑。亲生母亲为儿子治疗秃疮，血流到耳朵，看见的人认为她爱儿子到了极点；如果是在继母身上，那么路过的人就会认为她是嫉妒。事情的情理是一样的，观察的角度不同。从城墙上往下看，牛像羊，羊像猪，这是因为位置高；从盘中的水面看脸，脸就变圆，从杯子里看脸，就随杯子的形状而改变。之所以有的变圆，有的随形，这是因为观察的媒介不同。现在即使我想端正自身来对待外物，怎么知道世人是从什么角度来窥视我的呢？如果改变本性来与世俗竞争，就像逃避雨水一样，没有地方能不被淋湿。常常想要做到虚静，反而不能做到虚静了。如果不刻意追求虚静而自然达到虚静，这是向往却难以达到的境界。所以通晓大道的人，就像车轴，自身不转动，却随着车轮行进千里，在无尽的平原上运转；不通晓大道的人，就像迷路的人，告诉他东西南北，他虽然好像听懂了，但稍微偏离正道，忽然间就再次迷失方向。所以终身被人误导，就像风向标被风吹动一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确定了方向。所以圣人顺应大道，返归本性，不主动变化而等待外物的变化，这就接近于免于祸患了。太平时代的体制，容易遵守，事情容易办理，礼仪容易实行，责任容易偿还，因此人不兼任官职，官不兼任事务，士农工商，各居其乡，各别其州。所以农夫与农夫谈论力气，士人与士人谈论品行，工匠与工匠谈论技巧，商人与商人谈论计算。因此士人没有遗漏的行为，农夫没有废弃的农功，工匠没有辛苦的事务，商人没有亏损的货物，各自安守其本性，互不干扰。所以伊尹兴修土木工程时，让腿长的人踩镢头，让脊背强壮的人背土，让眼斜的人瞄准，让驼背的人抹泥。

各自有适宜的方面，而人的本性是相同的。胡人善于骑马，越人善于行

译舟，形态不同、种类各异，改变其习惯就会悖乱失误，处于低位则显得卑贱，处于高位则显得尊贵。圣人总括并运用他们，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具有先知远见的洞察力，能看清千里之外，这是人才的杰出之处。但治世的君主不以此苛求百姓。博闻强记，口才辩驳、言辞敏捷，这是智慧的优异之处。但英明的君主不以此要求下属。傲视世俗、轻视外物，不被世俗所污染，这是士人的刚直品行。但治世的君主不以此作为教化百姓的标准。心思机巧、隐秘深藏，雕琢却无痕迹，这是技巧的精妙之处。但治世的君主不以此作为百姓的职业。所以苌弘、师旷能预知祸福，言论没有遗漏的策略，但不能与普通人共同任职。公孙龙善于辩论、言辞强硬，区分同异，分离“坚”与“白”，不能与普通人遵循同样的道理。北人无择，不认同舜的德行而自投清泠之渊，不能成为世人的楷模。鲁班、墨子，用木头制作木鸢并让它飞翔，三天不落地，但不能让他们担任工匠。所以高不可攀的，不能作为衡量人的标准；行为难以企及的，不能作为国家的习俗。权衡轻重，不差分毫，圣人不亲自使用，而是悬挂在秤上；观察高低，不差尺寸，英明的君主不亲自负责，而是求助于水平仪。为什么呢？因为人才不能专门依赖，而度量衡可以世代相传。所以国家的治理可以交给愚钝的人来坚守，军队的制度可以交给有权变的人来使用。如果等待騕褭、飞兔这样的良马才驾车，那么世上就没有人能乘车了；如果等待西施、毛嫱这样的美女才娶妻，那么终身就不能成家了。然而，并非一定要等待古代的英俊之才，人们自身就足以自足，应当凭借现有的条件并加以使用。骐骥日行千里，一天就能到达；劣马每天走三十里，十天也能到达。由此看来，人才不足以专门依赖，而道术可以普遍施行。乱世的做法，制定过高的标准而罪行达不到，加重责任而惩罚承受不了，设立危险的禁令而诛杀不敢执行。百姓被这三重责难所困扰，就会施展智巧欺骗上级，触犯邪道以求免罪。所以即使法律严酷、刑罚严厉，也不能禁止奸邪。为什么呢？因为力量不足以支撑。所以谚语说：“鸟被逼到绝境就会啄人，兽被逼到绝境就会顶撞，人被逼到绝境就会欺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道德的论述，好比日月。江南河北，不能改变它的指向；奔驰千里，不能改变它的位置。趋向或舍弃礼俗，

这就如同居住的房屋一样。东边的人家称西边的人家为西邻，西边的人家称东边的人家为东邻。即使让皋陶来审理，也不能确定它们的方位。所以，趋向和舍弃相同，毁谤与赞誉却在于世俗；意图和行为一样，困窘与显达却在于时运。商汤和周武王积累的德行与善行，是可以企及的；但他们遭遇夏桀、商纣的时代，则是上天赋予的。现在如果有商汤、周武王的意图，却没有夏桀、商纣那样的时势，却想要成就霸王的功业，也是不太可能的。从前周武王手持戈和钺，讨伐商纣，战胜殷商；插着笏板，拄着殳杖，来上朝理政。周武王去世后，殷商的百姓背叛了他。周公践履东宫，踏上登车的石阶，代理天子的职位，背靠屏风接受诸侯朝见；放逐蔡叔，诛杀管叔，平定殷商残余势力，在明堂祭祀文王，七年之后将政权归还给成王。周武王先崇尚武力而后崇尚文治，不是心意改变，而是为了顺应时势。周公放逐兄长、诛杀弟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匡正乱世。所以，行事顺应时世，就能成功；致力于符合时势，就能确立名声。从

译前齐桓公会合诸侯时乘坐安车，回国诛杀罪犯时使用斧钺；晋文公会合诸侯时使用兵车，回国治理国家时依据礼义。齐桓公先前柔和而后刚强，晋文公先前刚强而后柔和，然而他们的政令通行天下，威权制约诸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审察了形势的变化。颜阖，鲁国国君想让他做宰相，但他不肯，派人带着礼物先去拜访，颜阖就凿开屋后的墙逃走了。为了天下显赫的武名，假如他遇到商鞅、申不害那样的严刑峻法，刑罚会株连三族，更何况是他自己呢？世人多称颂古人，推崇他们的行为，而对于同时代有相同行为的人却不知道珍视。这不是才能低下，而是时势不适宜。所以，即使有六匹骏马和四匹良马用来渡江河，也不如空心的木头方便。处世也是如此。因此，建立功业的人，在行为上简约，而在时势上谨慎。现在世俗的人，把成就功业当作贤能，把战胜祸患当作智慧，把遭遇灾难当作愚笨，把为节操而死当作愚蠢。我认为这只是各自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极致罢了。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箕子披头散发装疯来保全性命，然而他乐于正直行事、竭尽忠诚，以死守节，所以不那样做。伯夷、叔齐不是不能接受俸禄、担任官职来成就功业，然而他们乐于远离世俗、行为高洁，以超脱众人，所以不致力于此。许由、善卷，不是不能安抚天下，以德行使海内安宁，然而他们羞于让外物扰乱内心的和谐，所以不接受。豫让、要离，不是不知道享受家庭之乐、安顿妻子儿女来苟且偷生，然而他们乐于推行诚信的行为，必定要

因为死是主宰，所以不留下。现在从箕子的角度看比干，就显得愚笨；从比干的角度看箕子，就显得卑下；从管仲、晏婴的角度看伯夷，就显得固执；从伯夷的角度看管仲、晏婴，就显得贪婪。追求与舍弃相互非议，嗜好与欲望相反，却各自乐于自己的事务，将让谁来纠正呢？曾子说：“在水中击船，鸟听到声音就高飞，鱼听到声音就深藏，所以它们追求的方向各不相同，但都获得了便利。”因此，惠子带着百辆马车经过孟诸，庄子见到他，就抛弃了剩下的鱼。胡鸟喝了几斗水还觉得不足，鱓鲔鱼入口像露水一样却会死。智伯拥有三晋之地却仍感不足，林类、荣启期穿着像悬挂的丧服却心意不满足。由此看来，追求和行为各不相同，凭什么相互非议呢？重视生命的人不因利益损害自己，树立节操的人遇到危难不随便苟且免死，贪图俸禄的人见到利益不顾惜自身，喜好名声的人不符合道义不随便获取，这些相互议论，好比冰与炭、钩与防一样，什么时候能合得来？如果用圣人作为中道，就全面覆盖并包容它们，没有可以判定是非的。飞鸟以巢穴为主，狐狸以洞穴为主，筑巢的巢穴建成就能栖息，打洞的洞穴建成就能住宿。追求舍弃和行为道义，也是人所栖息的地方，各自乐于自己所安定的，达到所至之处。所以用道来议论，总括并齐同它们。治国的道理，上面没有苛刻的命令，官府没有烦琐的治理，士人没有虚伪的行为，工匠没有过度的巧饰，事情有条理而不扰乱，器物完备而不装饰。乱世则不是这样，讲究行为的人相互抬高，讲究礼仪的人相互夸耀虚伪，车舆极尽雕琢，器物追求刻镂，求取财货的人争夺难得的东西作为珍宝，讲究文采的人以烦琐扰乱为智慧，争相诡辩，长久积累而不决断，对治理没有益处，工匠制作奇异的器物，经历多年才完成，不切合实用。所

译以神农的法令说：“男子成年而不耕种，天下有人因此挨饿；女子成年而不纺织，天下有人因此受寒。”所以亲自耕种，妻子亲自纺织，为天下人做表率。他引导百姓，不珍视难得的物品，不制作无用的东西。因此耕种不努力的人，无法养活自己；纺织不努力的人，无法遮盖身体。有余和不足，各自归于自身。衣食充足

奸邪不产生，社会安乐无事，天下公平均等。所以孔子、曾参无处施展他们的善行，孟贲、成荆无处施行他们的威势。衰败时代的习俗，用智巧诈伪来修饰，众人以远方珍贵的货物、难得的财宝为贵，不积累用于养生的器具，使天下的淳朴变得淡薄，使天下的质朴被剖析，拘束驯服马牛作为牢笼，扰乱万民，把清明的当作浑浊的，使性命飞扬散乱，用营求贞信来漫澜，使人失去真情本性。于是就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来扰乱他们的眼睛，牛羊猪狗、黍米高粱、荆吴的芬芳美味来贪求他们的口腹，钟鼓管箫、丝竹金石来淫乱他们的耳朵，趋舍行义、礼节谤议来营求他们的心。于是百姓纷乱如沸水，日夜追逐利益，烦扰浅薄，法与义互相违背，行与利相反，即使有十个管仲也不能治理。况且富人则车舆穿着绘锦，马饰附着旄牛尾，象牙装饰的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交错，无法形容。穷人则夏天披着粗布带着绳索，吃着豆粒喝着水，用来充饥抵御暑热；冬天则羊皮裘败解，短粗布衣不能遮盖身体，而在灶口烤火。所以他们作为编户齐民，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贫富之间的差距，就像君主与仆虏，不足以相提并论。那些凭借奇技伪邪施为的人，在一世之间自足；坚守正道修理，不苟且获取的人，不免遭受饥寒的祸患。而想要百姓去末反本，由此发掘源头而堵塞水流。那些雕琢刻镂，伤害农事；锦绣纂组，危害女工。农事废弃，女工受害，就是饥饿的根本和寒冷的源头。饥寒同时到来，能不犯法招致诛杀的人，古今未曾听说。所以仕途的鄙陋在于时运，不在于品行；利害在于命运，不在于智慧。败军的士卒，勇武的人遁逃，将领不能阻止；胜军的阵势，怯懦的人死战，恐惧不能逃跑。所以江河决口淹没一乡，父子兄弟互相遗弃而逃跑，争着登上陵阪高丘，脚快的先升，不能互相照顾。世道安乐志向平和，见到邻国的人溺水尚且哀怜，何况亲戚呢？所以自身安定则恩惠及于邻国，志向为之防范；自身危险则忘记亲戚，而人不能解脱。游泳的人不能拯救溺水者，因为手足有急迫；被灼烧的人不能救火，因为身体有疼痛。百姓有余就谦让，不足就争夺；

谦让则礼义产生，争夺则暴乱兴起。敲门求水，没有不给予的，是因为水充足。树林里不卖柴，湖面上不卖鱼，是因为这些物资有余。所以物资丰富则欲望减少，需求满足则争夺停止。秦王统治时期，有人杀婴腌肉，是因为利益不足。汉室执政时期，独夫收养孤儿，是因为财物有余。所以社会安定则小人遵守法度，利益不能诱惑他们；社会混乱则君子也做坏事，法律也不能禁止他们。

译《淮南鸿烈解》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淮南鸿烈解》卷十二

汉 高诱 注

道应训【道所运行的地方，万物运动并作出回应，考察祸福，以此来验证符验。所以说“道应”】

太清向无穷问道：“您知道‘道’吗？”无穷说：“我不知道。”【太清，是元气中清轻的部分；无穷，是没有形体的】太清又向无为问道：“您知道‘道’吗？”无为说：“我知道‘道’。”【无为有形体，所以知道‘道’】太清问：“您知道‘道’也有定数吗？”无为说：“我知道‘道’有定数。”太清问：“它的定数是怎样的？”无为说：“我知道‘道’可以柔弱，可以刚强，可以柔和，可以刚硬，可以阴，可以阳，可以幽暗，可以光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对万物而没有固定的方所，这就是我所以知道‘道’的定数的原因。”太清又向无始问道【无始，是未曾开始有的元气】说：“刚才我向无穷问‘道’，他说：‘我不知道。’我又向无为问，无为说：‘我知道。’我说：‘您知道‘道’也有定数吗？’无为说：‘我知道‘道’有定数。’我说：‘它的定数是怎样的？’无为说：‘我知道‘道’可以柔弱，可以刚强，可以柔和，可以刚硬，可以阴，可以阳，可以幽暗，可以光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对万物而没有固定的方所，这就是我所以知道‘道’的定数的原因。’像这样，那么无为的知道与无穷的不知道，谁对谁错呢？”无始说：“不知道的深刻，知道的浅薄；不知道的是内在，知道的是外在；不知道的是精微，知道的是粗疏。”太清仰头叹息说：“那么不知道就是知道吗？知道就是不知道吗？谁知道知道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知道呢？”无始说：“‘道’不能听见，听见了就不是它；‘道’不能看见，看见了就不是它；‘道’不能说，说了就不是它。谁知道有形之中的无形者呢？”所以老子说：“天下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这就不是善了。所以知道的人不说话，说话的人不知道。”白公向孔子问道：“人可以用隐微的话吗？”【白公，是楚平王的孙子，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太子建被杀，白公怨恨想要报仇，所以问隐微的话】孔子不回答【知道白公有阴谋，所以不回答】白公说：“如果把石头投入水中，怎么样？”孔子说：“吴越善于潜水的人，能够把它取出来。”白公说：“如果把水投入水中，怎么样？”孔子说：“淄水和渑水汇合，易牙尝了就能分辨出来。”【淄、渑，是齐国的两条水名】

白公说：“那么人本来就不可以谈论微妙的道理吗？”孔子说：“为什么说不可？谁懂得言语的真意呢？懂得言语真意的人，不靠言语来表达。争抢鱼的人弄湿了衣服，追逐野兽的人奔跑不停，并不是以此为乐。所以最高的言语摒弃言语，最高的作为不刻意作为。那些浅薄智慧所争辩的，都是末节罢了。白公没能领悟，所以在浴室被杀。所以老子说：‘言语有本源，行事有主宰，正因为无知，所以不了解我。’说的就是白公。惠施为梁惠王制定国法，写成后给先生们看，先生们都认为很好，于是呈给梁惠王。梁惠王非常高兴，拿给翟煎看，说：‘好。’梁惠王说：‘好，可以实行吗？’翟煎说：‘不可以。’梁惠王说：‘好却不可实行，为什么呢？’翟煎回答说：‘现在那些抬大木头的人，前面呼喊‘邪许’，后面也跟着应和，这是用来鼓舞力量的歌谣。难道没有郑卫那样激越凄楚的音乐吗？然而不用它们，是因为不如这种歌谣适宜。治理国家有礼制，不在于文辞辩说。所以老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