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吕吉甫曰：圣人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杀者杀，勿代之而已矣。何谓常有司杀者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则司杀者天之谓也。刑戮者有出於好恶而不用於天讨，则是代司杀者杀也。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斲，希有不伤其手者，则代司杀者杀，其伤可知。此章言民无常心而不畏死，当先化之以道，不可威之以刑。若民畏死而为奇者诛之，孰敢有犯。然不可以自杀，而有天之司杀者，若代杀之，是犹代大匠斲，未有不伤其手矣。道德真经取善集卷之十一竟道德真经取善集卷之十二宋饶阳居士李霖集民之饥章第七十五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御注：赋重则田莱多荒，民不足於食。吕吉甫曰：一夫耕足以食数口，则奚至於饥哉。而至於饥者，非以其上食税之多故耶。王元泽曰：张官赋禄制礼用，则将以富民也。而费多增税末盛本衰，适使之饥而已。幽王赋重而楚茨之。《诗》刺魏君重敛而《硕鼠》之诗作。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御注：政烦则奸伪滋起，民失其朴。刘进喜曰：有为则政烦，无为则事简，简则易从，烦则难治。六情难制，由一心之有为。吕吉甫曰：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奚难治哉。而至於难治者，非以其上之有为，故难耶。王元泽曰：任察生事，将以治民，而人困俗雕，巧伪弥出，愈难治矣。观上古与后世，即其验也。无为而治者，舜之所以为帝。垂拱而治者，武之所以为王。帝王兴成，皆原於此。《经》曰：为无为则无不治矣。人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纂微曰：赋重政烦，民亡本业，则竞求宝货而触法犯禁，轻就死地，以其求养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惧，逆白刃而不惊者，故曰：是以轻死。吕吉甫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则奚至於轻死哉。而至於轻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轻死耶。温公曰：求利所以养生也，而民常以利丧其生。矜生太厚，欲利甚勤，独刑蹈险，视死轻矣。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於贵生。御注：庄子曰：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无以生为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弃事而遗生故也。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所以贤於贵生。贵生则异於轻死，遗生则贤於贵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则薄税敛，简刑罚，家给人足，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极功也。此章言赋重政烦，民亡本业，是以轻死。此三事皆以末伤本者也。贵生则异於轻死，无以生为则贤於贵生。人之生章第七十六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河上公曰：人生含和气，抱精神，故柔弱。人死和气竭，精神亡，故坚强。万物草木生也柔脆，河上公曰：和气存也。其死也枯槁。河上公曰：和气散也。严遵曰：阳气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结也。阳气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河上公曰：以其上二事观之，则知坚强者死，柔弱者生。唐明皇曰：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为强梁者亡身失性也。吕吉甫曰：道之为物，无形而不争，则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则虽有形者，亦以坚强而死，柔弱而生，而况体无形之道，而不致於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强则不胜，御注：抗兵相加，哀者胜矣。王真曰：夏商之裔，以百万之师，而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统之业，而丧九州。项羽忽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灭，符坚狼狈於淮上，隋炀分崩於楚宫。此数家兵皆多至数兆，少犹数亿，无不自恃其成，以取其败，此皆兵强则不胜之验也。兵恃其强则必骄矜。骄矜者，败亡之道也。秦皇至强，不二世而亡。项氏暴强，不旋踵而灭。木强则共。御注：拱把之桐梓，人皆知养之。强则伐而共之矣。林木茂而斧斤至，木强则伐而共之。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御注：柔之胜刚，弱之胜强，老氏之道术有在於是，庄子以濡弱谦下为表。仰观乎天，天积气而在上，地积形而在下。远取诸物，木条柔而在上，干坚强而在下。以此推之，则坚强居下，柔弱处上，可知矣。是篇泛论人物皆以柔弱者生，坚强者死，欲全生道者，可不鉴兹。天之道章第七十七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御注：天之道以中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余。下者举之，不至於不足。将来者进，成功者退，四时运行，各得其叔。严遵曰：夫工人之为弓也，无杀无生，无噏无张，制以规矩，督以准绳。弦高急者，宽而缓之，弦弛下者，摄而上之，其有余者，削而损之，其不足者，补而益之，弦质相任，上下相权，平正为主，调和为常，故弓可抨而矢可行。夫按高举下，损大益小，天地之道。
译吕吉甫说：圣人用道治理天下，应当怎么办呢？只让通常主管杀戮者来杀，不要代替它。什么叫通常主管杀戮者来杀？天网广大无边，虽然稀疏却不会遗漏；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刑各有其用，这个主管杀戮者说的就是上天。如果刑戮出于个人好恶，而不是用于执行上天的讨伐，那就是代替主管杀戮者去杀人。代替主管杀戮者去杀人，就像代替大工匠砍削木材，很少有不伤到自己手的；既然代替主管杀戮者去杀人，其所受的伤害也就可想而知了。本章说，百姓没有恒常之心而不畏惧死亡，应当先用道教化他们，不可以用刑罚威吓他们。如果百姓畏惧死亡，而有人妄作奇异之事，就应当诛杀他，谁还敢犯法？然而不可以自行杀人；既然有上天主管杀戮，若代替上天杀人，就像代替大工匠砍削木材，没有不伤到自己手的。《道德真经取善集》卷第十一完。《道德真经取善集》卷第十二。宋代饶阳居士李霖编集。百姓饥饿一章第七十五 百姓之所以饥饿，是因为居上位者征收的赋税太多，所以他们饥饿。御注说：赋税沉重，田地就有很多荒废，百姓的粮食便不足。吕吉甫说：一个农夫耕作，本来足以供养几口人，怎么会到了饥饿的地步呢？之所以饥饿，不正是因为居上位者征收的赋税太多吗？王元泽说：设置官职、发放俸禄、制定礼制，原本是要使百姓富足；但费用过多，增加赋税，末业兴盛而根本衰败，结果只会使百姓饥饿罢了。幽王的赋税沉重，于是有了《楚茨》；《诗经》讽刺魏国国君征敛过重，于是《硕鼠》这首诗创作出来了。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居上位者妄自作为，所以难以治理。御注说：政令烦琐，奸诈虚伪就会滋生，百姓也会失去质朴。刘进喜说：妄自作为，政令就烦琐；无为而治，事务就简约。简约就容易服从，烦琐就难以治理。人的六种情欲难以控制，是由于一心有所妄为。吕吉甫说：织布来穿衣，耕作来吃饭，这叫作与道同德，怎么会难以治理呢？之所以难以治理，不正是因为居上位者妄自作为吗？王元泽说：任意察察、制造事端，本想借此治理百姓，结果使人困顿、风俗雕敝，巧诈虚伪更加出现，于是更难治理。考察上古和后世，便可以看到这种验证。无为而治，是舜之所以成为帝的原因；垂衣拱手而治理，是武王之所以成为王的原因。帝王兴起并成就功业，都以此为根本。《道德经》说：“以无为来作为，就没有什么不能治理。” 人之所以轻视死亡，是因为求取维持生命的东西过于丰厚，所以轻视死亡。《纂微》说：赋税沉重、政令烦琐，百姓失去根本的产业，于是竞相求取财货，触犯法禁，轻易走向死地；因为求取养生之物太过丰厚，以至于有人踏入水火也不害怕，面对锋利的刀刃也不惊慌，所以说：“因此轻视死亡。” 吕吉甫说：使自己的食物甘美，使自己的衣服华美，使自己的居处安适，使自己的风俗安乐，怎么会到了轻视死亡的地步呢？之所以轻视死亡，不正是因为过分追求滋养生命，所以轻视死亡吗？温公说：求取利益是为了养生，但百姓常常因为利益而丧失生命。过分看重生命，极力追求利益，便会独自触犯法令、冒险犯难，把死亡看得很轻。只有不把养生当作刻意追求的人，才胜过那些过分看重生命的人。御注说：庄子说：“通达生命实情的人，不致力于追求那些对生命没有实际作用的事。不把养生当作刻意追求的人，不致力于追求那些对生命没有实际作用的事。”这是因为他抛弃事务而忘却生命。抛弃事务，形体就不劳累；忘却生命，精气就不亏损。形神保全、精气恢复，就能与天合一，因此胜过过分看重生命的人。过分看重生命不同于轻视死亡，忘却生命又胜过过分看重生命。把有益于自身生命的做法推广施行于百姓，就是减轻赋税、简化刑罚，使家家富足、人人充足，划分衣冠等级、区别章服而百姓不犯法，这是帝王的最高功业。本章说，赋税沉重、政令烦琐，百姓失去根本产业，所以轻视死亡。这三件事都是因为重视末节而损伤根本。过分看重生命不同于轻视死亡，不把养生当作刻意追求又胜过过分看重生命。人的生命一章第七十六 人活着时身体柔弱，死了以后身体坚硬强直。河上公说：人活着时含有和气，怀抱精神，所以柔弱；人死后和气竭尽，精神消亡，所以坚硬强直。万物和草木活着时柔软脆嫩，河上公说：这是因为和气还存在。死了以后就干枯。河上公说：这是因为和气已经散失。严遵说：阳气所停留的地方，树木可以弯曲，草可以打结；阳气离开的地方，水可以凝结，冰可以折断。所以坚硬强直属于死亡一类，柔弱属于生存一类。河上公说：从上面两件事来看，就可以知道坚硬强直的会死，柔弱的会生。唐明皇说：这是要说明，守持柔弱的人能够保全生命、延长年寿，逞强好胜的人则会丧身失性。吕吉甫说：道作为一种存在，没有形体而不争，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人却不能明白它。所以用有形之物来作比喻：人活着时柔弱，死后坚硬强直；草木生长时柔软脆嫩，死后干枯。既然有形之物也因为坚硬强直而死、因为柔弱而生，何况体察无形之道，如果不能达到柔弱，怎么可能呢？所以军队强大反而不能取胜，御注说：两军相互抗争时，带着哀痛之心的一方能够取胜。王真说：夏、商的后裔，拥有百万军队，却倾覆了四海；秦始皇末年，凭借统一天下的功业，却丧失九州；项羽突然称霸，很快就灭亡；王莽篡位以后，不久便覆灭；苻坚在淮水之上狼狈失败；隋炀帝在楚宫中分崩败亡。这几家军队多的达到数兆，少的也有数亿，无不自恃成就而招致失败，这些都是军队强大却不能取胜的验证。军队倚仗强大，就一定会骄傲自满。骄傲自满，是失败灭亡的道路。秦始皇极其强盛，却不到二世便灭亡；项氏强暴而强盛，却很快就覆灭。树木强硬就会被砍伐。御注说：像手腕粗的桐树、梓树，人人都知道要培育它们；一旦长得粗壮坚硬，就会被砍伐、劈开。树林茂盛，斧头就会到来；树木强硬，就会被砍伐、劈开。强大者处在下位，柔弱者处在上位。御注说：柔能够胜过刚，弱能够胜过强，老子的道术就在这里；庄子以柔弱谦下作为外在表现。抬头观察天，天是积聚的气而处在上方，地是积聚的形体而处在下方。再从万物中取近处的例子来看，树木的枝条柔软而在上，树干坚硬强直而在下。由此推论，就可以知道坚硬强直处在下方，柔弱处在上方。本篇概括论述人物，都是柔弱的能够生存，坚硬强直的必然死亡；想要保全生命之道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天之道》章第七十七。天道，不就像张弓吗？弦位高了就压低，弦位低了就抬高；有余的就减损，不足的就补给。御注：天道以中和为最高准则，所以高的压低，使它不至于有余；低的抬高，使它不至于不足。将要到来的就推进，已经成功的就退让；四时运行，各自得到它的[原文作“叔”，疑为讹字]。严遵说：工匠制作弓，并不是任意杀伐或生发，也不是任意收缩或张开，而是用规矩制定，用准绳督察。弓弦位置过高、过紧，就放宽使它缓和；弓弦松弛下垂，就收拢使它上提；有余的削减，不足的补益。弦与弓体彼此相称，上下相互调节，以平正为主，以调和为常，所以弓可以弹射，箭可以运行。把高处压低，把低处抬高，减损大的，补益小的，这就是天地的道。
张君相曰：用弓之道，高者恐过，故抑之令不高。下者不及，故举之令不下。不下不高，中前期也。为行之道，亦务中平，太高则众所不容，伤下则非议所聚，抑高举下，合理源也。唐明皇曰：张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犹天道亏盈益谦，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举下之道。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御注：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御注：人心排下而进上，虐▯独而畏高明。王元泽曰：人道任情，故不均。河上公曰：人道与天道反也。世俗之人，损贫益富，夺弱与强。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御注：不虐▯独而罄者与之，不畏高明而饶者损之，非有道者不能。河上公曰：谁能居有余之位，自省爵禄，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也。王元泽曰：有道者，与天合道。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见贤。罗什曰：得此虚通而无思无虑，岂有心智而欲贵己之贤能。不恃其为，无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无自满之志。恃为处功则见贤，见贤则是以有余自奉招损之道也。此章言天之道以中为至，故抑高举下，损有余补不足。圣人法天，不恃为处功以示其贤，故受益而无损。非知天者，不能与此。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天下柔弱莫过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吕吉甫曰：天下之物，唯水能因物之曲直方圆而从之，则是柔弱莫过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转大石，穿突陵谷，浮载天地，唯水为能，则是攻坚强者无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虽曲折万变，而终不失其所以为水，是其无以易之也。水随物万变而不易己者，以其柔弱故也。人能体此，虽应万殊之变，而吾心常一，故能胜物而不伤。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河上公曰：舌柔齿刚，齿先舌亡。水能灭火，阴能消阳，知柔弱者久长，刚强者折伤，耻谦卑好强梁。是以圣人言。谓下文也。受国之垢，是谓杜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王元泽曰：圣人所以能柔弱者，体水以为德也。受国不祥，其纳污守辱之义乎。引万方之罪归己，是受国之垢浊也。故为一国之君主，称孤、寡、不谷，是受国之不祥也。故天下之人归往矣。正言若反。王元泽曰：反於小知之近情，而合於大道之至正。苏子由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为辱，受不祥为殃，故也。此章言柔弱胜刚强。故先举水以为喻，后引圣人言以信之。和大怨章第七十九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吕吉甫曰：复雠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则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胜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余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为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余怨，安可以为善哉。人君不能无为无事，谦卑柔弱，而民乃多欲好争，怨恶并兴。人君立法以绳之，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而和报其怨，奈何奸诈愈甚而怨恶益多，则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河上公曰：古者圣人执左契，合符信也。无文书法律，刻契合符，以为信也。陆希声曰：古者结绳为约，而民不欺。破木为契，而民不违。何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也。故圣人之心，与百姓心，犹左右契尔。契来则合，而不责於人，故上下相亲，怨用不作。李荣曰：古者圣人刻木为契，君执於左，臣执於右，为信合之於符契，不复制之以法律，於物无罚，故曰：不责於人。是故不罚不责，何怨何和。王弼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而不责於人。吕吉甫曰：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於人，是乃使复雠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盖古之献牛马者，执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与，则左契者常以与人，而不为物主者也。圣人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余奉天下，至於杀人则有司杀者，杀而未尝尸之，则是执左契以与人，而不为物主此，其所以无怨而不责於人之道也。夫岂以和之为悦乎。王元泽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无事而右主权，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圣人执左契，不从事於物，而物自来合，吾应其合者尔，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则圣人常受天下之责，而无责人之心，是以终无怨。庄子曰：以得为在人，以失为在己，汤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谓也。《记》曰：献牛马者操右券，盖献者并券以进，是知左券乃受责者之所执。《史记》曰：操右契以责事。故有德司契，王元泽曰：不从事於物，而应物之合者。严仙曰：求诸己。有德之君，司察契信，不令怨生，而后责於人也。无德司彻。河上公曰：无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严仙曰：求诸人。舒王曰：司彻通於事，则不能无责於人。不能无责於人，则不能使人之无怨。此其所以为无德也。
译张君相说：使用弓的道理是，高了恐怕超过，所以压低使它不高；低了有所不足，所以抬高使它不低。不低也不高，就是合乎中正。处世行事的道理也务求中和平正；过于高亢，就会成为众人不能容忍的对象；伤害卑下者，就会成为非议聚集之处。压制高处、抬举低处，是合乎道理的根本。唐明皇说：张弓这样调节，才能命中目标；这就像天道减损盈满、补益谦下，是想让人君效法天道来治理人民，所以显示出压高举下的道理。天道减损有余，补益不足。御注：自满会招致损害，谦逊会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人道却不是这样，反而减损不足的，来供奉有余的。御注：人心排斥卑下者而推举上位者，虐待[原文“▯”字不明]孤独者而畏惧高明者。王元泽说：人道任凭情欲，所以不能均平。河上公说：人道与天道相反。世俗之人减损贫穷者而增益富有者，夺取弱者的东西来给予强者。谁能把有余的奉献给天下？只有有道的人。御注：不虐待[原文“▯”字不明]孤独者，而把财物给空乏者；不畏惧高明者，而减损富足者；不是有道的人不能做到。河上公说：谁能处在有余的地位，反省自己的爵禄，把它奉献给天下不足的人呢？只有有道的君主能够实行。王元泽说：有道的人与天道相合。所以圣人有所作为却不自恃，功业成就也不居功，并不想显露自己的贤能。罗什说：得到这种虚通之境而无思无虑，哪里还会存有心机智巧，想要抬高自己的贤能？有所作为而不自恃，没有自我夸耀之心；成就功业而不居功，没有自满之志。若自恃作为、占有功业，就会显露贤能；显露贤能，就是拿自己的有余来供养自己，从而招致损害。本章说，天道以中和为最高准则，所以压高举下，减损有余、补益不足。圣人效法天道，不自恃作为，不占有功业来显示贤能，所以得到益处而没有损害。不知道天道的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天下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比水更柔弱；但攻克坚硬强大的东西，又没有什么能够胜过它，也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吕吉甫说：天下的事物，只有水能够随着事物的曲直方圆而改变形态、顺从它，所以柔弱没有超过水的。水能够冲走大物，转动大石，穿透山陵冲开沟谷，浮载天地，只有水能够做到，所以攻克坚强之物没有什么能胜过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虽然曲折变化万端，最终却不失去作为水的本性，这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替代它。水随着万物变化而不改变自己，是因为它柔弱。人若能体会这一点，虽然应对万般不同的变化，而自己的心始终专一，所以能够胜过外物而不受伤害。所以柔弱胜过刚强，弱小胜过强大，天下没有不知道这个道理的，却没有人能够实行。河上公说：舌头柔软，牙齿刚硬，牙齿先于舌头毁亡。水能灭火，阴能消解阳；知道柔弱的人能够长久，刚强的人容易折损受伤，却以谦卑为耻，喜好逞强。所以圣人说：这是指下面的话。承受一国的污垢，才称得上是社稷的主人[原文作“杜稷”，疑为讹字]；承受一国的不祥，才称得上是天下的君王。王元泽说：圣人之所以能够柔弱，是因为以水为德。承受国中的不祥，大概就是包容污秽、守受耻辱的意思。把四方万国的罪过都归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承受国家的污浊。所以作为一国的君主，自称孤、寡、不谷，就是承受国家的不祥。因此天下人都会归附他。正直的话听起来好像相反。王元泽说：这是反于浅小的智识和近情，却符合大道的至正。苏子由说：正直的话合乎道，却与世俗相反；世俗把承受污垢看作耻辱，把承受不祥看作灾祸，所以会这样。本章说柔弱胜过刚强，所以先举水作比喻，随后引用圣人的话来证明。《和大怨》章第七十九。调和大的怨恨，必然还会留下余怨，怎么可以算作善呢？吕吉甫说：报仇的人不折断镆干，虽然心里有怨恨，却不怨恨飞来的瓦片，于是天下能够均平；如果不遵循这种道理，怨恨就会由此产生。而人们想要调和怨恨，便会有无穷的争论。所以说，调和大的怨恨，必然还会留下余怨。“不善的人，我也以善待他”，这才是德善。调和大的怨恨却不能免除余怨，怎么可以说是善呢？人君不能做到无为无事、谦卑柔弱，于是人民便多欲而好争，怨恨和憎恶一同兴起。人君立法来约束他们，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受刑，以此调和并报复他们的怨恨；然而奸诈反而更加严重，怨恨和憎恶更加增多，这怎么能算作善呢？所以圣人执持左契，河上公说：古代圣人执持左契，是为了与人合验信符。当时没有文书法律，刻木为契，合契为信。陆希声说：古代用结绳作为约定，百姓不欺骗；剖木作为契约，百姓不违背。为什么呢？圣人没有固定的私心，而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所以圣人的心和百姓的心，就像左右两半契约一样。契约拿来便能相合，不责备别人，所以上下相亲，怨恨也不会产生。李荣说：古代圣人刻木为契，君主拿着左契，臣下拿着右契，作为凭信合验契符；不再用法律反复约束，在事情上也不施加刑罚，所以说“不责备别人”。因此既不处罚也不责备，又有什么怨恨需要调和呢？王弼说：左契，是防止怨恨产生的根由。却不责备别人。吕吉甫说：所以圣人执持左契而不责备别人，这就是使报仇者不折断镆干、虽有怨恨却不怨恨飞瓦，从而使天下均平的道理。古代献牛马的人拿着右契；右契是用来取物的，左契是用来给予的。因此左契常常是给予别人、而不是把持物品的一方。圣人有所作为而不自恃，功成而不居，总是把有余的奉献给天下；至于杀人，则由主管杀伐的人执行，杀了人却不把功劳据为己有。这就是执持左契以给予别人、而不把自己当作物主，也就是没有怨恨、不责备别人的道理。难道只是把调和怨恨当作快乐吗？王元泽说：左契是向人取物的，右契是取于人的。左契不主动办事，右契掌握权柄，所以古代分契的方法是这样。圣人执持左契，不主动对外物有所作为，而外物自然前来相合；我只是应合它而已，这就是所谓受到感应便通达天下万事的道理。然而圣人总是承受天下的责难，却没有责备别人的心，因此最终没有怨恨。庄子说：“把得到归于别人，把失误归于自己。”商汤说：“四方万国有罪，罪责在我一人身上。”说的就是这个。《礼记》说：“献牛马的人拿着右券。”大概献者连同契券一起进献，由此可知左券是承受责难的人所执持的。《史记》说：“拿着右契来责问事情。” 所以有德的人掌管契约，王元泽说：不主动对外物有所作为，而应合外物的相合。严仙说：应当从自己身上求取原因。有德的君主掌管、审察契约和信义，不让怨恨产生，然后才责备别人。无德的人掌管征取。河上公说：无德的君主背弃契约和信义，专门追究别人的过失。严仙说：向别人身上求取原因。舒王说：掌管征取，事事都要追究，就不能不责备别人；不能不责备别人，就不能使人没有怨恨。这就是它被称为无德的原因。
彻，通也。无德者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慈，彻也。秪所以为蔽欤。故曰：乐通物，非圣人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御注：善则与之，何亲之有。吕吉甫曰：无亲而唯善人之与，是亦执左契而不责於人之道也。王元泽曰：唯天无心，但善则与明，天与圣人同道也。此章言有心和怨，不若无心司契。和怨则必有余怨，司契则不责於人。天道无亲唯善，则与是亦执左契，不责於人之道也。小国寡民章第八十小国寡民。河上公曰：圣人虽治大国，犹以为小，示俭约，不奢泰。民虽众，若寡少，不敢劳也。臧玄静曰：土地不多为小国。士卒不众为寡民。王元泽曰：小国寡民，则民淳厚，盖国大民众，则利害相摩，巧伪曰生。观都邑与聚落之民，质诈殊俗，则其验也。小制国则事简，寡聚民则民淳。事简民淳，可以复太古之治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舒王曰：夫民之寡，则吾之用亦狭矣。故小国之寡民，虽有什伯之器不用矣。王元泽曰：十人所共谓之什器。百人所共谓之伯器。清静之治，务使民各遂其生理，而不妄兴作，终无连群聚众之事，故虽器有什伯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河上公曰：君能为民兴利除害，各得其所，则民重死而责生也。政令不烦，则民安其业，故不远迁徙，离其常处。王元泽曰：乐生遂性，故重死。安土无求，故不远徙。重死者不轻生也。与人之轻死以其生，生之厚者异矣。不远徙者，安其居也。与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者异矣。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御注：无绝险之迸，故虽有舟舆，无所乘之。无攻战之息，故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纂微曰：刳木为舟，以济於水，斲轮为舆，以通於陆。盖适远之用也。无为之世，山无蹊隧，泽无舟梁，本绝往来，何所乘用。张君相曰：兵以讨逆，武以静乱，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从化，何事陈兵。内明舟舆以喻小乘，甲兵以喻小智，行人心安，实相废而不用。王元泽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内，则无远游交战之患。曹道冲曰；大国不侵，小国守土，介冑戈矛，不战安用。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王元泽曰：事简民淳，故无用文契。唐明皇曰：舟舆所以利迁徙，甲兵所以徇攻战，两者无欲，故无所乘陈，返朴还淳，复归於结绳之用矣。疏曰：古者书契未兴，结绳纪事，故《系辞》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欲明结绳之世，人人淳朴。文字既兴，诈伪日渐。今将使人忘情去欲，归於淳古。故曰：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御注：耕而食，织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华故美，不扰故安，存生故乐。唐明皇曰：不贪滋味，故所食常甘。不事文绣，故所服皆美。不饰栋宇，故所居则安。不浇淳朴，故其俗可乐。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王元泽曰：此尽性之治，民亦尽其性。窃尝考《论语》与《孟子》之终篇，皆称尧、舜、禹、汤圣人之事业。盖以为举是书而加之政，则其效可以为此也。老子，大圣也。而所遇之变，适当反本尽性之时，故独明道德之意，以收敛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朴诚。举其书以加之政，则化民成俗，此篇其效也。故《经》之义终焉。吕吉甫曰：三代以来，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质，以反太古之治。然《诗》、《书》之所言，则止於尧、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与世交相丧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试，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道也。然则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尽复乎。曰：未可也。然则其言之何也。曰：礼至於兼三王，乐至於备六代，其文极矣。然而礼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乐不以嘒管清磬而加之朱弦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礼乐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复始如此也。方斯时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坠绪，而赓之老子论其道，与世如此，其意亦犹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巳，而火始王，而金气已生於其间矣。此五村所以相继而不绝也。故闻古之治，虽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舆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陈，则举大事，用大众，非得已也。闻其民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则烦文倦令，督稽趣留，而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则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复者，常在彼也。则其肯烦事为以深治人之过乎。然则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没而不言，犹屏玄水彻疏越，其孰知礼之宁俭而乐之节乐，而反本复始之意乎。夫圣人之言，岂小补哉。
译“彻”就是通达。无德的人对每一件事都要求通达，因此怀有调和怨恨的心。[“慈，彻也”一句原文义不明，疑有讹脱。]所以说：“以通达万物为乐，并不是圣人。” 天道没有亲疏偏爱，常常帮助善人。御注：善就帮助它，哪里有什么亲疏偏爱呢？吕吉甫说：没有亲疏偏爱而只帮助善人，这也是执持左契、不责备别人的道理。王元泽说：只有天没有私心，只要是善就给予明察和帮助；天与圣人走的是同一道路。本章说，有意去调和怨恨，不如无心而掌管契约。调和怨恨必然留下余怨，掌管契约则不责备别人。天道没有亲疏偏爱，只帮助善人；这同样是执持左契、不责备别人的道理。《小国寡民》章第八十。国家小，人民少。河上公说：圣人即使治理大国，也把它看作小国，以表示俭约而不奢侈。人民即使很多，也像很少一样，不敢使他们劳苦。臧玄静说：土地不多，叫作小国；士卒不多，叫作寡民。王元泽说：国家小、人民少，人民就淳厚。大概国家广大、人口众多，彼此的利害相互摩擦，巧诈虚伪就会产生。观察都邑与聚落中的人民，质朴和欺诈形成不同风俗，就可以验证这一点。把国家治理得小，事务就简少；使人民聚居不多，民性就淳厚。事务简少、人民淳厚，就可以恢复太古的治理。即使有十人、百人共同使用的器具，也不使用。舒王说：人民少了，我们所能使用的力量也狭小了。所以小国寡民，即使有什器、伯器，也不使用。王元泽说：十人共同使用的，叫作什器；百人共同使用的，叫作伯器。清静的治理，务必使人民各自顺遂其生计，不要妄自兴作，最终不会有成群聚众的事情，所以即使有什器、伯器，也不使用。使人民看重死亡，不轻易迁徙到远方。河上公说：君主能够为人民兴利除害，使他们各得其所，人民就会看重生命，不轻易舍生；政令不烦扰，人民就安于自己的产业，所以不远行迁徙，不离开常住之处。王元泽说：乐于生活、顺遂本性，所以看重死亡；安于故土、没有额外追求，所以不远行迁徙。看重死亡，就是不轻视生命；这不同于为了求生而轻视死亡、只求厚养生命的人。不远行迁徙，就是安居本土；这不同于百姓离散、不能安居的人。即使有船和车，也没有地方需要乘坐；即使有铠甲兵器，也没有地方需要陈列。御注：没有隔绝险阻的[原文作“迸”，疑有讹字]，所以即使有舟车，也没有地方需要乘坐；没有攻战的祸患，所以即使有甲兵，也没有地方需要陈列。《纂微》说：剖开木头制成船，用来渡水；砍削木料制成车，用来通行陆地。这些都是到远方去的用具。无为的时代，山中没有小路隧道，水泽没有舟桥，本来就断绝往来，又有什么地方需要乘用呢？张君相说：兵器是用来讨伐叛逆的，武力是用来平定祸乱的；上面既然施行道，下面自然喜好德，受到教化，又有什么事情需要陈兵？其中舟车是比喻小乘，甲兵是比喻小智；使人心安，实在是把这些废弃而不用。王元泽说：人民在自己的性分之内自然满足，就没有远游和交战的忧患。曹道冲说：大国不侵犯，小国守护土地；铠甲、戈矛不用于作战，还拿来做什么？使人民恢复使用结绳记事。王元泽说：事务简少、人民淳厚，所以不需要使用文书契约。唐明皇说：舟车是用来便利迁徙的，甲兵是用来进行攻战的；两者都没有使用的欲求，所以没有地方需要乘坐或陈列，于是返朴还淳，重新恢复结绳的作用。疏说：古代还没有兴起书契时，用结绳记事，所以《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理天下。”后世圣人用书契改变了它。这里是想说明结绳的时代人人淳朴。文字兴起以后，欺诈虚伪逐日增加。如今要使人民忘却情欲，回归淳古，所以说“使人民恢复使用结绳”。以自己的食物为甘美，以自己的衣服为美，以自己的居所为安，以自己的风俗为乐。御注：耕种而获得食物，纺织而得到衣服，口含食物而嬉戏，吃饱后拍腹而游乐，人民能够做到这些就够了。不争夺，所以觉得甘美；去除华饰，所以觉得美好；不受扰乱，所以安定；保存生命，所以快乐。唐明皇说：不贪求滋味，所以所吃的总觉得甘美；不从事刺绣文饰，所以所穿的都觉得美；不装饰房屋梁栋，所以所住之处安稳；不浇薄淳朴本性，所以风俗可以使人快乐。邻国彼此看得见，鸡鸣狗叫的声音彼此听得见，但人民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王元泽说：这是使人尽其本性的治理，人民也各自尽其本性。我曾考察《论语》和《孟子》的末篇，它们都称述尧、舜、禹、汤这些圣人的事业。大概是认为把这部书的道理施加于政事，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老子是大圣人，而他所遇到的时代变故，正处在应当返本尽性的时候，所以独自阐明道德的意义，收敛事物的离散，使它们统一于朴实真诚。把他的书施用于政事，就能教化人民、形成风俗；本篇所说的，就是这种效果。所以《经》的意义到此结束。吕吉甫说：三代以来，到周朝衰败时，文饰的弊病已经十分严重。人民失去了本性和生命的真情，所以老子用质朴之道来挽救他们，使他们返回太古的治理。然而《诗》《书》所说的，只止于尧、舜和三代，而老子想要返回太古的治理，为什么呢？答：道与世相互丧失已经很久了，不是大道不足以使人返回本性生命的真情；只谈道而不涉及时代，不足以认识大道已经得到验证，这就是必然要返回太古之道的原因。既然如此，时代离太古已经很久，难道还能够完全恢复吗？答：还不能。既然不能，那么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答：礼发展到兼有三王的制度，乐发展到完备六代的制度，文饰已经达到极致。然而礼并没有因为玄水和大羹质朴，就把它们放在醴酒和调和羹汤之下；乐也没有因为嘒管和清磬质朴，就把它们置于朱弦和疏越之上。这是为了使人知道礼乐的本意：不得已时可以那样，而所希望的，是返本复始。正当这个时候，孔子正在寻求文王、武王、周公失传的事业，老子则继续论述道与世的关系；他们的心意也不过如此罢了。以此譬喻，就像月建在巳，火气开始旺盛，而金气已经在其中产生。这五[原文作“村”，疑有讹字]者因此相继而不绝。所以，听说古代的治理，即使有什器、伯器也不使用，有舟车也不乘，有甲兵也不陈列；如果要举行大事、动用众人，那是不得已。听说那时人民结绳记事，邻国彼此看得见、鸡犬彼此听得见，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如果还要烦琐文书、疲劳政令，督察稽核、催促拘留，足迹相接于诸侯边境，车轮的轨迹连接到千里之外，那也是不得已。可见不得已的事情总在这里，而所希望恢复的总在那里。这样，圣人难道肯烦琐事务、过度治理来加深治理人的过错吗？既然如此，想使天下不得安宁平和、安定太平，是不可能的。即使圣人死去而不说明这些道理，仍然像屏弃玄水、撤去疏越一样，谁能知道礼应当宁可俭朴、乐应当节制，以及返本复始的意义呢？圣人的话，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