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塘集卷八　　　　　　宋　袁説友　撰进论

译论选举人才应当寻求可行的办法 臣听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使求学的人放弃困难而谋求容易、因为眼前有利而反去追求祸害更大的了。从前圣人担心人们把所学习的东西看得浅薄，于是设置所谓困难的内容，使他们一定要弄懂；担心人们沉溺于自己的谋求，于是设置所谓有利的目标，使他们一定要珍视。圣人并不是急切地去处理本来可以缓办的事，而是想到：假如天下人都放弃困难而谋求容易，那么学问中困难的部分将由谁来了解？假如天下人都因利而求害，那么事情中真正有利的部分将由谁来珍视？圣人本来就不能安于这种情形。唉！君子的学问，大概正是要寻求达到困难深奥的地方。天下的道理，粗略的部分显现在明显易见之处，精妙的部分却隐藏在幽深难明的地方。只得到一种说法，不如得到其完整的说法；只得到一种意义，不如穷尽其全部意义。如果因为一种说法、一种意义容易掌握，就仓促止步，那君子的学问还有什么可贵呢？圣人说：“我一定要使求学者不放弃困难而谋求容易，这样，极其艰深的道理，他们或许就能得到。”天下的事情，必定有利害的区别；世间固然可以除去祸害而趋向利益，又怎么可以因为眼前有利而走向祸害呢？我的心本来想要取得某种利益，然而取得它非常艰难，利益还没有到手，祸害却已经接踵而来，那也就实在不可取了。如今求学的人，固然可能凭借某件事取得某种利益；如果凭借某件事反而招致某种祸害，圣人怎么能不彻底探究招致祸害的原因并加以杜绝呢？这两种道理，常常存在于选举之中，是众人所忽略而不思考的，而有智慧的人却常常把它当作忧虑，难道不是求学者所应当辨明轻重、不可不讲求的吗？自从周朝有乡举里选的制度以来，从汉代到唐代，制度屡次变更而不统一，直到我朝用来剔除弊病、革除积弊的办法，也没有不做到的。天下士人，大抵每三年一同由乡里推荐上来，集中到南宫接受考核，然后由天子亲自策试，授予官职；对他们的考察不能说不详细，对官员的任用不能说不审慎。凡是有志于此的人，也无不振奋精神、磨炼自己，求得在一日的考试中奋发而出，大概也是因为这套法令可行，所以天下人能够长期实行而不厌倦。虽然如此，事情不会脱离法令而产生，但法令又常常因事情而必然改变。如今的选举，大体固然合乎人情，但其中如果有使求学者放弃困难而谋求容易、因为有利而走向祸害的地方，这就是不能不改革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士人学习语言文章，就像人一定要有饮食衣服等生活用品；学习必定以经书为根本，就像穿衣必定要有桑麻，吃饭必定要有谷粟一样。舍弃桑麻、谷粟而制作衣服食物，那么它们的功用一定不能长久；舍弃经书而求学，那么所学的道理一定不能达到。如今的求学者，志在侥幸得到的荣华，却不先端正自己分内的根本，所以十个人中去求取功名、舍弃经书而学习辞赋的，已经有七八个了。他们并不是厌恶经书，而一定会说：学习辞赋，即使仓促之间也可以写成；而通晓经书，却不是多年积累不能做到的。他们知道经书难学便放弃它，却不知道困难正是道理所在之处；知道辞赋容易便去追求，却不知道容易的地方其实正是道理的缺失之处。哪里有以君子的学问为名，却自己使道理残缺的呢？唉！谈论事物的人，以有一件事物不知道为可耻；请教文字的人，以有一个字不能辨认而羞耻；学习却不以通晓经书为志向，也已经很糊涂了。臣不敢说学习辞赋而被选取的人都不懂经书，然而其中有些人，按照古人立志求学的年纪，本应积累学问，却一旦凭借雕虫小技，便立即获得乡荐，连通晓经书的老儒也未必能够得到这种机会。这大概是有人只迷惑于一时缀辑文辞的技巧，竟认为它胜过通晓经书深奥隐微的学说，这种弊病实在很应当改革。从前朝廷两次实行兼通经书的制度，然而还没有等到第二次考试，便又改变了制度；理由是说：辞赋不是老儒所擅长的，所以一变之后便不再采用。却不知道那些凭经义取得进身资格的人，如果果真有卓越的论说，即使说辞赋比不上他们，也仍然应当列入高等；何况他们既然通晓经学，那么所谓辞赋，不过是文辞不够工巧的缺点，必定不是荒疏错乱到举不足读的地步。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考试，又怎么会成为老成儒者的困难呢？所以说，这就是放弃困难而谋求容易。臣愚以为，应当重申前制中尚未完备的地方，从今日开始实行。然而以前的法令，曾经规定大经经义二道、小经经义一道，作为一天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文章或许过于简略，又怎么能完全看出应试者的真实才能呢？应当在大经经义之外再增加一篇，小经经义则依旧制，希望求学者有所依据而不至于杂乱。如今川蜀士人来参加廷试，大概始于辛未之春，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朝廷也想让他们一同在朝廷考试，以使远近士人机会均等，而蜀地士子也想来上国观光，或许能够取得魁选的荣耀。这样推究起来，又有什么祸害可说呢？但臣曾听蜀人说，他们都认为因为有利而走向祸害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蜀地距离上都，动辄万里，正值冬季中月，本来就要急忙赶路；他们走万里路，必定要准备数百、数千的资财才能到达；再加上道路奔波的劳苦、疾病和调养的费用，那些贫穷而没有力量的人，必定要卖掉产业、借贷之后才能出发，有的因此倾家荡产；来往时间久了，勉强带病回去，抱病而死的，也往往有之。他们的心本来是要谋求利益，却有的因此破家，有的因此丧身，这不是非常令人悲痛吗？所以说“因为有利而走向祸害”，臣愚以为，应当制定一个等级，既酬答他们愿意远来的心意，又断绝他们走向祸害的道路。凡是在蜀地省试中考取魁首的人，所享受的恩典和名次，比照大魁略降一官而列在第二、第三名者；那么就可以与廷试前五名相等。这样或许既不违背蜀人的本心，又能大大革除他们远道而来的祸害。可是如今来参加考试的人固然不能阻止他们来，若让他们回去时增加驿券，也足以帮助贫寒的儒生。这些办法都能救济学士大夫的困苦，但世上的议论者却指为迂阔，一句话也不说。唉！文章的高下本来会随着时代而变化，难道可以让人放弃困难而谋求容易吗？君主仁厚，善于培养士人，又怎么可以让人因利而走向祸害呢？臣所说的这些，不过是担心有可以做的事却不去做。

译论如何培养士大夫的气节 臣仰望并思量，陛下虚心寻求进言，和颜悦色地接受劝谏，固然曾有进言而升迁官秩的，却从未听说有接受忠言而获罪责的。然而朝廷中的臣子，却听不到有人直言抗节，只知道唯唯诺诺以求取容身。过去那些敢于进言的人，即使有遭受斧钺诛杀的危险，仍然不顾一切；难道如今世上有爵位俸禄可以劝诱，反而有不敢进言的吗？臣因此知道，士大夫的气节没有树立起来。大概士大夫的气节，培养它就会锐利，挫伤它就会畏惧。正当它锐利时，即使有斧钺诛杀也不害怕；正当它畏惧时，即使以爵位俸禄诱导，也不会有所作为。只有在无事之时培养它，才可以在有事之际任用它。无事之时如果不预先有所培养，却想在有事之时使用它，就困难了。如今正值天下在外没有边疆的忧患，在内没有盗贼的忧虑，风雨调和，粮仓充足，正是天子培养尊严、士大夫培养气节的时候。陛下若不趁此时培养士大夫的气节，臣恐怕风俗从此一天比一天委靡。要通过培养气节来振作风俗，应当从朝廷开始。朝廷中的台谏、给舍等官，是用来纠正官吏的邪曲、杜绝奸邪的，朝廷的风采也系于此。执政大臣认为可以，台谏、给舍认为不可以，于是便有弹劾的奏章和封还驳正的奏疏，这正是用来显示至公之道的。陛下既然已经信任这个人，就不能不信任他所说的话。这个人既然是正确的，他的话就不能说是错误的；这个人既然是错误的，他的话就不能说是正确的。陛下既然在任用他之初信任他，就不应当在已经任用之后反而为难他。因此，台谏、给舍所赞同的，是公议共同赞同的；即使是陛下，也不能不赞同。台谏、给舍所不赞同的，是公议共同不赞同的；即使是陛下，也不能强行赞同。陛下并不只是听从掌言责的臣子，而是听从公议；士大夫也不只是害怕掌言责的臣子，而是害怕公议。陛下应当使天下畏惧公议，不应当使天下畏惧掌言责的臣子。天下畏惧公议，就会趋于正直；天下畏惧掌言责的臣子，就会趋于私邪。臣认为，要想尊重朝廷，就应当培养士大夫的气节；要想培养士大夫的气节，就应当使台谏、给舍能够实行自己的意见。百里奚在虞国时显得愚昧，在秦国时却显得聪明；裴矩在隋朝时谄佞，在唐朝时却忠诚。这是因为不以气节来造就人，即使聪明人也免不了变得愚昧；如果用气节来造就人，即使谄佞之人也可以使他变得忠诚。臣希望陛下允许大臣任用人材，对其中可行或不可行之处，应当同大臣辨析；允许台谏议论政事，对其中可行或不可行之处，应当同台谏辨析；允许给舍封还驳正，对其中可行或不可行之处，应当同给舍辨析。辨析后若意见正确，就听从它，又有什么妨害？辨析后若意见不正确，不听从它，又有什么损失？君臣之间一同发出“都”“俞”“吁”“咈”的应答，见于圣明君主与贤良臣子共处的盛世；进献可行之策、纠正错误、推荐贤能、废止不当，这就叫作君臣同心合德。正直之道在上面推行，公议在下面得到伸张，士大夫的气节就树立起来了。气节既然树立，懒惰的人一定会勤勉，自私的人一定会公正，贪婪的人一定会廉洁，怯懦的人一定会勇敢。到了这个时候，陛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就？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译论台谏应当伸张自己的气节 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不致力于其他枝节，而总是首先重视立国的根本。立国的根本稳固，其他事情就不值得忧虑了。为什么呢？立国在于台谏，而台谏的纲纪，则在于士大夫的气节。气节所在，大概就能肃正风采、振作纲纪。纲纪既然振作，国家的尊严崇高，就可以与天地相参，与泰山、华山同样崇隆了。然而所谓气节，常常担心容易折损，而培养它，实在取决于居上位的人。因此，激发它就强盛，压抑它就衰弱，磨砺它就锐利，消磨它就迟钝。在强弱、锐钝之间，它倏忽变化而难以预测；如果不深切爱护并委曲保存它，那么委靡消磨的气势，几乎就同已经痿弱的老人没有区别了，这样又怎么能够端正台谏的纲纪、壮大国家的势力呢？臣曾经广泛引用事例、曲折设喻，从而领会了关于气节的道理。拿风来作比喻：风刚开始时，藏在高空之中，消散而寂静，常常好像并不存在。等到稍微有力量去推动它，它便进入深邃的屋室而不停留；再加重力量使它发作，它便折断大树而不屈服；大力鼓动它，它便摇动万物而独自震荡。这就像人的气节，随着所受的激发而后发作。至于风不发出声响而终于归于无形，又好像有人加以遏制，于是气节也将要消亡了。唉！圣人建立国家，难道不希望国家安定而没有危险、治理有序而没有动乱吗？只是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激发天下人的气节，士大夫就会安于柔软媚上的习气，甘心采取暗弱的行为。凡是存在于自身的气节，不但不能尽情发挥，而且不敢有所作为。以这样不能尽情发挥、又不敢有所作为的人居于台谏之位，台谏纲纪的实际作用自然会全都废弃而不能施行，寄托在他们身上的耳目之任也只会成为形式，没有人顾惜，于是天下的小人便可以无所忌惮，国家也将不能安定、不能治理了。因此，如果不先爱护、培养并激发士大夫的气节，臣没有见过能够建立国家的。如今国家设置台谏之官，正是把他们作为天子的耳目来寄托。朝廷有重大政事，台谏可以议论其中不正确的地方；君主有微小过失，台谏可以挽救其不足；百官有重大的奸邪行为，台谏可以斥责他们的所作所为。纲纪的树立、风采的显著，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本来不是柔媚软弱的气节所能振作并发扬的。必须有一种凛然如神明、不可侵犯的气节，台谏的纲纪才可以自然振作而不致废弛。如今如果压抑它使它不能强盛，消磨它使它不能锐利，那么它灿然的光辉就会被遮蔽侵蚀而一点不剩；它深沉的精气也会被隐藏遏制而不能显露。这样一来，这种气节将要堕入小人和儿童的境地，又怎么能够振作台谏的纲纪来维持国家呢？如今天下这样广大，本来不能只用一件事情来评说。其中重大的事情，如百官的贤能或不肖、各种政务的得失、百姓的安乐或忧苦、四夷的反叛或顺服，正是台谏之臣应当竭尽才智、极力论说而不能忘记的。然而近年以来，台谏不能自由发挥，常常战战兢兢，好像鼎镬随时就在面前，所以事情小的还敢于诋毁议论，事情大的却闭口不言、卷舌不语。官职卑下的有时还敢于弹劾奏报，官职显赫的却往往收敛衣襟、低下头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言说，大概是他们自己认为不可以说，所以最终畏缩而不敢进言。即使如此，陛下难道又肯让他们索然消沉到这种地步吗？臣愚昧而不顾自身安危，妄自议论国家政事，虽然未必能够完全说中实际情况，但常常听到有人的议论，认为台谏气节之所以委靡，大概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将要议论某个人，而某个人有权势，于是对这个人的论劾就不能实行。不久又把他贬调到其他官职，言外之意是说，某人本来不应当议论某人，因而导致了这次贬黜。权势者因为有罪被论劾，而论事者却因为无罪被贬黜；作为臣下的人，没有谁不把升迁看作荣耀、把贬黜看作警戒。如今竟然因为论事而遭贬黜，他还敢再进言吗？当他从台谏改任其他官职时，即使这或许是陛下难以测度的权宜之举，本来不能仅仅根据这一次贬黜或升迁来评判，但他心里也会认为陛下并不喜欢他这样做，怎么能不稍加自我戒备来保全自身呢？这就是气节由此衰靡的原因。第二种说法是，朝廷的官职本来就有几条升迁途径，在这些途径中推求，台谏尤其清要。然而近年因任台谏而长期成为侍从的只有一两个人，由其他官职而安稳升为侍从的却很多。难道不是因为既然以议论政事为职责，一有所进言就可能触犯众怒，不出早晚便会离职；本来就不如舍弃台谏而任其他官职，那些唯唯诺诺、不发一言的人升迁得又快又久吗？如果人人果真都怀有这种心思，那么臣只见台谏这个职位也几乎要成为徒具形式的虚文了。这就是气节由此衰靡的原因。臣仰望思量，陛下乐于听取切直的言论，常常唯恐有所不及，告诫有关部门时，还把言辞恳切放在首位，何况会无缘无故让台谏荒废职守吗？臣愚昧地认为，应当稍微放宽对台谏的责任要求：凡是为了论议某件事而弹劾某个人的，陛下都应当听取。所论正确的，立即听从并加以褒奖；偶尔不正确的，也应当尽力采纳其中的意见，不要立即把他们调到其他官职，作为阻遏进言的举动，使他们的气节能够日益在陛下的面前伸张；这样，他们就可以因进言而自我振作，凡是升进。在擢升之间，应当把他们同侍从官一视同仁，使他们乐于接受升迁，务必竭尽所能进献可行之策、纠正君主过失，并把这些作为奏报。像这样激励、磨砺他们，那么他们一定会认为陛下奖掖、扶助台谏不同于对待同类官员；即使任用软弱无能的人，也一定会使他激昂奋发。将会看到，气节所达到的地方，可以使宇宙显得狭小，使九州显得逼仄。国家哪里还担心不能建立，台谏纲纪哪里还担心不能振作呢？臣曾观察世上的儒者，他们都说西京之时风气柔弱成熟，东都之时风气矫激，并且说：“东汉有许多重名节、意气慷慨的士人，是因为光武任用了一个卓茂才造成的。”但臣认为不是这样。西京本来并非柔弱成熟，朱云一句进言上奏，甚至折断殿槛也在所不惜，汉帝当时还说过“不要修理它”的话；这种气象，难道真是柔弱成熟吗？光武的教化，实际上是从前人那里有所见识，而李膺、范滂一类人，大概是朱云已经先行树立了榜样。陛下试着深入思考这件事，就足以看出气节对于建立国家的关系，是这样重大。

译论臣的职分应当以民事为先 臣听说，天下百姓既爱戴自己的君主，又爱戴君主的臣子，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君主施政有先后次序，而做臣子的知道君主所重视的事情并竭力实行，不过如此罢了。如今说天下百姓爱戴自己的君主，谁会说不可以呢？但若说他们还会爱戴君主的臣子，谁肯相信呢？唉！政事本来有先后，做臣子的总是把百姓所要办的事情放在首位，那么百姓就会说：“我们君主使我们安定、保护我们的事情，全都属于他的臣子办理。”在这个时候，即使是没有知觉的草木，也会爱护那个把百姓放在心上的臣子，何况至为愚钝而又有灵性的人，怎么能欺骗呢？既然如此，使天下百姓既爱戴君主，又爱戴君主的臣子，这种气象大概与唐虞时代没有两样。如果臣子把民事放在后面而去追求其他事情，就会看到做得越多，下面越不高兴；逼迫得越紧，百姓越不响应；不只是不会爱戴他的臣子，连所谓爱戴君主的心也会一并淡薄。这就是天下终究不能治理、众多官员对国家安危没有益处的原因。从前唐虞时代，君臣在一堂之上都俞讨论的，从早到晚不过是民事，而且勤恳周详，像慈母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出于内心真诚自然；所以即使是臯陶这样主持刑法的臣子，百姓仍然感念他的恩德。他们爱戴臯陶已经如此，那么他们的君主即使不想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又能够做到吗？所以臣说：百姓既爱戴君主，又爱戴君主的臣子，这与唐虞时代没有两样。国家凭借祖宗长期积累的福泽，以及深厚的仁德恩惠，同百姓之心结成联系，本来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凡是舟车能够到达、霜露所能降临的地方，谁不知道爱戴我们的君主呢？但臣唯独担心，做臣子的有时不知道百姓，那么百姓就会认为他的臣子完全与自己无关。说臣子的事情完全与我无关，就是把百姓和臣子截然看成两件事，却不知道君主就像心，百姓就像身体，臣子就像手足。痛痒疾病在身体的一处发生，手足就会震动，即使没有约定也会自然响应。如今如果手足不能保护身体，那么一颗心必然扰乱不安，当然不能自求安逸；哪里有臣子和百姓可以截然成为两件事的呢？臣曾因此观察朝廷今日的政事，其中最大的问题没有超过百姓的安乐与忧患。然而宫门深远，下面的实情本来难以迅速传入；如果没有早晨同他们询问、晚上向他们进奏的人，那么即使是圣人，又怎么能一一听到呢？臣认为，在任用官员时，应当专门承担这种职责的有一类人，广泛寻求民情的有两类人。为什么呢？自一命以上的官员，往往一大半都是能够进言的人；但受法令限制，即使有片言只语，他们又凭什么能够见到天子呢？如今检院、鼓院二院，也是让樵夫等平民进言的门户；然而在尚未取得信任时便进谏，政事上有时难以立即契合。考察那些无所不言、使君主不得不听、有关部门不得不实行的人，没有比台谏更合适的。台谏处在掌管纲纪的位置，正是用来纠察奸邪、清除弊政的，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尽情地用一句话说出来。凡是百姓的安乐与忧患，别人不能私下议论的，台谏之臣却可以详细论述、深入研究，这种职位难道可以随便授予吗？所以不如在最初擢用之日就立下一条法令：凡任台谏的人，必须先历任州县官，然后才可以。因为州县官都长期熟悉民事，对其中的利弊，又是以前已经充分听闻的。他一旦有机会进言，陛下再责成他以爱民之事，他将会竭尽诚意、耗尽思虑，完全思考关于百姓的一切来提出意见。一条意见实行，就有一种利益落实在百姓身上；一种利益兴起，天下就得到恩惠。即使十件中有一两件失误，七八件有利的也不少了。假如过去所任用的人，全都没有担任州县官的经历，就不要从他们中选台谏。臣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懂民事，只是他们所知的不如亲身经历那样全面罢了。所以圣人任用人，总想使用他的长处，而不想使用他的短处。与其让缺少这方面才能的人来议论，不如让有余力、有专长的人来议论。因此说，专门承担这种职责的有一类人。如今经筵官，都是用来接近天子的光明、聆听圣人训诫的；他们不只可以专门谈论语言文章的末节，对于关系国家体制的治理之道，也能够进献忠言。至于馆阁之臣，实在多是一时的俊杰，都是居上位的人储备起来以待任用的。有的不到一个月便被召见应对，他们启发、辅佐君主的奏议，也多按次序得到施行。这两类人，大概都是陛下所眷顾的，而他们自己也认为所任职务可以进言。总之，应当全都责成他们办理民事：凡经筵官在讲读之际，命令他们每十日进一份奏札；馆阁之臣，允许他们不定时入朝觐见，并且进言民事，必须广泛搜集百姓的利害，务必找到有利的事情并使之兴起，对于有害的事情则最终议论废止。如果果真有可以实行的实效，不要用空文向天下显示，而要使有关部门看见必定实行，实行到必定长久才停止。因此说，广泛寻求民情的有两类人。这样或许天下的百姓会说：我们君主任用臣子，所办的全都是小民的事情；他们不再有无处申诉的忧虑，有时即使不必禀告也会自行离去。这样他们将会敬仰君主，并把这种爱戴推及君主的臣子。陛下到这时可以不动声色，而四海内外都会充满和气，这种局面也是有来由的。如果不是这样，处在台谏职位的人不了解百姓，沉溺于空泛而没有统绪的说法；居于馆阁的人不了解百姓，自己把自己置于不敢进言的地位。面对百姓的安乐与忧患，却像越国、秦国那样看待臣下，难道不知道可以说而不说，那么将同谁说，又由谁来实行呢？

译论淮地守臣应当任用武臣 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所凭借来使天下稳固的条件，为什么考虑得这样详尽而周到呢？然而有时仍然会有不能凭借的情况，难道是士卒疲惫懦弱而失守吗？是城郭低矮单薄而失去地势吗？还是粮食不足以供给食用吗？兵器铠甲不足以使用吗？这些方面，也都是圣人已经治理过的。既然已经治理了，却说有时仍不可凭恃，那就是负责这件事的人没有才能。唉！圣人重视某件事情，就一定会重视担任这件事的职位。想要重视某件事却不根据人的才能任用，除非圣人亲自去做，否则一定不行。但圣人本来没有闲暇亲自处理这些事情。这样看来，就只能各自根据才能任用罢了。臣曾说过，圣人用人，好比工匠师傅制作木材：可以做柱子的，不能拿来做栋梁；如果把柱子、椽子的材料放在栋梁的位置，即使片刻也不能支撑。为什么呢？因为职任有轻重，所以才能有大小。如今圣人想使天下的险要之地没有一天不坚固，这种守卫它的职位，大概不只是栋梁所处的位置。如果不是有相应才能的人却让他处在这个位置上，只恐怕不是柱子、椽子所能承担的了。自从曹公濡须之战以后，江淮成为战区；自从东晋收复合肥取得功绩以后，江淮成为重要的疆土。长江，是用来巩固内地的；淮河，又是用来遮蔽长江的。所以依仗长江，不如依仗淮河。譬如穿两层皮裘，一件毁坏了，还有一件可以凭恃；如果不是两层皮裘，那么一件毁坏就全都没有了。因此，依恃淮河的办法，本来不能不讨论，而加强淮河防务，最重要的莫过于选择刚强勇敢、果断坚毅的人才，以及熟悉坚守防御的人，然后才可以。如今如果泛泛地任用人，那么他也会泛泛地守卫。把圣人所凭恃的疆土交给平庸的人才，臣看这只能成为名义，不能成为实际。如今可凭恃的险要，本来难以一两件说尽；其中遮蔽大江、保卫上都的，没有比两淮更重要的了，它们都是藩篱内地、锁钥外部的地方。这难道可以不根据才能来守卫吗？陛下正休养百姓，兼爱南北，不忍心用一支兵戈来防守、用战争毒害天下，而是思考尧舜三代取得民心的办法，努力实行并安然推行。即使长江与淮河的守御之事，本来不是朝廷最急迫的事务，然而臣愚以为，善于处理安定局面的人，一定有使安定长久的办法；善于处理治理局面的人，一定有使治理长久的道理。成王没有因为天下已成就而废弃四时的教化，宣王没有因为已经击退敌人而怠慢车马的修治；而萧俛销毁兵器、张说撤去府卫，都足以给后世带来祸患。陛下当然不是因为没有谈论军事，便突然忘记守边。因此，守卫淮河的主张，在今天是可以实行的。臣是读书人，不熟悉军事，本来不敢妄议军旅政务；然而因可凭恃的险要而议论守卫它的防务，臣还可以说上一句。如今两淮临边的郡，都是敌国相邻的境地，平日同敌国往来熟悉。自从和好盟约重新巩固，虽然没有奔驰践踏的伤害，但作为唇齿相依的邻国，终究不应当没有常备的守御防务。因此，城郭坚固还是毁坏，兵器铠甲有备还是废弛，士卒强健还是衰弱，金钱粮食匮乏还是充盈，以及防守严密还是不严密、谋划好还是不好，哪怕相差毫厘，弊害有时也会发展到四处蔓延。所有这些事情，本来不是没有见识的儒生可以悠闲应付并深入通晓的。如今考察临边的城邑，不下十多个郡。如果平日不先作自我强盛的打算，一旦稍有警报，恐怕不是仓促之间所能完成的。这样还想靠自己强盛起来，大概就像南仲筑城于朔方一样困难。况且如今守边郡的人，他们的才能究竟怎样呢？必须有节操正直、坚强勇敢，足以独立而不动摇；有纵横的智谋，足以面对事情而不迷惑；有周详敏捷的才能，足以应付变化而不混乱。凡是确实具备这些条件的人，一定不是儒生文士通常所能做到的。这必须是有将帅才能、熟悉武事的人，然后才能达到。如今却不是这样，大多只是当时的儒生，或者任子中稍微能够办事的人，都可以被派去守边。若要求他们治理百姓，他们固然没有什么可推辞的；但到了守御之时，只恐怕他们因陋就简，一定不是日后可以依恃的人才。臣看来，必定会有人只顾一件事而十件事都不治理，只做小事而大事不修。这种祸患，本来不只是在国家闲暇时才存在，怎么可以不根据才能任用他们呢？姑且用小事来作比喻：耕田一定要询问农夫，织布一定要询问婢女，砍削木材一定要询问工匠。如果没有农夫而让婢女耕田，就会粗疏而破碎；没有婢女而让工匠织布，就会断裂而不整齐；没有工匠而让农夫砍削木材，就会格格不入而难以操持。大凡有这样的事情，就一定要任用能做这种事情的人；而那些不属于这种事情的，又不是某一类人所能胜任的。既然如此，陛下是否也任用了本来应当任用的人呢？如今的办法，不如重申旧制，命令枢府、侍从之臣，多多论荐可以任用的武臣。举荐某人，就列出某项实际事迹，说：“臣因某件事而举荐某人。”既然已经把姓名报上来，就考察众人的意见，用已经试用过的事实加以验证，使他们分别守卫两淮临边的郡；在辞别皇帝的那天，用必须有所作为来激励他们，并用赏罚来郑重对待。至于次边的地区，文臣武臣都不必拘泥于任期长短的规定，不实行两年一换的办法。如果因为有功劳而立即升迁，那就是因为他刚刚做出一点成绩便急忙中止他。至于郡中的民事，则由监郡官负责，不过几年，他们在守御方面必定会有很值得观瞻的成绩。虽然如此，还有一点可以说。从往年兴起战事以来，淮河沿岸又多有聚集的大盗，掘坟盗墓，在市肆中相互劫掠；少的有几十人，多的也有一百多人。对他们进行警戒和捕捉的职责，必定首先落在一县县尉身上；而担任县尉的，大多是柔弱怯懦的官吏，没有强干敏捷的能力来铲除、擒制他们。假如小的奸恶一天不除，大盗就会遍布天下，这也不可不设法解决。臣以为，像淮地的县尉，应当全部注授武臣，制定为固定法令；必须是素来有武功的人，然后才可以拟定授官。因为他们的气力筋骨能够披荆斩棘、冒犯霜露，必定能够消弭盗贼的奸恶，从而补助守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这样一来，两淮之间或许可以因任用得人而凭恃险要；将来无论缓急，也不会有遇到事情便束手无策的弊病。它所带来的利害，难道不是深远而重大吗？唉！汉高祖已经平定天下，尚且想得到勇猛之士来守卫四方。陛下即使从前没有得到勇猛之士，又怎么可以就此罢休，而不为今天的事情作打算呢？

译论铨曹应当革除其中的弊病 臣听说，天下有常规的事情，圣人有常规的法令；天下有变化的事情，圣人有变化的法令。事情常规不变，可以用常规法令治理；事情发生变化，就不能拘泥于常规法令。唉！法令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确定而不轻易改变；但圣人又有常法和变法的区别，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大概圣人能够使天下没有一件弊病之事，却不能使天下没有一条会产生弊病的法令。结绳记事的政治，在尧舜时已经不能实行；井田制度，到汉唐时已经不能使用；如果一定说法令确定后就不可改变，难道行得通吗？大抵事情必须有法令，就像嘴必须发言、耳必须听闻、眼必须观看；法令不能没有弊病，也像言语不能没有瑕疵、听闻不能没有遮蔽、观看不能没有迷惑一样。如今指着某件事说可以实行，那么必定认为某件事的法令可以实行；指着某件事说可以废除，那么必定认为某件事的法令可以废除。圣人固然不能使可以实行的事一定不实行，也不能使可以废除的事一定不废除；若使可以实行的事一定不实行，就是常规之事反过来改变其法令；若使可以废除的事一定不废除，就是变化之事反过来因循旧法。无缘无故改变法令，法令越变，事情就越不能实行；无缘无故因循法令，法令越因循，弊病就越不能革除。这种祸患，特别在于不知道法令为什么有常法和变法的区别，所以弊病终于发展到这种地步。臣曾因此考察自古以来铨选官员的法令，认为没有比唐代更详备的。如今考察唐代的文书，所谓一时制度，不知变更了多少次；而设立长期保留姓名的榜单，有时多年不变，却能够得到公平允当的称誉。像卢从愿、裴行俭这些人，都能深入体察士大夫的心情，认真考察铨曹的弊病，所以他们的规划安排常常符合人意。后世议论铨选的人，必定把唐代列为首要典范，难道不是因为遇到事情变化，便知道用变法来治理吗？朝廷严格对待天官的选任，从来不肯轻易授予；而铨衡官员的法令，也总要权衡事情之后再议定。然而事情繁多，无法计算；法令的出入，每每不免同事情一起衰败。这其中一定存在可以变更的法令，只是议论的人还没有察觉。陛下登基以来，凡任少常伯之职的臣子，都有议论法令的意图。比如严格铨试的标准，是为了澄清入流资格；告诫吏胥的奸弊，是为了开通公正之道；明确保官的命令，是为了考察实际品行；优待已经试用过的仕人，是为了限制差注。这些都是根据时势斟酌适宜，不拘泥于只立一条法令。然而有无穷无尽的事情，就必定有无穷无尽的法令；法令无穷无尽，弊病也就无穷无尽。因此臣认为，如今铨曹的法令，可行的有两点，已经产生弊病的有三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天下获得任命的士人，不到三年便增加数千人，而吏部的空缺仍旧如此。一处空缺，已经占有它的人一人，等待它的人二人，拟议任用的又一人。远的要等七八年，近的也要等三四年，士大夫喧嚣着回去，往往白白吃用五六年还没有做官；这还不是最值得忧虑的。等到调任官职的时候，来的人常常有几百人，而吏部有时没有空缺可以满足他们，也不过挑取其中距离任官最远的人来任用，才得到一处空缺离去；没有不叹息感慨的，他们聚集在都城，仿佛有什么极不美好的事情。臣曾观察到，调官的人越多，得到空缺越远的，大多是初任官。总之，应当针对初任官的空缺，逐渐制定一条宽缓的法令。如果只拘泥于铨试的标准，想要再按照十人取一人的办法，尤其足以招致仕人的怨恨。而且如今县尉的职责，实际上首先是捕盗，本来不能把他们视为冗员。近来县中有盗贼，多半不是县尉所能捕获的，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势力不能独自抵御。因此不如根据他们的职责增加员额，凡一县都设置两名县尉；东西两处的职务，俸禄都相同，最终任期也以三考为限。既然这样能够提高一县的声势，那么吏部的空缺也可以在一天之内增加数百个。如果再计算那些等待任用的人数，足以满足一千人的需要，恐怕多少能够帮助减少空缺，仍然胜过坐看空缺遥远而不去救济。既然已经下令增加设置官缺，那么最初尚未拟定的人都列在见次，应当把有调官赏格的人和考试名列前茅的人优先作为注拟对象。再次拟定之日，就不必再比较这一点了。有人说：有一个官职，就有一个官职的廪禄；国家正感叹财用不足，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冗员。而且一县的弓手尚且不足以供给一个县尉，何况还要增加两个县尉呢？臣说：不是这样。县里的下吏俸禄很少，州县自身完全能够供给，每月不过几十千钱，而且又分散在天下各处，所需支出大概并不太多。县里的弓手本来并不是不足，只是县令、县丞有的把他们分去供自己役使，有的拆散后借给别人。现在如果革除这两种弊端，把弓手全部归给县尉，再从中抽出十分之二增加招募，那么两个县尉使用弓手就绰绰有余了，这是此法可行的第一个理由。取得官职的人必定已经参加过考试而出仕；没有参加考试的人，即使有非常的赏赐，也一概不应任用。只是唯独不知道，先前那些未经考试便出仕、后来罢官而等待调任的人，为什么不让他们一定考试后再调任呢？如今在官的人本来并不是个个都已经考试过，必定有些人在制度尚未严格时凭借赏格获得官职，有些因恩例而免试，有些因年资达到而免试，有些因堂除而免试，有些因岳祠而免试。等他们解官来调任时，应当考察他们是否已经考试。如果没有考试，就一定不能不考，也不能因为荐剡已经充足而最终免试。这样的人恐怕不止一千多人。如果逐渐追究清理，也可以澄清调官的选取，这是此法可行的第二个理由。如今吏部的法令中，有人凭区区赏格便得以谋取暗缺。暗缺本来就不容易得到，而且又不是按照应当出缺的次序，有时因为是好地方可以占据，有时因为候选人另有事故，所以便挟持赏格一定要取得它。却不知道，公家的名器竟使吏员能够用金钱相互交易。为什么呢？某人有了赏格，便嘱咐某个吏员说：‘我将要取得暗缺。’这个吏员必定知道哪些空缺偏远、哪些临近，所以收到金钱的就赶快告诉他，收不到金钱的就吝惜而不告诉他，这也就能很快取得了。如果删去暗缺的制度，只把赏格作为差注时的优先条件，也许可以杜绝吏胥的奸诈，这是此法已经产生的第一项弊病。如今由选人升任京官品秩，难得简直如同登天。

译凡是小官中有所凭借的人，本来有必定被荐举的道理；而家寒无援的人，大多老死在选调之中。况且天下的人，怎么能个个都有凭借呢？古人将荐举与削夺用来均衡天下的形势，但流弊延续已久，恰好成为制造不平的工具。这种祸患，难道只是一天一夜造成的吗？因此臣曾经寻求最公正的办法，以使这种形势趋于一致。凡考核书达到十次的人，允许改换官秩；有荐举或削夺的，则依照通常制度办理，希望法令不偏不倚，事情处理得当，这是此法已经产生的第二项弊病。如今改换官秩的人，必须等到截防到达，才发给凭证。但最大的利害在于，士大夫辛勤做了各种事情，却不能获得荐举或削夺的汇集记录；到应当改换官秩之日，年月已经久得不可胜数。荐举人难以始终保全，本来就有不到一天便生死变故的；吏员于是得到机会，把此事作为收受贿赂的空隙。正值截防之时，贿赂送到的，可以早晨截防、晚上便下达；没有送到的，即使过了一个月仍然没有办理，弊病难道不是太大了吗？在这种时候，贫穷而无力的人多因此败坏事情，也实在可悲。臣认为，凡发给凭证，不必等到截防到达；如果他果真有罪，再剥夺他的资格，又有什么晚的呢？这是此法已经产生的第三项弊病。唉，法令能够实行，特别怕它实际上并不能实行；法令已经产生弊病，特别怕它实际上并不是真有弊病。如果认为举天下都说可以实行，那么还有什么畏惧而不去做的呢？如果举天下都说已经产生弊病，那么又有什么舍不得而不改革的呢？臣愚昧地认为，今天铨选衡量官员的法令，固然不能完全革除今日的弊病，但权衡事情而加以施行，或许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收获。论帘试考中铨选者 臣私下认为，今天的法令中，最为符合人心、不可一日更改的，就是铨试。若不是已经通过铨试，即使其中有人凭恩例进身，或因特许而免试，朝廷也一定不敢授官，给事中、中书舍人也不敢署名，吏部也不敢拟定。执行得非常公正，坚持得非常有力，没有一个侥幸逃脱的人，确实可以称为良法。然而近年以来，法令一出便有奸诈随之而生，弊病和侥幸纷纷出现，只知道铨选法可以约束任子，却不知道试场的弊病反而比未经铨试而出仕更严重。一年又一年，奸计百出，请允许臣详细说明。如今一年举行一次铨试，每次参加铨试的不下三百人。自从试场法令开始严密时，子弟前来应试，他们的才华虽有不同，却都亲自应试，文章也没有其他说法。试场逐渐宽松，才开始出现贿赂：预先结交同场中善于作文的人，约定酬劳的数额，确定代写文章列入榜单的数量；又嘱托巡案的官吏，让他们在场中放松侦察，于是有才能的人便替没有才能的人应试。小则口头传授，大则递交草稿，严重的甚至调换试卷，这本来已经很可憎了。如今更为严重，又超过了这些：近几年专门用厚重的贿赂托人，外乡而没有门路的士人，便预先谋划包揽考生，如同张网捕取利益。各郡负责报榜的人，便同他们相互寻找托请之处，仿佛共同设置了一个局。里面试题刚刚发出，就秘密传到外面，急如流星飞驰；外面同谋的士人得到题目后共同作答，不久又传回里面。出入的途径，有的经过金口门，有的从墙洞进入，有的由水筒送进，有的混在食物里面，有的藏在瓶罂之下。奸诈的计谋有万般形状，不容易一一列举。能够使试题传到外面、文字又传回里面的，如果不是上下相互勾结受贿，彼此关系贯通、行动完全一致，怎么能往来蒙蔽，快得如风雨鬼神一般呢？况且考场所依靠的是门监官，门监官有巡案，巡案有巡逻士卒，又各自有兵吏，彼此相互察看。只是因为一味靠贿赂，竟使众人的口舌全部相互传递，往返如同臂膀听从手指，每年都成为惯例，而且各有固定价格。大概一个铨试者侥幸考中，前后要花费金钱一千缗。这样一来，朝廷的良法美意再也不能依靠；真正用心求学的子弟，不能凭自己的能力显露出来；富有资财的人也不再学习，只靠贿赂占据前列。美玉和石头无法分辨，才与不才混杂，完全违背国家考察人才、审定官员的本意。如今对已经引见参加铨试的人所设置的关防禁令，大概已经来不及了。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裁断上述情弊。等这次铨试放榜后，凡试中之人应当到吏部报到之日，先在吏部尚书主持的帘试中再考一次：经义之人试小经义一道，诗赋之人试省题诗一首。由六部郎官中的长官和副长官监临，临时抽取论题；另由有出身的人一员，在尚书省厅出题。将帘试卷与铨试卷加以辨验，查看字迹是否相同；对于错漏严重、完全不能成文，或字画属于两种笔体的人，取其卷加以核验并黜落，希望今年先革除代笔冒名、泛滥取中的弊病。臣所陈述的上述铨闱弊病，如今虽然铨试已经结束，日后难道可以不采取措施吗？希望朝廷下令给吏部的长官和副长官，让他们共同商议关防禁戢的办法。为什么从前容易约束，而今天却几乎一点也不暴露？必须追究其中原因，找到关键所在，务求详尽，以期大力革除以往弊病，令观听为之一新，这也关系到教化和风俗。并请一并施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译论蜀地将领应当防备其变 臣听说天下有三种祸患：蛮夷之国依仗兵力而强大，盗贼之民依仗人数而叛乱，专制之臣依仗险要而固守。这三者都足以扰乱天下。然而自古的君主在多事之时，有时甚至一天也不能安稳自身，这未必都是蛮夷、盗贼造成的。关键一定在于被专制之臣蒙蔽，长久而不知道祸乱已经形成；明显的事情容易察觉，隐微的事情却难以醒悟。蛮夷的强大必有形迹，盗贼的叛乱必有踪迹，有心有眼的人都知道采取消除祸患的办法。专制之臣却不是这样：平时对外奉行天子的命令，对内却蓄积自大的心思。他谋划事情，没有形迹可寻；他施行奸诈，也没有踪迹可见。他在上面的人面前用虚名任事，下面的人也用虚名奉承上面。他发动事情时像是真诚，施行起来又像是忠信，即使伊尹、周公也大概不过如此。上面的人正相信他是真诚，却没有人察觉。就像沉溺于酒色的享乐，安于外表上似乎没有什么可怕，却不知道因为不防护元气而导致僵仆，往往就是从这里开始。唉，何况他又有险要可以凭恃呢？他作为专制之臣，又拥有险要可供凭恃，那就如同老虎添上翅膀、毒蛇长出脚一样，也就值得忧虑了。天下如此广大，有土地就有险要；那些小的险要不必讨论，最值得凭恃的，就是江淮、荆、蜀的险要。因此，险要掌握在君主手中，未必足以控制天下；但险要掌握在专制之臣手中，就没有不成为其凭借的。臣曾经推究其中的缘故，考察唐代的崔宁、刘辟，梁代的王建，唐代的孟知祥，他们都是专擅一方的将帅，依仗蜀地险要来巩固自己。崔宁、刘辟正在谋划时便失败了，而王建、孟知祥则长久不露形迹，最终便不可抵抗了。如今考察这些事情，崔宁专擅蜀地将近十四年；刘辟任西川节度使后，行动越发骄横悖逆。这两个人最初都是委身事上的臣子，一旦进入蜀地，经过长久岁月积累，便产生坐拥险固、轻视朝廷的心思，抗拒天子的使者，说出不臣之语，安然不以为怪，拥兵自专、独占利益，几乎酿成大变。只是因为他们上面的君主能够深刻了解情况，随即讨伐，随即将其击败，最终没有让他们肆意妄为。王建、孟知祥则恰逢大乱之世，得以猖狂僭越、窃据权位；他们也都是先谋划不可测的计谋，安排极其秘密的策略，使心腹羽翼无不齐备，于是顷刻反目，便坐拥数千里国土。这种祸患，在于事情延续久了却没有被察觉。假如今天在蜀地的人都像古代贤将那样，那么朝廷可以把他们作为藩篱来托付；然而傲慢暴戾、轻视侮慢的念头，奸诈勇悍、雄强桀骜的姿态，大概都是将帅之臣常有的。何况对他们逐一栽培、涵养，听任其长久发展而逐渐形成，最终便有不可动摇的势力。如果任凭他们发展而不加限制，臣恐怕不是成为崔宁、刘辟，就会成为王建、孟知祥，这是必然之事，没有什么可疑的。唉，他们父子相互维系，兄弟相互承继，用士卒结成关系，用朋党联结起来；吏员奉承迎合他们的心意，百姓也习惯熟悉他们，名号延续不止百年；回头看他们所凭恃的地方，又有可以防守的险要作为巩固。不幸泄露了他们的谋划，恐怕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诛除的，这正是臣最为忧虑的。蜀地与上都相距数千里，仓促紧急之时，本来不能做到早晨出发、晚上到达。况且蜀郡刺史多是柔弱软弱之人，前面没有人能够替他先行，后面也没有人能够响应，又不足以担当讨逆伐叛的统帅。如果今天不设法防范并秘密察看，到了将来就只能拱手等死，陛下难道不会因此寒心吗？天下的祸患，应当在开始时控制；如果等到祸患发展到最后才控制，又将怎么办呢？汉室兴起时，征伐建立功勋，大多出自韩信；而汉高祖在应付周旋、力量不够的时候，已经暗中对韩信怀有二心并产生疑忌，派人驰往其营垒夺取符节和指挥权，召回韩信而改换将领，这些都是为了暗中消除他的奸心，逐步破坏他的异谋。假如高祖没有及时采取这些措施，等韩信封王于齐之后，即使想逐渐使他屈服，也已经很为难了。如今主持蜀地事务的人，未必有韩信那样的功劳，恐怕他心中所怀的想法，同韩信相比也只差一线。陛下即使不愿轻易采用高祖的办法，至于其他缓和谋划的防范措施，又怎么能不实行呢？所以臣认为，在这件事上处理，确实有非常困难的地方。必须做到紧急时不急躁，不因张皇而生变；缓慢时也不庸惰，不安坐着等待祸端。应当立为固定制度：凡驻守蜀地的军队和襄汉的屯军，每年轮换两次；负责统制的人，也要按时命令更换，希望他们忽而分离、忽而会合，不至于安于自己的教令而熟悉其恩惠。这样，即使紧急也不会躁急。两川的百姓，无论贵贱，朝廷都应时常深切体恤；赋税征收、运输负担和劳役之苦，都应常常为他们宽免省减；爱护他们的程度，常常要超过江淮、闽浙、湖广等地。这样或许蜀地百姓必定会产生敬仰拥戴君上的心意，那么专制之臣诱导他们作乱，他们必定不听；用威势胁迫他们，他们也不会服从。这样就算缓慢，也不会庸惰。不到一两年，他们的势力也会衰弱，力量也会减少，便没有能力作乱了。然后采取汉高祖对待韩信、杜鸿渐处置崔宁的办法，从容地制服他们，臣没有见过有不能成功的。然而如今谋划国事的人都说：‘无缘无故这样做，只会促使他成为不义之人。’所以不如用恩惠养育他，使他产生不忍背叛君上的心志，这样就可以了。唉！对于翻墙穿洞的行为，如果因为畏惧而不加禁止，后来一定会有抢劫的人。既然他已经像盗贼一样了，又怎么可以靠养育来对待呢？钦定四库全书 《东塘集》卷九　宋袁说友撰 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