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四

译△送张都事序 天子已经建立奎章阁，设置大学士二人、侍书学士二人、承制学士二人【“承制学士”，四部丛刊本作“承旨学士”，误。元《史·百官志》：“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正三品。”】、供奉学士二人、参书二人；不是曾任省台、翰林官以及著名进士，不得担任这些官职。第二年，又增设大学士二人、典签二人。典签官阶为从六品【“秩”，四部丛刊本无。】，最初任命英宗即位时进士第一名泰不华兼善、丞相属吏张景先希哲担任。希哲不久离任改任礼部主事，又以丞相属吏张中立惟正接替他。过了一年，兼善被授为南台监察御史，惟正也升任江西行省都事【“江西行省”，原作“江南行省”，依下文及四部丛刊本改。】。天下的选任，没有比省台更重要的；有的人由省台入朝担任阁官，有的人由阁官出任省台，因此阁官的选任与省台同等重要，而且还必须由天子亲自提拔。惟正在一年之中两次受到提拔，都得到了天子所看重的职位，他日夜寻求能够称职报效的办法，实在是应当如此。我与惟正是同僚，一同修撰《皇朝经世大典》【《皇朝经世大典》，四部丛刊本作《皇朝经世史之大典》。】；惟正没有一句话不涉及仁义，没有一件事不做到精细周详。我曾说，惟正任职办事，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岁〕 江西一向被称为事务繁多、难以治理，但繁难在郡县，不在行省【“不在”，四部丛刊本作“无在”。】。行省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才，即使让各郡县都努力做到简明安静，也像翻手一样容易。江西最难治理的地方没有超过吉安，但从前江西廉访使冯君辅和如今扬州总管纳怀治理它时，政令没有不施行的，诉讼没有不减少的，官吏百姓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不但不能欺骗他们，甚至不忍心欺骗他们。因此，施政取决于用人，而不取决于地方。君辅、纳怀在郡任职时，上级官员厌恶他们与自己不同，千方百计阻挠压制他们，最终也不能使他们安居任职而离去。江西的政务日益败坏，百姓日益困苦，又加上饥荒，疾病流行更加严重，有司安然不动、对这一切毫不体恤，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所以天下郡县不怕没有贤能的太守县令，怕的是上级不能端正自己的好恶，向他们显示正确的方向；公正地执掌衡鉴，辨别善恶；扶助善良之士，以激发他们的志气罢了。因此行省就是郡县的标准。假如标杆不正、准绳不平，却想使影子笔直、钧石平衡，能做到吗？如今惟正辅佐江西，以平章全公的简约持重、廉洁正直，以及惟正的精干务实、谨慎敏捷，共同把握大体，略去细节；把别人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后面，使君子能够推行自己的道，小人无法施展奸计，百姓得到痊愈一定是可以期待的。惟正，敬慎地对待此事并努力吧，不要忘记天子亲自提拔你的用意！将来有人评论奎章阁人物，说“惟正，惟正”，那么我也将分享这份荣耀【“荣耀”，原误作“荣擢”，胡思敬校云：“‘擢’疑‘耀’。”是，依四部丛刊本改。】。△送艺林库提点毕申达弃官归养诗序 世人说忠与孝不能同时具备，难道忠孝也有两个不同的本体吗？在侍奉君主的事情上表现出来，叫作忠；在侍奉父母的事情上表现出来，叫作孝【“谓之”，四部丛刊本作“为之”。】。人们看见他的孝，却不知道其中有忠的道理，只说他是孝；人们看见他的忠，却不知道其中有孝的道理，只说他是忠。一个行为不是孝，也就不是忠；一个念头不是忠，也就不是孝。天地如此广大，日月如此光明，人物如此众多，能够感通人心的，没有比忠孝更迅速的了。即使是平庸的人、幼童，一旦实行孝道，风俗也会因此改变；世间行政施教，有时还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是怯弱的士卒、卑贱的奴仆，一旦实行忠诚，天地也会因此震动；世间恪守职分、办理事务的人，有时也比不上。何况身为名臣的好儿子、圣明天子的贤臣呢！出仕与退处，难道会没有所关联吗！艺林库提点樵隐君，兼有才德的名声，怀有忠孝的实质。从前天子既然夺去了他侍养父母的机会，把他安置在艺林库，您并不因为掌管仓库低贱而懈怠职事【“卑”，四部丛刊本误作“早”。】。后来又命您代理授经官，列于奎章阁，您也不因为师道尊贵而贪恋荣誉。一天之内弃官回家奉养父母，就像孤云遇到疾风，顷刻之间便不可停留；即使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不能超过这种决断，济南的士人难道不会因此受到触动吗！即使您每天居于朝廷之上，担任一项职务、尽一份官责，您的忠心也不过如此而已。如今退居家庭之中，尽心奉养父母，供给甘美食物，谨慎遵行冬温夏凊的礼节，使父母快乐、乡里称赞，让天下听闻此事的人，父亲以此教导儿子，兄长以此训诫弟弟，彼此相率归于孝悌的教化，共同促成太平之治，那么这种忠诚，不是更大吗！所以君子退处也是一种忠孝，出仕也是一种忠孝，怎么可以把它分开说成两个呢？过去父母还壮健时，却不知道侍奉君主，这是对父母不孝；父母已经年老，却不知道侍奉父母，这是对君主不忠。天下哪里有不忠的孝、也有不孝的忠呢！这样看来，樵隐君出仕和退处都得到了正确的道路。您要出发了，我想回家奉养父母，却没有机会把这种心情付诸行动。车已经上好油，马已经喂饱，凡是善于写文章的人都作诗为您送行，而奎章阁承制学士李公命我为此作序【“承制学士”，四部丛刊本误作“承旨学士”。】。

译△送也速答儿赤序 自从科举废止，天下士大夫的子弟不是务农，就是做工、经商；自从科举恢复，天下武臣、平民、奴仆的子弟也都成为士人、儒者【“自科举”，四部丛刊本作“是科举”。】。并不是过去的人没有见识，而今天的人独独贤能，只是看在上位的人用什么方法引导他们罢了。国家使万邦臣服，南北统一【“南北”，四部丛刊本误作“南邦”。】，已经六十多年，但教化没有兴起，风俗日益败坏，奸邪屡屡发生，是因为只依靠法律而专力于财用。仁宗皇帝奋然振作，招纳天下贤能而任用他们，即使刀笔、筐箧之类末等技能，也想把它们一并传授给士人【“傅”，四部丛刊本误作“传”。】，天下谁不放下农具而谈论《诗》《书》，丢下兵器而从事笔砚呢！这种做法实行了二十多年，孔子、孟子的道理最终不能广泛融洽于天下，是因为仁宗皇帝在位时间短，得到的人才不多，所培养的士人尚未成长；新生的芽蘖不足以胜过深根固蒂的旧势力。牛羊又日日夜夜前来啃食，笃信正道的人大多被指为迂腐空疏，稍稍显露锋芒、为国家分忧的人全都被压在下位，急于追求功利的人于是随之弥缝附会，只希望得到朝夕之间的余光，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他人的牵引之物。从此法律越来越严酷【“愈重”，四部丛刊本无“愈”字。】，儒者越来越被轻视，众人纷纷巧言鼓噪，说士人没有用处，科举对国家的经济没有补益，不废止便不罢休。唉，究竟谁才是在为国家谋划呢！至元初年，随军攻打襄阳、樊城时有一个叫抄儿赤的人，是合禄鲁人。他因功任千夫长。抄儿赤传给秃鲁罕，秃鲁罕传给秃林台。三代都戍守建昌，三代也都贤能。秃林的儿子也速答儿赤跟随郡人李宗哲学习进士之业，颇有声望。今年夏天，他随岳父增城左君来到京师，拜访我已故老师程文宪公的旧宅。他容貌纯粹，气质温和，才思清秀而志向锐利，将来一定会成为著名进士【“名”，四部丛刊本作“明”。】。然而君子的学习，并不是用来作为求取富贵功名的媒介【“媒”，四部丛刊本作“谋”。】，而是用来增进自己的德行、发挥自己的才干。因此，他的学习不只在于成为进士。文章用来治理国家，武力用来平定祸乱，法律用来辅助治理，财用用来建立国家，这些都是君子应当学习的事情。况且文与武并不是两条道路：用来治理国家就是文，用来平定祸乱就是武，并不是文之外另有武、武之外另有文。法律不是不任用，而是把它作为辅助治理的工具，不是把它当作治理的根本。财用不是不经营，而是要有道地生产、节制地使用，不是损害百姓来使国家富足。因此君子的学习，用来使君主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就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用来治理百姓，就能使百姓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不只是靠学习来区别于农、工、商、贾而已。国家培养他，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对待他，必须以诚相待；任用他，必须充分发挥他的才干，不只是借用他来窃取任用贤能的名声。然而学习在于自己，国家培养不培养、任用不任用，都不是需要计较的事。但是否任用，实际上关系到天地的否泰、国家的盛衰以及正道的通塞；这些正是君子所忧虑而不敢计较的事情。您回去后只管致力于学习，不要以科举的兴废来决定自己的取舍。等到天下有权力任事的人中，假如有仁人的心肠，不忍坐视百姓沉沦于苛暴残酷之中，就一定会有人替国家筹划。希望您努力吧，不要自我限制。△《沇溪先生文集》序 丰城文物兴盛，自汉代徐孺子以高士的节操在龙泽山中读书，受到太守礼敬；唐代王中丞以风后、力牧般的声望滞留江湖，为诗人所感叹；到了宋代，文物昌盛之人更是多得无法尽载。而黄氏居住在沇溪之上，数代相望，都以文章学术闻名天下，大概从柳州公开始。公名得礼，字执中，元祐三年考中进士，三次升迁后任柳州推官，三十九岁时去世。他享年不长，任官时间也不久，所以他的事迹不能在天下广泛显扬。考察他的遗文，就可以加以评论了。公的诗歌深沉丰茂、典雅刚健【“雅健”，四部丛刊本作“雄健”。】，有矫正齐、梁、晚唐诗风的意图；公的文章辩析广博、宏阔壮大，怀有忧虑天下的心情。大概正逢国家强盛之时，气象浑厚，政治平和，所以表现在文章中便和缓而庄重，正直而不改变。至于评论唐太宗对魏征之死的遗憾，认为这是对比不上臣下的过失感到羞耻；评论牛、李之祸，认为罪过在于李德裕不能以公义消除私心；评论阳城爱护弟弟而不肯娶妻，甘愿抛弃父子、兄弟、夫妇的大伦去从事求索隐微、故作怪异的行为，那么他对于世道的用心究竟如何，便可想而知了。绍兴初年，公的玄孙黄愿编纂他的遗稿，得到诗九十二首、长短句五首、史论十篇、杂著九篇、拾遗诗二首【“拾”原作“十”，属上。看下文“离为四卷”，杂著似乎不可能有九十篇之多，故依四部丛刊本改。】、长短句一首【“长短句”，四部丛刊本无“句”字】，以及附录四首，分成四卷。到淳祐年间，他的儿子黄修纪才开始刻印，不久便毁于战乱。如今公的七世孙黄璧将要重新刻印【“璧”，四部丛刊本作“壁”。】，并请我为它作序。黄氏从金华迁居丰城，已经有数百多年了【“百余年”，四部丛刊本作“百余年矣”。】。直到宋代结束，考中进士的共有十三人，其中公的儿子吏部郎中次山、公的孙子礼部尚书畴若最为显达。他们的事迹载在国史中，文章则有吏部的《三余集》、尚书的《竹坡集》，世人多已见到，所以不再评论。

译△《无底书囊》序 《无底书囊》二卷，是已故族父竹泉先生所著的书。先生名垚翁，字汝和，世代都是豫章丰城人。父亲名泾，伯父名士林，都曾在清江张文宪公门下受学。文宪公器重他们，稍有不能到门下的时候，便写信询问。先生十岁时父亲去世，只有母亲教育他。母亲性情端方严厉，绝不稍有宽假；先生也努力学习、奋力实践，侍奉母亲极其孝顺，从做子弟起直到去世，人们从未见过他的过失。他胡须稀疏，额头宽广，眉目高耸秀美，清瘦得仿佛衣服都承受不起。居住在碧山之下、万竹之间。竹林间有泉水，甘甜清冽而不会枯竭；每当清风徐徐吹来，他便头戴幅巾、手持藜杖，来到泉边，远望仿佛神仙。早年跟随名公先生们交游，如乡里的翰林学士徐公经孙、户部郎官李公义山、临江左史萧山则、监察御史泰来、兵部侍郎徐公卿孙、庐陵秘书监丞欧阳公守道、湖南安抚使李公芾，每次与他们谈论【“与”，四部丛刊本作“典”。】，都引据经史，慷慨激烈，风采气概令人凛然，所以没有人不降低身份向他表示敬意。晚年在乡里教授学生，凡是经他指点传授的，都崇尚气节，不庸碌地跟随他人之后，远远看去便知道是揭先生的门人。他一生所读的书都亲手编校，所作的论著必定以扶持、树立世道为根本；这部书只是他见闻中的余绪【“特其”，四部丛刊本作“特见”。】，尚且如此确实精深【“精实”，四部丛刊本作“积实”。】。何况其他著作呢！元贞元年冬十二月，他卧病在床；第二年正月初四日早晨起身沐浴，换好衣冠，拜谒先祖祠堂完毕，回来坐在堂上，亲手写了几封信与亲友告别，作五言诗八句，给儿子载看，并且告诫他说：“不要让释、老之学玷污我。”然后端坐着去世。三十六年以后，他的继承人将要刻印这部书使它流传，便命我为它作序。我迎着风打开书卷，仿佛清楚地看见他的风采仪容，历历在目地听见他平生的言论，可是他永远不能再起身了。唉，悲哀啊！谨将大略如上作序。至顺三年七月日序。△《临江路张同知自然颂》序 自然，是道的最高境界；顺应自然并加以品评节制，是圣人的教化。老子、庄子阐明自然，却不能进入圣人的境界，所以儒者不谈他们。河南张侯任临江路的副职时，说：“是应当肯定的，就肯定它；是不应当肯定的，就否定它。是非并不取决于我个人。应当奖赏的就奖赏，应当惩罚的就惩罚。刑罚和奖赏并不取决于我个人。这些都是自然之道。”施行政令三年，政绩果然有了声誉，于是把自己居住的房间命名为“自然”。当地贤能而有文采的人陈宗元，倡议与他的朋友、前乡贡进士易方猷等若干人为此作颂，并请我作序。张侯顺应自然之道来施政，不卖弄奇特来求取名声；宗元等根据自然之政来作颂，不夸大赞美来构成文章。正因为不卖弄奇特，所以百姓能够顺遂本性、安乐地从事自己的职业；正因为不夸大赞美，所以文章能够充分表达辞意，并且可以取信于远方，这些都值得嘉许。况且凭张侯的贤能而得到宗元这样的人做百姓，他一定能以亲爱亲人、尊敬长者的道理引导宗元，使张侯的政令容易施行；凭宗元的贤能而得到张侯这样的人做长官，他一定会把奔走服役的征调放在后面【“后其”，原作“使其”，依四部丛刊本改。】，使张侯的教化更加推广。这又都值得庆贺。只是因为他们懂得自然，所以能够合于自然【“是以”，四部丛刊本作“自以”。】，这就是《张侯自然颂序》。△送燮元溥序 庐州舒城长燮元溥，是泰定四年的进士。元溥是蒙古人，名字叫燮理普化，没有氏姓，所以人们取他名字的第一个字加在他的字上面，仿佛氏姓一样，以便称呼，这是如今天下通行的俗例。元溥治理舒城，廉洁、敏捷、明察、宽恕，受到士君子的赞许；赈济饥民，兴办学校，对百姓有恩惠。当时郡县官吏刚到任参见所属长官时，一定举出元溥作为劝勉，我曾把这些大略记载在《龙眠书院记》中【“中”，四部丛刊本无。】。如今他升任抚州乐安，其百姓仰慕廉吏、思念惠政，和舒城百姓一样；那里又多有文人而且好学，容易用礼义加以教化。然而抚州五县都没有公田收入可以用来养活官府，如果不痛下决心节省开支、裁去那些多余吃闲饭的人，很少有人能够自我保全【“自固”，四部丛刊本作“自果”。】。何况元溥是著名进士，百姓对他的期望尤其深，要求也尤其严格，他决不敢以其他官吏自我宽解，改变自己的常道。如今天下共同听闻的是，海南沿用公田的收入，达到了正常赋税的十倍，百姓不堪其命，于是起而为盗，聚集数万人，攻破州县，杀害将吏，屠戮士民，战祸接连，几年不能平息，成为朝廷的忧患。那里有田地却不按正道征收赋税，危害尚且如此，何况正当天下经历战争、饥荒、瘟疫之后，又遭到搜刮剥削，民力消耗殆尽，百姓又没有田地，却还残害百姓来逞强，难道不会出现海南那样的事情吗？这是我和元溥深深忧虑、极力思考的事情。可是天下人却像平常一样实行这些做法，漠然置之，毫不在意，我不知道他们怀着什么心思！唉，元溥！士人不做官便罢了，一旦做官，就一定要尽到自己的道义，不要给父祖留下羞耻，成为天下后世的耻笑。

译△送彭仲宝赴水北巡检序【“水北”，四部丛刊本无“北”字。】临川人彭仲宝凭温厚的德行、深沉的学问和典雅端正的文章，在奎章阁参与修撰《皇朝经世大典》，因恩典借授衢州龙游水北寨巡检。他将要出发时，对我说：“我是儒者。放下祭祀礼器而拿起弓刀，本来不是我所从事的事情。不是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却去从事它，又将离开亲人、身处远方并且困顿，不能长久。既然离开亲人、远行困顿不能长久，却又从事并非本业的事，怎么能不算旷废官职呢？”我说：“天下太平时，以礼让作为外郭，没有什么能够攻破它；以《诗》《书》作为铠甲，没有什么能够进入它；以仁义作为盾牌，没有什么能够侵犯它，所以只需让谨慎勤勉的士人守护，力量就绰绰有余。天下动乱时，高城深池不能成为坚固屏障，长刀大剑不能算作锋利，强弓劲箭不能显示威势，所以即使用熊虎般的将领守护，也还力量不足。如今天下百姓承受恩泽、沐浴教化，喜好善良而厌恶邪恶，安于耕作而忘记战争，已有五六十年。即使有强大的君王、叛乱的将领在数千里之外倔强抗拒，也不过派遣一名使者，手持几寸长的文书，便能将其绑送到宫阙之下【“缚致”，四部丛刊本作“缚之”。】，看他们不过是小小的狗盗鼠窃，甚至还不如蚍蜉、蠛蠓。因此即使夷平城墙、填平沟堑，收束兵器、卷起铠甲，也安然具有万亿年稳固安定的形势。您治理数十里土地，善恶不会逃过耳朵，强弱不会逃过眼睛，是非不会迷惑内心；穿着轻裘，衣带宽缓，也足以安坐镇守，哪里值得害怕旷废官职呢！我只担心别人不担心的事情，考虑别人不考虑的事情，防备别人不防备的事情，以仁爱发言、以正义行动，即使守护数十座城也可以，何况区区数十里土地呢！”仲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他。●《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五 记一 ○记一 《富州重修学记》《全州学记》《舒城县龙眠书院记》《涿州孔子庙礼器记》《增城三皇庙记》《建都水分监记》《安福州东岳庙记》《浮云道院记》《抚州灵感庙记》《胡氏园趣亭记》《杨氏忠节祠记》《孝通庙记》《易州定兴县城隍庙记》△《富州重修学记》上皇帝在经筵讲学的第二年夏六月，济南姚侯来任富州知州，以舍菜礼拜见先圣先师，祝告说：“只有夫子的道，参合天地、配合日月，其中的中正之道，我不敢妄自测知。但中正之道实际产生于齐、鲁交界，紧邻夫子教诲之地。我恭敬承受圣明的命令，前来镇守此州。如今的州，古代是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我怎敢不早晚恭敬，只承受夫子的教诲呢？”他回头看着孔庙和学校，见它们破败简陋、不相称，说：“这是我的责任。”恰逢教授清江人陈明之接任，他的意见与姚侯相合。第二年秋天，大规模修缮孔子庙，旧有建筑中只保留大殿以及明伦堂、中庸堂；江山秀杰楼则全部改建，并有所增益。建筑规模一定裁定得合乎法度，出入一定限定从正门正道。总共建造房屋近七十楹，又铸造铜像，塑出七十二弟子及各位贤人的像，以使祭祀更加庄严。凿出半月形水池，在它前面仿照古代泮宫修建。姚侯亲自负责装载经书、规划尺度，监督事务，辛勤劳作；官吏忘却私事，工匠受到激励而勤奋施工，经历冬季直到春天，来报告工程完成。于是命我为此作记。至元二十三年，升丰城县为富州，任命河东人陈元凯为知州。当时科举已经废止十三年了【“十有三年”，四部丛刊本作“十有五年”，误。】。士人失去学业，百姓丧失教化，盗贼遍布田野，竟然数十里听不到鸡鸣狗叫。陈侯非常害怕，于是修缮孔子庙，建立小学，每天召集文人儒士和年高有德者讲求治理的要领，把他们的意见全部用来施政。没有几个月，境内便大治，因为人们知道了应当致力的事情。如今科举恢复也已经十三年，陈侯恰好来到这里；正值天下文明、人人恢复自己的学业，他仍然忧心忡忡、急切不已，把兴办学校、彰明教化作为首要任务。他的守职相同，志向也相同。兼有天下百姓父亲和老师责任的，是君主；承接君主的志向、推行君主教化的，是宰相和太守。宰相在上面推行，太守在下面奉行，所以百姓出生之后，要为他们设立学校来教导，设置科举来选拔，必须使士人有长久的事业，百姓有恒定的志向，然后圣人的道理才能彰明，贤能的人才才能得到，治理才能成功。古代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比唐、虞、三代更盛大的，却也不能废弃学校、停止选举来治理国家。秦朝能够废弃学校、停止选举，传到二世便灭亡了。即便如此，君子的学习若把学校的兴衰作为自己的荣辱，以选举的存废作为自己的进退【“选举”，四部丛刊本作“科举”。】，也就不同于孔子的教诲了。至于善于学习圣人的人，在田野间就实行田野间的道理，在从事渔盐、版筑时就实行渔盐、版筑中的道理，难道一定要等待学校的教诲和科举的劝勉吗！然而世间哪里能都是伊尹、傅说那样的人，又怎能不对他们施教劝勉呢【“世亦岂能”，胡思敬校说：“‘世’，文粹本缺。”】？这正是上面的志向，也是姚侯努力实行的事情。何况皇帝正亲临经筵，详细探求圣人的治理之道；我虽然不敏，也愿意和学习孔子的人共同努力。姚侯廉洁谨慎、简约正直，并不追求盛名，却使人敬畏，大概是贤能的太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