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二十六元苏天爵编碑文

译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二十六，元代苏天爵编纂，碑文 《高昌王世勋碑》　虞集 至顺二年九月某日，皇帝说：‘我有一位世代为臣的特穆尔巴哈，他的祖先带领全国归附我太祖皇帝，确实辅佐了兴盛的时运，功勋记在盟府，姓名著录于宗属簿册。他世代继承美好的德行，以此勉励自己辅佐我国。到了特穆尔巴哈，他辅佐朕治理天下，担任丞相、御史大夫，文武兼备，忠孝俱全，功绩十分盛大。从前，他的父亲葬在永昌，他前往上坟；你们应当凿取石料树立碑石，命国史撰写文章刻在碑上。’臣虞集叩头接受诏命，退朝后考察《高昌王世家》。原来辉和尔之地有和琳山，两条河从那里流出，一条叫图古勒，一条叫索隆噶。有一天夜里，天光降临在一棵树上，正在两河之间；国人便前去守候，只见树上生出一个树瘿，像人怀孕的身体一样。自此以后，天光常常出现；过了九个月又十天，树瘿裂开，得到五个婴儿，人们收养了他们。其中最小的叫布固汗。他长大以后，就能够拥有当地的百姓和土地，成为他们的君长；传了三十多位君长，到了伊啰斡徳济。伊啰斡徳济多次与唐人互相攻战，过了很久才商议和亲，以使百姓休息、停止战争。于是唐朝把金莲公主嫁给徳济的儿子格哷勒。徳济居住在和琳伯哩；伯哩特，意思就是妇人所居住的山。又有一座山叫腾格哩哈达，意思是天山。南面有一座石山叫呼图哩哈达，汉语说就是福山。唐朝使者和堪舆者来到他的国家，说：‘和琳之所以强盛，是因为有这座山；破坏这座山，就可以削弱它。’于是便对徳济说：‘既然已经结为婚姻，我将有事情请求你，你答应吗？福山的石头对上国没有用处，但唐人想亲眼看看。’徳济于是把石头给了他们。石头太大不能搬动，唐人便用火焚烧，再浇上醇醋，使石头碎裂后运走。国内的鸟兽因此悲鸣哀号。七天以后，伊啰斡徳济去世。从此国家灾异很多，百姓不能安居，继承王位的人屡屡死亡，于是迁到交州居住。交州就是今天的和卓。其地统辖巴实伯里，北到阿穆河，南接酒泉，东到鄂端哈锡哈，西临西番。凡居住在这里，共有一百七十多年；这时我太祖皇帝在朔漠兴起。当时，巴哩珠阿勒坦徳济伊都呼在位。“伊都呼”是他们国主的称号。他知道天命有所归属，便率全国入朝。太祖嘉奖他，把公主伊勒鄂端嫁给他，以对待儿子的礼节相待，将他列入诸王府第，和珠▯诺延、征哈玛尔、苏尔坦、回回等国一起，率领部众万人作为先头部队出发；军纪严明，所到之处都能取胜。他又跟随太祖征讨尼沙布尔、征伐河西，都立下大功。去世后，次子谔格埒齐徳济继承。济嗣任伊都呼，谔格埒齐徳济去世后，其子满玛尔徳济继承伊都呼之位，率领特默军一万人，跟随宪宗皇帝攻伐宋朝合州，攻打钓鱼山，立功后随军返回。和卓去世。至元三年，世祖皇帝命他的儿子和尔齐哈喇徳济继承伊都呼之位。海都、特们徳尔作乱，辉和尔的百姓遭受灾难而离散，于是有诏命伊都呼收集并安抚他们。那些居住在宗王近亲封地境内的百姓，全都遣送回本部，这才得以安定。至元十二年，都勒斡、帕克巴等率十二万兵围攻和卓，扬言说：‘阿济格鄂啰齐诸王率三十万人尚且不能抵挡我而自行溃败，你竟敢凭一座孤城迎接我的锋芒吗？’伊都呼说：‘我听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而且我活着把这座城当作家，死了把这座城当作墓，终究不能跟随你。’城池被围六个月不能解围，都勒斡把箭系上书信射入城中说：‘我也是太祖皇帝的孙子，你为什么不归附我？况且你的祖先曾经娶公主为妻，你若能把女儿嫁给我，我就停止用兵；否则就立即攻城。’ 城中百姓互相说道：‘城里的粮食将要吃尽，力量也已经困乏；都勒斡如果不停进攻，我们就会一起沦亡。’伊都呼说：‘我难道会吝惜一个女儿，不肯用她来拯救百姓的性命吗？但是我终究不能让她与都勒斡当面相见。’于是把女儿伊勒伊克默色必济厚厚地安置在褥垫上，用绳子从城上坠下去交给都勒斡。都勒斡于是解围离去。后来伊都呼入朝，皇上嘉奖他的功劳，给予重赏，把公王之女巴克巴噶尔嫁给他，她是定宗皇帝的女儿。又赐宝钞十二万，用来赈济他的百姓。他返回镇守和卓，驻军在州南哈密一带，兵力还很少，北方军队突然到来，他奋战至力竭，最终战死。儿子纳琳徳济当时年幼，到宫阙请求发兵北征，为父亲报仇。皇上壮许他的志向，赐给他巨额金帛，把公主布尔噶嫁给他，她是太宗皇帝的孙女。公主去世后，他又娶公主的妹妹班布尔。确实有诏命，军队从河西出发，等待与北征大军同时出发，于是留在永昌。后来吐蕃图沙玛作乱，诏令授他荣禄大夫、平章政事，统领本部特默等军一万人，镇守吐蕃宣慰司。他的威势、德行和信用都很显著，贼人因此收敛，百姓得以安定。武宗皇帝召他回京，他继承伊都呼之位，赐给他金印，又任命他本部押西防司的官职。仁宗皇帝开始考察旧例，封他为高昌王，另赐金印，设置王傅官。高昌王的王印在内郡通行，伊都呼的印则在辉和尔境内通行。班布尔实公主去世后，他又娶公主乌拉戬，她是安西王阿南达的女儿。率军到和卓，重新建立辉和尔的城池。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去世。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特穆尔布哈，次子叫籛吉，都是班布尔实公主所生。特穆尔布哈在大德年间娶公主多尔济斯满奎腾太子的孙女。至大年间，随父亲入朝觐见，担任宿卫，又在东宫侍奉皇太子，授中奉大夫；到了大都，升为资善大夫。后来以资善大夫身份出任巩昌等处都总帅达噜噶齐，赶往永昌奔父丧，请求把王爵让给叔父奇彻台，没有获准，于是继承伊都呼、高昌王之位。至治年间，与阿南达实哩共同统领甘珠尔军，并治理本部。泰定年间被召回，与库春布哈威顺王、迈努宣靖王、库库布哈靖安王分镇襄阳。不久授开府仪同三司、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今上皇帝拨乱反正、归正大统后，召他到汴梁，以左丞相身份留下镇守。

译不久他急赴京师，竭尽全力平定大难。他镇守湖广时，左辖相互嫉恨而妨害政务，百姓无法忍受；到这时有人抓住并杀了他。于是他再次向皇上申述说：‘这个人确实有罪，但还不至于处死。’这样反复进言，终于使那人得到释放。他不记旧日怨恨，以德量来辅佐襄助，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天历元年十月，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第二年正月，以原官职和功勋封授中书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授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授任左丞相时，追念先王的遗意，便把王爵让给弟弟箓吉，使他继承伊都呼、高昌王之位。我认为，高昌王祖先的来历极其神异；他的子孙相传数十代，直到今天还能治理自己的土地，难道是偶然的吗？和尔齐哈喇徳济百战随从君王办事，舍弃骨肉亲情来拯救百姓，后来又为此战死，他的节义就是这样卓异。到了他的儿子、孙子，连续三代成为王，这是盛大德行所获得的报答。御史大夫出身世代贵族，身为王族而能清廉谨慎、自我持守；在家门之内举止都合乎礼法，平易近人，端正自己以使万物肃然，仁义的功业如水流般充沛。等到他主持重大政务、裁决重大议议时，忧虑深远，思考长久，声音和仪态凝重，如同泰山一般，因此能够弥补治理国家的大道，辅佐成就雍熙盛世，真可以说是社稷之臣啊！把这篇碑文题作“世勋为宜”，谨拜两拜并以诗系在后面说：我皇太祖建立皇极，平定国家，预先察知事机，首先招徕归附者；伟大的高昌王列名图籍，率众纳赋，奉上宝玉重器，叩头接受天命，以此表明至诚。太祖说：‘唉！上天启发你的内心，你归附我并非虚假，来成就你的功业。佩弓带箭，披甲戴胄，率领一万军队，跟随我四方征讨，开拓疆土；跟从我办理王事，早晚不懈。’作为国家世代的臣子，享有旧日的封邑。旧邑高大开阔，处在强藩之间；暴乱势力突然来袭，想要攻破城池、残害百姓，于是成为保障，捍卫城池。我们防御备战，敌人不能顺利进攻；即使战死，也绝不改变。高大的城墙巍峨耸立，敌寇来势十分繁多；守城力量耗尽仍坚守不动，敌人责怪我军昏弱。有一位齐国少女，献出女儿以解除危难；义行超越亲爱之情，皇帝因此感叹赞美。敌军退去，百姓保全，天子为之慨叹，车载帛匹、黄金，来滋润抚慰这片疲敝之地。城郭、房屋和家庭，既已归还，又已恢复，希望它们得到安宁。皇帝赐给我们福祉，使我们安居于房舍。狂妄愚昧之徒从旁牵制，箭射尽了，众人全部被歼灭；他执守节义而死。此时贤明的继承人泣血入朝报告，请求发扬天威，为无道者报仇。天子壮许他的志向，使他驻军西方，安抚你的百姓，授予军鼓和旌旗。有愚顽的西羌，不能安定而作乱；移节前往治理，很快便使他们驯服。武皇继承武功，眷顾你们旧日的服属，节旄印绶仍旧交给他统领部属，于是考察旧例封为王爵。到了仁宗时期，旌旗舒展，刻印彰明功劳，于是前往永昌。幕府在此建立，将星却在夜间陨落，他也已经远去。坟墓上的树木阴森森地生长，岁月流逝；回头瞻望，徘徊不去，这是邦人的思念。大夫继承先人的德行，能够恭敬谦让；三次受命，越发恭谨；世代的爵位因而得以享有。佩带美玉，安静恭敬地居处；亲身实行孝道和严谨的品德，服饰器用不失礼制；庄严和谐，有明察也有宽容；亲爱亲族，尊敬尊长，确实有德行，也确实有功劳。天子回归，天下大义得以端正；大夫正在行军途中，百姓因信任而安定，既已安宁，治理长久的成功也得到报告。大夫主管刑宪，百事十分清明；身穿衮衣、脚着赤舄，进朝见君，退朝休息；在没有忧患时也保持警惕，不是安逸，而是戒惧。大夫恭敬自持，明智的德行足以使人信服，时常感叹而有所怀念。永昌的废墟上，天子有诏令，大夫前去省视坟墓，刻写文章、树立碑石，使世代功勋得到福祐。王的子孙啊，要永远思念这些事；岂只是子孙，百官也应以此为法。《句容郡王世绩碑》　虞集 国家治理太平的事业之所以能够尊贵、安定而长久巩固，是因为礼乐、刑法、政令都统一出于朝廷；而那些手执干戈、在四境之外保卫社稷的人，也一定要有超过常人的刚强果毅之勇，正直明亮、毫不回转的节操，同时承担爪牙和心腹的职责；还要世世代代由祖父、父亲、子孙继承同一志向，这样以后，内可以成为天子所信任倚重的人，外可以使强敌畏惧服从。所以处在平常时期，就有不可侵犯的威势；遭逢变乱，就能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勋。唉！其中的关系难道是轻微的吗？天历元年，皇帝拨乱反正，因为太平王右丞相雅克特穆尔有谋划和力战的功劳，又追念他的祖父、父亲的功绩，于是命史臣撰文记事，刻在坚贞的石碑上，以显示永垂不朽。谨按：钦察人的祖先，是武平北折连川安塔哈山一带的部族，后来迁往西北，居住在伊勒巴尔山。他们的风俗刚强剽悍，族人勇敢善战。自奇琳起，便称他的国人为钦察，做他们的首领并统辖他们。奇琳生实木南，实木南生伊讷克实。太祖皇帝征讨默尔乞斯时，呼图克呼图克逃走，伊讷克实派使者去晓谕并捉拿他，但他不服从。等到我军西征时，伊讷克实年老，不能治理他的国家。丁酉年，伊讷克实的儿子和拉苏默自行归附太宗；这时宪宗奉命率军已经到达他的国家。和拉苏默的儿子巴图彻尔率全族来归，跟随军队讨伐默尔乞斯，立有功劳。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朝时，他们这一族人因强悍勇猛而受到信任任用，掌管割草放牧的事务，奉上马奶供皇帝享用。马奶以黑色为贵，国人称黑为“哈喇”，所以另称这些人为哈喇齐；他们日益受到亲近，皇帝把哈纳郡王的妹妹纳琳嫁给他。中统初年，讨伐阿里不哥叛乱，巴图彻尔和他的儿子托克托呼都立有功劳。巴图彻尔去世，托克托呼继承父亲的职务，这就是句容郡武毅王。海都叛乱时，皇子北平王率诸王军队，镇守祖宗兴龙的旧地。至元十四年，叛王托克托穆尔、锡尔济进入防守各部，遭遇掠夺，先朝的大武帐也丢失了。托克托呼王对此愤怒，发誓请求决战。三月，在纳琳布拉克击败他的将领多尔济诺延，夺回被掠的各部。四月，齐哩克台在应昌发动叛乱，托克托穆尔率兵响应；他与我军相遇，将要决战时，我军先俘获他的侦察兵几十人，托克托穆尔害怕而引兵离去，于是消灭了齐哩克台。

译六月，在图喇河追击他的军队。八月，又打败了他们。鄂诺河一战收复了失去的大帐，将各部众人带回北平。我军北伐，诏令他率领一千名钦察精锐骑兵随行。十五年正月，追击锡尔济，越过金山，擒获扎呼岱献上。又打败库春格尔等人的军队，俘获很多。冬天入朝，召到御榻前亲自慰劳，赐白金一百两、海东白鹘一只。国家侍奉内宴的人，每次宴会都必须各有一套衣冠，制度完全相同，称为“济逊”，全都赐给他们。又下诏说：“祖宗的武帐，不是臣下所能使用的；你能把它归还，所以把它赐给你。”军中宴请各位将帅时，就设置这套武帐。把钦察人编为民户，以及把隶属于诸王的另册户，赐钞二千贯，每年供给粮食和丝帛，选取其中有才干的人充任禁卫。十九年，授昭勇大将军、同知太仆院事。第二年，改任同知卫尉院事，主管群牧司事务。赐给霸州文安县田四百顷，命哈喇齐屯田，又补充逃亡的宋朝新归附军八百人。二十一年，赐金虎符，把河南等路蒙古军的子弟四千六百人隶属于他。二十二年，授镇国上将军、枢密副使。二十三年设置钦察卫，于是兼任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听任他用本族人中的将领和官吏充任属官。六月，海都的军队入侵，奉诏与大将托多尔海抵御。二十四年，诸王纳新在东藩叛乱，暗中派使者来联络伊伯格勒、星纳噶尔。王捕获了间谍，得知了实情，秘密上报朝廷，请求召星纳噶尔入朝以离间他们。后来，星纳噶尔设宴防备，邀请两位大将托多尔海前往，王说：“事情不可预测。”于是没有前往，星纳噶尔的计谋没有得逞。不久，诏令召星纳噶尔，王说：“这是东藩的人，从东路走正是他的意图，将会无法控制。”便向北安王说明，命令他向西行进。有人说也不花将要反叛，军吏请求上奏并谋划对付他。王说：“不能迟延。”亲自作为先驱，率大军在前面，昼夜尽力赶路，在图喇河渡口防守，与伊伯格勒交战，将其大败。世祖正在亲自出征，听说此事，诏令王沿河东进，把他的余党全部收服后回来。途中遇到伊特格，他有一万骑兵，王出击将其击退，大量俘获纳新的牲畜、牧民和叛王哈喇娄等，献给朝廷。喀喇钦察人中原先隶属于各叛王的，也全都前来归附。设置哈喇娄万户府。这一年，王子绰和尔奉诏随太师阿尔娄出征，在布达山交战立功，授昭勇大将军、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出外便披坚执锐，率领虎罴般勇猛的士卒，入内则手持刀匕供职，亲自分割烹煮，拿着酒器和勺子进献乳饮；受到皇帝亲近和委任，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当时成宗正在统领军队，诏令让王随行。十一月，征讨哈喇地区的纳新余党，诛杀乌塔噶，使其部众全部投降。二十五年，伊奇哩王被叛王和尔果斯进攻，形势十分危急。五月，王跟随成宗移师援救，打败乌尔呼诸部，返回到哈拉繖山，夜间渡过格哷勒河，打败叛王哈达的军队，全部收服辽左诸部，设置东路万户府镇守那里。伊奇哩有个妹妹叫托伦，于是把她嫁给王。二十六年，海都军叛乱，从金山直到杭爱岭。皇孙晋王率兵抵御，敌军先占据险要，我军作战不利，王独自率军冲入敌阵交战，掩护晋王突围。第二天，敌军追骑大举赶来，王派伏兵在后面阻击。七月，世祖亲自巡行北边，召见王慰劳他说：“从前太祖和与他共同患难的臣下，曾饮班珠尔河水来纪念功劳。今天的事情，难道比古人逊色吗？” “你要努力啊。”海都等人接连数次战败，又知道皇帝亲自出征，于是率军离去。皇帝回到都城，大宴群臣，对王说：“朔方人来，说听见海都讲：‘打仗的人个个都像托克托呼，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地方容身呢？’”评定功劳、赏赐功臣时，先赏钦察士卒；把建康、庐、饶旧籍中的租户一千户编为哈喇齐户，又把俘获的人户一千七百户赐给他；另授给官职一人之子，以督收赋税。绰和尔在宿卫中，也率领他的军队随从皇帝到和琳额伯苏山，授昭武大将军、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兼太仆少卿。二十八年，王上奏说哈喇齐军人数已经超过一万人，足以备用，诏令赐给珠饰的防护衣、玉带、金带以及名贵鹘纹绢数万匹。他率领部众向北到罕达该打猎，边寇听到消息不敢行动。二十九年，在金山掠夺土地，俘获海都的人户三千户，诏令进取奇尔济苏。第二年春天，驻军谦河，沿冰面行进数日，全部收服当地部众，留下军队镇守，上奏报功，授龙虎卫上将军，赐行枢密院印。海都听说后率军来到谦河，又被打败，俘获他的将领博啰齐。成宗皇帝即位，诏令对他说：“北边事务重大，免你入朝防守。” 赐白金五百两。冬天召入朝，另有加赐，又另外赐给他的军士钞一千二百万元。贞元年春天，返回镇守北边。三年秋天，跟随海都的诸王都来投降，边民受到惊扰，王率军在金山的玉龙海整备防守，军需供给全部充足，百姓不受扰乱，亲自引导永和尔等人，皇帝在朝廷上解下御衣赐给他。大德元年，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同知枢密院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仍任原职，返回边地。二月，到了宣德府，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这一年，诏令绰和尔世袭其父官职，统领北征将军，后来又封为句容郡王。王率军越过金山，进攻巴林地区。巴林南面有一条大河，叫塔尔呼。他们的将领达兰台凭水驻军，砍树在岸边设置栅栏保护自己，士卒都下马跪坐，拿着弓箭等待我军。箭射不到，战马也无法前进。王立即命令吹响铜角，举兵大声呐喊，声音震动山林旷野。坐着的士卒不知道怎么办，争着起身上马。王指挥军队全部渡河，水势冲击岸边，木栅漂散，于是奋力驱军奔驰攻击，前进五十里才停止，把敌人的人马、庐帐全部缴获。返回途中驻军阿噜河，遇到本布巴图的君主。

译本布巴图，是海都派来援助巴林的人。阿噜河上游有一座很高的山，本布在那里布阵。山势高峻，战马不便向下奔驰。王急忙指挥军队渡河，逼迫敌人。本布的战马下山时，很多跌倒，王军乘机急攻，将其击败，追击败兵三十多里，本布仅仅自己逃脱。二年，北边诸王都勒斡、齐齐克图等暗中率军迅速赶来，袭击我军和啰噶图地区。和啰噶图也有一座很高的山，他们的军队前来占据山头。王挑选勇敢而善于步战的人，手持长矛利刃，从四面登山奋力攻击，把敌军全部击溃，逃走的人没有几个。三年，入朝时，皇帝解下衣服赐给他，慰劳十分优厚，授镇国上将军、佥枢密院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太仆少卿，返回边地。当时武宗还在潜邸，统领朔方军事，凡事必向王咨询。交战时，王常常冲在最前面，所受托付非常重大。四年秋天，叛王图们海勒苏等侵犯边境，王在库克地区迎敌，趁敌尚未列阵，率军直冲攻击，敌军不能支撑，追过金山才返回。五年，海都的军队又越过金山向南，停驻在特济根山，凭借高地自守。王率军奔驰迎击，取得平原地带，便于作战，于是合力进攻，敌军又遭惨败。交战到第三天，都勒斡的军队从西面赶来，与我军在乌尔图地区相持。王又独自率精锐冲入敌阵，兵器铠甲相撞，尘土和鲜血飞溅，来回冲杀三周，杀死的敌人多得数不清，都勒斡的军队几乎被消灭。武皇亲眼看见后说：“奋力作战，没有像这样勇猛的。”事情传到朝廷，皇帝派御史大夫、图沁、知枢密院事、塔喇海伊克扎拉库齐图呼噜到奇纳克实地聚集诸王军将，听取战胜立功的情况，于是亲王以下直到各军将士都承认王的功劳第一，没有异议。于是武皇命王娶伊克楚王的公主察球尔，赏赐他尚衣局的貂裘。使者把功劳簿上奏皇帝，皇帝取出御衣派使者当面赐给他。诏令说：“边疆事务重大，暂且留下镇守。”七年秋天入朝，皇帝亲自告诉他说：“自从你镇守边地以来，多次建立大功，事迹显著。用兼金装饰你的全身，仍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意。”于是赐御衣一套、黄金一百两、白金五百两、钞十万贯。授骠骑卫上将军、枢密副使、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太仆少卿。赐给他的亲军一万人钞四千万贯。” 九年，都勒斡彻伯尔、莽赉特穆尔等诸王聚集谋议说：“从前太祖历尽艰难建立帝业，最终占有天下。我们的子孙却不能安定天下、享受他的成就，连年动兵相互残杀，这是自己毁伤祖宗的事业。如今统领军队镇守边疆的，是世祖的嫡孙，我们究竟在和谁争斗呢？况且此前和托克托呼交战，已经多次不能取胜；现在与他的儿子绰和尔交战，又没有一次获胜。看来天意和祖宗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不如派使者请命，停止战争，恢复一家和好，使我们的士民中年老的得到赡养，年轻的得到成长，受伤、残废、疲惫的人得到休息，这样也就没有辜负太祖对子孙的期望。”使者到达皇帝那里，皇帝深以为然。于是莽赉特穆尔等停止战争入朝，特意设置驿站以便往来。十年，授荣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不久，授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钦察、左卫指挥、太仆少卿等职仍旧。随武皇在衮穆苏海边。成宗驾崩的讣告传来，他入内告诉武皇说：“殿下是世祖的嫡孙，奉先帝遗命居守祖宗的旧地，镇抚朔方，已经十多年了。海都、约穆呼哩、莽赉特穆尔自世祖时起各自发动叛乱，如今都已经归附，前后叛乱、逃亡和被俘的人也全都恢复原有身份，这都是殿下的威灵所致。我的父亲托克托呼受到世祖知遇，恩深义重；我的族人强悍精锐，我父子使用他们，作战没有不胜的。殿下应当赶快回去平定大业，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臣请求率领部众准备随行的骑从。”武皇采纳了他的意见，当天向南进发。五月到达上都。武宗皇帝即位，赐王尚服七套、黄金五百两、白金五千两、钞二十五万贯，以及先帝所使用的大武帐一座。秋天，授平章政事，仍兼任枢密、钦察、左卫、太仆，返回边地。冬天加封荣国公，授银印，出具制书。王以此命令辞谢，皇帝便下令接受。至大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赐金印一枚、黄金二百五十两、白金一千五百两、钞一万贯。皇帝说：“这是世祖征伐大理时所使用的武帐和所穿的珠宝衣服，现在赐给你，不要推辞。”第二天，又把世祖乘坐的安舆赐给王。皇帝说：“因为你脚有疾病，所以赐给你这个。”王叩头流泪，坚持辞谢说：“世祖使用的帐幕和穿过的衣服，本来就不是臣所敢当的，至于御用车舆，更不是臣适宜享用的。” “若贪恋过分的宠幸，臣实在不敢。”皇帝回头对左右说：“别人不知道辞谢这个，另命有关官署设置马轿赐给他，使他能够乘坐到殿门下。”仁宗当时在东宫，赐给他衣服和防护金宝，王返回边地。仁宗皇帝即位后，王入朝，特授光禄大夫、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太仆少卿。延祐元年，额森巴哈等诸王又在伊特格库默色地区叛乱，王正与敌交战，有一名敌将披甲冲入阵中要刺杀王，王用手拨开他的甲胄，挥动大斧劈碎他的头颅，鲜血和脑髓淋漓，敌将倒毙在马前；王乘势奋力攻击，把敌军大败。二年，与额森巴哈的将领伊伯格勒呼图特穆尔在摩该地区交战，回旋冲杀，四面斩击，追赶敌军出了铁门关。秋天，又在斋尔地区打败其大军。皇帝听说后，派使者格外赐物慰劳。四年，皇帝念及王的功劳，又怜悯他年老，召他入朝，命他商议中书省事务，任知枢密院事。每次见面都赐座，皇帝进食时必赐给他食物，以宗室亲王的礼节待他。王常说：“老臣受到朝廷的厚赐，难道我的子孙不应当以死报国吗？”

译至治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三岁。我听说古人论将领说：“谋略和勇气，只有王氏父子能够深沉地运筹大略，实在难以测度；他们的军队坚强勇悍、迅猛敏捷，一有进攻作战，便应声而起，变化神速，奋勇向前，毫不回顾。智者来不及思考，勇者来不及举动，便已经败退而无可收拾了。”这就是他们取胜的原因。又经过数代相传，一军将士共同禀持忠义而不改变，共同奔赴患难而不推辞，这大概就是他们建立大功、享有盛名、受到国家深切信任和特殊宠遇的原因吧？谨按王氏世系：和拉苏默，追赠推忠效顺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柱国、句容郡王，谥刚毅。妻特尔格，句容郡王夫人。巴图彻尔，追赠推诚宣力保义功臣、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句容郡王，谥忠定。妻图噜齐，句容郡王夫人。托克托呼，追赠宣忠定远佐运功臣、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句容郡王，谥武毅。妻子有丹达尔扎拉氏、乌玛拉博啰氏、囊嘉特章鸿吉哩氏、阿巴拉鸿吉哩氏、塔抡伊齐哩王的妹妹，均封句容郡王夫人。儿子八人：长子塔齐尔，定远大将军、北庭元帅；次子台哈布哈，御位下博啰齐；三子绰和尔；四子巴尔布哈，武略将军、钦察亲军千户；五子特穆尔布哈，武德将军、建康庐饶等处哈喇齐户达鲁花赤；六子呼察，武略将军、钦察亲军千户；七子约罗特穆尔，武德将军、佥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兼大都屯田事；八子图古勒巴勒，昭勇大将军、钦察亲军都指挥使。绰和尔的妻子察球尔公主，是楚王的女儿；另有额森塔纳塔塔尔氏、额森呼图克，是宗室伊奇哩王的妹妹；另有哈喇沁塔塔尔氏。儿子七人：长子苏尔约苏布哈，武略将军、钦察亲军千户，早卒；次子扬珠布哈，资德大夫、大司农卿；三子雅克特穆尔，太平王、达尔罕右丞相；四子萨敦，荣禄大夫、宣徽院使；五子雅克哈雅，防遗少监，早卒；六子岱勒，大禧宗禋院使；七子特默格，幼年去世。女儿四人：长女特默格，嫁给实达尔驸马的弟弟达呼图克；次女谔勒哲台，嫁给僧格巴拉王；三女纳罕，嫁给萨兰多尔济王；四女伊噜塔纳，嫁给鄂尔和特穆尔王。臣编集史料，拜手叩首作铭说：伟大的皇太祖接受上天的明命，建立龙旗，振兴神武之师；在云雷般险恶的时局中盘旋奋起，近处征伐、远方进攻，各方都畏惧惩罚。既然已经建立大业，便把它留给子孙；分封的土地有明确疆界，像罗网一样纵横交错，森然耸立。维护疆域的支柱，根本都在宗族；谁使它破裂，谁就会离散；谁使它坚固，谁就能保存。赫赫有名的世祖，终于大大完成了先祖的事业；上天覆盖、太阳照临，所到之处没有不来朝见的。看这些臣民，向来归属而没有外心；上天尚未后悔降下灾祸，谁却亲近外敌而悖逆，挺身成为暴强，任意玩弄兵器而狂妄，不思念、不怀德，劳累我的父兄，我不把愤怒藏在心中，前去纠正他们迷乱的德行。就在这时，有如虎的武臣，没有抵御不了的敌人。什么是虎臣？就是钦察世家，能为长者、能为君主，作为国家的爪牙，观察并统领本族人，人人同样勇敢强悍。你们搜罗、统率的士卒，数以百计、总数超过万人；放牧时有良好的草料和肥美的乳饮，穿着金饰衣服居住，鸣响箫管便迅速行动。箫声呜咽，壮士心惊。卷起铠甲齐头并进，千人奋怒只发出一声呼啸。谁是叛乱者，敢在军营和庐帐中停留？” 王先以谋略征伐，随后进行剿灭屠杀。不必等到安宁停息，意外之祸突然来到，敌军溃败得来不及奔逃，更何况还能拼死作战。父子经历百战，跟随宗藩，有时攻取，有时救援，使我们的疆域永远完整。上天不允许叛乱者存活，他们想到灾祸便知道悔改。在外部力量压迫下困顿，内心也已经服从。前来陈说，前来归附，发誓永远同心。洗濯身心，叩拜入朝朝见成宗。王防备他们来归，行军和车马都没有受到惊扰。边疆百姓恭敬肃然，和我们共同享受太平。威武雄壮的武皇，确实善于任用将领。确定计策、准备车骑，王的谋略因此更加壮大。记载功劳就隆重，论定赏赐就丰厚。皇帝的后裔成为王的妻族，五代都封王爵；世世忠诚，世世勇武，受到历代圣主任用。千年之后的传承，国家自有可信的史书。句容的封地，连接着太平之地。如今王的疆域，是天子经营的地方；功劳非同寻常，报答也特别优厚。把功勋刻在北郊，昭示天下万国。太师太平王定策元勋之碑　马祖常 皇帝驾临兴圣殿，下诏对中书省臣说：“太师太平王、中书右丞相雅克特穆尔，是世代忠孝之臣，拥戴皇帝中兴，功劳关系到国家社稷。命令臣祖常撰文刻碑，以永远昭示天下。”臣听说帝王接受天命，上天必定储备绝世奇伟的人才，使将相之才与受命之君相遇，共同成就大业。像我们的太祖、世祖，英杰而有智谋的人才连衣接袂，充满朝廷，为一代所用，难道不是上天安排的吗？天历元年戊辰，皇帝将要登上大位，天意和人事共同响应。丞相雅克特穆尔在八月四日甲午，率领十七名勇士，兵器全都出鞘，在禁宫中建立大义。于是向众人发誓说：“武宗皇帝有两个圣明的儿子，孝恭仁文，天下大统应当归于他们。如今你们一两个臣子，竟敢扰乱国家法纪，有不顺从的就杀。”他亲手揪住平章谔都拉巴延彻尔将其捆绑，又分别命勇士拘捕那些心怀二意的人，全都下狱等待治罪。登记府库，收录印信符节，百官所属机构全部进入内廷听候命令。这一天，属学士明埒栋阿等乘快马，前往中兴路迎接皇帝；又暗中把意思告知河南省臣，于是自称劝进的人接连不断地来到道路旁。

译癸卯日，他的弟弟萨敦和萨敦的儿子腾吉斯都抛下妻子儿女前来。皇帝在这个月的甲辰日从中兴出发，丁巳日到达京师。皇帝还没有到，两旬之内，两次有自称使者从南方来的假消息说：“车驾已经驻在近郊。”诸王以及河南省臣、万户各自率兵跟随，百姓不要喧哗惊恐。等到后来者说：“皇帝的大兄将要到这里，朝廷内外都欢喜，众人的意志已经安定了。”九月庚申，诸侯王王禅率北军驻扎在榆林西面，丞相出兵；敌军还没有列阵，萨敦便率军驰入营中，譬喻众人使其溃败，追击并收复怀来。戊辰日，敌军进入千门镇关，萨敦赶往蓟东交战，将其击败。十三日壬申，皇帝在大明殿即位，接受百官朝拜。甲戌日，晋升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赐黄金五百两、白金二千五百两、中统楮币一万锭、金织杂彩二千匹、白鹘一只、青鹘一只、文豹两只。奉诏率大军向东出兵蓟地，讨伐平章特们德尔，当天启程。乙亥日驻宿三河，夜里二更，侦察者报告王禅的军队夺取居庸关，掠夺大口。丙子日，带着粮食赶往渝河，还没有交战，听说皇帝已经出宫，将亲自督率将士，便急忙请求拜见，上奏说：“所有军事事务一概交给臣处理，愿陛下回师安抚百姓。”皇帝随即返回。天将明时，是丁丑日，指挥使呼图巴哈、塔海特穆尔、同知台哈巴哈暗中谋划叛变，尚未发动，事情已经被察觉，于是将三人戴上刑具押送到宫阙下斩首。己卯日，与王禅的前军在渝河交战，将其剿灭，追击残兵到红桥北面。阿拉特穆尔用枪刺向马前，王回转马匹砍杀，刀砍中他的左臂。部下和尚砍击呼图特穆尔，也砍中他的手臂。这两人都是骁勇敏捷的将领。当天接近傍晚时，在战场驻宿。庚辰日，皇帝听说此事，派使者赐御衣一袭，慰劳非常优厚。两军隔着红桥水扎营。辛巳日，合兵在白浮原野激战，大败敌军。王亲手杀死七人。夜里二更结束时，召来副将阿拉特穆尔、博啰齐、雅尔坚，命他们率一百骑兵，乘风向上大声喧扰，用钲鼓和箭射入敌营，敌军自己互相践踏，直到天亮才明白过来。壬午日，天起大雾，王禅等人得以丢弃铠甲向北逃走。癸未日，敌军重新集结，我军在白浮列成队伍，整齐如树木挺立，敌军不敢侵犯。到夜里，又命萨敦从敌军后面出兵，向南进攻；巴图尔托克托穆尔从前面出兵，面向北方擂鼓呐喊，吹响铜角，混杂着人声马声。敌营士卒不知道这是计谋，又在夜间相互射击，天亮后才向西逃走。巴图尔，汉语意思是勇士。甲申日，在昌平北面袭击王禅的军队。皇帝派使者带着尊酒，告诫丞相说：“丞相不要亲自同敌人交战，亲身冒着箭石；万一发生意外，宗庙社稷怎么办？用大将军旗帜和鼓声督战就可以了。”丞相说：“凡是作战，臣必定身先士卒，有谁敢落后，臣将按军法论处。”这天斩首数千级，投降的有一万多人。乙酉日，脱去衣服鞋子、赤脚求生的人，又有一万多人。王禅于是单骑逃入北山，派出伊苏岱尔、伊伯勒。萨敦追击他。这天返回到昌平南面。敌将准台库克攻破虎北口，掠夺石槽百姓。丙戌日，先命萨敦进军，以大军阻挡诸侯王的军队，转战四十里到牛头山，俘获博啰特穆尔、蒙古达实、雅实特穆尔、苏尔特衮四名大将，将他们双手捆绑，放在马鞍上献给天子，随后斩首。投降的有一万人，其余士兵四散逃走。夜里派萨敦、托克托穆尔遮断虎北口，截击他们的归路。丁亥日，诸侯王额森特穆尔和特们德尔驱赶一万人逼近京畿，在通州城下跳梁。十月己丑朔日，下午，敌军正在休息喂马，我军直接冲击，敌人来不及抽出一支箭，便向东渡过潞水逃走。庚寅日，两军隔水列阵，没有交战。辛卯日，敌军夜间逃走，我军渡过潞水袭击他们。癸巳日，又与诸侯王太平、额森特穆尔、多罗岱以及特们德尔、塔尔海在檀子山、枣林、腾吉斯激战。跟随军队在阵中杀死太平，其余敌军夜间逃走。甲午日，萨敦、托克托穆尔率军追捕。乙未日，诸侯王呼喇岱、指挥使阿拉特穆尔安图从紫荆口侵犯良乡。丙申日，我军沿北山向西行进，士兵都在马上进食，马匹用袋子装着草料和粟米，系在马嘴边边走边吃，到达卢沟。呼喇岱的军队溃败，我军凯旋。都城百姓前来观看和跪拜，挤满道路；入朝拜见天子时，王没有一点骄矜的神色。皇帝非常高兴。己亥日，晋封达尔罕太平王，以他的封地作为食邑，下制书褒奖。功名显赫，特制黄金印章以宠赐他，另赐珠饰衣服、宝带一副。达尔罕，汉语意思是世代承袭。特们德尔又从虎北口进入，在檀州南面交战，将其全歼。万户哈喇诺海率部下投降，杀死特们德尔，把首级装入木匣送到京城。在国门外诛杀呼喇岱、阿拉特穆尔安图、多罗岱、塔尔海。齐王伊噜特穆尔、元帅巴哈特穆尔于是起兵到宫门，宣布说：“皇帝已经在大都正统即位，你们知道吗？”奸臣都尔苏披枷囚首，请求赐死。十月二十二日庚戌，捧着皇帝玉玺前来献上，天下大局于是安定。第二年己巳日，皇帝坚决把帝位让给大兄明宗皇帝，命侍御史萨题前往传达禅让并迎接。三月戊辰日，丞相在北方迎奉皇帝玉玺。明宗皇帝嘉奖他，授太师，官阶如前。等到明宗皇帝驾崩，皇帝再次登上大位。一年之间，他既辅佐天子即位，又兼办禅让和征伐，使朝廷内外清静安宁、华夏太平，这难道不是上天储备了他的才干，使他与受命之君相遇，从而成就大业吗？文章还没有奏上，皇帝就下诏赐给定策户，命名功勋之碑。啊，盛大啊！臣祖常拜手叩首献铭说：“皇帝顺应天命，光明如龙腾跃；风雷没有惊扰，承受天命而开启国运。先帝武皇登上帝位，使国家昌盛；他的英灵在天上就是祥瑞，在宗庙中就是享祀。他启发自己的圣子，使他不沉溺于安逸，不在宫室中宴饮；在海上沐浴日光，车驾环行于四方道路。

译上天暗中保佑我们的百姓，天帝明察，储备了这样的良臣。这个良臣，出将入相，拥戴我们的天子，办理征伐和禅让之事；威武而从容，有时急进，有时缓行。他们露出兵刃，袒衣呐喊，虎贲般的军队迅速前进，在禁宫中建立大义。众人疑虑尚未统一，便捆绑两三个臣子，当众发誓说：‘大统的传承，武皇帝有儿子，天命秩序清楚严明，谁敢干犯法纪？’圣祖留下明确训诫，分封伯叔，分给封地、车马和旌旗，作为屏障辅弼外服。奸臣开始萌发，互相离间我们的宗族，神明愤怒，百姓悲痛叹息。我们聚集徒众和军队，像猛虎一样怒吼。依靠忠诚、履行顺道，对于不合义理的人，便以斧钺处置，并掌管金帛、司马、军械等机构。此时，朝廷群臣争先恐后办理事务，大车运送军需出城，军容大为整肃，扼守各处重要关隘，使敌人不能突然奔驰突袭；营垒和防御设施森然罗列，战守攻具齐备。敌人像在池塘边玩弄兵器一样起兵，全部人马前来迎战，载运军械与我军在东北原野交战；斩杀敌将，杀戮如鲸鲵，鲜血染红大地。敌人脱去衣服、赤脚逃跑，每天有万人投降，在草丛间号哭，乞求保全身体。皇帝说：‘啊！丞相，你辛劳了，白天之内三次赐你宝带珠袍。’丞相叩首说：‘这都是皇帝的福祐。’骁勇的将领奋勇作战，以及我的弟弟和儿子，在十月的吉日献上玉玺。奸臣跌倒叩首，甘愿赴死，以此祭告；海内登上太平之世，万千人发誓归顺。把元勋之功刻在贞石上昭示天下，元勋之功昭著于开国江边，子孙当永远守护它。愿善行所积的福庆永不差错。《元文类》卷二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二十七，元代苏天爵编纂记载。《崔府君庙记》　元好问 唐代崔子玉府君的祠庙各地都有，有的称为亚岳，有的称为显应王，但都不知道这些称呼的来历。府君是定平人，唐太宗时任长子县令，有仁爱百姓的作风。本道采访使和长子县尉刘内行关系不和，而且有贪赃受贿的恶行。当时县中有老虎为害，府君说这两个人应当承担此祸，后来果然如此。等到一名孝子被老虎吃掉，府君便发公文拘捕老虎前来，使它服罪。全县人把他当作神灵，建庙奉祀。世间流传的大概就是这样。阳平的庙已经存在多年，贞祐年间的战乱几乎把它全部烧毁。东平副元帅赵侯因为继承父亲的志愿，出资将它修复。庙宇建成后，赵侯命我记载年月，所以写下这篇文章。《传》说：对百姓有功就应当祭祀，以劳苦安定国家就应当祭祀；这不是针对微小的德行和善举而言的。汉丞相忠武侯去世后，蜀人请求为他建庙，朝廷按照礼制等级议论，不予允许。百姓于是趁时节在道路田陌间祭祀他。上书议论此事的人，有的说可以听从成都人的请求为他建庙。安乐公不同意，习隆、向充上奏说：在巷道祭祀、野外祭祀，并不是保存德行、怀念功劳的办法。如果完全顺从民心，就会亵渎礼制而没有典章。若建在京师，又逼近宗庙，只能允许在他墓地附近建庙，由亲属专门设置祭祀。他的旧部想要奉祀，都限定到庙中去，禁止私下祭祀，以遵从正规的礼制。于是朝廷才同意，在沔阳建庙。由此看来，汉人对忠武侯建庙这件事尚且如此慎重，何况地位在他之下的人呢？况且郡县中的贤良官吏，死后享受一方的祭祀，见于今天的已经很多。然而卓茂的祭祀只止于密县，鲁仲康只止于中牟，朱邑只止于桐乡，召父、杜母只止于南阳。大概还没有一个人，能从方圆百里的县邑传播到天下四方，像府君的祠庙这样宏大。高大的门阙空旷无比，宽广的殿宇壮丽开阔，穿衮冕的神像巍然高大，侍卫肃穆整齐。即使五方帝那样尊贵雄伟，也无法超过它。如果只把它当作泥土木头雕成的

译偶像，那也就罢了。假如其中真有神灵，那么人们将赶快远远逃走，躲避还来不及，何况敢凭靠几案、背倚屏风，承受天下四方臣仆的敬意吗？唉！祭祀的典制败坏已经很久了。正因为祭祀典制败坏，后来才会兴起撤除淫祠的政令。自从丧乱以来，天纲松弛，地维断绝，人心所想的，只有逃避灾祸、求取福气罢了。正因为人们只想着逃祸求福，所以凶悍、狠毒、奸诈的行为有时才会停止。如果说淫祀不能带来福气，不是自己的鬼神却去祭祀，只是谄媚罢了。你所敬奉的，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尊敬；你所恐惧的，也不是我们应当恐惧的。那样一来，他们将会荡然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即使把血袋仰面射向天空，又有什么困难呢？假使梁公还在世，我知道前日江淮地区所采取的举措，今天就来不及施行了，所以一并写在这里，使人知道赵侯的意图是有深意的。《汴故宫记》　杨奂 己亥年春天三月，我巡按所属地区来到汴京，汴京的长官在废宫的长生殿设宴。我担心后世没有凭据可考，于是把它的大致情况编记如下：皇城南面的外门叫南薰，南薰北面的新城门叫丰宜，桥叫龙津，桥北叫丹凤，丹凤门有三道；丹凤北面是州桥，州桥稍北是文武楼。沿御道向北，是横街；东面是太庙，西面是郊社，正北面是承天门，承天门有五道门。双阙在前方，东面叫登闻检院，西面叫登闻鼓院；检院东面叫左掖门，门南面叫待漏院；鼓院西面叫右掖门，门南面叫都堂。承天门北面是大庆门，左面是日精门，升平门在它东面；右面是月华门，升平门在它西面。正殿叫大庆殿，东庑叫嘉福楼，西庑叫嘉瑞楼。大庆殿后面叫德仪殿，德仪殿东面叫左升龙门，西面叫右升龙门；正门叫隆德门，门内有萧墙、丹墀和龙德殿。龙德殿左面叫东上阁门，右面叫西上阁门，都朝向南方。东西两座楼是悬挂钟鼓的地方，鼓在东楼，钟在西楼。隆德门后面叫仁安门，仁安殿东面是内侍局，内侍局东面是近侍局，近侍局东面是严祗门；宫中称它为撒合门。稍向南是东楼，就是授官除授之楼；西面是西楼。仁安门后面叫纯和殿，是皇帝的正寝。纯和殿西面是雪香亭，雪香亭北面是后妃居处，那里有楼；楼西面叫琼香亭，亭西面是凉位，那里有楼；楼北稍向西是玉清殿。纯和殿后面叫宁福殿，宁福殿后面是苑门。由苑门向北叫仁智殿，殿内有两块大石：左面叫敷锡神运万岁峰，右面叫玉京独秀太平岩。殿叫山庄，山庄西南面叫翠微阁。苑门东面是仙韶院，院北面是涌翠峰，峰中的洞叫大涤。涌翠峰向东连接长生殿，长生殿东面叫涌金殿，涌金殿东面叫蓬莱殿；长生殿西面叫浮玉殿，浮玉殿西面叫瀛洲殿；长生殿南面叫阅武殿，阅武殿南面是内藏库。由严祗门向东是尚食局，尚食局东面是宣徽院。宣徽院北面是御药院，御药院北面是右藏库，右藏库东面是左藏库；宣徽院东面是防检司，防检司北面是秘书监，秘书监北面是学士院，学士院北面是谏院，谏院北面是武器署；防检司南面是仪鸾局，仪鸾局南面是尚辇局；宣徽院南面是拱卫司，拱卫司南面是尚衣局，尚衣局南面是繁禧门，繁禧门南面是安泰门。安泰门西面与左升龙门相对，东面是寿圣宫，是两宫太后的居处，也是原来明俊殿试进士的地方。宫殿北面叫徽音殿，徽音殿北面叫燕寿殿。燕寿殿的围墙后面稍向西是震肃卫司，东面是中卫尉司。仪鸾局东面是小东华门，更鼓漏刻设在那里。中卫尉司东面是祗肃门，祗肃门东面稍向南是将军司。徽音殿、寿圣宫东面是太后苑，苑中的殿叫庆春殿。庆春殿与燕寿殿并列，小东华门与正东华门相对。东华门内正北面是尚厩局，尚

译厩局西北面是临武殿。左掖门正北面是尚食局，尚食局南面是宫苑司。宫苑司西北面是尚酝局，汤药局、侍仪司稍向西是符宝局；器物局西面就是撒合门。

译嘉瑞楼西面是三庙，正殿叫德昌殿，东面叫文昭殿，西面叫光兴殿，都朝向南方。德昌殿后面是宣宗庙。宫的西门叫西华门，与东华门相对；它北面的门叫安贞门。两块大石以外，凡是花石、台榭、池亭之类的细节，都不再记录。看它的制度，简朴质实，与土台阶、茅草屋顶相比已经超过了；但若同汉代所谓千门万户、珠玉璧饰的华丽相比，却没有什么可比的。后代的人只要依照它的制度有所增减，以求适当，也就可以了。《郓国夫人殿记》　杨奂 祭祀天却不祭祀地，祭日却不祭月，这难道合乎礼吗？何况圣人的教化，始于夫妇关系，推广到天下；若不是这样，父子、君臣以及上下尊卑的关系就会全都泯灭。前庙后寝，是三代确定的制度，而祭祀我们夫子，本来采用的是王者的礼制。阙里的旧制，早已有郓国夫人殿。自唐、宋以来直到金代，称得上尤其兴盛。延祐年间的战乱，使这里荡然无余，故老们彷徨无措，无不痛心。东平行台严公忠济，仰体朝廷尊师重道的意旨，把恢复废弛、补救弊病作为职责，于己酉年八月开始营建，壬子年七月落成。在此以前，夫人的神座旁生出一株野生木芍药，看见的人都觉得奇异。第二年修庙的命令下达，恰好造船的人侵犯了我们的林庙，砍伐了百姓的坟墓，珍贵木材堆积如山。听说严公到来，便全部丢下离去。于是严公命参佐王玉汝监督修建，由官员兼摄祭祀之事，孔【疑字】召集工匠估算工程，众人都说：“如果建造正殿，材料就不够；如果营建寝宫，材料又有余。”众人的意见既已一致，于是完成了这项工程，木芍药的祥瑞也得到了验证；至于工匠、食用、泥饰和涂彩的费用，就不必说了。神灵怪异之事本来不一定开口显现，但有事情开启必先出现征兆的说法，怎么可以废弃它呢？夫人姓亓官，是宋国女子；她是泗水侯鲤的妻子，也是沂水侯伋的儿媳。先圣担任中都宰、做大司寇、代理宰相事务时，夫人并不因此认为这是荣耀；先圣在匡地受难、在宋国被拔树、在卫国被削去行迹、在陈国和蔡国之间断粮，夫人也不因此认为是困厄。无论穷困还是通达、出仕还是退处，没有一件事她不参与，所以能够享受血食，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湘水的娥皇、邰城的姜嫄，都是祠庙显赫的神灵。若拿她们同乡邑子孙相比，每逢四季第二个月都恭敬地举行三献之礼，历经千万世而不绝，难道不是因为有这个道理吗？唉！应当尊崇奉祀的，是圣人的功业；应当践履实行的，是圣人的道。假如只知道圣人的功业而不知道圣人的道，那就同祭祀淫祠野庙没有区别了。我担心夫人的神意有一天不能安居于此，谁能说圣人会安于这样的祭祀呢？希望后来的人不要忽视这件事。《游龙山记》　麻革 我生长在中条山、王官山、五老峰之下，长久侍奉父亲，向西观览太华山，随后向东游历洛阳，因避乱而在此定居。像女几、乌权、白马等山峰，我本来已经厌于攀登，几乎把幽深偏远之处都游遍了。自从改朝换代以来，从雁门越过代岭以北，风土环境骤然不同，多山而且险阻，山色往往像死灰一样，草木也都有憔悴的样子。我曾深切感叹：南北的区别，难道全限于这一道山岭吗？地脉竟然断绝，竟会这样彼此不相连吗？后来我滞留居延，我的朋友浑源人刘京叔曾寄诗来，大力称赞他乡泉石、林麓的优美。浑源确实处在代北，我起初对此很怀疑。然而，我的朋友著书立说，希望取信于天下后世，必定不会夸大其词。只是遗憾一直没有去游览。今年夏天，我因赴武川应试，回来时取道浑水，前往拜见玉峰先生魏公。魏公穿着朴素的野服，萧然坐在前轩接见我。谈话还没有畅叙，忽然谈到这里的诸山：南山、栢山，已经游览过了；只有龙山最为优胜，姑且缺此一游，等待同文士们一起前往。你幸而来了，实在可喜。于是选定日期准备行装，让宾友们骑马，自己从城西南行十多里，到达山下。山没有山麓，刚进入山谷，树木便显出奇特的姿态；溪流曲折流行数里，草木渐渐秀润，山峰高耸而出，峭拔如削，露出锋芒；水声铿锵，在两峰之间鸣响，我的心这才感到惊异。又盘绕着山路走了十多里，四面山峰忽然合拢，像拱卫、环抱着这里一样；美树奇花覆盖其间，葱郁浓密。风从树梢刮起，枝叶纷披震荡，山和树仿佛彼此顾盼着要倾坠下来，使人心惊目眩。又走了几里，找到泉水，有的深而澄澈，缓缓流淌；有的从石缝中伏流涌出，冲激成急流。阴凉的树木遮蔽山顶，幽深的野草缠绕山脚。宾客想休息，大家都说：“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了。”于是下马拨草，靠着石头列坐；诸生温酒斟饮。酒过几巡，有客指着西面的大石说：“这块石头可以用来题名。”于是命我书写，我便提笔写下所有游览者的姓名和游览年月，然后离去。又走了十多里，大体上是一峰一盘、一溪一曲，山势更加奇峭，树林更多是杉、桧、栝、栢，而没有其他普通树木。溪边花卉品种繁多，金玉交错，香气扑鼻，幽静而深远，令人喜爱；藤萝、松针牵拂衣襟。又曲折行走数里，到了高冈，立即涉行而上，马力几乎不能承受；穿行茂林之下，又走了五里，两道山岭像分岔一样，中间有佛寺，叫大云寺。几名僧人前来迎接，把我们请进寺东轩安顿。林木、山峦、树石密集排列，像盾牌一样挺立，全都在几案席位之下。休息到过午，拜见住持英公，一同向西岭行走，经过文殊岩。岩前有几株高大的杉树挺立，悬着石磴；向下俯视，是深不见底的山谷，险峰怪石高低错落，巧妙争奇。试着靠近一看，令人毛骨悚然。向南望五台诸峰，仿佛彼此连缀，没有间隔；向西北望去，峰峦开阔，河川明亮，村落、井邑隐约迷蒙，如同棋盘。徘徊游览了很久，沿着山路进入西方丈，观看故侯、同知运使雷君题写在石上的诗，以及刘京叔等人的题字。回来后沿北岭小路行走，登上萱草坡，这大概就是龙山的最高处了。山岭陡峭险绝，没有道路可以攀登，只能踩着草上去；草深而柔弱，并且非常湿滑，只好攀着枝条、摸着藤萝，疲惫到了极点才登上去。四面望去，群树全都苍翠；杉树苍青，桧树高凌云霄达千尺，和山势一样无穷无尽，这就是龙山胜景的大概全貌。下山后又坐在文殊岩下，置酒小饮。太阳已经落山，轻烟、浮云和暮色汇合。不久月亮升起，寒冷的阴影中透出微光，散落在石头上；松涛悠然从万壑传来。宾客都惊惧地注视、寂静地倾听，觉得环境更加清幽，思绪更加深远。过了一会儿，大家互相说：“世上难道还有比这里更快乐的地方吗？”酒意醺然，谈论辩说纷纷而起，各自推举自己家乡的山为最优，互相讥笑、轮番诘难，谁也不肯屈服。

译玉峰先生坐在席间，也怡然一笑，这正是诗中所说的“善于戏谑啊，却不以此伤人”。直到二更才返回，睡在东轩。第二天早晨又来到这里，各自在石上题写诗作。午饭时在住持的方丈室用餐，饭后沿岭向东走去。山路极其隐僻，树木极其茂密，仅仅可以容马通过。又走五里到达玉泉寺，山势渐渐狭窄，树林渐渐稀疏开阔，但终究不能同龙山相比。寺西的山峰叫望景台，非常险峻，住持带领宾客登临；经过险峻的山峰，在旁边的盘石上坐下，只见群峰罗列，有的俯卧，有的挺立，有的仿佛将要倒下坠落，有的相连合拢，有的分离开散，争奇献异，形态各不相同。向北望去，川口最为宽阔，金城原野纵横分割、排列成行，清清楚楚可以数出。桑干河一道水流曲折环绕，像玉玦一样；景色开阔宏大，这是玉泉最优美的地方。从这里回去，道路险峻得不能骑马，大家都步行下山，经过重重溪流和陡峭山岭，越走景物越多，直到傍晚才到平地，住宿在李氏山家。我躺着回想这次游览的丰富，以及过去所经历见到的景物，竟不能入睡。像太华山的雄伟尊严、五老峰的奇巧秀丽、女几山的婉约庄严、乌权山和白马山的端庄厚重，这座山本来都没有。至于它幽奥深邃、树林茂盛繁多，不是一眼就能看尽，那么这座山又怎么可以轻视呢？人的情感，大抵是在这里有所得到，便把那里遗忘；只重视眼前所见，而不重视尚未见到的，这是普遍的毛病。却不知道天地之间、六合以内，究竟还有多少座龙山呢？因此观览山景而有所领悟，只是我的文思浅陋狭窄，而且游览过于匆促，无法把山水幽秘奇异之处完全发掘出来。将来若能同两三个朋友，戴着便帽，拄着藜杖，从容而行，遇到佳处就停留，并且随身携带笔墨，随见随记，也许可以得到这座山的大概神韵吧。己亥年七夕后三日，王官麻革记。《余干州学记》　李谨思 余干升格为州以后，延平人祝宜孙首先主持学校事务。他回头看礼殿，觉得殿宇摇摇欲坠，仿佛要压下来，说：“这不是用来报答圣人曲意成全、祈求神灵暗中诱导的地方。”春秋举行祭祀，尚且希望神灵顾念而享用这些祭品，那么将来又拿什么话来禀告呢？那年没有丰收，事情仓促，最终没有来得及修建。第二年获得丰收，祝宜孙立即拜见各位州长官，州长官很快捐出钱财来资助，大家争相勉励士人，一致协助此事。材料既已聚集，工程也已完备，木材坚实优良；栋梁比从前增高四尺，飞檐特意高高翘起，势如彩雉飞旋；栏楯用朱碧两色装饰，重重门户设置棨戟，森然排列；礼仪举行时，所用币帛没有不合乎规格的。圣灵浩荡，仿佛降临在前、亲自面对。祝君说：“州长官的恩惠太盛了，谁来记载工程的落成？难道是为这篇文章留下千载的记载吗？”

译他来信说：“这是本州父老兄弟子弟的心意，不要再推辞了。” 我对于这所学校，童子们曾在这里学习；如今离开它已有二十多年，过去培植的事业已经荒废零落，无法用来回应后来的人，恭敬地推辞自己才力不足。祝君说：“本州父老兄弟子弟一定会到这里来，而且圣灵浩荡，仿佛降临在前、亲自面对。只有有了这篇文章，才可以有所继承，也有所传给后人。一定要请您为我记载。”我认为自有记载以来，我家泰伯横绝古今，大概是取用《范史》和儒林旧有的议论，加以锻炼发挥而成的。他说：“教化之道这样团结人心，美是美了，却还不够宏大。”教化施行于上古，契最初创立了它；从契到汤，直到拥有天下；从汤到武丁，《伊训》常常谈到师，《说命》常常谈到学习。距离契的功业很远，以教化改变天下，经过一千多年，殷的教化转变为周的教化。殷代士人中那些聪敏强干的人，都为周所有，这是教化的力量吗？我看《周诰》中多次谈到多士之事，尚且未能确定；如此看来，周所拥有的就不只是聪敏强干的士人了。在牧野拦住武王战马的人，以及被流放到朝鲜的人，他们的心意仍未改变；如此看来，周所拥有的还有先于聪敏强干之士的人。当时人们认为其中有义，所以不能用兵加害他们；《洪范》之道存在，所以不能把他们当作臣下。歌有《采薇》，诗有《麦秀》，一国风、二雅、四颂同它们并行，于是世人不再认为这些事创异，见到也不觉得惊骇，听闻之后便受到感化，风俗由此形成。难道只有殷代的教化依靠这样才没有坠落吗？周承袭殷而保存遗留下来的教化，连周代自己也深深受益。周的车辙又向东行，四代的礼乐以及鲁国的《春秋》流传到洙水、泗水之上；记载周王、称述上天，昭示上天的命令，向天下讨伐罪人，周代大概仍然像上天一样吧？东周的志向没有地方可以实现，而继承周代的人又相继出现，那么殷、周之间还选择什么呢？回想起来不禁感慨地说：“某某是殷人，援引已经衰亡的殷来显示自己的不同，他怎么还算是鲁国的司寇呢？”看一看他的祖先，在《尚书》中称为公，在《诗经》中称为客，还终身称作微子仲，难道最终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吗？这样一来疑惑更加严重了，请借汉代的事来说明。汉代为什么封孔吉为殷绍嘉侯？唉，征兆已经显现了。古人，古人，真正懂得言语的，像齐国太史一样，曾把其中的缘故告诉别人，而孟僖子已经先领会了。我仿佛在万世之后看见了他们，用两句话概括：殷的祖先是契，而孔氏是契的后代；教化由契开端，到孔门才大备。没有契，人就接近禽兽，禹、稷的功业也不能完整；没有孔子，臣子中没有敬畏的人便会纷纷像龙蛇虎豹一样危害人民，而契的功业也会熄灭。伟大啊，殷道，它大概以教化开始，也以教化终结吧？上天想报答契，所以让殷人在郊外祭祀契；上天想使契的传承得到舒展，所以让鲁国祭祀孔子。孔子，殷代的祭器归于周，而郊祭契仍延续了八百年；孔子的礼器归于陈国，又有什么关系呢？而在鲁国祭祀孔子，通达于天下，经过一千五百年仍没有停止。这就是中途受挫而旁支振奋，暂时寄托却永久流传。从前是旁支，如今成为嫡统；凭借小宗的余绪，重新成为宗主，世世代代万千子孙都齐心明洁地祭祀，没有穷尽的期限。作为绍嘉侯，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意义呢？殷代有许多先哲王，在天上可以含笑了。我将再对我家的泰伯说：教化之道感格上天的心意，也就是这样。唉，殷代的士人！那些逃亡播迁而成为顽民的人，不知道他们后世竟会有这样的结果；那些主持裸祭而成为聪敏强干之士的人，也不知道后世竟会有这样的结果。我的话，或许是匡衡、梅福没有阐发过的；天地开辟以来教化的始终、圣贤的统绪、天道人事的感应，全都具备于此。若不是本州旧日游历之地兴起这篇文章，我就没有机会发抒这些话了。此前戊午年，我在学校祭祀先贤时说：忠定曾在这里安家，忠献曾在这里居住。又如文忠江公在庚子年镇守吉州时，曾在这里游览、休息；忠定的孙子中，也有丙子年镇守安吉的人。他们的爵位、德行、年龄虽不相同，归宿却相同。过了很久，我又把这些话传给祝君，说应当一并立祠祭祀，于是我特意写在一起。《平蛮记》　阳恪 大元承受上天光明的命令，统治拥有四方，从北到南，没有不臣服的地方。至元十三年，岁在丙子，先皇帝凭借神武而不滥杀，统一了江南。此后湖广盗贼聚众蜂起，今平章政事、行枢密院刘公奉命前往征讨，削平僭越叛乱，所到之处都归于安定，功绩显著，简略记载在御屏上。黔中郡辰州、澧州两州交界处，有个洞叫泊崖，蛮族首领田万填居住在那里。田万填畏惧威势，归附朝廷，皇帝宽宏如海，任命他为施溶知州。后来他依仗险要地势而固守，煽动诱使诸蛮，与楠木洞孟再师、桑木溪鲁万丑等人同恶相助，偷偷出兵作乱。甲午年，今天子即位，大规模颁布赦令，所有人都得到更新的机会；他们却仍沿袭旧态，不知改悔。于是朝廷再次命刘公奉诏讨伐罪人。公于这一年秋九月，统率佥院苏伯林以及各翼万户，到达辰州。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达拉哈奉命调集沿边隘丁协力支援军队，并令辰、澧二郡总管府供应粮饷。公号召怀德府、永顺诸州的酋长，各自率领部属到军前听从调遣，又征集山猺、狑、狫作为向导；军令严明，部署整齐。此前，朝廷任命均州副万户田兴祖，他熟悉蛮洞的地理、山川和形势，公命他绘图进呈，便根据地图指示诸军所走的道路。命佥院苏伯林、万户库腾呼图克哈雅巴拉马继祖从澧州武口道进军；亲自率领万户必里克巴哈、多罗岱、倪全、田兴祖从会溪施溶口进入。他拿出钱财、解下衣物来督励将士，约定在施溶州会师。于是诸军奋不顾身，人人勇气百倍。十二月癸卯，攻破施溶、楠木洞以及诸蛮酋长等，押送来献。公便宜行事，在军门之外斩首，并飞驰上奏朝廷。元贞元年正月，奉命将行省、院署合并为一，便在军中授予公湖广等处平章政事。二月丙戌，整顿军队回师。公仍留下田兴祖统领军队搜捕余党。第二年春天，鲁万丑在辰州出面归服，一方全部平定。这次战役，命令主帅选得其人，军队出动遵守法令，全是朝廷专任的结果；攻坚击虚、俘虏敌人、斩获首级，也都是元帅指挥部署的功劳。将校不敢据有功劳，而把功劳归给统帅；统帅也不敢专有功劳，而把功劳归给天子，这是义理所当然的。过去韩退之作《平淮西碑》，其中说：“不赦免，也不迟疑，是由于天子的明断；淮蔡平定之后，四方夷族全都来归。”

译如今蛮方已经平定，而西北极远边境的部落也革心改志、归附朝廷，难道不是“四夷毕来”所产生的效验吗？辰州路的主官命我记载这件事，将把它刻在坚石上以流传久远。我恭敬接受命令，拜手献文说：“伟大啊，乾元！至高啊，坤元！圣朝效法它们，建立国家，制定年号。上天没有私心地覆盖万物，大地没有私心地承载万物。继承正统，体现元德，万世永远依赖。黔中以北，有个州叫施溶。既投降又反叛，昏昧迷乱而不恭敬。皇帝命令刘公，宣布罪状而进行讨伐，消灭他们的首领，擒获审讯这些丑类。辰山苍苍，江水浩荡。把功勋刻在彝鼎上，千年之后仍有光辉。我想古人，谁能同他相比？伏波将军之后，只有这样一个人而已。” 《平江路学祭器记》　李淦 平江路学校大成殿的祭器，是教授李淦和方文豹所制造的。金属大尊二件、山尊二件、壶尊十二件、牺尊八件、象尊与壶尊数量相同、罍四件、洗四件、勺二十件、爵一百七十二件、坫二百零二件、豆三百四十四件、簠一百三十六件、簋与簠数量相同、炉一件、缶二件、檠二十四件；竹制篚十一件、笾三百二十九件；木制俎五十五件，其余仍沿用旧有器物。起初，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望日，李淦任职，看到这些器物不合礼制。第二年考察朱文公解释的奠菜礼，便改制了这些器物。十一月，方君到来；第二年全都由方君负责制作。元贞元年十月完工，前后共三年。召集工匠、更换学正共五人：费伯、华林、桂龙、白渊、唐天泽。朱鸣谦负责登记，共四人：杨如山、洪焱、祖文、一觉、俞真卿。负责会计、更换直学，共五人：许志道、潘梅、孙魏埜、沈伯祥、齐国俊。费用超过中统钞四千贯，之后才完成。工程如此艰难而又历时长久，后来的人还应当敬慎地守护它啊。《淮阴侯庙记》　杨先韩 蜀宪佥王八写信来到渝州，对我说：“我家获鹿县，旧有淮阴侯庙，在土门西边、道路北岸的高地上，就是井陉口古代交战的地方。宋庆历年间有邢国公陈荐所立的庙碑，元祐年间有东垣郑静晴所写的重修庙记。到了延祐庚申年春季第一个月，庙史郄玉等人占卜后把庙迁到岸下，栋宇高耸如飞，神像显赫明亮，实在足以壮观。如今要叙述历次修缮的年月，请先生为我作记，使它刻在石上。”我不敢以年老体衰推辞，私下认为记载淮阴侯的事迹容易，说明淮阴侯的本心却很难。侯的事迹记载在史册中，他所以兴刘邦、挫败项羽、出奇制胜，人人耳熟能详，不必等到记载之后才明白。至于侯的本心，却有很难说明之处。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采用《左传》的叙事体例，只依据班固、司马迁所记载的内容，记述侯拒绝武涉、蒯彻游说的话，起初完全没有叛乱的意思。等到记载楚人告发谋反、陈豨暗中谋反，侯的本心就不能自行表白了。只有朱文公编修《通鉴纲目》，采用《春秋》的笔法，通过推求显现最隐微的事实，使忠臣义士不因罪名而被杀者能够洗清冤屈。因此对于汉高帝假装游云梦而擒捕淮阴侯的事，大书说：“六年冬十二月，皇帝在陈地会见诸侯，擒获楚王韩信带回洛阳，赦免他，改封为淮阴侯。” 楚人告发谋反，只不过是无根据的传言，实际上并没有反叛的谋划。所以《纲目》不按谋反来书写，只写“擒获楚王韩信带回”，不写擒获他的缘由，也不削去他楚王的爵号，以此表明他是无故被擒。书写“到洛阳后赦免为淮阴侯”，既然是无故被擒，那么有什么罪可赦？又因什么罪而降为侯？竟然让他同樊哙等人并列，他怎么能不怏怏不平呢？十年九月，记载“代国相国陈豨反叛，皇帝亲自率军攻打他”。十一年冬，攻破陈豨的军队；次年正月以后，杀死淮阴侯韩信，夷灭三族。汉代史书记载淮阴侯约陈豨反叛，《纲目》删去而不写，不以反叛之罪牵连淮阴侯。只写“后来杀死淮阴侯”，表明这是在平定代国叛乱后擅自杀害功臣；不删去侯爵称号，以表明淮阴侯是无罪而被杀；书写“夷灭三族”，是为了极力表现吕后的残忍。吕后为什么不念旧情？当初彭城被攻破时，吕后被楚军俘虏，困辱了三年；后来侯攻破齐国、杀死龙且，项羽势力穷困而求和，吕后才得以回来，成为正位中宫的皇后。若不是淮阴侯的力量，她怎能有今天？即使确实有叛乱的迹象，也应等皇帝回宫后权衡轻重。皇帝宽厚仁慈，即使不能免除淮阴侯本人，也必然会宽宥他的子孙，何至于滥用刑罚来逞威呢？皇帝听到淮阴侯死去，既高兴又悲哀。唉，人心和天理，不能容许它们完全泯灭。高兴，是高兴借吕后之手除掉了一个隐伏的忧患；悲哀，是悲哀开国功臣竟然孤零零地死去而没有留下后代，并且问及他临死前说了什么，得知他说后悔没有采用蒯彻的计策。皇帝把蒯彻捕来，蒯彻直率地回答，皇帝因此释放他而不杀他。由此可知皇帝有仁慈之心，一定不忍心诛灭淮阴侯的宗族。吕后却忍心诛灭别人的宗族，岂不知自己死后尸身尚未冷却，吕氏男女无论老幼全都被并颈杀戮，这也可以看出天道善于循环报应。我写这篇记，依据朱文公《纲目》采用《春秋》的书法，来说明我侯忠义的本心；又参照韩魏公留题的诗：“家僮上报谋反之事，怎么知道这不是史官加以诬陷，只是想使恶名流传？”邵康节也有诗说：“韩信侍奉刘邦本来没有反叛，萧何却迷惑汉王，最终使他产生怀疑。”那么，《纲目》的书法用来说明侯的本心，并不是一人的私言，而是万世共同的公论；侯的心迹也可以向天下后世完全昭雪而无所遗憾了。如今距离淮阴侯已有一千多年，井陉的道路仍和从前一样，白鹿泉也没有干涸。当时王侯争雄，如同两只蜗牛在角上争斗，已经全成陈迹；而侯在这片土地上享受祭祀，英灵仿佛仍然活着。这是因为他一生刚正宏大的气节，受挫之后反而更加壮盛；精纯洁白的操守，经过污浊也不被染黑。他自然有不依靠形体而树立、不凭借权势而长存的东西，使赵地百姓敬畏奉祀，至今仍然凛然如一，这本来就是应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于是作迎神、送神的乐歌两章，让赵地百姓每年按时歌唱来祭祀淮阴侯：“侯神降临啊，云彩作旗；跟随阴间的兵士啊，万骑相随。侯进入新庙啊，在水边；柱石高大坚实啊，神容巍峨壮伟。鼗鼓声深沉啊，笙和篪交杂演奏；牲畜肥壮啊，清酒多次斟酌。神灵欢欣啊，享用我们众多的礼仪；神灵返回啊，清风作车驾。朱雀在前开道啊，玄武奔驰跟随；神灵回顾赵地百姓啊，从容安详，赐给你们许多福佑啊，驱除疫病。祈求晴天便得到晴天啊，两者都合乎时令；连续获得丰收啊，黍和稻都繁盛。百姓饱享神灵的恩德啊，太平之世已经醉人；恭敬地报答神灵的福佑啊，愿千万年祭祀不绝。” 《舍奠礼器记》　郑陶孙

译淮河以南的学校，配享的神位有四个，陈设器物按照正位的规格；从祀殿堂上有十个神位，东西两廊有一百零四个神位，陈设器物按照殿上的规格。配享、从祀本来就有等级差别。殿南檐下设置尊，台阶上下共十六个，这是为了完备四代的制度。殿东南角排列正位和配位斟酒的尊位，尊二个，献礼用；北面、南面各置象尊一个，以崇明水统领它们。献礼时盛放泛齐，由初献斟取；象尊中盛放醴齐，由再献斟取。从祀殿堂上下，东西各有象尊三个；神与人交接酒爵，亲行三献。代替神灵完成祭祀并把酒奠下，所以正位、配位用爵十五个；从祀只行一献，因此只用一爵。正位、配位各有篚一个，承币坫各一个；承祝辞的豆十个，笾也同样十个。从祀相应减少六个，簠二个，簋同样二个；从祀再减去一半。羊、豕的生肉和熟肉俎各四个，从祀只有生肉俎一个。东阶以东设置洗手、洗爵之处，罍、洗、勺、帨各一个，爵篚三个，帨篚两个，都是为了使事奉神灵的礼仪严肃。饮福酒所用的爵坫、赐胙所用的俎豆各一个，都加以标识以便区别；神灵和人不能共同使用器物。大体就是这样，至于礼制是否完备还不敢说，姑且只是依据故宋的祭祀制度来说明罢了。淮河以北，大体上今昔也只是沿袭汴宋旧制；然而淮河以北长期使用武力，遗留下来的制度不完整，不如淮河以南受兵祸较浅，旧制还可以考察。如今国家对于前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没有听说有所损益，那么所因袭的制度本来就不能因为简略而不加完备。上古的樽、罍、俎、豆，不过是剖削木头、烧制陶瓦罢了。中古时代只考虑长久保存，后来才发展到铸造金属；近世有的用金属，有的用木，只取决于财力能否办到；至于笾、篚、俎，用竹用木，没有节俭奢侈的区别。侯泮根据国家大小以及主持一邦者是否爱好礼制来决定器物的完备或缺损，起初并不取决于仓廪钱财的多少。如今郡县学校的一切费用都从仓廪中支取，有司不再参与，学校怎么能不自己努力来保存礼制呢？江右各学校仓廪的多少虽不一致，洪州向来以防御府著称，如今行中书肃政廉访司设在这里，学校礼庙的祭器应当完备而坚固。陶孙刚到这里时核查器物，发现尊不足一百，酌尊不完备，其他竹木器物也有缺少；用锡补充铜器的不足，也仍缺五分之一，于是商议从邻郡运来工匠补足。有袖中带来一部《舍奠礼器图》，是故宋景定年间赵汝楳任宣城太守时刊刻的。图本取自朱文公已经考订的内容，又参考《博古图》所收器物加以校订，也算用心了。然而它对于献尊、象尊二尊，因为朱文公有所不安，便取《博古图》中的献尊、象尊、罍来作为尊。按《周礼·春官·司尊彝》，各种尊都有罍；尊用来行献礼，罍则用来斟酒自饮。用罍代替尊，义理上并不恰当。又《司尊彝》所说的献尊、象尊，先儒解释，有人说献尊有沙土纹饰，有人说献尊以翡翠装饰，象尊则因象征凤凰而得名，取其羽毛舒展的形状；然而又反过来把它解释成素色，为什么全都凭臆测呢？” 魏太和年间，青州从土中得到齐国大夫嫁女时使用的器物，器物作牛形，背上负着尊。晋代儒者的说法认为，这是把牛的形象完整雕刻出来，再凿牛背作为尊，这也只是推测，并非亲眼见到；把“负”解释为“凿”，是因为没有正确辨认形制。古人制造器物，虽然极尽装饰之美，同时也具备仁和智。认为牛的力量足以背负尊，所以取牛的形象，这是智慧；假如剖开牛腹来盛酒，就不能说是仁了。截断牛的脊背来放置勺子，已经近于残酷；举起器物从牛口倒酒，难道不嫌污秽吗？人使用器物尚且不应这样，何况还要洁净它来祭祀神灵呢？由此说来，近古流传的剖开牛腹的说法，实在是“凿”字讹误造成的。自朱文公请求改用政和年间礼器新图，到颁行的图样采用王黼《博古图》所收器物，后来曾因尊口不能放置勺子而怀疑这种说法不对，只是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齐器背负尊的形制，反而误解晋代儒者所谓“凿”的说法。陶孙在此以前本来已经窥见其中的道理，也担心陷入主观臆测，不敢形成文字。等到在京师任职，曾在遂初张氏的容斋中看见一件鳬尊，作野鸭形，背上负着尊，精致古朴，善于鉴别古器的人认为毫无疑问是周器，于是才相信齐国大夫嫁女器物的说法是有凭据的。由此更可知道，古人制造器物，不会因为所谓智慧而伤害仁爱。当齐器出土时，已经足以打破先儒的臆说；等到王黼收藏的器物又使人迷惑耳目二百年，为什么会这样？只是因为没有详细了解古人最初制造器物的用意罢了。于是招来庐陵冶工杨荣甫，铸造金属泰尊、山尊、著尊、献尊、象尊、壶尊共九十六件，以备陈设明水、玄酒、五齐、三酒。献尊、象尊以齐器为祖本，作完整形状，在背上负尊；其余都按照赵氏图录考定的形制，仍各制作献尊、象尊六件，作为正位、配位的酌尊，并在右边设置一个崇明水的尊。旧有象尊则保存下来，充作从祀之用，不愿毁掉它。既然羊、豕已有熟肉俎，熟肉就必须用鼎盛放，于是制作羊鼎、豕鼎各五件。其余应当用金属铸造的器物，都按照礼制规定的数目补足：爵五十二件，另有饮福爵一件；坫四十二件，祝坫五件，另有饮福爵坫一件；尊禁二十八件；豆一百八十六件，另有赐胙豆一件；簠、簋各五十二件；龙首勺十件。共用铜二千四百四十斤有余；每斤的铸造费用连同工钱、伙食费为至元钞二百六十文，总计钞六百三十四贯有余。木俎四十件，笾二百六十八件，涂漆髹饰，费用一百二十贯有余。合计新旧器物，共有尊三十四件、禁二十八件、爵一百三十件，坫比爵多五件；豆二百七十九件，笾比豆少一件；簠一百二十四件，簋与之相同；鼎十件，勺十件，罍二件，洗二件，篚十件，俎一百五十五件。这就是完备的数目。过去用锡补充铜器不足的部分，任县学校书院中有缺少的器物，就取来使用。古人创制器物，取象寓意，各有相应之处；后人叙述它们，往往把形制、数目都具备了，便以为可以了。至于是否适合使用，却不加考虑。那些稍稍考察制度、希望接近古制的人，又都没有时间顾及这些。工匠虽然能够拿着已经编成的书来证明自己，但他们所储存的模具大多同图样不合。至于说从前替其他学校铸造的器物，也和这部图不相同。如果不用古制也就罢了；假如采用古制，形状仿古而纹理改为今制，哪里比得上形状和纹理都改为今天的样式，那样反而同流俗没有区别了？唉！自从孟子提出今乐与古乐的议论，不善于读书的人往往失去其中的界限。《韶》《濩》难道同郑声、卫声没有区别吗？于是又临摹各件器物的旧图样，取周尺交给刊工，让他们按照古制尺寸放大或缩小，再交给冶工，并分别标记年月。

译器物的口沿、腹部、底部，一直到制作完成，都按此办理。为了防备辰日【疑字】并防止混乱、遗失和坠毁，把正位、配位所陈设的器物放在殿北墙下，以便使用；两廊从祀所陈设的器物，听任收藏在库房中。以上这些，是把一切可以因袭的旧制保存下来，以等待后来继承周制的人加以损益，并不敢认为只有古制才绝对正确。阅览的人请加以鉴察。大德十年，岁在丙午，八月初一，浙水东郑陶孙记。《元文类》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二十八，元代苏天爵编纂 《椟蓍记》　刘因 蓍草放在匣中时，寂静不动，道的本体由此确立，这就是所谓“《易》有太极”。等到接受命令而出匣时，受到感应便彼此贯通，神妙的作用由此运行，这就是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决定吉凶，产生伟大的功业”。这同河图相似：不使用五和十，说不使用五和十的，就是无极；而五和十就是太极，也同《易》相似。洁静精微，所谓洁静，就是无极；而精微就是太极。懂得这一点，就知道匣中的蓍草以一而具备五十，用时似乎无用，却没有什么不能用；说它是无，实际上有；说它是实，实际上又是虚。至于它的数在天地万物之间流行，也不过是阴阳、奇偶而已。因此，从挂扐所得的奇数乘十二，阳奇向前进，未达到偶数的称为少阴；阴偶向后退，未达到奇数的称为少阳。再乘四，便得到三、四、五、六；合乎阳爻完整、阴爻减半的画法，数与画也在这里相合。它们多少的区别，符合爻位阳少阴多的特点，所以有从一进一而成为偶、从偶退一而成为奇的象。由过揲所得的策数乘十二，阳奇向后退，未达到偶数的称为少阴；阴偶向前进，未达到奇数的称为少阳。再乘四，便得到六、七、八、九；这同奇数三、偶数二的数相合，也同卦画相合。其多少，符合阳数充实、阴数空虚的特点，所以有从一的空虚中形成偶、从二的充实中形成奇的象。大概挂扐所得的奇数直径为一、周围为三，过揲所得的奇数周围为三；挂扐和过揲所得的偶数，都同样采用一半。所以把挂扐、过揲分开横向观察，便是以阴为根基，消长逐渐变化；把四象分开纵向观察，也是以阴为平面，升降逐渐变化。它们乘十二时，从右边的一变为二，从左边的二变为三；乘四时，从右边的三变为六，从左边的六变为九。正如水流运行，碰到东边又返回西边；它的消长，是自然形成的波纹，它的分合，则是水盈满洼坑之后才继续前进。这些道理都是从一行、邵子的学说中得到的。懂得这一点，就知道一行错误地推求三变八卦之象，说阴阳老少不在过揲之中，是不明白体用相互依凭；也知道邵子错误地推求“去三用九”的文字，说七、八、九、六不在挂扐之中，是不明白本源与流派的分别。由此推到奇偶变化的极致，按位置说，阳为一，阴为二；按数目说，天为三，地为二。第一次变化，直径为一、周围为三；把奇数作为三而得到，所以老阳、少阴的数较多。后两次变化，周围为四，采用一半作为偶数，得到二，所以少阳、老阴的数较少。分别阴阳来看，第一次变化全是奇数，后两次变化全是偶数；交替阴阳来看，除去挂起的一根，第一次变化全是偶数，后两次变化全是奇数。这又同毕中和关于天地人的说法相同。至于变化，从一生二、二生四，再乘四，四生八、八生十六来说，是画卦的象；从四乘成十六、十六乘成六十四来说，是重卦的数。所以第一次变化得到两仪之象，是二画卦的数；第二次变化得到四象之象，是四画卦的数；第三次变化得到八卦之象，是六画卦的数。从两仪的阴阳来说，其作用之数，乾、兑、离、震都为十二，巽、坎、艮、坤都为四。从八卦的阴阳合看其本体之数，乾、坎、艮、震为三十二，巽、离、坤、兑为三十二。从二老二少的阴阳来说，它们盈余和不足的数，又如四象中的七、八、九、六。经过六次变化而得到四象的画，每一爻位的静、变、往、来，共得到十画卦的数。再取二画，就可以汇总其数了。这些数中，都是静的情况最多，变化的情况最少；其中一爻变化的居中。两爻静止和变化的情况，也都是老阴较多、老阳较少，而两爻皆少的居中。把这些画累积成卦，那么每一卦的静、变、往、来，就得到十五种画卦之数。再取三画，就可以汇总其数了。这些数中，也是静到了极点的最多，变化到了极点的最少；另有一爻、二爻在其中进退。静与变的情况，也是坤卦最多、乾卦最少，三男三女在其中进退。由此重叠起来，那么每一卦的静、变、往、来，就得到三十种画卦之数。进入六画，就可以汇总其数了。其进退、多少，都与八卦的例子相同。这些都是由欧阳子所说“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一句推演出来的。至于后面两次变化不成卦，不知道它们属于阴，却使两个老数与成卦相同，两个少数与两个老数相同，于是参差错杂得更加厉害。第一次变化必定均等，不知道它属于阳，却勉强要同乾、坤及六子的比例相合。至于四十九根蓍草虚去一根，和五十根蓍草虚去一根、再挂起两根，原本就有区别。这是用蓍草求卦的方法。若用卦来求变化，那么就是从交换已经形成的卦体，作为随时变化的作用；由两仪以上，从舒缓到急促，八卦循环而次序不乱；以远统御近，以在下统摄上面。以上各层都有文理可以考寻。用变化来求占问，则从静极之处向左数一、二、三、四、五，从动极之处向右数一、二、三、四、五，直到极点。单独使用其极点时，一就专属一端，另一个一分属两端；二就把爻分开，居于次两端而分别归属；动时上爻为重，静时下爻为重。三就把卦分开，居于中间，自成两端而分别归属；前面以本卦为重，后面以之卦为重。动中运用静，静中运用动；静多主守正，动多主悔恨，而且都有成例可以推演。然而把这些道理推到极致，再用六甲纳入其中，卦的次序并不乱；用互卦取之，次序逐渐展开而仍不乱；用伏卦求之，次序也逐渐展开而不乱；按世位反图推演，则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进退有序，逆顺各有类别而不乱；用防数配合图来考察，则两仪有一处消长，四象有二处消长，八卦有四处消长，十六有八处消长，三十二有十六处消长。因此，在增长中有八处消退，在消退中有八处增长；都是震为巽的消退，坤为乾的消退，巽为坤的增长，乾为震的增长，次序并不混乱。

译用揲蓍所得的变化之数与卦图相应来推演，那么多少之数又与一一相合：一八为乾，八八为坤，以少为增长，以多为消退，也同样不乱。这样看来，按图画卦、揲蓍求卦，没有不彼此吻合的。然而朱子仍认为大衍之数在河图中不自然；又认为，变化时左边可以显示右边的卦，下面所画的可以显示上面的卦，而这又不如龟卜。至于三索之说，一行本已有成说，朱子起初取入《本义》，后来又认为未必如此；卦的阴阳、奇偶，画与位相合，《大传》有明文，朱子已经写入《筮说》，却没有在《启蒙》中明说，这又恐怕后人探求得过于巧密，同时也使人遗憾不能得到古人详尽的说明。若把奇防之数与圆图之画相合来看，四十八是一个卦的画数，其中奇数十二就是乾卦的阴数，防数三十六就是它的阳数。三十六由九递进而得，九属阳，三十六也属阳，是纯阳；其中奇数二十就是兑、离的阴数，防数二十八就是它们的阳数。二十八由七递进而得，七属阳，二十八属阴，是阳与阴相合；其中奇数二十四，就是坤所去掉的一半，防数则是坤所用的二十四阴数。二十四由六递进而得，六属阴，二十四也属阴，是纯阴。其中奇数十六，就是艮、坎从上面所去掉的十六；防数三十二，就是它们所使用的一半，再加上上面剩下的八个阴数。三十二由八递进而得，八属阴，三十二属阳，是阴与阳相合。震、巽不用这些数，就如同乾不用阴数、坤不用阳数一样。奇防是八方之数的变化，挂扐是六圆之数的变化。这是邵子的说法。不过，前面奇防数中应当属于阴的部分，不如属于阳的整齐；后面六、八所对应的圆数，也不如方数完备。这其中一定有深意，只是我还不能考察明白，也不知道朱子的意思究竟如何。这是因整理蓍草而记下的。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整理蓍草完毕，作此记。《高林孔子庙记》　刘因 安肃县高林里距离我的居所五十里，听说那里有孔子庙，便绕道前去拜谒。我询问这座庙创建和复兴的缘由，乡里的老人刘祯等说：“庙建于五代之际，后来久而久之废毁了。金大定年间，乡先生孙直卿率领乡里的豪族卢、田、刘三氏，开始修葺它。到如今至元庚辰年，已经几乎全部坍坏。”刘祯是刘氏的孙辈，又率领卢氏子孙，共同继承先人的志愿，于这一年春天开始经营，到第二年秋天，庙宇的面貌已经庄严起来，于是兴办祭器，以祭祀之事告成，并且制定乡约，规定春秋释奠的礼仪，使之能够延续下去。乡里人认为自己不是求学之人，却祭祀先圣，恐怕超越礼制，请我来质正。我考察礼制，向先圣先师举行释奠，是说学习诗、书、礼、乐的人，各自按照所学习的学业祭祀自己的先师。孔子难道只是专门教授诗、书、礼、乐的老师吗？既然不是诗、书、礼、乐的专门老师，难道是学官可以私自占有、专门祭祀的吗？诗、书、礼、乐的官员尚且不能私自占有孔子，后世那些只会记诵文辞篇章的俗儒，难道更有资格私自占有他吗？礼制规定饮食时一定要祭祀，是祭祀最初制造饮食的人。大概是因为我们能够享用这些食物，靠的是这个人的力量。孔子正是确立人道的人。如今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人，君主像君主、臣下像臣下、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而不至于一起沦落到禽兽的境地，究竟是谁的力量呢？对于一顿饮食尚且知道报答，却对他的力量造成这一切而不知道报答，实在糊涂。诸位还是努力办好这件事，不要懈怠。”刘祯等说：“是。”并且请我把这些话写在石碑上，记下年月的始末。《退斋记》　刘因 老氏大概知道道的本体吧？道的本体本来是静的，它产生万物却不出于万物，制约万物却不被万物制约，以一统御万物，虽变化而本身不变。若从事物彼此相对、形势相互推移、数目相互作用以及流转变化来观察，那么凡是类似道之本体的事物，都洒然无所牵累，能够通达变化而没有穷尽。老氏确实看到了这一点，我也取法于老氏所见的这一点。不过，他只是偷取这一点来成就自己的权术、谋求私利，因此有害于我的义理。把居下当作居上，把居后当作居先，把停止当作富有，把节俭当作广大，把哀伤当作胜利，把慈爱当作勇敢，把不足当作没有损失，把不敢作为当作求得生存，把无私作为成全自己的私利，把不自大作为保全自己的伟大，把柔弱作为不被万物战胜，把不自尊贵作为获得尊贵，把不求生作为求得生存；知道低洼必然充盈，于是甘居低洼；知道破败必然更新，于是故意破败；知道少取必然获得，于是故意减少；知道朴素可以成为文饰，于是故意朴素；知道溪谷可以容纳万物，于是故意处于溪谷；知道显耀的势态必然污浊，盈满的势态必然溢出，锋利的势态必然折断，于是故意像婴儿、处子那样，处于昏暗、闭塞、幽寂的状态，称作忿、武、争、伐、矜。凡是能够使万物受到伤害的力量，都被他暗中收敛而不显露。他明明有智慧，却示人以愚钝；明明善于辨析，却示人以迟钝；明明机巧，却示人以笨拙；明明雄强，却示人以柔弱；明明荣耀，却示人以屈辱。即使说出一句话，也不让它把话说尽；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极点，便先行停止。因此，事物开始打开的时候、事物最终完成的时候，他都不参与其中，而把自己置于可以居先、居后、居上、居下、前进、退却、居左、居右的位置。事情从开始便预先逆推其终局，尚未进入便谋划退出，凭借险阻而把握归宿，察看间隙而收取利益，同时又使别人看不见他的踪迹。即使天地之间相互激荡、相互生成、相互役使、相互显形、相互依存、相互潜伏的不可测变化，也无不在他的权术之中，更何况人呢？所以想亲近却不能亲近，想疏远却不能疏远，想尊贵却不能尊贵，想卑贱却不能卑贱，想得利却不能得利，想加害却不能加害。他的关键和机括，像风箱的机关一样，无法窥见而知道；他的机纽根本，无法寻索而得到；他的恍惚幽深，无法形成形象而把握。唉！挟持这种权术而行，便无不按照一己的利害来衡量天下的祸福，最终一定会误国害民，却又特立在万物之上，不承担责任。

译可是他却自信无疑地以孔孟所说的时宜义理、程朱所说的名分天理自居，而人们也不知道如何夺去他的这种伪装。中山的滕君仲礼，早年就以学问和品行闻名；为人则慷慨而有才华气节。他用“退”来命名自己居住的房屋，既以宁可因有所不为而失去为自警，又以不要妄然前往为戒，自己作了铭文。后来又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本来知道仲礼的退并不是老氏那种退，但难道他真会因为有所不为而失误吗？有所不为的人，如果闭塞而不知道振作，固守而不知道变通，拘滞而不知道如何化解，最终也会误国害民。不过归根结底，只是见识不足罢了；别人可以责备他，他自己也无法逃避责任。这不像奉行老氏的人用权术欺骗世人，又用权术使自己免于责任。我为仲礼能够退守而高兴，同时又希望他谨慎对待自己退守的原因，所以极力说明这两种退守的过失。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刘因记。《鹤庵记》　刘因 有人带着《大经》来拜访，在庭院里养了两只鹤，于是把自己的庵命名为“鹤庵”。一天他问我：“您知道我为什么用鹤给庵命名吗？”我说：“这件事的关键在您，不在鹤。喜欢水的人，我看见他的智慧周流不息，与水相同；喜欢山的人，我看见他的仁厚沉静，与山相同。大经机警高明，心神游于闲远之境，发而成为文章，清峻雄健、婉转华丽，可以在当时声名显著，流传于后世，这不正是与鹤相同吗？所以听到鹤的叫声、看见鹤的形态，便欣然喜悦，并不是鹤本身令人喜悦，而是我与鹤相同的地方使我如此。”大经说：“我对于鹤，不只是喜爱而已，请您再替我想一想。”我于是回头看着鹤，叹道：“如果说大经是厌弃世俗的卑陋狭隘，认为世俗不可相处，想要高飞远览而同鹤游处，那么他的心胸就狭窄了；如果说大经是因为自己的气度昂扬、才华卓绝，认为权势利禄不能羁绊自己，姑且借鹤来自比，那么他的心就骄矜了。狭窄和骄矜，大经都不会有。那么，他给庵命名的意思究竟从哪里来呢？”我观察古人的教诲，凡是进入耳目、心思的事物，无不通过观感来比拟德性、寄托兴意，以此作譬喻并表示警戒，所以能够收摄万物而包容其中的道理。像黄鸟那样独自灵动的篇章，谁不会吟咏它呢？可是圣人说：“对于止，要知道自己应当止在什么地方。”这只鹤呼唤它不来，长鸣着低头趋走，也只是平常的事情；苏轼却感叹它难以进取、容易退避，大概也是继承了《黄鸟》的遗意。由此推想，它在阴处活动，是知道保养；感应于半夜，是懂得时令；鸣叫时声音上达于天，飞翔时一举能达千里，是有根本；行动有节度，鸣叫合音律，是运用和谐。月色皎洁，清风徐来，鹤徘徊伫立；在白衣黑裳之外玩味这些道理，难道不会有所启发吗？给庵命名的意思，也许就在这里。大经说：“我明白了。”至元壬辰年冬十月望日记。《麟斋记》　刘因 编修王之才研究《春秋》，专门治左氏学，曾经从获麟之事中有所取法，于是把自己居住的房屋命名为“麟斋”，并请我作记。获麟，不过是孔子作《春秋》时所记载的一件事，而《春秋》的义理并不取决于居所是否与此事有关，欧阳氏先前已经说过了。然而在《春秋》所处的时代，孔子实际上是天理元气所在之处，与当时浑浊混乱的气数相互消长；像麒麟这样的祥瑞之物，就是与我同类的正气，它的到来本来就不是偶然。只是这种正气存在于当世的已经很少了，在彼方的气数足以伤害它，在此方的气数又不足以滋养它。由麒麟可以推测我的盛衰，由我又可以推测世运的盛衰，圣人当然不能对麒麟的出现漠然置之。说是圣人招致麒麟可以，说是圣人感应麒麟也可以，这些都不违背事理。即使圣人作《春秋》，顺着天道、人事自然形成的文理加以记述，其义理也都因事而寄寓，怎么可以曲折地强定一种说法呢？不过，既然你对麒麟有所取法，我就不能对麒麟默然不言。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正是天地生育万物的道理，也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地之心的道理。在《春秋》中，它是圣人所褒扬的善；在《易》中，它是圣人所指示的阳；在人身上，则是从未有一天不存在的正气。如果能使自身的麒麟之气显现出来，那么凡是伤害人的东西，如长蛇、封豕，如饕餮、梼杌，无不在魑魅所居之地消融荡涤，而天下处处都成为我正气清明流行的地方。如今圣人虽然不能在当时完全施展这种力量，但是他扶正抑邪的作用，已经使这只麒麟在万世之中成为麒麟了。你研读《春秋》，我知道你将要思考如何使这一斋真正成为“麟斋”罢了。不过，我从圣人关于剥庐闭关的戒示中，看见圣人对此事的拳拳之心，于是感叹凤凰没有到来，悲伤鲁国麒麟被捕获的心情。唉！麒麟啊！又应当以圣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使自身的麒麟之气成为真正的麒麟吧。《汴梁庙学记》　姚燧 从鲁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去世，到六国、秦、汉，至汉孝武帝即位的辛丑年，共三百四十年。听闻孔子之事而能够认识他的人，只有司马迁一人而已。司马迁编定孔子的年代，并把他的言行、出处大略写成《世家》；又作《弟子传》，记载弟子们的居里、问答以及他们曾侍奉哪位君主；还考察得知他们比孔子小多少岁。这些内容都是孔子弟子和孟氏所没有记载的。他对圣门的功劳，确实不浅。然而其中仍有时常说法不一、无法相互参证的问题。《世家》说孔子的弟子大概有三千人，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弟子传》却说：“孔子说，接受学业而亲身通晓的有七十七人，都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既然说亲身通晓六艺，即使未必完全符合圣人施教的根本，至少还指出了名数。至于说“接受学业而亲身通晓”，却始终没有说明通晓的是哪种学业，也只是含混而已。又说“都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圣人施教，是为了修明人伦，却允许有特殊才能的人处在其中。孔子亲自说有七十七人，那么七十二人之后的五个人究竟是谁呢？这部传记也多有混淆错乱而没有次序。

译它把颜回、曾参列在前面，却把无繇、蒧列在后面，本来就违背了彰明人伦的道理。最严重的错误，是竟把阚止、子我当作宰予。又说：“孔子所严肃侍奉的人，在周国是老子，在卫国是蘧伯玉，在楚国是老莱子，在郑国是子产，在齐国是晏平仲，在鲁国是孟公绰。”孔子谈到孟公绰，只称许他不愿与优伶同列而为赵、魏两国任职；谈到老子、子产，也各有其限度。关于孔子的说法还很多。老莱子的书如今还存在，其中所讲的道术推崇黄帝、老子，孔子不可能赞许这种说法，经典中也没有可考的记载。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何况老子是周朝守藏室的史官，向他问礼是有根据的。假如孔子还看到了老子的书，书中说：“失去道以后才有德，失去德以后才有仁，失去仁以后才有义，失去义以后才有礼。”这已经不知道道、德、仁、义、礼根源于人心固有，却把它们看成世道衰降后依次产生的不同阶段，未必不会被孔子斥退，何况还要奉行他的道呢？只有蘧伯玉少有过失，尚且不能说完全不违背圣学，所以孔子与他特别深厚。到了汉代文翁绘制石室图，把蘧伯玉列入七十二人之中，也足以明确看出他并非孔子的老师，而确实是弟子。至于晏平仲，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足以暴露他残害贤者的罪行，这又是为什么呢？一个人既然受到孔子的郑重对待，如果他的学术走向偏僻、归宿有所差错，为什么不能明确告诉他呢？告诫他不要这样做，他却不停止，于是接着以轻蔑的言论开始，直到把自己的意思说尽。这哪里是师生之间应有的道义呢？当时想要封给孔子尼谿的田地，晏子便劝说齐景公道：“儒者诙谐放纵，不可以作为法度；傲慢自大、只顺从自己，不可以让他们居于下位；推崇丧礼、尽情哀痛，甚至倾家荡产来厚葬，不可以用来教化风俗；游说诸侯、乞求借贷，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仪容服饰繁复，升降礼节累世也学不完，即使当年学习也不能穷究其礼。这些都不是用来改变齐国风俗、教导下层百姓的办法。倘若预先担心有一天他们取代齐国掌握政权，只怕还担心诋毁他们不够用力呢。一个善于交往、长久受人敬重的人，报答别人郑重侍奉的道理，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先儒曾怀疑晏子崇尚节俭，墨子想使自己的学说受到尊崇，必定取信于晏子的话；不然，司马迁为什么也看到了墨子的书，却不能清楚地辨析它呢？司马迁又在自序中说：“儒者历经几代也不能通晓自己的学问，终身也不能穷究自己的礼法，学问广博却缺少要领，劳苦很多而功效很少。”由此可知，这两句话未必都出自晏子，而是司马迁轻视儒学的看法早已定于胸中，不肯改变。司马迁曾到鲁国，只是观看诸生按时举行乡饮酒礼和大射礼；他们沉溺于各种琐细的规矩礼文，徘徊不去，以为这样就足以穷尽圣人的道，这正是那些经学博士喋喋不休、直到老死的状态。难道圣人之学是这样急切地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意吗？所以我姚燧一方面认为司马迁有功，另一方面也对这几件事感到遗憾，何况其中还有许多至今仍未完全消除的严重疑惑呢？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为他作诔文，子贡认为不合礼。到汉平帝时，才封孔子为褒成侯、宣尼公，大概是王莽假借善名来收取声誉，以便最终实现他的奸谋。后来魏孝文帝仿效此例，谥孔子为文宣尼父；后周宣帝封为邹国公；唐高宗赠太师；伪周武氏封为隆道公；玄宗谥为文宣王；宋真宗加号玄圣，后来改为至圣，至今仍沿用。有若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比孔子更盛大，这话确实正确。即使把天下所有美好的谥号都加在孔子身上，也不足以形容其盛德的万分之一。这是我姚燧指出了问题却没有深入说明的第一处。杜预《春秋传》叙说：“子路想让孔子的门人成为臣下，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又说孔仲尼是无冕之王，左丘明是无冕之臣，这也不是通行正确的论断。这句话或许把握了圣人的心意；后世把孔子比作尧、舜二帝。宰我说，孔子远远推尊尧、舜，为什么不能居于王位？但后世天子的后代和有功的臣子都称王，把孔子的圣德最终降低到与他们的子孙、臣下同等的爵位，实在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道理。这是我姚燧指出问题却没有深入说明的第二处。他的享祀和配享诸位安排得好吗？柳宗元在《道州庙碑序》中说：“跟随孔子到陈、蔡的，也各有称号；这些称号出于一时，并不都是他的弟子。”后来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胡乱分列不同科等，把十个人并列祭祀而称为贤哲，难道是孔子的本意吗？后世又进奉颜回、孟子，与孔子一同面南而坐，另把曾子升列其间，凑成十人；这是在违背孔子本意的做法中又增加了一层错误。江东一带又进奉曾子、子思，与颜回、孟子并列，另把子张升到曾子原来的位置上。以孟子看子思，子思是老师；以子思看曾子，曾子又是老师。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弟子对于老师、孙子对于祖父，有坐下谈论道理的情况，却不能与孔子一同面南而坐。姚燧知道这四个人已经在地位排列上互相谦让，不能有一天安然自处；何况一座殿堂之中，又把无繇、蒧、鲤供奉在庭院里，错误竟达到尊崇儿子而压抑父亲的程度，这也不是司马迁作传的本意了。建造这样的学宫，本来是要向天下彰明人伦，却在几席之间颠倒施行、错乱安置，怎么能作为教训呢？而且各地的庙中都放置泥塑像。《北史》说，胆敢制造泥人、铜人的，诛灭全门；那么泥人本来就不是中原奉祀圣人的法式。后世没有察觉其中的错误，反而沿袭这种做法，各郡各县各不相同，形状也不一致，或高或矮、或肥或瘦、或老或少、或美或丑，全都取决于工匠手艺的巧拙。即使做得尽善尽美，难道能塑造出孔子真实而盛大的德性容貌吗？这完全不是神明而玄妙、无声无臭的道理。以前长安新庙落成，在廊下绘画六十一人和二十四位儒者，画工苦于他们面貌相同，竟让人观看后选择当朝显贵，把画像画在上面，大概是照着今人的容貌来画，却冠以先贤的名号，使路过而认识他们的人拍掌相告说：“这是某某，那是某某。”没有看见人们日后由此生出敬意，反而先在当时造成不恭敬。这个地方如此，谁能保证其他地方不会这样做？这是一年两次祭祀，只是借先贤的位置来用祭器祭祀当今之人，这可以吗？有人说：“这是沉溺于旧习而形成的既定事实，怎么改变呢？”我说：“臣下如果有机会面见皇上，把这种区区意见陈述出来，也就可以了。至于讨论礼制、考订制度和文字，那是天子的职责；如果皇上偶尔能够抽出时间考察古制，学习礼制的大臣一定会有人能够考究其中一二，提出应当讨论的问题。”至元庚寅年，汴梁新庙落成，学录刘元佐写了状文，根据本府诸公的意思，请我记述建庙的缘由，所以我把他的状文开头写在这里：“宋建隆年间，在南宫城数里之外建立太学，后来改为国子监。”

译金贞祐年间定都汴梁，国势日益困窘，大城兵力少而难以守卫，于是估量宫城的墙垣，在大城之外又筑一重城。国子监位于城中，往来不便，便毁掉旧址迁到大城东南城脚下，还没有建成房屋，金朝便灭亡了。大元承受各方土地后，才建起七楹大殿，使用的也是废弃宫室的材料；其规模宏伟华丽，居天下之首。壬子年，杨中书忠肃公前来主管征集舟船的劳役，又拆毁宫室取材，把剩余材料用来建门。廊庑到至元癸酉年，原同知宣慰使袁裕当时任本府判官，才开始在庙西建讲堂，在讲堂东建神厨，在南面开凿水池。地势开始形成，墙壁也修筑起来，引汴水注入，仿照鲁国泮水，几乎已经很可观了。岁月渐久，风雨损坏屋顶，只能艰难地支撑。总管和提刑等人都捐出金钱、削减俸禄，重新建造。总管负责开创，副手是杜思敬，与他共同出力的有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颜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则有阇阇都高某，副使王忱，佥事刘某。这项工程前后历经五十多年，共由十二位官员筹划资助才完成。富民出资出力、帮助成就工程的，也很多。姚燧说：唉，真不容易啊！从今以后，师生在这里讲习学业，如果能把学习文章的力量转化为切实的志向，专心致志于切问近思，重视自身而成就德行、通达才学，将来取得教化百姓、成就风俗的功效，那么就没有辜负官府期待众多士人的心意。这一年夏四月，前翰林直学士、奉政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姚燧记。《澧州庙学记》　姚燧 至元十四年，朝廷开始设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澧州隶属山南湖北道，负责纠察郡县二十年。姚燧任此道副使，第二年巡按所部来到这里。拜谒瞻望庙庭，没有一次不为它的规模狭小简陋而忧虑。大殿南面有一座楼阁，名叫六经阁，我于是对校官张公绶说：“《易》《书》《诗》《春秋》，它们的编定、删削和创作，确实出自孔子之手。虽然《周官》说是周公之书，但《冬官》一篇已经亡佚，应当以《考工记》来补；至于小戴记所传的《礼》，都是汉代儒者的作品，怎么可以和这四部经典并列为六经呢？况且如今四海的礼殿都称为大成阁，应该把这座楼改名为‘金声玉振阁’。”后来朝廷讨论，不愿让诸道纠察郡县跨在长江南北，便改称肃政廉访司，澧州于是划归江南湖北道。元贞乙未年，居民不慎用火，庙宇被延烧。此道总管原奥屯希鲁准备重建，请计吏核算本学学租的价值，只有五千余缗，说：“这就是所谓时势困窘却能兴办大事。”于是下令，登记在册且田地较多的郡中士人捐助，共又得到一万缗。于是委派材料、聚集工匠，责成校官李防、学正张子仁亲自督促工程；纠察郡县的诸位官员，如副使贾仁、佥事蒋某、姚某、李庭咏、郭贯等，凡是来到这里的，都一定催促工程完成。五年后工程落成。建筑构造考察了梓人之书，采用四柱屋的形式，这是古代帝王居处的制度。只有太行山可以与它相匹配，所以称为王屋。重重门户依次排列，讲习的厅堂、合食的房舍、厨房和粮仓、宴饮游息的亭子，都秩序井然、宽敞完备，没有一样遗漏。总共有一百零三楹，四周围墙长一百三十多丈。虽然我没有亲自看见，但听谈论的人说，都认为它可以在湖广南北各州中居于首位。难道是上天厌恶过去的狭小简陋，借火灾使它改建成这样吗？也许只是偶然罢了。又铸造祭器二百七十二件，竹木髹漆的器具三百零四件。唉，完备了啊！然而我曾想到，孔子的道存在于天地之间，无论治世乱世、古代后世，都像饥了要吃饭、渴了要饮水一样，普通夫妇即使愚昧，也没有不遵循它的，不可以一天离开它。所以并不因庙宇的存毁而使孔子之道有所增减。国家一定要聚集年高德劭、才智杰出的人，在这里教育他们，大概是等待他们成就德行、通达才学，选拔任用他们，以建立教化百姓、成就风俗的根本。那么庙学难道不是关系重大吗？从地理上考察，衡州是州治，向南到澧州有一千多里，南岳就在这里，是舜帝五年一次巡狩的地方。到舜诛杀四凶时，又把驩兜流放到崇山，那里正是今天澧州所属的慈利县；这样看来，被流放的人反而居住在巡狩境内。战国时楚国的都城南郢，在汉代是南郡江陵；澧州距离西南方的鸟道不到二百里。屈原被放逐后，常常在那里行吟，所以《九歌》说：“澧浦的澧兰，是被放逐之地，靠近脩门。”这些事情都是难以确切考知的。澧州在当时属于黔中，秦国想用武关以外的土地来交换它，楚国正为此发怒，张仪说：“希望得到张仪，把黔中献给秦国；如果能让楚国因交出一个人而甘心，宁可放弃土地也不顾惜，本来就是把它看作荒远鄙陋之地。”可是到了今天，按户口次序考察人口的繁庶和贡赋的征收，澧州仅次于长沙，而邻近湖广省治以及岳州、鄂州等州，人口还不到它的一半。难道是天时风土有古今的变化，人的事务也随之迁移而不同吗？士、农、工、商本来是一体，百姓多，士人也必然多。洙泗是孔子的居处，士人讲的是洙泗之学。澧州距离洙泗向西南将近三千里，并不相近。幸赖皇上仁慈，没有忘记远方守土的臣民，把要荒之地与洙泗同等看待。洙泗这个地方，我曾经到过那里，户数还不到澧州的四分之一；户数减少，士人不多，也是情势所必然。不知道从今以后，澧州百姓沐浴在士人的教化中，能否使要荒之地变成洙泗？如果士人不能使百姓脱离沉溺，难道反要使洙泗变成要荒吗？使要荒之地变成洙泗，正是国家赖以教化百姓、成就风俗的事情；若使洙泗反成要荒，自身不能成德达才，又有什么用呢？把这个道理推广到士人身上，他们想到这些，就会居住在县官所建的房屋中，吃县官所种的粮食，必定知道低头勤勉修养自身，谋求报答称职。李庭咏让张子仁向翰林学士、朝请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姚燧求记庙学兴建的缘由。大德己亥年冬十一月冬至日，姚燧书于鄂州南阳书院楚梓堂。《千户所防壁记》　姚燧

译我大元驻防的军队都交错驻扎在居民之间，因此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都没有在城邑中的官署；即使有统辖、整顿、征发的政令，也没有公文，只能派遣使者口含命令到统帅那里接受指示，或者依靠高丘旷野作为法式来施行，这是近代沿袭的旧例。奇▯朂实君长担任千夫长，洛阳鸣皋山下，从他的祖父到他自己已经三代了。过去他常常把部属集合在佛寺神祠中，不然就在自己的住宅里。圣皇中统以来，制度逐渐完备，官员开始有品级俸禄，也开始有秩次，统辖、整顿、征发的政令全都凭公文施行，所以奇▯朂实能够聚集这一军的俸禄，买田建造官署：门用来标识厅堂，厅堂用来处理政事，廊庑用来居住属吏，藏书有库，检阅射艺有亭。数十年来草率简陋的弊病，一朝之间焕然更新。他又想到，居住在这里的人一定需要有所规诫警醒，才不敢松懈懒怠，所以把厅堂题名为“居敬”，把亭子题名为“观德”。他的部属未曾认识我，跋涉千里把书信送到邓州，先托他的朋友满子坚代为请求，求我记述此事。我听说他愿意学习周公、仲尼之道，便告诉他说：如今人们平时经过祠庙，都一定肃然起敬，仿佛有神灵魂魄站在庙中、立在身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平日无事时不曾保持敬意。假使在平日无事时，总有上帝正在临视你的念头，那么天地之间的百神，其尊贵和伟大，谁能超过上帝呢？即使说经过成百上千座祠庙，内心所保持的敬意始终如一，也就不必等到有所触发，便无处不肃然恭敬了。敬，确实是圣人传授心法的最高要旨，也是学习者由狂妄走向圣人的根基；难道只有五典依靠它来敦厚人伦吗？就是处理事务、接待外物，也没有离开敬而能够合乎中道的。何况军旅之事尤其在于能够保持敬意，这就是孔子谨慎对待斋戒、战争、疾病以及临事而恐惧的原因。敬啊，敬啊，难道可以片刻离开它而不居于其中吗？有人问：“射礼从哪里可以观察德行？”我说：“如果明白镜子的道理，镜子明亮时足以照见胡须头发；尘封久了，即使登上高处也看不见丘山。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使用与不使用的区别。雄强的军队也一样。五种兵器中没有比弓箭更强的，但它也是最不仁的武器。王者用它来威服天下，便足以铲除暴乱、使百姓得到仁爱；等到功业和威势安定，不再需要使用武力，几十年之间，老将和老兵日益耗损死亡，富贵人家的子弟掌管边防，懒惰无赖之人充当先锋。不幸一旦发生像狗叫一样的警报，让这些人出来抵御敌人，怎么能保证天下安宁呢？古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每年训练、按时在乡射中讲习，大概是把这种不仁的武器收束起来，放在俎豆礼器之间加以修治；即使有顽固傲慢、不肯服从的人，也会在礼的熏陶和乐的感染中相互改变，不敢萌生邪恶之心，懂得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因而一旦有事便容易役使。这是先王维持太平的大纲大法。乡射礼的具体制度是：主人和宾客有送迎行拜礼，射耦相继有上下排列的次序。弓有横放、退却、兼执弣以及弛张的尺度；箭有插入、夹持、顺着箭羽拾取的仪式。行步有绕着楹柱彼此相左的章法；作揖有在阶下、登阶、对着射物、对着射物行礼、对着福位、取箭、取完箭时的规定次数。衣服有袒露和穿着的仪式；决、拾有脱下的礼节；翿有举起和放倒的动作；筹有单数和双数。侯有撤去负侯的礼节，司正有请射、诱导、作出命令的名目。燕飨有献、酬、酢、旅等礼节，奠觯有丰、纠，过失则有扑责。太阳一出便开始办事，直到一天结束才休息；一定要意志坚强、努力用力的人，才能不衰惰而坚持到底，否则也许会在一堂人面前蒙受羞耻。所以说：‘可以由此观察德行，关键只在意志是否能够反复坚持。’古人可以和他说这些，而奇▯朂实认为国家既然不禁止人们携带弓箭，就应当注重穿透铠甲、崇尚武力的射术，何必等到考核检阅时才开始熟悉技艺？他命名此亭，是想把自身纳入礼乐之中来观察德行；一个地方是否有维持太平的见识，关键正在这里，而不在于别的地方。唉，他真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啊！不过天下万事都出自我们的内心，同时又有本体和文饰。居敬是根本；观德是文饰。把厅堂和亭子合在一起作记，难道这会是两条不同的道吗？《江汉堂记》　姚燧 江汉是南北的界限。三王凭借德行分封建国，嬴秦凭借武力实行郡县制。汉氏则说：我把王道、霸道结合起来，既封建又郡县，使各地犬牙交错。当时还没有割裂天下幅员而自行称帝的人，汉以后才有这种情况。德行不能彼此争高下，武力不能彼此分强弱，虽然都把江汉划为守御之地，但在南方称帝的最终不能向北占有一尺土地，借此统一天下。能够统一天下的，都是从北方而向南方推进。因此，吴国自称帝，晋朝平定了它；宋、齐、梁相继自称帝，直到陈，隋朝平定了它；宋朝自称帝，我大元又平定了它。难道江汉能够限制世道的盛衰，却不能限制天运的通达吗？我曾把前后两个朝代合起来观察，认为当今皇上冠绝古今、无可匹敌。晋武帝、隋文帝，是什么样的人呢？然而若没有君主，就没有人能够开创这样的功业；若没有臣子，又有谁能成就这样的功业？古今人物彼此虽不相同，但谋略有时完全一致。隋朝的臣子不值得称道。晋朝羊祜最先提出平定吴国的策略，吴国平定时，他本人却没有能够看到。武帝追念他的功劳，封他的夫人为万岁乡君。至于太尉忠武史公，他的事迹与此颇为相似。史公自从侍奉潜邸时起，曾奉命在汴梁经营谋划，统领十万军队，在千里之地屯田；他不只是专意于加强武力，更注重施惠取信。耕田和经商的百姓交错生活在他的辖区内，彼此不相残杀；凡是俘获或逃亡的人，都让他们活着回去。即使邻国的臣属也称许他，他却从不自负。羊公是无愧于德行的人。当时堂名为“江汉”，意思是已经张扬了我的雄威，成为吞噬南纪的根本。皇上即位后，又任用四位圣明君主的元老、丞相、中书令燮和雍熙，经营了十六年，正准备率百万大军南伐，到了郢地却因病下诏让另一位将领专掌军务而回还。公在军中辞谢，大意说：“谋划剪除宋朝的防线，是为了你。事情成功而病发，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确实有不讳之事，我当为你树碑，宣扬你的功勋，把爵位授给那些未必知道你必死之人的后代；能知道此事的，不就是他们本人和你的子孙吗？”四海听说后，都认为皇上把平定宋朝的功劳归于公，在他生前就已经超过了追思祜；到公去世后，又有今日追赠谥号之事。皇上又诏令他的长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广，幼子彬任中书省端揆，二人都相继去世。又诏令次子杠任中书左丞、行省湖广，孙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并比照封祜妻子君万岁乡的待遇；这又是怎样的荣宠呢？左丞如今来到鄂地，没有宅第，便在完官屋中居住，打算给这座堂取名。燧答应他说：“这座堂若不是白天访问、晚上修建，将来一定会在岁时祭祀太尉时，铺陈他的劳绩，夸张地宣扬他的功勋，以蝉冕之荣报答皇上，并把美名归于皇上。还必须写成文章，配以声律和谐的笙钟来助兴，作诗为它命名；除了称作‘续江汉’，实在没有别的名称可取。”

译这样便可以使他的精神魂魄乘云驾风，上升下降来到庭院，必定欣然说道：“当初我修建这座堂在北方时，这里千里之外还没有越过江汉。数十年后，我的儿子竟能在江汉祭祀我，希望他大概能够成就先人的遗志吧！”汉高祖与功臣盟誓说：“黄河若缩小得像衣带，泰山若磨损得像砺石，只要国家长存，也将延及子孙后代。”如今从黄河来看江汉，江汉还不到黄河的三分之一。黄河固然可以说像衣带，江汉却还应当成为衣襟。推算将来延及我的子孙后代的福泽，或许直到永远也没有穷尽；他们一定会从容依归于此，不会离开这里。公说：“把这些记下来，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公字柔明，于至元壬辰年赴任。人们见他不节俭，也不奢侈，不过分也不不足，宽宏而有容，谨慎而恭敬，坦荡而明达。人们互相谈论，认为他承继了太尉的遗体，也继承了太尉的遗风。《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而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典范法度。”这一年是嘉平庚寅朏日，姚燧记。《遐观堂记》　姚燧 长安城西有两条道路：西北通往咸阳，王公在这里开设府署，西北和南方三边的使者往来，车马仪仗出发和归来，宾客在尊俎之间候迎饯行，因而出行的人很多，这里就不列举了。西南道路通入鄠县，到山那里便无路可通，于是转向承接我这篇记文的一方；田夫、樵妇以及住在城中而在郊外有别墅的人，都会从这里出入。这地方本来就可以作为厌倦游历、想要退居者寄托身家的住所。两条道路同从一处出发，相距没有多少，但喧闹与寂静却截然不同，也可见利势所在与不在的差别。鄠路以北，距离城不过几里，是宣慰张公的别业。他在其中规划园林，筑台建堂，高大宽长各有寻丈，纵横可容十辙。清风吹拂的早晨，白日悠长的傍晚，四方美景尽收眼底，极目可望千里。秦、汉、隋、唐的陵墓、庙宇、池苑，以及因田夫劳作而兴废的遗迹，凡可凭吊游览、登临观赏之处，都没有把它们的高处如华阳、终南、太白、嵯峨、吴岳、岐梁等奇峰绝岭列入其中。这些作为三辅屏障、从古以来便存在的山峰，都环绕排列在窗户之外，仿佛可以卧在几席之上面对它们。我说：“观览得多么远大啊！古人建堂的很多，有比这里更壮观的吗？”如果真有，那么即使经过千年风摧雨剥，也应当略微存有倾圮的遗迹，可以在今天寻得；找到后就合拢木板装载，背着畚箕把它修复起来。由此可知，前代并没有因循旧例，而是由公独自创始。如今我和公在这里饮酒，难道只是随意而已吗？人的百年生命能有多少呢？只来得及欣赏它建成，却来不及忧虑它败坏；只来得及享受它完整，却来不及悲伤它毁坏。后世某个时候，或许在千年以后又遭风摧雨剥，有人登上我们倾圮的遗迹，说：“唉！这是什么时代？是什么人建造的？”公的名声不是已经长存了吗？公笑着说：“我哪里曾期望它能这样长久呢？”只要选择合乎您的话、又与我的堂相称的名称，就叫“遐观”，何不为此写篇记呢？我说：“公是通达而耿介的贵臣，请允许我和他说几句话，可以吗？”古人只说见到危难便献出生命，所以才获得守节仗义、杀身成仁的名声吗？明明可以不死却去死，仍然只是白白送死而损伤勇气。然而，在出仕与退处的关头，在死生所关涉之处，在善恶最终归宿之处，没有什么比做臣子更重大。假如没有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也未尝不把明哲保身视为贤明；这正是能够揆度道理、归依正义的臣子所能做到的。我曾听望诸君说：“善于创作的人未必善于完成，善于开始的人未必善于结束。”假如九原可以复生，恐怕就不能说秦国无人了。如今做官的人，我不知道谁是道义之臣；能够立志建立功名的人，也很少了。那些立志追求富贵、以私身毒害世道，最后纷纷遭受罪责、踏入祸患的人，首尾相接、接踵而来。他们在计算功劳、谋求利益之间尚且有做不到的地方，更何况揆度道理、归依正义呢？考察公的一生，他曾治理吏民，曾统率军队，也曾掌持法令。他的忠诚如日月星辰般光明，遭遇艰难也不被汤火扰乱；他的气概吞吐湖海，诚信如丘山般不可动摇。他看待竹帛上的记载和鼎钟上的铭刻，常有认为自己晚于古人、轻视前世，因而不值得去做的心态。因此，朝廷中的百官、山东数州的百姓、秦地和蜀地九路的民众、泸嶲一带执旃的部族以及方圆三千里的獠人，谁没有听闻他的名声、惊异他的才能，沐浴他的仁爱而畏惧他的威严呢？他五十二岁，最终因为为国尽力而退休归乡，靠鼓舞千指僮奴、让他们出力谋生，却甘愿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百姓。他读书来教育子女，饮酒来使宾客欢乐，打算这样终其一生；如果不是熟悉而看透世故、能够远观一代兴衰的人，能做到这样吗？天下的事情，大抵能够远观就能先知，先知就能接近事变的征兆。野鸡和兔子不能搏击人，谁不知道呢？但它们突然从道路旁跃出，有人仍会惊叫退避而失去平常的操守，因为是突然遇见它们。如果事先在数百步之外看见，即使不是野鸡兔子而是虎兕的凶暴之物，人也能够有所防备，就不会忧患了。这不也是我所说这座堂之外的微妙含意吗？不容易向别人说明，恐怕只有公能够理解。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年，以太中大夫、诸蛮夷部宣慰使的身份退休。至元又过四年，丁亥年六月下澣日，姚燧记。《元文类》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译《元文类》卷二十九，元代苏天爵编记 《凝道山房记》　吴澂 永平人郑侯鹏南，庄重严肃、清正谨慎，是当时的名士，却不因自己的才能而自满。他认为做官必须凭借学习，学习必须以求道为志。他的别业在滕州，筑山分隔出居住的地方，取子思子的话题写作匾额，称为“凝道不逺”。他从二千里外寄信来征求我的文章。世间建造屋室，往往请人作记，不过记载房屋的规制和营建的年月罢了。稍微能写文章的人都可以担任此事，又为什么要以我的文章为重呢？郑侯的意思，难道不是因为我曾讲习、听闻过儒家先贤的言论，想让我说明他所谓“凝道”的含义吗？唉，道不是容易说清的。容易说出的，未必是真有见解；没有真正见解却强作说明，就是妄言。我怎么敢这样做呢？孔子说：“实行尚且困难，说出来难道能不谨慎吗？”即便如此，郑侯的心意也不能不答复，难道能止于不说吗？请允许我说一些近似的理解：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就像水存在于大海之中。道中有人，就像水中有器皿。浸润灌溉器皿的是水，容纳承受水的是器皿。水中的器皿有的下沉、有的漂浮，器皿中的水有的进入、有的流出。器皿和水还没有合而为一。水在器皿中凝结成冰，器皿和水便合为一体，彼此不分离，水也成为器皿所有了。人对于道，也是这样。有能够使道凝聚的功夫，道就在我身上；没有这种功夫，道只是道，我只是我，道哪里会成为我的所有呢？人出生时，有的聪明、有的愚笨，有的贤能、有的不肖，但都同样具备这种本性，也同样承受这种道。道不会因为贤能聪明便增加，也不会因为愚笨不肖便减少。愚笨不肖的人不如贤能聪明的人，是什么原因呢？只是能凝聚道与不能凝聚道的差别罢了。唉，子思子所说的道之所以可贵，正在于能够凝聚它吗？凝聚道的方法，就是尊崇德性而以问学为路径。德性是我获得此道并以之为本性；像尊敬父母一样尊敬它，像尊敬神明一样尊敬它，便能保存而不失去，滋养而不损害。然而还要有进德修业的功夫。德性之内本来无所不备，但事理本来如此之处不可不知，事情理当如此之处不可不实行。想知道事理本然，想实行事理当然，除了学问还能靠什么呢？德性只有一个方面，学问则有八个方面，子思子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不必等我再说。所谓广大、精微、高明、中庸，都是这个道理。所谓新、厚、礼，也都是德性本来如此、理当如此之处；穷尽它、推极它，温习它、认识它，是以问学来增进我的知识；达到它、践行它、敦厚它、崇高它，是以问学来修养我的行为。尊崇德性归根到底在于敬，讲求问学则兼顾知与行。专一敬是树立根本，兼顾知行则彼此启发。问学的功夫达到一定程度，功效深厚，德性的本体和作用便会完整。广泛学习，这就是道之所以能够凝聚的原因吗？虽然如此，这不是可以用空话说明的，也只在于切实去实行罢了。这种道人人都可以获得，何况像郑侯这样卓异的人呢？他能否凝聚道，我将通过他的作为来验证。侯名云翼，如今任江南行御史台都事。延祐四年，临川吴澂记。《檥槎亭记》　元明善 汲县人张君锡写作《檥槎之亭志》，其中说了一件奇事：海与天河相近，大概曾有人乘木筏到达斗、牛星宿之间，人们追慕这件事，所以用它给亭子命名。从前君锡凭借才能放意游览，浮河到淮水，沿江向南，经过吴越，向西到鄂、衡，又到沅、澧，越过洞庭湖，顺流而下到彭蠡湖；内里装着木筏，筏中挖空，停在水的腹中，靠遮盖破旧衣物来避水，水渐渐从缝隙渗入，有时两个月也不能到达停泊之处。船夫等待吉祥时，狂风突然发生，水与风相争，船头船尾崩坏倾覆，桅杆折断、舵毁坏，茫茫然不知水底。又遇下雨，天色将晚；游历二十年，不知遭遇过多少次这样的险难。他疲倦了，向北归来，有官事留在中途；想必夜里在梦中惊悸，早晨见到它又害怕，却仍然把木筏的事作为事业，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说我害怕向南游历，确实如此。如今我安然无恙，难道不是没有在水中淹死的人很多吗？四周燕地千里，并没有湖江水患。依凭龙光，承受和煦之风的人，年老长寿、子孙昌盛，终究不会遭遇不幸，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曾试着考察自己二十年间的经历：饮食有许多禁忌，步行乘车有所选择，白天习武，夜间有兵卫，临到危险便躲避而心惊，稍有看见便噤声逃避；如此处处谋划，难道不是我自己为自己打算吗？可是有一天，却像轻尘遇到惊风一样，寂然无声、毫无踪迹，这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所处的地方像大海一样，所乘的船又像胶合的破舟，风水一旦相争，马上就会解体剥落，那些人尚且能够安然处之，固然也会使我感到危险。然而，世人共同安居而不认为危险的，难道不是大地吗？可是承载万物的是大地，承载大地的是水；水、火、土、石合成大地的形体，而连同水一起承载它们的，是天空。大地难道不是大船吗？天空难道不是大水吗？既然实在是大船削减大水，难道没有大危险吗？道虽然没有泯灭器物，却也应当有所败坏。十二万年以后，又有谁知道不会连同大船、大水一起趋向大毁灭呢？木筏本来就不存在，既然不存在，又何必等待檥槎亭呢？亭子也并非实有；有亭子必定以土地为根基，而土地尚且不能自有，又何况其他事物呢？即使如此，把我寄托在木筏上，就像万物寄托于大地，都是寄托，又有什么安危可言呢？”我说：“您的见识通达而旷达，为什么不再寻求一个与它相称的名称呢？‘槎’是沟中断裂之木，只能适合小规模渡涉，不能承受大的负荷。为什么不使它内部空虚，使它无所不容；使它外部牢固，使它无所不载？以道作为船桨，以时势作为漂泊的依据，让它漂泊在合义之洲，系泊在德行之渊。这样，取得大船承载的实效而不泄漏，借助大水运行而不倾覆，飘荡而悠游，木筏前进的道理就在这里。” 《顺州仪门记》，元明善撰。

译《春秋左氏传》说：“新建南门，不记载，是因为不是国君的命令。”这话不对。兴建工程一定要记载，但合乎礼制的工程可以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有所贬斥。南门大概就是鲁国国君的皋门。所谓“新建”，是指改建旧门、重新营建，必定是合乎礼制却没有记载；否则就是左氏的诬妄。当时诸侯有三座门：皋门、应门、路门。如今的州，依照古代伯、子、男诸侯国的制度修建仪门，是合乎礼制的。《春秋》对于合乎礼制的修建仪门之事不予记载，这里为什么反而要记载呢？这是因为“庆幸制度完备并顺从百姓的意愿，而且也没有违背《春秋》的防范原则”。所谓制度完备并顺从百姓的意愿，指的是什么呢？温榆水北面有一座古城，名叫顺州，隶属于大都路。那里土地肥沃，百姓淳朴。自从国家停息兵戈一百年，百姓受到涵养、浸润和抚育，生育繁殖日益兴盛，逐渐成为富饶的郡。郡城占据高亢开阔的地势，郡署分布在四周，仪门正处在其中最高的地方。高地上原有仪门的旧址，而且高地高高隆起，平日显得很突出。郡中百姓以不能在其上建屋为耻，于是便在那里建屋；这样一来，就可以在这里击鼓吹角、悬挂告示、发布政令，使本州显得雄伟，也足以震动百姓的视听了。至大四年，知州事梁君彦义刚到任；第二年，各项废弛的事务相继兴办起来，百姓因此大为和乐。百姓说：“我们没有诉讼来扰乱州政，我们的赋税也都按时缴足了。” 使君非常仁慈，不制造事端来危害我们。使君征召百姓服役，百姓一定乐意奔赴。于是梁君知道他的百姓可以任用，便与监郡某人商议，准备在旧址上修建岑楼。众人都说：“好啊！”于是当时请梁君拿出俸禄来带头捐助。不久，州中原中书右丞曹公的家族、如今的枢密副使石公以及各位名士，有的捐献建筑材料，有的捐赠钱粮，百姓全都像奔向父母一样赶来献纳。工程于皇庆元年秋七月开工，于皇庆二年夏六月完工。楼的规制端正宏大，屋宇高敞华美，涂饰着朱红色的漆，突然间仿佛天然生成。登上楼顶远望，北面是高耸入云的红螺山，即使相隔五十里，也仿佛连接着栏杆。东北面是黍谷山，那就是邹衍吹律的山。潮水、潞水两条河在白溆汇合，经过城东向南流去；吴地的船只前来聚集，通行于玄桥之下。西南面则是天都山直入霄汉，城楼的棱角和金色的酒爵般的屋脊，隐约处在葱郁美好的祥瑞之气中。众人的心情都非常喜悦。这样一来，郡中的制度完备了，百姓的意愿也顺从了。于是又有人说：“这件事不能不刻明兴建的年月。”便托请右丞的儿子、太保长史伟来求我撰写文章。我是太史，凡是撰文必定考察典章礼制，于是依据经书加以叙述，使人知道今天的州相当于古代诸侯的国，兴建制度完备的设施并顺从百姓的意愿，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因此太史很乐意为此撰写文章。如果这件事不足以合乎上述道理，却想借此求取名声、欺骗百姓的人，就是《春秋》所要贬斥的对象，君子对此应当谨慎。《武昌路学记》，元明善撰。武昌依傍墉山筑城，以长江为壕堑和护城河；“狭滇益引荆吴”，据守楚地中央而连接南越。宋人二百年间，在这里储备粮草、锻造兵器，使它险峻地成为边塞堡垒。元帝统一天下、视四海为一家之后，护城河还不够深，城墙还不够高。如今减轻刑罚、崇尚德行，武备渐弛而文教兴盛，百姓日益趋向礼乐教化的境域，却不知道使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原因：建立诸侯、设置屏障，标明疆界、彰显制度，于是便在这里设置行中书省，统辖四道宣慰使。元朝将领和高级官吏，都奔赴节度使署下，听从约束，奉行约期集会。因此，武昌自然成为重要的军事重镇了。凡是用来表率、激励、教化和引导众人的设施，应当有能够倡导各方、激励群体的作用。唯独这里的庙学狭小简陋，不称合司宪之职的要求；就像绍兴时期谈论保境安民的人，把成效归责于郡守一样，整顿纲纪必须严格，营建规划也应当赶快进行。礼殿、东庑、西庑、屏门、仪门、斋舍，共建房屋五十多间，端正宏大、坚固精致；朱红和青绿色彩绘装饰，神像、席位和帷帐，都按照礼仪制度设置；祭祀所用的尊、豆、钟、磬等器物也没有差错。祭祀仪式所需的讲堂、经阁等房屋，则没有重新创建，只是加以修葺。丁巳年五月开始奠基，到了己未年十二月，工程宣告完成。学宫后面的鹄山书堂，原已废弃而被豪强侵夺；经过征收清理，归还公有。正准备商议刻石记载事情的始末时，除地的人从地下掩埋处得到了一座龟趺，于是另行把贞碑安置在湖南。明善恰好担任参政，行省两府的官员来和我商议，说：“众人的心愿归于一处，奏报这项工程的完美，只希望奉行天意，思考如何劝导百姓尽职罢了。至于彰显当今、流传后世的事情，大家都希望有一篇记文。您过去曾在翰林院任职，哪里敢违背雅正的请求呢？不过记事必须载明事实，兴办学校应当追溯根本。礼制开始建立学校，以释奠祭祀先圣、先师；学校中设庙，自汉代以来才开始听说。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也是唐代以来才确定的。由学校尊崇庙宇，又借庙宇彰显学校；只有庙宇而不勉励学习，不合制度。若说报答就在于此，恐怕还浅薄了。天因此而使道理彰明，地因此而使法则清楚，人因此而使极则确立；天地人三才既已安定，万物变化才得以完成。推求功绩、衡量德行，天地实在参与其中；如此报答的谋划，哪里能有穷尽呢？圣朝龙兴而夺取北方天下，凭借弓剑开辟国家，却首先尊崇孔氏，表彰任用儒生；历代圣主赐予礼制、崇奉祭祀，增加谥号、提高秩品。若考察典章制度，彰明政教，刊举科举，士人登用贤能、建立官职，难道不是寄望于圣道来赞助教化天下吗？道并不以幽玄遥远为高尚，也不以空寂虚无为深奥；大的方面充满周遍于万物，小的方面流行于一身。法制严谨，权变周密，大概没有超出《易》《书》《诗》《春秋》之外，也没有脱离纲常和日常事务之间。” 至于穷尽学士向上通达的境界，达到圣贤所能达到的事业，本来不是一指一顾之间可以完成，也不是靠文章辞藻可以评判的；但君子就是这样，贤者也就是这样。所谓“德”，是说君子的德行并非徒有其表；所谓“才”，是说贤者的才能并非仅仅有才能。道理明白，义理确立，智慧周遍，行为圆满；当他施用这些而出仕时，细小之处没有遗漏，重大事务也有措施；当他舍弃仕途而退处时，亲近的人受到感化，远方的人也被感服。成为良臣、大人、守节之士、真正的儒者，并不是从外面假借而来，根本只在自身罢了。没有老师而能兴起，固然可以称为豪杰；接受学业而成就，谁还是普通百姓呢？多么美好啊！士人穿戴簪裳进入学校，恭敬地瞻仰新庙；在这里鼓琴、诵读，互相规劝、互相教诲，恭敬而庄严。本来求学，是培养正道以成就圣贤功业；后来求学，却只是到这里游玩，以便向春官献媚。于是行为歪斜，言辞虚诞，声音发出却没有人听进去，昏昧无知而善于拒绝来者。高大的屋宇、华美的匾额，只供你们燕居闲暇。求德却没有凭证，求才却没有标准。可悲啊！这岂止是背弃当初建造屋室的初心，恐怕还要辜负崇尚儒学的明诏吧？武昌处在南方边地，各城都严肃整齐；百官承受风教，众多士人磨砺节操。有的人怀抱才能而奋起，有的人怀抱璞玉而潜藏；声誉光彩盛大而不可遏止，我们这些人实在惭愧。即使如此，山川有流动有耸立，风气有融和有凝聚；祥瑞并不一定归于凤凰麒麟，珍宝也不一定等待金玉。” 伟大的人物、杰出的士人，将从今天开始纷纷出现，成为国家的屏障和栋梁。《虚室记》　元明善

译给居住的房屋强行命名，并不是古代的做法。给它命名为“虚”，其中的意义很宏大。明知不是古法却仍照着做，是文辞过多；意义宏大却有时止于言语，是不明白道理。我姑且试作《虚室记》说：截取十二根律管，使它们长短参差地立在地下，以黄钟之长为准。因此制成八种乐器，寄托五种音调，历代君王的音乐由此发生变化。选取二十八个字作为字母，错综组合四种韵部，彼此唱和，万七千二十四种声音便由此穷尽。雷在池中震动，云气聚集而降雨；甲壳破裂，蛰虫苏醒，脉络回旋舒展，沐浴着雨水而通达于无边无际。气因它而流动，形体万物因此各自变化。大地吐出气息，猛烈时便鼓荡；群山耸立、气机和畅时便嘘吸舒展；万物植物纷纷涌动，蓬勃生长。上面没有更高之处，下面没有更坚之物，四旁没有更远之地。那穹隆而苍苍的，就是天；庞杂而荒茫的，就是地。苍苍的天没有固定形体，只是无声旋转的气；荒荒的地也没有固定形体，只是浑厚凝聚的气。凝聚并不是不能进入，只是由天来开辟；旋转并不是有所间隔，只是由地来收合。人与万物存在于天地之间，阴阳掌管它们的生死；白天和夜晚只是一次闭眼、睁眼，开与闭只是一次成就与亏损。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从“虚”的角度来观察罢了。指着一株草来验证它：根扎在土中，芽出于地上，牙、叶、枝、干以及花、果又相继生长出来。指着一只鸟来验证它：先是卵，接着是雏鸟，不久便成为鸟；鸟又生卵和雏鸟。火也是如此，埋在地下的石头相击便会燃烧，火势相续便能燎原。水也是如此，承受母气；气停留，水便润泽汇聚而成为深潭大海。说天没有形体，如果离开日月星辰去寻找天，那么连天也没有了；说地没有形体，如果离开水火土石去寻找地，那么连地也没有了。大概上天所呈现的象只要有一项不真实，天道就废弃了；下地所形成的物只要有一项不真实，地道就废弃了。乾不能有一项真实，感应坤也不能有一项真实，凡是生存于天地之间的事物几乎都要熄灭。何况经历万古的时代、拥有亿兆的人口，能够不真实却占有自己的存在吗？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从“实”的角度来观察罢了。天地之间，不过是阴阳而已。阳是实的，但它的本体却是虚；阴是虚的，但它的作用却是实。阳不是虚，万物就无法产生；阴不是实，万物就无法成就。所以说，一实二虚，互相作为本体和作用。只有虚才能容纳，能够容纳所以神妙；只有实才善于发出，善于发出所以变化。父亲之道、母亲之道，以及人与万物凭借天命互相资助，哪里有把它们归为一端的道理呢？危子说：“我是老庄一派的人，以虚作为道的本体，以虚来作用于万物，遨游于太初，与自然相合。” 所以他勉强给居室命名，大概是想处于无我的境界吧。元子说：把天地同老庄相比，不加辨析地把二者并列，是把老子、庄子看得太浅了。老子、庄子怎么能够超出天地之外？如果不能超出天地之外，又怎么会肯定有一个自我，而完全废弃对万物规律的明察呢？那么，危子的学说只是揭示了其中一个方面，隐藏了全部大道。难道是说：人人都取实，唯独自己取虚，茫然恍惚，却巍然自有余裕吗？《万竹亭记》　元明善 李仲渊君由四川行省员外郎入朝任监察御史，我与他分别十五年，彼此在万里之外互寄文章。一天，他忽然从京都到来，我非常高兴。闲谈时他对我说起成都的乐趣，说已经买了房屋和田地。他的弟弟叔行在蚕茨有田地房舍，住宅四周种竹，竹子不下十万竿，在竹林间建亭，覆以白茅，命名为“万竿竹”；实际上不止一万竿而称万，是为了表示数目充盈。亭子西面是嵯峨的雪山，如玉柱般直立霄汉；东面是岷江的支流，洪水奔流入海。亭子靠近长溪，可以汲水，也可以捕鱼；溪水环抱亭子几乎合围，然后流去，与江水相接。每当风清日美，眼界便因环境而开阔，各种忧虑像冰一样消融，神情舒畅开朗，超然于尘世之外。有时在风雨之夜，溪声和竹声纷乱入耳，进入清幽的声音和深远的思绪之中，使人心情肃然。有时下雪，有时月明，亭子和竹林都与之相宜。我们兄弟常常来这里，非常喜爱这座亭子，白天相对吟哦，夜里相对而眠的日子很多。将来我打算弃官归老。请您和我的弟弟为它作记。仲渊兄弟三人，我还没有见过他的哥哥和弟弟。曾读过他哥哥伯诚的文章，从文章中知道他很贤能，只是不知道叔行。现在看这篇志文的意趣，也可以想见其为人贤能。一门兄弟文质彬彬，他们先大夫的贤德也就可以推知了。王子渊、司马长卿、扬子云，以及苏明允父子，光耀当代，名传后世，大概都是蜀地才华芬芳、果实茂盛的人才，使仰慕者受到震动。仲渊兄弟出生在关中，在三川求学做官，又将终老于成都。难道不是因为居住在他们的乡土、仰慕当地人物，于是承袭其茂盛的芬芳，采撷其华美的果实吗？如果不是这样，竹子哪里没有呢？然而成都自古以来遭受兵祸最为惨烈，自从纳入我国版图以来，至今六七十年，上天和国家用来安定、休养百姓的措施已经十分完善。因此，若仲渊兄弟得以安保无虞、思考长远的美好谋划，假使正逢当时战争频繁，还能看见砍竹作城桩、填溪筑堡吗？还能欣赏亭子吗？还能相对吟哦、对床夜话吗？如果他们果真能够及时得到安老的机会，正应当感念国家承平的恩泽。我曾想借一次出行经过潼关、华山，纵览三辅，取道汉中来观览全蜀，泛舟江上游历吴楚而归；如果偶然遇见仲渊骑马同行，便在蚕茨询问叔行，登上万竹亭，核实仲渊如今所说的话，然后置身于贤能兄弟之间，也还足以换得一昼夜的谈论吟咏。现在为这座亭子作记，请叔行把它刻在亭子的石碑上，用来占验这次游览能否实现。若果真实现于此后百年千年，难道不会成为万竹亭的一段佳话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济南龙洞山记》　张养浩 历下有许多著名的山水，龙洞尤其优美。山洞距离城东南三十里，旧名禹登山。考察《九域志》，大禹治水到过山上，所以这样命名。山中有潭，时常冒出云气，遇到旱灾祈祷便会下雨。前朝曾封其神为灵惠公。洞前层层山峰高耸入云，名叫锦屏、独秀、三秀。佛教徒居住在这里。从锦屏山到佛寺所在的山，陡峭岩石环绕合抱，飞鸟也难以飞到半山。山中有石龛房屋，宽广得可以容纳十几个人，四周雕刻的佛像很多。世间逃避战乱的人大多藏在这里。上下依然有两个洞穴，下面那个洞旁有路可以曲折地向东出去，称作龙洞，就是这个洞穴。远望洞口幽深，我私下想和同来的几个人一起进去看看。有人说：“里面极其昏暗，没有火把不能前进。”于是命令仆人点燃一束茭草在前面引路。刚开始仿佛高而宽阔还可以直身行走，不久就要低头；不久便要弯腰；又不久要跪着爬行；再不久只能匍匐；又不久便整个身体贴地像蛇一样前进。等到所引导的火把熄灭，烟雾浓重地充满洞中，想退身却没有空间，引路前进则前方狭窄又加上烟雾，于是只好反身屏气、捂住鼻子，心中惊骇慌乱，恐惧极其严重，自己以为性命将尽，死在这里再也出不去了。我勉强呼喊让大家快走，众人因为烟雾无法出声回应，我心中更加恐惧。

译但我恰好走在最前面，忽然得到一点微光，料想洞穴终于到了尽头，便用尽力气奋身而出，像鱼跃一般，这才得以脱身出来。这样前后不过一里左右，大家会合后，有哭泣的，有恼怒的，有辱骂的，有互相讥笑的，有跺脚后悔的，有耸肩喘息的，有庆幸活着而抚摸额头的，也有摘下帽子叩头、详细陈述狼狈情状的。只有引路的一个人，年幼、形体瘦小，先出来时仿佛毫无动静；见众人都已疲惫，也假装害怕，像是快要死去。他在洞外，便举酒给进洞的人每人斟两杯；即使平时不饮酒，也一定让他喝尽，名为“定心饮”。我因而默默回想从前韩文公登华山，登到极高处，受阻而不能返回，连日号哭，听说的人便替他向县吏说明，于是县吏派人把他救下。我曾怀疑这件事未必有根据，如今亲身见到这种情形，才知道韩文公的哭喊确实可信。唉！不登高、不临深，是前代圣人的训诫；我们却为了细小的娱乐，几乎使父母遗留给我们的身体压死而无人怜惜。这样的警戒难道仅仅是“终身不可忘”吗？我私下担心后来来到这里的人不知道危险而误入此洞，所以记下这件事来告诫他们。进入洞中的有某官某等，坐在洞外饮宴的有某官某等，共十一人。《邵庵记》　袁桷 雍虞伯生在住宅的一角划出地方建了一间庵屋。得以奉养父母、使他们冬暖夏凉的闲暇时，他便怡然自得；吃饱了就在其中歌唱，晚间在里面安然休息。这间屋子温暖严密，朴实而完备纯粹，并且内部深邃而空旷；像璧玉一样环合，像镜子一样明亮。门轴圆、门扇方，开合随动静而变化。天气温暖干燥时，便敞开衣襟以舒展清气；天气凄冷严厉时，便退居幽隩以休养和气。向左顾看、向右瞩望，心神安定，气息寂静。白天把握活动，夜晚扎根于宁静。不向外界求取装饰，而处在万物会聚之处，以充分发挥它的荣美。有人来观看，庵屋不过宽广寻丈，旁边设置《易》图。图中除去卦象五十有六，凝视它，开头相击而末尾相应，迎接它并存留于心。风一来水便涌动，审察声音而遗忘形体，更加涵养自己的性情。忽然驾驭浮游之物向上远行，便会奋力搏击而到达；驾驭潜伏的园囿而安居其中，却不能任意自为。有人说：“不是轻视世俗、远行高举的人，不能独自领会它。”伯生说：“从前邵先生，生逢政治清明、国家安康的时代，赏玩芳草以自娱，不偏激也不随波，顺应时势的盛衰，这是儒者的准则。我将尊称我的庵屋为‘邵庵’，怎么样？”袁桷说：“可以吗？这名称没有过失吗？敦厚而灵明，是您的先德；峻洁简约而精纯，是您的光彩。自从您出仕以来，声名日益扩张，没有人能穷尽它的范围。如今孜孜不倦地学习声音、笑貌等表面文章，难道还是从前的志向吗？努力吧！这间庵屋的形制，简易却不使人受困，简朴却不偏倚。它从万物中取法，并不是为了熔铸改变我；由质朴而成就礼制，已经没有超过它的了。”于是设酒为他祝贺，助成他的美好德行。烟霭氤氲，是道的门户；诚恳深厚，是德的根本。这庵屋多么美好，足以作为永久居住之所吗？《董子祠堂记》　曹元用 汉代中大夫董仲舒深通《春秋》，他的学问醇厚正大。他有见识，汉武帝时上奏《对策》三篇，切中当时弊病，促使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先儒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孟子之下。他两次面对骄横的君主，行动必定遵循礼法，守持正道而不阿谀。当时公孙弘正凭借迎合取悦皇帝而位居宰相，所以董仲舒终身不能再次进用。孔子去世已经很久，异端一同兴起，学者越来越失去圣学的传承。秦汉以来，懂得大道的人很少，只有董子能够讲正义而不谋求利益，阐明道理而不计较功劳，以仁义礼乐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作为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工具。他论说道的根本，以及阐明天性的学说，多数合乎圣人的法度。他的言论深奥广博而宏大深厚，充满余味。有人竟讥讽他见道还不够明白，我私下认为这是过分苛责。即使拿子游、子夏的言论与孔子相比，尚且会有瑕疵，何况董子承接秦代焚灭学术之后的局面，却能达到这样的道境，哪里容易得到呢？假如他在孔门求学，可以列于十哲之次；假如他居于宰相之位，可以兴复三代的政治。刘向认为他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管仲、晏婴也比不上他，真是深知其言啊。按《汉书》记载，董子是广川人，广川属于汉代冀都郡，就是今天景州的蓨县。县西南乡有广川镇，他的别墅称为董家里，那里有祠堂，唐宋碑刻至今还保存着。县北门道路旁从前有董子祠，不知道创建于何时。国家大德初年，县人林士豪曾经加以修补。天历元年，承务郎、县尹吕思诚君到任，开始在祠下拜谒，回头看着祠堂叹息说：“祠堂正当交通要道，却狭窄低洼到这种程度，不是用来安置董子的地方。”八月，他把祠堂迁到县治以东；东面有高三丈的台基、两层高的杰阁，原来是官员游憩之所，于是更新修缮破败倒塌的建筑，定名为董子祠，更换董子的衣冠塑像，全部遵循古代制度。第二年某月落成，便认真修举祭祀之事。蓨县旧日没有县学，吕君又在祠下修筑讲堂，设置东西两斋，命教谕刘澂暂代董子祠事务；每月朔日、望日先拜谒孔子庙，随后再拜谒董子祠。又制作孔子像，安置在社学中，使百姓知道应该归向仰慕什么。吕君字仲实，是平定州人，由国子监伴读擢升为进士，补任辽州同知，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服满丧期后接受蓨县任命。他清廉勤勉而无私，遇事明断；有持续十年而不断的诉讼，他便耐心以道理劝谕，往往使双方都停止争讼。他爱护百姓，办理政务能够集中力量而不扰民，百姓都敬畏他的威严、感怀他的恩惠，境内大为安定。陵地道士因为久旱，带着名叫小青的卢师蛇来到，郡中官员列队跪拜祈祷，吕君大怒，想抓住它杀掉，道士哭着请求，才得以免死。过了几天果然下了雨，他在这件事上不受迷惑就是如此。我和令尊廉访君过去曾一同在宪台任职，如今赞赏他有这样的儿子，并且能够做官，所以为他作《董子祠堂记》，又作享神辞来继述。这篇辞说：蓨县的土地，平原肥沃广大；这里有一位贤哲之人啊，道统传承千古。道统传承千古啊，成为法纪和纲常；美善的谋略确实充实，嘉美的言论极其彰明。上天既然保佑我们的蓨县，厚重地降生了元代的贤哲；我们不能迎取他来作为老师，这就是自己断绝了机会。层层高台啊巍峨，杰阁啊如鸟翼飞张；神灵啊有所凭依，祠堂祭祀啊没有违失。想念他的高尚风范仿佛仍在，希望自己增进德行而更加努力；从今以后啊，不要忽略，不要懈怠。《考亭书院记》　熊禾

译周朝东迁，孔夫子于是出世；宋朝南渡，文公于是诞生。世运升降的关头，上天必定安排大圣大贤来担当，因为三纲五常之道寄托在他们身上。道统是有传承的，伏羲、轩辕时代已经遥远了；自陶唐氏以来，至今已有六十二个甲辰年。孟子历数道统的传承：称帝称王的一千五百多年中，就是尧、舜、禹在冀地，商汤、伊尹在伊、亳，文王、武王、周公在岐、丰。此后称霸称强的两千多年中，道统所寄托的仅仅如此，儒者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向后世凭借的了。唉！若没有孔夫子的六经，五帝三王之道就无法流传；若没有文公的四书，孔夫子之道就无法彰明。人心没有主宰，利欲支配世间，难道会有止境吗？《孟子》七篇末尾所说的大圣人所处时代并加以评论，难道他独自没有感慨吗？唉！自文公以来又一百多年了。考亭书院建成后，可以和鲁国阙里相比，起初名为竹林精舍，后来改名沧洲。宋理宗表彰文公的学说，把文公列入孔庙配享，才赐给书院匾额。诸生世代守护他的学说而不使它衰落。龙门县侯逢辰明白看出这种道统关系到世运，所以在这里再次郑重致意。戊子年，侯任郡判官，才得以修复书院。县令、原澶州人郭君瑛又在此基础上增建扩充。乙巳年，侯任南剑郡同知，路过这里拜谒祠堂，回头对诸生说：“居处已经完备了，难道不应当有所涵养吗？”书院旧有田地九十多亩，连春秋祭祀尚且不够。侯捐出田地作为倡导，郭君恰好从北方来，便商议同各位名贤的后裔以及本地士大夫共同办理，大家一致响应，合计得到田地五百多亩。供给祭祀有余的部分，就用来供给师生的廪膳，名为“义学田”。起初省府任命文公三世孙朱沂为书院山长；朱沂去世后，诸生请求由四世孙朱椿继任。侯把这件事报告给当权者，又增加弟子名额，将此事交给县簿汪君防办理，并且写信来说：“供养大致可以供给了，但教育学生不能没有老师。”于是认为我禾还算有些见识，叫我同前贡士魏梦牛分别教授大小学。侯大概还深感不足，后来又嘱托我记述此事，我将用什么话来写呢？再三思考，文公的学问，是圣人关于整体本体和广大功用的学问。落实到自身和内心，就是德行；施行于国家天下，就是事业。它的本体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它的功用则有治理、教化、农事、礼仪、兵事、刑法等制度；它的著述则有《小学》《大学》《语》《孟》《中庸》《易》《诗》《书》《春秋》、三礼、《孝经》《图书》《西铭》《传义》以及《通鉴纲目》《近思录》等书。学者学习这些也就罢了，如今却只知道诵读研习文公的文章，对于本体和功用的学问却从未探究，这能叫善于学习吗？何况还说要体会它的整体、发挥它的广大功用呢？文公对于考亭，门人蔡氏渊曾说：他晚年闲居在探究根本和本原的境界，充实涵养而敦厚深沉，有人不能窥见其中。大概他在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之时，早已从延平李先生那里听闻老师的学说，体察实践得十分纯熟。虽然他向学者讲说学问不止一个方面，但以敬贯通动静的关键，即使圣人再生，也不会改易这句话。唉！这就是古人传授接受的心法。世人沉溺于只在口耳之间的学问，哪里足以窥见它的精微呢？文公修订三礼，从乡里到邦国，王朝的大纲小纪，详细的制度和简略的条文，全都交给门人黄榦办理。并且说：“如果将来采用这些礼制，固然应当穷尽天地变化，斟酌古今宜当之处，同时还要通晓南北风俗，减损文饰而趋于质朴，以求得其中正，是可以的。”文公的志愿能够实现；如果有圣王兴起，一定会取法于此。唉！古人为政的大经大法，平时既没有素来学习，一旦遇到事情，只看重小功和眼前利益，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受到至善政治的恩泽呢？秦人断绝学术之后，六经没有完整的书籍，像井田、学校之类一切古人经营人道的制度都废弃了。汉代还接近古代，但其中治理天下的大关键已经失去了。如今天下统一，京师是首善之地，建立国子学，振兴文教，文公的四书正好成为世间大用之学，这又不是世运正在上升的一个征兆吗？邵氏《观化》所说的善于随时变化的原则，帝王之道可以兴起的道理，按时代考察就可以明白了。如果真能在这里推究伏羲、轩辕以来的道统，充分发扬孔夫子继承古代、建立规范的志向，上至辟雍，下至庠序，祭祀制度和教育法则，一概以我文公的教训为准则。古人关于整体本体和广大功用的学问重新施行于天下，难道不就从这里开始吗？如今文公祠以文肃黄榦配享，这是旧有的典制；又以文节蔡元定、文简刘爚、文忠真德秀从祀，这是建安、武夷的旧例。我文公关于本体功用的学问，黄氏大概最接近了吧？其余诸人都守护文公之道而不改变，他们配享文公实在十分合宜。文公生于建炎庚戌年，地点是剑州南溪；他的父亲吏部韦斋先生曾在国朝做官。文公胸怀经世济民的大业，恰逢权奸相继掌权，郁郁不得施展；道学又成为世间的大禁忌，文公和门人更加努力坚守、安贫自持。庆元庚申年，文公死于考亭；十年后的庚午年，边疆战事发生；又过六十七年，到丙子年，宋朝灭亡。文公的曾孙朱浚以死守节而著名。唉！大圣大贤的出生，难道同天地的变化、盛衰的运势没有关系吗？这哪里可以用浅薄的话说清呢？孔夫子的六经不能在后世施行，而文公的四书却能在当代显著流传。文公本人虽然在当时受到压抑，但文公之道最终在后世得到信行，这是上天的安排。南渡以来，中原的文献几乎将要断绝；自左丞覃怀许衡倡导阐明文公之学，家家诵读他的书，人人尊崇他的道。凡是启发君心、培植宰相事业、以开创太平根基的种种作用，都是文公遗留下来的恩泽。侯创建义学时，东平袁君璧恰好因公事来到福建，访求文公后裔，表彰朱浚的两个儿子林彬，让他们在省长南溪、建安两所书院主持事务，奉祀韦斋及文公。又因为考亭是文公旧宅，恳切地向诸生说明，小学是入门的要道，尤其忧虑师道不能建立。后来金华陈君举主管文教，吴防为国子学征集藏书，考察寻访文献，并且想在这里继承完成文公的志愿，以恢复六经古文为己任，这确实是伟大的典制，但必定还要等待时机。天道循环运行，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想要观察周代之道，除了鲁国还能到哪里去呢？正统的学术一脉赶快兴起并接续它，那么天地的心意、百姓的命运和万世的太平，难道不就在这里吗？

译侯的功劳不也很深远吗？侯家世代以德行显名，他在福建任职，以教化施政；道南七所书院都由他重新兴建。考亭西北方有座山叫云谷，晦庵居住在那里，他也为之振兴废弃的设施。汪君在山脚下建门作为标志，凡是文公的坟墓、住宅，也都随即立碑标明，希望人们知道这是施政的首要事务。精舍创建于绍兴甲寅年，前堂后室，形制非常朴素。宝庆乙酉年，县令莆阳刘克庄才开辟文公祠。如今的燕居庙，是淳祐辛亥年漕使眉山史季温旧日建造的。书院重新营造时，只依照文公亲自创立的旧制，不敢改动栋宇、门庑，却焕然一新。县中士人刘熙实际主持了始终。义学的创建兴办，由宋奕、黄枢首先统领办理，华□孙叶善夫、赵宗叟、盱江李庭玉也参与谋划。至于充实府库、修缮屋宇，直到工程完成，则是虞子建、刘实的功劳。各位贤者的劳绩都可以记载。当时的提调官总管燕山张仲仪、教授三山黄文仲，以及捐助田地者的姓名，都刻写在碑阴。甲辰年之后第三年，即大德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后学熊禾谨慎记载。《元文类》卷二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三十　元代苏天爵编记。《克复堂记》　虞集。“克己复礼”的学说，在圣门中只有颜子听闻过。当时七十位弟子中，大概还有人没能全部听到。后世晚学却能在书册中诵读颜子的言论，在千年之后听闻他的学说，难道不是幸运吗？我曾回过头来探求这件事：沉溺在物欲道路上的人，固然与此无缘；而知道用力去做的人，也仅仅足以达到原宪所难以做到的程度。至于拔除根本、堵塞源头，彻底摆脱而不久便能恢复本性的人，世上非常少见。既然如此，只要有志于圣贤之道，除了这件事还能到哪里去呢？然而这件事难以说清。过去程伯子年轻时喜欢打猎，等见到周子而有所领悟，便自以为这种爱好已经从胸中断绝了。周子却说：‘这话说得太容易了。’十多年后，程子在路旁看见猎人，不觉流露出喜悦之意，这才知道周子识察得多么精细。唉！自颜子以后，像程子那样高明敦厚、纯粹精微的人，只有一个。他做学问，必定不只是像原宪那样强行克制，这一点很清楚。他在这十多年间，难道没有下功夫吗？可是这种爱好深藏潜伏在极细微之处，不能不在仓促之间显露出来。唉！这真是微妙。若不是周子识察精细，本来不足以知道它在十多年前就必然会发动；若不是程子观察得细密，又哪里足以在十多年以后自己察觉它已经发动了呢？这本来不是可以同迂腐的学生和偏曲的学者谈论的事。可是一般人竟想凭借粗疏苟且的功夫，希望接近它万分之一，行得通吗？行不通吗？这正是我非常害怕、从早到晚不敢忘记的事。国子伴读康生敏以“克复”为堂名，来请求我写文章作记。我既赞赏他仰慕崇尚高远之道，又担心他把这件事看得容易，所以写下这番话，放在墙壁之间，使人得以观览，从而帮助他在走得远、登得高的道路上有所进益。《诚存堂记》　虞集。古代君子说到居处，住宅叫作安居，大屋叫作广居；他们用来安顿自己的处所，多么安稳庄重、尊贵高大啊！为什么他们如此安定、厚重、尊严而高尚呢？我私下认为，君子之所以能安定、厚重、尊贵、高尚，本来不依赖外物；但上有栋梁、下有屋宇，使身体得到休息、德性得到涵养，难道是随便建造的吗？集贤待制鄱阳周君建造这座堂，地基必定牢固，材料必定精美，砍削必定精纯，涂饰、构筑、连接必定坚固严密，曲折的形势必定周全端正，门窗必定通风明亮，温暖清凉必定适宜，足以供后世居住，长久而不厌弃。建造屋室的道理全都具

译备了。等到堂建成，他却一点也不因此自我放纵，反而急切地题名为“诚存”。这个用意难道浅薄吗？只是让集为它作记。集哪里足以知道其中的意义呢？姑且就这座堂来谈：仰身上升、俯身下降，尊卑高下的位置确定了；处在幽深处而面向光明，内外的区别严明了；左边作揖、右边谦让，长幼的次序排列了。用来祭祀，用来奉养；用来宴饮，用来进食，父兄宗族的亲情都在这里；乡党同僚朋友的情谊，也可以在这里融洽。静时用来涵养，动时用来思考；早晨振作，晚上安宁。明亮得像烛火照耀而不会迷失，灿烂得像陈列有序而自成文理；沿着它实行，步步没有违逆；坚定地归本，根源没有差异；绵延不断地相继；浑厚充实，没有空隙和退缩之处需要弥补。像这样，大概才接近“诚存”这个名称和意义吧？但集又哪里足以说明它呢？大江以南，鄱阳是大郡，物产丰盛、家家富足，土木建筑的盛大程度彼此相当，又以文雅相互推重，难道没有用美名来标表居处的吗？夸耀的名称已经铺张，警戒的名称又流于末节，却没有人像这样返求自身，切实追求其真实而宏大的意义。集又怎敢不为它作记呢？可惜集不足以真正了解，也不足以充分说明。谨记如下：周氏诚存堂，建于某年，完成于某年；命名者是集贤大学士姚公端甫，题写者是集贤侍讲学士赵公子昂。蜀郡虞集记。《思学斋记》　虞集。我起初在京师认识临江杜伯原甫时，见他博学多闻，心中敬爱看重他；偶尔向他请教，他的应答充沛无穷。他关于天文、地理、律历、卜祝、神仙、佛教的学说，往往是从世外之士那里获得的。至于根据人情时势和事物变化，讨论政治的方法，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当时有大臣发现他的才干，推荐任用他，荐书上报尚未得到任命，大臣却突然因事败露而被处理。原甫对此淡然如常，毫不介意，便到客舍取出《诗》《书》《易》《春秋》，全部删去传注，重新抄写，慨然有直接从原书中探求圣贤遗意的想法。不久，他离开京城隐居在武夷山中，他的朋友詹景仁资助他，使他能够尽情实现自己愿意学习的志向，而我没能跟随他。延祐庚申年，我居丧在临川，原甫派人来告诉我说：‘我著书来探究《皇极经世》的根本，你来同我共同讲论吧。’又说：‘我用“思学”命名斋居已经很久了，请你替我作记。’第二年，我服丧期满，到吴中扫墓，准备溯浙江、越过山岭去履行约定，却因有召命而未能成行。又过四年，景仁来到京师，常常提起《思学斋记》。我说：‘原甫高迈超俗，又能闲居山林，不受世事侵夺，他所成就的，大概一定远远超过常人了。我哪里足以谈论他呢？我如果勉强谈论，也只能说人们已经知道的；他尚未被人知道的，本来就无法谈论。以后我向原甫传授学说时再执笔写作，也还不晚。’景仁说：‘不行，一定要有话回复原甫。’于是我试着诵述自己所听到的：古代所谓学习，没有别的学问，只是学习内心罢了。心的本体，足以同天地的气量相通；而发挥它的功用，又足以接续完成天地尚未完成的事。舍弃这一点不学，反而向外寻求，那就不是圣贤的学问了。然而它的关键，不超出仁义礼智本来具有的德性；它表现在万事万物之中，虽然变化极多，也没有超出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这些关系之外。所以说，圣人不过是人伦的极致。圣人达到了极致，而我还没有达到，所以必须学习；要探求他所以达到极致的原因，就必须思考。那么凭什么知道圣人呢？凭他的言语和行为罢了。说圣人所说的话，实行圣人所实行的事；可是反观内心仍有未尽之

译处，落实到自身又有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才需要思考，这当然不是茫然无所依据而妄自驰骋。那些顺着事理而不知考察，违背事理而不觉反省，心神不定地随着客气的感触来回摇摆的情况，何其多啊！竟有人为此提出学说，反而想断绝伦理，把心封闭得像墙壁一样，等待突然觉悟，在接触事物时才有所感觉，这不是危险吗？

译如今在这里求取却得不到，便想从别处下功夫，希望侥幸得到万分之一，反而以抛弃学问自负，果真算善于思考吗？唉！学习固然始于思考，但善于思考的人必定有所承受和依据。现在那些从事思考的人，好像火刚刚燃起，却被烟雾郁闭；泉水刚刚涌出，却被泥土堵塞；草木刚刚萌发，土石又必定压迫它。等到它发出来，已经十分艰难了。所以若不是资质高明的人，很难立即贯通，更何况思考的道路不正确呢？然而我曾听说，明睿所照见的，不像考索所能达到的。到了明睿的境界，也就没有什么需要思考的了。无思，便接近圣人了。它的开始就在于完整地涵养、沉潜浸润，时机到了便自然变化；有些并不在于人为，这难道不是盛大的吗？请把这些话拿去同原甫质正，或许他会有所取用，便借此作为记文。《舒城县学明伦堂记》　虞集。学校，是讲学的地方。古代本来没有庙，学校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奠礼，那也不是庙。后世才建立庙宇来祭祀孔夫子，并通行天下；三四百年之间，礼制逐渐兴盛。我国郡县无论大小，都可以建立学校，尤其重视庙宇。因此主管官员修治祭祀典礼，不敢缺少；但至于没有老师，或老师不是合适的人，有时却无暇顾及。这是士大夫因循苟且的普遍弊病，归根结底是他们的见识思虑本来没有达到这一层，不足为怪。舒城是古老的县邑。自宋朝末年，屡有军事战事，所以学校的兴盛稍稍不如东南地区。然而这里山川高深，风气完备严密，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具有中原人质朴诚实的美德；又有奇岩幽谷，往往留有昔贤名人的遗迹，足以感化当地人，而当地人也乐于谈论，因此这里的风俗容易教化。延祐乙卯年，前任县令杜思敬首先重建庙宇，但讲堂低矮简陋，没有修治，日久更加毁坏。部使者宋公翼曾督促县令改建，县令以旧有缘故推辞。到了燮理溥化登上科第、成为古进士，任本县县令，才拿出自己的俸禄，决定材料、准备工匠，在天历己巳年拆除旧堂而重新建造。整座堂有三间，规模宏大开阔，开始同庙宇相称。不到一年便告成，具体是某月。监督工程的是典史周允，以及年高有德的儒者宋杨椿、傅熙、宋文富；到场管理施工的是范应月、胡立本，也都是儒者。至顺七年秋，燮理君因职务到京师，登门来请求我写文记述此事。如今郡县官吏忙于文书和期限，尚且没有时间治理，何况教育呢？燮理君治理县邑，知道重视学校；对于办学，又知道重视讲习，难道不是懂得根本吗？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关系，本来就是天理自然如此，不需要人为强行命名。人所遵循的道，难道有超出这五种关系之外的吗？然而把它阐明，就能使秩序井然；不阐明，就会败坏，这就是教育所以兴起的原因。人的气质虽然有千万种不同，大体不过是智与愚、贤与不肖的分别罢了。这些人伦，愚者有不知道的，不肖者又违背它、远离它，所以毫无疑问需要启发教导、纠正引导。至于贤能而有智慧的人，就是所谓资质美好的人；对于人伦所在之处，也知道求得尽自己的心力。然而如果没有听闻圣贤的传授，没有经过老师朋友的辨析，就不足以知道天理的节文、精义应当落实的地方，于是任凭直接的感情径自行事，必然会落入私意所为。似是而非的接近、细微的差别，流弊反而会使他丧失本心的正当，并给世俗留下无穷祸害。这件事同教育相关，是最为切要的。因此古代学校的教育，全都以阐明人伦为职事。难道不是忧虑深远、考虑长久吗？唉！洒扫、应答、进退而敬慎其事，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之学就在其中；服侍劳作、奉养长辈而尽到职责，存养精神、认识变化的奥妙也已在其中。不超出屋室门户庭院这些近处，天地万物的深奥已经具备；不离开耳目口鼻的作用，阴阳鬼神的精微已经贯通。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道理，也太伟大了。所以说，圣人不过是人伦的极致罢了。不加以阐明，谁能知道呢？唉！其中的道理也真是精微。登上这座堂的人，看到它的名称便思考它的实际，根据我的话去探求燮理君的志向，大概可以有所观感吧！从前本县的君子有李公麟，伯时曾在龙眠山读书，因而用龙眠自号。所以县治东面飞霞亭北边有龙眠书院。国初，东禅寺僧人把它并入寺中，书院便废弃了。燮理君在清心池亭上方找到一块空地，那是伯时与苏子瞻、黄鲁直等贤者共同游览过的地方。于是开辟土地建造房屋，恢复书院旧制，扩大求学的场所。燮理君对待百姓，真有古人的道术啊！后来的人希望能够长久继承下去。《孝思亭记》　虞集。国子伴读茌平梁生对我说起他县里的善士：“张氏兄弟以孝顺友爱著称于乡里，在先人墓地左边建亭，种植松柏，郁郁葱葱长成树林。他们请求监察御史周景远题写‘孝思’二字来标明这个地方，又请求文章作为记。”我曾听说，古代君子制定礼制，大概没有墓祭。祭祀鬼神，寻求阴阳的道理已经完备。墓，是遗体收藏的地方，如果在这里祭祀，难道不可以吗？可是古代君子制定礼制，墓地不举行祭祀，为什么呢？凡是有国有家的人，必定有寝、有庙。庙是祭祀的地方，墓不是祭祀之所。有庙就必定有神主；神主开始设立时，要举行三次祭祀来安虞它，送回之后必定奉入宗庙，按岁时祭祀，说：‘这是神明所依托的地方。’有父庙的人，从自己的兄弟子孙都来祭祀；有祖庙的人，从父亲的兄弟及其子孙都来祭祀；有曾祖庙的人，从祖父的兄弟及其子孙都来祭祀；有高祖庙的人，从曾祖的兄弟及其子孙都来祭祀；有大宗庙的人，同族的兄弟子孙无不来祭祀。

译这就是合并宗族的重大法则。近世士大夫家庙神主的制度，有的没有考察清楚，传了一两代以后，甚至有人弄不清世代次序，何况普通百姓呢？这本来就是君子深深叹息的事。古代的制度不能恢复，但幸运的是还保存了一点。如今中原地区地势平坦、土质温厚，所以修建坟茔时，从高祖、曾祖以下，凡是子孙都能依次附葬；按岁时上坟时，还能知道各自所在。这里是某位亲人，那里是某位亲人；在墓下拜祭的人，谁是某位亲人的儿子，谁是某位亲人的孙子，其中实在有维系族姓的深意。后世君子如果根据义理创制礼制，那么设置墓亭本来就不应废止。张氏兄弟诚挚地建造墓亭，难道不是懂得根本吗？他们以孝友著称于乡里，是应该的。张氏兄弟三人，名叫通甫、钦甫、君甫。张氏后代必定有显达的人，难道会从这三位开始吗？《魏宋两文贞公祠堂记》　虞集。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结由集贤直学士出任顺德太守，第二年，郡中因治理有方而闻名。太守居官无事，便考察传记而感叹说：“魏文贞公魏征，是钜鹿人；宋文贞公宋璟，是沙河人。如今这两个县隶属于顺德，那么两位公都是本郡人。守护他们的土地，就应当祭祀他们的先贤，这是礼。”于是建造房屋，在学宫东南，考察当时衣冠人物的盛况，摹画两位公的仪容形貌来祭祀。郡人梁某、苏某各自捐资相助，司狱崔某、学正杨某监督工程，至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开始开设经筵，王公任集贤侍读，随天子讲经前往上都，我也在随行人员中。他把祠堂的事告诉我，准备刻写在石上以作标志。我说：‘治理百姓的人，常常把什么可喜爱、什么可厌恶的事情显示给他们；乡里共同遵循正道，百姓的志向就统一，行事也有依据，这只是教化的粗略环节罢了。可是世人还把它看得非常迂腐，实在是不懂根本。天下的祸患，常常出在柔弱苟且、没有羞耻。柔弱苟且，就是得过且过；没有羞耻，就是毫无忌惮。既苟且又无所忌惮，人心开始无法收束，最终发展到无所不为，君子对此深深忧虑。像两位公这样的人，确实足以在这些人中树立表率、磨砺振作他们吧！’ 唐朝拥有天下二百多年，没有比贞观年间治理得更好的，也没有比开元初年更兴盛的；当时名臣众多，近代大概没有能赶上的。然而纵论那些刚正、能够进谏、具有古代大臣风范的人，还没有超过两位公的。若按事迹来评论，魏公的意见被听取、进谏被采纳，直到终身如此；宋公在宰相职位上不过几年，等到去世时，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再任掌握权柄的要职，他们得到君主任用、施展抱负的情形确实不同。然而天下后世对他们同样信服，难道本来就在于二人立志、操守和行为都高尚吗？两位公的故乡相距并没有百里之远，两人的时代也没有隔着不同的世代。当地人诵读他们的事迹而知道他们的德行，难道不是一朝一夕积累而成，并且合建祠堂的礼制长期没有举行，本来也有所等待吗？从前仁宗皇帝在位时，感慨忧悯习俗的弊病，面对文法败坏、风气沦落而无人挽救，便独自提出策略来谋求治理；凡是选拔人才，常常破格任用，当时革新振作的志向，即使贞观、开元也不足以相比。假使当时有像两位公这样的人出现，那么志趣相合、风操相互激励，大概可以稍稍报答圣明的万分之一吧！当初王公在东宫受到仁宗知遇，等仁宗即位时王公已经在外；如今主持祭祀两位公，也只是依照职分所能做的事情罢了。近来在讲论经义之余，我也曾私下取用两位公论事的要旨，把它陈述出来；我所表达的，万分不及其中之一。只是遥想他们遗留下来的风范和功业再也不能复现。向南望着祠堂，悠然产生千载之叹。唉！难道只是我们两个人的私情吗？所以作了一首享神诗说：言辞正直坦荡，高尚风范相互辉映，恭敬之心永不忘。有幸同乡里相合，光明显赫，顾念怀想，希望他们的精神就在这里。后世百姓能够享受其恩泽，世世代代都有君子。《尊经堂记》　虞集。吴君伯厚的祖先曾向陆文安公求学，文安公题写他的堂名为“经德”，并为他作记。年代久了，堂屋不复存在，伯厚的父亲重新建造，不敢沿用旧名，改名为“尊经堂”，大概是说尊敬、奉行、持守“经德”的教训。后来伯厚述说先人的意旨，请我作记。我推辞说才力不敏，推辞了再三，才为他写道：‘从前曾听说，人有恒常尊崇的对象，没有比天更尊贵的；国家有恒常尊崇的对象，没有比君主更尊贵的；家庭有恒常尊崇的对象，没有比父母更尊贵的。这三者是不可逾越的尊贵之物。但谁知道我们还有能够自觉尊崇其尊贵之物的本性呢？大概是有所承受的缘故。所以能够凭微小如草籽的身体，同天地并立，辅助天地的功用，代替天地未能完成的事情。即使受到气质、欲望的感触而千变万化，同上古圣神相同的东西，终究有不会泯灭的，也终究不会沦为禽兽鬼蜮，这确实是由于这个缘故。如今具备耳目口鼻、手足和心思的形体，却忽然改变它，丧失自己一向尊崇的东西，实在是太不思考了。因此早起晚睡而不懈怠，静时涵养、动时保持而不二心，喜悦时践行、忧患时违避，没有一刻不奉持它而周旋；活着顺理，死后安宁，自始至终都不违背。《诗经》说：‘即使不显露，也如临在前；即使不厌恶，也当保守。’

译《传》说：‘没有师保在旁，也要像面对父母一样。’ 唉！古代君子，大概没有不尊崇它的。从前至今、今后至永远，亿兆百姓，难道不能尊崇这一点吗？也许有些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不知道，就一定要向先知先觉的人寻求。舍弃往圣所确立的言论和事迹，还能到哪里去呢？然而说到事迹，就极其简要；说到言论，就极其精微。凭亿兆众人的资质，要在极其精微、简要而又最难的地方求得往圣，确实很难。因此就从这里返身求取切近的思考，以求得到它，这是善学者的功夫。若从此只知诵读、讲说、援引，越详细却越远离根本，就是支离破碎的流弊。所以一定要彻底真正明白它值得尊崇并尊崇它；这样便同天地一样广大，同日月一样光明，同江河一样运行，同寒暑一样守信，谁能改变它，谁能控制它呢？后世志向高而才力浅薄的人，喜欢迅速达到超脱境界，便骤然忘记返身思考、细密考察的功夫，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学问，茫然空疏，几乎进入狂放简略的境地而不知反省，伤害本心，反而比纠缠于语言文字的人更加严重。这难道不是轻慢大人、侮辱圣人之言、不知天命也不畏惧的人吗？所以迂腐的儒者、偏曲的学士指责其末流，称它归于异端，也就不奇怪了。唉！一定要有明达见识的人，出入于这些学说之间，全面知道它们异同的原因和流弊的危害，慨然返身求取正道，使心体的广大得到充分发挥，使它的功用得到实现。这样天地不会违背他，鬼神也无从间隔他。这难道不是振兴世道的豪杰吗？伯厚确实没有被习俗改变，没有被时尚吓倒，奉行祖父和父亲的教训，尊崇他们所尊崇的东西。等他回到江山之间，缙绅先生中一定有能够替伯厚说明这些道理的人。延祐元年四月初一日记。《西山书院记》　虞集。建宁路浦城县有真文忠公的故居。他的孙子渊子说，他的族人以建安祠朱文公的旧例，在北面修建宫室来祭祀真公，大家共同拿出私田供给。凡是在宫中学习的人，又请求官府为他们设立老师。江浙行中书省把这件事上报，朝廷认为很好，命名为“西山书院”，列入官学。事情发生在延祐四年四月。这一年，天子命大司农晏某、翰林学士承旨某翻译真公所著《大学衍义》，用国字书写。每章开头都题写“其西山云”。书成后上奏，天子曾经阅览。从前宋朝大臣曾抄写唐朝宰相陆宣公的奏议进呈，他说：‘假如圣贤彼此契合，就如同臣子和君主同时存在，识见者会认为这是真知灼见。’从今天看来，陆宣公关于治理之道的论述可以说是正确的，但都是因事立言；至于道德性命的关键，还没有来得及推究到极致。真公的著作以圣贤之学为根本，用来阐明帝王的治理；依据过去的事迹，来应对将来的事情；思虑周遍天下，忧虑及于后世。作为君主的规范，大概没有比这部书更完备的了。董仲舒说：‘君主如果不了解《春秋》，前面有谗言却不知道，后面有贼害却看不见。’这部书虽然不敢上比《春秋》，但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如果反复体察其中言论，那么治乱的区别、得失的缘由、真伪的变化，大概就几乎没有隐藏的了。真公在理宗刚刚继承大统之初，权臣借助真公的出仕来安定人心，不久却又斥退了他。十年后再次召用，他首先进呈这部书。当时正准备重视采用他的学说，不久真公却去世了。《诗经》说：‘贤人一旦亡故，国家就困苦。’真公再次出仕，而天下终究没有得到他的任用，难道不是天意吗？谁知道百年之后，他会在圣明的时代获得知遇呢？既然如此，真公的祭祀难道只能在他的乡里享受祭祀吗？我曾听说，工匠建造宫室，还必须使用尺度、绳墨，遵循砍削、连接、构筑的制度，从来没有不接受这些法则的。治理天下国家，难道可以只凭才智所能达到的地方吗？今天的天子有聪明睿智的资质，尚且能够自己寻求老师，尊重信奉这部书，把它作为治道的准则，何况一般人呢？学者在这里游学，应当思考真公的心志而立定自己的志向，诵读真公的书而成就自己的学问。圣朝将从西山之下得到人才，不只是诵读他的言论而已。九月甲子朔日，十三日丙子，集贤修撰、承事郎虞集记。《鹤山书院记》　虞集。从前儒学先贤君子论述道统的传承，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随后由后学传承。颜子去世后，他的学问没有传下去。曾子接受了他的传授，再传给圣人后代子思，孔子学说的精微之处更加显明。孟子得以扩充发挥它。其后经过一千五百年，到宋代，汝南周氏才有人接续颜子中断的学问。传到程伯淳氏，程正叔氏又从曾子之学中深有所得，用来成就自己并教导他人。张子厚氏又有许多地方得益于孟子。颜子、曾子的学问都出自孔夫子，难道会有不同吗？只不过各自资质所能达到的范围不同，用力的地方有所不同罢了。既然如此，所谓道统，怎么可以随意议论呢？朱元晦氏评定诸位君子的言论，汇集而成一家之学，大概是天运使然。然而当时小人掌权，憎恶它砥砺自己，便倡导邪说加以禁止。士大夫亲身遭受祸害，学者也公开同它断绝来苟且保全。等到禁令解除，他们又都偷取余绪，只求侥幸谋求仕进罢了。谈论世道的人，对此能不感到寒心吗？当时，蜀地临邛有魏华父氏，从白鹤山下崛起，奋然在学术摧残废弃之后倡导这种学说，挽救沉溺于口耳之学末流的弊病。

译所以他在朝廷任职时恳切不已，请求给周敦颐、张载、二程四位君子改定谥号，尊崇他们的道统并接续他们的传承，并不只是为他们取得名位。等到他们得以列入孔庙从祀，赞书便交给魏氏撰写。士君子的公论本来已经赞同他了。等到我圣朝完全拥有天下，到延祐年间，文治更加兴盛，仍然把四位君子以及河南邵氏、涑水司马氏、新安朱氏、广汉张氏、东莱吕氏和我朝许文正公，共十位儒者，都列入从祀之列。魏氏的曾孙名叫起，隐居吴中，读到诏书而有所感慨，说：‘这正是我曾祖父的志向。多么幸运，亲眼又见到它实现于圣明的朝代！’如今天下学校一同兴办，凡是儒学先贤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往往都列为官学。而我先世的鹤山书院，在临邛已经被灌木荒草覆盖，没有人修剪整治；迁置在靖州的书院，保存下来的也没有多少，而曾祖父实际上葬在吴地，先世的住宅也在那里。希望规划建成讲诵的屋舍，奉祀先贤，并且阐明、推广他的学说。不过这件事不敢擅自决定。泰定甲子年秋，我于是来到京师，将要有所请求。徘徊很久，却没有机会陈述。至顺元年八月乙亥日，皇帝在奎章阁，思考无为之道，某官某得以侍奉左右，于是谈及魏氏所传的学问以及他的孙子魏起的志愿。皇上赞许并记念这件事，命我编集题为《鹤山书院》的文字，撰写记文来赐给它。我听说魏氏治学，是从具体事物入手来明白义理，反省自身来求得仁德；详察小学和文艺等细节，以推求典礼、防禁、通达等方面的大本。平日居处和独处时的隐微之处，都能推究到天地鬼神那样显著的境界；在朝廷上所表现出的坚定大节，不因处境平夷或险阻而稍有改变；而且著书立说、垂示规范，也足以使世人焕然一新。这样大概可以做到不违背正道、不陷于迷惑了。至于圣贤的著作，实在是秦汉以来各位儒者诵读并传授，才流传到今天。师徒之间所传授的专门学说，虽然最终未必能得到圣贤学说的要旨，然而古人的遗制、前代贤哲的绪言，或许仍保存在其中，其中有些内容是不可废弃的。自从濂洛之学流行，朱氏承继并阐发了它，于是学者明白应当趋向道德性命的根本，认识变得开阔明白；但从事这门学问的人，诵读学习现成的言论还唯恐时间不够，所谓博览文章、增广见识的功夫，似乎就要被略过了，这样也仍有未尽之处。何况近世的弊病，是喜欢做事草率粗疏；他们在求取这些道理时，有的人还没有切实落实到身心上，在考察那些典籍时，又从未做到详尽博洽。于是对于传注中保存的内容，其中相互沿袭的错讹、伪误和矛盾，既没有办法辨明其是非；而名物、制度、数目等方面幸而保存下来的内容，又不考察它们的本原。假使真要在世上有所作为，凭什么来验证圣人制作制度的本意，并成为实行沿革、增损取舍的依据呢？魏氏对此又深感忧虑，所以在求知的过程中，特别用心于《仪礼》《周官》、大小戴的《礼记》，以及各经注疏、正义中的文字；又根据事实分别归类记录下来，称为《九经要义》。他的志向，是要说明道与器并不分离，并用以纠正那些凭臆测立说、聚众争辩而迷惑世人的错误。这正是张氏以礼施教，以及程氏所谓贯通上下的道理。可是后人没有探究其中的学说，也没有兼顾用力；所谓草率粗疏的风气，一天比一天严重，甘心自我放弃，归于孤陋寡闻。唉！魏氏的学问，难道可以不讲求吗？如今魏起说：‘我实在太幸运了，亲身遇到圣天子文治昌盛的时代，追念先世，深深惋惜旧日的声名。我将要在这里同明师良友一起，教导本族的子孙兄弟以及乡党州闾中的优秀人才，希望能够继承先君子的遗志，也使魏氏子孙世世代代奉行祭祀。精神血气彼此感通，也将在这里实现。它有所寄托，可以长久存在而不坠失，难道不是可悲之事吗？’我的曾大父确实曾与魏氏在蜀西同学，所以我只得到他的学问大略如此，冒昧写下这些作为记文。魏氏名了翁，字华甫，是临邛人。原为宋庆元己未进士，仕途最高做到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佥书枢密院事、都督江淮军马，死后追赠太师，封秦国公，谥文靖，学者称他为鹤山先生。《张氏新茔记》　　　　　　　　　虞集 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枢密副使、赠推诚同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忠宣的张公，讳文谦，字仲谦，世代是顺德沙河人。祖父讳宇，赠保节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柱国、魏国文愍公；父亲讳英，赠纯德秉义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魏国简懿公；都葬在沙河的盖里。张公的儿子荣禄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张晏，次子为奉议大夫、侍仪引进使张杲；再下一人任某官。孙子承事郎、曹州判官孝诚，次子任某官；奉训大夫、林州知州孝则是曾孙。至元二十年二月壬申，张公去世，葬在祖先墓地旁边。张晏认为那里的土地狭窄而且土层浅薄，内心很不满意，因为家世显贵、在朝廷做大臣，却不能葬在乡里。至治元年，他因病从陕西回来养老，多次被征召任用，都推辞不去；居家十年后，买得郡城西八里的好地，名叫董村。挖到深六十尺才见泉水，他叹息说：‘我的父母能够葬在这里，大概可以没有遗憾了。’占卜得到天历三年四月某日为吉日，将奉迁灵柩安葬在那里，魏国夫人刘氏附葬。张氏新墓由此开始。张孝则来到京师，拜访太史虞集，请求作文来记载此事。虞集曾经考察过世祖皇帝时期的情况：从他在藩邸到即位，文武大小臣僚中乘时而起、凭各自职事建立功业的人，要寻找其中诚实深厚、懂得治国根本、在昏暗动荡和不安的局势中开创基业的人，张公就是这样的人。太保刘秉忠的学术通达神明，谋略如同龟卜蓍筮一样准确，他替皇帝提出上策，确实十分审慎。当时军国大事有宗室亲贵掌管，而文书、记事、征发等事务，取用金朝遗留下来的人才已经足够，唯独刘秉忠推荐张公做谋臣，处在皇帝左右，主持儒学之士，让他们陈述先王之道。先王之道虽然似乎迂远，不如权谋机变，却得到世祖皇帝信任，用来统一天下并留给子孙无穷的美好事业；他的功迹却无人能够为之命名。唉！自从孔子、孟子去世以后，豪杰各凭自己的才质奋发进取，而内圣外王的学问一千数百年没有人能够真正传述，百姓又怎能得到它的恩泽呢？宋代儒者开始能够远承它的端绪，朱子最能集结其著作的大成；然而仍因此受到当时人的怪异非难，几乎连自身都不能保全。他的学者诵读学习这些书，也有许多人不能探究其中的精微。许文正公许衡生在战乱纷扰之中，求学于典籍文献散失之后，一旦得到朱子之书，便尊崇信奉它；凡是修身和辅佐君主的方法，无不从这里取用，于是朱子的书遍及天下，他的功劳哪里能估量呢？谁知道在前后扶持、时进时退、或久或速的过程中，使朱子之身能够安居朝廷之上、使他的言论树立而道术得以实行的人，实际上始终都是张公。唉！没有朱子，圣贤之言便不能在后世明白；没有许公，朱子的书便不能显著于天下；没有张公，许公的学说将无法在当时得到进用，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译自中统建元以来，政术随时势而有高下变化，唯独国学中教导成均、彝伦，大司农兴办农业，太史局推授历象、告知百姓农时等事，凡是出自张公所作的，都潜在地具有不可改变的原则。《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说的不就是张公吗？张公历任官职、所办政事及年月，都详见神道碑文集；我只摘取其中关系到国家政治教化大事的内容，记述如上。《御史台记》　　　　　　　　　虞集 天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台臣僚入内殿朝见。皇帝说：‘依我看来，治理天下如果没有御史台这样的监察机构，分布在朝廷内外，那么凭什么整肃纲纪、端正风俗、辅佐完成朝廷的大政，并使我的百姓得到休养呢？当初世祖皇帝即位第十年，才设置御史台，以总领国家法宪。他忧虑深远，使我的子孙能够对隐微之处周密防范，对明显的暴行加以禁制，大概就在于此吧？朕反复思考先祖留下的谋略，深入考察其中的法意，恐怕无法彰显皇祖创设此制的明智，也无法显示责任的重大，所以应当把它刻在内台的石碑上，使在位者永远受到警戒。’丁亥，御史大夫臣巴延等上言：‘谨备石料，请求把诏书刻上去。’皇帝命国史院把这件事载入国史，命世延、虞集等撰写碑文，并附列御史大夫以下直到监察御史的姓名。臣世延从中丞任上巡行江南，臣虞集奉诏拜首叩头说道：‘我们皇元的开创，是承受天命而来；在大漠建立旗帜，威令显赫，大小君长无论远近，没有不因军队所到而有的被攻克、有的归附的。于是顺应各地风俗施行政令，依据土地情况征收赋税，选拔当地豪杰加以任用；法网不疏漏，包容荒远之地，怀柔各族，所以能够成就宏大基业。至于制度的制作，大概还需要等待时机。’世祖皇帝的圣明出于天性，神武而不嗜杀，智慧足以折服群策，采纳善言没有固定的门径；他平定天下并使之统一，于是考察历代帝王之道，斟酌古今适宜的办法，建立国家、确定年号，制定并颁布法典。设置官府，建立郡县，各自有职掌；上下相承，内外相维，彼此联属贯通，以使功业完成、事务办成。丞相、中书省在上统领一切，承受天子诏令向天下发布政令，整齐划一，没有人敢逾越。倘若任用官员却不是合适的人，发布命令却不合乎法令，近处的事情不能察知，远处的事情不能通达，彼此修正过失，来补救其所不能及之处，就把责任交给御史台等风宪官。其他官员即使尊贵而权重，也不得干预，何况朝廷百官以及郡县大小官吏中那些作奸犯科、行事不善的人呢？因此，使君子能够安心尽心办事，使小人有所畏惧而改恶从善，于是天下的治理便完成了。这就是御史台的官职为什么一天也不可缺少。如今皇上是武皇的亲生儿子，长久在外劳苦，入朝承继正统；罪人因此被擒获，功成而不自居，又能谦让帝位。所以他观察事变发展到极端的情形，知道患得患失的人必然会无所不为；考察百姓隐微的疾苦，知道弊病深重而无人可以申诉，因此在朝廷上慨然叹息并专意于此，难道是偶然的吗？谨按：御史台于至元五年设置，品秩为从二品；至元二十一年升为正二品；大德十一年升为从一品。御史台原有御史大夫一人，后来增加一人；中丞二人，后来又增加二人。随后恢复旧制，设侍郎、御史二人，治书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分别掌管朝廷治理和著述等事务；典事二人，掌管幕府文书，后来改为都事三人。后来又以都事的长官中选蒙古人或色目人一人为经历，设检法二人，后来废除。管勾三人，其中一人兼任照磨。监察御史十二人，后来增加到十六人，都是汉人；又增加蒙古人、色目人，人数与汉人相等，如今共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灭宋以后，设置南行台；至元二十七年，专门治理江南地区，称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官品与内台相同，如今监察御史二十四人。西行台起初由云南廉访司升为行台，大德元年迁治陕西，称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管辖陕西、甘肃、四川、云南地区。延祐年间暂时废除，随后恢复。官品与南台相同，如今监察御史二十人。至元六年，开始设置各道提刑按察司，品秩为正三品，设使、副使、佥事、察判、经历、知事。至元二十八年改称肃政廉访司，使、副使、佥事各二人。大司农上奏罢除各道劝农司，把农事归入宪司，增加佥事二人，经历、知事、照磨各一人。如今天下共有二十二道。最初建立御史台时，御史大夫是达察儿；到现在已经六十年。后来继任此官者的姓名，以及受任、罢免的年月，都有掌故档案保存，谨此记载。《德符堂记》　　　　　　　　　虞集 古代做官的人，不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大夫、士人如果没有朝聘、军旅之事，就没有舍弃乡党、亲戚和祖坟而前往别国的。由诸侯国入朝到王庭做官的，大概还可以数得出来。春秋末年，善于任用人才的诸侯国，才渐渐使人才不必全部离开本国；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不奔走周游四方。井田制废弃后，士人不再都出自农民；封建制废弃后，百姓可以自行通达天子。于是人才和能人受到任用，不再局限于郡县，士大夫也开始有离开故乡后不能自行回归的情况。像仁人君子这样的心情，难道能一天忘记父母之邦吗？所以离开家乡而在世上得到任用，显贵之后又回到故乡，这本来是人人共同的愿望。然而能够实现这一愿望的人却很少。高唐王公仁甫，年轻时跟随父亲在东南做官游历，声誉一天比一天高，遍历台阁。等到持节任江南副司臬事，才得以第一次经过自己的家乡；回头眺望那里深长的水源和葱茏秀美的竹树，感慨地向当地老人和兄弟询问他的祖父、王大父交游往事，徘徊吟咏叹息，依依不舍，几乎不能舍弃那里离开。公务有期限，不能停留，但内心对故乡的思念往来不绝，从未有一天忘记。天历三年，他由中书省议中拜为治书侍御史，受到的宠遇日益隆厚，所承担的事务也更加重要。

译王公自己也知道还不能立即归去。正因为不能立即归去，所以思念更加深切。于是他告诉我说：‘乡里有住宅，住宅中有一座堂，我要建成它，作为祭祀和接待宾客的地方。然而它郁然在望，却没有人到那里去。你用什么来为它题名，以寄托我的志向呢？’于是我考察王氏的旧事，又取法《三槐堂铭》，把它命名为‘德符堂’。善于谈论德行的人，必定以父兄为根本，这是古代的道理。如今泰山、高岳之间，云气蓬勃升起，大雨充沛降下，土石因此发出光泽，精英华彩如日月星辰般灿烂，难道会没有根源吗？仁甫氏凭借美好的声誉和名望被天子知晓，成为著名的公卿，这本来就是他的德行之符已经显现了。古人说：‘在这里有所感发，回应必定随之而来，这就叫作符。’仁甫氏把学问作为治事的方法，知道用政事辅佐教化功业，那么所谓的回应又会反过来成为新的感发。感发与回应相互承接，延续到无穷，哪里有尽头呢？王氏有贤德的子孙，善于追寻德行的本源，并找到它所由显现的符验，大概就在这座堂中吧？唉！君子施行德行，从家庭推及乡里，从乡里推及国家，从国家推及天下，不过是善于推广自己所做的事情罢了。既然如此，王氏德行的符验，在这个时代得到信任，难道不会影响深远而意义重大吗？《元文类》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三十一，元代苏天爵编纂，记类 《石田山房记》　　　　　　　　　马祖常 桐柏山的水汇成淮水，向东流五百里，与浉潢山谷各处的水流汇合。水流向左盘旋、向右曲折，环绕着山陵脚下。淮水南面有一州，名叫光州，土地平衍，草木茂盛，百姓勤劳而风俗淳朴。故赠骑都尉、开封郡伯浚仪马公，曾经在那里任职监临。他的儿子祖常年少时贫贱，在田野耕作，以供给稀粥。乡里人思念郡伯的政绩，又想到他儿子的劳苦，知道他将要离去，便在乡里为他占卜选择土地，赶紧替他修葺房屋，让他在这里安家。房屋旁边有一座高丘，大约五七丈高，溪水在旁边转弯流出。曲岸高地上有好树和茂密的竹子，繁茂浓郁，遮蔽交错。前面架着木桥，横跨溪水而行。四周的围墙全用茅草和芦苇编成，门屋用茅草覆盖。每逢岁时节日，乡邻之间往来饮酒吃饭；牛、种子和农具互相借贷。寒冬不耕作时，父老们各自带着子孙和书箱前来，询问《孝经》《论语》中孔子的学说。这里耕作的土地虽然贫瘠、收成少，不如江湖地区肥沃丰饶，但仍然胜过没有产业。祖常因此乐意居住在这里。于是给房屋命名为‘石田山房’，并且亲自写下记文，绘成图画，托付给当时善于作文的人，请他们作赋写诗，日后让淮南人歌唱它。《小圃记》　　　　　　　　　马祖常 我在四面土墙围成的居处中，整理出一畛见方的土地，横竖分成二十一条小畦。昆仑奴很会汲水，白天汲水十多石。井刚刚疏浚过，土层厚，泉水甘美，灌溉四通八达。春日阳气上升，土壤的生气也振发起来，古人所说‘滋润的液体渗流，什么植物不能生长’的话，确实如此啊！我把萝卜、蔓菁、葱、薤等各种种子杂种其中。用秸秆柴薪扎成栅栏，防止狗马越过来践踏。这个菜圃以前是故主人的马厩，土里有粪肥和水分混合而成的肥力，经过浸润后，蔬菜成熟了便采来做羹，用来佐助廪米蒸成的饭。我对于世间的资财本来就很少取用，像这样种菜，便可以每日有所收获了。学生汪琯说：‘铸铁做成齿条，连接在横木上，用它使土地平整细碎，更适宜种菜。’我认为不对：土壤的肥力完整，作物就繁盛；如果肥力耗尽，也就不能生长了。因此写下这篇《小圃记》。《上都分院记》　　　　　　　　　马祖常 天子每年巡视四方，留守都城的丞相侍奉在省中，率领百官都因事务随行。有的分属各曹办理事务，辨别职位、考核工役；有的陪从出入，负责皇帝起居以及供张陈设；有的执掌弓箭、弓袋，准备值宿警卫；有的谨慎查看符节、玉玺、金帛以及尚衣局的各种御用物品。他们都小心敬畏，奔走奉命，哪里敢稍有懈怠，必定要把事情办成。直到发给休沐、更换值班人员的日子，才可以休息一次。只有词臣没有其他事务，从容地携笔作文；在道

译路上享有驿传，领取食物，拿着文书，数着袋中的空白文牍，十天半月也不签署一件公文。他们早晚虽然想寻找细小的劳绩来效力，却也没有机会。由此才知道，皇上不愿劳役他们的心思，是要让他们专心研究精微的思虑，把文字作为专门职业，并不像众多有司那样把办成事务当作贤能。至治三年，汶阳曹公子真分任学士院的值日学士，实际应当随从皇帝出行。我代理待制之职，和他一同出行。每天都担心自己浅薄，不能称职；幸好遇上国家政治安定、内外清宁，臣僚和邻国都知廉耻，不需烦劳训诲，蛮夷受到怀柔，也无需加以约束。因此所铺陈宣告的文辞，仍然谨慎而简约。偶尔为百姓在岁时祭祀，祭祀时的祝文也不欺骗神灵、夸张事实，所以内容质朴而文辞又少；因此我更加积蓄胸中的感受而不能尽情发抒，只能作歌诗来描绘国家太平的功业。于是大家又相互为自己的官秩优美而高兴，也为自己在光明的时代受到恩宠而喜悦。我们这些获得这一选任的人，确实也很荣耀，确实也很尊贵。难道不应当精心思考，等待皇上的召见，把浑厚朴实的实际情况陈述出来吗？这样大概就不会违背自身了；不违背自身，也就接近古道了。把这些话记在墙上，因而保存旧日的事实。此年六月，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马祖常记。《绩溪县尹张公旧政记》　宋本 徽州绩溪县人程燧来到京师，转达本县老人们的话说：“如今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攻事张公，在大德十年担任我们县的县尹，施行了良好的政务。离任二十二年了，我们百姓没有一天忘记他。请让我程燧把这件事从神灵那里得到的征验说一件，从人们那里得到的征验说七件。我们将寻求文章加以记述，刻在金石上，使它传给后世。您以文章闻名四方，冒昧请求您撰写。”我说：“在任官时本来就应当立碑歌颂功德，姑且说朝廷有禁令，不能在离任之初立碑，那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二十年以后呢？”他们说：“本县老人说：‘张公的政绩已经铭刻在本县人的心中，本县不一定非要立碑，所以当初没有谋划这件事。’离任以后相隔久远，到了今天还要立碑，大概是因为天下有十个行省，百姓众多，没有哪里像我们江浙这样繁盛。郡县大约有成百上千，守令廉洁或贪墨、明智或愚昧各不相同；小民远离朝廷，遭受苛刻侵害的很多，而守令大多有七八成只是中等之才，不能不计较私利和功劳。张公凭借善于治理百姓而被上级知晓，历任显要官职，后来参与本省政事，所以现在要把他的事迹传下去，以警戒凡是治理百姓的人，使他们仰慕并努力赶上他，那么我们江浙一带数千万百姓大概就会一天天走向安乐。否则，本县的老人告诉壮年，壮年告诉年轻人，年轻人告诉幼童，本来就不会忘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我说：“为什么还要向石碑求取长久不朽呢？”他们说：“这当然是事实。然而，难道徽州以及江浙一带，独独不会受到有识之士讥议为谄媚权贵的责难吗？”我说：“我们小民确实私下感到困惑。于是本县老人说：‘嫌疑贤者的讥议不必回避，我们将借此警戒在位者；只要能使东南百姓安乐，即使受到讥议也就罢了。’”我说：“从前宋璟执掌国政时，广州百姓刻石颂扬他的德行，宋璟上奏请求禁止。假如公法效法宋璟，把这块碑砸碎，又怎么办呢？”他们说：“如果能把您写的文章刻上去，即使一天之内碑就被砸碎，张公事迹的流传本来也是无法遏止的，而且足以警戒那些任职治理百姓的人。”本县老人近来凑集粮食，亲自前来送程燧出发；他们早已在乡里反复商议，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今天来请求您不要推辞。我说：“那么请把事情的详细情况告诉我。”他们说：“丙午、丁未年间，本县接连遭遇饥荒，百姓有的靠抢夺偷窃来活命。胡寄等聚集一群不守法的人，准备据守山林，凭险固守，呼啸抢劫；张公察觉后，他们都被擒获。张公又劝导富户分财，赈济贫乏，百姓因此得以不死，饿殍没有被盗贼分割吞食。本县每年贡金三鋋，按照民田多少征税；贫穷的人有时卖掉世代相传的产业，富

译户却不重新登记户籍，官吏查验文书，仍旧照原样向贫户征收，贫户往往遭受鞭打，倾家荡产，背负债责而逃亡。张公一责诺田〔此四字疑有讹误〕，如今本来由贫困人家承担的负担全都得以恢复。过去徭役不均，又没有条文教令可以约束，张公召集百姓，让他们估量自己所能承担的力量，只按高低等第自行申报；大家都不敢隐瞒，列入簿册账籍，从始至终沿用这一办法，百姓得到了公平。”

译国家制度规定用中原军队戍守江南各城，除非发生重大变故不能更换；但军人与百姓分属不同系统，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倚仗世代守职，欺凌官府，欺压小民。小民畏惧他们，甚至超过畏惧守令；他们的士卒聚集起来作恶，有时有人到官府控告，官府依照法令召来他们的副将一同处理，他们却答应而不来，事情往往半途搁置，百姓苦于无可奈何。本县戍卒许来孙尤其放纵暴虐。百姓陈亨控告他，张公派使者告诉其长官说：“如果这些士兵作凶作恶，就赶快把他们械送来，这样罪责只止于他们自身；否则，就把你们的姓名一并具报上去，交给御史处理。”众人没有纪律统属，听说御史机关要依这两种办法选择其一，他们的长官惊恐万分，搜求许来孙，把他捆绑押送来接受惩罚。后来他们有时因巡逻而要到村落之间，也一定先行禀报才敢出来；即使出来，百姓的鸡狗也不受惊扰。本县第十一都有个死去的和尚被丢在溪中，不知道主人姓名。张公因公事经过溪边，忽然旋风像羊角一样卷来，马头不停地转动。张公回头对属吏说：“我听长老说，羊角风多有异物凭附，难道是这个和尚的魂灵作怪吗？”于是祝告说：“限你三日之内一定查出盗贼，否则就用你的性命偿还死者的性命。”于是访查踪迹，拘捕审问，查出死者名叫慧能，是私下窝藏其主僧普成的；普成杀了他，最终伏法受罪。本县孔子庙已经毁坏，又没有田产供给师生。张公重修庙宇，又拿出俸钱，率领僚友和富有的儒士买田，用来供奉祭祀和饮食，文教由此兴盛。本县吏员程汝揖贪婪而阴险，因贪赃被罢职，居住在乡里，没有谋生之计；他窥伺百姓稍有不平，便唆使他们诉讼并替他们出谋，请托奔走，从中取利来资助自己。他既然已经诱骗并控制了执政者，便借机抓住他们的把柄，侵害百姓，阻挠政务，没人敢过问。张公揭发他的奸恶，依法杖责，并把他家门旁的墙涂成红色，又大书标明他的罪恶，豪强奸猾之徒都屏息收敛。这些是从人那里得到的征验。本县有一位汪姓神灵，从唐代起便享受庙祀直到宋代，又得到王爵封号，非常灵验。官吏廉洁明察、恭敬奉祀时，祈求雨旸、灾祸和福庆都必有应验。有一群老虎从无为渡过江，进入宣州、歙州境内，吞食人畜，本县受害尤其严重；设置网罟和陷阱也无济于事。张公洁净斋戒，祷告神灵，不久，第五都的里啬夫上报说：“有一种像彪一样的异兽追赶老虎并把它吃掉，老虎惊恐害怕，全都离去，不敢停留。”这就是从神那里得到的征验。我说：“像这样就完了吗？”他们说：“张公防止百姓隐瞒情况、治理百姓的利害疾苦，类似的事情还很多。”所以过去的吏员、年高的老人、亭父、落长，以及曾经奔走在张公左右的人，经过不久，有的老迈，有的因年老患病，有的已经去世；如今还能一两个指认出来的，就是这些人。然而，那些老人、壮年、年轻人和幼童把张公政绩的善美铭记在心，并不因为能够举出的事迹有多少，就认为它们已经存在或消失。唉，三代直道而行的，正是这些百姓；徽州的风俗淳厚，良好的政绩能够使人不忘，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唯独喜爱绩溪人的一点，是他们的见识还没有完全到位：张公担任这个县的县尹，曾经施行善政；过了十二年，担任参知攻事，以耳听、以目察，亲自接触政务，本来就可以劝勉东南的官员；而朝廷选拔奉行善政的官员，使他们升到宰执之位，让天下后世知道依照正道升降官员，这不是更加美好吗？我最初参加科举考试时，就已经听说张公廉洁正直，精通吏事，是闻名之人；进入翰林院后，又知道他任左司郎中时，刚正明亮，敢于议论天下大事，因屡屡触犯权奸而被他们忌恨，直到遭受祸患也不回避，后来被从中途废弃，士大夫一致称许他的高尚。等到他重新起用，参与都省政事时，我任兵部员外郎，又看见他处理事务刚强特立，丝毫不稍有惩罚便退缩；以此慰藉绩溪老人，哪里知道国家任用这位县尹，岂只是因为他善于治理绩溪县呢？从前裴均以宰相旧职出任藩镇，韩愈为他撰文时，只写他的尊贵富有；他年轻时在河南府任职的同僚为他立碑，裴均当时只是参军，碑文置于庭院中；这本来是不因谄媚而自疑，也不因离任已久便不替他作文。” 因此撰写这篇记，记述张公过去的政绩以及本县人尚未知道的事情，让程燧回去刻在碑上，用来教化和勉励那些治理百姓的人。张公名毅，字彦弘，是雒阳人。泰定四年二月，奉政大夫、中书省左司都事宋本记。《水木清华亭记》　宋本 至治三年，我拜访朗周君景春，他对我说：“我的白马湖园田中，曾经在会心亭设宴；我每年去两三次，每次一到就停留几十天。那里虽然颇为野逸，但我还因为它靠近城郭，过往客人很多，常常听到官府和里巷中的事情，实在令人厌烦。我另外在敖山驿旁买了一座小山，在山上修建亭子，距离城六十里之远。若不是亲戚故人来访，一年到头没有递名帖来往的人。那里山势奇异，草木繁茂，比白马湖美胜不止十倍百倍。”于是我们一同前往登临观看，徘徊流连，忘了回去；傍晚便在亭下住宿。分别以后，君在北方思念这里的景色，一定会形之于思、见之于梦。我常常思念君，认为他能够自得其乐。大概最亲近大林丘山的人，没有像樵夫、牧人、农夫这样的了。他们眼中不知道书籍诗歌，不能明白道理，劳累于斧头、镰刀、犁耒，手指和小腿都长满老茧，连毛发也没有时间顾及，以至于登山和劳作。虽然每天涉足山野，却只看见其中的辛苦。我曾经试着问他们，尚且为他们一生生活在野外而哀伤，他们又哪里知道山林能使心目感到舒适、使人领略高深之趣呢？知道这一点的，只有士大夫。士大夫拥有良田美池，可以用来享受适意生活的，难道只有君一人吗？不能像君这样的人总是很多。只要称为士大夫，大多不甘心沉沦在普通人中间，必定振作超拔，自负不凡，寻求一点名声来向宗族同类夸耀，奔走东西，永无止息。有时他们的乡里十年、二十年都不回去，何况良田美池呢？” 否则，便只是暂时到那里，召集农夫耕作收获，核对斗、斛、合、龠，防止欺诈，使自己不得片刻休息；再不然，就遇到歉收饥荒，打开积储，发放物资，登记数目〔“授枚识”疑有讹误〕，收取布帛钱物，整日劳累疲惫而后入睡。第二天早晨又乘车骑马回到市中，查看店舍和货物，能够自我适意的乐趣就被夺去了。君不把爵禄放在心上，也不肯让自己被世俗事务缠绕；听到别人争强斗胜、议论是非，远远躲开还唯恐来不及。到了山中，穿好鞋，手执竹杖，自在地往来于林下；遇到田父、道人，便坐下来交谈，有时略备酒和茶，作为笑乐之资。稻谷、晚稻、猪、鸡，以及播种、耕作等事务，全都置之不理。于是山林中那些可爱可玩的景物，仿佛都争相显露奇异之处，不再被外物夺去它们的光彩。其他士大夫如果能够效法君，难道他们的园田就全都没有奇景吗？不是君独自占有这种乐趣而不肯让给别人，只是别人不亲自到这里来罢了。我虽然明白这个道理，却没有田园，不能自行归去。如今我每天戴着星星进入官署，办理文书，往往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傍晚回家脱下冠带，昏昏然倒头便睡。在这种时候，想在周君的亭子里自得其乐，实在遥不可及。我既羡慕君，又为樵夫、牧人、农夫生活在野外却只知哀苦而感到遗憾。当初，君请求我为亭子命名并作记，我答应已有三次新春，却始终没有实现。他的儿子鼎亨游学京师，君又把自己的意思告诉鼎亨，让他回去；于是我追忆亲自走过、亲眼看见的景物，给亭子命名为“水木清华”，并写下这篇记。”

译所买的山在郡城北面，距离郡城不到一里，便可走在田间的田埂小路上，山看起来确实很小。登上低矮的山丘，平缓处有几十株幼杉，秀丽挺拔，很是可爱。山前面对一条宽四五尺的溪流，溪流两岸有无数小松树，仿佛水色清澈明亮。经过沙石铺成的曲湾和石磴，溪水潺潺作响。再往前，田地曲折绵延，亭子有一半伸出溪面，三间屋宇，颇加涂饰，宽敞洁净而又雅致。亭子右侧在山麓、青竹、赤棘之间，有一条隐约小路通到一潭水，名叫龙潭。山中人传说龙曾经从这里升起，盘曲的枝条和灌木环绕着它；潭水清澈碧绿，即使雨水或旱灾也不会使它干涸。低丘之后、池塘旁边，高山大水尽收眼底，地势都朝着亭子奔来。泰定四年三月，朝列大夫、礼部郎中宋本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湖南安抚使李公祠堂记》　宋本 已故宋朝散大夫、秘阁修撰、枢密院副都承旨、知潭州湖南安抚使李公，至元十二年冬，被我军包围；守城三个月，随地形和情况设置防御，多次交战而没有外援，终于不能支撑。第二年正月四日，城池被攻破。李公不肯屈服，说：“我死本来就是应当的，家人也不能受辱于俘虏之中。”于是他在州治雄湘阁堆积柴薪，命令妻子儿女十九人登上楼阁，召来帐下沈忠，说：“你先杀掉我的家人，再杀我，然后放火。”沈忠不忍心，李公强迫他，他才按命令行事。沈忠感念李公的义，也自刎而死。这件事记载在宋代野史中，湖湘一带的父老也都能讲述。李公是衡人，住宅在郡城西南；至元年间，有司把他的住宅改作学校，在学校东侧建立祠堂，把李公的画像安置其中，奉祀已久，祠堂很是破坏。天历二年，校官刘侣上言给提举儒学官说：“前任政官把祠祀李公称为山主，说学校就是他的住宅，这只是细小的理由。李公尽心侍奉国家，应当在衡州为他乡里的学校建立祠堂，这是第一点。乡校曾经产生忠义之人，更可以增加其尊重，这是第二点。请修葺李公旧祠，塑造李公像，并且应当把已故宋知衡阳县穆君作为配享。”穆君名讳〔原文缺字〕。他的祖父起初任县尉；宪宗皇帝九年十月，大将乌兰哈达率天兵从大理经交趾进入广南西道，先锋攻破永州，衡州的守令、县丞以及百姓都逃走了。穆君驻守石湾，听说危难后回来救援。当时沿途盗贼遍布，穆君一路捕击盗贼，才得以前进。等他到达时，先锋已经进入城中，看见百姓大多逃散，便把剩下的空屋放火烧毁后退去。十一月，穆君到达城中，招集逃散的人来守城。闰十一月，乌兰哈达进驻青草渡，聚集船只准备截断湘江，从两面夹攻。穆君率兵在湘江东岸杨林庙抵抗了七昼夜，又招募敢死之士沈所，聚集船只；乌兰哈达于是舍弃进攻离去，衡州最终得以保全。李公把穆君推荐给朝廷，朝廷越级升七资，任承务郎、知县事。穆君是李公过去的属吏，德行相同、义气相合；衡州百姓又曾依赖他而活命。刘侣认为李公应当立祠、穆君应当配享，就是因为这些。提举官答复同意施行，于是修建祠屋，在里面塑造李公像，左边以穆君配享。工程完毕后，刘侣的父亲、淳安县尹寿翁写信到京师，请我作记。唉！己未年，宪宗亲自巡幸蜀地，世祖皇帝以皇弟身份率兵渡过鄂州，将与乌兰哈达在江左会合；宋人称之为斡腹之师，从两面牵制、捣击空虚之处，形势紧急如雷电。穆君凭一个县尉的兵力，守着孤立的小堡垒，竟敢同他们抗衡，能够免于危难，实在艰难啊！等到淮安王巴延奉命南伐，郢州的沙阳、新城戍将曾经一再交战；到了阳罗战败，沿江郡邑无论大小，文武将吏投降逃走，唯恐落后。” 那些投降的人，有的自称尚未得到赏赐，有的又自称已经得到赏赐；即使获得了名位，子弟和部曲还没有授官，或者自称某郡某城有自己的房屋、奴婢和财产，在本人尚未投降之前，行营曾经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献纳诚意，等待攻下之后，那些地方都还给你们。”如今已经攻克了他们所请求的地方，却仍像先前承诺的那样索取，羞惭可恶的情状层出不穷。死守城郭疆界的人，间或有一两个；要寻求像李公这样死得明白、伟大而卓异的人，大概很少。历代圣主多次向郡国下诏，凡属于忠臣烈士的祭祀，十有九次都应当让李公与穆君合祀一祠，这确实是适宜的。然而，又有人告诉衡州校官说：“从前金朝将亡时，其威胜军节度使兼沃州管内观察使、右监军、行元帅府事赵慤，与天兵交战于高邑，被擒后愤怒痛骂，至死不屈。他的儿子嵩汝、招抚使良贵，孙子十人中排行最长的谠，以及他的弟子、忠勇军提控良材，都因战败而为国事而死。”至元六年，赵慤的次子良弼以秘书监身份出使日本，临行上奏说：“臣家世代仕于金朝，先后因国事而死的有四人。我曾想记述他们的事迹，但因为事情发生在前朝，对圣代没有帮助，仓促之间不敢擅自行动，谨冒死上奏，乞求圣上慈悲怜悯。”皇帝说：“臣子各自为自己的君主尽忠，父亲忠于他所事奉的国家；即使是在前朝，也是我心中所嘉许的，何况还有贤能的儿子成为我的忠臣呢？有什么嫌疑和疑虑，为什么不能为他们立碑呢？” 皇帝命令中书省传达诏令，翰林学士王磐撰写碑文，刻录赞辞。皇家的祠庙啊！唉，世祖的心意，只有上天可以比拟。如今皇上神圣文明，举动都效法祖宗；而学校正直的舆论是道义的根本，如果能够援引赵慤的事例来说明，便可以在朝廷上说：“李公与赵慤都是亡国之人，赵慤一家死了四人，李公亲自牺牲全家来成就节义，并不比赵慤低下，请求像褒奖赵慤那样加以褒宠。”万一皇帝听取这一意见，能够命令词臣记述李公的事迹，那么既可以为李公增添光彩，又能在李公像旁塑造沈忠像，使他陪侍李公所受的劝善意义，这样祠堂的规模和意义就会更加扩大而完备。请试加以思考。李公名芾，字叔章，号肯斋先生；他的祖先是洺州永年县万顷乡招农里人。穆君字公有，是天彭人，官至湖北佥宪。寿翁名彭寿，是郡中人，延祐二年进士，是我的前辈。至顺二年七月一日记。《都水监事记》　宋本

译都水监丞张君子元把这些话告诉他的长官飒八耳君〔原文人名及语句有讹误〕：“我的职务，古代称为泽衡；元代制度中官秩为三品。之所以列入朝廷官署，是因为它有主管事务的官员、所属机构和治理功绩，而建置和废置也有沿革。然而，设置这一官署已经四十一年了，曾经任职于此的约有一百多人，他们为职务辛劳，难道会少吗？官署中的老吏每天都在死亡，簿书档案每年交给掌故保管，却日益损坏；一旦有事需要查考，便茫然无措，不知道从何处寻找，这大概不是谨慎保存官府常规、预备后人查考和防止遗忘的办法。幸而请您撰文记述大概情况，将刻石置于官署，以便为后来者提供帮助；冒昧把这些事情大略写在文书上，来打扰您阅读，可以使人知道都水监的沿革。都水监始建于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泽奏请在京师设置，监、少监、丞各二员，每年设置官一员，令史二人，奏差二人，壕寨官二人；又在汴梁分设监署，治理疏浚黄河；又在寿张分设监署，主管会通河，官属同于汴梁，监官都按一年任满更换。泰定二年，把汴梁监改为行监，所设官员与内监相同。天历二年，因事罢废，把事务归还有关官司；沿岸河道的郡邑守令在官衔中兼署知河防事，而寿张监直到今天仍未废止，这就是它沿革的大概。河道提举司官三人，幕官一人；通惠河闸官二十八人，汴通河闸官三十三人，这就是它的所属机构。”}], 通惠、金水、卢沟、白沟、御清、会通七河，通惠河的水源广泛，经防川、朝宗、澄清、文明、惠和、庆丰、平津、溥济、通流、广利、防通等坝，又经土坝、李海、周店、七级、阿城、京门、寿张、土山、三乂、安山、开河、冈城、兖州、济州、赵村、石佛、新店、师庄、枣林、孟阳泊、金沟、沽头等五十五座水闸；阜通河经千斯、常庆、西阳、郭村、郑村、王村、深沟七坝。都城内外共有一百五十六座桥，皇城西面的积水潭也属于它。凡河道或水坝有填塞淤积的，就用水平仪测量后疏浚；水闸、桥梁的木材腐朽、砖石开裂，就加以修理；水闸设置好后，水到时便按规则启闭，以控制水量的枯竭和泛滥。积水潭的冰，连同尚食局的金水，都流入大内。有人敢在水中洗澡、洗衣，或把土石、瓦砾丢进去，赶着马牛到水边饮水的，都要捉来鞭打；在岸边道路旁盖屋，因而使道路狭窄、妨碍牵船的，就拆毁房屋；建在金水上游的碾硙，也一并撤除。有人说某条水道可以开渠、筑塘、修堤来夺取土地，或说某条水道淤积，压坏民田民舍，便奉命前往察看，裁决其议，防御水患。大体上，南到黄河，东到淮河，西到北边直到燕、晋、朔漠，凡水利事务都归这里掌管，这就是它的职掌。至元二十九年，开凿通惠河，从京师东北昌平的白浮村引导神山泉水。泉水向西转而南流，在防川筑有一亩水利工程。眼泉的两股水绕出瓮山后汇合，形成七里泺，向东流入西水门，贯穿积水潭，又向东到月桥，环绕大内左侧，与金水汇合，向南流出东水门，再向东到潞阳，向南汇入白河，又向南汇入沽水入海。全长二百里，设置水闸二十四座，役使工人二百八十五万，费用折钞一百五十二万，米三万八千七百石，木材十六万三千八百章，铜铁二十万斤，灰、油、蒿草的用量也相当。八月开工，至元三十年七月完工，以便利公私。至治二年，在丽正门南面建第一座石桥，又向南建第一座桥，以壮大郊祀御道。京师的桥闸过去都用木材，宰相认为不能长久，曾上奏命令监官逐渐改用石材。如今石闸已有九座，石桥已有八十九座，其余将按次序改建。工程所用物料以及劳役，大概可以推算，这里就不略述了。泰定元年七月，用石头夹护积水潭南岸，长一千二百五十尺，外绕红色栏杆；即使风雨急浪，也不会崩塌、泥泞，从而便利往来。至治元年七月，大雨连降，卢沟在金口决口，水势逼近王城，于是补筑堤坝一百七十步，高四十尺，洪水因此没有淹到京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这些就是它的工程功绩。唉，阐明掌管、建置和功绩，是在任官员的职责。至于官署的废置、属员的多少，也应当查究清楚，继任负责监察的人如果能对此用心不懈，就不会辜负几位君子的心意。我世祖以圣明之德承受开创万物的时运，建立国家、设置都城，在国中设立官府；又和历代圣君以文治造成太平一样，层层设置官署，使佩带印绶、领取俸钱仓粮，按秩次授至三品以及三品以上的官署数以十百计，难道都没有沿革、职掌、属员和功绩吗？没有听说有人提出意见，请士绅先生为它作记，那么几位君子敬慎办事、接近文治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何况只有职掌和属员，却没有实际功绩，考察它的沿革却又说不清楚吗？况且天下水利的利弊可以谈论的很多，姑且只说如今王畿以及古代燕、赵之地。我曾行走在雄、莫、镇、定之间，寻找所谓督亢陂，原来早已废弃；何承矩修筑的塘堰也漫无踪迹；渔阳、燕郡的戾陵诸堨，甚至连名称都没有听说。豪杰之士喜爱有所作为，兴利除弊的人，常常对此感到慨叹惋惜。又有人说，沽口一带的低洼田地可以大量种稻，也还没有人去兴办。几位君子能够像这样尽职尽责、思虑水患，大概事情就能办成了。因此把这些最后记下来。监署在积水潭旁，北、西两面都是水，防事三楹，名为善利堂；东西两边有屋舍，用来安置属吏。堂的右边稍稍后退，名叫“双清亭”，是幕官聚集的地方。堂后是大池沼，逐渐引积水潭的水进去，种植菖蒲和荷花。春夏之间，天气晴朗温暖，没有公文需要处理，吃完饭打开窗户，曲折舒展地远望，只见水光映照千顷，西山像青空一样环绕水潭。民居、佛寺、龙祠，金碧辉煌，黑白相间，横竖错落如同画图。宫墙之内，广寒、仪天、瀛洲等殿宇也都高耸在那里，可以尽情瞻仰；这是其他府寺所没有的。至顺二年三月，宋本记。《滋溪书堂记》 宋本

译延祐六年，我初到京师，听国学中那些贵游子弟称赞诸生苏伯脩，说他凭《碣石赋》在公试中脱去布衣身份，授官为蓟州判官；人们常常吟诵其中警策的句子，他的名声很大。我想结识他时，他已经赴任；等他回来，才和他交往，因此知道伯脩藏书很多，熟悉辽、金旧事，以及本朝上公硕人的家世谱系、事业碑刻和文章。相处久了，又见他嗜学不倦。我曾疑惑，贵胄子弟中有些人放纵于城阙之间，一做官便抛弃旧日学业，伯脩却独独如此，他的学问渊源一定还有超出师友之外的地方。询问后，果然如此：他的先世曾祖父年轻时正值兵乱，各郡县没有懂得求学的人，却已经能够教导子弟做人。他的祖父威如先生教他的父亲郎中府君尤其严厉。有人说：“您只有一个儿子，何不稍微宽容些？”先生立即正色说：“难道可以因为只有一个儿子就废弃教育吗？”先生学问广博，曾根据金代大明历推算，写成数十篇关于历法计算的著作，历算家都称善。府君后来成为当时著名的循吏，喜爱读书，像父亲教他那样教导伯脩；一有多余俸禄，就买书送给他。这样一来，我先前的疑惑就更加得到证实。又过了很久，他所著的书有《辽金纪年》《国朝名臣事略》等，都已脱去草稿而成稿；当时诸人的文章还在不断编纂汇集，士大夫无不赞叹他的勤勉。伯脩勤勉急切，甚至忘了饥渴的迫切。他每天对我说：“从前我的高祖王父玉城翁，在国初从汴梁返回真定，在县城新市买了一所别墅，建了三间屋，置办了几十卷书。传到第二代，我的祖父威如先生又亲手抄录校订，得到几百卷，收藏起来，于是给房屋取名为滋溪书堂，大概是因为滋水流经它的南面。年代久了，书堂毁坏，先人修葺它，不敢增添或减少原有规模，并且逐渐购买书籍来充实它。后来又因公事到江南，得到一万多卷书带回来。我担心族中后人不知道书堂和藏书的来历，幸好您愿意写文，请把它刻在石上嵌入墙壁，以便昭示后人。”唉！有了儿子却不知道教育；即使教育了却不能达到志愿；即使达到志愿却不能传给子孙的，都是常事。要寻找像苏氏这样四代都知道求学艰难并且坚持求学的，确实很难！世上那些置办爵禄、金玉、良田美地的人，希望它们传到和天地同久；然而有人一身既得又失，何况后代万一有一个能振作奋发、超过祖先的，反而鄙视过去无声名的先人，拆掉破屋建造豪宅，夸耀富贵，嫌弃先世微寒，不肯谈论祖父的书堂。府君能够修葺它，伯脩能够求我作记；威如先生能增加藏书，府君又进一步增益；伯脩如今还在购买搜求，岂止能够守成而已，没有继承发扬，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府君修葺书堂，不敢有所增益，以免胜过前人。伯脩在京师、真定都有房屋，却都不敢求我作记，唯独对这小小的三间屋子如此恳切，这也可以用来警戒浅薄的风俗了。又说苏氏世代求学，只有威如先生有著述，伯脩的著述更加丰富，难道是听闻祖先的遗风而奋发的吗？但我听说从威如先生到伯脩，三代都只有一个儿子，正因为能够教育子弟，所以都能自立成材。如今伯脩也只有一个儿子，阿琐刚刚换牙便聪颖出众，可以送去从师学习；伯脩如果能依照威如先生的正道教育他，那么书堂和藏书的传承，就远远不是可以一概而论的了。于是作此记。伯脩名天爵，如今以翰林修撰身份授任南行台监察御史。至顺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都宋本记。《临高县龙坛记》 范梈 距离临高县城西二十里有个西村，村中有龙坛。按照宋代旧例，天下发生旱灾时举行雩祭，选择郡县中的地方筑坛，由刺史、县令率领属官奉行祭祀，仪式完全依照法令，这座龙坛就是遗存。坛有三层，高一丈，宽为高度的一半。坛北有水潭，东西宽七百尺，南北宽约为东西宽的七分之二。潭中央有洞穴，两股水呈碧黑色，探测不到底。父老相传，天圣年间曾有白龙从中出来。它列入祀典，是因为潭水向西灌溉千亩田地，大旱时也不枯竭，大雨时也不泛滥。有人说这里靠近大海，洞穴与海相通，所以这样。天气久旱时，青白色的气从潭上升腾，祈祷的人认为这是下雨的征兆。延祐元年，安丰牛君某来任本县县尹，因旱灾到这里祈祷，果然下了三天雨。祭祀之后又下雨，谷物大丰收。他考虑怎样扩大对神灵显灵降福的报答，只是表彰早先的功德；过去百姓侵占坛旁土地来谋生，四处开垦挖掘，既防不住水患，又造成污秽，牛君全部收回土地并重新栽植。汲水有道路，祭奠埋牲有次序，潭水深广清澈，映照明净，草木繁茂葱郁。每年按时祈祷报谢，赞礼、拜跪、起立都有仪节，祭官庄严，神灵也因此欣悦。至顺二年又发生旱灾，我经过此地记录囚犯，县尹请求我记述这件事并刻在石上；我想前往察看却没有成行。于是命令属吏剪除丛生的遮蔽物，详细察看地势，并且同龙约定说：‘或许我的文章能成吧；如果神灵把我当作属吏看待，回去之后雨就会随即降下，禾苗也一定会蓬勃生长。’ 啊，神灵也真灵验啊！治理方圆百里的县令，是用来治理百姓的；神灵要依靠人的祭祀，既然依靠人，人们奉事神灵尚且如此周备，那么治理百姓的方法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况且山川神灵的功绩，按照礼制本来就有足以称道的地方，于是授予它《乐龙》之章，使当地百姓世世代代歌唱来承奉祭祀，并把这篇文章一同刻下。铭辞说：仙乐飘飘啊，舞动羽旌；鼓声坎坎啊，拍击大鼓。龙居住的地方啊，有宫室栋梁；白云飘来啊，化作屋宇。天空湛湛啊，天门高远；龙神来到啊，伴随着缤纷的云气。不要离去啊，请回望盘旋；洞箫声明亮啊，等待龙君。苦苦等待龙君啊，日日夜夜；盘中有蒸食啊，芳香的祭品相互陈列。折取素馨花啊，扬起眉目；神龙玄黑而矫健啊，上下腾跃。我有大片田地啊，在海边一隅；薯蓣丰实啊，黍稻茂盛。永远享受护佑啊，子孙后代啊，欢乐无忧。《怀友轩记》 杜本

译我年轻时喜欢游览名山大川，听说武夷山最为优胜却又最为遥远，常常按着地图指点描画，敲击几案打着节拍，吟咏《九曲棹歌》，想象前人的余韵，认为自己恐怕不能实现向往的愿望。皇庆初元，因御史大夫术公的推荐，在京师得以把姓名托付给四方士人。当时张君伯起以甲子科进士身份在秘书省任校书，詹君景仁也被征召为二位公府的属官。三人有空便相互往来，把询问学问、切磋学业作为常事。原来二人都是粤地人，景仁又是武夷世家，曾极力向我描述那里溪山的高深，山势环合，形态千变万状，有人一生也不能穷尽它的趣味。他的先世有数十区田地、数百卷书，足以供宾客一日的费用。您将来是否有意到那里去呢？我听后记住了这件事。延祐年间，景仁出任浙东宪司幕职的副职，伯起也到三山辅佐郡政；我因用微妙的话触犯执政之臣，所上的书没有得到答复，便离开了，于是得以带着书册进入山中，偿还早年的愿望。这大概是二位朋友的力量。于是想在溪边结庐而居，但山石错落险峻，若不是仙人道士餐食霞气、服食灵芝、乘风驾气，极少有人能够居住。于是沿流而上到了星村，那里开阔平坦，有詹氏的旧居。然而它与市井混杂在一起；又沿流而上到建峰，土地都是良田美竹，很像嵩山、邙山之间的某些山谷。我稍稍在南湖的履堂休息，遇到一位儒者，与他交谈，欣喜得像旧友一样；同行不到五里，来到一片平坦开阔的地方，询问得知那里已经荒芜百年了。从九曲到这里，只有半舍路程，但游人已经很少到达。这里水势更加深缓，山势更加雄厚；西南各峰陡峭绝险，直冲霄汉，其中最为峻拔的是云岩，云气在峰间起伏，山下乡人在这里等待晴雨。天空高远，空气清肃，偶尔登高远望，江的两岸、浙江的东西、三山的海上日出、七闽的烟霞，都隐约呈现在指顾之间；武夷各峰排列在脚下，岩石山峦、树林沟壑、山涧深谷、渊潭水洲、泉池洞穴，层层显现，重重叠出，无法一一穷究，无不满足游览观赏的愿望。我和景仁回望四周，为之欣喜，请景仁赎买这片荒地，铲除杂草，栽种树木。本想选择此地居住，却没有闲暇，于是在它的东边建造堂屋，带着妻子儿女在其中读书；又得到一块荒地，把它开垦繁育起来，立两根楹柱建成轩舍，让我住在其中。门窗简朴，藏书修学、游息休养都在那里。但每次俯仰之间，我总会想到平生旧交多是海内名士：有的道德高深，有的文章雄健雅正，有的政事明达，有的笔墨神奇，有的节操坚贞峻拔，有的信义昭著，有的谈论博洽，有的考订精审，有的出仕退隐慎重，有的神情闲适旷达；然而他们都在神京、大府以及湖江之外，不能相互观摩以成就自己的志业，怎能不更加深切地怀念他们呢？于是给这座轩题名为“怀友”，以表明我的心意。幸好所收藏的旧书可以朝夕搜寻玩味，而我所怀念的人和事，也因此能够在这里考订校正。再想到圣人载道的经书，以及诸子百家、正史所记载的内容：开天辟地以来，圣明之君、昏暴之主、忠良之臣、贞节之士、酷虐贪残的官吏，是非善恶的事迹，以及天文地理、礼乐制度、法律历法和名物数目、龟卜医方、营造修缮和种植技艺、方言野录、仙佛变化的事情，乃至崖刻野碑、塔寺宫庙、彝鼎柱石、井臼墟墓、诡异之辞，全都依次收藏在这里。这样或许一打开书就有所得，也可以说发挥了有益之友的功效。那么即使亲旧朋友相隔江海之外，关系疏远，却能在文字之间神会，仍然可以和千古之人交友，何况同处一方天地、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呢？因此辑录他们的文章书札，列出姓名写下此记，用来寄托我的怀念。不过，他们出仕或退隐、生存或死亡虽然各不相同，我所仰慕的却不在这些方面。《安先生祠堂记》 欧阳玄 处士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够把自己所坚守的道义，变成一国人所仰慕的准则。即使当世有英明的君主和有义的征召者，掌握网罗豪杰、包举天下的权力，一旦遇到爵禄庆赏也无法招致的人，便会怅然仰慕先王道德的美好，真正认为那比自己所拥有的更为尊贵；这样之后，君上的趋向才会确定，臣下的习俗才会形成。这种人的功劳，难道会在韩愈、孟子之下吗？元朝建国以来，学者谈论处士，必定推尊容城刘静修先生。当时听闻他的风范而奋起的，有真定安氏敬仲。敬仲从未亲自拜访刘先生，但得到濂洛考亭一派的传授，认识极其笃实，实行极其坚定。因此推尊宗师，和祖述传统相合。刘氏高亢明爽，学问阶梯高峻绝险，亲自接受熏陶的士人很少；安氏简静和厚，胸襟气韵宽舒平易，乐意亲附的士人很多。往后为他建祠是应该的；而且从他的先世石峰、恕斋两位先生以学问教化乡里算起，至今已经三代一百多年了。这大概又是祠堂所以建立的缘故吧？敬仲去世后，门人苏伯修写信给同舍、槀城西管镇的李士兴，请求为乡先生建立祠堂。士兴的意见得到一致同意，于是在镇上筑祠，制作三尊神主奉祀。从敬仲往上直到石峰、恕斋，都有神位。以此彰明世代美德；祠堂落成后，便率领乡里塾学的学生弟子举行礼仪，按岁时置办洁净的祭品。到这时，伯修请我为它作记。然而我记安氏祠堂而以容城刘氏为本，难道也像论述东汉的名节，必先从严光说起吗？汉代到孔融、张俭时，东都儒者的风气已经衰末了；如果没有严光，东都士人又凭什么振作更新呢？严光未必真正懂得圣道，尚且能做到这样，何况我的濂洛考亭诸先生呢？何况我们的容城先生呢？瞽宗设祠于学校，乡先生设祠于社，这是古代的制度。瞽宗之祠久已无人听闻，乡先生之祭，则从伯修、士兴开始。由此可知古道并不难以恢复，只是人们怕不去做罢了。从今以后，西管镇的风俗一天天更加淳厚，百姓敬重学问而轻视财利，士人乐于求道而远离权势，那么安氏的恩泽就算得以延续了！读这篇文章的人，希望知道它的开端。石峰名滔，恕斋名松，敬仲名熙，他们的出处事迹详见《家集》。《赵忠简公祠堂记》 欧阳玄

译临川王安石以新学误导宋朝，使天下骚动不安。河南程氏二位先生出世来挽救局面，最终却没有胜过王安石的学说。后来蔡京做宰相，尊奉王氏学说，排斥程氏之学，宋朝于是大为败坏。蔡京的门客张觷教导蔡京，他急忙召用程氏门人杨中立，希望可以挽救其中一半。宋朝中兴时，通达事理的赵忠简公鼎任宰相，首先罢除王安石在孔庙配享的资格，尊崇二程先生的著作；凡是程氏门人还存活的，全都召来任用，江南才重新振兴。不幸秦桧做宰相，忠简公被斥退，程氏门人也四散逃亡。等到中兴事业衰落，又不幸韩侂胄做宰相，禁止建安朱文公熹一派中那些学习程氏之学的人；后来禁令稍稍放松，宋朝却已经日益削弱。大元皇朝兴盛后，江汉赵氏又能加倍诵习程朱著作，渡过长江，私下抄录传授给求学者。许文正公衡通晓这些著作的神髓，把自己所得进献给世祖，辅佐世祖兴起礼乐文治，使天下太平。此后四十年，贡举法施行，不是程朱之学，主管官署便不取，于是天下学术肃然，一同归向正道。当时宰相随即确定濂洛以下九位儒者，加上许衡为十人，奉祀在孔子庙庭，天子同意了。至顺二年春，赵忠简公的六世孙筼翁请求就在解州闻喜县学建立忠简祠，他的请求说：“公在宋朝南渡时，排斥王氏邪说，尊崇程子的正学，直到今天，对这个时代的功劳仍然极大，应该在他的故乡立祠。” 国子监、集贤院都赞成这个议案，中书省、礼部把符文下达给晋宁路；他的同年欧阳玄为此作记。我平日读《孟子》，读到“承三圣”一章时，没有一次不合上书卷、汗流泪下，认为事态怎么会严重到这种地步。等到略微考察近代儒者学术的正邪，以及它对国家兴衰、气运盛衰、民众万物荣枯的关系，能够验证的，大概就是这样。唉，这座祠堂难道是小事吗？赵公师从邵伯温，和胡寅交友；他的学问源流以及怎样落实到政事行动中，《宋史》记载得很详细。筼翁是延祐二年进士，他卓然有志于先代正人，这一点也可以从此事中看出。《元文类》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