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塘集卷十　　　　　　宋　袁说友　撰劄子

译臣私下看到，州县百姓有田产已经卖掉而税赋仍留在自己名下的祸害，官吏并非不知道，朝廷也曾屡次告诫，但始终没有形成可以革除这种弊病的办法。这是因为拥有田产的富民设法逃避官府征收，只希望在过割田产时得到宽免，因而隐瞒、漏报税赋。官府看到税赋尚未过割，便追呼催督，却只追及卖田产的人；那人当时既然已经把田产卖给别人，本来就是迫不得已。如今又没有这份田产，却要缴纳这份税，犹如践踏别人的田地、夺走别人的牛，祸害更加严重。即使卖田产的人到官府陈诉，而追捕押送、出入官府的费用，已经不少于代为缴纳税赋的费用了，这难道不是使百姓更加困苦吗？这是祸害百姓最大的一项事情。按照法令，每三年进行一次推排，这正是祖宗想借此革除田产已去而税赋仍存的弊病。因为一经推排，凡是某项田产已经离开哪一家、某项田产已经归入哪一户，都会一一查明。田产既然明确，赋税自然确定，哪里还会再成为百姓的祸害呢？如今各县通常都前后推托，有的以灾伤为借口，甚至有经过十年、二十年而一次也不推排的。这样的事情不加治理，却喋喋不休地说“我正苦于田产已经卖掉而税赋仍在”，岂不是糊涂吗？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施以仁慈，从今以后制定为固定制度，天下各县都必须每三年推排一次。等到知县任期届满时，由州府在本官的印纸上注明任内曾经推排还是未曾推排，并结罪作保，明确批报上去。如果任职三年而没有推排，等到到吏部报到时便予以取勘。如今还有任期尚余两年的人，也一概以三年推排一次为标准，各自在任内按年计算，便可以查明。即使是灾伤年，也必须达到八分以上，才可以免除推排。这样或许一实行这项法令，田产和税赋自然就会清楚，卖田产的百姓不至于更加困苦。关于宽恤茶商的札子 臣认为，近来两路的盗贼都出自茶商，因而形成聚众呼啸。这些人本来也是良民，难道愿意流落成为盗贼，自取死亡吗？一定是有极大的不得已，起因于贫穷，才走到这一步。朝廷应当讨论两路茶商的利弊，稍加宽恤。恐怕有些事情对公家有利而对私人不利，有些是利益过多而茶户反而不能靠此自给，有些是禁绝没有办法，却徒然严苛虐待而伤害茶商；以及茶引价格的高低、胥吏的索取、巡捕无休止的邀求、州县额外的科派骚扰。凡属这一类事情，都应降下明诏，命令两路茶盐司与帅臣共同衡量形势，详细研究利弊，务必做到公私两便，使茶商能够安居营业，而公家也不失去应得的利益。并命令把各项条款统一列出，具文请旨施行，选择其中确实可以长久实行而又便利百姓的，迅速下达执行。这样或许可以稍稍安定茶商之心，暗中消除他们盗窃作乱的念头。关于禁止销金的札子 臣私下考虑，京城富庶，风俗容易趋向奢侈；其中如果有人奢侈过度，销毁金宝，上下都习以为常，毫无限制，长久不加禁止，实在是对财宝的严重损害。臣恭敬地看到，销金衣饰近年屡次由有关官署加以禁止，但往往法令稍一宽松，随即就放任松弛。近些年来，这种奢侈日益盛行，豪贵之家固然习惯如此，下至稍有财力的平民，也无不争相用销金作为装饰，已经不只是倡优服饰僭越了。如今京城以销金为业的，不下几十家，货物充斥，沿街相望，日积月累，毁坏的金宝哪里数得清？这岂只是上下僭越制度、奢侈成风，有损于美好的风俗而已；国家的金宝也日销月减，再也无法收拾，实在不是小害。臣仰望陛下亲自奉行俭约，为天下先，哪里能容许百姓习惯奢侈，毁弃珠宝到这种地步？臣恭敬地听说，祥符四年诏令：后苑使用销金的人一律刺配；祥符八年诏令：内外朝廷都不得穿着用销金、贴金、缕金、间金、戭金、圈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金、影金、盘金、织金、金线等装饰的衣服；凡属装束衣服，都不得用金作装饰，犯人、工匠以及受牵连的人一并从重判罪。绍兴七年，高宗皇帝宣谕说：“销金的法令禁令非常严格，其中有人穿着销金衣服的，罚俸三个月。”淳熙十一年，朝廷曾下札给本府，严令实行禁止。本朝法制的严密，大概就是如此。如今这种风气日益盛行，再禁止已经太晚了。臣愚昧地希望圣上裁断，下札给本府，实行祥符、淳熙年间的制度，明确列出项目，严格加以禁止。还请求陛下仰体绍兴年间的旨意，从宫禁开始，以身作则，给百姓作先导。这样或许法制一定能够施行，爱惜金宝以抑制僭越奢侈，使风俗淳厚，臣将不胜荣幸。辞免知潭州札子 接受诏命之后，臣惶恐不安，抚摸自身，震惊畏惧。臣伏念自己本是一个书生，遇逢盛世，脱离州县，早年得以进入朝廷行列，后来历任内外职务，将近四十年。长期处于盈满之势，却从未有过补报，晚年又蒙陛下特别知遇，得以玷居二府。然而臣的才干与职位不相称，自取罪责。圣度如天，允许臣归返田里，正准备反省过去的过失，安度余年，哪里敢有丝毫突然获得荣宠的希望，却忽然又承受诏命，提拔为一方帅臣？恩典出于非常，臣惶恐局促，无地自容。再想到臣已经到了日暮西山的晚年，疾病不断侵袭，岂只是筋力已经疲惫，连心志也已经衰退了。臣自我估量，过去对外所能做的，不过是奉行、宣达圣意，求得对百姓有些功效；对内所能做的，不过是早晚讨论政事，辅助国家政论。考察已经试验过的事情，竟没有一件值得记载。如今如果贪图进用而不知道困难，必然占据不相称的位置，直到身陷危境才停止。何况长沙是重镇，控制着重重湖区，必须有一向著名的威望，才可以折服远方的敌冲；必须有长久建立的德望，才可以安抚远方的风俗。像臣这样衰老、谬误而又没有武略的人，凭什么能够仰承使命？况且如今的州名，正与臣曾祖的名字同音，在称呼之间，情感和礼义都感到不安。因此应当请求控辞免除。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念及选择守臣极其困难，而谋选帅臣尤其重要。统辖十州的重镇，哪里容得下不合适的人？请收回这项错误的恩命，另行选择贤能的州牧，以惠及远方，这样或许可以免除因臣误事而受诛责，也可以慰藉一道百姓的希望。再次辞免潭州札子

译温厚的诏书发布下来，臣危险惶恐的内心更加震悸。臣私下认为，用人之道，必须衡量才干后再授予官职；侍奉君上的忠诚，应当看到事情可行之后才进言，希望这样上面不至于滥施恩赏，下面也能够建立功绩。像臣这样愚昧的人，涉历世事而无所用处，只是因为遇到千载难逢的盛世，错误地蒙受三朝特别的知遇。光宗提拔臣进入四禁之联，陛下又使臣位列二府。才器已经装满便随即倾覆，疾病已经形成便必然危险。皇上慈悲，宽免臣尸位之罪，使臣均沾闲逸，得以奉身退去。刚刚经历东春的律管，忽然又承受南夏的帅印。想到自己衰老多病的暮年，哪里能够胜任藩镇宣抚的重任？怎么敢忘记再次烦扰圣听，仰叩九重宫门？况且臣近来辞免京口的任命，随即接受祠宫的命令。如果连前一天的任命都不接受，这实在难以违背最初的心愿。想到小人的过错必定会文饰自己，又恐怕再次招致清议非难。臣愚昧地希望皇帝陛下察知臣发自内心的恳切，怜悯臣在仕途末路上的艰难，不妨收回成命，并且用来慰藉湖湘百姓的希望；让臣仍旧奉祠，臣发誓更加坚定供奉神祠的诚心。知平江府乞请奉祠札子 臣伏念自己出身书生，起初就缺少才干和声望。近年蒙恩出任外职，十四年间，三次掌管近郡，两次担任京畿节度。去年二月，才被授予吴门的职务。任职以来，如今幸而考绩已经记满。只是郡中事务繁多，支用调遣浩大，即使政事才力有余，也尚且应接不暇，而臣才力微薄，承担这样的职务，犹如蚂蚁背负大山；鞭策疲弱的劣马，想以勤劳弥补拙劣，早晚都战战兢兢，常常害怕荒废职守。恰逢年成丰熟，百姓安居乐业，盗贼绝迹，狱讼稀少，上供和支费全都办理完毕，百姓彼此相安，确实没有什么规避之事。只是臣才具平庸，心力短弱，错误地承担繁剧的郡职，年齿和头发又突然衰老。从冬天到现在，惊悸盗汗；福气过盛反而灾祸发生，近来又失去了儿子，忧伤之余，支撑应付更加困难。近来已经幸而有了替代者，如果不向朝廷陈诉，知难而退，仍然勉强冒险任职，必定会跌倒失败。臣冒昧希望朝廷特别允许敷奏，请求一次宫观差遣。知临安府乞请在外待阙差遣札子。臣伏念自己只是一个庸碌书生，毫无一技之长，在内外奔走，已经将近三十年。平日只知道奉行法令、恪守职守，以此遵守做官的箴戒，偶然所任的官职，也没有很快招致谴责。近年来竟蒙朝廷误认为可以任用，繁难的重郡都承蒙委任。京城事务浩繁，又让我暂代职务，跻身九卿班列，实在超过本分很多。到任以来，已经一年五个月，只知道竭尽疲弱之力，希望能略见成效，但技穷才拙，心力已经耗尽，对国家没有丝毫补益。实在因为京城是天下重地，责任不是其他郡可比，精神用在繁杂事务上，忧患和责任集中于一身，只怕早晚之间稍有不及，终日惴惴不安，身心都已疲惫。由于这个缘故，脾泄之疾近来又加重，惊悸、健忘也更严重，更加费力支撑。暮年渐渐逼近，顿觉憔悴。如果冒昧长久任职，不知道保全自身的困难，最终失败之后，徒然后悔也来不及了。况且如今本郡大体免于荒废松弛，确实没有别的推脱理由，臣希望朝廷特别允许敷奏。念及臣多年担任繁剧职务已经很久，衰弱的身体筋力已经衰退，请改授在外待阙的差遣，使臣稍得休养，臣将万分幸运。日后如有驱使，臣不敢推辞。辞免直显谟阁知临安府札子 京城事务浩繁，不是其他帅府可比。往日提拔任用此职，必定要选择有禁中任职经历和长期声望、才智最为优异的人，才可以胜任。如果一旦滥加授予，就会因地位和声望不足而无法镇压，因才智低劣而在治理安抚上发生错误；对上辜负委任，对下招来谴责。像臣这样，不过是从书生中奋身而出，没有其他才能，过去所做的事情，也不过是读书作文罢了。渐渐蒙受推拔，多次更换繁剧职务，只能用勤劳弥补笨拙，仅仅免于荒废职守和获罪。去年夏天承蒙恩召，不久又被安置在都司，偶然脱离州县文书事务的责任，正担心自己丝毫没有补益。如今京城这个繁剧职位，又把文臣谋略之职一并加在臣这种孱弱庸劣之人身上，臣惊惶失措。再想到臣才具平凡，心力短弱，而且官品卑下、地位低微，别人防备臣，声望又轻。不仅治理繁剧、裁决复杂事务必定不能胜任，即使抑制强者、扶助弱者，也尤其困难。身居官位而行事，哪里会没有触犯怨恨和招致诽谤的地方？一旦把这些危机集中到孤单的臣身上，就像用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必然会倾覆。知道困难而退避，在道义上正应当竭力陈述。况且臣寓居湖州，也有少量田产，按法令应当回避。希望朝廷特别允许敷奏，迅速收回成命，使臣仍居原来的班列，另选一时贤能的州牧人才，以符合朝廷谋选帅臣的意旨，臣将不胜荣幸。辞免知隆兴府札子 臣恭敬接受舜帝般的诏命，但尧帝般的应允尚且未下；如今又担心蒙受改任别地的恩典，怎敢拖延向上天恳求？臣恭敬承受圣上的训示，不得再次辞免，实在是因为自量本分而又侥幸逾越，心中不能自已，只得再次严重烦扰圣听。臣本来平庸，蒙陛下从禁中任职中拔擢，置于执掌政权的府署，圣恩与天一样广大，但臣的力量却不能胜任。罪责已经累积到极点，即使万死也不能赎罪；刚被投置闲地，只过了半年，南方夏地选择守臣，忽然又蒙简拔，实在不是臣所应当占据的位置，内心深感战栗，屡次触犯天诛。臣期望赐予收回成命，哪里敢说这是皇上的慈悲？圣上既然没有让臣承担实际职务，仍使臣窃居闲散俸禄，又让臣改任邻近藩镇；接受诏命时惊惶不已，感激深重以至流泪。不只是臣的心力已经衰败，如同疲弱的马，无法再受鞭策，必定不足以承担统辖十州的重任；而且陛下眷顾臣这个簪履之臣，将臣从远处调近的意思，更不是一个罪过丛集的人所能承当的。只是恐怕江湖襟带之地正是如今的乐土，哪里能容许才力绵薄的人冒居其位？臣俯伏抚心自问，如同面对深渊山谷。臣愚昧地希望皇帝陛下赦免臣三次烦扰圣听的僭越，怜悯臣一片诚心中的愚昧，并且暂且让臣安居丛祠，以安定晚节，特意收回这次知隆兴府的恩命。这样或许授受、进退都不违背舆论，臣将万分幸运。代人辞免授兵部尚书札子 臣听到命令来自上天，惶恐得无处安置自身。臣私下认为，六卿各自统率所属官员，这是分掌职务中最为重要的安排。五种材质都不能替代兵器，掌管军务尤其重大。正当圣主聚集功勋、建立事业之时，实在是小臣竭尽劳苦的时候。若没有杰出的人才，哪里能担当重任？臣伏念自己遭遇最为奇异，实在侥幸太多，长期试用却没有功绩，越级任用又过于仓促。起初只希望凭一方任职来效力，最终又能做成什么呢？哪里敢料到九重宫中的特别恩典，反而更加宠信委任？近来骤然进入法从之列，随即在行都担任尹正。奔走办事、追求功绩，虽然谨慎守持公忠；揭发奸邪、查捕隐伏，终究没有弹压之劳。臣久久担心盈满之灾，多次上书请求退居闲散。臣又有负薪之疾，已经准备背负行李退去。尚且没有得到痊愈的答复，却又承受任命文书。周代大司马掌管九伐之法，唐代太常伯专掌五兵之权，哪里容许臣这样的人轻率冒充而接受此项选任？伏望皇上明察一切，圣德兼容并包，体察臣作为心腹之臣的真诚辞意，收回诏书已经形成的命令，使臣安守愚分，免得招致烦扰议论。代人再次以同样理由辞免札子

译答允的诏书还没有颁布，臣惶恐得无处安置自身。臣伏念自己才质浅薄，生逢清明之时，在州县任职三十年，已经辜负了壮年时所学；又历任内外数职，哪里敢推辞只求把事情办完的痴心？只是衰颓的年纪已经逼近桑榆晚景，仕途末路还要玷污荷囊之职。如今又在朝廷受恩，命臣代理夏官之职。请求离去反而得到升迁，几乎像鄙陋小人害怕失去富贵；以退为进，实在不是臣这样卑小的人敢做的事。臣只得冒犯近在咫尺的天威，恭敬地再次陈述烦扰之意。臣把荣宠当作畏惧，只希望圣上满足臣的愿望。伏望陛下扩大临下察情的明察，体察臣发自内心的请求，务必根据人的才干授官，希望收回成命不要有所嫌疑。这样不仅不至于连累朝廷，也或许稍能逃脱清议的谴责。东塘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东塘集卷十一　宋·袁说友撰 讲义 讲学 臣恭敬地听说，太宗皇帝对李至说：“朕这些年来没有别的爱好，只喜欢读书。”用来鉴戒古代的成败。仁宗皇帝对辅臣说：“近来讲读《诗经》，看到《国风》中多有讥刺，可以把它作为鉴戒。”高宗皇帝对赵鼎说：“朕居住在宫禁之中，自有每日的功课，早晨阅览奏章，午后读《春秋》《史记》，夜间读《尚书》。”又说：“有帝王之学，也有士大夫之学。朕在宫中没有一天荒废学习，只是推求前代古人治国之道中适合今天的，设法施行罢了，不必专门摘取章句来作文。”伟大啊，祖宗用来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难道一定来自学习吗？这确实是本朝传给后人的家法。臣仰望皇帝陛下，聪明睿智出于天资，历数归于自身，承受上天成为天子。登基之初，恭敬沉默地执守祖宗的法度，谨慎勤勉地尊崇父亲的奉养，倚重大臣，征召人才，扩大言路，广泛求取直言，这些都是陛下过去讲学的功效。它表现在初期政事上的，已经足以慰藉人心、符合众望。然而自古圣明君主处理政务，希望修身求治、达到太平，没有一件事不是由于学习。何况陛下刚刚即位，更应当把讲学放在首位。自古圣明君主进德修业，终身奉行，从来没有一天敢忘记学习。何况陛下正值盛年，更应当把讲学作为急务。陛下所谓讲学，是要学习之后把所学落实到治理天下国家上。本朝吕公著曾说：“天子的学习与普通百姓不同。分析文字、讲求声律章句，是世间儒生用来求取利禄、取得科第的，君主不应当学习这些。君主所应当学习的，是观察古人的用心，讨论历代帝王兴亡治乱的事迹，寻求建立政令、处理政务的要领，讲求爱护百姓、使万物受益的方法。”吕公著的话，确实是君主讲学的要旨。如今陛下上承宗庙的托付，下慰四海的瞻望，万事得失的开端、一念趋向的根本，稍有不到之处，就会成为安危的根基。因此君主最应谨慎的根本就在一心，端正内心的根源，实际在于学习。所谓道，是通向治理的道路，只有学习之后道才能明白；凭借德行施行仁政，才可以成为王者。只有学习之后德行才能增进；审察为政的道理，不学习凭什么通达道理？用义来裁断事务，不学习凭什么遵循义？古今有兴亡，有成败，学习之后才知道兴亡成败的根本。天下有利害，有治乱，学习之后才知道利害治乱的原因。君主有讲学的功效，就能明白道理、增进德行，通达事理、遵循正义，国家便可以成就、兴盛，享有利益，享有安治。君主失去讲学的益处，就会昧于道理、暗于德行，违背事理、背弃正义，以至于灭亡、失败，承受祸害，承受混乱，这是必然的事情，没有什么可疑的。陛下过去在朱邸时，本来已经亲近各位儒臣，从容地讨论讲习，凡是他们启发、充实圣心，培植学习根本的事情，可以说已经竭尽全力。因此陛下对于道德、理义，必定已经能够洞察通达，知道它们的根本；对于兴亡、成败、利害、治乱，也必定已经能够深入探究，知道应当畏惧什么、仰慕什么。陛下天生聪明，非凡人所能及，讲学的益处已经日久；但既然承受大宝，天子的学习与当初潜居藩邸时的情形不同。因此臣冒昧认为，陛下如今应当实行的讲学之事，大概有五条。第一，凡遇经筵讲读，陛下如果有意思尚未明白的地方，就详细询问，一定要到完全透彻、深刻明白之后才停止；还要同讲官反复询问辩难，使他们启发圣心，知道应当鉴戒；也不要因为其他事情而中止讲习，不要因为讲官的话违逆心意而厌倦听闻。如果只是沿袭旧例，完全没有上下议论的益处，那么即使在陛下面前积年累月，也一定没有益处。第二，按照经筵的惯例，通常在朝廷退朝后入内讲读。陛下刚刚结束朝会，圣体难道不会稍有劳倦吗？仓促赶赴经筵的儒臣，只能勉强完成讲读，没有时间反复推演、辨析讨论；君主只能勉强把事情办完，也没有时间询问、咨访而得到补益。讲读成为空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希望颁下圣旨，凡遇讲学之日，都等退朝、进膳完毕之后再入讲；这样下面可以从容地阐发推演，以充分进行议论，上面可以再三询问，以弄清尚未明白的地方，那么讲读之官就不会徒然设置了。第三，臣听说经筵目前正讲《春秋》《通鉴》《三朝宝训》。陛下刚刚登临帝位，把政务委托给大臣，既然没有其他事情扰乱圣心，就应当增加一两部经书，轮流进讲。《尚书》一经，字句都说明治乱安危的根本；仁宗皇帝的训典，件件都是后世子孙应当遵循的法则。希望增加这两部书，以充分发挥讲学的作用。第四，讲官在宫中值宿，祖宗本来是想在夜间召见儒臣，广泛向他们询问；光武帝讲论经义，直到深夜才睡，大概也是出于这个意思。希望陛下遇到讲官值宿时，就赐予召对：或者把白天讲读而尚未明白的地方，再让他们详细解释；或者陛下亲自询问古代治乱兴亡的根本，使他们启发、开导圣心；或者陛下对万机事务有疑惑而尚未决定的，也借此咨询，使他们推诚进言。这样专心于学习，学问的力量就会日益增长。第五，自唐虞三代以下直到唐末，古代帝王正统相传，其中君主有贤善的，也有不贤的；治理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大约有一百多位。陛下每逢进讲，或者讲官值宿时，可以从古代帝王中选定一位，让讲官撰写一篇论说。凡是该君主的善与不善、他的治理成功与失败，都详细加以议论，接连进呈。陛下阅读这些论说，好的作为法则，坏的作为鉴戒，汇集成一册，常置身边。如果圣意有尚未明白之处，就在经筵夜间召见讲官时，再命原先撰写的讲官详细开说。不出几个月，古代帝王的善恶得失全都呈现在陛下眼前，就可以作为法则和鉴戒了。以上五条，都是为了讲学而提出的。希望陛下上法太宗、仁宗、高宗圣训中勤于讲学的做法，下考察吕公著所论圣学的要旨，无论在经筵讲读之间，还是在白天黑夜读书之时，都不从事空文，而努力求取实学。这样圣心就会融通明澈，圣学就会高明，圣德会日益更新，圣治会日益兴盛；施行于政事，没有不是有所得而无所失的；落实到事业，没有不是有利而无害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差错，陛下自己也不肯造成；哪怕一句话的失误，陛下自己也不肯说出。事事都合乎尺度，物物都合乎条理，直到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多次召见儒臣、尊敬礼遇正直的议论，那么中兴的功业、太平的治理，确实可以拱手等待了。臣出身寒微的儒生，侥幸得以列于从臣之中，论思进言，是职分所在。瞻望圣明初临之时，不敢进献无益的议论，专门以讲学一事献给陛下。伏望圣明认为，当今最急迫、最优先、最切要的事务，没有比讲学更大的了。务请深思并努力实行。昔日傅说告诫高宗说：“始终牢记以学习为常法，德行修养自然不知不觉地完成；以先王成法为鉴，就能长久不犯过失。”臣拳拳进奏的，只希望陛下加以思念。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