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鸿烈解卷二十

译经》说：“神明倾听，最终和谐且平安。”鬼神看它没有形状，听它没有声音，然而郊祭上天、遥望山川、祈祷祭祀而求福，求雨而请雨，占卜而决断事情。《诗经》说：“神明降临，不可揣度，何况可以厌弃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达到它的高远，地达到它的深厚，月亮照亮夜晚，太阳照亮白天，阴阳化育，列星朗照正道，而万物自然生长。所以阴阳四时不是生出万物，雨露按时降下不是养育草木，神明交接阴阳和谐而万物生长。所以高山深林不是为虎豹而设，大树茂枝不是为飞鸟而长，源头流千里，深渊深百仞，不是为蛟龙而存。达到它的高耸，成就它的广大，山居木栖，巢枝穴藏，水潜陆行，各得其所，安宁自在。大生小，多生少，这是天的道理。所以山丘不能生出云雨，积水不能生出鱼鳖，是因为太小。牛马的气息蒸腾生出虮虱，虮虱的气息蒸腾不能生出牛马，所以化生在外，不是在内。蛟龙伏卧在深渊而卵生在丘陵，螣蛇雄鸣于上风，雌鸣于下风而化成形，这是精气的极致。所以圣人修养心性，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至诚就能感动化育。现在所谓道，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淡，讼缪

胸中若有争讼之容、谬误之静，邪气便无处停留阻滞；四肢关节舒展，毛孔蒸腾、腠理开泄，则身体机枢调和顺利，百脉九窍无不顺从比附，所居之神便得其位。难道是节制骨节、修饰毛发就能做到的吗？圣明的君主居于上位，胸怀开阔而无定形，寂静无声，官府仿佛无事可做，朝廷仿佛空无一人，没有隐匿之人，没有流亡之民，没有劳役，没有冤刑，四海之内无不仰慕君上的恩德，效法君主的旨意，夷狄之国，辗转翻译而来朝贡，并非逐户辩说、家家劝谕所致，而是推展其诚心，施之于天下罢了。《诗经》说：“恩惠施予中原，以安定四方。”内政顺从而外患安宁了。太公亶父居于邠地，狄人攻打他，他拄着拐杖离开，百姓携带家眷，扶老携幼，背着锅甑，翻越梁山而在岐周建国，并非政令所能召致。秦穆公因野人吃了骏马肉而伤胃，便给他们喝美酒，在韩之战中，野人以死力报答，并非契约所能责求。宓子贱治理亶父，巫马期前往观察教化，看见夜间捕鱼的人得到小鱼便放掉，并非刑罚所能禁止。孔子担任鲁国司寇，道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市场买卖不预先定价，耕田捕鱼都互相谦让，年长头发花白的人不背负重物，并非法律所能达到。箭之所以能射远穿透坚固之物，靠的是弩的力量；之所以能命中靶心剖开缝隙，靠的是端正的心意。奖赏善行、惩罚恶行，靠的是政令；之所以能施行，靠的是精神。所以弩虽强不能独自命中，令虽明不能独自施行，必须凭借精气与之共同施行道义。所以推展道义以覆盖百姓，而百姓不跟从的，是因为诚心没有施予。天地四时，并非刻意生成万物，而是神明交接、阴阳调和，万物便自然生成。圣人治理天下，并非改变百姓的本性，而是抚慰顺应其所有并加以涤荡。所以顺应则宏大，强求教化则细微。大禹开凿龙门，开辟伊阙，疏通江河，向东注入大海，是顺应水流的趋势。后稷开垦荒地，施肥种谷，使五谷各得其宜，是顺应地势的特点。商汤、周武以三百辆革车、三千名甲士，讨伐暴乱，制服夏商，是顺应百姓的愿望。所以能顺应则无敌于天下。事物有其自然之理，而后人事才能治理。所以良匠不能砍削金属，巧冶不能熔化木头，金属的势态不可砍削，而木头的性质不可熔化。揉和黏土制成器皿，挖空木头制成船只，熔化铁制成刀刃，铸造金属制成钟，是顺应其可塑之性。驾驭马匹、役使牛只，让鸡司

译晨，让狗守门，是顺应其本性。百姓有好色的本性，所以有大婚

有饮食的本性，所以有大飨的礼仪；有喜乐的本性，所以有钟鼓管弦的音乐；有悲哀的本性，所以有穿丧服、哭踊的节度。所以先王制定法度，是顺应百姓所喜好而为之制定节度文饰的。顺应他们好色的本性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所以男女有别；顺应他们喜好音乐的本性而端正雅颂的声调，所以风俗不流于邪僻；顺应他们安定家室、喜爱妻儿的本性，教导他们顺从，所以父子有亲情；顺应他们喜好朋友的特性，教导他们敬爱兄长，所以长幼有序。然后修治朝廷的等级以明确贵贱，通过宴饮和习射以明确长幼，按时搜狩和整顿军队以练习用兵【搜是简阅车马，出叫治兵，入叫振旅】，进入学校以修习人伦，这些都是人性中固有的，而圣人加以造就完善的。所以没有这种本性，就无法进行教导；有了这种本性，却没有加以培养，就不能遵循正道。蚕茧的本性是产丝，然而如果不是经过女工用热汤煮过并抽出丝缕，就不能成为丝。卵孵化成雏鸟，如果不是慈爱的母鸡呕出暖气覆盖孵育多日，就不能成为雏鸟。人的本性有仁义的资质，如果不是圣人制定法度并加以教导，就不能使他们趋向正道。所以先王的教化，是顺应他们所喜好来劝勉善行，顺应他们所厌恶来禁止奸邪，所以刑罚不用而威势推行如流水般顺畅，政令简约而教化显著如神迹。所以顺应人性则天下听从，违背人性则法令悬置而不起作用。从前五帝三王执政施教，必定采用“参五”之法。什么叫“参五”？向上取象于天，向下取度于地，居中取法于人，于是设立明堂的朝廷，施行明堂的政令【明堂是颁布政令的宫室，有十二个月的政令】，以调和阴阳之气，以协调四时的节令，以避开疾病的灾祸。俯视地理以制定度量，考察山陵、陆地、水泽、肥沃贫瘠、高低适宜的差别，兴办事业、创造财富以消除饥寒的祸患。考察人的德行以制定礼乐，推行仁义之道以治理人伦，从而消除混乱的祸患。于是澄清排列金木水火土的性质【澄清即明晰】，所以确立父子的亲情而成家，辨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的数理以确立君臣的道义而成国，考察四季孟仲季的次序以确立长幼的礼仪而成官，这就叫做“参制”。君臣的道义，父子的亲情，夫妇的分别，长幼的次序，朋友的交往，这就叫做“五”。于是划分土地而设立州域，分配职务而治理，修筑城池而居住，划分住宅而区分，分配财物而供给衣食，设立大学而教诲，早起晚睡而勤劳用力，这是治理的纲纪。既然这样，得到合适的人就举用，失去合适的人就废弃。尧治理天下，政

政教公平，德泽广布，在位七十年，于是寻求可以托付天下大统的人，命令四岳举荐隐逸贤才。四岳推举舜并推荐给尧，尧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以观察他的内德，让他管理百官以观察他的外才。舜进入山林深处，遭遇狂风雷雨也不迷失方向，于是尧把九个儿子托付给他，赠送昭华宝玉，从而将天下禅让给他。因为认为虽然有法度，但丹朱不能统领天下。事物从来没有只张不弛、只成不毁的。只有圣人能够兴盛而不衰败，充盈而不亏损。神农最初制作琴，是为了招致神灵。等到琴乐淫靡时，就违背了人的本性。夔最初制作音乐，都符合六律并调和五音，以通达八方之风。等到音乐衰败时，人们沉迷于淫靡安乐，不顾政事，以至于国家灭亡。苍颉最初创造文字，是为了辨别治理百官，统领处理万事。愚笨的人借此不遗忘，聪明的人借此志向远大。等到文

译字衰败时，人们制作奸诈刻板的伪书，用来开脱有罪之人，用来杀害无辜之人。商汤最初设置苑囿，是为了供奉宗庙，准备生鲜和干肉等祭品，简选士卒，练习射箭驾车，以戒备不测之事。等到苑囿衰败时，人们驰骋打猎，夺取百姓农时，耗尽百姓体力。尧举用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公平，奸邪止息，诉讼停止，衣食充足。贤能的人劝勉向善，不贤的人感怀他的恩德。等到末期，结党营私，各自推举同党，废弃公义趋向私利，内外互相勾结。举用奸佞之人立于朝廷，而贤能之人隐居不出。所以《易经》的弊病，卦书的弊病，音乐的弊病，淫诗的弊病，礼制的弊病，春秋的弊病，都在于天地之道到了极点就会反转，充盈就会减损。五色虽然鲜明，有时也会改变。茂盛的树木丰茂的草，有时也会凋落。事物有盛有衰，不能永远保持原状。所以圣人在事理穷尽时重新制定法度，并非乐于改变古制、更易常道，而是为了挽救败局、扶持衰微，摒弃淫靡、匡正错误，以调和天地之气，顺应万物之宜。圣人像天覆盖、地承载一样，如日月照耀，阴阳调和，四季变化，万物各不相同，没有无故的偏爱，没有无缘的亲近，所以能够效法天道。天不固定在一个季节，地不固定一种利益，人不固定一种事务，因此事业不能不多方面发展，行为不能不采取不同方法。五行气息不同，但都能适应调和。六艺科目不同，但都遵循同样的道理。温和惠爱柔顺善良，是《诗经》的风化。淳朴敦厚，是《尚书》的教化。清明通达，是《易经》的意义。恭敬节俭尊重谦让，是《礼记》的作用。宽宏

简易是乐的教化。刺讥辩义是《春秋》的流弊。所以《易经》的弊病在于迷信鬼神，乐的弊病在于淫靡，《诗经》的弊病在于愚钝，《尚书》的弊病在于拘泥，礼的弊病在于忌刻，《春秋》的弊病在于诋毁。这六者圣人兼用并裁制它们，失去根本就会混乱，得到根本就会治理，其美好在于调和，其弊病在于权变。水、火、金、木、土、谷，是不同的事物却都遵循规矩、权衡、准绳，形态各异却都得以施行，丹、青、胶、漆不同却都加以使用，各自有所适应，万物各有其适宜之处。车轮圆而车厢方，车辕纵向而车衡横向，这是顺应形势的便利。骖马想要奔驰，服马想要缓行，带子不嫌新，钩子不嫌旧，这是处于适宜的位置。《关雎》兴起于鸟，君子赞美它，是因为雌雄不分离居住。《鹿鸣》兴起于兽，君子推崇它，是因为取它见食物而互相呼唤。泓水之战，军队战败国君被俘，而《春秋》推崇它，是因为取它不攻击未列好阵势的敌人。宋伯姬坐着被烧死，而《春秋》推崇它，是因为取她不逾越礼制而行事。成就功业建立事功，哪里值得过多称赞呢？不过是针对所论之事取其一概罢了。王乔、赤松子远离尘世之间，避开群恶的纷扰，吸取阴阳的和气，食用天地的精华，呼出浊气吸入清气，使身体虚轻飞升，乘云游雾，这可以说是修养本性了，但不能说是孝子。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平定国家消除祸乱，这可以说是忠臣了，但不能说是弟弟。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诛杀商纣，为天下除去残暴贼害，这可以说是仁惠的君主，但不能说是忠臣了。乐羊攻打中山，没能攻下中山，烹煮他的儿子并吃掉，以显示威势，这可以说是良将，但不能说是慈父了。所以可以吗？可以而不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吗？不可以而可以吗？可以。舜与许由行为不同却都是圣人，伊尹与伯夷道路不同却都仁爱，箕子与比干趋向不同却都贤能。所以用兵的人，有的轻率有的慎重，有的

译贪婪有的廉洁，这四种情况相反却不可缺一。轻率的人想要发动，慎重的人想要停止，贪婪的人想要夺取，廉洁的人不图私利，并非没有缘故。勇敢的人可以命令他进战却不能命令他坚守，慎重的人可以命令他稳固却不能命令他凌驾敌人，贪婪的人可以命令他进取却不能命令他守职，廉洁

资质平庸的人可以让他安守本分，却不可以让他进取；诚信的人可以让他坚守约定，却不可以让他应对变化。这五种情况相反，圣人兼用它们并酌情驱使。天地不包容单一的事物，阴阳不化生单一的种类，大海不拒绝雨水积水以成就其广大，高山不拒绝土石堆积以成就其高峻。如果固守一个角落而忽略天下四方，选取一种事物而抛弃其余，那么得到的就很少，治理的也就很浅薄了。治理大事，道理不可以狭隘；地域广阔，制度不可以狭窄；地位崇高，事务不可以繁琐；民众众多，教化不可以苛刻。事务琐碎就难以治理，法令繁杂就难以推行，追求过多就难以供给。用寸来度量，达到丈时必然有误差；用铢来称量，达到石时必然有过失。用石来称量、用丈来度量，直接而少失误；一根根地梳理丝线、一粒粒地数米，繁琐而不能明察。所以大致原则容易显出智慧，细枝末节的辩论难以显出聪明。所以对治理无益而对烦琐有益的事，圣人不做；对实用无益而对耗费有益的事，智者不做。所以功效不厌恶简约，事务不厌恶省减，追求不厌恶寡少。功效简约就容易成功，事务省减就容易治理，追求寡少就容易供给。众人觉得容易，用来任用人就容易了。孔子说：小辩破坏言论，小利破坏道义，小义破坏大道，小见不能通达。一定要像河流那样蜿蜒曲折，所以能流得远；像山那样逐渐升高，所以能高。阴阳无为，所以能和谐；大道从容自在，所以能化育万物。如果精通于一件事，明察于一句话，擅长于一项技艺，可以应对细微的言辞，却不可以广泛应对。蓼菜成行，瓦器有定式。称量柴火，数米做饭，可以治理小事，却不可以治理大事。圆符合圆规，方符合方矩，动作像野兽，静止像花纹，可以愉悦舞蹈，却不可以布阵作战。洗涤杯子吃饭，清洗酒爵饮酒，洗手后进食，可以供养少数人，却不可以宴请众人。现在祭祀的人，屠宰分割烹煮，剥狗烧猪，调和五味的是厨师；陈列簠簋，排列樽俎，设置笾豆的是祝官；斋戒明洁盛装，深沉沉默不说话，神灵所依附的是尸。宰官和祝官虽然不能代替尸，也不越过樽俎去代替他。所以张设瑟弦，小弦急而大弦缓；建立事务，地位低的人劳累而地位高的人安逸。舜做天子，弹奏五弦琴，歌唱南风诗，天下就治理好了。周公肉羹不放在面前，钟鼓不解除悬挂，四夷就顺服了。秦始皇白天决断案件而晚上处理文书，御史的车马在郡县间往来不断，反复核查催促停留，戍守五岭以防备越人，修筑长城以防守胡人。然而奸邪

草木萌芽生长，盗贼成群结党，事务越发繁杂而祸乱越发滋生。所以法令是治理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实现治理的根本；这就好比弓箭是射中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射中的根本原因。黄帝说：在茫茫昏暗之中，顺应上天的威势，与元气同流。所以与元气同流的是帝，与道义相同的是王，与力量相同的是霸，三者都没有的就会灭亡。所以君主如果有征伐他国的念头，城邑里的狗就会成群嚎叫【征伐他国是违背天意的行为】，那么当时必定会有大祸【大祸】；雄鸡在夜里啼鸣，武库里的兵器震动而战马惊扰【戎马，指兵马。鸡在夜里啼鸣而兵马起事，是气机感应的结果】。如今化解怨恨、停止战争，家中的老人安然睡在巷子里，没有聚集众人，妖异灾

译祸不发生，这不是法令的感应，而是精气运动的结果。所以不说话而令人信服，不施恩而体现仁爱，不发怒而具有威严，这是让上天感动而发生变化的人。施恩而仁爱，说话而守信，发怒而威严，这是用精诚感动他人的人。施恩而不仁爱，说话而不守信，发怒而不威严，这是只靠外表做作的人。所以有道来统领，法令虽然少，也足以教化百姓；无道来推行，法令虽然多，也足以造成混乱。修养自身，最高境界是养护精神，其次是养护形体；治理国家，最高境界是涵养教化，其次是端正法令。精神清明、意志平和，全身关节都安宁，这是修养性情的根本。使肌肤肥厚，填饱肠胃，满足嗜欲，这是养护生命的末节。百姓互相谦让，争着处于卑下的位置；舍弃利益争着接受少的，出力做事争着承担劳苦，每天潜移默化地向上向善，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用奖赏来鼓励善行，畏惧刑罚而不做非法之事，法令在上端正而百姓在下顺从，这是治理的末节。上古时代注重根本，而近世注重末节，这就是太平盛世之所以不能兴起的原因。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不是每代都有，而能够协助兴办治理的大臣万中无一，用万中无一的概率去寻求不是每代都有的君主，这就是千年难遇一次的原因。水的本性，柔顺而清澈，深谷中的污水滋生青苔【青苔，指水垢】，是因为没有治理它的本性；挖掘水流经过的地方使其加深，堆积泥土堵塞决口使其加高【茨，指堆积泥土填实】，让水顺着地势流动，沿着低处流淌【衰，指低处】，即使有腐烂的骨头【自】随水流淌，也不能污染它【腐髊，指骨头；渐，指水流】。水的本性并没有不同，关键在于疏通与不通。风俗也是这样。如果确实决断向善的意志，防范邪恶的心思，开启善良的道路，堵塞奸邪的路径，与百姓同走一条正道，那么百姓的本性可以变善，风俗可以变得美好。之所以看重扁鹊，不是看重他随着病情调配药物，而是看重他按压呼吸、诊察脉象血液，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意思是人的喘息和脉象的病机是可以知晓的】。之所以看重圣人，不是看重他随着罪行来参照刑罚，而是看重他知道祸乱产生的缘由

这是开始。如果不修治风俗而放纵其淫邪乖僻，接着施加刑罚，用法律来约束，即使法律严酷残暴，天下也无法禁止。禹凭借夏朝而称王，桀凭借夏朝而灭亡；汤凭借殷朝而称王，纣凭借殷朝而灭亡。并不是法度不存在，而是纲纪没有张弛，风俗败坏了。三代的法度没有消亡，而社会不能治理，是因为没有三代的智慧。六律都具备，却没有人能听懂，是因为没有师旷那样的耳朵。所以法度虽然存在，必须等待圣人才能治理；音律虽然具备，必须等待善听之耳才能听懂。所以国家之所以能存在，不是因为有了法度，而是因为有了贤人；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没有了法度，而是因为没有了贤人。晋献公想讨伐虞国，因为宫之奇在那里，为此他睡不安席，食不甘味，不敢出兵，用宝玉骏马贿赂虞国。宫之奇劝谏而不被听从，进言而不被采纳，越过国境离开了。荀息讨伐虞国，军队没有流血，抱着宝玉牵着马离开了。所以防守不依赖壕沟就能坚固，进攻不依赖冲车就能攻克，这就是得到贤人与失去贤人的区别。所以臧武仲凭借他的智慧保全了鲁国，天下没有人能使它灭亡；蘧伯玉凭借他的仁爱使卫国安宁，天下没有人能使它危险。《易经》说：“扩大他的房屋，遮蔽他的家，窥视他的门户，寂静得没有人。”没有人，并不是没有百姓，而是说没有圣人来统领治理他们。百姓没有廉耻，就不能治理。不修治礼义，

译廉耻就不能确立；百姓不知道礼义，法律就不能纠正他们。不崇尚善行、废除丑恶，百姓就不会趋向礼义；没有法律，就不能实现治理；不知道礼义，就不能推行法律。法律能处死不孝的人，却不能使人做出孔子、曾参那样的行为；法律能惩罚盗窃的人，却不能使人做出伯夷那样的廉洁。孔子的弟子七十人，供养的学生三千人，都入能孝顺父母，出能敬爱兄长，言语成为文章，行为成为表率，这是教育所成就的。墨子的服役者一百八十人，都可以让他们赴汤蹈火，死不回头，这是教化所导致的。刻划肌肤，刺穿皮革，遭受创伤流血，是最艰难的事。然而越国人这样做是为了追求荣耀【越国人用针刺皮肤做成龙纹，以此作为尊荣的标志】。圣王在位，明确好恶来指示他们，通过褒贬来引导他们，亲近贤人并提拔他们，轻视不肖之人并罢退他们，没有遭受创伤流血的痛苦，却有超越世俗、尊贵显赫的名声，百姓谁不跟随？古代法律设立而不被触犯，刑罚搁置而不使用，并不是可以惩罚而不惩罚，而是百工按时工作，各种功业都兴盛，礼义修治而任用贤德之人。所以推举天下最高尚的人作为三公，一国最高尚的人作为九卿，一县最高尚的人作为二十七大夫，一乡最高尚的人作为八十一元士。所以智慧

超过万人的人，称为英；超过千人的人，称为俊；超过百人的人，称为豪；超过十人的人，称为杰。通晓天道，明察地理，精通人情，胸怀广大足以容纳众人，德行深厚足以安抚远方，诚信坚定足以统一异心，智慧卓越足以应对变化的人，是人的英杰。德行足以教化百姓，行为足以体现道义，仁爱足以赢得众人，明察足以照亮下属的人，是人的俊才。行为足以成为表率，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廉洁足以公正分配财物，守信足以让人托付，坚守简约，做事值得效法，说话值得称道的人，是人的豪杰。坚守职责而不废弃，秉持道义而不偏私，遇到危难不随意逃避，见到利益不随意获取的人，是人的杰出者。英、俊、豪、杰，各自凭借大小不同的才能，处在相应的位置，得到适宜的任用，从根本流衍到枝末，以重制轻。在上位者倡导，百姓就应和；在上位者行动，下属就跟随。四海之内，万众一心，共同归向，背离贪婪卑鄙而趋向道义。他们在教化百姓方面，就像风吹动草木，没有不随风倒伏的。现在如果让愚笨的人去教导聪明的人，让不贤的人去统领贤能的人，即使刑罚严厉，百姓也不会顺从。小的不能制约大的，弱的不能驱使强的。所以圣明的君主，举荐贤才来建立功业；不贤的君主，举荐和自己同类的人。周文王举荐姜太公、召公奭而称王；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称霸，这是举荐贤才来建立功业。夫差任用太宰嚭而灭亡，秦国任用李斯、赵高而覆灭，这是举荐和自己同类的人。所以观察他所举荐的人，国家的治乱就可以看清；考察他的党羽朋辈，贤与不贤就可以评判。圣人的屈从，是为了求得伸展；弯曲，是为了求得正直。所以即使走出邪僻的道路，行走幽暗的小径，将要用来匡正大道，成就大功，就像走出树林，不得不走弯曲的小路；拯救溺水的人，不得不弄湿双脚。伊尹担忧天下不得治理，调和五味，背着鼎和砧板行走，五次投奔夏桀，五次投奔商汤，将要用来使浑浊变为清澈，使危险变为安宁。周公作为周室的股肱之臣，辅佐成王，管叔、蔡叔拥立公子禄父想要作乱，周公诛杀他们来安定天下，这是迫不得已。管仲担忧周王室地位卑微，诸侯武力征伐，夷狄侵犯中原，不得安宁，所以

译忍受耻辱而不死，将要用来忧虑夷狄的祸患，平定夷狄的动乱。孔子想要推行王道，东西南北游说七十次而没有遇到知己，所以借助卫灵公夫人、弥子瑕来想通达自己的主张，这些都是想要平定险恶、清除污秽，从昏暗到达光明，运用权变而统归于善的人。观察追逐的人要看他返回时的表现，观察行动的人要看他最终的结局。所以舜流放

周公杀兄，尚且算是仁德；文公种米（晋文公种米而想要养活他），曾子架羊（架连架以便预先知晓），尚且算是智慧。当今之世，丑恶必定假托善良来自我辩解，邪恶必定蒙蔽正道来自我开脱，游学不议论国事，做官不选择职位，行为不避讳污浊，却说是伊尹的道理。争抢财物，亲戚兄弟结怨，骨肉互相残害，却说是周公的道义。行为没有廉耻，受辱却不死，却说是管子的趋向；行贿送礼，奔走于权贵之门，徇私废公，结党营私以取悦于人，却说是孔子的方术。这导致君子和小人混杂混乱，人们无法分辨是非。所以百川并流，不注入大海的，不能称为川谷；奔跑疾驰，不归向善道的，不能称为君子。所以善言归结于可行，善行归结于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视爵位俸禄而看重自身，不因欲望伤害生命，不因利益拖累形体。李克竭尽股肱之力，统领治理百官，安抚万民，使他们的君主生前没有废弃的事，死后没有遗留的忧患。这是行为不同而归于善的人（田子方、段干木、李克都是魏文侯的臣子，所以都归于善）。张仪、苏秦家中没有固定的居所，身上没有固定的君主，策划合纵连横的事，施行倾覆的谋略，扰乱天下，搅动诸侯，使百姓不得安居，有的从纵，有的连横，有的联合众弱，有的辅助富强。这是行为不同而归于丑恶的人。所以君子的过错，如同日月的蚀缺，对光明有什么损害？小人的所谓正确，如同狗在白天吠叫，猫头鹰在夜间看见，对善有什么益处？智者不妄动，选择善道而为之谋划，合乎道义而实行，所以事情成功而功业足以信赖，身死而名声足以称颂。虽然有智谋才能，必须以仁义作为根本，然后才能立身。智谋才能奔跑疾驰，百事并行，圣人统一以仁义作为准则。符合准则的称为君子，不符合准则的称为小人。君子虽然死亡，他的名声不会消亡；小人虽然得势，他的罪过不会消除。让人左手拿着天下的地图，右手割断喉咙，愚者也不会做。自身比天下更贵重，为君亲赴难，视死如归，道义比自身更重，天下的大利也是如此。与自身相比则小，是自身所看重的；与道义相比则轻，是道义所保全的。《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追求福泽不违背正道。”说的是以信义作为准则。想要成就霸王大业的人，必定是能够取胜的人。能够取胜的人，必定是强大的人。能够强大的人，必定是善于用人力的人。善于用人力的人，必定是能得到人心的人。能得到人心的人，必定是自身有所得的人。

所以心是身体的根本，身体是国家的根本。从来没有得到自己却失去别人的，也没有失去自己却得到别人的。所以治理国家的根本任务，在于使百姓安宁；使百姓安宁的根本，在于物资充足；物资充足的根本，在于不耽误农时；不耽误农时的根本，在于减少政事；减少政事的根本，在于节约用度；节约用度的根本，在于返归本性。从来没有能摇动根本却使枝叶静止，使源头浑浊却使水流清澈的。所以了解本性实情的人，不追求本性所不需要的东西；了解命运实情的人，不忧虑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事。所以不建造高大的宫室，不是吝惜木材；不铸造巨大的钟鼎，不是吝惜金属。遵循性命的实情来制定制度，可以作为万民的表率。现在眼睛贪恋五色，嘴巴贪求美味，耳朵沉溺于五音，七窍

译相互争夺而损害本性，每天引诱邪欲而败坏身体。连自身都调理不好，怎么能治理天下呢？所以自我修养得其节制，那么养育百姓就能得其人心了。所谓拥有天下，不是说占据权势地位，接受传国玉玺，称尊号的意思。是说运用天下的力量，而得到天下的人心。商纣王的土地，左接东海，右连流沙，前至交趾，后达幽都。军队从容关出发，到达浦水，士兵有一亿多，然而都倒转箭矢射击，背靠防御工事作战。周武王左手拿着黄钺，右手握着白旄来指挥他们，他们就像瓦器破裂一样逃跑，像山土崩塌一样溃败。商纣王有南面称王的虚名，却没有一个人的德行，这就是失去天下的原因。所以夏桀、商纣不是被废黜的王，商汤、周武也不是放逐君主的人。周朝在酆镐的地方方圆不过百里，却在牧野誓师讨伐商纣，进入并占据殷国，朝拜成汤的宗庙，表彰商容的里巷，封比干的坟墓，释放箕子的囚禁，于是折断鼓槌毁坏战鼓，停止五种兵器，放归牛马，插着笏板来朝见天下。百姓歌唱赞美而乐于拥戴，诸侯拿着禽兽来朝见，这是得到了民心。阖闾攻打楚国，五次交战攻入郢都，烧毁高府的粮食，打破九龙钟架，鞭打荆平王的坟墓，住进昭王的宫室。昭王逃到随国，百姓父兄纷纷搀扶老人跟随他，于是相互率领成为勇猛的寇仇，都方面奋臂为他战斗。在这个时候，没有将领士兵来排列队伍，各自拼死效力，击退吴军，恢复楚地。楚灵王建造章华台，发动干溪的战役，内外骚动，百姓疲惫。弃疾趁着百姓的怨恨而立公子比为君，百姓

放开手臂离去，在干谿饿死，吃野草喝清水，枕着土块而死。楚国的山川没有改变，土地没有更易，百姓的性情没有不同。昭王时百姓就相率追随他殉难，灵王时百姓就背叛他离去，这就是得到民心与失去民心的区别。所以天子得道，国防依靠四方蛮夷；天子失道，国防依靠诸侯；诸侯得道，国防依靠四方邻国；诸侯失道，国防依靠本国边境。所以商汤在亳拥有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在酆拥有百里的土地，都能使命令通行、禁令有效于天下。周朝衰微时，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把他带回去。所以得道的人凭借百里之地就能号令诸侯，失道的人即使拥有天下之大也会畏惧冀州的敌人。所以说：不要指望别人不夺取我，而要依靠自己不可被夺取。实行可以被夺取的道理，却非议篡位弑君的行为，对于保有天下是没有益处的。大凡人赖以生存的东西，是衣服和食物。现在把人囚禁在暗室之中，即使给他吃猪狗等肉食，给他穿绮绣等华服，他也不能快乐。因为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从墙缝里看到雨滴落下就快然叹息。何况打开门户，从窗户看到光亮呢？看到光亮尚且肆意欢喜，又何况走出房间坐在厅堂，看到日月之光呢？看到日月之光，就旷然快乐。又何况登上泰山，踏着石封，眺望八方荒远之地，视天都如同车盖，视江河如同衣带？又何况万物都在其中呢？这种快乐难道不伟大吗！况且聋人耳朵形状具备却不能听，盲人眼睛形状存在却不能看。言语是用来沟通自己和他人的，听闻是用来沟通他人和自己的。哑巴不说话，聋子不听，既哑又聋，人伦之道就不通了。所以患有哑聋疾病的人，即使倾家荡产求医，也不顾惜费用。难道只有形体有哑聋吗？心志也有哑聋。手指拘挛，没有不设法伸展的；心志闭塞，却不知道务必疏通。这是因为不明白事理类别。观察六艺的广博崇高，穷尽道德的渊深，通达至高无上，到达至低无下，运行于无极，翱翔于无形，广阔于四海，崇高于泰山，富饶于江河，旷然贯通，昭然明白。天地之间，没有束缚违

译逆，用来监察观察，难道不伟大吗！人的所知是浅薄的，而事物的变化是无穷的。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并不是知识增加了，而是学问积累的结果。事物常见就能认识，常做就能掌握。所以根据祸患就制造防备，遭遇困难就获得便利。用一世的寿命来观察千年的智慧，古今的议论，虽然未曾更替，但其道理原本具备，能说不有方法吗？人想要知道高低却做不到，

教化如果有了管准这样的标准，人们就会信服；想要知道轻重却没有权衡的工具给予，人们就会欣喜；想要知道远近却不能教给他们金目（金目即深目，是用来观察远近、射箭准确的方法），那么快速射箭【金目深目所以望远近射准也】又何况知道应对没有固定方式而不会穷尽呢！遭遇大难而不畏惧，见到繁杂错乱而不迷惑，安然自得，这种快乐，难道仅仅是得到一种说法的快感吗！道有形体，万物都由此产生，它作为亲人也是亲近的；享受谷物、呼吸气息的人都受其恩惠，它作为君主也是仁慈的；所有有智慧的人都向它学习，它作为老师也是渊博的。射箭的人多次发射不能命中，别人教给他礼仪规范，他就会高兴。又何况是产生礼仪规范的人呢！没有人不知道学习对自己有益，然而不能做到的，是因为嬉戏玩闹害了自己。人们大多用无用的东西害了有用的东西，所以智慧不广博，而每天用来开凿观赏池的力量却足够。耕种的话，田野必定会被开垦；用堆积土山的高度，修筑堤防，那么水的功用必定充足。用喂养狗马鸿雁的费用，来供养士人，那么名誉必定显赫。用弋射狩猎、博弈游戏的时间，来诵读诗书，见闻学识必定广博。所以不学习与学习，就像哑巴聋子与正常人相比。大凡学习的人，能够明白天下的职分，通晓治乱的根本，澄清心意来保持它，看到事物的始终，可以称为懂得大略了。天所创造的，是禽兽草木；人所创造的，是礼节制度，建造成为宫室，制造成为舟车，就是这样。治理之所以作为根本的，是仁义；作为末节的，是法度。大凡人用来侍奉生者的，是根本；用来侍奉死者的，是末节。根本和末节是一个整体，它们共同爱戴的是同一本性。先根本后末节，称为君子；用末节损害根本，称为小人。君子与小人的本性，并不是不同的，只是先后次序不同罢了。草木粗大的部分是根本，细小的部分是末节；禽兽的本性，大的部分是头，小的部分是尾。末节大于根本就会折断，尾巴大于腰部就不能摇摆了。所以食物入口而全身关节都肥壮，浇灌根本而枝叶美丽。这是天地的本性。天地化生万物，有根本和末节；它们养育万物，有先后次序。人在治理方面，难道能没有始终吗？所以仁义，是治理的根本。现在不知道从事修治根本而致力于治理末节，这是舍弃树根而浇灌树枝。况且法度的产生，是用来辅助仁义的。现在重视法度而抛弃仁义，这是看重帽子和鞋子而忘记了头和脚。所以仁义，是深厚的根基。不增加它的厚度而扩大它的广度，就会毁坏；不扩大它的根基而增加它的高度，就会倾覆。赵政不增加他的德行而累积他的高度，所以灭亡。智伯不实行仁义而致力于扩大土地，所以亡国。《语》说：不扩大它的

栋梁，不能承受重任。没有比国家更重的，没有比德行更适合做栋梁的。国君拥有百姓，就像城墙拥有地基，树木拥有树根。根深则根本稳固，地基美好则上部安宁。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是天下的纲纪，是治理的准则。如今商鞅的启塞之术（以利诱导，以禁令堵塞），申不害的三符验之术，韩非的孤愤之说，张仪、苏秦的纵横之术，都是攫取权谋的手段，是权宜之计，不是治理的根本，不是可以广泛听闻并世代传承的恒常之道。子囊战败而保全楚国，战败不能作为常规；高诞欺诈而保存郑国，欺诈不能作为常法。如

译今的雅颂之声，都发自言辞，根源于情感，所以君臣和睦，父子亲近。因此韶夏之乐，声音浸润金石，滋润草木。如今选取怨恨哀思的曲调，施加于弦管乐器，听到它的人不是淫靡就是悲伤，淫靡则导致混乱，男女界限不分，悲伤则激发怨恨哀思之气，这难道能称为音乐吗？赵王迁被流放到房陵，思念故乡，创作了《山水之呕》的曲调，听到的人没有不落泪的。荆轲西行刺杀秦王，高渐离、宋意为他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听到的人没有不瞪大眼睛、头发竖起顶破帽子的。如果凭借这种声音作为音乐而进入宗庙，难道符合古人所说的音乐吗？所以礼帽车驾可以穿戴乘坐而不可以喜好，大羹的调和可以食用而不可以贪恋，朱弦琴瑟一唱三叹，可以聆听而不可以畅快。因此无声的正是可以聆听的，无味的正是足够美味的。犬吠声悦耳，杂味爽口，并不是它们可贵。所以行事不本于道德的，不可以作为准则；言论不合乎先王的，不可以作为正道；音调不协调于雅颂的，不可以作为音乐。所以五子的言论，是用来取巧权谋的，不是天下的普遍真理。圣王设立政令施行教化，必定考察其始终；颁布法令确立准则，必定推究其本末，不随便以一事来完备。

不过是同一事物罢了。看到它的形成就思考它的功效，观察它的源头就知道它的流向，所以广泛施予而不枯竭，经历长久而不污浊。水从山中流出而汇入大海，庄稼生长在田间而储藏于粮仓，圣人看到事物的产生就知道它的归宿。所以舜将黄金深藏在险峻的山岩之中，是用来堵塞贪婪鄙陋之心的。仪狄酿造了酒，禹喝了觉得甘甜，于是疏远仪狄并戒绝嗜酒，是用来遏制沉湎纵酒行为的。师延为晋平公演奏《朝歌》《北鄙》之音，师旷说：“这是亡国之乐。”长叹并抚琴，是用来防范淫邪不正之风的。所以百姓懂得书写而道德衰败，懂得计算而厚道衰败，懂得契约而诚信衰败，懂得机械而质朴衰败。巧诈藏在胸中，那么纯白就不完备，神明的德行就不完整了。琴不发声而二十五根弦各自以其声音相应和，车轴不转动而三十根辐条各自以其力量旋转，有缓急大小然后才能形成乐曲，车有劳累安逸、动静变化然后才能到达远方，使有声者发声的正是无声者，能到达千里之外的正是不动者。所以上下遵循不同的道则天下大治，遵循相同的道则天下大乱；地位高而道义大的从事大业，道义小的从事大业则凶险。所以小的快乐损害大义，小的智慧损害大道，小的辩才损害治理，如果削减伤害道德，大的政令就不危险，所以百姓容易遵循正道；达到大治则宽厚从容，所以下级不互相残害；达到至诚则回归朴素，所以百姓没有隐藏的情感。商鞅为秦国设立连坐之法，百姓因此怨恨；吴起为楚国颁布削减爵禄的命令，功臣因此背叛。商鞅的立法，吴起的用兵，都是天下善政，然而商鞅因严法导致秦国灭亡，他明察于刀笔文书的细节，却不知治理混乱的根本；吴起因用兵削弱楚国，他熟习于行军布阵之事，却不知庙堂之上战略权衡的权变。晋献公讨伐骊戎，得到骊姬，并非不好，然而史苏叹息，预见其四代遭受祸患。吴王夫差在艾陵击败齐国，在黄池战胜晋国，并非不强大，然而伍子胥担忧，预见其必被越国擒获。小白逃奔莒国，重耳逃奔曹国，并非不困窘，然而鲍叔牙、咎犯跟随并辅佐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与齐桓公、晋文公一起成就霸业。勾践被困于会稽，修明政治不懈怠，谋划思虑不停止，知道祸患可以转化为福分。赵襄子两次获胜却面带忧色，畏惧福分可以转化为祸患。

所以齐桓公失去了汶阳的田地却成就了霸业，智伯兼并了韩、赵、魏三家的土地却导致灭亡。圣人在祸福尚未显现时就已洞

译察，在灾祸尚未发生时就已忧虑。螈蚕一年可以收获两次，这并非没有利益，然而王法禁止养它，是因为它残害桑树。离草比稻米先熟，农夫就锄掉它，这并非因为小利而损害大的收获。家中长辈吃不同的饭食，用不同的器皿祭祀，儿媳赤脚登上厅堂，跪着斟汤，这并非不费事，然而不可省略，是因为省略会损害道义。等待媒人才能缔结婚约，经过聘纳才能娶妻，穿着礼服亲自迎娶，这并非不繁琐，然而不可改变，是为了防止淫乱。让百姓居住互相监视，有罪互相告发，以此来揭发奸邪，这并非不便利，然而会伤害和睦之心，而结下仇怨。所以事情有凿开一个孔洞却生出百个缝隙，种下一棵树却生出万片叶子的时候，所凿开的不足以带来便利，而所开启的足以导致败坏；所种下的不足以带来利益，而生出的足以造成祸患。愚昧的人被小利迷惑而忘记大害。昌羊能去除跳蚤和虱子，但人们不把它放在床席上，是因为它会引来蛉虫。猫能捕捉老鼠，但不能把它放在庭院里，是因为它会捕捉鸡。所以事情有小利而有大害，在此处得到而在彼处失去的情况，下棋的人有时吃两子却导致无路可走，有时给予一子却取得胜利。贪图小利不可以作为行为准则，而智慧权术可以作为法则。所以仁爱和智慧是人才美好的品质。所谓仁爱，就是爱护他人。所谓智慧，就是了解他人。爱护他人就没有残酷的刑罚，了解他人就没有混乱的政治。治理遵循条理就没有悖谬的事情，刑罚不泛滥就没有暴虐的行为。上面没有烦乱的政治，下面没有怨恨的心情，那么各种残害就会消除，中和之气就会兴起。这是夏、商、周三代昌盛的原因，所以《尚书》说：“能够明智又仁慈，百姓就会怀念他。何必担忧讙兠？何必迁徙三苗？”智伯有五项超过常人的才能，却未能免于死在他人之手，是因为他不爱护他人。齐王建有三项超过常人的技巧，却自身被秦国俘虏，是因为他不了解贤才。所以仁爱没有比爱护他人更大的，智慧

没有比“知”和“人”更重要的了。如果这两者不能确立，即使明察聪慧、防范巧妙、勤勉求禄、敏捷有力，也免不了陷入混乱。

译《淮南鸿烈解》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淮南鸿烈解》卷二十一

汉 高诱 注

要略【大凡《鸿烈》一书共二十篇，简要地叙述其要点，阐明其旨意，序说其精微奥妙，论述其大体框架，所以称为“要略”】

凡是著书立论的人，是为了纲纪道德，经纬人事，向上考察天下，向下衡量地中，通达各种事理，虽然未能从玄妙之中抽引才识繁复的深意，但足以让人观察事物的终始。总括大纲，举出凡例而言，不剖析纯粹质朴的本原，不分散事物的根本，是担心人们昏昧不明而不能知晓，所以多用言辞，广作解说。又恐怕人们背离根本而追逐末节，所以只说道而不说事，就无法随世俗沉浮；只说事而说道，就无法与造化同游息。所以著成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泛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原道》篇，包罗六合，混同万物，效法太一的形态，探测幽深的境界，以遨游于虚无的大道，依托微小以包容宏大，坚守简约以治理广博，使人知晓先后的祸福，动静的利害，真诚通达其志向，浩然大气可以宏观审视了。想要用一句话使人觉悟，就尊崇天道而保全真性；想要用两句话使人通达，就轻视外物而珍视自身；想要用三句话使人穷究，就超脱外物而返归真情。把握其大旨，向内调和五脏，润泽肌肤，披戴法则，并终身遵循，用来应对万方，通晓各种变化，就像在手掌中转动弹丸一样，足以自我愉悦了。《俶真》篇，穷究追溯终始的变化，环绕无有的精微，离别万物的变迁，合一同死生的形体，使人忘却外物而返归自身，审察仁义的区别，通晓同异的道理，观察至德的统绪，知晓变化的纲纪，解说玄妙之中的符验，通达造化之母的回归。《天文》篇，是用来调和阴阳之气，整理日月之光，节制开塞之时，排列星辰之行，知晓逆顺的变化，避开忌讳的灾殃，顺应时运的感应，效法五神的常规，使人有所仰承天道而顺从，而不扰乱其常道。《地形》篇，是

为了穷尽南北的长度极限，东西的宽广程度，经历山陵的形态，区分川谷的居所，阐明万物的主宰，知晓生物种类的繁多，罗列山川渊泽的数量，规划远近的道路，使人们通达回旋、周全完备，不被外物所动摇，不被怪异所惊扰。所谓“时则”，是用来向上顺应天时、向下穷尽地力，依据法度行事，应当符合众人的准则，以十二节气（每月为人间的一节）作为法式，终而复始（一年终结十二月，从正月开始）循环于无穷无尽之中，因循仿效，以此知晓祸福，掌握取舍开塞，各有禁忌（中原地区忌讳鬼神之日，北胡南越都称之为“请龙”）。发布号令，依时施教，使君主知道如何行事，使览观防备的人能够言说至精之道通达九天，至微之理沦没于无形，纯粹之德进入至清之境，昭明之象通达幽暗之处。于是开始揽取万物，牵引同类，览取拾掇（挢是取，掇是拾），逐渐观察相似之物（浸是逐渐，宵是相似，类是众多），选取那些可以比喻意象、描绘形态的事物，用来穿透疏通困顿滞塞，决开沟渠消除壅塞，引导人的意念，系之于无穷无尽，从而阐明物类之间的感应，同气之间的呼应，阴阳之间的结合，形体界限的征兆，以此来让人远观博见。所谓“精神”，是用来推究人的本源，使人明白形体九窍的由来，其形象与天相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相类比，其喜怒与昼夜寒暑相并明，审察死生的分别，同异的踪迹，节制动静的关键，以回归性命之本宗，以此来使人爱养精神，抚定静寂，不因外物改变自我，而坚守虚无的居所。所谓“本经”，是用来阐明大圣的德行，通达初始的大道，概略衰世古今的变化，以褒扬先圣的隆盛，而贬斥末世的邪曲政治，以此来使人摒弃耳目的聪明，精神的感动，制止流散放纵的观览（樽是止，流遁是披散），节制修养性情的和谐，区分帝王的操守，罗列小大的差别。所谓“主术”，是君主治理的事务，用来因任督责，使群臣各尽其能，明确掌握权柄，以控制群下，提挈名义责求实际，考察参伍，以此来使君主掌握数术持守纲要，不妄自喜怒，其数术正直施行而端正，排除邪恶私欲而建立公义，使百官条理通达而像车辐集中于车毂，各司其职，人人尽力，这是主术的明效。所谓“缪称”，是破碎道德的论述，差次仁义的分别，概略混杂人间之事，总同于神明的德行，假借形象选取偶对以相互譬喻，裁短为节以应合小

《具》篇，是用来曲折地阐述攻守辩论的道理，以应对各种感应而不至于匮乏的；《齐俗》篇，是用来统一众生长短优劣的评判标准，使九夷的风俗习气趋于一致，贯通古今的议论，贯穿万物治理的条理，制定礼义的适宜准则，规划人事的始终的。《道应》篇，是搜集已发生事件的踪迹，追溯观察古代的事迹，考察祸福利害的相反相成，验证老庄的学说，从而契合得失的趋势的。《泛论》篇，是用来在细微琐碎之处，防止那些先入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