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译孔子编述六经之后，曾子的门人于是记述孔子与曾子问答的话，另编成《孝经》一书，流传给后世。大概六经的旨意分散在各篇中，各自说明一件事，而《孝经》则是把这些支流总合起来。为什么呢？良知良能，不经思虑便能获得，它的根源在上天的本心，精妙地总括各种善行，功效遍及四海。因此，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是身份的不同；从侍奉父母开始，中间用于侍奉君主，最终用来立身，是同一条道；用来治理天下、保卫社稷、守护宗庙、奉养父母，是它显著的功效。至于明白侍奉父亲的孝，所以能够侍奉天；明白侍奉母亲的孝，所以能够侍奉地；考察天地，明察神明，这些道理就彰显了。这样又极其广大地涵盖天地，并兼有幽明两方面的道理。因此孝悌达到极致，就能通达神明，光照四海，难道是欺骗人的话吗？世上的人不知道自己、父母、天地本来是一体，却执着于自己微小的身体，认为只是自己所有，于是产生悖逆和争斗，祸乱相互接续，永无止境。这种弊病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不明白孝的道理。婺源寒塘余公有志于此书，于是采用朱子的刊误，稍加更定，另作注释来推演它的意义，并把诸儒的错误一一订正。余公侍奉双亲，恭敬谨慎，每日竭尽孝道；他的儿子田公承继父亲的志向，又进一步扩大它，用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那么对于这部书，他不只是随便知道，也确实亲自践行了。我们学校的司士文谷谢公与余公同乡，最了解余公，便把他过去考订注释的《孝经》刻印出来，用来教导众多士子，他的用心也很勤恳。谢公不吝请我作序，我又为此说道：孝，是源头；经，是道路；以孝教化人，是在上位者的责任。指出孝的道路给人看，使士人与百姓一同趋向正道而不迷失源头，除了教化还凭什么做到呢？这样看来，是两位先生彼此以此相责罢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勉强作了这篇序。《忠经序》。孔夫子撰写《孝经》十八章，言辞简约而含义完备，放达而又深隐，孝道已经没有可以增加的了。汉代马融说，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养，圣人最大的财富是任用；侍奉父母可以由此尽孝，处在职位上可以由此尽忠。二者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如今孝道完备了，但忠道似乎有所缺失，这可以吗？于是有人作《忠经》十八章来续接它，正如束晳补写《南陔》《白华》的意思一样。这部书散佚在汉代《艺文志》中将近千年，没有人能够把它重新阐述出来。只有思斋霍公深通古代典籍，便在代巡的闲暇，取出这部书附在《孝经》之后，并与古代小学合为三编，用来惠及众多士子。他的用意十分深远。有人说：圣人的言论如同天然形成，所以六经的道理流传万世；文中子勉强续作，因此有僭称吴王、楚王的讥议。马融的作品，莫非也类似这样吗？我说，不是这样。君子评论事物，不只看作它的人，也要看它所说的话。假如马融的话，难道可以全部诋毁吗？忠和孝本来是一条道，世上没有有孝而不忠的人。只是孝的事情容易看见，而忠的道理难以明白。为什么呢？近处是侍奉父亲，远处是侍奉君主，二者的分际不同。因为近便觉得亲切，亲切便容易感动；因为远便产生疏离，疏离便容易忘记。就像踩到霜便预示阴寒变化即将到来，危急已经迫在眉睫，难道说那不是我的亲人，就可以逃避吗？又如《狡童》的讽刺，几乎是在辱骂，并不是违背人情。孝道，中等资质的人也可以努力做到；忠道，即使上等智慧的人有时也还会懵懂。那么续作《忠经》，难道可以停止吗？何况时值阳嘉年间，受宠幸者专擅权力，忠臣贤者与奸佞倒置；下位者败坏德行，上位者文饰奸恶，失职败事的人将会接连出现。《忠经》的写作，是时代所需要的，又怎么可以诟病呢？苏轼说：君子处世，不求建立功劳，迫不得已而功业成就，天下人便认为他贤能；不求留下言论，迫不得已而发言，天下人便把它当作口实。《忠经》的写作，就是迫不得已而发言。王氏续经，几乎到了多余的地步，是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你把二者相提并论，错了。况且他所著的十八章，从家臣直到万民，君臣治理的具体方法、天地感应的道理，没有不包括的。假如有不可废弃之处，这正是霍思斋公表彰它的用意。他的功劳不也很大吗？于是听到这番话的人都认为我说得对，便跟着把它刻印出来。《武举录后序》。

译嘉靖三十四年〔原文“兔卯”〕秋七月，柱史某奉皇上命令来到此地巡按，职责在于监临，于是率领各位官员早晚选拔人才，发誓做到明察、公正，舆论一致称赞，号称选得了人才。然而文官已经进用，武官也兴起，正值时势而退居，用十月来尊崇文治。于是与两司某某一起，召集众士进行三场考试，得到三十多人，这是遵循制度。此时奎星光芒明亮，天河淡淡如同被扫清，众人都认为这是奇异的征兆。又因为大中丞张公保卫安定、整治疆域，威严与恩惠一同流布，所以众多士子一齐汇集，争相奋起，竞相前后进取，终于使武士考试告成，命我把这些情况记在后面。我私下认为，自古帝王即使号称天下大治，也没有不把储备人才、整治武备作为忧虑的，何况如今时代末期边疆屡屡震动，奸邪盗贼暗中发动，难道不应广开道路，网罗俊杰，凭借安定内部、抵御外患来成为国家的屏障吗？然而明君储备人才，取用贵在广泛，选择贵在精当，为什么呢？人才的产生无穷无尽，难在搜取而不难在得到，难的是选择。因此拿天下的虚名来考察其可用的实际，前来的人就多；前来的人多，就不能不有所选择。譬如淘洗矿石所得的金子，是天下最珍贵的东西；它刚被抛在沙泥中时，还如同瓦砾，等到剖开、淘洗、扬弃之后，大的像豆，小的像粟，或许才能从千万之中得到十分之一。所以《易经》以“合簪”作启示，《诗经》歌咏壮大的谋略，难道没有道理吗？“盍”是合，“簪”是聚；把人才合拢聚集起来，然后方叔那样的壮大谋略才可以得到。圣祖开始建立基业，文皇继承帝位，当时像熊、虎、貔、貅一样的勇士，乘时争相奋起，如云气蒸腾、雾气弥漫，于是左执斧钺、右持旌旗，驱逐夷狄、平定乱事；君臣相遇如云龙际会，一时显耀，光照千古，远非后人所能企及。皇上中兴，光明伟业盛大，也已经勤勉地彰扬二祖了。近来小小的夷寇不肯安分，深深使皇上忧虑，皇上日夜询问谋划，希望得到奇异俊伟、沉着坚毅的人才，以振扬威武。于是明诏传到各地，开科考试寻求将才，急切得如同来不及；而主持此事的人深深牢记张扬铺张的戒条，公布法令、制定程序，召集众士来考核，以射箭、谋略进行考试。开始淘汰一半，继而又淘汰一半，最后留下的已经没有多少了，这不正是求取广泛而选取精当吗？如今这些人济济一堂，奇伟不凡而不受拘束，大多怀有韬略英才、守卫疆土的器识，难道还有不足以供明时任用的吗？又听说，车子轴坚固才能行远，士人秉持忠诚才能建立功烈。因此，贤能的宰相抵御侮辱，不必越出宴饮议事之所；贞正的士人保卫君主，能够忘掉自身便足够了。所以《无衣》的诗篇，说的只是一个人，却能率领军队使强楚受挫，能使箭射中目标。若还认为培养忠诚不足，要靠蹦跳、拔距来显示勇力，那只是末节罢了。各位士子应当同心协力、建立功业，以报答皇上；皇上也有怀念忠臣而感到不足的心意。难道还要在外表上显示虔诚而杀伐吗〔原文“而外示虔刘者乎”语意存疑〕？如果这样，那么拍大腿期待将才又何必，考试技艺也成了虚文。这样不只是你们几位感到羞惭，我等也同样负有责任。难道不非常可怕吗？各位士子，应当〔原文“其?日耳力?”字样有误〕努力。《湖广乡试录后序》。楚地广大辽阔，彼此相距不止数千里。我没有什么才能，承担当此次校阅文章的职务，于是从某处选择日期启程，驰行经过衡沙，历览武陵、兰江的胜景，出荆门，到达郢都，最终抵达武昌。只见深林和高大的山麓，生长着许多茂盛的木材；拨开丛生荆棘察看它们，大的可以做栋梁，小的可以做椽子，直的合乎墨线，曲的合乎规矩，工匠一挥手，随时都能适用。至于高峻山峰的顶端，百寻高的木材，千棵中却没有一棵能被采用。难道奇异的木材竟这样难以得到顾用吗？楚地自春秋以来，人才并不兴盛。子木的贤能，才开始使楚国在中原诸国中受到称许。然而赵武有仁人的心，却不能使木材弯曲，他的贤能还不足以称道。破虏父子从长沙起兵，不到几年便拓展土地千里，虽然任用贤能，号称一时盛事，但蹶刘、助瞒，君子并不以此为贵。唐、宋以来，虽然政治有盛衰，但楚地的著名贤才往往间或出现，大多随时代而显露自己；至于长才巨器，却并不多见。难道是时运的消长，正在等待时机而兴起吗？于是考试各位士子，得到九十人，抄录他们的文章进献。虽然每个人各自作文，没有不辨析学术、推演政治根本的；《论语》般恭谨诚实而不诡诈。他们实际上好比“蒹葭苍苍”，把精华收敛在内心，又各自呈现才能，难道还有不足以施用于世的吗？至于文章汪洋恣肆，不拘泥于经生的训诂解释，各自充分表达思想所达到的地方，一开口便能发出言论，以圣人为界限，而一般守一节的士人没有一个足以合乎心意；这难道不是高达千寻、拔地而起、超出欂栌和株檽之上的大树吗？仔细观察楚地所产，风气还没有充分振扬，士人多庸常琐碎、拘谨局促，却能产生这样奇伟的人才，难道是山川的灵秀特别不同吗？大概睿宗献皇帝的教化施行于江汉之间，我皇上又从郢中发迹，以淳厚的风气鼓舞他们，以岁月长期陶冶他们，所以人才文质彬彬而兴盛。《诗经》说：“周王长寿，岂不培育人才。”又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难道不就是这样吗？虽然如此，才华不能兼具各种能力，学问才能补救它。才华巨大的人即使高举显露、令人喜爱，但外表像瓠，内里却枯槁，常常不适于任用。才华较小的人，依照墨线、踏着规矩，确实可以使用，但对于宗庙栋梁的需要，难道就没有不能胜任的吗？这不是各自有所偏蔽吗？然而怎样成就他们，也只在于使学问广大而精微，使境界极高明而行事合乎中庸，这样才没有弊病。各位士子，应当〔原文“其?日耳力?”字样有误〕努力。《河南同年序齿叙》。

译中州选拔士子，鹿鸣宴过了三天，监临已经把录取姓名连同一起进呈，收藏在天府。如今这些士子在贡院的南面会集，把各县乡里的世系和姓名采录下来，录成之后，请我作序。我于是对众人说：“士子在乡试中被举荐，便在宫中举行宴饮，这是礼制。排列年齿，陈列世系，直到子孙后代，用来和谐关系、修好感情。用名录来会合友好，以友好来成全礼制，难道是小事吗？”当士子们背着书箱赶来时，肩膀相互摩擦，脚步彼此踩踏，如同江湖渤海中的鱼鳞纷纷交错，谁也不知道先后，因此本来就惊骇失措。等到施展才艺、参加科考，仿佛云气蒸腾、突然变化，如春园中的花朵，红萼紫茸，纷纷争奇斗艳，便又洋洋自得。等到有才能的人退让，俊美出众的人收敛，举止从容，彼此谦让，以年齿相让，如同百寻高的大树，把精华收敛在内心，于是又惭愧而自我抑制。他们先前惊骇失措，便会奔驰争逐；先前洋洋自得，又用谦让来节制它，这样可以约束内心，挫折邪气，使之趋向道德的实际，成就功业的隆盛。所以说：“我从乡试中观察，就知道王道是很容易实行的。”难道有人不相信吗？虽然如此，君子并不是把没有谦让当作困难，而是把得到正道、保持贞正作为可贵。所以贞正是谦让的根本，谦让是贞正的枝叶。只有贞正而没有谦让，是任性直行；只有谦让而没有贞正，是用来求取虚名，都是不对的。君子以树立诚意为根本，在内心保持贞正，谨慎地对待外物；与同类结交并肩而立，并不等于苟同；独处独行，也不等于与众不同，只是合乎道而已。这样才叫朋友，这样才叫谦让。不然，也不过是结党营私罢了。迂回曲折地结交，整天亲昵和顺地相互依从，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易经》说：“在郊野与人同人，君子守正。”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各位士子，应当努力。《邵养斋先生讲意纂要序》。我二十岁左右时，跟随阳明王老先生讲明致知格物的宗旨，于是厌弃科举之学，连同朱注也懒得阅读了。相知的人责骂我说：“如今凭朱注来选取士子，而你把它全部摒弃，这是在妨碍你进入科举门径。”于是我取朱注和蔡虚斋的《蒙引》相互参照，仔细阅读。只是看见它们分门别类，旁征曲证，好像把碎金抛在粪土之上，使愚昧的人无从选择。为什么呢？分析得过于琐细，就离道越来越远了。我们县令养斋邵先生以《羲经》启发士子，深深领会圣贤的深奥意旨，召集生员到讲堂，反复辨析讨论，都切中关键，听讲的人勤勉不倦。于是因诸生请求，偶尔拿出他所著的《四书讲意纂要》给诸生看，大体以虚斋《蒙引》为本，但简明直接，多出自自己的意思。学者一看便豁然开朗，好像金子和瓦砾，不必辨认自然就分开了。诸生欣然将它刻印，请我说一句话写在卷首。我于是说：“五经四书有传注，难道就像马有鞭子吗？看见鞭影便奔跑的马，是不需要鞭打的。其余有的快、有的慢，就要看善于使用鞭子的人如何对待它们罢了。”注疏过于繁多，难道像马还没有迈步，却一定要详细说明曲折远近的适宜程度，使它穿过树林、登上山坡，转眼之间行走千里，有这样的道理吗？所以善于使用鞭子的人，要观察马快慢的节奏；善于教导人的人，要显示详略的适宜。一定要等它迈开步子之后，才可以着力。古书说：“在适宜的时候施教叫作时，不违背次序而施教叫作逊。”先生的讲意，大概就是这样吧？我观察先生的学问，以亲身实行、付诸实践为主；他出任政务、面对百姓时，件件都有事实可据，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那么这部书只是他学问的表层末节罢了。诸生如果能用心体会它，以身体亲自践行，不要在文字之间过分雕琢，却在实际事务上忽略，那么就能知行合一，达到圣贤境界。这样或许不辜负先生恳切的心意，因此作序。《徐氏宗谱序》。衢州是会稽、太末之地。百姓多姓徐，都尊奉偃王为宗祖。至于我们徐氏，则源自宋代制置使德四公。德四公为躲避战乱来到江山须川；有个叫王得陆的人，是大名府莘县人，宋代宰相王旦的六世孙，任江山县教谕，因战乱阻隔，便在须川雅儒坊定居，娶德四公的妹妹为继室，生了三个儿子。其中沂一，是德四公的继承人，因此是王氏孕育而出的徐氏，并不是偃王的后裔。先伯桂林节推公修订宗谱，以偃王为始祖，上溯一千多年，名公巨人前后相望，似乎值得欢喜。我读到它，却惭愧得脸红出汗，为什么呢？没有根据而把别人当作远祖，心中能安吗？我二十岁左右进入学校，侍奉先父身旁，听他详细讲述先世的事情；当时已经记录收藏在破旧的箱子里，至今四十多年了。我从广东因病辞官回家，又搜集出来阅读，发现过去的事迹确凿有据，于是和侄子徐道等商议重修宗谱，以德四公为始祖，并由沂一公发扬其宗支。沂一公生五个儿子，成为五大宗支；各支的条理分开汇合，杂然并出而不混乱。于是采用欧、苏的谱例，绘制五世系图，各自在下方演列姓名、排行、妻室氏族；宗支尽头便重新起列，即使延续百世也可以明白。于是我感慨叹息说：“自从我看到宗谱图表，敬爱之心便油然而生。”纵向观察，从自身向上达到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的曾祖和高祖，一直到始祖，原本是一脉，能不敬爱吗？横向观察，从自身到与我同父的兄弟、与我同祖的兄弟、与我同曾祖和高祖的兄弟，一直到始祖的兄弟，原本是一股血气，能不亲爱吗？亲爱与敬意从家庭开始，推及乡里，扩展到四海，使人人都敬重自己的先祖，亲爱自己的兄弟，天下难道还有不平的吗？从宗谱图表中便可以知道，实行王道是多么容易。然而，所有那些正直的人，必须先使百姓富裕，才能谈到教化；百姓俯仰之间没有可以依赖的东西，却想驱使他们孝敬，又有谁会听从呢？所以孟子论王道，总是把养民放在首位。我担心宗族之人不能相互维系，于是积存俸禄四百两，暂且置办一百二十硕，作为徐氏义田；亲近而贫穷者、疏远而贤能者，各有供给；贫穷而不能嫁娶者、死亡而不能收殓安葬者，各有供给。选择族中公正的人主管收支，每年年底查核，永远作为定例。族人虽不能全部顾及，也要优先救济他们的急难。维系宗族的道理，大概可以实现了吧？因此作谱序时一并说到这些。《徐氏宗谱后序》。

译年代相隔久远，宗族繁多，谱牒无法辨明，不迷失于宗族支流的人很少。我常常为此悲伤，便取有根据的内容加以修订，删去疑惑不明的内容。因此辨明血气世系以考察类别，绘制图表以彰明宗族，联结疏远亲属以合并异支，记载文献以传扬芳名，几乎没有人能够违背这些原则。这样的宗谱大概可以了吧？然而，对本宗记载详尽，是因为见闻明确；立传严格，是因为考察事实；删去繁杂芜乱，是因为慎重取舍文字。这与世俗修谱的人不同。宗族修谱的人，是用来夸耀胜过别人；我所修的宗谱，是以真实胜过别人。譬如一个平民却上溯为数千年前帝王的后裔，谁会相信他呢？不过是自欺罢了。文中子说：“史书的失误，从司马迁、班固开始，记载繁多而志意缺少。”宗谱也是家族的史书，难道可以苟且吗？虽然如此，如果没有亲爱礼让的心意使宗族关系融洽，那么宗谱也只是空器，何况没有实际行动来充实它呢？因此，要以仁心为本质，以礼让为文饰；每月初一、年终蜡祭，读谱饮酒来聚会；庆贺、吊丧、赠送助丧财物，按岁时不断，使族人彼此亲爱，不至于像路人一样，这就可以了。不然，我恐怕早晨读了宗谱，晚上便改变做法，彼此欺骗、彼此残害，仍旧和从前一样。宗谱又有什么用呢？《薛进士窻稿序》。我县侯鸣宇公年少时便考中高等科名，震动京师，有《窻稿》若干篇。公所得到的职务，是到本县任职；在处理政务的闲暇，便到学校与诸生剖析疑义，讲论异同。我的小儿伯美以及全学的毛汝愚等人，听受先生的教诲最为详尽。因此请求把这些文章刻印出来，用以示范众多士子。方泉公在卷首作序，我得到而读之，茫然不知不觉放不下手，于是起身说道：“你们知道我朝设置科举、选取士人的用意吗？”众人说：“还不知道，愿意听闻其中的宗旨。”我二十岁左右时游学于阳明夫子门下，因谈论学问而谈到科举。阳明夫子说：“两浙中考取功名最多的地方，没有像余姚的；倡导此事的人，是先父海石翁。”海石翁说：“唐、宋以文章取士，先考诗，继而考赋，最后考策。我国朝则兼收并用。然而第一场七篇文章仍然像诗，贵在清新淡雅；第二场论、表仍然像赋，贵在对偶典雅；第三场则是宋代的策问，贵在通晓古今而通达时务。主考官据此选士，想要中式就不能越过这些要求。”老儒不知道这个道理，七篇文章大多取用古书，把它们割裂拼凑成自己的意思来显示博学；说得越多，意思越昏暗，离中式越远，大概是把赋当成诗来写，颠倒了运用方法。至于在学校中呻吟苦读，直到老死而面色枯黄的人，难道也是因为这个吗？我的小儿伯美旁通古书，笔力很强，却三次参加考试、三次都没有遇合，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他立志进入南雍，便特别喜爱鸣宇公文章的义理，将要完成学业来终身奉行，又请求我说一句话写在卷首。我叹息说：“公的《窻稿》，好像闺中的美女，淡妆美服，不施粉黛，而精华丽色自然令人喜爱；看见它却不知道它美丽的人，是没有眼光的。”所以他三年三次参加考试便被主考官录取，难道是侥幸得到的吗？海石翁的话到这里得到了验证。诸生得到这部稿子而以它为准则，那么年轻时参加科场考试便可以顺利，不至于呻吟苦读而老死、面色枯黄，它带来的好处不也很广泛吗？至于先生的政事和德业，还像旭日刚刚升起，将要普照天下、铭刻在鼎彝之上，自然会有太史氏执笔随后记载，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留斋漫稿序》。“留斋”是方泉子晚年改用的别号；“漫稿”是方泉子自己给所作文章取的名字。春元杨君节庵汇集这些文章，请我作序。我与方泉相知已有二十多年，那么了解方泉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难道可以吝惜说一句话吗？于是起身说道：文章，是圣贤不得已才发出的言论，将它写在书中，用来教化天下、流传后世。然而随时代而有不同的创作，不能完全相同，所以孟子的文章不完全同于孔子的文章，孔子的文章也不完全同于周公的文章。即使他们同时出生、聚集在一堂之上，他们的声音气象也自然不同，何况写在书中传给后世的文章呢？所以评论文章应当随着时代而论。国初宋濂，以宏大昌盛的文章润饰国家伟业；看他写的宗庙制度等文章，足以完备一代典章，成为百王的大法。弘治以来，有崆峒李子在其中崛起，独自掌握灵珠，兼收诸家，自成文章的大成。然而他的写作机轴出于《左氏》《国语》，虽然竭力裁断删削，陶铸融合却还没有完成。何仲默讥讽他：高处不过是古人的影子，低处已经落入近代人的口头习气。甘泉湛氏搜取《左氏》的声调辞采，用义理之学加以修饰，著述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庸训测》，自称是孔子的羽翼。然而用古人的句子来作训释，反而使《中庸》的意义更加昏暗；这就像说是庄周为郭象作注，而不是郭象为庄周作注，既然如此，又何必称为“训测”呢？方泉公由平民身份出仕登朝后，便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阅读中秘书；凡是我朝的典章制度、古今沿革、人物事务，没有不得到其中要领的。因此他第一次出任巡历盐海时，分条陈述七件长期积弊，整顿改革国家的赋税，国家赖此得益；第二次出任主持南畿学校，端正教育规范，彰明教训典章，士人的风气因此端正。大概他凭借精深的学问、深厚涵养的气度，经过翰林院陶冶、受到天子文藻熏陶，已经很久了。等到进入内台，协助掌管院务，独具风采操守，不向上攀附，也不向下吞忍，百官都肃然敬畏。因此他的文思喷涌而出，如长江大河，数千字一挥而就；即使率然成篇，也无不抒发旨意和道情，旁通事物的道理，宛然自成一家，并不是袭用前人来作为尺度。有人说：“文章是相似了，但拿它和古文法度相比还不够。”我回答说：“不是这样。古代有穿粗衣、吃粗食、土阶不加修剪的情况，后世却有九延之台、五称之衣、清庙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叹；后世又有大成之乐，声音仪容的美备达到极致，山罍与牺尊并列陈设，宏大的璧玉和奇异珍宝并陈，并不是兑戈和弓伦之类，但中国世世代代都把它们视为珍宝。那么所谓古代，难道一定要完全相同吗？” 像崆峒、甘泉这样的人，大概是有意向古人学习，却反而失去了古人的精神。用这个道理来评论文章，思考就已经过半了。如今却琐琐屑屑地计较方泉的文章不合古法，不也是颠倒了吗？提问的人唯唯应诺而退，于是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留斋序》。《东溪先生文集》卷三终。《东溪先生文集》卷四。后学郑世熙。璩应聘共同校订。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