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塘集卷十一　　　　宋　袁説友　撰

译哪怕一句话说错，陛下也决不会说出口。凡事都合乎尺度，件件都符合条理；再加上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多次召见儒臣，尊重礼法和正当的议论，那么中兴的功业、太平的治理，确实可以拱手等待实现了。臣本是出身寒微的儒生，侥幸跻身侍从之列，参与谋议、思考政事并进献意见，是职守所系。臣仰望陛下圣明的最初，不敢进献无益的言论，专门以讲学这一件事来献给陛下。伏望圣明的陛下认为，当今最急迫、最优先的事务，最切要、最重要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务必深入思考并竭力实行它。从前傅说劝告高宗说：“始终把心思用于学习，以学习为常法；那样，道德修养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以先王成就的法则为鉴，就能长久不犯过失。”臣恳切陈奏的，只有请陛下加以留意了。天下幸甚。讲《易》臣听说，《易》由伏羲画卦，文王推演，周公撰写爻辞，孔子作彖辞、系辞，到周代才完成，所以称为《周易》。谨按《干凿度》说：“《易》只有一个名称，却包含三种意义：简易、不易、变易。”先儒议论认为，简易、不易并不是圣人作《易》的精妙之处。《系辞》说：“《易》作为一部书，不可离开；作为道理，屡屡变化。变化运行而不停留，周遍流转于六爻之间，上下没有固定，刚柔相互变换，不能把它规定为固定的法则，只随着变化而适应。”这些全都是变易无穷的意义，难道哪里是简易所能穷尽的吗？伏羲时代，社会质朴、百姓纯厚，巧诈虚伪尚未兴起，所以即使只有三画，也可以穷尽天下的变化。到了神农、尧、舜，取法八卦来说明吉凶；其中大的方面，如衣裳取法乾坤，因而天下得到治理。到了夏、商以及周代，民间的虚伪逐渐滋生，礼乐缺损败坏，天下各种事务纷纷兴起，三画的《易》开始不能穷尽万般变化。文王为此忧虑，于是重叠卦象成为六十四卦，重叠爻画成为三百八十四爻，又作彖辞，以穷究八卦的作用。天下有变化无穷的事情，《大易》就是讲变化无穷的书。如果万般变化都藏在其中而难以看见，那么乾坤作为《易》的内蕴，隐藏的内容就显现出来了；如果万般变化都从其中出现而难以明白，那么乾坤作为《易》的门户，变化出现的道路就明白了；万事无不由《易》而来，之后才称为道；阴阳变化不可测度，之后才称为神。由此可见，变化之道中具备了天道和人道的道理。因此阴阳变化而生成万物，日月运行变化而形成四时，这是变化见于天道的情形。消长变化而形成治乱，真情和虚伪变化而形成利害，这是变化见于人道的情形。上天的变化，有神妙的化育来运行它的奥妙造化；人世的变化，则有圣明君主来成就它的全部功效。如今如果常任用君子、常斥退小人，天下就会由乱转治；如果一概任用诚实的人、黜逐奸诈虚伪的人，万事就会由祸害转为利益。这些都是人道的变化，不可以不谨慎。恭敬地想到陛下之道贯通天地人三才，智慧周遍万物；把它施行于天下，是《大易》的事业；与天地合其德，是《大易》包罗万象、运行变化的作用。如今陛下正命令召见儒臣，讲明《大易》，臣私下认为其中清洁宁静、精深微妙的奥理，穷究事理、尽明性命的根源，陛下本来已经在心中感悟并默默体会了。小臣没有学问，不足以赞助陛下光明继承、兴盛不息的盛德。只是《易》这部书，完备地探究天地人变化的道理。近来陛下亲自书写御笔，写下《易·泰卦》赐给辅臣，其中关于成就人才、辅佐君相而使百姓得到安定的意思，大概已经与天道相合了。至于人道的变化，使君子常常进用、小人常常退斥，以穷尽人道的变化，臣希望陛下体察《易》的变化，彰明泰卦的意义，使天下常治而没有混乱，万事常利而没有祸害。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臣冒犯天威，惶恐惭惧至极，不胜战栗之至。孔子说：“居于上位却不宽厚，行礼却不恭敬，临丧却不悲哀，我还能从他那里看到什么呢？” 臣听说，没有根本就不能立足，没有文饰就不能推行。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建立根本而能够推行的。譬如水，有的盈满坑洼之后才继续前进，有的奔流到四海；但它们源头深、流势长，都是由于有根本。根本不建立，末端也不能举起；根本和末端颠倒错乱，又有什么事情可以推行呢？身居上位，凭什么使人服从呢？它的根本在于宽厚。只有宽厚长者，才能使人像爱父母一样爱戴他。行礼，凭什么向人有所表示呢？它的根本在于恭敬。只有庄严恭敬、严肃谦恭，才能使人像仰望神明一样仰望他。面对丧事，凭什么感动人呢？它的根本在于悲哀。只有悲哀忧伤，才能使人像子孙依恋父祖一样依靠他。居上、行礼、临丧，都是事情；宽厚、恭敬、悲哀，都是根本。根本建立在这里，事情自然会修治；根本丧失在这里，事情就都会废弃。假使居上而不宽厚，就无法容纳众人；行礼而不恭敬，就无法使下属肃然；临丧而不悲哀，就无法充分表达感情。根本既然丧失了，对事情又能怎么办呢？所以说：“我还能从他那里看到什么呢？”古代圣人居于上位、面对众人，对内修养自身，对外应接万物，以道理为根本，以根本作为施用，不敢轻率行事而违背道理，也不敢忘记道理而废弃根本，所以能够居上而使人服从，足以保全自己的地位；对内能够端正自己，足以安定自身；对外能够尽心对待万物，足以与下属相接。一个人以自身为中心，而上下内外没有一处不顺合道理，这难道不是很值得观察吗？虽然如此，或者还可以再作一些说明。《传》说：“宽厚而有节制。”因为宽厚却没有节制，就会优柔放纵、松弛懈怠，弊端最终会导致软弱而不能振作。又说：“恭敬却没有实际。”因为恭敬却没有实质，就会只剩下讨好人的表情和过分的恭敬，弊端最终会导致虚诈而不诚实。又说：“丧礼的悲哀要到适当程度就停止。”因为悲哀而不知道停止，就会伤害生命、灭失本性，弊端最终会导致礼制无法施行。这又是运用宽厚、施行恭敬、表达悲哀三者的重要原则，是圣贤应当深切留意的。季康子问：“仲由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仲由果断，适合从政吗？有什么不可以呢？”又问：“端木赐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端木赐通达，适合从政吗？有什么不可以呢？”又问：“冉求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冉求多才多艺，适合从政吗？有什么不可以呢？”

译臣听说，孔子选用人才，不拘束于一种标准，也不限于一个门类。因此天下的人才，有的才能小，有的才能大，却都各有适合使用的地方。使用他们各得其所，才能小的做小事，才能大的做大事，随着各自的才量成就其功用，也都各有值得观赏之处。难道只有孔子这样选用人才吗？古代统治天下的君主，使用天下的人才，也不超出这个道理。季康子见孔门弟子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却不知道各自适合使用在什么地方，于是拿三个人来发问，却不知道圣人本来就不是用一种标准、限于一个门类来选取人才。子路的果断，足以决断大事；子贡的通达，足以通晓世间事务；冉求的多才多艺，足以权衡事物和人情。三个人的才干，用来从政有什么不可以呢？假使圣人用一种标准束缚他们，用一个门类限制他们，必定要求果断、通达、多才多艺三者兼备之后才任用，那么天下的人才将没有可以发挥作用的了。这种道理，不是季康子所能知道的。只有二帝三王，本来常常用这个原则权衡天下人才，以收取一世人才的功用。姑且以尧、舜来说，九种德行都有人任事，俊杰之士都在官位上，于是各项功业都得到成就。三种德行、六种德行本来各不相同，但都各有所长。尧、舜都根据他们各自的才能授官任用，因此能够取得各项功业成就的效果。这是君主任用人才的重要原则。季氏派闵子骞担任费邑宰。闵子骞说：“好好替我辞谢他。如果还有人再来召我，那么我一定已经在汶水北岸了。” 臣听说，圣贤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他们知道天命和义理这两条最大的戒律罢了。能够知道天命，就能安于时势、顺处境遇，而不苟且求取；能够知道义理，就能磨砺节操、奋勉实行，并有所立足。知道这两点，就没有到什么地方而不安适的。孔门的贤人固然很多，但知道天命、知道义理的，只有颜回和闵子骞二人。季氏对鲁国来说，对上不能辅佐国君来尽到尊奉周王的义务，对下不能安守自己的身份来端正陪臣的名分；他这种不守臣节的行为，是圣人一定要诛责的。如今他却想凭借不义得来的富贵，让国内贤士奔走听命，哪里会真正了解闵子骞呢？闵子骞正是那种以道为乐、忘记人世权势的贤者。他看待季氏，简直不把他当人看，难道肯向这种人屈服吗？费邑宰的职位本来就不足以玷污子骞。即使顺着等级向上提升，给他比费邑宰高出几等的官职，子骞也不会为季氏出仕，何况还能使他出来吗？如果这样的人可以被任用，还有谁不可以任用呢？孔子说：“国家有道时，言语要正直，行为要正直；国家无道时，行为仍要正直，说话却要谦逊。”这就是孔门关于天命、义理的戒律，是子骞所守而不失的。季氏僭越，费邑叛乱，其无道已经很严重了。让子骞担任费邑宰而他不肯就职，还有谁能比他更能保持正直的行为呢？然而他又说：“好好替我辞谢；如果还有人再来召我，那么我一定已经在汶水北岸了。” 他说话又如此谦逊，那么圣贤处在乱世之中，本来确实各有自己的处世之道啊！像季氏这样不守臣节的人，内心一定以为没有人了解自己；而闵子骞正是不接受他的任用，不屈服于自己所守的原则，这就是所谓“忧患来临就避开它”，确实坚定而不可改变。季氏这才知道鲁国还是有贤人的。由此可知，知道天命、义理并守持节操的士人，确实对一个国家有益吗？伯牛生了病，孔子去问候他，从窗户握着他的手说：“这是无法挽回了，是命啊！这样的人竟然得了这样的病！这样的人竟然得了这样的病！” 臣听说，上天生育贤人，本来就各有一定的命分；圣人爱惜贤人，也有不能自已的时候。颜回去世，孔子悲痛不已，把这归结于上天，所以说“天丧予”。伯牛患病，孔子叹息不已，把这归结于命运，所以说“是命啊”。这难道不是贤人的生死本来就各有一定的命分吗？如今孔子爱惜伯牛，既握着他的手，又把悲痛说出来，而且因为他的疾病悲叹到重复两遍。哀悼他的死亡，并把它归结于命运，言辞悲哀，心情忧伤，表现出爱惜贤人而不能自已的情意。从后世看来，仍然会使人悲伤叹息而不能停止。孔子说：“颜回多么贤德啊！一竹筒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不能忍受那种忧苦，颜回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颜回多么贤德啊！” 臣听说，人之所以能使自己的内心感到忧愁或快乐，是因为有欲望罢了。欲望，是心志趋向的所在；得到它就快乐，失去趋向的目标，原来的快乐就变成忧愁了。这是常人的情感。所以有所欲求而不能得到所欲，就不会快乐；没有欲求，就未尝不安宁。颜回的欲求没有不得到满足的，所以没有不快乐的；颜回的快乐，也只是快乐在这个道理上。为什么呢？一竹筒饭、一瓢水，与摆满面前的丰盛筵席相比怎么样？住在简陋巷子里，与有几尺高的屋檐相比怎么样？然而天下最美好的境界，产生于我内心最大的快乐。众人凭借欲望，颜回凭借道罢了。不因为贫穷困窘而改变自己的志念，就会把一筒饭一瓢水看得如同面前的丰盛筵席；不因为富贵而动摇内心，就会把住在陋巷看得如同拥有数尺高的屋檐。众人所忧愁的，正是颜回所快乐的。这颗心不改变，这种欲望就不会产生；这种快乐不改变，那种忧愁就不会萌发。人们看见他的快乐，但颜回自己也不知道这叫作快乐。像这样之后，才可以说是心斋坐忘，也可以说是差不多达到“屡空”的境界了。在孔门弟子中，固然有人在断粮时显露出愤懑，也有人认为九夷之地鄙陋，只有颜回能够以道为乐，难道不可以称为贤者吗？这就是圣人反复称许他、感叹众人实在不能赶上的原因。即使如此，忧愁和快乐是人所不能避免的，难道还有富贵之中的忧愁和快乐吗？姑且从尧、舜来看。孟子曾说：“尧因为得不到舜而把这当作自己的忧虑，舜因为得不到禹、皋陶而把这当作自己的忧虑。”汉代董仲舒也说：“尧接受天命，是把天下当作忧虑，没有听说把帝位当作快乐。”因此斥退、驱逐乱臣，努力寻求圣贤，于是得到了舜、禹、稷、契、皋陶等贤能之人来辅佐政事，教化盛行，天下和谐融洽。尧、舜所忧虑、所快乐的，大概在于诛除乱臣以求取贤才，得到贤才以达到治理，这就叫作富贵之中的忧愁和快乐。颜回只是处于贫穷而位居下位罢了。至于处在上位的圣人，他的忧乐在于天下，难道只是像颜回那样而已吗？冉求说：“不是不喜欢老师的道，只是力量不够。”孔子说：“力量不够的人，走到半路才会停下；如今你却是自己划定界限而不前进。”

译我听说，自古以来圣贤求学，都是通过积累、请教、辨析来增进德行、修治学业，难道还有别的途径吗？答案是：在于立志并努力罢了。《传》说：“只有学习才能使志意谦逊。”又说：“功业崇高只在于志向。”只要有志，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功。《传》说：“有谁能在一天之内把力量用在仁道上吗？”又说：“努力践行就接近仁了。”只要肯用力，就能达到道。大概志向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力量却是有限的。想做却做不到，这是力量的问题，不是志向的问题。事情发展到不想做了，这就叫志向不坚定。力量有限而停止，这固然不是志向的过错；因为不想做而中止，这是谁的过错呢？这就是孔子严厉告诫冉求、追究他内心的原因。孔子的道，门人共同称说的，是钻研坚硬之物、仰望高山，哪里能够一下子达到？若不是力量有一定分量，能够勉力坚持而不停止，就难免半途而废。至于立志学习孔子之道，早晚不停，不因日月推移而停止，就像前往越地一样，必定到达越地才停止。志向既然坚定，学业必然牢固，难道肯因只差一筐土而功亏一篑、就此停止吗？如今冉求并不是不喜欢圣人的道，只是自己感叹力量不足。然而冉求总是退缩，孔子本来就常常推动他前进，难道能忍心放任不管，而不去针砭他的病根吗？所以说：“力量不足的人会半途而废。”如今你却给自己划定界限、停止前进，这是说你并非力量不足，只是志向不坚定而自行停止罢了。假使道路越远，志向越发充沛；道路越艰难，志向越发锐利，难道他会在半途废止之处自行止步吗？因此，我曾据此考察古代圣贤：像尧、舜那样急切不懈，像仲尼那样惶惶不安；有的孜孜不倦地每日践行自己的道，有的不睡觉、不吃饭，思考怎样才能赶上学习。难道他们会以力量不足为说辞吗？难道他们会在半途就停止吗？既然如此，想成为圣人、贤人，想学习、请教、辨析、增进德行、修治学业的人，应当先从喜爱圣人的道开始；想喜爱圣人的道，应当先从立志开始。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的儒者，不要做小人的儒者。” 我听说圣人教人，必定重视辨明名义与实际。君子、小人作为实际，本来就像天与深渊那样相差悬殊；一旦用虚假的名声加以粉饰，彼此相似之处就难以辨别了。若不是圣人，谁能把它说清楚呢？嘴上讲述先王的言语，行为却像市井之人，这也是儒者。名义与实际不能辨明，那么讲述先王言语的人，难道不会自称是君子的儒者吗？只是他们见识狭窄、志向浅小，多半想凭借学问作奸，操持言说谋求利益，以私心防范公义，只求自己方便，这才是所谓小人。假如这样的人处在上位而又没有圣人，那么他的祸害就会无穷无尽。一旦有圣人为之辨别、说明并纠正，那么小人的本质丝毫也不能欺骗人。这是圣人最厌恶的，也是求学者应当深切警戒的。子夏在孔门中本来并非这样，但圣人对细微之处从来不敢忽视。子夏将要出仕，见到纷繁华丽的事物而心生喜悦，辨别名实或许会有所昏昧，所以圣人预先告诫他，使他知道：君子的儒学，以诚实而不以虚伪为道，以义而不以利益为道，以根本而不以末节为道，以公正而不以私心为道，这样才可以成为君子的儒者。我考察三代以后，凡是做小人儒者，幸而被任用的，小的如汉代张禹、孔光之流，大的如唐代许敬宗、柳璨之辈，他们造成的祸患哪里能够止息呢？既然如此，那么统治天下的君主在任用人才时，怎么可以忽视这件事呢？子游做武城宰，孔子说：“你在那里得到人才了吗？”子游说：“有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行路不走小路；不是公务，从来没有到过我的屋里。” 我听说《中庸》说：“治理政事在于得到人才。”解释者说，这是在于得到贤人。大概得到合适的人就能治理好，失去合适的人就会混乱，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考察古代，上至治理天下，下至治理一国，再下至治理一邑，没有不是这样。子游做武城宰时，孔子曾听到那里弦歌的声音。然而一邑之中，必定有一邑所仰望的人，使治理政事的人有所取法，教化就容易施行，风俗也容易变美。圣人欣喜子游治理这个地方，而百姓有向往道义的意愿，这种成效必定有其由来。所以问他说：“你在那里得到人才了吗？”意思是，武城政治如此美好，必定是因为得到了人才才造成的。子游果然以澹台灭明作答。大概不走小路，就是沿着正直的道路行事；不是公务从不到偃的屋里，就是端正自己而不求助于他人。沿正道而行，必定没有主痈疽、瘠环那样的事情；端正自己而不求人，必定没有阿谀大夫、毁誉他人的嫌疑。这个人，大概就是当时的贤人吧？若不是子游有智慧，谁能认识他？若不是子游的政绩，谁能任用他？做这个邑的宰，得到这样的人，取得这样的治理成效，正应当像用牛刀宰鸡一样，收到爱护百姓、使百姓容易役使的效果。即使如此，治理一邑尚且要靠得到人才来实现治理；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如果得到贤人并任用他们，国家却不能治理好，我是不相信的。孟子说：“仁者没有不爱的人，但当务之急是亲近贤人。”尧、舜的仁并不是平均地爱所有人，而是急于亲近贤人。这句话，统治天下的君主应当深切留意。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败退时留在军队后面殿后，快要进城门时，鞭打着马说：‘我不是故意落后，是马不肯前进。’” 我曾考察舜告诫禹的话：“你只要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能同你争功。”《易》称“大人说话行事，能使天下向善而不自夸”，“不自夸”就是说不自我矜夸。圣贤之所以使人无法企及，大概就在这颗心吧？不骄傲，这颗心就一定不自夸，所以能够安处富贵而不敢奢侈，处于学问之中而不自满，拥有功名而保持谦逊。有如同没有，所有就更加丰富；充实如同空虚，实际就更加丰厚。禹之所以成为禹，干之所以成为干，都不超出这个道理。如今孟之反只是鲁国的大夫，他的德行和行为在传记中记载不详，但他不自夸的美德，似乎有无法掩盖之处。圣人难道会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正确的话吗？凡是军队前锋叫“启”，后卫叫“殿”；作战时担任前锋很难，败退时担任后卫殿后也很难。鲁哀公十一年，鲁国与齐国交战，鲁军败退，孟之反不敢因战败而急忙逃跑，反而留在后面殿后才入城。他能够在败退中把殿后当作勇敢之举；而在那时，假如孟之反把殿后当作自己的功劳，岂不是不但把自己的艰难说成功劳，还会暴露全军不能勇战吗？那样的自夸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如今他却想同众人一起承担罪责，不愿区别于众人而显示自己的功劳。

译他既然在败退时独自殿后，就不是因战败而只求保命的人；事后又不把自己说成殿后者，而说是马不肯前进，也不是故意把自己归入勇敢者的名声之中。这是在有功劳之中又具有谦逊含蓄、不自夸的美德。推究这种心意而继续实行，那么禹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干使天下向善而不自夸，也都可以逐步达到。所以孔子特意表彰并说出这件事，告诫后世，使像孟之反这样的人也能有不自满、不自夸的心意；同那些夸耀自己多余勇力来向人炫耀的人相比，差别很大。古人的善行达到“天天更新，又一天比一天更新，不断有所增加而没有止境”的境界，都从不自夸开始。正因为不把自己看作已经满足，所以学问没有满足；不把自己看作已经成就，所以德行没有不能成就的。这大概是圣贤进德修业的要道。孔子说：“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巧言善辩，却只有宋朝那样的美貌，在如今这个世道就很难免于祸患了。” 我听说，尧、舜识别人时，把花言巧语、和颜悦色看作必须警惕的东西；孔子论道时，也把花言巧语、和颜悦色看作不仁。花言巧语、和颜悦色，是小人的行径。凭小人的行径处世，以求取悦于人、讨好众人，却没有遭遇祸患逼迫自己的处境，这不是治世所有的现象，而都是衰世之人的表现。为什么呢？厌恶正直、鄙视正道是衰世的风气，除去奸佞、憎恶邪曲是治世的事务。善于观察世道治乱的人，大概就从这里考察。孔子处在周朝衰微之时，感慨正道不能再实行，思念古人而不可见；当时人正以能言善辩相互倾轧，以谄媚胁迫相互取胜，于是他叹息说：“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巧言，而只有宋朝那样的美貌，就很难免于祸患。”这极力说明周朝衰微、道义衰败之时，巧言的谄佞和容色的美丽二者如果缺少一个，就不能立足。唉，这难道是治世的事情吗？大体说来，刚强的人难以被接纳，柔媚的人容易进入；难以被接纳的人，其言论必定以正道为依据；容易被接纳的人，无往而不是邪曲。这就是花言巧语、和颜悦色能够在乱世免祸的原因。只有天下的圣贤，才能辨别刚柔、认识邪正，所以颜渊问治理国家时，孔子首先告诫他远离奸佞之人，又说：“奸佞之人很危险。” 一旦在言语上落入奸佞之人的计谋，他们就很容易跟随进去，逐渐受到浸染，如同火熬化油膏一样，而人却不知道自己必然已经处于危险之中。这是自古圣人深切警戒的事情。孔子说：“谁能出门而不经过门呢？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沿着这条道走呢？” 我听说，居住在那里的人并非不能出去；但不经过门，就无法出去。求学的人并非不能实行；但不依循道，就无法实行。出去必定经过门，就不会有挖墙穿穴、抄小路的行为；行动必定依循道，就不会有邪僻不正的心思。为什么呢？道是正当义理产生的地方，并不是虚无淡泊，也不是故意激烈、追求高远。遇到这样的事情必定有这样的道理，依循道理而行就没有不合宜的。那些不合于道的，是没有依循正当义理。君子处世，哪里有不依循正当义理却能合于道的呢？即便如此，圣人能够依循它，而众人却昏昧不明。舍弃门而出去，走的就不是正路；离开道而行动，行的就不是正理。知道出去必经过门是正路，就知道行动必依循道是正理。后世异端兴起，邪僻的学说又相附和，舍弃正路而不走，就不知道出去必经过门；舍弃正道而不实行，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沿着这条道走”。于是用虚浮的文章迷惑风俗，以污浊的习惯谋求利益，凭声气互相援助，结党营私互相滋长，对于经过正门、实行正道，完全不再过问。若不是圣人确立诚实、除去邪说，使人返回正道，那么不成为天下国家祸患的情况就很少了。既然如此，那么行动而不依循正道的人，都是圣人必定要惩治的。每日阅读两朝圣政。我恭敬地听说，高宗皇帝曾告谕宰臣赵鼎说：“我平常居住在禁中，每天都有功课：早晨阅读章奏，午后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通常到三更才停止。”孝宗皇帝告谕讲官周操说：“我在宫中没有别的用心，只是阅读经史罢了。”皇祖的教训多么伟大！学习能够不断发扬光明；所谓为子孙留下谋略、安定地辅翼后代，大概都必须由于学习。仰望思考陛下即位之初，无暇顾及其他事务，首先开设经筵，增置讲官，增加讲读诸经，早晚各讲一次，不以崇高富贵为快乐，而以盛大德行日益更新为念。臣于去年八月初二日当面奏陈讲学札子，陛下慨然听取，并拿出来给讲官看。过了三日，陛下宣召臣，亲口告诉臣要全部施行所奏之事，中外都来庆贺，都仰望陛下学习功业笃实深厚、根源出于至诚，这是继承二帝三王的用心，求的是上接高宗、孝宗圣学的盛美。臣私下认为，陛下每天御临经筵，本来已有固定制度；只是闲暇日子和退朝之时，都是清闲安适的时候，宫中的各种事务必定不会上扰圣心。趁这些空闲时间，稍微考虑每天的学习功课，像高宗、孝宗的教训那样，在禁中制定日课制度，这样或许既能有外朝讲读的勤勉，又能有内廷课学的益处。我恭敬地看过《高宗皇帝圣政》《孝宗皇帝圣政》两部书，都是两朝七十年间的大政事，收藏在金匮之中。不仅两朝盛大的德行、功业、深厚教化和美善纲纪，一一都值得作为训诫和法式，而且记载清楚，事理明白；阅读之间，容易留心并听入耳中，本来不必等到讲解之后才明白。我愚昧地希望陛下以高宗、孝宗在宫中读书、制定日课为法，又把《圣政》二书专门作为宫中课程之学，请下令秘书省缮写两朝《圣政》，留置在每天所御临的殿中，每天阅读若干条，作为固定制度。对于设施安排的好坏、法令政事的修明，熟读细看，反复考察推究，日积月累，不改变固定的日课制度，那么两朝《圣政》就能全部读完，良法美意都存在陛下胸中；施行出来并落实到政治上的内容，将会自然吻合而没有间隙。这件事不劳烦，而道路容易实行，成效也必定能够达到。臣诚挚地爱护君主，希望有助于圣学，惟愿陛下裁察采纳。讲读《高宗圣政宝训》。

译臣恭敬地听说，圣旨已经决定于本月十三日开设经筵。臣仰望思考，陛下圣明之学高深远大，不断发扬光明，考察古代法典制度，以弘大地成就至治。臣愚昧鲁钝、没有见识，冒昧陈述管窥之见，希望稍微补益迩英殿末席的议论，惟愿陛下裁察。臣仰望思考，太上皇帝亲身成就大业，继承并开创中兴，三十六年之间，仁爱、文治、德行、功业，圣明、神武、明智、勇武，都在建立政事、任用人才、爱护百姓、统御军队等方面表现出来，成为一代宏大的典范、万世伟大的法式。陛下继承帝位之初，就命令词臣编纂《宋一书》，题名为《圣政》，亲自撰写序文，收藏在金匮之中。臣因为没有学问，错误地承受圣恩，让我任职中秘，于是得以仰窥大政。恭敬诵读全文，臣不胜荣幸至极。陛下正在遵循尧的道路，以帝位授受为根本，施行于政事，一举一动都符合训诫与谋略。倘若对于《圣政》一书日复一日地研习探究而不懈怠，那么对于治理的根本尤其不是小小的补益。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恭敬地下发诏令，从今年开始，把太上皇帝《圣政》同三朝《宝训》一起，命经筵官每天讲读，永远作为固定制度，使他们反复考察这部大典，以资助并启发圣心。陛下进朝时定省问安，可以从当面教诲中得到所得；退朝后讲论，可以从书册中得到所得，更加彰显遵循旧章的意旨，实行尧的道路，与天地同其无穷。帝王的学问，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我有幸能够亲眼见到这件事，谨冒死请求。进读《高宗圣政》。我仰望思考，主上具备大有作为的资质，亲自承受先帝托付的重任，像重华协助帝尧那样，以舜的身份侍奉父亲；在慈闱定省问安，以天下奉养父亲，年数超过二纪，这是自古从来没有过的。遭逢重大而异常的变故，圣心悲痛深切，父子之间的至性完全表现出来，孝顺诚心上达神明。主上亲自决断，亲自实行三年之制，悲伤忧虑超过礼制规定，哀痛至极而有余。自三代以来，明君圣主不能勉力实行的事情，主上出于至诚，亲自履行常礼，举措没有违背礼制，超越古今，光耀史册，为万世留下训诫，真是极其盛美。我仰望思考，高宗皇帝亲身成就大业，继承并开创中兴，道德完备，功业宏大，仁爱显著；这些都表现在谋略功烈之中，施行在政令之中，足以配合天地、参与化育，散布于天下，而史册所记载的，大概不是铺陈夸饰所能穷尽其万一的。如今这种如见羹墙般追慕先帝的心情，正切切存在于圣上的思虑之中，那么圣人的谋略训诫，哪里能有一天忘记呢？恭敬地想到乾道二年，主上首先命令儒臣编纂建炎、绍兴年间的大典，撰成《宋一经》，题名《圣训》，把遗谋和燕翼之计全都汇集在此书中，亲自撰写序文，收藏在金匮之内。我近来承蒙圣恩，提拔为中秘丞，得以仰窥大政，捧读御制文章，荣幸至极。主上正极其孝敬地追慕先帝，思考报答大恩，只有遵循旧有章程和法制，以成法寄托无穷的孝思，来慰藉在天之灵，或许能够使孝治日益隆盛而不衰。我希望上奏此事，恭敬地请陛下在讲筵所发布睿旨，等将来开讲之日，命经筵官每天进读《圣政》一书，使他们反复考察宝训，启发并沃润圣心，以永远延续孝思，以弘扬治道，以仰副主上使伦理制度两全的心意，这实在是天下的莫大幸运。进讲前代故事。唐文宗曾回头问郑覃：“试谈谈看，我还可以算汉代哪一类君主？”郑覃说：“汉文宣帝。”皇帝说：“哪里敢奢望达到他呢？”李石想要激励皇帝的志向，使他不懈怠，于是说：“陛下这样询问，郑覃这样回答，我都认为这还比不上颜回这个普通人。陛下既然把自己比作舜，就应当每天进步、每月增长，以赶上尧、舜，为什么只比作文宣帝，又自己认为赶不上他呢？希望陛下放开拓展自己的志向，不以达到文宣帝为满足，那么大业就能成就了。” 我听说，君主所向往仰慕的目标，是治理的根本，天下也由此来观察他。开始时仰慕的目标高远，日后成就的事业就一定不会低下。即使力量有所不及，尚且还能得到一些成就；如果一开始仰慕的目标低下，日后成就的事业就一定不会高远。即使勉强用力实行，最终也不能超过自己最初的期望。

译《传》说：“谋求成为王者虽然没有成功，所留下的成效仍足以成为霸者。” 又说：“取法于上等目标，只能达到中等；取法于中等目标，就只能成为下等。”汉武帝的目标尚且高远，唐尧、虞舜都还认为欲望很多。唐太宗远远地把自己比作尧、舜，尚且不能坚持到底，何况比他们更低的呢？周公思考兼有三王的事业，仲尼潜心学习文王，何况君主呢？郑覃把文宣帝比作文宗，并不算卑下污浊。即使唐文宗也不敢承当，而李石却立即否定这种说法，一定要使他与尧、舜并齐，不愿以文宣帝的境界自我满足。李石真是爱护君主啊！使文宗后来成为尧、舜，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标，尧、舜之道就不会被陈述、政事就不会如此办理。贾昌朝上奏说：“我伏见西夏僭越狂妄，如今将要出兵，给朝廷留下忧患。我私下认为，这本来不足以忧虑；但国家费用一向很大，储蓄不厚，民力颇为困乏，这才是值得忧虑的。自天圣以来，屡次诏令有关部门节省费用，直到今天还没有听说有所施行。宋朝受命八十年，可以说是政治清平了。然而节约爱惜的方法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边疆虽然安宁，兵备却没有减少；徭役虽然简省，农业生产却不够专心；对外厚给聘礼，对内丰厚供给俸禄，此外虚耗和冗费更难以全部列举。天下各道，像京东、京西还可以自给；陕右、河朔每年都需要供给粮饷，所能依靠的只是淮南、江东几十个郡罢了。” 所以田税不足，再加上专卖禁令，凡是山林水泽和市井的利益，无论多少，全都收入公家，百姓却不能出售。又加上不耕田、不织布，游荡懒惰的风气逐渐侵蚀，造成危害。都城的士人和女子安享太平，忘记衣食艰难的忧患，习惯崇尚奢侈，严重损伤民力。农民之所以困苦，国家储蓄之所以不厚，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国家财力和百姓力量在无用之日被耗费，所以到了有用之时，不能不忧虑。臣曾治理京畿的县邑，有禁兵三千人，却要维持一万户的赋税输送，仅仅能够勉强足用。他们三年的赏赐还要出自内府，何况其他郡邑的兵力不止这些呢？由此就可以知道天下财力的虚实了。臣又曾掌管京城粮仓，计算江淮每年运输粮食六百多万石，一年的收入仅仅能够充当朝廷的用度，其中三分之二用于军队，三分之一用于冗余供养。天下太平已经很久，财物却既没有储藏在国库，也没有留在百姓手中，假如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军队调发又很紧急，将从哪里筹划呢？愿陛下以此为鉴。对于过去失于考察的地方，以及当前的事务，应当取景德以来、直到景祐年间的全部用度，不论大小，核对收入和支出的数目，约束而遵循祖宗旧制；凡是不急需的，都削减停止。我听说圣人治理天下，从来没有刻意创造财富，财富却自然产生；从来没有专门管理财富，财富却没有不被治理好的。这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答案是：只用制度加以节制罢了。古人谈论创造财富，归结到大道；谈论管理财富，总括起来说就是义。道和义本来不是专门用来创造、管理财富的工具，但道义是制度产生的根源，而制度又以道义为根本罢了。因此，圣人在这里建立制度作为规范，遵守制度作为尺度；无事时为有事预备，有事时为无事储蓄。上面没有横加耗用，而是依制度运行；自身没有滥行赏赐，而是依制度施于众人。上面不把不随意给予看作困难，下面也不把没有得到看作忧念。无事时没有损耗财力的忧患，有事时没有伤害百姓的忧虑。圣人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取得富庶、安定、强盛的成效，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仰望思考，本朝疆域全盛、财货充足，到庆历、嘉祐年间，可以说达到极盛。然而贾昌朝的奏章仍然怀有应付缓急的忧虑，首先陈述节省费用的办法，来告诫皇帝，难道不是因为即使天下四海广大，田租山泽的利益丰厚，若一点也不节制，就将用有限的收入来应付无穷的需要，本来就会在缓急之时留下祸患吗？如今全天下疆域户口的数目、财货的收入，同承平时期相比强弱如何，大概可以看出来了。然而财货的收入逐年减少而没有增加，支出却逐年增加而没有减少。再加上水旱灾害导致蠲免，又加重州县的困乏，一年的收入大概不足以抵偿一年的支出。臣曾大略核算过收入和支出的数目：每年收入约六千二百七十五万有余；每年支出也约六千六十万有余。这本来足以相抵。然而以天下国家如此广大，收入和支出仅仅足以相抵，一旦遇到水旱蠲免、州县困乏，就又不足以支撑支出了。小民之家从来没有不积蓄的：有一天的积蓄，有一月的积蓄，有一年的积蓄；根据积蓄多少，就可以预知家庭的兴衰。难道像天下国家这样广大，而国家大农所积蓄的竟然还不足以支撑十天吗？主管事务的人可以不忧虑吗？但还有人可以推诿说：朝廷有封桩库的积蓄，御前有内藏库的积蓄。这两者将成为有事时的储备吗？不过封桩库的积蓄，臣也大略知道：钱财约为一年积蓄，不过四十余万，而每年还有支用，支出的数额也很多，所以实际积蓄很少。又确实没有多少了。内藏库的积蓄，臣无法知道。假使果真有所积蓄，积蓄越厚，储备就越值得依靠；如果并非如此，臣不知道它怎样作为缓急之时的储备，又怎样作为国家大农的筹划。因此臣不及从旁边列举远处的事例，只愿先以古人“用制度节制”的训诫，中间以贾昌朝节省费用的奏章，最后以今天财计收入支出的议论，作为臣进呈前代故事的献议。惟愿圣明的君主深切鉴察往事，竭力谋划。汉文帝听说廉颇、李牧的为人后，便拍着大腿说：“唉，我唯独得不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难道还会忧虑匈奴吗？”冯唐说：“陛下即使有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皇帝又问冯唐：“你凭什么说我不能任用廉颇、李牧呢？”冯唐回答说：“我听说上古的王者派遣将领时，跪下推动车毂说：‘城门以内，由寡人控制；城门以外，由将军控制。’这不是空话。臣的祖父说，李牧担任赵国将领、驻守边境时，军市的租税都由他自行使用，犒赏士卒、发放赏赐由边将决定，不从朝廷内部复核。把权力交给他而要求他取得成功，所以李牧能够充分发挥智慧才能；因此向北驱逐单于，击败东胡，消灭澹林，向西压制强秦，向南抵挡韩、魏。”

译如今听说魏尚担任云中太守，军市的租税全都用来供给士卒；斩首、俘虏上报幕府，若有一句不相符合，文吏就用法律束缚他，使他的赏赐不能兑现。臣愚昧地认为，陛下的法令过于严明，赏赐过轻，惩罚过重。由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汉文帝很高兴，当天就命冯唐持节赦免魏尚，恢复他云中太守的职位，又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臣曾读曾巩《本朝政要》，记得其中说：“太祖皇帝任用将领，厚加恩遇，以诚心相待，以财物使其富足，降低其虚名而提高其权势，略去细节而要求大功，延长其任职时间而责成其成功。至于论说‘以财物使将领富足’，书中说：‘西北边境军市的租税，多数赏赐给各位将领，不追问收支，往往任意赏赐，又常常一下赏给千万。’李汉超镇守关南所属州郡时，钱七万贯全都给了他，又增加赏赐。李汉超还私自贩卖专卖品，设法逃避商税，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太祖立即下诏说李汉超的私人物品，在各地一律免除关税。因此边将都能养士，足以得到士卒拼死效力；使用间谍，足以得到敌方情报。安居时就能安定，行动时就能取胜。这可以说是以财物使将领富足了。”曾巩的话，难道是没有根据而这样说的吗？大概英明的君主统御将领，确实知道将帅武夫不能用文法拘束，也不能用廉洁自守的小节去约束。假如不能用优厚财物使他们上面足够、下面宽裕，那么他们连经营自己的生活都来不及，哪里有空顾恤我们的士卒呢？他们作为士卒，上面得不到国家抚恤，下面又不能得到将领抚恤，想让他们不受饥寒，怎么可能呢？又怎敢希望他们为国捐躯呢？既然如此，太祖优待各位将领，实际上是使他们把有余财力推给士卒，以优待我们的士卒。建隆、开宝年间取得的成效，从这里就可以看见。国家养兵，从御前军直到防守江面、驻扎戍守的部队，不下数百万人；官府每月给他们粮饷，每人粮食二升半、钱七十七，而每月粮食总数仅三斗罢了。他们还要用这些供养父母、妻子、儿女，支付疾病、婚姻、丧葬的费用，所以理应穷困饥饿、怨恨叹息不止。即使如此，这些供给都是旧制度，为什么偏偏在今天特别困苦呢？臣曾询问军中老卒，他们说从前官府虽然给的粮饷很少，但各位大将用来优待士卒的却还很丰厚。像韩世忠、岳飞、刘锜所统率的部队，金帛赏赐甚至发到普通士卒，米粮供应在士卒中也很充足；后来即使制度改变，他们仍然享有酒酤的利益、回易的收益，每年都以万计。既然有这样的利益收入，那么士卒中技艺精良的，将领就有东西赏赐他们；贫困憔悴的，将领也有东西周济他们。后来酒酤停止，回易废止，军中的利益哪怕一丝一毫，也往往被搜刮殆尽；将帅不再拥有利益支配权，却又用小廉曲谨来责求他们，用矩尺规绳来束缚他们，对议论的防范也极其完备。上面不能凭此使自己宽裕，下面也不能靠此得到供给，士卒在这时才只能守着自己的升合粮食和百十文钱，喧嚷不安地面临朝夕的困迫。又每天让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奔走于乡里街巷，追逐口腹的急需，几乎同于乞丐和饿死者；而士卒本人也背柴、织草鞋，转而从事各种末业，尚且不能养活自己。他们平日无事时，困于饥寒，又担心妻儿发出怨言，正闷闷不平地怀有怨气。一旦有事，他们能够为上面捐躯尽力吗？这就是臣日夜深思、触动内心而感到恐惧的原因。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因为军队没有额外收益，诸将就贫困；诸将贫困，六军士卒就都贫困。必须先设法优待将领，将领优裕了才能预先招附士卒；士卒归附，命令他们为国死战就不困难，这是必然达到的道理。况且汉文帝难道真的不能任用廉颇、李牧吗？假使皇帝知道李牧完全拥有军市的租税，犒赏、赏赐、供养士卒都由边将决定而不由朝廷复核，就会知道怎样优待将领。如今魏尚把军市租税全部给了士卒，皇帝却因为一句话不相符合，就让文吏依法惩治他，这就是不知道优待将领的道理。由此说来，皇帝不能任用廉颇、李牧，难道是冯唐诬妄之言吗？只有我太祖任用将领的方法，远远超过前代八朝；他之所以优待诸将，是想使上下相通、将士都富裕，所以兵威所到，前面没有坚不可破的敌人。如今上天后悔降下灾祸，敌人正困于北方人的骚扰，中原本来还无暇顾及，但首先使上面的防务有所准备的事情，正应当赶紧谋划。既然如此，舍弃任用将领的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臣希望上面效法太祖皇帝统御将领的方法，取得像李牧犒赏士卒、制胜敌人的成效，避免冯唐一言所说的警戒；下面治理今天士卒的办法，也请陛下特别作出睿断，像酒酤、回易、营运之类，都恢复从前宽大的制度，使各军能够自行周转、自行施行安排，关梁不征税，州县不禁止，诸将能够专门支配这些利益，就可以赏赐士卒，储蓄粮饷，修缮器械；不要用文法束缚，不要用常制拘限，不要用小廉曲谨责求。诸将稍微富裕，军用稍微宽裕，下面就能用来优厚地多次犒赏士卒，以求使我们的士卒富足。大概一定要先优待我们的将领，然后才可以优待我们的士卒。惟愿陛下切实谋划这件事。庆历元年十一月，仁宗皇帝说：“臣下虽然因才能而适合任用，但一定要以德行作为根本。假如内心不正，挟带虚伪来掩饰自己，心思即使巧妙，行为踪迹反而更加显露。我根据这一点观察人，能够洞察邪正。”宰相吕夷简等说：“孔子给他的门人排列次第，把颜回的德行列在首位。陛下所说识人的关键，全都在这里了。”

译臣曾考察司马迁称赞尧的话：“他的仁像天一样，他的智慧像神一样。”大概包容天下光明的，没有比天更大的；穷尽天下道理的，没有比神更玄妙。而尧完全具备与天、神相同的功用。凭借如天如神那样广大高明的智慧，运用到识别人上，辨别邪正、核验真伪、区别贤能与否，究竟有什么困难呢？然而尧偏偏把识人看作困难，难道是因为如天如神的广大，反而在识人上有所不足吗？实在是因为尧所感到困难的，不在于识别君子，而在于识别小人。君子的行为务求实际，真实就清楚明白而容易看见；小人的行为凭借欺诈，欺诈就隐蔽而难以察知。真实从来不能扰乱虚伪，能够扰乱真实的必定是虚伪；正道从来不能混淆邪曲，能够混淆正道的必定是邪曲。假使他们明显地表现为虚伪邪曲，那么谁会不知道呢？只是他们善于伪装而近似真实，所以虚伪难以辨别；善于作邪而近似正道，所以邪曲难以明察。这就是小人极其奸诈之处，也是帝尧难以识别他们的原因。恭敬地思考仁宗皇帝，以尧的仁爱覆盖恩泽万物，以尧的智慧鉴察四方。在位四十二年，最急切、最优先办理的，必定是识人用贤，所以能够使朝廷中君子众多，国家没有小人。德行高尚的名儒，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政治安定达到极盛，上比唐尧、虞舜，可以说取得了得到人才的成效。然而仁宗临朝之日，仍然感叹人才难以辨别，告诫人们防止邪心萌发。圣明的训诫清楚明白，洞察真伪。他说：“臣下应当以德行为根本。”这是说识别人才应当把务实放在首位。他又说：“假如内心不正，就会挟带虚伪、使用巧术，而行为踪迹反而更加显露。”这是说小人必定以巧诈虚伪为奸。他又说：“根据这一点观察人，能够洞见邪正。”这是说任用人的方法，应当在于识别邪正。伟大啊，君王的话！这足以为子孙垂示家法，为万世建立伟大的训诫。帝尧所认为困难的事情，仁宗一句话就把其中的意义全部说尽了。《东塘集》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