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自四部丛刊本圭斋文集卷十）】

译△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揭公神道碑 黄溍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日，皇帝当时巡视上京。秋七月丙戌日，皇帝驾临慈仁殿。文学侍从之臣都列班侍奉，以备咨询，皇帝在朝堂上怜悯而想起旧臣，因为故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的神道碑尚未建立，便让同知枢密院事臣世杰依次传诏给学士承旨臣岳柱，命令直学士臣溍撰写碑文。又敕令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守诚、礼部尚书臣期颐书写并篆额，作为赐给他的碑文。臣溍承蒙恩典从退休之中被起用，担心自己的志虑已经衰落，无法发扬圣明天子的敬重故旧、尊崇贤人的心意；接受诏命后震惊惶恐，不知所措。然而我私下想到自己有幸以词臣身份执笔，隶属于太史氏，不敢推辞。谨据前修撰刘闻所上《容台之状》和前学士承旨欧阳玄所作《幽堂之铭》考察：公名傒斯，字曼硕。揭姓有的说出自楚国司揭氏，因为官职得姓；有的说出自汉代安道侯揭阳定，因为封邑得姓；有的说出自汉代阳信侯刘揭，因为名字得姓。唐末有一人任检校尚书左仆射、使持节袁州诸军事、守袁州刺史，名叫镇，于是开始在袁州定居。与居住在旴江的人名瑱、居住在豫章的人名稹，都同出于司揭这一祖先；谈论姓氏的人，有的说应以安道侯为祖。汝宁一族则另以阳信侯为祖，年代久远，族谱失传，无法详考。公是稹的□世孙，登记户籍于豫章丰城。丰城如今是富州。从曾祖光朝以下，三代都没有做官。因为公显贵，祖父惟聪屡次获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豫章郡侯。父亲来成屡次获赠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豫章郡公。起初，朝廷停止给群臣追赠典礼，特意赐给公父亲“贞文先生”的称号，到这时又奉旨建造书院，便以所赐称号作为匾额。祖母黄氏、何氏，母亲黄氏，都追封为豫章郡夫人。公生来聪颖明悟，十二三岁时，读书已经能够看出古人求学的大意。家中贫困，不能背着书箱远游求学，父子之间便互相作为师友，刻苦奋发，日夜不停。长期受到学问的浸润后，经书、史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无不贯通；写成文章，都合乎法度。同乡中年龄相近的人大多敬畏他，把他当作老师来侍奉。二十多岁时，渐渐出游于湘水、汉水之间。湖南的赵文惠公淇一向以善于识人著称，一见到他便惊异地说：“他日一定是翰苑中的名流。”程楚公巨夫、涿郡卢公挚先后持有湖北使者的符节，程公认为他的才华非凡，便把自己的从妹嫁给他。仁宗即位初年，程公任翰林，公来到京城，便住在程公门下，严格谨慎地遵守宾主礼节，别人不知道他们是至亲。卢公尤其喜爱他的文章，写信上表推荐他。当时，东南文章大家如邓文肃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都聚集在京城；公与临江范梈、浦城杨载相继到来，以文章和议论同他们相抗衡，而公的名声最为显著。受到中书李韩公孟、集贤王文定公约、翰林赵文敏公孟俯、元文敏公明善的知遇；全平章岳柱礼遇他尤其优厚，彼此推举援引，不遗余力。延祐元年，由布衣进入翰林，任国史院编修官。李公以政府官员兼任史馆职务，看到公所撰功臣列传，抚卷叹道：“这才称得上史笔，其他人真只是抄写官府文书罢了！”三年，升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仍兼任编修。四年，调任国子助教，因本院奏请而留在原职。五年，请假南归。泰定元年，以原官被召回，不久遭逢母丧。公十年间三次任应奉翰林，朝廷政事、台阁礼仪，没有不熟悉的。王公常说：“同公谈论治国之道，极能振奋人意；把政事交给他，没有什么不能办好。” 天历二年，文宗开始把勋戚大臣的子孙聚集到奎章阁教导，命学士院选择适合做老师的人，选了十多人却没有谁能替代公，于是提升公为授经郎。奎章阁在兴圣殿西面，公每天早起，必定徒步先于各位侍臣到达。各位贵游子弟来受业，谋划凑钱给公租马；公稍微听到这件事，便自己买了一匹马，不久又卖掉，以表示不愿因自己使别人劳累罢了。后来离开公门下而进入宫中侍从的人，都成为国家重臣，但公从未借此作为自己的声援，对他们淡然处之。皇帝有时坐在阁中向他咨询，他的奏对符合皇帝心意，皇帝常直呼其字而不称名。中书推荐任用儒臣时，皇帝一定问：“他的才干比揭曼硕如何？”有时拿出公进献的《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给台臣看，说：“这是朕的授经郎揭曼硕所进呈的，你们试着看看。”他受到皇帝亲近和重视就是这样。丰州土地不产金，官府听信奸民的话，招募淘金户三百家，由这些人总管，分散到其他郡采金进献；每年的金课从四两逐渐增加到四十九两有余。这些人死去后，三百家中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一，而且贫困得无法生活，有关官府便责令替官府服役的百姓代替他们缴纳金税，百姓大多因此破产。由于公在《太平政要》中上奏提到这件事，朝廷于是免除这项征税，百姓因此得到恢复。至顺元年，参与修撰《皇朝经世大典》。皇帝阅览公撰写的《宪典》，回头对近臣说：“这不是唐律吗？”越级授任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并且多次称赞公纯朴诚实，想重用他，最终却没有来得及任用。元统元年，今上即位，召他到便殿对答，慰问劝谕了很久，命令把诸王所穿的表里各一匹赐给他，皇帝亲自辨认后交给他。有一天公入奎章阁当值，皇帝恰好到来，左右侍臣捧着法书、名画、珍贵器物进献，公逐一陈说它们制作的年代以及作者姓名，皇帝因此坐在那里观看了很久。至元元年，调任翰林待制，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四年，授任集贤直学士。此前，儒学官到吏部参加铨选，必须将文书转送集贤馆考核其学业；集贤馆再下达国子监，国子监再下达博士，文书往来拖延，动辄经历数月。公请求上奏改变这种办法，把事情交给本院属官办理，众人认为便利。五年，奉旨带着香币祭祀北岳、北海、济渎、南镇，事情办完后以有病为由取道西归。丞相太师秦王命集贤馆催促公赶快回来，公以疾病为由推辞。六年，皇帝亲自擢升公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他接到命令当天就上路。尚未到达，改任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

译至正元年，开始开设经筵，首先任命公兼任经筵官。二年，升任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公的官阶从将仕郎屡次升迁至中顺大夫；按规定，侍讲的官阶应当与品级相当，但新定制度规定越级不得超过两等，唯独公不受此例限制，升越四等，转升九阶为中奉大夫，实在是特殊的恩典。经筵没有专任官员，称为领经筵或知经筵的，多是宰执大臣；经书中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通常都由公负责订定，然后进呈。他的言论往往寄托着进谏和匡正的诚意，务求有益于治国之道。皇帝赞赏他的忠诚恳切，多次拿出金织纹段赏赐他。三年，因年满七十而告老离职。皇帝下诏派使者追赶，在漷南追上了他；他上表极力辞谢。不久又派使者奉上尊谕旨，召他回来撰写明宗皇帝神道御极碑。文章写成后，赐楮币万缗、白金五十两，中宫所赐白金数目也一样。他请求离去，皇帝不准，命脱脱右丞相和各位执政当面劝他不要走。公说：“假如我揭傒斯有一条有益的建议，诸公采用我的话而天下得到利益，那么即使死在这里又有什么遗憾！否则，又有什么好处呢？”丞相于是问当前政治首先应做什么，公说：“首先要储备人才。在人才职位和声望还没有显著时培养他们，在他们熟悉各种事务之后任用他们，这样就不会有人才缺乏、政事荒废的忧患。”另一天，在朝堂集议，公直言应当同时使用新旧铜钱，以挽救钞法的弊端；执政坚持不可，公越发用力争辩。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丞相却因为公不阿谀奉承而独自敬重他。皇帝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任命平章政事以下以及公等六人为总裁官，右丞相为都总裁。丞相问修史以什么为根本，公说：“以任用人才为根本。有学问文章却不懂史事的人，不能参与；有学问文章、懂得史事但心术不正的人，也不能参与。任用人才的方法，又应当以心术为根本。”公主管史事后，常对属官说：“要寻求修史的方法，必须先寻求修史的意义。古人修史，善事即使微小也一定记录，恶事即使隐微也一定记载；否则，凭什么显示劝善惩恶呢？”从此公毅然把删削裁定史文作为自己的责任。凡是政事的得失、人才的贤能或否，一概以公正的是非标准衡量。至于众人的议论不一致，必定同他们辩论，务求达到最恰当的结论。四年，辽史完成，进呈后，皇帝下旨嘉奖，并命令尽快完成金、宋二史。公感念皇帝的知遇，唯恐无法报答。每天辰时入馆、酉时出馆，疲惫也不敢休息。恰逢盛夏雨水泛滥，他裹着被子住在史馆，得了寒疾。回到住所才七天便突然去世。公卿大夫和士人听说后，无不奔驰哭吊，竭尽哀痛。省、院、台、部、寺、监以下的官府，都分别赠送丧赙。当时正有使者从上京来到，设宴慰劳史局，因为公去世而改了宴会日期。使者回去后把这件事报告皇帝，皇帝为之叹息哀悼，赐给他家楮币一万缗，仍发给驿券，备办官船护送他的灵柩回江□。公年轻时处境贫困，侍奉父母只能粗备菽水，却一定能使他们欢喜。等到有了俸禄收入，衣食稍微超过从前，便忧伤地说：“我的父母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所以他一生清廉节俭，到老也不改变。与兄弟之间彼此通有无，始终没有隔阂。子弟有过错，不加斥责；奴仆犯错，也宽容对待。别人问他原因，他说：“长辈对待下人稍有急躁，后生便会习惯暴戾，不能不以自身作示范。” 公在朝廷虽处于闲散职位，却总是急于发现人才。主持乡试两次，主持会试一次，任廷试读卷官两次，主持国子监公试七次，所选拔的人后来大多知名。御史提出应当任用会试终场、乡试次榜的举人为教官，朝廷就此征询公的意见，公竭力赞成，因此士人不再有遗漏人才的遗憾。公喜欢提拔后进，却不能迁就世俗。郡县有一位廉吏，他称赞起来宁可超过事实；听说有官吏贪污并使百姓受害，也不替他们曲意掩饰。达官大人的意见如果与他不合，他终身不登门，即使因此受到排挤也不后悔。有时把心中不平写进文章，别人有的认为太过，公说：“话就应该这样说，不必顾虑。” 公的文章叙事严整而精确，立论全都以义理为主，语言简约而洁净。诗歌擅长古乐府和选体，清婉华丽而缜密，却不失情性之正；律诗气势雄伟，有盛唐风格。擅长楷书，尤其精于行书、草书。国家的大典册以及元勋盛德之人应当撰写铭文的，一定命公执笔。想要显扬父母的子弟，没有不借重公的文章的；仙翁、僧人以及异国远方的人仰慕公的名声，得到他只言片语的，都把它当作珍宝传播。晚年求他作文的人很多，以至废寝忘食，却一点也不把这当作劳苦。不过他也不苟且作文。有个郡守暗示百姓拿金钱为他祝寿，请求公撰文记述政绩，公很了解此人，斥责后把他赶走；不久，那人果然因受贿败露。有客人为别人求文，却私下侵吞钱财，另一个客人揭发此事，公说：“既然已经收下了。”人们更加佩服他的宽厚气量。有文集若干卷流行于世。公于至正四年秋七月戊戌日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至正六年秋九月甲子日，葬在富州富城乡富陂的原野。诏令赠护军，追封豫章郡公，谥号文安。有功勋却没有官阶，是有关官府的过失。原配李氏；继室程氏，是大中大夫、同知荆湖北道宣慰司事岩卿的女儿；两人都追封为豫章郡夫人。儿子二人，长子汯，是李氏所生，国学上舍生，如今按公的恩荫应当补授官职，尚未授命；次子广阳，已经七岁。女儿一人，嫁给杨湘。大凡人才的产生，必定在兴盛的时代；他们凭文章事业与时代一同奋发，往往是在国家多次兴盛、长期太平之后。只有培养深厚而不急于任用，所以他们的声望和实际成就才能历久而更加显著，不是侥幸在一旦之间坐享显达的人可以同日而语的。公从远方的普通士人起步，在清贵仕途上辗转三十年，晚年终于成为儒学宗师、文章之师，多次承受皇帝恩宠，勤于职事而死。光明的太阳高悬，照临所及，故旧之臣都不被遗忘；把他的事迹传播在诗歌中，流传到无穷无尽，公也可以说是生时荣耀、死后哀荣了！铭文说：

译伟大的世祖皇帝啊，远方近处没有不造就人才；丰厚的恩泽，延及后代子孙。在仁宗朝，群臣献纳，个个仪态庄重；出入皇帝左右，文治武功兼备。公处在他们□；□身着宽大的长袍而来；拿着笔随从，行走从容。历事四朝，终于登上延阁，主管议论，掌管撰述。皇帝垂问所及，直呼其字而不称名；公因此更加恭敬，不自恃、不自夸。到了如今昌盛的时代，迅速升入近臣之列；他飘然远去，万人也无法阻拦。天子有命，急切召公归来；又把重任交给他，让他主管训诫之辞。圣明的天子，不自以为神圣；在广厦细毡之中，听取公的言论。考察古代以谋求治理，借鉴后代帝王。公恭敬承受使命，大大开启自己的学识宝藏。发掘隐微、阐明幽深，用成败来验证；斟酌典章谋略，以保存劝善惩恶的意义；奇闻异见，交错纷杂。公加以裁定，确实可信而有根据。借助众人的功劳，直到最后一笔。终于完成公的志愿，公虽死而不泯灭。人谁不求仕，谁能像公这样完美？从始至终没有瑕疵，并且以丰厚的成就终其一生。敬重故旧、尊崇贤人，是天子的德行；词臣奉诏，进献这篇刻在乐石上的铭文。【录自《四部丛刊》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元史·揭傒斯传》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父亲来成，是宋代乡贡进士。傒斯幼年贫困，读书尤其刻苦，日夜不懈怠，父子之间互为师友，因此贯通诸子百家，早年便有文名。大德年间，渐渐出游湘水、汉水之间，湖南帅赵淇一向以善于识人著称，见到他后惊叹说：“他日一定是翰苑名流。”程巨夫、卢挚先后任湖南宪长，都器重他，程巨夫于是把从妹嫁给他。延祐初年，程巨夫、卢挚联名向朝廷推荐他，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当时平章李孟监督修撰国史，读到他所撰写的功臣列传，叹道：“这才可以称作史笔，像其他人，不过是抄写官府文书罢了。”升任应奉翰林文字，仍兼任编修；调任国子助教，又留任应奉。南归探望母亲，不久又被召回。傒斯总共三次进入翰林，朝廷政事、台阁礼仪，没有不熟悉的。集贤学士王约说：“同傒斯谈论治国之道，极能振奋人意；把政事交给他，应当没有什么不能办好。” 天历初年，开设奎章阁，首先擢升他为授经郎，教授勋戚大臣的子孙。文宗有时到阁中，向他咨询事情，他的奏对符合旨意，皇帝常直呼其字而不称名。每当中书省奏请任用儒臣，皇帝一定问：“他的才干比揭曼硕怎么样？”有时拿出他进呈的《太平政要策》给台臣看，说：“这是朕的授经郎揭曼硕所进呈的。”他受到亲近和重视就是这样。富州土地不产金，官府听信奸民的话，招募淘金户三百家，由这些人总管，分散到其他郡采金进献；每年的金课从四两逐渐增加到四十九两。这些人死去后，三百户中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一，有关官府便责令替官府服役的百姓代为缴纳，许多人因此破产。中书省由于傒斯的进言，便免除了这项征税。参与修撰《经世大典》时，文宗取出他所撰的《宪典》阅读，回头对近臣说：“这难道不是唐律吗？”特授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并多次称赞他纯朴诚实，想提拔任用他，恰逢文宗去世而停止。元统初年，召他到便殿应对，慰问劝谕很久，命令把诸王所穿的表里各一匹赐给他，亲自辨认后交给他；调任翰林待制，升为集贤学士，官阶为中顺大夫。在此以前，儒学官到吏部参加铨选，必须把文书转送集贤馆考核所学，集贤馆再下达到国子监，国子监再下达到博士，官府文书拖延积压，动辄超过数月。傒斯请求改变这种办法，把事情交给本院属官办理，人们都认为十分便利。奉旨祭祀北岳、济渎、南镇，取道西归。当时秦王伯颜执掌国政，多次催促他回来，傒斯以有病为由坚决推辞。后来天子亲自擢升他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他便当天上路。尚未到达，改任翰林直学士。开设经筵后，又升任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按对品升为中奉大夫。当时新定制度规定越级不得超过两等，唯独傒斯升越四等，转升九阶，实在是特殊的恩典。经筵没有专任官员，称领经筵或知经筵的多是宰执大臣，因此经书中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必定交给傒斯订正确定后才进呈；他的言论往往寄托着进谏匡正的诚意，务求有益于治国之道。天子赞赏他的忠诚恳切，多次拿出金织文段赏赐他。至正三年，年满七十，告老离职，皇帝下诏派使者在漷南追上他。不久又奉上尊谕旨，召他回来撰写明宗神御殿碑。文章写成后，赐楮币万缗、白金五十两，中宫赐白金数目也一样。他请求离去，皇帝不准，命丞相脱脱及执政大臣当面劝他不要走。傒斯说：“假如我揭傒斯有一条有益的建议，诸公采用我的话而天下得到利益，那么即使死在这里又有什么遗憾！否则，又有什么好处呢？”丞相于是问：“当前政治首先应做什么？”傒斯说：“首先储备人才，在他们职位和声望还没有显著时培养，在他们周密熟悉各种事务之后任用，这样就不会有埋没人才、荒废政事的忧患。”有一天在朝堂集议，傒斯直言：“应当同时使用新旧铜钱，以挽救钞法的弊端。”执政说不可，傒斯越发坚持，丞相虽称赞他不阿谀奉承，最终却没有实行他的建议。皇帝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傒斯任总裁官。丞相问：“修史以什么为根本？”他答道：“以任用人才为根本。有学问文章却不懂史事的人，不能参与；有学问文章、懂史事但心术不正的人，也不能参与。任用人才的方法，又应当以心术为根本。”他又对属官说：“要寻求修史的方法，必须先寻求修史的意义。古人修史，小的善行也一定记录，小的恶行也一定记载；否则，凭什么显示惩恶劝善呢？”于是毅然把删削裁定史文作为自己的责任，凡是政事得失、人才贤否，一律以公正的是非标准衡量；至于众人的议论不一致，必定反复辩论，直到寻求最恰当的结论才停止。四年，辽史完成，皇帝下旨嘉奖，并督促尽快完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馆，早晚不敢休息，因而得了寒疾，七天后去世。当时正有使者从上京来到，皇帝在史馆设宴赐宴，因为傒斯去世而改了宴会日期。使者把这件事报告皇帝，皇帝为之叹息哀悼，赐楮币万缗，仍发给驿舟护送他的灵柩回江南。至正六年，诏令赠护军，追封豫章郡公，谥号文安。有功勋爵位却没有官阶，是有关官府的过失。傒斯年轻时处境贫困，侍奉父母只能粗备菽水，却一定能使他们欢喜。等到有了俸禄收入，衣食稍微超过从前，便忧伤地说：“我的父母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所以他一生清廉节俭，到老也没有改变。与兄弟友爱相处，始终没有隔阂。身在朝廷虽处于闲散职位，却急于推荐人才，宣扬别人的善行唯恐来不及；听说有官吏贪污并使百姓受害，尤其不替他们曲意掩饰。写文章，叙事严整，语言简洁恰当；诗尤其清婉华丽而缜密；擅长楷书、行书、草书。朝廷的大典册以及元勋盛德之人应当撰写铭辞的，一定命他执笔。异域远方的人都仰慕他的名声，得到他的文章，没有不以此为荣耀的。【《元史》卷一百八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