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塘集卷十八

译绍兴府进士题名记 《晋史》说，会稽有美好的山水，名士大多居住在那里。王羲之晚年渡过浙江，于是产生了终老于此的志愿。顾恺之说，这里千岩万壑，争相呈现秀色，竞相奔流；而当时的人物如孙绰、李充、贺循、许询等人，也都凭文学技艺冠绝天下。我小时候读史书，长大后出仕，认为如今的会稽实际上拱卫着行宫，在东方做官而拥有职位，大概没有什么困难，也差不多可以见到所谓以山水闻名天下、人物风流盛美的景象吧？然而我像漂泊宦海的浮萍，直到三十年，志愿仍未实现。淳熙十六年春，我有幸乘驿车来主管仓务，于是登上秦望山，探访禹穴，认识了它曲折盘绕、雄浑广大的景观，又得到它温厚纯美的气韵。这里聚集灵秀，仿佛云气运行、河川流动，孕育酝酿之后，发而成为英杰，理应有独盛于当世的人物。宋朝崇尚儒学、尊重文教，看重古代的传统；而东南一带儒学风气宏大盛美，会稽最为突出。杜祁公凭道德、文章、功业、操行成就，能够辅佐昭陵，德泽在生民，功勋在史册，足以作为万世的仪范而传给后学。比如顾公主管北门典制，陈公在中司执掌法令，傅公墨卿居常伯之位，石公景略都凭文学冠绝春官；夏公噩、齐公棠都以贤良应试大科，傅公菘卿凭文艺成为舍选第一。儒学英秀上下相抗，这难道不是山川腾跃奋发所蕴藏的气象，也是雄深秀丽之气所钟聚的吗？建炎初年，六飞渡过长江，曾经驻跸于越地；如今越地成为陪都，大概就是古代的三辅。山川所形成的形势，风俗教化所渐次施加的影响，以及这里儒学风气和士人学业流传显著的盛况，更加昌盛宏大，实在不是其他郡所能比。王公佐、詹公骙在二十多年间前后相望，都凭宏大的策论冠绝众士。石公辙因奏对蒙受恩典而取得魁选，莫公叔光凭宏博科考中两科；而每三年大比，在太常赐第的约有十多人。连续考取词科、兄弟叔侄接连登第的人，又间或不断出现。人物的茂盛，实在形成了士大夫的盛世，这大概也有以此为开端的原因吧？郡中前代进士石朝英、陆洋、张泽等辞谢而告诉我说：‘越地的山川，有郡中的图志记载；越地的名卿大夫，有国家的信史记载。至于我们，难道没有等待被登载的资格吗？然而乡里的宗族老人却担心后来的学者没有听闻这些事。人渐渐远去，也渐渐消失；事情越久，也越容易坠失，能够不使前人的事迹湮没的，实在少之又少。’石朝英等将要把本郡进士的姓名列在石碑上，并向府帅、阁学尚书王公请求，希望命令工匠凿刻石碑，安置在郡学讲堂，用来表示劝勉激励之意；但如果没有文章，这件事就不能流传，所以冒昧来请求您。我有幸奉将帅之命来到这里，越地到楚地确实多有才俊，又都是我亲眼见到、亲自认识的人，怎么能推辞？于是对他们说：读古人的书，学习当世的事业，难道只是为了取得科举等级、钓取爵位，在乡里夸耀荣华、炫示盛大吗？使君主受益、使百姓蒙泽、推行大道而惠及万物，实在都是从读书学习开始的。汉代设置科举考试，以官禄劝诱士人，史官讥讽这种做法。韦氏教儿子只读一经，志在取得青紫服色，后世也贬斥这种志向。士人的学问，本来就有长远而宏大的目标。如今皇帝登临大位，正逢兴贤举才的年份。越地士人正要仰慕前贤、追念往昔，接续贤人的足迹，振袖承继流风，难道不应当思考那长远而宏大的目标吗？虽然如此，越地有六千君子，古人说他们有志向、有操行，犹如齐地的士人、吴地的贤良。唉！千年之后，这里一定还有继承前人而保持盛美的人，我还要拭目以待。题名始于庆历二年；在此以前的，考察登科记，乡里姓名多未记载，因此不予收入。而杜祁公是大中祥符元年甲科第四名进士，这件事大概可以考证。泾县尉防壁记 州县职务中，最为卑下而劳苦的叫作尉。尉并不是能够使别人卑下，而是人们轻视他、他自己又无所作为。尉与百姓相亲近，彼此相安。相亲近，百姓就听从他；相安宁，百姓就喜欢他。不亲近就会违逆，不安定就会忧惧。担任尉而不是合适的人，怎么可以呢？如今却说‘人们轻视这个职位，而我不去做’，唉！尉这个职位确实可以被轻视了。杨君堪奉刺史之命，暂任泾县尉；他胸中积蓄深厚而纯粹，于是肯把自己寄托在尉的职分上，为使百姓相亲相安而做事，以小规模施展自己的学问，也已经很贤能了！凿石记载前人的事，记下这座防壁以告知后来者，这是重视尉这个职位，并不是重视文章。

译池州弄水亭记 淳熙七年四月十日，池州弄水亭落成。郡太守袁某作诗，带着酒召集宾客僚佐来为它落成。这里保存了古意：长江以东、池泽上游，山川融合而高耸，险阻成为防守扼制之处，若从古代的形势看，它是一个国家。这里层层岩石、绝壁峭立，变化多端；风月盘旋聚集之处，溪流水湾回旋曲折的景象，从前也早已闻名四方。唐代二百年间，郡中刺史多是当时的名公；至于诗人雅士，游览登临，饮酒吟咏、情意缠绵，都自然心满意足，想要终身居留于此。他们所遇到的景物，足以激发兴致。李太白傲视一世，胸襟气度飘逸放达，不容易亲近；那么他为什么又如此深情留恋呢？《秋浦》诗、《白笴陂》诗中，那种爱赏、悲歌的情怀，后世传诵不绝，意思是说池州并非人间俗世。后来有人在秋浦胜地建亭，取太白《秋浦》诗中‘饮弄水中月’一句，以‘弄水’命名。会昌年间，刺史杜牧写了两首诗，诗中说草木华丽如织，风露光洁，山溪幽深而足以赏玩，四季各有不同的情趣，亭子实在承受不住这里的景色。然而岁月已经久远，山陵溪谷终于变化；古今时代不同，名实之间也发生了错乱。何况只是这座亭子呢？唐代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亭子的实体无法恢复，而亭子的名称或许还能保存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在这以前，绍兴八年，郡中长官曾恢复旧日景观；旧址在今天青溪桥的西南岸，土壤倾塌，荒草蔓生，成为污池，旁边又有佛寺，触目都是荒芜毁坏的景象，无法凭旧事考察。只有莲浦也已凋谢冷落，大概就是杜牧所说的‘飐滟翠绡舞’，如今只能看到它细微的遗迹。于是只好因循简陋，在南城之外，沿西墙刚走十步，面对清溪建亭；但地基非常低洼，屡屡被水压坏。淳熙四年，郡中又改建重修，累石筑土，不再担心水患侵入居处；不久却全部毁于大火。又过了三年，我来任郡守，诵读太白、杜牧的诗，想念他们高尚的风度雅趣，多次想到这个地方，感慨再也见不到两位贤人。假如沿用旧名而保存大概的意义，不也可以吗？于是便依照旧址规划重建。亭子墙面朝北，和溪山很不相称；又受狭窄土地限制，设施安排不合适，于是扩大地基、架设屋宇，把中部向南建成三间大亭，高二寻；轩廊屋宇前后相通，映照辉映，接连砌成台阶，像磨刀石一样平整，不拘泥于高低；厨房驿舍都有油漆装饰。只从亭子东面修桥，共有十一根柱子，转向北边，到南城门为止。齐山屏障在前，九华山翼护在左；清溪俯流，不快不慢，荡漾潺湲，迫近岸边却不敢越过；风光日色凝聚秀美，波光层层相接，几乎连眉毛胡须都能照见。西面有一座飞桥，长三十丈，于是依旧修葺它；垂下的彩虹和倒映的影子，又将与松江的景色相媲美。工程始于三月五日，一文钱也没有向百姓收取，朽木和木材的工费全都核算价钱后支付。只用了四十天便停工，州里百姓也惊叹这里景观的雄伟奇特，竟能迅速出现在眼前。即使如此，也足以保存古意了。凭借亭子树立名声，沿着名称探究其中的道理，我不知道水是否也有像人的地方？水澄清它却不清明，搅动它却不浑浊；我知道心胸狭隘而污浊的人，将会在这水面前惭愧。水源深而流势长，波浪平静而光色清澈；我知道浅薄而浮躁的人，将会在这水面前惭愧。水对人有什么心意，而人却不能从水这里逃避反观自己？人和水有什么关系，而水却足以使人惭愧？太守登上这座亭子、玩赏这水时，难道一定有所取鉴于这水吗？如果不是这样，水啊，为什么还要观赏水呢？所以一并写下这些话，把它作为戒诫。惠补之樗室记 惠子补之建造了一间四面仅有一堵墙的小屋，把它命名为‘樗室’。惠子大概是喜爱樗树，并以樗树自况。有人说：万物因为有用而尊贵，没有用的东西没有比樗树更甚的；万物因为能够成材而获得称誉，不成材的东西没有比樗树更甚的。这是为什么惠子偏偏喜爱樗树呢？惠子读书三十年，睡梦中醒来，始终自然地以文章史籍为适意；居住在深山密林，不处于朝廷和市井之间，穿着宽袍大带，私下有志于遵循先生长者的习尚。又把剩余的精力用来放纵于诗歌、嘲讽和感怀之中；篇章联缀、句子辑合，意趣淡泊、辞藻雅正，常在乡里朋友中显现，时时足以抒写自己的风味。向上侍奉长官，父母也将近六十；向下又有妻子儿女的负累。惠子的才干对于当时来说，大概并不是完全没有可用之处。他又哪里能够自得其乐于无用，而想把车停在那臃肿的樗树旁呢？我说：万物不可以使它走到穷尽，而事物之所以穷尽，是因为以有用、无用作为名目。仅仅在名义上使用它，它就会穷尽；把它作为谋划的府库用于谋划，它就会穷尽；把它作为处理事务的工具用于事务，它就会穷尽；把它作为知识的主人用于知识，它就会穷尽。不然，难道一定要等到像楂、梨、橘、柚这样的树木，才会在剥削、辱损、折断、泄尽的用途上走到穷尽吗？君子之道，只致力于培养大的方面，其他方面无暇过问。颜回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似乎孤独地与众人不同；但如果让他三年之间使人勇敢，恐怕他的显著成就也不会稍有逊色。假使颜回有实际用途，哪里还能有这样大的成就呢？惠子以本性为根，以道为剩余，用文章作为枝叶，使之结成花果；弯曲了就扶正它，直倒了就使它站立；让它经受风雨而不折断，使它经历寒暑而不受伤。无用却能发挥作用，没有什么能使我穷尽；不成材却能成材，没有什么能拖累我。君子培养其大的方面，惠子喜爱樗树的道理，我确实知道了。我正漂泊做官而惶惧不安，在四方道路艰难、百般祸患之中勉强糊口，实在值得叹息。拿我和您相比，谁所得更多呢？您何不替我想一想？还来得及在树苗只有两手合抱之前给它培土、栽植，使它成长到您那棵樗树的样子，然后才可以。

译池州清净寮记 天下本来没有什么事，聪明人过分思察，愚昧人达不到而迷惑。既不妄察也不迷惑，天下的事情就安定了。我在州县做官十五年，曾经投身于胶着纷扰的地方，静下来观察它的变化。后来发现，繁杂的事情可以归为一类，纷乱的事情可以抽丝理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应当考察其中的道理，而不是纠缠于表面的事务。如今州县没有强壮的百姓，却有狡黠的吏员；没有笨拙的政令，却有被称作能干的人；没有使贫瘠肥沃的人心之别，却有把邻地当作沟壑来倾倒祸患的心思。天下的事情，正是从这里开始纷纷扰扰的，难道只是一个州县如此吗？我来任池州，池州百姓富裕却不能因此强盛，土地不足以扩大；贫民吝惜，耕作者困乏，大概都为衣食忧惧，没有空闲顾看官府，也畏缩不敢放纵。然而那些被说成好争讼的人，仍然能够用道理来约束，难道不可以用无事的方式治理吗？有人递上一张很小的纸，侧身站在台阶下，太守拿笔迅速写下判词，百姓得到答复就离去。郡中规定期限要求在任内办结，既责备自己，又以此责令下属办理，是非明白，百姓便退下听从。只是案件一落到吏员手中，便会使原有的判说枝蔓横生而难以穷尽，我不敢这样做。近些年郡国困于供应不足的，大概十分之七。池州就像小民之家，虽然居处、衣服、饮食似乎不足以振耀门庭，但父兄子弟还能够彼此期望得到一顿饱饭。既然身为太守，又何必求助于我呢？唉，难道果真不能在无事中治理吗？我既已了解池州的百姓，百姓也了解我的心意；上面有所作为，下面就响应，这边安定了，那边也安逸了。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事。过去曹参治理齐国，盖公曾说，治道贵在清静，这就是使天下归于无事的根基。一池水清澈，连眉毛胡须都可以照见；万籁俱寂，天机自然显现。清静的功效如此，又何必制造许多事情呢？于是写下这番话，并修葺郡治东面的屋舍，命名为“清净寮”。继此之后，它一定会比相国当年更加兴盛；只是我哪里足以预知这些呢。陈氏施田给道场山记 湖州道场山聚集了上万名僧人，过去因供给不足，僧徒只得乞食度日，钱粮有时宽裕、有时匮乏，年年忧愁恐惧，至于学业勤惰，也就无暇追究了。众人都以此为苦。近年来住山的僧人中，许多精通禅理、熟悉佛法，心中已有周密筹划，借助佛力来打动施主，于是肥沃的田地，愿意捐作佛供；收入的钱财，愿意购置良田。财富不断增加，供给充足，每天都有余力，禅学也可以专心研习了。淳熙丙午年，有保义郎、新监行在丰储西仓陈泌，施舍钱财超过百万，在路村购置田地一百亩，并告诉方丈随侃说：“每年九月十日，请为我设防阳供斋，请无碍僧为我的先室赵氏荐度，使她救脱幽冥之途；愿大师随侃欢喜忏礼，请佛作证。”又嘱托寄居湖州的袁某为此作记，说：“佛法传入中华，已有一千二百年；教化遍及东南，在两浙最为兴盛。湖州在吴地以西，丛林遍布山冈。如今道场山自唐代开山，精舍有千间，僧尼有上万人，早晚饭粥，粮食一点一滴积聚，年年都来不及供养，僧众因此叹息。怎样才能让大家吃饱呢？于是建立了这座僧伽寺。当时祖师依照规矩外出乞食，难道没有众生舍弃贪吝而布施吗？住山僧随侃宣说无上因缘，殿堂有供养，郊外有田地，谁还说难以供养呢？” 这确实是善知识。各方僧人纷纷归附，施主的布施像云一样聚集。仓官陈氏发起菩提心，购置田地一百亩，捐出百万钱财，一念之间熏修无漏善业，所以为我先室荐度，使她脱离烦恼、远离苦难。我听《圆觉经》以禾苗增长作譬喻，想到这片田地能够帮助她脱离幽冥；又听《楞严经》说蒸石可以成饭，想到这片田地能够成就他的善愿。向大众稽首：十钵一盂，结跏趺坐而饱食，当为幽冥之途赞叹。向慈悲的佛稽首：您已经灭除生灭，鉴察这片福田，愿您破除迷惑。山岭苍苍，田地丰饶；我为此事作文，借以安慰你的亡灵。序

译《择善易解》序 《易》这部书，与天地相准，经三位圣人增修之后才完备；学习它的人，可以因此少犯错误。它的义理宏大广博，幽微深奥，内含的奥秘难以显现；如果不是博学的君子、明白阴阳变化作用的人，哪里能够探究它的奥妙呢？过去王通在河汾讲道，推阐六经的奥旨，自称自己赞述《易》，只是传述而不发表议论。唉，王通尚且如此，不如他的人难道能说自己做得到吗？然而考察古代、验证当今，解释它的言辞、阐明它的义理的人，也已经很多了。京房、丁宽、梁丘、费直等人，都博通《易》道，在西都杰出地脱颖而出，可惜他们的著作散佚了。后来王弼、孔颖达又相继显名，他们的学说流传至今而没有泯灭。到了我宋朝，因为尊崇文治而兴盛，治理和教化日益完备；二百五六十年间，英才俊士、名闻天下的大儒接连出现，大多本于经书义理。像王、程、龚、耿几位先生，又都精通《易》，而且获得了其中的奥旨。唉，从古至今，阐明《易》的人不能说不多；然而我对此也不能不说几句话。况且《易》之所以成为《易》，不过是卦辞、爻辞、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这些合起来成为《易》，全都是圣人所作。即使其中的旨趣意义微妙深奥、难以阐明，也不过是一种说法罢了，何曾会有两种呢？无奈古今学者大多搜求奇异，各自坚持一种说法，想要不同于他人，以施展自己的学问；于是有故意提出奇异言论、纷纷不合于理的，也有违背义理的，终于使圣人一部经书的意义杂乱不明，后来的学者从此无所依据。况且“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这是《讼》卦九四爻的文辞。王弼孔氏解释说：“争讼既然不能取胜，如果能够返回根本道理，改变先前争讼的命运，就能安居守正而获得吉祥。”这是一种说法。东坡解释说：“九四所应当得到的，只是初六；它靠近九三却强行求取，所以也不能争讼取胜。然而它与初六有应，就去取得自己命中应得的东西，自行改变而安定其政事，于是不会失去所拥有的东西。”这是第二种不同的说法。至于伊川解释说：“九四以刚阳居于健体，没有同它相敌的对象，于是争讼无从兴起，所以不能争讼取胜。它以刚健之性而处不中之位，所以喜好争讼。如果知道义理上不能争讼，反而归于正理，改变作法而安守正道，就会吉祥。”这是第三种不同的说法。至于耿氏解释说：“九四不能争讼，是以刚强去争讼柔弱；按义理本来不能争讼，因而返回，听从九五裁决者的命令，改变作法而安定下来就吉祥。”这是第四种不同的说法。一爻的文字不过几句，意义也不过一个罢了，诸位儒者解释它，却各自树立异说，仿佛圆帽和方鞋彼此不相称。圣人作经的本意究竟在哪里呢？由此看来，各家解释相互不同，也就不言自明了。我曾经寻求诸儒训释的文字，以探求其中的奥义，看见他们彼此对立，议论纠纷，不能归于一处，搅乱了心中所想；于是选取那些合乎义理、明白道术、优于其他解释的说法，汇集成一册，希望可以使议论归于一致，也使我的心志归于专一。否则，究竟该相信那一种，还是该相信这一种呢？后世长期不能统一，危害难道会小吗？虽然如此，我的学问不如别人，又怎么能看出众说的是非呢？但我曾经在父亲那里受过教诲，所以对此不自我谦逊退避，而是选取其中恰当的说法汇集起来。我想后来的君子得到这部书来阅读，就会知道我编集它时并非妄加混乱。至于《春秋》这部经，是圣人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的书。左氏自作传，公羊、谷梁又各自作传，后世学者把它们同六经并列看待。唐代卢仝以学问高出世人，专心研究《春秋》，于是束置三传，独自抱持那部遗留的经文，难道不是厌恶传注之说穿凿附会、没有根柢，所以有所激愤才这样说的吗？卢仝完全抛弃三传，只以经文为宗旨；我寻求的是阐明经义，却不敢把各种解释全部废弃。我的学问确实比卢仝低一等。然而汉代刘歆说，学者相信口头传说而背弃传文，这是相信末代老师而非古人的说法。秦火以来，残缺的篇章断简，幸亏还有保存下来的，正是传说的功劳。有人如果一定要把它们全部废弃，只独自探求微言大义，那么在残朽破碎的遗存中，也实在很难做到。何况支离分歧的弊病，难道不比残朽破碎更严重吗？那么这部书，是会获罪于我，还是会理解我呢？一定会有后人评定的。否则，儒者把六经奉为准则，却累世不能通晓其中的学问，终身不能穷究其中的道理，那么太史公所说的深忧就出现了。孔子曾说：“多听，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多看，并且记住它，这是次一等的知。”我因此把这部书命名为《择善易解》。

译《成都文类》序 天地的奥秘收藏，显现出来便成为名山大川；山川的秀美灵气，得到验证便成为文章华采。二者彼此抗衡而共同发扬光明。两京三都的赋，摹写天地，描绘山川，彰显道德，光耀天庭，润饰金石，和谐如《韶》《濩》之乐，与天地造化一同运行，在宇宙之间显得盛大。千百万世之后，人们之所以知道两京三都，正是因为这些文章。既然如此，天地山川难道可以没有这些文章吗？这些文章又可以不流传吗？益州是古代的大都会，有雄奇的江山，有兴盛的文物，奇观绝景、仙游神迹，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骚人墨客，探寻奇景、吐露芳华，声名流布、文章畅达，散落在人间，哪里能一一数尽？这些事情，我来到这里三年，也已经大略见到了。有人说：两京三都因赋而流传，假如没有文章流传，这些地方的文章就湮没了。那么自汉代以来，那些以益州为题材写成的文章，如今难道唯独不能流传吗？有益州，才有这些文章；这些文章流传，益州也就流传了。于是嘱托属下文士，搜集地方文献，汇聚各种碑刻记载、流传于世而脍炙人口的作品，以及友朋文士所见所闻；篇幅宏大雄健的文章、精美华丽的辞句，凡符合文章法度而极尽光彩的，凡是因益州而闻名的文章，全都登载汇辑其中。从汉代以下开始，直到淳熙年间，共有文章一千余篇，分为十一类，编成五十卷。益州的文章，这就更加完备了。唉！后世士人难道没有像司马子长那样，泛舟湘水、沅水，经过巴蜀，略览邛筰的吗？难道没有像杜少陵那样，登上瞿唐，经过巴、梓，写赋咏雪锦的吗？又难道没有像田游岩那样，从西蜀出发，经过荆楚，流连于山水之间的吗？假如能有像这两三位先生那样的人，来访察这个益州，披览这些文章，那么就会知道，在天地清宁、开辟运行、极其广大之中，有一个所谓蜀；在蜀六十州、绵延五千里的范围内，有一个所谓益；在益州这个无量之都、江汉灵秀汇聚之地，有一个所谓文章。它难道不就在这部书中吗？这部书如果能够流传，差不多就可以不辜负益州了。庆元五年二月十五日。《成都志》序 成都，是蜀地的大都会。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名称和物产，正如周代大司徒、职方氏所掌管的那样，应当有地方志来告诉后人。过去历任郡守也各自登载记录。唐代白敏中首先编成《成都记》五卷，本朝赵清献公编成《成都古今记》三十卷。前后相隔如今已有数百年，山陵与深谷的变化已经不同，事物也随时代一起湮没、废弃、增加、损益，而且还没有停止。后来有人续写记载，但汇集前后资料，各自制定体例，彼此重复、互见，所听闻的异同，几乎已有好几部书了。读者不能再一眼看完全部，有人以此为苦。我来此任守一年多，闲暇时宾客中有人说：“如今天下各郡国都有志书，唯独蜀地这样的大都会却没有完备的志书，实在是文献上的缺失啊！”于是命幕僚搜集编次，以白氏、赵氏的记载为基础，又从续记诸书中增益枝叶，剔除繁杂，考核事实，订正不合之处，并补充其中尚未完备的内容，分条汇辑，仿照古代志书。凡山川地域、人口、贡赋、古今人物，以及上下千百年间的因革废兴，都汇聚在这部书中了。虽然如此，我私下对此却有所感慨。这个地方，过去风土富饶繁盛，百姓生活富裕，从志书中考察就可以看见。如今里巷没有富贵大户，田野没有富足百姓，商人多已贫困断绝，耕作者有一半在辗转迁徙；上面不能使公家充裕，下面又不足以供给上面。这样昏昏然地消耗自己的膏血，如同用火焚烧却自己不知道，难道可以吗？圣明的君主在上，顾念并忧虑西南地区，每天商议如何宽减百姓的输纳，免除估税，培植百姓的元气，并医治他们的沉疴。这部志书将来又会把宽大的诏令、什一之制大书特书，那就有待于后来的作者了。庆元己未年孟秋十五日。《白云先生集》序 我前些时候任守临安，老兵和旧吏还能够记得他们父祖时代的事情，便指着各处官府说：“这是绍兴初年季待制所建置的。”我后来任地官副职，因为查阅旧公文，又看见减免下等户役钱的法令，他们便说：“这是季待制提出的建议。”我年少后学而仰慕前贤，哪里想到竟有幸在六十年之后，得以追随他的高尚足迹？如今又拜读先生的文章，反复诵读三遍，正是想让做官和求学的人都从中有所取法。造物主给予我的恩惠，也算齐全了。所以我曾经谈论士大夫的学问：并不是想用夸饰的辞藻、钓取名誉、求取禄位爵位、取得富贵来装饰自身，而一定要以有用为归宿。汲黯因正直而被任用，萧望之因辅佐太子而被任用，魏征因进谏而被任用，刘蕡因应对策问而被任用；这才是真正的士大夫之学。先生深受高庙皇帝的知遇，曾从甘泉宫起，先后十多次上疏进谏，早晨上奏、晚上就被贬黜，却丝毫没有降低自己的操守，几乎凭一己之力维护了一时的国脉。这种学问，是实践，不只是文章。我抚摸书卷长叹，为此肃然起敬。《成都府太守图像册》序 士大夫在一时之间的毁誉，不能认为可信；要到几十年、几百年，乃至时间越久、距离越远之后，他的毁誉才可信。苏文忠公看见王元之的画像，想到他的流风余烈，愿意执鞭随从却不可得，这难道是一时的赞誉吗？过去敬仰这个人，如今看见他的画像，更加知道自己所敬仰的是什么；正因为时间越久、距离越远，反而越可信。我来到成都，闲暇时经过清阴馆，看见府尹的画像。自汉代以来，所谓愿执鞭追随、欣然仰慕的人，哪里能够一两个数清？唉，这才是真正有可信之处的人了。我担心屋壁将要倒塌，画像无法长久流传，于是改用绢帛重新绘制，编成册子，隶属于司府库藏。虽然如此，我将要解下官印离去，画像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而一时的毁誉也不能避免。赞誉产生于爱护，诋毁产生于怨恨；赞誉固然会增添美名，但诋毁也能成为我的针砭。我哪里能把这些全都弄清楚呢？别人又哪里能马上相信呢？几十年、几百年之后，还会有真正毁谤我的人出现。因此记在册首，用来警戒自己，也告诫后来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译《送赵运使赴召》序 我听说古人有赠言的说法，后世君子在论交之际，凡是有道义上的契合，只要有所作为，都可以用文字相赠。大概是感情亲密、志气相合，不能自已，于是借此寄托缱绻不忘的情意。这种做法，礼意不足而情意有余；用于同辈，是勉励对方前行；用于先生长者，就显得浅薄，所以不可不慎重。我说：不是这样。文章用来宣达心意，而心意用来通达道理。假使文章能够表达心意，心意恰合道理，又没有失去赠言的本意，那么又何必受礼法拘束呢？如今都运宝文检正郎中奉天子诏令将要回京，使天下百姓获得巨大的福利，难道只是徒然回京吗？对于先生此行，诵述古今盛德的人不知有多少，而我也在其中；唯独不愿用毫无益处的言辞来敷衍赠言的责任，那么究竟该说些什么呢？人们说：“先生的文章言论，贯通古今，咀嚼精华、探涉本源，完全掌握了前人道学的要旨，大概不同于只分析章句、专擅文字技巧的人。”这才是了解先生的学问，至于赠言又知道什么呢？又有人说：“先生的道义根植于内心，显现在神色上；行为不随波逐流，志向不追求苟同。这正是古代道义之士的作风，不靠标新立异来求得奇异。” 这才是了解先生的品行，至于赠言又知道什么呢？于是又有人说：“先生持使者的符节，幸而治理江城已经一年，劝善补过，无所不至；而收录、成就人才，一定先从孤苦偏远者开始。至于那些迫于势力而以权力取得的，先生一概退缩不受。”这才是了解先生的公正，至于赠言又知道什么呢？这三件事，对于赠言的本意都还不足，却急切地把称颂歌咏当作美事，先生难道会以此为乐吗？既然如此，我将用什么来告诫先生呢？我又听说，古代圣人建立天下事业，关键在于审慎，而审慎的办法以谋划开端最为重要。开始时不审慎，后来就难以收拾。越地有个人要前往楚国，一定深入推究其中的缘故，然后才出发；他认为楚国果真对自己有利，才会前往，否则到了楚国而事情反而违逆自己的愿望，他宁愿返回越地。难道他果真能够安然承受楚国的祸害而拱手接受吗？所以越人一定要寻求完全可靠的利益之后才行动，谋划周密、考虑成熟，就可以一去而不再受阻。推广到朝廷之上，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又怎么可以仓促发表意见呢？孟子说：“估量敌情之后才前进，考虑能够取胜之后才交战。”孟施舍尚且把这个道理用来坚定自己的勇气；不考虑这些，却把希望寄托在未必实现的谋划上，还能说是善于行动吗？” 先生将来不会很久就有机会在清闲的宴席上侍奉，纵论天下大事，并且敢于向先生直言，必定不会畏惧这些。赠言的劝诫，应当以忠诚而不阿谀为准，这就是我所要说的。门下之士不敢不告诉您。《送元直归毗陵》序 甲申年，我经过常州的湖洑，暂住在那里，张子正正好也在此地。子正是我关系亲密的朋友，又与我志趣相投，因此本来可以朝夕相见。然而他每月大约只来见我一次，交谈几句便离去，我想邀他一同游乐也做不到。我觉得奇怪，便向邻居询问。邻居说：“这位先生闭门谢客，督促几个儿子读书。到了晚上，父子共同在灯火下读书，夜漏已过半仍刻苦不肯停止。其他事情还顾不上，又哪里顾得上宾客呢？”我惭愧并且长叹，知道他的儿子一定已经奋发迅速、卓然自立，这足以成为子弟中的祥瑞。几个月后，我看见子正让儿子元直和他的弟弟踉跄走出来，他们拱手作揖，眉宇间神采炯炯，虽然还是丱角小儿的模样。问到读书的事情，两个孩子都争相背诵，听起来像老师宿儒的言语，我更加知道古人所说的摘取颔下胡须之事，一定会在这两个孩子身上实现。没过多久，子正举家迁往邻郡，我也匆匆向西而去。转眼已经八年了。癸巳年秋天，我终于在博士梁君家见到元直，他说：“我凭借《易》这一部经书，向大学博士求正；每天学习大义一题、小义二题，另有意义三四题，又讲述《易》中旨意，都清楚地符合规程，看起来并不只是打算做举子。”他又拿出自己写的一册义理文章，笔力纵横奔放，驰骋自如，不像后辈人的言语。我听到他的脚步声便更加惊异，知道他确实是有志向的人。从此以后，我稍有空闲，必定去拜访元直；元直也趁晚间休息时，过来和我翻书讨论高下，谈上很久，往往顾不上谈世俗之事。这样过了两个月，元直如今将要离开这里回毗陵，便把乡先生所作的一篇序文卷轴放在衣袖中带来，说：“希望您也能有所认识。”我说：“善于学习的人，应当从自己的志向出发。学习之后再追溯自己尚未学到的东西，志意就会广大，并且大有成效，就像河水正在汇流而来，混混沌沌，昼夜不停；又像水源不断，经营遍及中原。如果不是这样，我只看见水流填满洼地便止住，只看见水流冲击额头便倾注而下，那么它就会懈怠地天天散失而不再停留，紊乱地天天流走而将要枯竭。只有志向越发坚定而学业日益进步，学业越进步而日益精纯，功业越崇高而日益更新，看不见它停滞，也听不到它自满。唉，元直难道不以此为乐吗？难道会不以此为乐吗？” 《东塘集》卷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圹集》卷十九　宋袁说友撰题 题《梁昭明太子文选》我刚到郡任时，仓使尤公正在商议刻印《文选》的书版，以充实旧有的事业。我考虑到费用很大，而力量不足，便说：“这本来就是本地文献上的缺失，愿意略微削减其他费用来帮助此事，可以吗？”于是我们共同筹划估算费用，经过一年半才完成。这样，对神明的敬事也就更加厚重了。江东连年干旱，我每天和池州人一起向神明祈祷。大概只要祈祷就有应验；这一年收成已经不好，唯独池州的歉收还不到十分之四。神明的赐予和昭然回应既然如此，也必定有其缘故。《文选》以李善的版本为优，尤公博览群书，如今亲自校勘，能够补益求学的人。这就是所谓成就百姓，同时又致力于敬神吗？” 题《文选双字》这部书是本朝苏公易简编纂的。池阳既然已经刻成《文选》的书版，那么《双字》又是《文选》中的精华吧？按理应当一并刊刻，放置在郡学中。从前韩退之说“对辞章大加玩味，并从世间采撷”，我在这部书中看到了这种情形。求学的人顺着水流涉历源头，灌溉根部、食取果实，那么对于学问的理解就已经过半了。题《计次阳教授家传韵略》灌园先生把这部书交给次阳，他了解儿子也太不一般了。如今人们往往有溺爱儿子的毛病，直到儿子已经壮年甚至老年，仍然昏昏然溺爱，完全不知道他是否贤能。次阳刚刚四岁，灌园先生已经知道这部书必定会流传。四十年后，我才亲眼见到它。蜀地是文物昌盛的地方，在父子之间凝聚灵秀、孕育英才的，确实很多。九龄能与玄文相比，如今看次阳，仍然应当感叹有些成就是他的年龄所不能达到的。题《东野集》赠任贯道 袁起岩将到句容发布察看旱情的檄文，过了一个月才得以成行。他见到县大夫的女婿任贯道，发现他纯厚练达，所谈事情都符合规矩，而且又愿意多读古人的诗。溧阳最近刊刻了《东野集》，我恭敬地送给他一部，以助长他的兴致。我来日就要向西去了，日后再相逢，他更应当成为我们这一辈中的贤能故交。题所刊《金刚经》后 我私下想到，诸佛菩萨以慈悲方便施教，放出大光明，破除黑暗、照彻幽冥、消除烦恼，所以众生有所归向，内心获得福报的很多，何况听闻这部经典、书写、受持它呢？这是第一等、最上等的法门。我的母亲某氏，眼病缠扰烦恼，历时很多年，甚至药物也不能医治；我只愿念佛慈悲广大、觉悟众生，使她永远清净根尘，消除病苦烦恼。我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功德庄严稽首。这种真实的法，能够成就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以这样的天眼，在恒河中照见清净之相；我与母亲某氏发起这种信心，书写、刊刻、诵读无上甚深经典，特意以此布施，愿佛因这殊胜果报生起救拔众生的念头，在燃灯佛面前发大慈悲心，为母亲某氏除去黑暗、解除眼翳、破除眼病，使一切完全消灭，如同醉酒后醒来，如同从梦中自己觉醒。又如日月光明照见各种形色，不受惊恐，也不生怖畏，恢复一切形相，最终都成就无边的智慧功德。跋 跋御赐《江渎庙碑》庆元五年五月，四川制置使臣袁某、成都运判臣蒲叔献分别上奏，大意说：蜀地成都的江渎祠，是隋代的制度。江神居四渎之首，这座祠庙实际上主管蜀地四条大江，所以祠庙极其重要，没有其他祠庙可以相比。如今遇到水旱、疾病、瘟疫，官吏和父老前来禳祷祭祀，如同拜见父母，十次祈祷十次应验。编户百姓上万家，都依靠它而没有恐惧。这样的年月已经很久了。到了戊午、己未年，雨水或晴朗只要稍有过度或不足，公家和民间便奔走到祠庙之下，焚香叩首，唯恐来不及。大概还没有跨过庙门，神灵就已经降临了。因雨而祈祷七次，因晴而祈祷三次，因雪而祈祷一次。早晨叩求，晚上便得到回应；功效利益及于万物，宏大而不断扩展。于是众人欢欣地说：蜀地在西南，人口很多，土地却很狭小，即使丰年也仍然不能供养充足；旱灾水涝，若小灾不能及时救治，就会在土地上挨饿，人人惶恐顾盼而没有防备。如今江渎之神承受天地的施予，百姓都是您的赤子；有所求就能得到，有所祈祷就能实现。戊午年收成中等，己未年收成上等，百姓仰望父亲、俯视子女，安逸而安定。何不想办法报答神明呢？臣某、臣蒲叔献谨依法律制度，将情况列举上报，请求赐予表彰，以安慰满足众人的愿望。九月十七日，有诏赐给御用香料和珍贵匣盒，命帅臣袁某前往祠庙致谢。臣某恭敬地选择吉日，奉上祭祀用的礼器、牲畜、币帛和祝文，借以向神明禀告。退下之后便说：神明与人相互依凭而行。没有神明，人不能显灵；没有人，神明也不能使人安宁。神明施惠于人，贵在诚信；人侍奉神明，贵在真诚。应答如回声，这是神明的诚信；至诚感动神明，这是人的真诚。诚信如回声相应，至诚感通而又以信相合，所以说神人与天地和谐。唐尧虞舜的盛治，不就在于此吗？恭敬地思念本朝严肃奉祀江渎诸祠，已经将近三百年。艺祖皇帝大规模建立庙宫，历代圣主相继遵行祭祀典礼，使神灵安妥、福泽收聚，广泛赐予大地。皇帝陛下承继祖宗的诚心，招来明神的诚信相助，每年颁发祝册，亲自书写御题，告诫守臣恭敬地完成盛大祭祀。神明回应帝王的美德，以诚信相感；皇帝承受神明的赐予，又以诚心相接。蜀地百姓能够从君主和神明那里获得衣食，根本就在诚信，这将与天地日月长存不息。臣某不才，亲身遇到德馨的恩赐，怎敢不诵述事情始末，刻在乐石上，置于朝廷；内在是为了彰显圣主纯一的诚心，外在是为了宣扬神明诚信护佑的恩德，远则为了安慰四蜀万人的请求。小臣诚惶诚恐，不能胜任这深切的心愿。跋临安府狱空奖谕诏碑 绍熙三年十一月乙未日，我所治理的府狱空无囚犯。按照旧例，上表章报告此事。丁酉日，有诏书赐给臣某。臣拘谨不安，欢欣舞蹈，唯恐不足以恭敬承受皇上的美意。我私下想到，圣人的谋略训诫，有明白的征验和确定的保障，所垂示的法则影响深远。乾道辛卯年，陛下以储君身份兼领临安府尹，七个月后监狱空置，便上报此事，亲自撰写玺书，刻在乐石上。王言伟大啊！以崇尚教化、勉励风俗为开端，以德行、善政、爱民、利民为手段。至于谋略方术、钩距之术，以及像赵张三王那样勇武强健、果断敢为的人，都不足以与之相比。仰望圣明谋略和宏大训诫，昭然显示无穷无尽。我已经知道事情的先后了。只是我无所作为，蒙受皇上推举选择，使我得以在京城之下献上微末技能。我想到自己负有如此重大的寄托，便战战兢兢地思考，哪里敢有一丝安逸放纵。入朝进见，亲自听到皇上的丁宁训诫；退朝之后，亲自诵读刻在美玉上的文章。谋略训诫如此明白，这是用来惠及并告诫后世守臣的，实在不只是告诫我一人。从今以后，作为首善之地，应当使百姓知道趋向善道，正要严肃奋发，兴起道义、迁善改过，不再触犯刑狱，使桁杨、徽纆等刑具搁置不用；这实在是陛下从前谋略训诫所奠定的。臣恭敬拜受褒奖的诏书，震惊悸惧，不知所措，不能胜任一个小臣发自内心归美于君上的愿望，因此斗胆伐石刻载，流传亿万年。谨冒死记下年月，附在下方。

译跋御赐书写汉文翁、龚遂故事 臣某说：臣确实没有才能，近来任职民曹，承蒙陛下过分听信我的请求，因我自行请任，才让我得以出任外职。于是庆元二年九月戊子日，诏命以华文阁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的职衔任命臣某。我推辞而未获准，十一月丙子日便上路；刚走出修门，便有内侍赐给我御书“汉臣故事”二幅，合为宝轴。一件事使臣战战兢兢、恭敬悚惧，向东再拜，恭敬接受这不同寻常的赏赐。伏自思量，臣不过是一个读书人，幸逢圣明时代，于是蒙受器重任用。壬子年，圣安寿仁太上皇帝亲自擢升我主管京城，皇帝陛下当时居于朱邸、尚未登基，臣得以近侍，几次拜见圣容。岂只是提拔我、让我承担弹压劳苦，还屡次降下天子的奖赏。臣已经不止是千载难逢的际遇了。后来又蒙恩列入侍从之列，恰逢陛下谦让登极、承继天命为天子，臣与昆虫草木一样都受到皇恩照临。当时朝廷事务繁多而费用沉重，又重用臣这样浅薄而错误地掌管计籍的人，取舍没有办法补救过失，每天都忙不过来，我哪里敢奢望荣宠？陛下既没有加罪，反而让我以正二卿代理常伯，掌管金华玉牒，都能够各自任职。天地施生，万物无法报答；然而臣的能力有限，牵强占据职位，实在惭愧。于是选择吉日怀抱奏章，再次向上天请求，接连承受明诏，却还没有拜领允准的回音。过了两个月，朝廷谋划任命西部帅臣，首先把此职交给我；只是以一根丝线系住千钧重物，我确实自量才力不足以承受如此隆重的委任。微臣只怕在下位跌倒失职；至于嬀阁新班、兼金宝带、颁赐珍宝于禁苑，恩典深厚广大，都是从前未曾有过的。等到臣开始上路时，皇帝特意亲书“汉文翁”“龚遂”二事，赐给臣作为万里边地之外的荣宠，又将借此昭示伟大事业、激励臣下。仰望天上的御书，震耀如照临蝼蚁；光辉回旋而下，首先装饰在臣身上。我私下想到，从前守帅必定要有教化和政事，所以才能导承皇上的德意，惠安百姓。文翁治理蜀地，首先以教化美化人心；龚遂治理渤海，全心凭借政事平定时局变化。他们行迹不同而功效相等，后世都赞美仰慕。如今臣愚昧无学，既不能希望达到文翁的教化，而且缺乏许多条件；又不能指望达到龚遂的政绩。皇帝的奎章俯临而增饰于臣，臣非常害怕没有什么可以称职报答。仰望神宗皇帝命李师中镇守秦州，在途中赐给他御书《班超传》；高宗皇帝亲书《赵充国传》，宰臣请求赐给各州守臣，这些事都记载在青史中，成为万世盛事。臣鄙陋琐碎，竟能完全负责西蜀，这不只是一个郡国的寄托；陛下光辉灿烂的翰墨，如风雷鼓舞，用来昭示臣子的深意，实在上合祖宗留下的谋略和显明训诫。拿今天同古代相比，臣也许可以增添光彩。从今以后，臣当像犬马一样服劳，思量着效尽微小力量；治理百姓、驾驭众人，使各方都安于无事；保障百姓的生计，使他们知道取舍；借此仰承皇上宽解西顾之忧，这就是臣的愿望。不是说臣一定能够做到，只敢恭敬奉持这幅御书，刻在美玉上，置于成都府的正堂，使六十州的官吏都戴承银河般的皇恩，沐浴日月般的光照，亿万年相互激励奋发、砥砺前进，以报答光明天子的美好诏命。再跋 三年以后，我从蜀地被召回任吏部尚书，不到三个月，便奉祠闲居。当时是庆元六年。第二年，起用我为越地帅臣。这年冬天，又入朝任吏部尚书。我入殿对答那天，皇上的声音还记得：“过去你任临安帅臣时，多次在朱邸进见。自绍熙癸丑年起，光宗擢升你为从官，到如今已经九年。同列之中只有你成了老臣。圣上念及先朝旧日的簪履之交，派遣任用你最多。将满一年时，才得以充任右府，凡五个月参与国政，又过了七个月便归还田里。大概已经是嘉泰三年了。”当圣上登位的前两年间，我得以与诸位君子一同在禁中任职，可以说是非常逢时。又过了一年，我连续上章请求出任外职，因此在蜀地四年，在越地一年，中间又奉祠闲居。我两次主持铨部，总共十一月；东西二府任职，也合计达到一年。这十年中，虽然在朝任职的日子少，但自知侥幸超越本分而且衰疲懦弱，不能适应时局任用。既已归退，圣上仍不忍心最终弃置我，第一次任命我到润州，第二次任命我到潭州，第三次任命我到洪州，还屡屡勤于记挂，令我尽力从事方面之职。然而估量时势、衡量力量，勉强实在困难，最终无法再向四方施展力量，以完成尚未完成的事业。在此之前，我上表请求解除政务机要之职，曾说：“看我的平庸，便不能辅佐圣明完成必然达到的功效；观察我的疾病，就不能凭借长久的时间谋求将来的功业。”这番话已经可以预先表达我的心意了。如今得以安居家中领取俸禄，承受并戴荷君恩；虽然御书已经刻石立在成都府衙，我担心不久就会被埋没在地下，所以恭敬地重新刻印，以使荣耀永远流传于家中，于是连同叙述晚年出仕、退处的大概情况。嘉泰四年冬十月最后一日，臣说友叩首谨书。

译跋邓文简公谏伐燕云奏 读文简公劝谏攻伐燕云的奏疏，感慨想到国运的兴衰、疆土的分合，大概只能流泪痛哭，有些话甚至不忍说出口。唉，悲痛啊！自古忠臣谏士忧虑深远，言论没有被听取，却在事情已经确定之后获得名声；这是忠臣谏士的幸运，却不是国家的福分。假使汉高祖听从娄敬的话，唐太宗采纳魏征的劝谏，那么平城七日之围不能成功的悔恨，哪里还会成为汉、唐的羞耻呢？娄敬得到封侯的赏赐，魏征却有碑被推倒的事情，这难道是两位先生所希望的吗？文简公的奏疏墨迹尚未干，中原的祸乱已经四处溃裂；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还没有听说能够使强敌心服的事情。这是文简公极大的不幸。然而文简公难道希望我们的子孙在几十年之后怀抱忠心、追念远事，以至于伤感今世、追思古人吗？这又是文简公更加不幸的地方。唉，悲痛啊！跋张季长同年所藏司马温公《通鉴》汉元年稿 我曾经和老师、朋友讨论《通鉴》汉高祖元年十月以下没有记载“五星聚东井”这句话的事情；这正是温公明白汉史附会失实之处。魏高允说，金星、水星常常依附太阳运行；冬季十月初一，太阳在尾、箕二宿，黄昏时沉没于申方以南，而东井宿正从寅方以北升起，怎么会背离太阳运行呢？崔浩据此验证他的说法，那么五星是在前三月聚于东井，并不是十月。当时汉高祖还没有进入关中，不足以成为兴王的符瑞，史官附会，显而易见。唐武德初年两星聚于奎宿，也被认为是唐朝兴起的应验；然而那时唐已经取代隋，应验反而在事情发生之后。天宝、大历年间，有时五星聚于尾、箕，有时再次出现在东方，都是青、齐分野；然而当时却发生了安史、朱泚、怀恩之变，难道能说星辰是为了唐朝而聚集吗？不能。史官夸大祥瑞而附会，前后完全一样。所以说：“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去年我在金华侍讲，当时讲官诵读《通鉴》到汉高祖元年的事情，我也曾推明这一说法。这次来到成都，同年张季长给我看温公编修《通鉴》的稿本，正是汉高祖元年的稿本。旧史把“五星聚东井”作为奇异之事，而温公独自删去不录，这大概就是《春秋》的笔法，哪里是后世史官所能稍微赶得上的呢？读《通鉴》的人，应当自己明白这一点。跋王顺伯郎中所定武本《兰亭修禊序》。我小时候侍奉先父，曾见薛氏子弟向先父详细讲述《定武修禊序》刻本的来历。薛氏的伯祖薛师政曾任定州统帅，说最初是在定州的杀狐林得到此刻本的，后来放置在郡府，已经历时很久。薛氏到定州后，士大夫来求墨本的接连不断；薛氏厌恶摹拓时发出的声响，便亲自另刻一本，留在谯楼下，许多人拿着它来交给求取者。这样前后已经有两次刻本。不久，薛氏的儿子绍彭又私自摹刻了一本，换掉原来的杀狐林本带回去。从此，定武所收藏的，恐怕只是薛氏父子重新刻的两本罢了，所以并不是旧物。然而好事者考察探究其源流次第，各自根据听闻来判断真伪优劣。近年来又有刻削本的说法，说薛氏得到杀狐林本后想用来作为自己的标记，于是把“湍流带右天”五个字各削去一两笔，私下以此作记。又有取况的说法，说定武本中“仰”字像针眼，“殊”字像蟹爪，“列”字像丁字形；众说纷纭，不知哪一种正确。但我独自相信薛氏的说法，是因为这是他们家亲眼见到、亲身经历的。难道如今所谓的定武本，有的出自薛氏父子重新刻的本子吗？还是他们带回去的本子中后来又增加了别的本子，于是又转流到其他地方去了呢？如今看顺伯收藏的本子，我也不敢贸然拿薛氏之说、刻削本之说和取况之说来作证明。然而，在同类藏本中，它确实可称第一。我虽随众人爱好此物，但自己所收藏的仍不敢确信。王羲之平生得意的书法，每一个字、每一笔都足以用心领会、以神相遇，实在不必苦苦计较于毫厘之间的相似或可疑之处。从今以后，我还应当寻访佳本，以便向顺伯求正。题汪季路太博所藏定武本《兰亭修禊序》。前些年有薛氏子弟向先父讲述其族伯绍彭收藏定武《兰亭帖》三本的始末，大略与前辈所写相同。去年春天，我在谈到王顺伯的定武本时也曾提及此事。《兰亭帖》距今年代已久，版本本来就不止一种，好事者的说法也纷然各异。然而事物的真伪虽然相差极其细微，我们如果具备眼力，稍加考订，便能完全看出。像顺伯和如今季路所藏的本子，一看就知道是至宝。肥本、瘦本以及定武前后各本的区别，也是关键问题。我留居都城九年，幸而多次见到士大夫家收藏的本子，往往有许多笔画瘦硬、刻痕过分清晰的。拿它们同肥本校对，从“永和九年”以下只有这一行的字，运笔自然、气象浑厚，已经无法相比。其中“会有咸流弦畅清可浪犹齐揽”等几个字，相差尤其大，简直如天壤。他处也都如此。而且肥本字画旁边的石纹，自然呈现出皴裂起伏的样子，好像轻烟笼罩、染色尚未拭去，俗话称作“粉纹”，这又不是人力可以伪造的。前年我见到范元卿所藏的本子，他却还没有深信肥本，各人本来就有各人的见解。尤延之博雅出众，领袖群伦；定武古本偶然还没有得到他的特别注意。我曾见过沈虞卿的本子，似乎并不比顺伯、季路的差。我虽然随众人喜爱这些东西，但所收藏的很不确实，只有一两件可以聊备缺遗；不过，必定要寻求能够同尤、沈、王、汪诸家相抗衡的本子才可以。题唐人临摹晋人法帖。俗人伪作，虞伯施在后面题写，反而成为这件法帖的累赘，应当剔除。尤伯长父子的意见，确实可信。我也认为，连后面的八个字都应当去掉；不然，难道应当让这个人寄身在俗人的篱笆之下吗？题欧阳文公法帖。右边是欧阳文公的法帖，上面说：“我一生进退的节操，以及筹划安排，全在这个时候。唉，这真是严峻啊！”苏东坡说，欧阳公能预先看见祸福的先兆，脱离尘世污垢之外，学习的人从这件法帖中也可以窥见其万分之一。题苏文忠公法帖。这四件法帖都是先生早年的字，书法法度大概源自二王。若把题跋中的字混入二王书迹之中，便无法辨别。先生曾和鲜于的诗说：“独自作五言诗，清新绝妙如同韦郎。”如今又把他的文章提升到屈原、宋玉的行列。前辈所取得的成就，大多如此。唉，如今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题苏文忠公法帖。字越小越难写，字越小而形体法度又都具备，这尤其困难。苏东坡的字散落在人间，当然很多，但我从未见过小字写得像这件法帖这样精妙的。它不过盈满毫忽之间，却具备了永字八法的全部形体，钟繇、王羲之的法帖中也没有这样的作品。临安三茅观有褚遂良书写的《阴符经》真迹，字极小而精妙绝伦，与苏东坡法帖很相似，都是一代奇宝。

译题《清溪帖》。池阳自从唐代杜牧写了《弄水亭诗》，本朝苏东坡先生又写了《清溪词》，于是亭和溪的名称便在世上大为闻名。那里的风月变化、草木显露，以及山川秀美深远的景象，两位先生的诗词已经全都写尽了，这里不敢再说。淳熙己亥年，我来任郡守，于是在旧址上修建亭子，巍然立起，并凿石作记，稍稍恢复了旧日景观。闲暇时登上亭子，诵读诗篇，面对溪水歌咏词章，只恨九泉之下的人不能复生。元丰年间，苻蓠使君张公翊曾经把青溪的景色命善画之人绘制下来，带到京城。苏东坡首先为它作赋写词，又嘱托秦少游把杜牧的《弄水亭诗》写在图后，于是当时的名公写下篇章、序跋的，几乎有八十多人。文章和名声一同流传，景物也因人物而同样受到重视。翰墨灿烂，充满书卷，后世诵读它们的人，就像身处当时、亲眼见到这一切，实在是池阳的盛事。我从张使君那里得到这件帖本后，所有年月先后都仍依照旧次，没有重新错置，于是刻在亭上，使人每天面对溪山，亲近风月；又忘记自己不才，便接续杜牧的韵脚，来表达修建此亭、追怀古人的意思。题米元章大字《多景楼帖》。淳熙壬寅年十二月，汪伯时从淮地返回衢州，取道锡山，船停泊在梁溪下游，带着宾客访游陆泉。摆下酒席两簋，饮泉水直到傍晚，倚着春日的松树，面对清流，仿照九曲流觞的形式饮酒，宾主互相罚饮，没有人能够免罚。不一会儿，明月升上天空，松影落在地上，泉水流落四散，沿着台阶自行发出声响。主人不劝酒，客人却自行饮用；我醉倒在乱石间，连舀来的酒也无法再喝。伯时摇醒我说：“你不要醉，我有醒酒的东西。”于是拿出《多景楼帖》。我读它后，顿时清醒，仿佛面对伟丈夫，仿佛看见万重波涛奔腾崩落，又仿佛看见项羽击破章邯的时候，昂然大声呼喊，索要酒来喝了三杯；每次有人饮酒，我都要酬饮，宾客中善饮的人也被迫退避。夜已过半，我们踏着月色步行回去，山路明亮如同白昼。只有我独自感到忧伤。题米公法帖。“人将要逝去了，我心中的忧愁啊！”这话确实如此。近来我见到章申公家刻的《东坡自海外归毗陵六月帖》，当时正因为建中靖国改元，准备向苏公祝贺。刚过十天，苏公就去世了。假使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寿，那么所谓“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就要成为东周的孔子了”这句话，或许就会实现吧？题米元章法帖。这件法帖是米芾替别人写的，如今收藏在汪氏家中。唉，物品的迁徙流转，难道只有这一件如此吗？看到它，令人百般念头都冷却了。题蔡君谟书写柳子厚诗的大字。蔡君谟大字真迹流落人间的，我只见到这一件。听说蔡公的曾孙文昌公曾见过它，自称家中收藏的东西里没有这样的。难道伯时嗜好古物到了极点，是造物主特意偏爱他，把这件东西赐给他，不肯让异姓的人继承吗？题司马温公法帖。元祐初年，元祐六年六月，范忠宣任同知枢密院。司马温公在这一年九月任职期间去世。如今看这件答复范忠宣朝谢祝贺的法帖，大概是司马公已经患病、卧居家中时所写，几乎是他的绝笔了。唉，悲痛啊！司马公以至诚纯一感动上天，作为这条道义的宗主；任宰相才几个月，但他的德泽施于百姓，功勋藏在盟府，后世都依靠他的扶持。那时忠宣公从环庆来朝见，皇上询问防备西戎的办法，忠宣请求停止用兵、放弃土地，以使边塞安定，诸位大臣商议未决。忠宣刚进入枢密院，便急忙重申原来的意见，边地百姓因此不再恐惧。所谓今日朝谢、朝廷内外共同庆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唉，司马公当时病中日渐无聊，却仍如此牵挂国家大事。我把这件法帖反复读了三遍，竟整天为此流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六月〕 题苏子美《宝奎颂帖》。观看《宝奎颂帖》，使人的胸襟气度飘然高举，仿佛推开天门，登上蓬莱仙山。润色皇帝的治道，文饰王朝的法度，若不是这样的人，还能是谁呢？唉，可惜啊！题韩忠献、魏王法帖。前辈的书信言辞简约而情意有余；后世的人道义浅薄而情感不足，一件法帖动辄写上几百字，还嫌不够，这实在可鄙。忠献王与曾宣靖同为宰相，赵康靖、欧阳文忠也参与各种政令的商议。忠献王一定说“问集贤”，商议典章故实一定说“问东厅”，商议文学一定说“问西厅”；至于重大事情，则由忠献王亲自决断。人们说他真正懂得宰相的体统。后一件法帖，大概是忠献王同赵康靖说话，虽然言语不多，但缱绻的情意和怀念旧日的感情溢于言外；说到“永远辅助圣上的治理”，仍然没有忘记从前在东厅咨询谋议的情意。前辈心中装着王室，他们在书信中的言辞，难道只是问候而已吗？怎能不令人敬重！题李北海法帖。李北海这七十个字，仿佛草草写成、毫不经意，但法度全都呈现出来，丝毫不差。好事者收藏前代名家法帖，往往只得到墨本，然后才考订优劣，争论异同。唉，这只是因为没有见过真迹罢了，何必纷纷争论墨本呢？题山谷先生《茶词帖》。陈后山的诗说：“当年在阙里同您谈论诗歌，晚年却与山河相隔，梦中也难以相思。奇妙的手笔不能用于太平之世，高尚的情怀仍有故人知晓。”当时山谷先生刚从戎州迁往黔州，陈后山大概是在为当时的人物感到惋惜。我把这件法帖反复读了三遍，不由得感到忧伤。题李西台临摹魏晋法帖。唐人临摹书法，大多使用粉蜡纸、薄纸，或者冷金纸、硬黄纸，这是想要临得同真迹完全相似。唯独西台的法帖使用厚笺摹拓，笔势迅疾，意态充足而不拘泥于形迹，这尤其是别人无法赶上的地方。否则，即使有一个人像孔子，难道就真能称作像孔子吗？题范石湖草书诗帖。右边是石湖先生的翰墨。绍熙癸丑年，我将要奉命出使肃客，事情办完后取道吴门，在寿栎堂拜见先生，承蒙他赐予饮食和教诲，竟承受了一整天的礼遇。于是我拿出旅途中所作的诗编，呈给先生看，先生并不嫌弃。看过之后，他又伸纸研墨，取其中四首绝句写成草书，片刻之间便写成了。先生说：“我答应唱和却还没有来得及写，这就当作唱和的诗篇吧。”笔势像蛟龙腾跃，蜿蜒起伏，笔端的变化无穷无尽。和杜祁公、苏沧浪、黄太史的笔法相比，确实兼有他们的长处。又过了六年，我错误地掌管蜀地军政，接替先生在十九年后的职位；他的流风善政，大概不只是还存在而已。仰望追慕前人的规矩，仿佛先生就在身边；感念过去承蒙他挥毫相赠的恩宠，怎么可以私自收藏而不传？于是恭敬地刻在坚石上，留置郡斋，希望多少可以体现古人挂剑相酬的情义，也用来慰藉蜀地百姓爱戴长官的思念。后来我带着大轴，请小史展开卷子，在屋檐前月光下，只见字画相互映照；我反复观看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听见家童的鼻息声如雷鸣了。唉，所谓从心中得到而寄托于酒中的，难道只有山水之乐吗？第二天，我便把这件事写在帖后。

译题余襄公平蛮法帖。庆历年间，元昊接受誓约，请求和好。契丹却出兵逼近边境，说是要替中国讨伐贼寇。只有余襄公说：“中国已经厌倦战争，这是契丹所乐见的，所以借此来扰乱我们。”朝廷命令余公前往答复，他骑快马出关，在敌军帐中会见对方，从容地据理辩驳，往返争论几十次，最终使对方屈服，取得了要领后返回。唉！郭子仪单骑会见敌人，已经不值得再说了；余公的精神足以折冲御侮，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平定蛮夷这一件事，真是用宰牛的大刀来割鸡啊！反复观看这遒劲的字迹，懦弱的人也会增添气概。庆元二年九月晦日，建安袁某谨慎题写。题沈正言放生蝤蛑的法帖。隆兴二年九月初一，我和客人在妻舅知录惠公家相会，拜读沈正言放生蝤蛑的法帖。侍郎周公也曾在后面记述一个梦。客人说：“同处于一个法界之中，不分物我，人的心在这件事上确实可以看见。”两位公都是真正的仁人。我说：“不是这样。君子实行仁德，贵在不自我局限。不自我局限，大概就能不断推扩。越是推扩，仁德就越充足，这才叫作仁。”如今正言沈公转世为人以后，历任台谏，面见皇帝直陈政事的话，都不是徒然发出的。百姓凡是提到他的姓氏，大多都会举手加额表示敬仰。侍郎周公历任三院，章奏上百次，若不是兴利除害的事情就不发言。天下百姓因此都得到了安定。这两位公的仁德，善于推扩到了这样的程度，难道只能因为他们放生一条鳞介之物、做了一个恍惚的梦来理解吗？将来他们辅佐圣明的君主，调和天地元气，使万物各自端正其生命，那么他们的功德又不止于法帖中所说的这些了。我虽然非常愚钝，尚且努力遵守不杀生的戒律；将来做官执法，难道敢不以两位公为老师，希望达到不局限于一己的仁德吗？题范季海摹范侍读留题赵州诸石刻的法帖。癸卯年，我在锡山同新沣州使君范邦定偶然相遇。邦定是侍读公的嫡孙，多次拿出侍读公在资善堂所得的阜陵旧学时期的御笔，以及侍读公亲自书写的几件法帖。君臣相遇相知，难道只在一言一见的片刻之间吗？十五年后，如今我又见到侍读公留下题字的善本，并且听说阜陵皇帝当年还曾下诏取来赐予观览。唐太宗得到魏征死后留下的一封书信，便把它记在笏板上，这件事几乎都不值得称道了。即便如此，季海出使敌国万里之外，在鞍马间奔驰，见到这件刻石，只停马片刻，便急忙脱下墨本带回；若不是机敏勇敢，谁能办到？汉代陈汤出使西域，所经过的城邑山川，一定都登高远望，他的志向远大而宏伟。后来他率领义兵执行上天的诛罚，斩杀郅支单于，将其首级悬挂在藁街，成为汉朝杰出的功勋。如今季海单骑进入敌国朝廷，能在登临远望的片刻间，遇事机敏勇敢到这种程度；假如让他带领万人前往，那么威震百蛮，必定不会在陈汤之下，今后还可以看见这一点。题默堂先生法帖。苏东坡先生说：“广德的薛昂以郡中文学官的身份来拜见我。薛昂自以为年轻气盛，同我谈论了很久，于是谈到新学，推崇它的学说，连续说了几千字，口不停歇。我任凭他喋喋不休而不作答，等他说到我这里时，才回应他。薛昂说完，我慢慢说道：‘教导后辈固然如此，但成败确实不在今天。’”如今看默堂先生的法帖，他谈论王氏之学，忧虑深、思考远，独自抓住它的结局，认为一切都归结于国家治乱所系。推究到华夏与戎狄的变乱，其流毒和余孽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除，这难道是区区学者想凭一时的学说，去迎合科举取士的标准，便能够决定是非的吗？自古以来，有志之士和仁人替天下国家考虑，不担忧一时的变故，而担忧它最终的后果；不计较眼前，而计较长远。依靠道义却追逐私利，其端倪一开始显露时，必定会用柔顺悦人的方式迎合人心。然而等到这种学说走到尽头，变乱发展到遥远的将来，承受它祸害的人，甚至会达到君臣之间也不能相互保全的地步。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成败不在今天”，而先生也说：“究竟是谁造成了它的先兆？天下的祸患，其机理本来就是这样。”先生当时把自身看得像鸿毛一样轻，把权臣憎恨得如同犬豕。国家的议论还没有确定，即使死了也不顾惜。因此，正直的言论一发出，他本人就已经被斥退了。然而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他凭借这些言论扶持百姓，使百姓暗中受到的恩惠无穷无尽；这种思想源流所渐染的影响，惠及他人的深远程度，又是如此。我把这件法帖反复读了三遍，整天都舍不得放下。题赵监簿法帖。本朝文治昌盛，教育培养所产生的影响，远及宗室亲属。庆历年间设置睦亲宅两名教授，又考课经典和文辞。二百年间，宗室支派繁衍，秀异杰出的人才接连出现。到了不幸而多事的时期，那些心怀忠诚、挺立节操的人，又令人肃然起敬。唉，这其中确实有原因啊！如今看监簿的法帖，足以验证庆历年间为后世留下谋划的用意了。题《昭明文集》。池阳郡斋已经刻印了《文选》和《双字》两部书，用来表示尊敬昭明太子的心意。如今又得到《昭明文集》五卷，便一同刻印。这样奉事神灵，可以说做到极致了。神灵与人相互依靠而行事：官吏既然恭敬神灵，神灵也一定会帮助官吏。这样，神灵享受祭祀，官吏享受俸禄，双方都没有愧对彼此。题李允蹈《思故山赋》。孟子说，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仍然能够兴起；这说的是三代盛世的情况。汉代开始用科举名目选取士人，到今天相距将近三千年，再也没有所谓英豪俊杰之士了。士人所抱负的本来很大，却让他们拘束在文字规矩之内，哪里还会有英锐之气？科举取士中最值得称道的，也不过是公孙弘、晁错、董仲舒罢了。那种产自渥洼、流汗如血的骏马，却用笼头缰绳束缚起来，试问它的志向难道甘心如此吗？既然科举不足以得到天下真正的人才，而上面的人又推诿说有科举制度。唉，这就是李允蹈思念故山、作赋请求归去的原因。即便如此，苏东坡先生说过：“你家只管写凌云之赋，我看夫子并不是瘦弱的仙人。”这又是允蹈家族的旧事。难道他不要说“忧心怦怦，眼泪滂沱，却自己困顿压抑”吗？癸卯年三月二十五日。

译题胡元迈集句诗法帖。调和六种材料来制作弓，描绘五种颜色来制作衣服，纺织丝缕、编结组织而织成锦绣，安排长短相间的十九管而制成笙簧；这些事情都是天下最精巧的技艺，何况汇集古人的美句，联缀事类、比配声律来作诗呢？像元迈这样的人，也实在精巧而且博学。他所吟咏的事情各不相同，涉及的人物处在不同的时代，诗句出自不同的作者；但元迈把它们拆开取用，好像出自同一件事；混合编排，好像处在同一时代；配合声律，好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这确实可以称作文了！老苏说：“刺绣、绘画、锦缎、绉纱，是服饰中最美的东西；如果把它们按尺寸割开，再交错编织成衣服，那么反而不如粗绸。”这正是元迈自己怀疑的地方。我说：“风吹过水面，自然形成文理。”看他所编集的《暮游江村诗》，即使让八位君子各自创作，它自然形成文理的程度，恐怕也不过如此；割取和交错编排又有什么不好呢？即便如此，又像万斛泉源，不选择地方便自然涌出，滔滔汩汩，即使一天流行千里也没有困难。这又是文章从我心中涌出而不能遏制的境界，因此我仍然对元迈有所期待。又题饯送仲甄的旧诗。仲甄是国子博士，从前我在学省任职时，曾和他同为舍郎，到如今已经二十七年了。唉，仲甄成为古人已经很久了。我来统帅蜀地，过了三年，仲甄的儿子大雅来拜访我，并且拿出当年为仲甄饯行、送他回蜀时所作的诗。怀念贤者、追思故旧，不觉潸然泪下。前辈对于故交的子孙，往往寄托着深厚的期望。我虽不能像西门思恭那样，以师友之道教导郑亚的儿子，但仲甄有儿子能够自立，将来一定能振兴门户；希望到那时再刮目相看。题《惠斋草书千字文》。自古以来，以翰墨著称的学士大夫固然不乏其人；但在闺阁女子中能够擅长书法之美的，从晋宋直到今天，也只有一两个罢了。唐代仙女吴彩鸾擅长小楷，曾经一昼夜写成一部《广韵》，得到它的人可以卖得一两黄金，也正因为难得而视为珍宝。惠斋还未成年，就已经写了几百纸，散落在人间，如今又保存了二十年。这卷草书《千字文》，只是其中一件。她真是仅次于卫夫人的人，吴彩鸾难道就是惠斋的幼小形态吗？子由派人送来《千字文》，因此写下这几句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塘集》卷二十　宋袁说友撰写辩说。《张良辩》。有人说：“张良想要殴打那位老人，似乎没有先见之明。”我说：“不是这样。”《作〈张良辩〉》。班固记载张良替老人取鞋的事情，我认为张良认识那位老人，正如他认识汉高祖一样，都是他平生具有的远见卓识，能够洞察贤能与否；他的精神智慧之妙，就表现在这两件事上。至于班固说张良初次见老人时，老人命他取鞋，张良发怒想要殴打老人，并且说：“因为他年老，我才勉强弯腰替他取鞋。”我始终不能理解。按理说，张良料事纤细周密都能切中，像明灯照物、灵龟占卜一样，行动常常与神明相合，怎么会有黄石公那样神异的老人，却说张良一见面不能深刻认识他，反而怀有想殴打他的念头呢？况且老人约他在平旦相见，而张良前往赴约，始终没有厌烦畏惧、嫌麻烦的意思。假如张良没有看出什么，至少也已经知道老人不是平庸之士；他的心能够洞察和测知，谁肯一次赴约而被拒绝后仍不离去，又接连去了第二次、第三次，仍然恭敬信慕、坚忍不拔，照约前往呢？推测人的常情，一次前往而老人不见，勉强再去一次，仍然不给予接见，就没有不放弃离去的。如今张良勤勉坚定，自然而然地前往，不怕再三受约，这样看来，若不是胸中洞察老人非同寻常，必定不会如此。而班固却说他起初想殴打老人，只因为老人年老才弯腰取鞋；怎么会有偶然相遇、对方命他做仆妾所做的事情，而他肯仅仅因为对方年老便受这种屈辱呢？一定不是这样的。汉高祖与萧何、曹参从丰沛起兵，和他共同成就帝业的，是张良、陈平、韩信、彭越。韩信由于萧何推荐，陈平、彭越都从楚地前来；这三个人归附汉高祖，都不是因为事先有先知之见。只有张良从民间起身，正要前往投奔景驹时，在路上遇到汉高祖；没有人介绍，向来又不相识，一见面便彼此投合，欣然跟随他，甚至发出“沛公是上天授予的君主”的感叹。这种先知远识、洞察事物表象之外的能力，哪里是韩信、彭越、陈平之流遇到汉高祖时所具有的呢？用张良认识汉高祖的事情来考察圯上取履之事，那么张良识人的大体情形也就是如此；而班固却记载他想殴打老人。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张良取鞋赴约都只是偶然遇合罢了，又同先知识人的能力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说，这是史官一时记事时凭臆测作出的说法，张良的本意并不是这样。《张释之辩》。有人说：“张释之能够用仁厚宽恕来引导他的君主。”我说：“不是这样。”作《张释之辩》。臣子向君主进言，虽然事情的类别和头绪各不相同，总要以接近宽厚为原则。人心没有不容易趋向刻薄、却难以趋向宽厚的，所以从宽厚转入刻薄容易，从刻薄转入宽厚困难。进入宽厚之道，即使还没有达到极致，最终也一定能够达到；进入刻薄之道，一旦到了刻薄地步便不再改变。何况君主对于刑罚，难道可以引导他走向刻薄吗？张释之上奏请求宽减冲撞皇帝车驾者的死罪，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共同遵守的。他的话宽厚而坚毅，拿它同皋陶所说宁可失误也不枉杀，以及吕侯所说应当谨慎使用五刑相比，有什么不同？但他说到当时的情形，竟说“皇上如果派使者把他杀了，也就算了”。唉！这句话一说出，天下人难道不会寒心吗？天子与主管司法的官吏，名号虽然不同，但根据情理制定法律的根本意旨是相同的。天子制定这种法律交给有司，有司遵守这种法律来整治天下；所以天子不应有私自制定的法律，有司不应有私自施加的刑罚，这样上下才能一致，刑罚才能公正。如今却说“皇上派使者杀了他，也就算了”，这就是引导天子任意杀人，而不必经过有司审讯。凡是触犯天子的人，都将被迅速诛杀，只求一时痛快，而有司的法律可以完全不予理会。难道天子杀人就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自行裁决吗？况且设置有司，正是为了收束君主任意行事的心，守住天下确定的法律。如今如果允许天子自行处置，那么即使早晨杀一个人，随后又想杀十个人，也不再向有司求证了，这怎么可以？因此我在这件事上不责怪张释之，而庆幸他遇到的是汉文帝。文帝天性仁厚，哪里肯急于杀人？否则，把这番话告诉汉武帝，我恐怕天下人就要两脚并立、战战兢兢了。唉！一句话可以成为明智之言，另一句话却可以成为不明智之言，说的不就是张释之吗？《公孙弘辩》。有人说：“公孙弘希望不要任用卜式，难道卜式是知人之人吗？”我说：“不是这样。”作《公孙弘辩》。卜式上书，愿意拿出家财帮助边防。皇上派使者问卜式：“你想做官吗？”卜式说：“我不熟悉做官，不愿意。”使者说：“你家中有冤屈，想要申诉吗？”卜式说：“我一生同别人没有什么争执，乡里贫穷的人向我借钱，我有什么冤屈？”使者说：“那么你究竟想做什么？”卜式说：“天子正在讨伐匈奴，我愚见认为，有德才的人应当为节义而死，有财产的人应当捐献财物；这样匈奴就可以消灭了。”皇上把这件事告诉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说：“这不合人情，是不守法的臣子，不能拿来教化百姓而扰乱法制，希望陛下不要答应。”皇上没有答复。唉！公孙弘难道不是以妇人般的道术来侍奉他的君主吗？看公孙弘在朝廷中的表现，大体都清楚地记载在史册上，本来不必一一列举才看得出来。然而他唯独把卜式说成不守法的臣子，说不能拿来教化百姓、扰乱法制，这一点最令人厌恶。我如果用《春秋》诛责内心动机的办法来衡量他，那么说他采取妇人之道确实可信。公孙弘侍奉汉武帝时，他的虚伪足以欺骗世人、愚弄庸俗之人，却唯独不能用诬陷的手段蒙蔽汲黯。天下的道理，只有正直才能识别邪曲，只有真诚才能照见虚伪。公孙弘被汲黯诘问时，汲黯丝毫不宽恕他。凡是公孙弘说出一句话、做出一件事，汲黯便立即责备他，追究他内心尚未显露的意图，从旁反复诘问、曲折追究。所以公孙弘没有一天敢稍稍放纵恣意，往往费尽辞藻、编造曲说，也只够作为临时解围的办法。他看待汲黯等人，恨不得把他们斥退。至于卜式请求捐献财产的上奏，虽然还不能说是一件完美的事情，但看他反复回答使者的话，以及他说牧羊如同治理百姓的话，他忠诚纯粹、质朴正直，守道循理，不顾忌情势，这大概正像汲黯，而公孙弘心中本来就预先知道这一点。他认为假如让卜式有一天身居朝廷，就会再出现一个汲黯。一个汲黯尚且不能制服，如今又增加一个，那我们岂不是危险了吗？公孙弘的用意正在这里，所以说“希望陛下不要答应”；那么他心中的疑惧猜忌和反复盘算，究竟深到什么程度呢？况且卜式后来做了郎官，凡是因时机而讽谏、以死请求实行的事情，指出盐铁专卖的困难，说舟车可以停止，这难道是公孙弘一类人能够企及万分之一的吗？他却说“不能拿来教化百姓而扰乱法制”。唉！像汉武帝这样刚强英明威武的君主，尚且不足以洞察奸人的计谋；君子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这话确实可信。《王尊辩》。有人说：“王尊对于匡衡、张谭，是一个无休止责备他人的人。”我说：“不是这样。”作《王尊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