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塘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东塘集卷十二 宋 袁説友 撰状君道状臣甞观夫子之言曰：“为君难。”又曰：“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大哉圣人之言，深切乎帝王用心至到之地也。仰惟陛下以春秋方盛之年，履九五崇髙之位，固欲长享天下之奉，而安守天下之尊也。然则为君于上，而所谓难者，虽一嚬笑之细，而无所不寓。陛下果亦知人君之所谓难者乎？臣请为陛下畧陈之。夫贵为无敌，富为无伦，富贵之盛，为君者独有也。生杀自我，予夺自我，庆赏刑威，为君者独専也。有此富贵，専此刑罚，天下之事宜若无有难者。呜呼，是岂知为君之道哉？人主以一念虑之间，知吾之所谓难者无一而可忽。是故不敢易其难而畏其难，则富贵刑赏，我可有而不敢恃；不以为难而忽其难，则富贵刑赏，我可得而不能守。盖知其难则畏，畏则无一而不谨；不知其难则忽，忽则无一而不纵。陛下试观自古贤君圣主，凡守此大寳居此大位，而可以忽而纵者为之耶？君人者，大则政刑号令，而闗于治乱安危之机；防则言动趣向，而系于教化表仪之本；细则声音笑貌，而达于视效观瞻之地。小有不谨，则悔吝随至；浸以不善，则灾害有作；大而悖理伤道，则乱亡不可御矣。此必至之验也，非如天下之人，其善否得失独系于一身一家而已。陛下亦尝思前日之在潜邸，与今日之履大位，其难易果如何？方陛下潜龙之时，养圣人之徳储天下之望，其一身之所形见，而或有善否得失者，未必尽闗于目前之安危治乱；而天下之议论责望其属于王邸者，亦未必如是之切且亟也。今陛下上承祖宗社稷之付托，下为四海生灵之宗主，万目之所观瞻，万物之所闗系，万口之所责备，为之甚艰，举足皆是。凡政刑号令，言动趣向，声音笑貌，是三者一有过差，小而议论责望，大而利害休戚，又大而安危治乱，皆所由出也。陛下当此之时，其视潜邸之日，一难一易，固自判然矣。试以尧舜观之，其君臣都俞之间，且曰“后克艰厥后”，又曰“惟帝其难之”，方且兢兢业业，知其艰且难者，而不敢自安。盖以为君之难，动有所闗系，故尧则不敢以位为乐，而舜则犹有已忧也。由汉以下，知此难者，唯唐太宗，其言曰：“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与诸公谨之。”又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众，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太宗以聪明絶人之资，其经理天下若不足道，而念虑发言之间，且知为君之难，反复忧惧如此。此贞观之治，后世所不可及。本朝太祖皇帝尝谓近臣曰：“尔谓帝王可容易行事耶？”仁宗皇帝尝下诏曰：“当念守文之难，敢忘置器之重。”祖宗念为君之难，其形诸诏诰者，不敢一毫有易心，故能垂裕于万世，此又陛下之家法也。虽然，知其难而图其易，顾岂无説于此乎？臣愿陛下不以有位为乐，而以保位为忧，思其如是之难，而图其为説之易。一念之发，则以为难，曰：“是善乎？否也。”一行之出，则以为难，曰：“是得乎？否也。”居隐显则一其心，不以隐而加忽；处细大则一其行，不以细而弗察。小而声音笑貌，推此难之心，而不以妄发；防而言动趣向，推此难之心，而不以轻举。大而政刑号令，推此难之心，而不以自用。在闇室屋漏之中，常若议者之在其后。当积日累月之久，不敢一日安其心，惟善是修，惟不善是去，惟人言是畏，惟过失是忧。其难在事，难之在心，则有治无乱，有安无危。陛下享国万年，而端命上帝，譬如人之一身，康强无疾而能惕焉，难之饮食起居，必畏必谨，则疾疢何自而至？彼恃其强者，易其所难，纵饮食，恣起居，不病则已，病则虽欲救之，何及哉？臣蒙被国恩，职在献纳，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聴纳之时，用敢尽竭爱君之言，仰裨圣聴，唯陛下勿以为。迂阔而详察焉，天下厚幸。举材状臣闻为治之道，莫先于用人，而用人之难，尤贵乎审择。世未甞无材也，然一见于用，则有心术，有好尚，适于平正者，则为公为贤；而溺于偏党者，则为私为诐。要其终而成败可见。此无他，中之为徳民鲜能久矣。夫师也过，商也不及，非中也。夫子无取焉。盖智者过之，愚者不及，皆足以害道也。狂者进取，狷者不为，非中也。孟子无取焉。盖狂者失已狷者失人，皆足以害道也。害道则害治矣。惟夫中者，有平正之徳无党偏之蔽。观之欹器，中则必正，贵中也。不平不正则覆矣。考之《洪范》，防其有极，贵中也。无党无偏则中矣。自古人材，非材之难也，一得其中，则有平正无党偏；中一失，则失人。人主用人之际，是岂不难也哉！仰惟陛下以人材为急务，以中道律人材，尽捐偏党之私，力扶平正之论，还泰和之盛治，享安静之美福者，诚非细事也。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塘集》卷十二，宋袁说友撰写的奏状。《君道状》。臣曾考察孔夫子的话说：“做君主很难。”又说：“如果知道做君主的艰难，岂不是几乎只凭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吗？”圣人的话多么伟大，深切地说到了帝王用心达到极致的地方。臣仰望思考，陛下正值春秋盛年的时期，登上九五尊贵崇高的地位，固然想长久享有天下的供奉，安稳守住天下的尊位。然而在上面做君主，所谓的艰难，即使细微到一个皱眉、一个微笑，也无不包含其中。陛下果真知道人君所谓的艰难吗？臣请为陛下略微陈述。君主尊贵到无可匹敌，富有到没有同等，富贵的盛大只有做君主的人独有。生杀由我决定，给予和剥夺由我决定，庆赏、刑罚、威权也只有君主能够专断。拥有这样的富贵，专掌这样的刑罚，天下的事情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唉，这难道是懂得做君主的道理吗？君主在一念思虑之间，应当知道我所说的艰难没有一件可以忽视。因此，知道艰难就不敢轻视艰难，富贵、刑赏虽可由我掌握，却不敢倚仗；不知道艰难而忽视艰难，富贵、刑赏虽可以得到，却不能守住。大概知道艰难就会畏惧，畏惧就没有一件事不谨慎；不知道艰难就会忽视，忽视就没有一件事不放纵。陛下试试看，从古代的贤君圣主中，凡是守护这个大宝、处在这个大位上的人，有谁可以因为忽视而放纵自己呢？做君主的人，大的方面是政令、刑法、号令，关系到治乱安危的关键；稍大的方面是言语、行动、意趣、趋向，关系到教化和表率仪容的根本；细小的方面是声音、笑容、容貌，涉及人们观察、仿效、瞻望的地方。稍有不谨慎，悔恨和过失就会随即到来；逐渐趋向不善，灾害就会发生；如果在大的方面违背道理、伤害正道，混乱和灭亡就无法抵御了。这是必然出现的验证，不像天下普通人，他们的善恶得失只关系到自身和一家而已。陛下也曾思考过从前在潜邸与今天登上大位相比，艰难和容易究竟怎样吗？陛下处在潜龙之时，培养圣人的德行，储备天下人的希望；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善恶得失，未必完全关系到眼前的安危治乱；天下人的议论和责望，即使归属于王邸，也未必像今天这样切近而急迫。如今陛下上承祖宗社稷的托付，下为四海生灵的宗主，是万人的眼睛所注视、万事万物所系属、万张口所责备的对象，做起来极其艰难，举步都是关键。凡是政令、刑法、号令，言语、行动、意趣、趋向，声音、笑容、容貌，这三类事情只要有一项出现过失，小则引起议论和责望，大则关系利害祸福，再大则关系安危治乱，都是由此产生的。陛下处在今天这个时候，再回看潜邸时期，两者的难易，本来就清楚可判了。试从尧、舜来看，在他们君臣融洽相和之际，还说“后来者能够认识到做君主的艰难”，又说“只是帝王把这件事看得艰难”，正是兢兢业业，知道做君主艰难而不敢自我安逸。因为他们认为做君主困难，举动都会牵涉重大关系，所以尧不敢把帝位当作快乐，舜仍然有未能解除的忧患。汉代以来，知道这种艰难的，只有唐太宗。他说：“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了；守成的艰难，希望诸公谨慎对待。”又说：“君主只有一颗心，却有许多人来攻伐它，稍有懈怠而接受其中一种诱惑，危亡就会随之而来，这就是它艰难的原因。”唐太宗凭借远超常人的聪明才智，治理天下似乎不在话下，可是在思考和发言之间，尚且知道做君主的艰难，反复忧虑戒惧到这种地步。这正是贞观之治，后世无法赶上的原因。本朝太祖皇帝曾对近臣说：“你们以为帝王办事可以很容易吗？”仁宗皇帝也曾下诏说：“应当想到守成守文的艰难，哪里敢忘记安置国家根本的重大责任。”祖宗们念及做君主的艰难，表现在诏令文告中的，从来不敢有丝毫轻忽之心，所以能够给万世留下裕民之福；这也是陛下应当遵守的祖宗家法。即使如此，知道艰难而设法把事情办得容易，难道对此就没有办法可说吗？臣希望陛下不要把拥有帝位当作快乐，而要把保全帝位当作忧患；思考守住它如此艰难，同时设法使治理它容易。一念产生，就把它看得艰难，问自己：“这是善的吗？不是吗？”一个行动发出，就把它看得艰难，问自己：“这样做合宜吗？不合宜吗？”处在隐居或显达的境地，都保持同一颗心，不因处于隐微之地便加以忽略；处理小事和大事，都保持同样的行为，不因事情细小便不加察看。小到声音、笑容、容貌，也应推扩这种慎难之心，不任意表现；至于言语、行动和志趣趋向，也应推扩这种慎难之心，不轻率举动。大到政令、刑法、号令，也应推扩这种慎难之心，不凭个人意志行事。即使在暗室屋漏之中，也常常像议论者正在身后一样戒慎。经过日积月累的长久岁月，不敢有一天安心放纵，只修养善行，只去除不善，只畏惧人们的议论，只忧虑自己的过失。事情本身虽有难易，若能在内心把困难看重，就会有治理而没有混乱，有安定而没有危险。陛下享有国祚万年，承受上天所授的命运，就像人的身体，虽然健康强壮、没有疾病，却能够保持警惕；对饮食起居都因难以自持而必定畏惧谨慎，那么疾病从哪里来到呢？那些依仗身体强健的人，轻视本来应当慎重的事情，放纵饮食，任意起居，不生病便罢了，一旦生病，即使想救治，又怎么来得及呢？臣蒙受国家恩典，职责在于献言纳谏，幸而遇到陛下初始清明施政、虚心听取意见的时候，所以敢于竭尽忠爱之情进献劝君之言，希望能够稍微有助于圣上的听闻。唯愿陛下不要认为这些话迂腐空疏，而加以详细察看，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举荐人才状 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比任用人才更优先的；而任用人才的困难，尤其贵在审慎选择。世上从来不是没有人才，然而一旦被任用，就会有不同的心术和爱好：适合公平正直的，就成为公正贤能之人；沉溺于偏党之中的，就成为自私邪僻之人。等到事情的结果形成，成败便可以看见。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人的内心具备中正之德，而百姓很少能够长久保持。孔子说，师也过分，商也不足，这都不是中道，所以孔子不取。聪明的人超过中道，愚笨的人达不到中道，都足以损害正道。孟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也不是中道，所以孟子不取。狂者失去自身的操守，狷者失去与人的交往，都足以损害正道。损害正道，就会损害治理。只有守中之人，具有平正的德行，没有偏党之弊。看欹器便知道，处于中间就一定端正，这正是可贵之处；不平不正，欹器就会倾覆。考察《洪范》也知道，它防止出现偏颇，贵在守中；没有偏党，没有偏私，就合乎中道。自古以来，人才并不是难得，难的是一旦得到人才，能使其守住中道；一失其中道，便会失去人才。君主任用人才之际，难道不是很困难吗？臣仰望陛下把人才视为急务，以中道衡量人才，完全舍弃偏党的私心，竭力扶持平正的言论，使太平和谐的盛治恢复，让安宁静谧的美好福泽长久享有，这实在不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