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三十六元苏天爵编序

译《元文类》卷三十六，元代苏天爵编纂、作序 《农桑辑要序》　　　　　　　　蔡文渊 农业是天下的大根本，拥有国家的人所应当首先办理。宗庙祭祀的粮食，军队和国家的经常费用，百姓的衣食，都由农业产生。所以古代的君王亲自耕种籍田，以此作为重视农业的先导，使人们知道致力于根本，竭力耕作南畆，从而奠定太平之治。伟大的世祖皇帝承受光明的天命，惠爱养育百姓，设立大司农司，以修明古代九扈氏的政务。于是下诏参照考订古今农书，删去繁琐而撮取要旨，分类汇集编成此书，名为《农桑辑要》。至于耕作、养蚕的方法，畜养繁殖的方术，以及适宜的天时地利，无不完备。采用它就能省力而功效加倍，刊行到四方，确实有明显的成效。到了仁宗皇帝，能够继承祖先的功业，忧念民事，认为旧刻本不相称，便下诏命江浙省臣端正楷书、大字重写，又重新刻印，并印制一千五百帙，颁赐朝臣以及各地牧守，使他们知道农事的艰难，从而劝导百姓。圣明天子继承大统，只遵循先祖的谋略，特意命中书左丞相臣拜珠掌管大司农司事务。到了至治改元的第二年，丞相和大司农臣共同谋划，上奏请求，再印一千五百帙，凡从前没有获得赏赐的人，全部按制度赐给他们。又命翰林臣文渊为各卷卷首作序。臣私下认为，圣明的君主代代相承，爱护百姓的心意，其归宿完全一致；老少百姓和乐融融，在春风吹拂的田野间含着食物、拍着肚子，却不知道这是帝王之力，实在是多么幸运啊！臣又听说，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树立君主，让君主负责治理他们，必定还要有能够左右辅佐、赞襄政事的当世大贤，然后才能建立裁成辅相的功业。皇上夙兴夜寐地谋求治理，深切关注如何为百姓置办产业；贤相忠诚，为国家考虑到不能让一个人不得其所。君臣同心同德，谋划安定天下，实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假使在位者都能体察我君相的心意，推广这种方法，开导农民，亲自辛勤从事，使公私都富足充裕，礼让之风兴起并得到实行，使风俗恢复到唐虞三代的盛隆，那么圣元与天相配，其恩泽延续亿万年，难道会有穷尽吗？《送王编修代祀秦蜀山川序》曹元用 古代圣明的天子每五年巡视诸侯所守的国土，协调时令、制定制度，考察礼制、整齐政事，按等级祭望四方山川，不过是排列尊卑等差的仪式罢了，并不是有所祈求。所以说：“先王广施恩德而不求回报，祭望山川而不祈求福佑。如果有所希求，那就是把它当作可以谋利的对象，哪里还谈得上真诚恭敬呢？”秦汉以来，异端蜂拥而起，邪说并行，统治天下的人受方士之言迷惑，急切地把求福作为心愿，每年按时亵渎山川、满足自己的私祷，简直像拿着凭证而一定要等待它偿还一样。唉！山川之神难道肯徇私给人降福吗？如今天下成为一家，文字、车轨相同，制度统一，方伯不敢擅自决定大政，必须咨询中书省以后才能施行，所以不必巡守。然而圣上端坐九重深宫之中，幽隐之处没有不照见的，礼仪没有不举行的，每年遣使携香祭祀五方山川，庄严肃穆，仿佛亲自到达那里。泰定五年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王瓒在中奉旨代祀中镇，祭祀后土、河渎，又望祭西海，祭祀西岳、西镇、江渎。在中是清贵的文臣，奉命主持七处祭祀，也可以说是责任重大了。在中应当恭敬遵循常典，不要过于丰盛而有所祈求；礼仪简洁，文辞精要，以专一的诚意致祭。山川诸神都会欣然享用圣上的祭祀，幽明相互感通，远近没有间隔；将会看到时气和顺、年岁丰收，盛大的福泽不待祈求便自然降临，也将使西土之人知道我们的君主所作所为远远超过秦汉万万倍。如果这样，那么在中就算完成了使者的职责，更应当谨慎啊。《风宪宏刚序》　　　　　　　　　马祖常 世祖开始建立官制，兴起文物制度，特命御史台，彰明公布体制纲要，振作整肃纲纪，端正仪法、崇尚教化，没有一件不在整治安抚之中。等到历代圣主继承光明，多次宣扬宝贵的训诫，也无不彰显常法，以警戒各位官员。恭敬地想，皇上如日月当空，洞察幽隐，继承祖宗成法，重申对台端的命令，严厉进行纠察弹劾，不使失职的官员给孤苦无依者留下忧患。于是台臣协同恭敬地奉行职务，对上体察皇上的深衷，对下宣扬风纪。他们认为，古代象魏有法令， roads上有巡行宣示；如今国家整肃台纲，畅通进谏之路。训辞中所体现的内容，光明宏大而深厚，灿然有条理，应当编缀成书，载入简册，传示内外，使掌管监察、主持公正的人有所考据。奏上之后，皇帝制书说：“可以。”唉，多么盛美啊！凡是我们这些充当皇帝耳目之官的人，都应当知道佩带并遵守这些训诫，不可懈怠。文林郎监察御史马祖常谨作序。《卧雪斋文集序》　　　　　　　　马祖常 人有文章，就如同世间有音乐一样。音乐有高下、节奏、清浊、音声，以及和平、舒缓、焦急、短促等不同，因此可以由此推知时代的吉凶，象征德行的大小。人写文章也是这样。不过这不是勉强能够做到的。承受天地中和之气，又用圣贤之学充实自己，极其顺达仁厚，浸润融洽而有所变化，然后外在显现的精华，才不会有乖戾、邪僻、忿怒、淫靡鄙俗的言辞。这都是理所自然的。岂只是人写文章如此，即使万物也是这样。花朵艳丽到了极点，必定不能结果；器物装饰过分，必定不是良器。一定要与实际相称，并追求相称，那么除了《诗》《书》六艺的文章，我不敢到别处去寻找。袁君德平的文章，可以说是美的。优美柔和而不喧哗，典雅有法而不质朴粗陋，可以用在宗庙，也可以向朝廷宣告。然而如今他已经去世，再也来不及了。他的儿子杲在国学游学，因为我曾经跟随他的兄长伯长甫在史馆任职，而伯长甫又非常喜爱我，所以请我再次为他父亲的文章作序。唉！德平的文章，即使世上没有知晓它的人，又有什么妨害呢？他的儿子杲如今携带文稿归到越山之下。有一天，太史占候说：“南方有光气上达于天，那一定是德平的文章正在它下面。” 唉！《周刚善文稿序》　　　　　　　　马祖常

译六经的文章是最高尚的。先秦古文虽然有的淳厚、有的驳杂，时常违背圣人之道，但也浑厚质朴而不事雕饰，没有后世荒诞怪异、邪曲不正的无稽之辞。司马迁在河山之阳耕作放牧，得到中州布帛粮食般平常而真实的材料，写成史书，他的言辞雄健深沉。唐代韩愈提取其中的精微，使之振发而不受拘束。唉，文章哪里是容易说清的呢！柳宗元驾驭这种文说，却多有忿怒怨恨，失于和平；《淮西雅歌》《晋问》等篇，在古今、天人之间纵横驰骋，形成一代文章典范，学士大夫都奉为宗师。宋代以文章名扬天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人之后，天下将要分裂，道术不能完整，学习写文章的人都流于浇薄浮泛，不足以经世而承载大道。皇元盛世太平，宣扬文化，姚燧、元明善等人卓然立于朝廷，以文章取得地位，光显而流传至今。周刚善汇集他的文章数十篇，让我阅览；文章质实而不鄙陋，文采华美而不浮艳，竭尽心思致力于文章，而且还没有停止。如今他将要到南方任官，所以写下这些作为文章的序言，并略加告诫。《送简管勾序》　　　　　　　　　马祖常 中书省任命简君实理管勾曲阜庙学，他将要出发，请我作送别诗的序。我答应了，却两年没有立即写给他。等他来到京师，告诉我阙里孔子庙荒废坍塌、无人修治，又对我说：“现在可以写了。”当初简君还是平民，却卓然游走于公卿之间，公卿都以礼相待。即使是那些自恃有所倚仗、不肯以礼待人的小人，简君也能使他们忘掉自己的倚仗而对他行礼。他与人交往，并不是靠牵连依附、互相濡沫的巧术，也不是靠排解困难、调解纠纷的侠义；只是平易坦荡，和乐而沉静专一。相处的时间越久，情谊越真诚；时运越困顿，道义越深厚。只是如此而已。综合考察古代君子进入道德境界的途径，也同样是由此而来。简君谦让说：“我不敢有这样的愿望，先生最终还是请为我作序。”阙里孔庙无人修治，是公卿大夫士人的责任。你不要担心它不能修治。那些佛、老之人修建房舍、道观和楼阙，涂饰丹红，筹划供奉他们的师长，急迫得仿佛一天也不能拖延。公卿大夫士人都以文章著名、以做官显荣，难道竟会不修治自己老师的庙宇，反而只修饰自己的房屋吗？你应当寻求像徯斯这样的人，作诗等待他们。《大元通制序》　　　　　　　　　富珠哩翀 至治二年冬十一月，皇帝任命故丞相东平忠宪王的孙子、中书左丞相位右丞相，总领百官和新旧事务，征召任用老成之士，开明治理国家的道路。皇元圣明君主相继而立，已有一百多年；皇帝裁断取舍的诏令、朝廷谋议可否的决定、禁止顽强、平息暴乱、仁爱抚恤百姓的制度，已经有了完备的成法。然而简册所载的法令年年增加、月月增多，散布在各主管部门，既积累又繁杂，没有人知道如何统摄。怀挟私情的官吏，使用诡诈来谋取私利，使百姓痛苦、政事败坏；御史台屡次谈及此事，执掌国政的大臣也常以此为忧。仁宗皇帝即位初年，中书省奏请获准，选择德高年长而贤能、明达练达的人士，当时如中书右丞相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刘正等，将开国以来可以著为法令的政制和法律条文，分类汇集、斟酌折中，颁示主管部门。其大纲有三类：一为制诏，二为条格，三为断例；处在条格和断例之间、并非外地远任官员急需的内容，也一并汇辑，名为“别类”。延祐三年夏五月，书编成，命枢密院、御史台、翰林国史院、集贤院诸臣共同订正，历经八年，事情仍未能完成。今年春正月辛酉，皇上御临防殿，丞相援引事情的本末上奏，建议依照仁宗皇帝的制度办理，皇帝下诏准许。于是，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布延、集贤学士奇彻、翰林直学士曹元用，于二月初一奉诏，会同中书平章政事张珪以及参与议政的元老，率领所属官员共同审定。当时皇上巡幸柳林之地，辛巳日，丞相将此事上奏，又请求把延祐二年以及如今尚未分类编入的内容，依照旧例处理。皇帝下诏说：“这是很好的法令，就从此实行。”朝廷议定给这部书题名为《大元通制》，命我作序。我认为，圣人治理天下，其所行之道总是与天相合；其制定的法令，灿然如列星，使百姓畏惧犯罪而迁善，使官吏不敢卖弄智巧、压制百姓；鞭笞斧钺与礼乐教化相互为表里。达到最高境界时，百姓内心和谐，刑罚搁置不用；二帝三王的盛治，就完全在这里了。即使刑罚随着时代有轻有重，士人仍以刑罚约束百姓，使他们处在刑法范围之中而受到道德教化，这就是古代的制度。圣朝根据事情制定适宜的办法，根据时代建立制度；时势不断推移，事务不断变化，谋划国家的大臣斟酌增减损益，以达到适中的典制，这是百姓的福分。仁宗皇帝继承先皇的根本，皇上又继承仁宗的志愿，这是为万世考虑。即便如此，明确刑罚、整饬法令，朝廷的原则和尺度正在其中；只有善于审理案件、怀着哀怜敬慎之心审理案件，才是主管部门应当遵守的法则。根源既已疏浚，水流自然承接而下，难道能够不谨慎吗？《送杨仲礼序》　　　　　　　　　王士熙 杭州作为郡，在江左地区居于首位。宋朝南渡后把这里作为行都，境内山谷深潭众多，山峰耸立成为大镇，水流汇聚而形成广阔之势；奇瑰壮丽、优胜绝伦的景观，以及博大宏阔、安乐宽厚的风俗，在天下舆地图志所载各地中最为繁盛而事务繁剧。我元奠定天下、设置行省以来，鉴于此地事务繁重、地位重要，如今与其他行省不同，唯独这里设置丞相；丞相属官，若不是清正刚强、为时论所推重的人，不能参与其职。主管文教的官职叫儒学提举。泰定三年夏，应奉翰林文字、天台人杨仲礼因选拔而奉命前往。杭州的土风重视文章，士子们谨慎自持，衣冠整洁，文辞灿然，下笔缜密。处在他们上位的人，必须能够鉴别衡量，陶冶优秀、淘汰浮薄，洞察他们的内心，这样才能使他们信服。行省属官事奉上级，都有等级威仪；即使是大府的连率，也低头恭敬趋前答对。提举官为五品，登阶向省僚作揖时，省僚也一定改变容色以礼相待。这种礼制的严肃，必定是为了尊重儒学；众人的服从，也必定是因为看重其德行。不尊重、不严肃，就不会被重视和服从。过去担任这一官职的吴兴赵先生、巴西邓先生，都是从侍从官出身，声望美好而为人人所信服。杨君在史馆任职已久，文章精深、构思繁富，言论议论盛美，立志建立功业，具有卓然奋勇前进的资质。我王士熙曾和同僚私下详细讨论他此行，不以事情容易为借口而只做容易的事，不以路途近便为劝导而只谋求眼前，而是勉励他面对困难、图谋长远，这正是朋友之间的情谊。《文丞相传序》　　　　　　　　　许有壬

译宋朝培养士人三百年，人才的盛多远远超过唐、汉。盛世之时，忠臣贤士纷纷而出，人们都有余力。等到天命已经离去、人心已经离散，却有一个人挺然独立，从亿万百姓之上奋起，想要挽回已经倾覆的局势、接续已经断绝的事业，使当时天下的人和百世之后的人，都清楚知道君臣大义不可废弃、人心天理从未泯灭；他对于名教的功劳究竟有多大啊！丞相文公少年时卓异奋厉，有经世济民的志向，中途被贾似道阻挠，只能在外任官之间徘徊。他带兵入援时，大势已经不可挽回；朝廷把宰相重任交给他时，投降表已经备好；他前往议和，也只是希望万一能够有所成功罢了。他一生的坚定力量，在万般变化中始终不改。父母有病，即使已经无法救治，也不能不用医药的道理。公所说的话，就是公的内心。因此当死时不死，尚可作为时便去做；逃到淮地，振兵于海上；确实无可作为了，就只有死路。可以死了，却又不立即死，并没有别的缘故，只是把一死看得平等罢了。从前决定权在自己，如今决定权在上天；一旦为义而死，就把它看作归宿。他光明俊伟，俯视一世；至于那些轻薄敏捷、徒作裸将姿态的人，他根本不把他们看在眼里。推演他的这种志向，即使说可以与嵩山、华山争高，也不为过。宋朝灭亡时，守持节操、不肯屈服的人是有的，但从未有像文公这样有所作为的人；事情本来就不能用成败来评判。既然如此，收取宋朝三百年培养士人的功效的，只有文公一人罢了。孙富任湖广省检校官，开始拿出辽阳儒学副提举刘岳申所作的传，准备刻印，叫我许有壬作序。我早年读过《吟啸集》《指南录》，看到文公自述得非常明白。三十年前我游历京师，那些熟悉文公的故老还很多，我却惊讶他的传记尚未见于世间。如今俯读此传，感慨万分，又惋惜京师故老不能亲眼看到它。文公的事业存在于天地之间，光明如日月星辰，自然不会泯灭；而史书取信、后世取法，则有待于此书。像孙富这样的人，可以说善于继承前人了。《唐律疏义序》　　　　　　　　　柳贯 旧唐律有十二篇，并不是唐代才开始有这种法律。自魏文侯以李悝为师，制定《法经》六篇；到汉代萧何增订，又增加三篇，总称《九章律》，法律的根基已经显现。曹魏制定《新律》十八篇，晋代贾充增删汉魏旧律成为二十篇，北齐、后周有的合并包容其类别，有的沿袭或更改其名称。所谓十二篇，是唐代裁定整齐的；长孙无忌等十九人奉诏制定疏文，汇刻成为一代典章，防范十分详尽，条目却很简明。大体归于唐律，也是可以的。大概自姬周以来，文物制度和礼仪典章，没有比唐代更完备的。起初唐太宗因魏徵的一句话，便把宽仁定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中书省奏报疑难案件，常常要复核三次、五次，然后才报请批准。他不愿让法律禁令胜过德化的心意，与哀怜谨慎、慎重抚恤的精神完全相合。史书说有关部门制定律文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也就是一篇作为一卷罢了。如今定为三十卷，是因为长孙无忌制定义疏时，内容本来已经增多。义疏成于永徽初年，距离贞观年间应当还不远。此后制定令、删定格、编纂式，各随时代增减损益，科条没有定数，大体都源自律文。既然如此，法律虽然定于唐代，但用来贯通并穷尽人情和法理变化的内容，难道可以划定在唐代便骤然停止吗？国家建立常经、陈列纲纪，启迪德行、实行先王谋略；与近世各朝比较，考察采纳唐制的地方很多。所以凡是垂示为法令、著录为成例的内容，无不体现忠厚恻隐之心。历代圣主光明相继，为什么与太宗如此相像啊？我曾充任礼官，陪在朝廷末席参加议论，看见官吏把现成法令放在面前说：“律法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即使是善于辩说、谄媚巧言的人，也无不服服帖帖地听从，不敢说一句不同的话。等到查考审视它，便发现它以唐律为根本来记载常法，又参照祖宗明睿的裁断来传达变法。没有常法就没有古制，没有变法就没有今世。然而一定选择唐制，是因为唐代衡量治理之道能够取得中正；增加它就会过分，削减它就会不足，过分和不足，失误是相同的。唉！法家的律法，就如同儒者的经典。五经承载大道以推行万世，十二律垂示法度以端正人心。大道不可废弃，法律难道能单独废弃吗？有人说废除夷三族、连坐等罪，制定见知、部主等条文，是萧何、张良控制天下的一种权术；这种说法未免浅薄末节。我哪里足以真正知道它呢？只是根据它在人心中的道理，私下窥见其意义罢了。江西处在教化逐渐浸润的范围内，各学校的经史刻本大致齐备，唯独律文缺少。我曾间接向廉访使师公请求说：“礼与刑起初是一回事；所谓由礼入刑的说法，本来是要以治理百姓为宗旨，而不是要以陷害百姓为祸害。我想寻求旧本《唐律疏义》，稍加校正讹误、补辑脱漏后刊刻它。这样也许可以使隆兴学官追复过去讲读法律的遗风，不知您是否有意呢？”师公立即同僚商议，大家都回答说好。行省检校官王君长卿又拿着家藏善本和《释文纂例》两书来帮助这项工作，师公欣然命令拿出官府库中储存的没收入学租钱来供应费用。一个多月后，编纂工作完成，于是我执笔写在篇首，同时用来表明师公体恤刑狱的本心无处不在。若说这是铸刑鼎、作爰书，要因此受到世人讥笑，那么我哪里敢这样做呢？《孔氏谱序》　　　　　　　　　揭傒斯 《孔氏世家》一卷。孔氏支系中在江西显达的，是临江三孔。三孔的子孙中名叫克己的，是先圣孔子的第五十五世孙。他从江西跋涉不到三千里，前往曲阜拜谒孔氏林庙，并借此考订孔氏谱牒，收集其中尚未续入的内容，于是携带它来到京师，拿给各学府观看。我揭傒斯有幸得以看到孔子的后裔谱牒。于是肃然起敬，又惶恐自惧，上前告诉他们说：天下承受姓氏的人，没有不是圣贤后代的；凡有尊祖敬宗之心的人，没有不知道重视自己谱牒的。然而只知道重视谱牒，却不知道追求尊祖敬宗的实际，仍然等于没有谱牒，仍然不算圣贤的子孙，何况是孔子的世家呢？孔子，是鲁国的陪臣。距今一千七百多年，天下人直到今天还诵读他的书，讲习他的道，以天子的礼乐祭祀他，把他看得如同天地一般尊崇，如同日月一般仰望，如同父母一般亲近，这究竟是凭什么达到的呢？即使是道路上的平庸大众、寻常人，也有不符合孔子教诲的地方，还能指出来议论他们，何况孔子的子孙呢？作为孔氏的子孙，也实在困难。因此，即使把天下陆地海洋的财富全部聚集起来，也不足以作为他们的富有；穷尽天下的爵位俸禄，也不足以作为他们的尊贵；搜尽天下奇珍异器，也不足以作为他们的珍宝。

译他们真正可以凭借而富有、尊贵、珍重的，只在于听闻并践行祖先的道罢了。凡是学习孔子的人，尚且一定把这作为自己的任务，何况他的子孙呢？编修自己的谱牒，是尊祖的器具；阐明并践行祖先的道，是尊祖的实际。你们应当敬慎并自我勉励，不要只是抱着这件空有形式的器物，向众人号称：“我是先圣的子孙。”我恐怕将来会有人议论你们的后代。你们一定要谨慎。《国朝名臣事略序》　　　　　　　欧阳玄 应奉翰林文字、赵郡人苏伯修，刚到二十岁，就有志于著书。当初他还是国子生时，科举尚未实行，在学校中向下级士人讲说词章、诵习经文；既有余暇，每月所作笔札又很多。唯独伯修广泛搜取本朝显贵大臣的文集，每天抄录；凡是元朝大臣、世代公卿的墓表和家传，往往都能在编帙中见到。至于闲居时的记录，以及师友所讲述的自国初以来足以征验文献的内容，他也汇集起来。起初分别列举人物若干，再把各人的事迹附列其后。后来对书稿校勘订正，像梳理头发一样删去冗杂而保存真实，揭发隐微、搜求散佚，久而成书，命名为《国朝名臣事略》。有一天我与伯修一同参与史馆事务，借来阅读，起身叹道：“元朝建国真是壮盛啊，难道完全不是由于人才吗！如太师鲁国王、淮安王、河南王、楚王等诸王公的功勋，中书令丞相耶律氏、杨氏、史氏的才器功业，宋商、姚氏、张氏的谋略，保定、槀城、东平、巩昌诸人的方略，二王、杨氏、徐氏的文章，刘氏、李氏、贾氏、赵氏的政事，兴元、顺德二人的政绩具有古代良相的风范，恒山、康军等人的操守具有士君子的风节；其他台府中的忠贞之臣，帷幄中的文武谋略，朝廷内部的枢机，外部的藩翰，也都历历可考、值得记载。” 太保、少师、三位太史，具有通达天人的学问；陵川、容城二人的名节，在各代中特别卓异，这难道是多见的吗？至于司徒文正公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方法，所谓“九原可作”，我大概会跟随武子吧！唉，天地如此广大，人才应当一代代涌现，伯修这部书还远没有写完。我姑且记下我所见到的这些。《补正水经序》　　　　　　　　　欧阳玄 金代礼部郎中蔡正甫撰写《补正水经》三卷，翰林应奉苏君伯修购得此书，将要刻版刊行，嘱托我在篇首作序。考察《隋书·经籍志》，有两种《水经》：一种三卷，郭璞作注；一种四十卷，郦善长作注。善长就是道元，但两书都没有记载撰作者姓名。唐代杜佑撰写《通典》时还见过这两部书，说郭璞的书疏略，对于郦注没有评论；至于撰作者，则大概完全没有考察。旧《唐书·经籍志》才说郭璞撰写，宋代《崇文总目》也不说撰作者是谁，只说郦注四十卷，亡佚其中五卷；却不知道两部《水经》是一存一亡，是否已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新《唐书·艺文志》于是说汉代桑钦撰写《水经》，又说一说是郭璞撰写；如今人们说桑钦撰写，根本就在这里。《崇文总目》作于宋景祐年间，与新《唐书·艺文志》同时，又不知道新志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说法。我曾参互考订这些材料，有人怀疑桑钦是东汉顺帝以后的人，是因为其中记载彘县而产生疑问。如今书中说江水向东流经永安宫南面，永安宫是昭烈帝把后事托付给孔明的地方；如今特意把它记在这里，又似乎因为这个人物而更加重要，难道不是蜀汉之间的人所作吗？不只是这样，书中还说北方的县名多为曹氏所设置，南方的县名多为孙氏所设置；其余内容，我又没有时间一一列举。这就是近代宇文氏认为经文和传文相混杂的地方，这种说法接近事实。然而，必须先确定经文和传文各自的作者，然后才可以分别。有人又说：难道不是桑钦先作经文，曹氏、孙氏二家后来增补的吗？别的书也许是这样，但此书未必如此。《西汉·儒林传》说涂恽传授给河南桑钦；君长《尚书》说桑钦是成帝时人。如果古代有两个桑钦，便可以审定；若桑钦是成帝时人，那么此书不应在汉代《艺文志》中被遗漏。或者我对这里又有疑问：《水经》的叙述和撰作，往往见于南北分裂之时。假如旧《唐书·经籍志》可以凭据，那么作者是南方人，作注者是北方人，在当时本来就有南北疆界的区别；又怎么知道它们详略不同、异同有别，不是受一时所能听闻见到的范围限制呢？唉，古今有志之士，思虑皇极不足，伤感天下同风无时实现，谁知道他们不是把深意寄托在这部书中呢？既然如此，景纯、道元、正父，也许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不过依我看，正父博学多识，他在其他著作中所表现出的风格，大概有刘原父、郑渔仲的遗风，是中州士人中的巨擘。这部书虽然因宇文氏的感发而产生，并且能够纠正蜀地刻本迁就失实之处；它详尽记载赵代之间的水道，这本来是景纯难以做到的；至于长江从寻阳以北、吴松以东的水道，又能够使道元没有遗憾。伯修生在车书混一的时代，身任史官，年长而学富。对于金人散失的旧闻，他广泛收集；而这部书又关系到职方地理的大事。因此我也愿意附带记述自己的看法，却不知道是否妄言了。《忠史序》　　　　　　　　　　　欧阳玄 所谓忠，就是尽己之道的名称。上天把事物本来应当如此的道理赋予人，人尽到自己所应当尽的本分而没有遗憾，这就叫忠。如今对人说：“臣下侍奉君主以忠，这个忠与忠恕的忠相同。”人们无不惊骇，认为不对，但实际上确实如此。有人说：“臣下对君主尽到臣道就是忠了，儿子对父亲尽到子道，为什么只称为孝呢？”我说：“不是这样。”《礼记》所说的，在内尽自己的本分，在外顺应大道；忠臣用这种道理侍奉君主，孝子用这种道理侍奉父母，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这正是我的说法。那么，上位者对下位者尽到自己所应尽的本分，该称为什么呢？回答说：“那是尽己而不敢不勉力的意义。”上下之间必定有区别，所以“尽”的对应面是“推”；推己及人就是恕。程子曾说忠恕是一回事，侍奉上级的方法没有比忠更好的，对待下属的方法没有比恕更好的。后来的儒者对此表示怀疑，是因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人刚出生时本来安静，一活动并与外物接触，尽己和不尽己这两种情况便由此产生。明白的人知道这一点，本来没有一刻不是我们施行忠道的时候。这个道理，可以用来侍奉君主，也可以用来侍奉上天。《诗经》说：“昊天说光明，照临你们的出入；昊天说清明，照临你们的游息。难道不是确实令人敬畏吗！”

译番易人杨玄翁很早就对此有所领悟。他的祖父通守在轩先生，宋朝末年任官时因正直而闻名，遭逢国难时以死守节；玄翁感慨仰慕祖父的遗志，撰作《忠史》，历时十多年才完成。于是上下数千年间臣子的大义，灿然完备地呈现出来。即使微小到一句话、一个行动，只要无愧于尽己之道的，也全都记录下来；又细微到边远夷狄小国、妇女女子的操守，也不遗漏。甚至深入到内心、行迹、外在表现之间，都能考核其真实情况，是非曲直清楚明白，不与古人相违，真是多么公正而恰当啊！唉！自从“忠”的意义不能明白之后，士大夫平日没有涵养和省察的功夫，处理事务没有鞠躬尽瘁的志向，立于朝廷没有直言敢谏的风气，到了面临危难时，难道还能保证他们一定死节吗？唉！天地之间如果这个道理明白，天地就运行变化，草木就繁茂；如果不明白，天地就闭塞，贤人就隐退，实在可怕。我任国子博士时，职掌校订进献的书籍，已经为此书作了表彰，仍然担心玄翁著书的志向未能彰明，所以在这里写下《忠说》。唉！这部书如果果真流行于世，那是这部书的幸运，也是世人的幸运。《送曲阜庙学管勾简君序》欧阳玄 我曾读到《鲁相置孔子庙史碑》，碑文记载，司徒臣雄、司空臣戒说：鲁相瑛上书称，孔子庙即褒成侯庙，四时前来祭祀，事情完毕就离开；庙中有礼器，却没有固定的人掌管，请设置一名百石卒史，主管守护它。谨此询问太常祠曹掾，其回答说：旧例，辟雍祭祀先圣，太宰、太祝各一人，准备祭爵；太常丞监掌牛、羊、豕，河南尹供米，大司农供给其他物资。请准许瑛所说设置官员的制度。这是元嘉年间的事。考察其他书籍，雄即吴雄，戒即赵□，瑛即乙瑛；只是最初设置卒史时，缺少姓名。我近来代为办理，国子博士于仲春上丁日祭祀，中书奉皇帝命令代为祭祀，御史二人纠察仪式，礼部主管符节，户部供器皿，兵部供车，工部设置帷幕，光禄供应醴酒和祭齐，宣徽供应兔鹿脯和脩肉，留守主管燎祭用的香薪，宗正供役卒，大兴尹供黍稷等祭品和牺牲，事情比古代办理得更加详备。礼器方面，常设一名管勾，主管其事，实际职责与百石史相同。当时，衍圣公说曲阜祠庙的事务应仿照辟雍，唯独器物服饰没有固定职官，请按照辟雍旧例设置管勾。中书、集贤院的官吏以及礼部、胄监往来咨询讨论，经过几年才决定。于是朝廷士大夫共同署名荐举蜀地士人简君担任这一职务，又作诗为他送行。衍圣公，古代称褒成侯；在汉代，褒成侯对此没有留下记载，幸亏鲁相揭开端绪，历经三公，访求曲台旧制，援引成均礼器之例，才开始有固定官员。这样看来，这个职务难道轻微吗？汉代最初如此设置，既然难在得人，也一定慎重选择，可惜他的姓名失传了。如今简君学问广博周备，品行笃实而仁惠，既有幸担任这一职务的开端，又有幸把姓名托付在当时名士大夫的诗文中，将来和汉碑一同流传，难道是偶然的吗？或者我又有所感慨。昔日商朝拥有天下三十世，周朝二十三世，孔子生在其间，已经相隔一千多年。孔子早年，孟僖子嘱咐他的儿子说：“你是圣人的后代，必须前去学习礼。”这里所说的圣人，是圣王成汤。以今天距离孔子计算，周朝末年距离成汤，年数也没有相差太远。成汤的恩泽未必有今天孔夫子这样盛大。子开这一支在宋国，后来下降到孔父这一支在鲁国，他们的世系又未必像今天这样拥有爵位封邑。即使从有生民以来的有无可以明确辨识，如今若有人替僖子这样说，世人难道不认为他迂腐吗？为什么一件礼器职务在故宫中从古到今设置的困难，其官署的事务和成例却有如符契相合，而唯独人心和士习的厚薄距离古代远得多，这究竟是从哪里造成的呢？对于其中我深感相同的地方，我已经详细叙述了；至于其中令我深感不同、深受触动的地方，是想把我的心意告诉孔氏后人和当世学习礼法的人。简君，请替我恭敬地转告他们，并且更加自我敦厚。《送张文琰序》　谢端 太上皇帝从前在外任职，潜邸在建邺，也是江南行御史台的治所。凡是官府所治理的事务以及小民的风俗习尚，善良与邪僻，没有不亲自了解的。后来登上帝位，以纠正过失、整治弊病为职责，责任尤其重大；因此风纪官的选任，大多由皇帝亲自选择。御史大夫、中丞有所擢用，也一定要确认其人可靠后才敢举荐。应奉翰林文字张君文琰，也因选任而担任山东道肃政廉访司经历。应奉是七品官，清贵显要而优闲安逸；在编纂、校订、论说、撰述之余，按惯例三日才集合一次。集合时，从待制以下彼此杂坐吟啸，等候长官到来，登堂作一揖便退。张君才任职一个多月就领取俸禄回去，而经历一职的繁忙劳苦与此不同。经历以上有大官八人，同僚二人，吏员十六人，另有书手不在此数。吏员办事是否妥当，都总归经历管理。经历本来是他们的长官，也是吏员学习的对象。每天太阳刚升起就进入幕府，督促吏员、书手分曹分局办理文书。凡一司的各种事务，以及分司出巡按察各部郡邑的事，有疑难不能决定的，官吏受贿以及拖延违误应当殿罚降职的案件，还有审讯治理民众的诉讼、双方当事人应当论奏的案子，形成文书后，吏员拿到面前，请求决定取舍可否。经历替他们分析疑似之处，平衡偏向，删改调整并审定，然后署名划界；既使吏员能够得到实情，又不违背法律，这样才可以采信。大官统领僚佐，吏员也不能轻易动手脚来改变法律的轻重。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必定是过去曾经替上官执笔办事的人，自以为能够胜任。等到成为他的属员，大家也都低头仰面，整齐地向他学习并尊敬他。如今却不把这个职务给我，而给了文琰，荐举他的人一定是因为他有可取之处。做官本来可以有所作为，只是儒者在风纪上的功效，长期没有被世人了解。那些重迟、迂腐、懦弱的人，大都因此诋毁讥笑我们；等到有人能够自我树立，脱去旧习，胸襟开阔、才识卓异，他们又必定惊异并敬重。对于这两类情形，我将用文琰此行来验证。天历己巳正月既望，翰林修撰谢端叙。《太常集礼稿序》　李好文

译《太常集礼稿》编成的册数是：郊祀九卷，社稷三卷，宗庙二十一卷，舆服二卷，乐七卷，诸神祭祀三卷，诸臣请谥以及官制沿革、典籍记录等，合计六十五卷。事情考核详实，文字质朴直切，汇集各种材料而容易查阅，大概就是太常的实录。太常掌管三礼，主管群祀，凡礼乐之事，都由它负责。国家议论、制作的根本，郊祀、社祀、宗庙祭祀的制度，山川百神秩序的典章，诸臣以节行给予谥号、改定名称的事实，难道可以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吗？恭惟圣朝开创之初，战争正多，文德建设还来不及顾及。我太宗皇帝攻克金国第五年，岁在戊戌，当时中原刚刚平定，就已经命令孔子后裔元措访求前代礼乐，准备以此彰明万世太平之治。宪宗皇帝二年壬子，当时已经有日月祭祀。伏看当时群臣奏对之际，皇帝询问礼乐从哪里开始，左右回答说从尧、舜开始；那么他确立神道的根基、开创人伦的极则，其宏大的谋略和睿智的方略，本来已经广大深远了。世祖皇帝中统初年，建立宗庙，设置太常，讨论撰述，希望超越古代。至元年间的治理，于是光大了前代的功业。成宗皇帝开始建立郊丘，武宗皇帝亲自行裸享礼，英宗皇帝扩建太室，确定昭穆次序，亲御衮冕和卤簿，修治四时祭祀。列位圣主相继承接，年年增加、月月辑录，典章文物焕然齐备。一百多年来，事务都归属有关官司，寄存在简牍之中。岁月久远，不免散失。因此，沿袭办理的人有时不知道根本，议论它的人有时失去最初的原意，疏略、违背、错乱之处颇多，和旧制很不相合。泰定丁卯年秋天，我李好文充任博士，对这种情况深感慨叹。不久，佥太常礼仪院事富珠哩公继任而来，便倡导率领大家，于是和一两位志同道合者搜集、校勘，访求残缺脱漏，考察错误疏略。那些不敢贸然改动的地方，也都在下面加以论说疏解。事情虽然不可能没有遗漏，但凭耳目所及，已经获得了七八成。过了两年，书编成，命名为《大元太常集礼稿》。唉！一个时代的治理，必定有一个时代的文章；纲常典则、天定的秩序和人的纲纪，哪里是容易说清的呢？然而事务不可以没有记述，言论不可以没有系统。与其临时才备办，哪里比得上从典籍中寻求？与其习惯于做却不加考察，哪里比得上有凭有据地相信？这就是把它汇集编成书而不敢拖延的原因。称作“稿”，本来就是因为还要等待将来。他日大儒巨笔奉诏讨论，编成一代的大典，这部书也未必没有可取之处。天历二年秋七月丙辰朔，承务郎太常博士李好文序。《元文类》第三十六卷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