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鸿烈解卷九

译怀抱道德推行诚意，天下人跟从他，就像回声应和声音、影子模仿形体一样，他所修持的是根本。刑罚不足以改变风俗，杀戮不足以禁止奸邪，只有神妙的化育最为可贵，极致的精诚最为神妙。大声呼喊不过能传到百步，意志所指向的地方却超过千里，冬日的阳光，夏日的阴凉，万物归附而没有人驱使它们这样。所以极致精诚的表象，不召唤而自然来，不挥手而自然去，深远幽暗，不知道是谁在作为，而功业自然成就。智者不能陈述，辩者不能描绘。从前孙叔敖安卧休息，郢都的人没有受到他锋芒的伤害。

在千里之外挫败敌人的攻势，敌国不敢侵犯侵害，所以郢国的人不兴兵出征，也不让兵锋在四方受到损害。市南熊宜辽玩弄弹丸，两家之间的祸难不牵连他的言辞。熊宜辽，姓名。熊宜辽是勇士，住在楚国的市南。楚平王太子建被费无极驱逐，逃到郑国。郑国人杀了他。他的儿子胜在吴国。令尹子西召他回来，封他为白公。白公请求讨伐郑国以报仇。子西答应了他，但尚未出兵。晋国人讨伐郑国以报仇。子西去救援郑国。胜愤怒地说：“郑人在这里，仇敌不远了，我想杀子西。”他的臣下石乞说：“市南熊宜辽得到他，可以抵挡五百人。”于是前去探望他，告知原委，他不听从。用剑举起来威胁他，他不动弹且玩弄弹丸不停，心意志向不恐惧，说：“不能跟随你作乱，也不会泄露你的事情。”白公于是杀了子西。所以两家虽然有祸难，不怨恨。宜辽所以说：“不牵连他的言辞。”穿着铁甲，瞪大眼睛扼住喉咙，这在抵御兵刃方面就显得疏远了。契约文书和束帛，刑罚和斧钺，这在解除祸难方面就显得浅薄了。依靠眼睛才能看见，依靠言语才能发号施令，这在治理国家方面就困难了。蘧伯玉做相国，子贡前去观察他，问：“用什么来治理国家？”回答说：“用不治理。”治之简子想要讨伐卫国，派史黯前去观察。回来报告说：“蘧伯玉做相国，不可以施加兵力。坚固的关塞和险阻，哪里足以导致胜利。”所以皋陶哑巴却担任大理，天下没有残酷的刑罚，有比言语更珍贵的东西。师旷盲人却担任太宰，晋国没有混乱的政治，有比看见更珍贵的东西。所以不说话的命令，不看的看见，这是伏羲、神农之所以成为老师的原因。所以百姓的教化，不听从他们所说的话，而跟随他们的行为。所以齐庄公喜好勇武，不禁止争斗，而国家多难，其逐渐发展到崔杼的祸乱。顷襄王喜好美色，不禁止风议，而百姓多昏乱，其积累到昭奇的祸难。所以至精所感动的，如同春气生长，秋气肃杀。即使派遣驿马疾驰，也不如这迅速。所以君主

这大概就像射箭的人吧？在此处差之毫厘，在彼处就会谬以千里。所以要慎重对待那些能触动人的东西。荣启期弹了一曲，孔子听了三天都感到快乐，这是被和谐所感动；邹忌拨动了一根弦，齐威王整晚都悲伤，这是被忧愁所感动。通过琴瑟的演奏，表现为声音，就能让人产生哀乐之情。而制定法律、设立奖赏，却不能改变风俗习惯，这是因为没有施加真诚的心意。宁戚在车下唱着商调的歌，齐桓公感慨而醒悟；至精至诚的东西能深入人的内心。所以说：聆听音乐，就能了解那里的风俗；看到风俗，就能了解那里的教化。孔子向师襄学习弹琴，从而领悟了周文王的志向，这是通过观察细微之处来了解深远之意；延陵季子听鲁国的音乐而知道殷商和夏代的遗风，这是通过评论近事来认识远古。作品产生于上古，施行到千年之后，文辞还不磨灭，何况是在同一个

译时代教化百姓呢？商汤时期，大旱七年，他在桑林之地以身祈祷，于是四海之云聚集，千里之雨降临；怀抱质朴的资质，表达真诚的心意，感动天地，神明启示于远方，命令下达就执行，禁令发出就停止，这难道还值得怀疑吗？古代圣王至精至诚表现在内心，而好恶之情遗忘于外，说话以符合实情，发布号令以阐明法度，用礼乐来陈列规范，用歌谣来教化风气，功业贯通万世而不阻塞，纵横四方而不困穷，连禽兽昆虫都与之一起感化，又何况是执法施令呢？所以最上等的是神妙的教化，其次是使人不能做坏事，再次是奖赏贤人而惩罚恶人；权衡在左右，没有私心的轻重，所以可以作为公平的标准；墨线在

在朝廷内外，没有私心、偏曲或正直的分别，所以可以称为公正。君主在运用法度时，没有私人的喜好或憎恶，所以可以发布命令。衡量轻重不差毫厘，扶正拨邪不失针锋，直接施行矫正而不偏私，不回避险恶，奸邪不能歪曲，谗言不能扰乱德行，不树立怨恨，不隐藏私心，这是依靠术数而释放心意的人。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参与其中（因为治理在于道而不在于智，所以说“不参与”）。船浮在水上，车在陆地上转动，这是形势的自然规律。木头撞击折断车轴，水流冲击打破船只，人们不怨恨木头和石头，而责怪驾车或划船者的技巧拙劣（责怪驾驭者或划船者的技巧拙劣），知道缘故就不归咎于木头和石头（因为木头和石头没有巧诈，所以不怨恨它们）。因此，道如果有智巧就会迷惑，德行如果有私心就会危险，心如果有目的就会局限于事物。兵器没有比意志更惨烈的，而莫邪剑被视为下等寇贼；没有比阴阳更宏大的，而鼓槌被视为细微之物（细微之物犹如利刃，以意志精诚伐人为利。老子说“重积德则无不胜”，所以把莫邪视为下等寇贼，也是兵器的一种，只有阴阳虚实之道最为宏大，所以把鼓槌视为细微）。现在，权衡、规矩一旦确定就不改变，不因秦楚而改变节操，不因胡越而改变面貌，始终如一而不邪僻，方正行事而不随波逐流。一旦确立刑罚，万世传承，而以无为的方式去施行。所以国家有灭亡的君主，而世间没有废弃的道；人有困顿穷迫，而道理没有不通达的。由此看来，无为是道的根本。所以得到道的根本，应对万物无穷无尽。依靠人的才能，难以达到大治（才能指智巧）。商汤和周武王是圣明的君主，却不能和越人乘坐小船在江湖上漂浮（小船危险，越人熟悉水性，自然能乘坐，所以商汤和周武王不能）。伊尹是贤能的宰相，却不能和胡人骑乘黑马和驯服野马（黄马白腹叫騵，騊駼是野马，胡人熟悉这些，駼音余）。孔子和墨子博学通达，却不能和山居者进入荆棘险阻之地（聚木为榛，深草为薄，山居者熟悉这些，所以孔子和墨子不能，阻或作涂）。由此看来，人的智慧对于事物来说是浅薄的。如果想要普遍照亮海内四方，不依靠道的规律而专恃自己的才能，那么就会困顿而不通达。所以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夏桀的力量，能扳直角钩，绞紧铁索，移动大牛，在水中杀死鼋鼍，在陆地上捕捉熊罴（觡角，索绞）。然而商汤用三百辆革车，在鸣条困住他，在焦门擒获他（焦或作巢）。由此看来，勇力不足以维持天下。智慧不足以治理，勇力不足以强大，

这就说明人才不足以胜任职责了。然而君主不下朝堂就能知晓四海之外的事，是因为借助外物来认识外物，借助他人来了解他人。所以，众人合力所举起的，就没有不能胜利的；众人智慧所谋划的，就没有不能成功的。深井里没有

译大鳖和大鼍，是因为井口狭窄；园中没有高大的树木，是因为园地狭小。举起沉重鼎器的人，力气少就举不起来；等到移动鼎器时，就不需要力气多的人。所以，千人聚集，不会断绝桥梁；万人聚集，不会荒废工程。华骝、绿耳这样的骏马，一天能跑千里，但让它们去捕捉兔子，却不如豺狼，这是因为技能不同。猫头鹰夜里能捕捉跳蚤，明察秋毫，但白天跌跌撞撞，连小山都看不见，这是因为形体本性不同。螣蛇在雾中行动，应龙乘云而起，猿猴得到树木就能敏捷，鱼得到水就能快速游动。所以古代造车，涂漆的不绘画，凿孔的不砍削，工匠不掌握两种技能，士人不兼任官职，各自坚守自己的职责，不得互相干扰。人得到适宜的位置，物得到安稳的状态，因此器械不劳苦，职事不怠慢。责任少的人容易偿还，职责少的人容易坚守，任务轻的人容易权衡。上级掌握简约省察的原则，下级效法容易做到的功效，因此君臣关系长久而不互相厌倦。做君主的道理，就像祭祀中的尸一样。尸庄重沉默而吉祥受福。所以得道的人不刻意装饰丑恶，不刻意伪装善良。一个人承担它不会显得宏大，万人承担它也不会显得微小。所以，如果过分施恩惠，就像过分施恩惠一样，那么治理之道就通畅了。施恩惠的人，崇尚布施，没有功劳却给予厚赏，没有劳绩却授予高官，那么坚守职责的人就会在官职上懈怠，而游手好闲的人就会急于进升。施恩惠的人，随意诛杀，无罪的人却死亡，行为正直的人却受刑，那么修身的人就不被鼓励行善，而作恶的人就轻易冒犯上级。所以施恩惠产生奸邪，施恩惠产生动乱，奸邪动乱的习俗，是亡国的风气。因此，明君治理国家，有诛杀的人但君主不愤怒，朝廷有赏赐的人但君主不偏私。被诛杀的人不怨恨君主，因为这是罪有应得；被赏赐的人不感激上级，因为这是功绩所致。百姓知道诛杀和赏赐的到来，都在于

对于君主自身而言，因此致力于建功立业，不接受臣下的进贡。所以朝廷荒废而没有车马的痕迹，田野开垦而没有杂草。因此，最理想的君主，百姓只知道他的存在。现在那秤杆直立不动，人们俯仰之间从中取得标准。君主清静无为而不急躁，百官得以各司其职。就像军队中手持旗帜的人，如果胡乱指挥就会造成混乱。小恩小惠不足以带来大的安宁，小聪明不足以保障国家的安危。与其赞美尧而诋毁桀，不如掩藏聪明才智而返归修习大道。清静无为，上天就会赋予他使命；顺应时势、节俭守节，大地就会生出财富；安于愚朴、推崇德行，圣人就会为他出谋划策。因此，处于下位的人，万物都会归附他；内心虚静的人，天下都会给予他。君主听取政事、治理国家时，清明而不昏昧，虚心而意志柔弱。因此群臣像车辐条一样汇聚并进，无论愚笨聪明、贤良不肖，没有不尽其所能的。于是才开始陈设礼制，建立基业。这是借助众人的势力作为车，驾驭众人的智慧作为马。即使是幽深险远的道路，也不会迷失方向了。君主深居隐蔽之处以躲避燥湿，宫门重重以躲避奸贼。在内不知道里巷的情况，在外不知道山川湖泽的地形。帷幕之外，眼睛看不见；十里之前，耳朵听不见；百步之外，天下的事物没有不通晓的。这是因为提供信息的人众多，而斟酌决断的人很多。因此不出门户而知道天下大事，不窥视窗外而知道天道规律。借助众人的智慧，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只凭一己之心，那么连自身都难以保全。因此君主用德行覆盖天下，不施展自己的智巧，而顺应万民所追求的利益。如果举步天下都能得到

译利益，所以百姓把他扛在肩上，不觉得沉重；把他放在前面，不觉得有害；把他举起来，不觉得高；推举他，不觉得厌烦。君主的道是圆融的，运转而没有边际。教化养育如同神明，虚无因循，常常居后而不争先。臣子的道也是圆融的，运转而没有定法，论说是非而处于恰当的位置，做事率先倡导，职守分明以建立功业。因此君臣之道不同则天下大治，相同则天下大乱。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处于恰当的地方，就

君臣上下，有相互驱使的关系【君主遵循君道，臣子遵循臣道，所以说各得其所】。君主听取政事、治理国家，应当虚怀若谷、意志谦抑，清明而不昏昧，因此群臣像车辐聚集于车毂一样纷纷进言，无论愚笨还是聪明、贤良还是不肖，没有不竭尽所能的，这样君主就掌握了驾驭臣下的方法，臣下也懂得了侍奉君主的方法，治理国家的大道就彰明了。周文王聪明而喜欢发问，所以成为圣人；周武王勇武而喜欢发问，所以取得胜利【战胜殷商】。凭借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不能胜任的事；运用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不能战胜的对手。千钧的重物，乌获也不能举起【千钧相当于三万斤，乌获是秦武王时的力士，武王测试他的力气，让他举起大鼎，结果衣服撕裂而举不起来】。众人同心协力，一百人就会有余力了。因此，只依靠一个人的力量，那么乌获也不值得依赖；凭借众人的合力，那么拥有天下也不足为奇。大禹疏通长江、修筑黄河堤防，为天下兴办水利，但不能让水向西流；后稷开辟土地、清除杂草，让百姓努力耕种，但不能让庄稼在冬天生长。难道是他们人为的努力不够吗？是客观形势不允许啊。违背不可为之的形势，而不修明治理的道理，即使是神圣的人也不能成就功业，何况当今的君主呢？车重马疲，即使是造父这样的驾车高手也不能到达远方；车轻马好，即使是普通的驾车手也能追赶快速。因此圣人做事，难道能违背治理的道理，违反自然的本性【拂是违背，诡是违反】，把弯曲当作笔直，把屈曲当作伸展吗？没有不依据其资质而加以利用的。所以积聚力量所举起的，没有不胜任的；而众人智慧所成就的，没有不成功的。聋人可以让他传递信号【嗺是呼喊，墔是土堆，斤是斧头，指传递信号的工具】，但不能让他听到声音；哑人可以让他守卫，但不能让他说话。形体有所不全，才能有所不能。因此有一种形体的人处于一个职位，有一种才能的人承担一件事。力量能胜任任务，那么举重的人就不觉得沉重；才能能匹配事务，那么做事的人就不觉得困难。不论职位大小、任期长短，各得其所，那么天下就整齐划一，没有谁超过谁了。圣人全面地利用他们，所以没有废弃的人才。君主崇尚公正和忠诚，忠诚公正的人处于上位，秉持正道处理政务，那么谄媚奸邪的人就没有机会进身了。这就好比方形和圆形不能互相覆盖，弯曲和笔直不能互相进入。鸟兽不能同群，是因为种类不同；虎鹿不能同群，是因为力量不相等。因此圣人得志而处于上位，谄媚奸邪想要冒犯君主的人，就像麻雀遇到鹯鸟而躲避，遇到狸猫一样，也一定没有活命了。所以君主的一举一动，不能不谨慎。所任用的人合适，那么国家就治理得好，上下就和谐

君臣亲近，百姓归附。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国家就会危亡，上下离心，群臣怨恨，百姓作乱。所以一旦举措不当，终身都会遭受祸害，这就是得失的道理，关键在于君主。因此，上面的墨线端正，下面的木材就笔

译直，这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而是依靠这些准则来修治的结果。所以君主如果真正端正，那么正直的人就会担当事务，奸邪的人就会隐藏起来。君主如果不端正，那么邪僻的人就会得志，忠良的人就会受到压抑。人们之所以不嘲笑玉石而防备瓠瓜，为什么呢？因为从玉石那里得不到什么，所以不去侵犯它。如果君主执守正道、保持公平，像遵循墨线和水准来衡量高低，那么群臣中用邪道来迎合的人，就像用鸡蛋去碰石头，用火去投水一样。所以楚灵王喜好细腰，百姓就有人饿死以求瘦；越王勾践喜好勇武，百姓就都身处险境争着去死。由此看来，权势的柄权，确实可以改变风俗。尧作为平民，不能仁爱教化一个里巷；桀在高位，令行禁止。由此看来，贤德不足以治理好国家，而权势可以改变风俗，这是很明显的了。《尚书》说：“一人有善庆，万民都依赖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下人多看重名声而很少考察实际，所以隐居的人因为名誉而被尊重，游说的人因为辩才而显达。考察他们所被尊重显达的原因，没有别的缘故。君主如果不明白法度、利益和危害的界限，却崇尚众人的辩才。治理国家就不是这样，谈论政事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执行事务的人一定要受到官吏的管理。君主掌握名分来责求实际，臣下坚守职分来献出功效。言论不能超过实际，行为不能超越法度。群臣像车辐一样聚集，没有人敢专断。君主的事情不在法律之中，但有利于国家、辅助治理的，一定要参考五行阴阳的考察，来观察其归宿，并且广泛听取意见，来察明其变化。不偏执于一隅，不偏袒于一事，因此居中而立而普遍运转，光照海内。群臣公正，没有人敢做邪事。百官陈述职事，致力于公事。君主在上面精明，官吏在下面尽力，奸邪消迹，各种功业日渐进步。所以勇敢的人都在军队中竭尽力量。混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被众人赞誉的人没有功劳却得到赏赐，坚守职责的人没有罪过却遭到诛杀。君主昏暗不明，群臣结党不忠。游说的人以辩才为能，修行的人以自益为竞。君主发出命令就非议它，与法令所禁止的就以邪僻去触犯它。做聪明的人致力于巧诈，做勇敢的人致力于斗争，大臣

专揽大权，下属官吏倚仗权势，结党营私以蒙蔽君主，国家虽然看似存在，古人却说它已经灭亡了。况且那些不担任官职却拥有军队，不从事农耕却享有贤圣名声的人，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正道。骐骥、騄駬，是天下的良马，如果驱赶它它不前进，牵引它它不停止，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不会骑乘它。如今治乱的关键，车辙痕迹清晰可见，但世俗的君主却不能察觉，这就是治国之道之所以闭塞的原因。权势，是君主的座驾；爵位俸禄，是臣下的缰绳和嚼子。因此君主占据权势的要冲，掌握爵禄的权柄，审察缓急的尺度，调节给予和索取的分寸，所以天下人竭尽全力也不感到疲倦。君臣之间的相处，并没有父子那样的深厚感情，也没有骨肉那样的亲密关系，然而臣下竭尽全力、冒死效忠而不推辞，为什么呢？是权势使他们不得不如此。从前豫让是中行文子的臣子，智伯讨伐中行氏，吞并了他的土地，豫让背叛了原来的君主而臣服于智伯，智伯与赵襄子在晋阳交战，智伯战死被杀，国家被分为三国。豫让想要为智伯向赵襄子报仇，漆身生癞，吞炭变声，剔齿改貌。凭借一个人的心去侍奉两位君主，有的背叛离去

译，有的想要以身殉主，难道是因为取舍厚薄的权势不同吗？是君主施予的恩泽使他们如此。商纣王兼并天下，诸侯朝拜，人类足迹所到、舟船所能通达的地方，没有不臣服归顺的，然而周武王率领三千甲士，在牧野擒获了他，难道是因为周人守节而死而殷人背叛吗？是因为周武王的道德仁义深厚而号令得以施行。疾风吹起则波涛兴起，树木茂盛则鸟儿聚集，这是相互滋生之气的作用。因此臣下不能从君主那里得到想要的，君主也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到所求的。君臣之间的施与，是相互回报的关系。所以臣下竭尽全力、守节效死来侍奉君主，君主计算功劳、授予爵位来回报臣下。因此君主不能奖赏没有功劳的臣下，臣下也不能为没有恩德的君主效死。君主的恩德不向下流布给百姓，却想像用鞭子抽打马匹那样使用他们，这就像不等待雨水却要求庄稼成熟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道理。统治者的道理，在于保持清静以修养身心，节俭简约以率领下属，清静则下属不被扰乱，节俭则百姓不怨恨。下属被扰乱则政治混乱，百姓怨恨则恩德浅薄，政治混乱则贤能的人不为君主出谋划策，恩德浅薄则勇敢的人不为君主效死。所以君主喜好猛禽猛兽、珍奇怪异之物，行为轻浮躁动、安逸荒乱，不爱惜民力，驰骋田猎，出入没有定时，这样就会使百官事务混乱，事情

勤劳而财用匮乏，万民愁苦，生计无法维持了。君主喜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黑白青赤的纹饰，细葛粗葛的布料，绮丽的刺绣，珍玩珠玉，那么赋税征收就没有限度，万民的力气就耗尽了。尧拥有天下，并不是贪图万民的财富而安于君主的地位，而是认为百姓中强者征伐弱者，人多者欺凌人少者，于是尧亲身实行节俭的行为，彰明相互爱护的仁德，以此来和睦团结他们，因此茅草屋顶不加修剪，采来的椽子不加砍削，大路不加彩绘，蒲席不加镶边，肉羹不调五味，粮食不磨细，巡视四方施行教化，为天下辛勤操劳，周游五岳，难道是奉养不足、快乐不够吗？他是把天下当作社稷来治理，并没有私利。年岁衰老、意志忧虑，把天下传给舜，就像倒退着行走脱掉鞋子一样（形容非常轻松容易）。衰败的时代却不是这样，一旦拥有天下的财富，处于君主的权势，就耗尽百姓的力气，来满足耳目的欲望，心思专一在于宫室台榭、池塘园林、猛兽熊罴、玩好珍奇，因此贫民连糟糠都吃不上，而虎狼熊罴却饱食精饲料，百姓短衣破衫不完整，而宫室却穿着锦绣，君主急于追求这些无用的功业，百姓黎民在天下憔悴困苦，因此使得天下人不能安守本性（不能安守纯正的本性，虚伪欺诈就产生了）。君主的居所，就像日月的光明一样，是天下人共同侧目观看、侧耳倾听、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的。因此，不淡泊就无法彰明德行，不宁静就无法达到远大，不宽大就无法包容覆盖，不慈厚就无法安抚众人，不平正就无法裁断事务。因此贤明的君主用人，就像巧匠加工木材一样，大的做成舟船柱梁，小的做成船桨楔子，长的做成屋檐椽子，短的做成斗拱，无论大小长短，各得其所，规矩方圆，各有用处，天下的物品，没有比鸡毒（乌头）更毒的了，然而良医把它装在口袋里收藏起来，因为有用处。因此山林中的材料，还没有可以丢弃的，何况是人呢？现在朝廷不举荐、乡里不赞誉的人，并不是他们不贤能，而是任用他们的

这不是他的职责。鹿登上高山，獐子无法踮脚跟随；等到鹿下山时，牧童却能追赶它。这是因为才能各有长短。因此，有大略

译的人，不能用琐碎的技巧去苛求他；有小智的人，不能让他承担重大的功业。人有他的才能，物有它的形态，有的人承担一项任务就觉得太重，有的人承担百项任务还觉得轻松。因此，精于毫厘计算的人，必定会遗漏天下的大局；不忽略小事选择的人，会在重大举措上产生迷惑。这就好比狸猫不能让它去搏杀牛，老虎不能让它去捕捉兔子。现在人的才能，有的人想要平定九州并兼并海外，拯救危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志向在于正道，明辨邪正，理清繁杂的事务，却反而用内室的礼仪、细微的琐事去苛求他；有的人奸巧小能，谄媚进言以取悦君主，顺从乡野的习俗，迎合众人的耳目，却反而把天下的权柄、治乱的关键交给他。这就像用斧头去剪毛，用刀去砍木头一样，都是不得其宜。君主，应该用天下的眼睛去看，用天下的耳朵去听，用天下的智慧去思考，用天下的力量去竞争。因此，号令能够下达到底，臣下的情况能够上达听闻，百官各司其职，群臣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归附君主。高兴时不随意赏赐，愤怒时不随意诛罚，是担心失当。因此，威严严厉确立而不废弛，聪明先见而不昏暗，法令明察而不苛刻，耳目通达而不闭塞。好坏的情况，每天呈现在面前而没有阻碍。因此，贤能的人竭尽智慧，不贤的人竭尽力量，恩德普遍覆盖而不偏私，群臣勤勉事务而不懈怠。亲近的人安于本性，疏远的人怀念恩德。之所以这样，为什么呢？是因为掌握了用人的道理，而不倚仗自己的才能。所以，借助车马的人，脚不劳累却能到达千里之外；乘坐船桨的人，不会游泳却能渡过江海。君主的愿望，没有不想总揽海内的智慧，穷尽众人的力量的。然而群臣志向通达、效忠的很少，不使他们陷入危险境地。如果说的话是正确的，即使是平民百姓，也不可抛弃；如果说的话是错误的，即使是卿相，君主在庙堂之上采纳他们的计谋，也未必可用。对错的所在，不能以贵贱、尊卑来论断。英明的君主听取群臣的意见，只要计谋可用，就不嫌弃他地位卑微；只要言论可行，就不苛求他口才华丽。昏庸的君主则不然，所宠爱、习近的人，即使邪曲不正，也看不出来；疏远、卑贱的人

竭尽力量，效忠尽诚，却仍不能知晓。对于进言的人，用言辞驳斥他；对于劝谏的人，用罪名诛杀他。像这样却想要洞察天下四方，这就好比塞住耳朵去听声音的清浊，遮住眼睛去看颜色的青黄。他们距离明智就太远了。法律，是天下的度量标准，是君主的准则。颁布法律，是为了惩罚不守法的人；设立奖赏，是为了奖赏应当奖赏的人。法律确定之后，符合标准的人给予奖赏，违背准则的人予以诛杀。地位尊贵的人不减轻他的刑罚，地位卑贱的人不加重他的刑责，这是说公平。触犯法律的人即使是贤人也必定诛杀，符合法度的人即使是不肖之徒也必定无罪。因此，公正之道畅通而私邪之道阻塞了。古代设置官吏，是为了禁止百姓，使他们不能放纵自己。设立君主，是为了端正官吏，使他们不能专断独行。法律典籍和礼义，是为了禁止君主，使他不能擅自决断。没有人能够放纵自己，那么正道就能取胜。正道取胜，事理就通达了。所以回归到无为的境界。无为，并不是说凝滞不动，而是因为政令不是从君主个人意志发出的。寸产生于粟，粟产生于日，日产生于形体，形体产生于影子，这是度量的根本。音乐产生于声音，声音产生于音律，音律产生于风，这是声音的源头。法律产生于道义，道义产生于众人的适宜，众人的适宜符合人心，这是治理的关键。所

译以通晓根本的人不会被枝节扰乱，看清关键的人不会被细节迷惑。法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地下生长出来的，它发端于人间，反过来用来端正自身。因此，自己有的不指责别人，自己没有的不强求别人。在下位者所确立的，在上位者不废弃；在百姓中禁止的，在自身不实行。所谓亡国，并不是没有君主，而是没有法律。改变法律，并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有法律却不使用，这与没有法律相同。因此君主制定法律，首先为自己树立规范。有了规范，政令才能通行于天下。孔子说：“自身端正，不发布命令也能施行；自身不端正，即使发布命令也不服从。”所以禁令能战胜自身的私欲，政令就能在百姓中推行了。圣明君主治国，就像造父驾车一样，在缰绳和嚼子的配合中整齐协调，在嘴唇和气息的和谐中控制快慢，在胸臆之中确立法度，在掌握之间把握节奏。

（“防”意为防备）内心有所得，内外与马的意志相合，因此能够进退合乎绳墨（“绳”指笔直），旋转弯曲合乎圆规（“曲”指弯曲，“规”指圆规），选取道路到达远方而气力还有剩余，这确实是掌握了驾驭的方法。因此，权势是君主的车舆；大臣是君主的驷马。身体离开了车舆的安稳，手中失去了驷马的顺从，而能不陷入危境的，从古至今都没有过。因此，车马不协调，王良这样的善御者也无法选取道路；君臣不和谐，唐尧虞舜也不能实现治理。掌握方法去驾驭他们，那么管仲、晏婴的智慧也就用尽了；明确职分来展示给他们，那么盗跖、庄蹻的奸邪也就停止了（“盗跖”是孔子时代的人；“蹻”即庄蹻，楚威王的将军，能大规模行盗）。站在井边窥视井底，即使视力敏锐，仍然看不见井底（“睛”指瞳孔）；借助镜子来照看，那么细微之处也能被察知（“鉴”指镜子）。因此，英明的君主耳目不劳累，精神不枯竭，事物到来就观察其表象，事情发生就顺应其变化，近处不乱，远处得到治理。因此，不依靠偶然的运气，而推行必然的道理，所以千万次举动都没有遗漏和防备的疏漏。现在那些驾车的人，马匹的体态与车相协调，驾车者的内心与马相和谐，那么经历险阻到达远方，进退周游，没有不随心意的。即使有骐骥、騄駬这样良马，让臧获去驾驭，那么马反而自行放纵而人不能控制（“臧获”指古代不会驾车的人，是鲁国人）。所以，治理国家不贵在自以为是，而贵在使人不能为非作歹。所以说：不要使（臣民）产生可欲之心，不要说他们不追求；不要使（臣民）产生可夺之念，不要说他们不争夺。这样那么人才得以释放，公道得以施行。美好的人符合法度，不足的人建立功用，所以天下可以统一。放弃职事而听从非议和赞誉，抛弃公家的功劳而任用朋党，那么非常之才和轻佻之人就会越级争先（“奇材”指非常之才；“佻长”指轻佻之人，并非纯贤，所以说他们越级争先），守职的人被阻塞而不能晋升，这样那么民俗在国中混乱，功臣在朝廷争权（“奇材佻长”之人越级争先，有功之臣反而不显赫，所以在朝廷争权）。所以法律和度量衡，是君主用来控制下属的工具，放弃它们而不受困，这就如同没有缰绳和嚼子而驾车奔驰。群臣百姓反而玩弄君主，因此有方法就能控制别人，没有方法就被别人控制。吞舟的大鱼，动荡而失去水，就被蝼蚁控制，是因为离开了它的居所。猿猴失去树木，就被狐狸擒获，是因为离开了它的处所。君主放弃所坚守的原则而与臣下争辩，那么官吏就以无所作为来保持职位（“无所为”指无所作为以保持其职位），守职的人就顺

译从君主的欲望来取媚（“随君之欲”指顺从君主的欲望来取容媚），因此臣下隐藏智慧而不使用（“不

用智谋辅佐君主，反而被下属借机转任到君主之上【贤能的臣子见君主不肯采纳自己的谋划，便转而占据君主之上的位置，让君主受制于他们】。尊贵富有的人对于辛劳，通达事理的人对于明察，骄横放纵的人对于恭敬，都是如此。权势不及君主，君主不任用贤能而喜欢亲自做事，那么智慧就会日益困顿，而独自承担罪责。计谋在下属那里穷尽，就不能伸张事理；行为在国家中败坏，就不能专断独行。智慧不足以治理国家，威严不足以执行刑罚，就无法与天下人交往。喜怒表现在内心，欲望显露在外，那么守职的臣子就会背离正道而迎合上级；官吏歪曲法律而顺从风向【风指政令】。奖赏不匹配功劳，惩罚不相应罪行，上下离心，君臣互相怨恨。因此执政者迎合君主而有过错，就无法责备他们；有罪而不惩罚，那么百官就会烦乱，智慧无法解开。毁谤和赞誉滋生，明智不能照见。不端正根本而违背自然，那么君主更加辛劳，臣子更加安逸，这就像代替厨师宰杀牲畜，代替工匠砍削木材一样。与马赛跑，筋疲力尽也追不上；登上车驾驭马匹，马就会死在车辕下。所以伯乐相马，王良驾车，明主乘坐，没有驾车和相马的辛劳而能到达千里之外，是因为借助人的才能作为自己的羽翼【资指才能】。因此君主，无为而有坚守，有为而无偏好【没有私人的喜好】。有为就会滋生谗言，有偏好就会兴起奸邪。从前齐桓公喜好美味，易牙就烹煮自己的长子来进献；虞君喜好宝物，晋献公就用璧玉和马匹钓取他【钓取指引诱】；胡王喜好音乐，秦穆公就用女乐诱惑他。这些都是因为利益而被别人控制。所以善于建立功业的人不显露【说建立功业没有形迹】。火炎热而水能熄灭它，金属坚硬而火能熔化它，木材强壮而斧头能砍伐它，水流而土能阻挡它。只有造化者，万物不能战胜它。所以内心的欲望不向外发泄，叫做扄；外来的邪气不进入，叫做塞。内守外闭，什么事不能节制？外闭内守，什么事不能成功？不用而后能用，不为而后能为。精神劳碌就会散乱，耳目放纵就会枯竭。所以有道的君主消除私欲，心意清虚以等待，不夸耀言辞，不争夺事务，循名责实，让官吏任职而不诏令，问责而不教导，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道贵在无形，无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贵重的原因】。这样百官的事务就各自有所坚守了【有所坚守，说不离开扄】。掌握权势的柄权，教化百姓就容易了。卫君役使子路，是因为权势重【卫君指出公辄】；景桓公使管仲、晏婴为臣，

地位尊贵啊。怯懦者能制服勇猛者，愚笨者能驾驭智慧者，这是因为他们所依托的权势强大。所以树枝不能大于树干，末梢不能强于根本，这样轻重、大小才有相互制约的依据。就像五根手指依附于手臂，搏击猿猴、抓取猛兽，没有不随心所愿的。这是说小的依附于大的。因此，得到权势便利的人，所凭借的很小，其存在却很大；所坚守的很简约，所控制的却很广阔。所以，十围粗的树木，能支撑起千钧重的房屋；五寸长的门闩，能控制开合的大门。难道是它们的材料大小足以胜任吗？是因为它们处于关键的位置。孔子、墨子修习先圣的学说，通晓六艺的议论，口述其言论，身体力行其志向，仰慕道义、追随风气而为他们效劳的人不过几十人。假使他们处于天子的地位，那么天下就会遍布儒家和墨家了。楚庄王因文无畏在宋国被杀而悲伤，挥袖而起，路上衣冠相连，于是在宋城下集结军队，这是因为权柄重要【楚庄王，是楚穆王商臣的儿子旅。他派申舟出使齐国，不向宋国借路。无畏说：宋国一定会袭

译击并杀死我。庄王说：杀了你我就讨伐宋国，看见犀牛就出发，不向宋国借路。华元说：经过我国却不借路，是轻视我们。轻视我们就是灭亡，用兵器杀死他们的使者也是灭亡。于是杀了申舟。庄王听说后大怒，所以挥袖而起，集结军队灭亡宋国。所以说权柄重要】。楚文王喜欢戴獬豸冠，楚国人都效仿他【楚文王，是楚武王熊逵的儿子熊庇。獬豸冠，就像现在的御史冠】。赵武灵王佩戴贝饰腰带、头戴鵕䴊冠上朝，赵国人都效仿他【赵武灵王，生活在春秋之后，用大贝壳装饰腰带，穿胡服、戴鵕䴊冠，读作“私鈚”。这两个字有三个读音，说是郭洛，指腰带系着铫镐】。假使他们只是平民百姓，即使戴着獬豸冠、佩戴贝饰腰带、头戴鵕䴊冠上朝，也难免被人嘲笑。百姓喜欢善良、乐于正道，不需要禁止和诛杀就自然符合法度的，万中没有一个。下面必须执行，顺从命令的人有利，违逆命令的人有祸。太阳影子还没移动，天下就没有不被绳正的了【绳，意为纠正】。所以握着剑锋去刺杀北宫子，司马蒯蒉不敢应战【北宫子，是齐国人。就是孟子所说的北宫黝。司马蒯蒉，他的祖先是程伯休甫，周宣王任命他为司马，因此以司马为氏。蒯蒉是他的后代。周朝衰微后，他到了其他国家。蒯蒉在赵国，以善于击剑闻名。应，意为击打】。握住剑柄，挥动剑刃，那么普通人也能取胜【觚，指剑柄；招，指举起】。现在假使让乌获、借蕃从后面拉牛尾巴，尾巴断了牛也不跟着走，这是因为逆着牛性【乌获、借蕃都是力气大的人】。如果用桑树枝条穿过牛的鼻子，那么五尺高的孩童牵着它也能绕行四海，这是因为顺着牛性。

也。那七尺长的船桨之所以能控制船只的左右方向，是因为以水为凭借；天子发布号令，命令执行禁令停止，是因为以民众为威势。防止民众遭受祸害，开辟民众的利益，威严就能施行。如果打开堿水、咸水决堤的塘坝，所以顺着水流而下，容易到达；逆着风奔驰，容易走远。桓公建立政令，除去吃肉的野兽、吃谷的飞鸟、系着网的陷阱，这三项举措使百姓喜悦。纣王杀害王子比干，使得骨肉亲属怨恨；砍断清晨涉水者的腿，使得万民背叛，这两项举措就失去了天下。所以，道义并非能使天下所有民众都获利，使一人获利而天下就会顺从；风暴并非能伤害海内所有民众，伤害一人而天下就会背离背叛。所以桓公三项举措而九次会合诸侯，纣王两项举措而不能做一个普通百姓。所以举措不可不审慎。君主向民众征收赋税，必须先计算年成而收取，估量民众的积蓄，知道饥荒丰年有余不足的情况，然后取用车马、衣食、供养。那些高耸的台榭、相连的屋阁，并非不华丽，然而民众没有挖穴窄屋来安身，贤明的君主就不会感到快乐。肥厚浓烈甘甜脆嫩的食物，并非不美味，然而民众有糟糠豆粟都吃不上的，贤明的君主就不会感到甘甜。方正的床铺柔软的席子，并非不安适，然而民众有身处边城、冒着危险、死于沼泽、暴尸荒野的，贤明的君主就不会感到安适。所以古代统治民众的君主，对民众的疾苦感到悲痛，国家有饥饿的人就不吃多种美味，民众有受冻的人冬天就不穿皮衣，年成丰收民众富足，才开始悬挂钟鼓、陈列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快乐，国家没有哀伤的人。所以古代制作金石管弦乐器，是用来宣扬快乐的；兵器铠甲斧钺，是用来装饰愤怒的；酒杯礼器、酬答

译的礼仪，是用来效法善行的；丧服草鞋跳跃哭泣，是用来表明悲哀的。这些都有内在的充实而外在的表现。等到昏乱的君主向民众索取，就不估量民众的力气；向下面索取就不估量民众的积蓄，男女不能从事耕织的劳作，来供给君主的索取，力气耗尽财物匮乏，君臣互相憎恨。所以民众到了唇焦肝沸的地步，只有今天的食物而没有明天的储备，却才开始撞大钟，击响鼓，吹竽笙，弹琴瑟。这就像穿着铠甲进入宗庙，穿着丝绸跟随军队，失去了音乐产生的根源。民众从事生产，一个人脚踏耒耜耕种，不过十亩；中等田地的收获，最终

一年的收成，每亩不过四石，妻子儿女、老人弱者都仰赖它来吃饭，还要应对水旱灾害的祸患，用来缴纳上级的赋税，以及车马兵器的费用。由此看来，百姓的生活真是艰难啊。按照天地的总体规律，耕种三年就能剩余一年的粮食，通常九年就能储备三年的粮食，十八年就能积累六年的粮食，二十七年就能储备九年的粮食。即使遇到水旱灾害的祸殃，百姓也不会陷入贫困流亡的境地。所以，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做忧急；没有三年的储备，叫做穷乏。因此，有仁德的君主和贤明的帝王，他们向百姓征收赋税有节制，自我供养有法度，就能承受天地的恩赐而不遭受饥寒的祸患了。如果是贪婪残暴的君主，在下位者那里横加干扰，侵夺鱼肉百姓，以满足自己无穷的欲望，那么百姓就无法承受天的和气而顺应地的德性了。粮食，是百姓的根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君主的根本。所以，身为君主的人，向上顺应天时，向下竭尽地利，中间合理使用人力，因此万物得以顺利生长，五谷茂盛繁育，教导百姓养育六畜，按时令种植树木，致力于整治田地，种植桑麻，肥沃贫瘠、高低不同的土地，各自根据其适宜性来利用，丘陵山坡险峻不生长五谷的地方，用来种植竹子树木，春天砍伐枯干的枝条，夏天采集瓜果，秋天储备蔬菜粮食，冬天砍伐柴火，作为百姓的生活资用。因此，活着时没有缺乏用的东西，死后尸体不会被抛弃。所以先王的法令，打猎不赶尽兽群，不捕捉幼鹿，天不下雨时不排干池水捕鱼，不焚烧山林打猎，豺狼没有开始祭祀猎物时，罗网不得设置在野外，水獭没有开始祭祀鱼时，渔网不得放入水中，鹰隼还没有开始捕猎时，罗网不得张开在山谷中，草木还没有凋落时，斧头不得进入山林，昆虫还没有冬眠时，不得用火烧田，怀孕的动物不得杀害，鸟卵不得掏取，鱼长不满一尺不得捕捉，猪不满一年不得宰杀（这些都是因为不能把万物赶尽杀绝的缘故）。因此，草木萌发时，如同蒸汽升腾；禽兽归附时，如同水流汇聚；飞鸟归附时，如同烟云聚集。这是有原因招致这样的结果的。所以先王的政令，四海云雾出现时就修整疆界，青蛙鸣叫、燕子降临时就疏通道路，阴气下降百泉涌出时就修缮桥梁。昏星在天空正中时就致力于种植谷物，大火星在天空正中时就种植黍豆，虚星在天空正中时就种植冬小麦，昴星在天空正中时就收敛积蓄，砍伐薪木，向上禀告天下，向百姓颁布。先王所

为了顺应时势、修明防备，使国家富强、百姓获利，真正充实并惠及远方之人，其道理已经完备了。这并非靠眼睛看见、双脚行走就能做到的，而是出于想要造福百姓的愿望。想要造福百姓，心中时刻不忘，那么百官自然就会各司其职。心对于九窍四肢，并不能亲

译自去做一件事，然而身体的动静、听觉、视觉都以它为主宰，就是因为心中不忘造福百姓的愿望。所以尧行善，众人的善行就随之而来；桀作恶，众人的恶行就随之而至。善行积累就能成就功业，恶行积累就会招致祸患。大凡人的议论，主张心思要谨小，志向要宏大，智慧要圆通，行为要方正，能力要多方面，事务要简约。之所以说心思要谨小，是因为在祸患尚未产生时就要考虑，在灾祸尚未爆发时就要防备，警惕过错、谨慎防范，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之所以说志向要宏大，是因为要包容万国，统一不同的风俗，覆盖百姓，如同对待一个家族一样，让是非像车辐聚集到车毂那样汇聚于己。之所以说智慧要圆通，是因为要循环往复、运转不息，始终没有尽头，像顺接的连环一样，所以叫无端；广泛流布、四通八达，像深泉一样永不枯竭，万物同时兴起，没有不响应它的。之所以说行为要方正，是因为要正直挺立而不弯曲，洁白而不受污染，困顿时不改变节操，通达时不放纵意志。之所以说能力要多方面，是因为文武兼备，动静合乎法度，举止进退，都能恰如其分，没有抵触违逆，没有不合适的地方。之所以说事务要简约，是因为要掌握权柄和权术，抓住关键来应对众人，用简约的原则来治理广阔的土地，处于静定、持守中道，像运转于璇枢一样，以一贯万，像符契相合一样。所以心思谨小的人能防患于未然，志向宏大的人能无所不包容，智慧圆通的人无所不知，行为方正的人有所不为，能力多方面的人无所不治，事务简约的人能抓住要领。古时候天子听政，公卿纠正谏言，博士诵读《诗经》，盲人乐师进献箴言，平民传达舆论，史官记录过失，宰相撤去膳食，还认为不够。所以尧设置了敢谏之鼓，舜设立了诽谤之木，商汤有司直之官，周武王设立了戒慎之鼗。过错即使只有毫厘，也已经有所防备了。圣人在对待善行时，没有小的而不采纳；在对待过错时，没有小的而不改正。尧、舜、禹、汤、文、武都坦然地治理天下，面南称尊。在这个时候，吃饭时击鼛鼓，撤席时奏雍乐，吃完饭祭祀灶神，出行不用巫祝，因为他们遵循道德、践行正道，不向鬼神祈求，鬼神不敢作祟，山川不敢降祸，可以说尊贵到了极点。然而他们仍然战战兢兢、小心翼翼，

一天比一天谨慎。由此看来，圣人的心是谦逊的。《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光明地侍奉上帝，从而招致许多福泽。”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武王讨伐纣王，打开钜桥粮仓的粮食，散发鹿台的钱财；封土祭祀比干的坟墓；在商容居住的里巷树立标志；朝拜成汤的宗庙；释放箕子的囚禁；让百姓各自回到自己的住宅，耕种自己的田地，不分新旧，只亲近贤德之人，使用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役使不合适的人，却安然自得，仿佛这些原本就是自己所有的一样。由此看来，圣人的志向是宏大的。文王全面观察得失，广泛阅览是非，尧舜之所以昌盛，桀纣之所以灭亡的原因，都记载在明堂之中。于是凭借广博的智慧和见闻来应对各种情况。由此看来，圣人的智慧是圆通的。成王、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基业，遵守明堂的典制，观察存亡的轨迹，洞察成败的变化，不合道义的话不说，不合道义的事不做，言语不随便出口，行为不随便施行，选择善道然后才去从事。由此看来，圣人的品行是方正的。孔子的通达智慧超过苌弘，勇力使孟贲折服，脚能追上郊野的兔子，力能拉开城门的门闩，才能也算很多了。然而他的勇力不为人所知晓，技艺不为人所了解，专行孝道以成就事业，作为素王的事迹也很少。《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

译年间，有五十二个国家灭亡，三十六位君主被弑。选取善行，铲除丑恶，以成就王道，论述也算广博了。然而被围困在匡地，脸色不变，弹琴唱歌不停止，面临死亡的境地，遭遇患难的危险，依据道义行事，而意志不恐惧退缩，这也十分明白了。然而他担任鲁国司寇时，审理案件一定做出决断，编撰《春秋》，不谈论鬼神，不敢独断专行。圣人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多了，但他所坚守的原则简约，所以举动必定荣耀。愚人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少了，但他所从事的事情繁杂，所以行动必定困窘。吴起、张仪，智慧不如孔子和墨子，却去争夺万乘之君，这

这就是他们被车裂肢解的原因。用正道教化世人，容易且必定成功；用邪僻巧诈来迎合世俗，困难且必定失败。大凡想要在天下确立行为准则和追求方向，舍弃那容易成功的正道，却去从事困难且必定失败的邪道，这是愚昧迷惑所导致的。这六种相反的情况，不可不仔细考察【六反指的是孔子、墨子、苌弘、孟贲、吴起、张仪，他们的行为相互对立，所以称为六反】。片面地了解万物，却不了解人伦大道，不能称为智慧；偏私地爱护众生，却不爱护人类，不能称为仁爱。仁爱的人爱护自己的同类。有智慧的人不会被迷惑。仁爱的人即使身处被割裂的痛苦之中，他那不忍心的神色依然可见；有智慧的人即使面对烦难的事务，他那不昏昧的成效依然可见。内心推己及人，反思真情，自己内心所渴望的，不施加给别人，由近及远，由己知人，这是仁与智相契合而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小的教化施行，大的存亡得以保全；小的诛责施行，大的安宁得以实现【用正道进行小的教化，所以大的存亡得以保全；用道义进行小的责罚，所以大的安宁得以实现。不遵循正道就不能保全，不遵循道义就不能安宁】。只有将恻隐之心推广施行，这是有智慧的人独自决断的。所以仁与智交错存在，有时相合，相合的是正道，交错的是权变，它们的根本意义是一致的。府吏遵守法律，君子制定道义，只有法律而没有道义，也不过是府吏罢了，不足以用来治理政事。耕种这件事，劳累；纺织这件事，烦扰，都是劳累烦扰的事情，但百姓不抛弃它们，是因为知道它们可以提供衣食。人的本性，不能没有衣食，衣食的来源，必定始于耕种和纺织。这是万民共同看到的，像耕织这样的事情，开始时非常劳累，但最终必定有利。众人愚昧的人所看到的，可以变通的事情多，愚昧的人所变通的少，这是愚昧的人多患难的原因。事物中可以预备的，有智慧的人全部预备；可以变通的，全部变通，这是有智慧的人少患难的原因。所以有智慧的人先违背常情而后契合正道【忤，违背】，愚昧的人开始时快乐而最终悲哀。今天做什么而荣耀？明天做什么而合乎道义？这，容易说。今天做什么而合乎道义？明天做什么而荣耀？这，难以知晓。问盲人乐师说：“白色像什么？”回答说：“像洁白的样子。”问：“黑色像什么？”回答说：“像昏暗的样子。”拿着白色和黑色的东西给他看，他就分辨不出来了。人用眼睛看白色和黑色，用嘴巴说白色和黑色。盲人乐师有说白色和黑色的能力，却没有分辨白色和黑色的能力。所以说，盲人乐师说白色和黑色与人相同，但他分辨白色和黑色与人不同。在家对父母孝顺，在外对君主忠诚，无论愚笨还是聪明、贤良还是不肖，都知道这

译是合乎道义的。让陈忠孝的人，行动时知道其出处的，很少了。大凡人思考谋划，没有不先认为可行，然后才去实行的。它是对还是错，这

愚笨与智慧之所以不同。大凡人的本性，没有比仁更尊贵的，没有比智更紧迫的。以仁作为根本，用智来推行它。这两者作为基础，再加上勇、力、辩、慧、防、疾、劬、録、巧、敏、迟、利、聪明、审察等，这些都是众多的益处。如果身材没有修养，技艺虽然完备，却没有仁智作为主干，反而加上众多美德，那就会增加他的损害。所以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就会狂妄；拿着锋利的剑，无知却辩慧狡黠，就会像抛弃良马而不驾车一样（狂妄如同混乱；无知之人辩慧狡黠，不知如何裁断，就像抛弃良马而不知其所往，狡黠即奸佞）。虽然拥有才能，但施展得不恰当，安处得不适宜，正好足以弥补虚伪、粉饰错误。技艺众多，不如少一些。所以有野心的人，不可以借给他便利的权势（野外比喻险恶之地）；有愚笨本质的人，不可以给他锋利的器具。鱼得到水而游动，就快乐；池塘决口水干涸，鱼就被蝼蚁吃掉。有人掌管修筑堤防，修补缺漏，鱼就能从中获利（掌即主管）。国家因此得以保存，人因此得以生存。国家得以保存的原因，在于仁义。人得以生存的原因，在于行善。国家没有义，即使强大也必定灭亡；人没有善的志向，即使勇敢也必定受伤。治理国家，上级使百姓不陷入灭亡和伤害的危险，这是上等的策略。对父母孝顺，对兄嫂敬爱，对朋友守信，不需要上级的命令就可以做到。放弃自己能够做到的，却去责备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是违背常理的。士人处于卑微隐没的地位，想要向上通达，必须先反省自身。向上通达有途径，名誉不兴起就不能向上通达。获取名誉有途径，不取信于朋友就不能获得名誉。取信于朋友有途径，侍奉双亲不让他们高兴，就不能取信于朋友。让双亲高兴有途径，修身不真诚，就不能侍奉双亲。真诚修身有途径，心不专一，就不能专一真诚。道理在于容易，但追求它却很难（容易是指反省自身，先修养根本；不修养根本却想要获得让双亲高兴、真诚修身的名声，都是困难的。所以说道理在于容易，但追求它却很难）。验证在近处，但追求它却在远处。所以得不到（验即效验，近指根本，远指末节）。

译淮南鸿烈解卷九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淮南鸿烈解》>

钦定四库全书

淮南鸿烈解卷十

汉 高诱 注

缪称训【缪是异于常理的论述，称是称量事物并假借类比，使之与神明相合，从而知晓所应珍视的道理，所以称为缪称】

道至高而没有上，至深而没有下，平得像水准仪，直得像墨线，圆得像圆规，方得像矩尺，包裹宇宙而没有内外之分，贯通天地而没有阻碍【碍，即挂碍】。因此，体悟道的人，不悲哀也不快乐，不欢喜也不愤怒，坐着没有忧虑，睡觉没有防备。事物来了就给它命名，事情来了就加以应对。君主，是国家的中心，中心治理得好，那么全身各个部位都安定；中心扰乱，那么全身各个部位都混乱。所以内心治理得好的人，肢体之间相互忘却；国家治理得好的人，君臣之间相互忘却。黄帝说：茫茫昧昧，顺应天的规律，与元气同流。所以道德极高的人，言语相同而简约，行事相同而指向一致，上下同心，没有歧路，对于旁门左道，在邪恶方面加以遏制，在善良方面加以开通，这样百姓就归向正道了。所以《易经》说：在旷野上与人和同，有利于渡过大河【意思是说能够与人同德直到旷野，就可以渡过大河。大河，比喻大难】。道，是万物所遵循的引导；德，是本性所扶持的依靠；仁，是积累恩德的见证；义，是比照人心而合乎大众适宜的做法。所以道隐退而德发挥作用，德衰微而仁义产生。所以上古时代体悟道而不刻意修德，中古时代坚守德而不败坏，末世则兢兢业业，唯恐失去仁义。君子没有仁义就无法生存，失去仁义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小人没有嗜欲就无法活命，失去嗜欲就失去了活命的根本。所以君子害怕失去仁义，小人害怕失去利益，观察他们所害怕的，就知道彼此各不相同了。《易经》说：追逐鹿却没有虞人引导，只会进入林中，君子最终不如放弃，前往会有吝惜【即，靠近。鹿，用来比喻百姓。虞，欺骗。几，最终。靠近百姓欺骗他们，就会陷入林中，最终不如放弃，不让他们走到尽头，这样才会吝惜】。施予厚的人，回报美好；怨恨大的人，祸患深重。施予微薄而期望厚望，蓄积怨恨而没有灾祸的，从古至今都没有过。所以圣人考察事物去的原因，就知道它来的结果。圣人的道，就像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放置酒器一样【道路六通，称为衢。尊，酒器】。路过的人斟酌取用的多少不同，各自得到适宜的量。所以得到一个人，就是得到一百个人【一个人来，得到他的心；一百人来，也得到他们的心】。人用上级所期望的，来与下级交往，谁不拥戴？用下级所期望的，来

侍奉君主，谁不喜欢呢？《诗经》说：“取悦于天子一人，应侯谨慎德行。”谨慎德行，是大事；天子一人，是小节。能做好小节，就能做好大事了。君子看到过错就忘记惩罚，所以能进谏；看到贤人就忘记地位卑微，所以能谦让；看到不足就忘记贫穷，所以能施舍。情感系于内心，行为表现于外。凡是行为承载着情感，即使有过错也没有怨恨；不承载情感，即使忠诚也会招来厌恶。后稷广施恩利于天下，尚且不自我夸耀。大禹没有废弃的工程，没有浪费的财物，自我审视仍觉得不足。自满就像陷入困境，充实却像空虚，这是极致的境界。凡人各自认为自己所喜爱的是贤能，而喜爱那些让自己快乐的人。世上没有不推举贤人的，有的用来治理国家，有的却导致混乱。这并不是自己欺骗自己以求得与自己相同的人。自己未必能得到贤人，却要求与自己相同的人，想要得到贤人，也就没有希望了。让尧来衡量舜是可以的，让桀来衡量尧，这就如同用升来量石一样。现在说狐狸，就必然不知道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