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三十三元苏天爵编序

译《元文类》卷三十三，元代苏天爵编，序 《庄周梦蝶图序》　刘因 庄周寓言说自己梦见变成蝴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解释的人认为这是齐同万物，有人想或许蝴蝶是这样，庄周也是这样，二者都是幻象。既然是幻象，那么到哪里都没有不可以；到哪里都没有不可以，这正是所谓齐同。说它是齐同，说它到哪里都没有不可以，本来是可以的。然而庄周哪里能够知道这一点呢？庄周的学说，是纵横变化的学说，大概是在当时失意，而想在乱世中求得保全。然而他的才华很高、意趣广大，有些东西不能自行停止，因此看见天地是这样广大，古今是这样遥远，圣贤的功业是这样广大而盛大，而自己却以渺小的身躯横处在纷纷扰扰的万物之间，存在不了多少时间。又受到外在的是非可否约束，内在的得失寿夭困扰，却不知道用义理和天命来防止这些，想用这种说法向家人和时俗夸示，以求朝夕苟安，却又不能得到。姑且把万事万物混同为空洞，把一切事物纳入幻象之中，或许还可以借此在其中猖狂放纵，妄自把自己表现在天地万物之外。由此看来，即使是所谓幻象，庄周也未必真的看见了它是幻象。连幻象都不知道，又哪里知道我所说的齐同呢？又哪里知道我所说的到哪里都没有不可以呢？如果有道作为主宰，那么大行于世也不增加，困居穷处也不减少，随着时势变化，遇到万物便赋予相应形态，到哪里不能齐同、不能适宜呢？这就是我所说的齐同和无不可，必须循序渐进、穷究道理以后才可以谈论。庄周却不是这样，他一下子就把万事万物纳入幻象，并说在幽深恍惚之中自有他所谓的道存在。唉！那些粗疏莽撞、厌烦思考的人，谁不喜欢这种容易的说法而去实行，因而得罪名教呢？在当时失意的人，谁不认为这种说法对自己有利而趋附它呢？像正始、熙宁年间的那些人，本来不值得说；但世上所谓的大儒，一遇到困顿挫折，姑且借这种说法自我排遣的，也时常有之。总而言之，都是不懂义理和天命罢了。即使如此，庄周已经死了，他留下的学说也不过是他梦中那只活泼的蝴蝶。我跟着去辨析它，本来应该与庄周无关了。然而从庄周的角度看，不如任凭天道的均衡来休止争辩，所以就对着这幅图戏说道：“画你的人，是画家；辨说你的人，是写书人。书和画都没有知觉。画你之人的心，以及我辨说你的心，在未发之时都不存在，既发之后也不存在。用它们所不知道、所没有的状态来看，哪里有彼与此？既然没有彼与此，哪里还有是非？”庄周如果有知觉，一定会说：“我怎么知道呢！”让读者在面前变色，后来发笑，这才是用来齐同它的方法。画图的人是臯落杨内翰，作图序的人是刘因，续写序文并题咏的人是京师大夫。是我的老师和士大夫。

译《续后汉书序》　郝经 东汉建安末年，曹氏废黜汉朝而自立，称为魏；孙氏占据江左，僭越称号为吴。昭烈帝以宗室后代继承汉统，在蜀地即位，讨伐贼臣、谋求恢复汉室，最终不能统一天下，汉统于是归于晋。晋平阳侯相陈寿原是汉朝官吏，汉亡后仕于晋，撰作《三国志》，让曹氏继承汉朝而不承认昭烈帝，称其政权为蜀，鄙视为偏霸、僭伪，于是统绪体例不正，大义不明，纲维紊乱，所以称号和议论都失去了正当性。汉哀帝时，荥阳太守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认为三国时期蜀以宗室为正统，魏虽然接受汉的禅让，晋仍然属于篡夺；蜀国平定以后汉朝才算灭亡。他上疏请求越过魏而承继汉，以端正正统体例，但没有被采用。宋元嘉年间，文帝诏令中书侍郎裴松之采集三国异同，共数十家，用来给陈寿的书作注，补充缺漏，辨析错误；功力虽然勤苦，却也不能改变正统体例。经过南北朝、隋、唐以及五代七百多年，列在三国史之后，已经不再有人议论这件事。宋丞相司马光编作《通鉴》，才把蜀改称汉，仍然按魏的纪年记事，而把昭烈帝视为僭伪。到了晦庵先生朱熹为《通鉴》作《纲目》，贬斥魏而以昭烈帝章武元年继承汉的正统，这才开始恢复正统。然而本史正文仍沿用《寿书》。我曾听缙绅先生谈论，说《寿书》应当改写，私下早有这个志向。中统元年，朝廷诏令经持节使出使宋朝，告知宋人登上帝位，并与宋通好、停止战争。宋人把我留在仪真馆舍，不让我进退，于是我便打破旧稿，起自汉代，终于晋代，改写《寿书》，撰成表、纪、传、录以及序、议、赞等篇。十二年夏五月，我向两淮制使印应雷借得二汉、三国、晋书，于是撰作正史；把裴注的异同、《通鉴》的取舍、《纲目》的义例，参互校勘刊定，归于详实，以昭烈帝承继汉统，魏、吴为僭伪之国。十三年冬十月，书成，共有年表一卷、帝纪二卷、列传七十九卷、录八卷，共九十卷，名为《续后汉书》。它振发昭烈帝被掩埋的光辉，彰显孔明宏大的心志，揭破曹操、曹丕的阴险，剖析司马懿、司马昭的深沉机心；阐明正道，排斥异端，辨别奸邪，表彰风节，甄别义烈，考核正伪；对于曲折隐微之处，传述其中的义理，征引典章法则，并以道德为本，推究六经的本源，补足二史以后的缺漏，使千年来的弊病一旦廓清。古人著书，大抵是因为圣贤之道受到否定，因愤懑而作；屈平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都是这样。然而，他们都曾一时被蒙蔽，光辉却流传百世，所以韩愈说：“拿那个来同这个比较，究竟谁得谁失？”如今我被幽闭困厄到了极点，却编成这部书，大概也正是古人的志向。《胡氏律论》序　　　　　　　　　熊朋来 上古创制音律，其次是听辨音律，后来才用计算来推求音律。《虞书》和《周礼》中有掌管听律的官员，却没有计算音律的方法。《考工记》所谓“数度”，是说制造乐器的尺寸；至于律管相同、声音相合，阳律向左旋转、阴律向右转，考察它们的次序，并不是用计算方法来论说的。六觚之器一把，自秦代柱下史得到这部书并流传到汉代，直到今天，只有班固、司马迁的记载还可以考证，其余各家对于上下相生说法各有异同。甄氏在汉中把《礼运》的旋宫说写入计算术，因而采用除法，仍未免承袭后汉《律志》的错误。后汉《律志》又错在京房的准法，《礼记》疏也与《吕氏春秋》《淮南子》持同一说法；上下相生尚且不能确定，又怎么计算音律呢？律与吕各自按自己的法则推演，那么乾坤六体的次序就确定了；同位相配、隔八生子的象数也显明了；二倍、四倍以及一损一益的计算也相互均衡了。如果说从子到午向上相生的是七，从未到亥向下相生的是五，那么既不是以子午为中分，又把丑午相连而向上相生，三吕采用倍数的意义也就荒谬了。后汉《律志》把十二律的实际数值杂入准法，算家往往沿用它，以防宾、夷则、无射四因二除来计算大吕、夹钟、中吕，这已经不是律生吕的计算规则了。甄氏能够辨明终于南事说的错误，却不知道自己也沿用了后汉《律志》的错误。有人说大吕是六吕之首，依照后汉《律志》的算法，大吕所得之数较多；这不对。阳律得其本位，阴吕得其对冲；律生吕从林钟开始，并不是先从林钟开始，所以这正是先推大吕的缘故。十二宫终于中吕，并不是说中吕到了尽头，而是接着应钟的次序。因此，天统以黄钟为首，人统以太簇为首，地统应以大吕为首；以林钟对应大吕的位置，使它配黄钟而作为太簇之母。这样，大吕、夹钟、中吕分别处在未、酉、亥的次序上，都按下生的算法进入实际使用；加倍便有律的一半，所以吕必然有加倍之法。懂得这一点，上下相生的错误就不值得再辨了。采用加倍，是它的本来法则；不采用加倍，是算家为了求快求简而取的办法，实质相同。至于四清、二变，过去本来就有人怀疑，李照、范景仁尚且不能争辩，何况陈旸以下不过托之于空言呢？乐器中只有瑟有十二个清声，四清包含在其中，不能通用于其他乐器。我考察中吕与黄钟相交的情形，知道声音有超出度数计算之外的地方：无射之商、夷则之角、夹钟之羽、中吕之徴，若弹丝、吹竹、击拊、鸣金石，声音到了这里仍能自然流转。算家用中吕来推求黄钟，把各种算法用尽，也不能同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个数相合。有的把倍数乘四，那么三分时还余下二，亏缺的数已经很多；有的把正数乘四，也会有一数无法施行，亏缺甚至超过一半。三分不能施行的数既然没有办法处理，只记录它的余分，最终总会有除不尽的地方。拿尚未确定的计算结果，却称为黄钟的变律；又推而称作林钟、太簇、南吕的变律。更有甚者，假托执始之名，自己都不相信那是黄钟，使人得以窥见计算术的边际。而黄钟流行于诸律之间，本来没有间断。计算方法的产生，大概是因为律管有长有短；这是算家根据律管制定计算术，不是律由计算术决定。就像方田一样，田地生长五谷，难道知道我们要用圭、箕、弧、环来计算吗？律管调和五声，难道知道我们要规定正、变、倍、半吗？这都是算家强加给它的名称。所以说：古代制作钟律的人，用耳朵来校正声音；后人做不到，才借助数目来校定尺度。雅乐之所以不能复兴，正是因为声音的学问没有流传。古人从小学就教六乐、九数，如今年老了还茫然不知，哪里只是不会计算音律呢？

译至于字音之学，在儒者所从事的学问中最为接近音律；可是喉音、唇音有两种说法，宫、羽也有不同解释。羽有喻母，有人却认为它从角音；徴有知母，有人又认为它从商音。更何况说它能够同皇极之律吕相协调呢？豫章胡先生早年考中儒科，隐居在彭蠡湖边已经四十年了。假如让他担任礼乐之官，未必不能对制作礼乐有所补益；但如今他已经老了。先生不求在世间知名，世人也没有谁知道他。朋来闭门弹瑟，这一天正奏防宾之角，歌唱《考槃》。有一位穿儒服的人来听，我问他的姓名，他说：“桂山。”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胡先生那里来。”于是他从袖中取出方册，说：“先生的论说，只有您可以替它作序。”从前西山蔡氏本来就怀疑《吕氏春秋》《淮南子》不是本来法则；若依本来法则，二吕就应当采用加倍。这部书说，黍是按照律来确定的，而不是律按照黍来确定的。我对于计算术也这样认为。书中又说，空围九分，是算家所说的内周，并不是空中能容下九分的方形。律有半，吕有倍；使用半、使用倍、使用变，各有其条理。这些都是为了辅助蔡氏之书，并不是故意求异。应当同本源一起辨析考证，并把它流传后世；至于是否实行雅乐，就不必强求了。如果有人有志于制作礼乐，将来可以从这部书中得到考证。先生精通卦象、声韵，并不只是懂得计算音律而已。姑且把这些内容流传后世，也比汉中太守强多了。《钟鼎篆韵》序　　　　　　　　　熊朋来 《钟鼎篆韵》一书，收录了雕戈、钩带以及各种碑刻中的古篆字。“钟鼎”这个名称，是因为钟鼎属于贵重的彝器。《考工记》说：“金属有六种配比，其中第一种是钟鼎的配比。”钟鼎之称就是由此开始的。鲁国铸造林钟时，臧武仲曾论说制作彝器的缘由。杜预专门说钟鼎，所以祭祀用器的总称是彝；頫是钟，卭是鼎，都是彝器中较大的器物。器物必定要有铭文来流传久远，像鼎、盘、量上的铭文，在经书中已经可以看到。自从仓颉取象造字、推类成形以后，形声相互推演，文字便产生了。周公时代还没有改用籀文，却已经有六书的教法。孔子时代已经改用籀文，但还保存着科斗书。秦朝法律重视本国文字，孔氏以及秦国博士各自在屋壁中收藏古书。齐地南方靠口授流传，还可以按声音寻得文字。安国把古文改写为隶书，整理科斗书之后，科斗书便绝迹了。看汉代所得的齐器、周鼎、柏寝的刻辞、栒邑的铭文，都有人能够按其形体辨识。壁中书有一半已经诵读流传，既说已经确定了其中可以知道的文字，又说当时的人没有谁能够认识；如果果真不能认识，那么隶书凭借什么而来？不过是废弃古文、随从俗体罢了。后来汉朝再寻找古文，便不能重新得到；简牍残缺朽坏，反而不如后世纸墨容易传布。唐初盛行临摹，才开始有人把楮纸拓摹碑碣，制成墨本。东巡所立的石碑、偃师的槃、岐阳的石鼓、延陵季子墓的篆刻石文，都已经摹写成墨本流传，但还没有人能够摹写钟鼎的铭文。皇祐年间，朝廷才命太常摹绘历代器物铭文制成图录，三馆之士也不能全部辨识。于是欧阳修、刘敞、李公麟、吕大临等人所著的记录逐渐增多。宣和以后，著作更加繁多；除《博古图》外，还有晏慧开、蔡天启、赵明诚、荣咨道、董彦远，以及黄伯思、翟耆年、薛尚功等各家相继论述彝鼎古器，其中也多出于政和、宣和之间，器物常常聚集在爱好它们的人手中。当初夏氏仿照二徐的韵例，以《唐韵》系联古篆；当时器物铭文还不完备，其中钟鼎文字有缺略，便广泛采用俗书来补足奇字，也还没有用“钟鼎”命名。政和年间，王楚作《钟鼎篆韵》。薛氏承袭李公麟旧图，其帖从雕戈开始，又根据王楚的成书，把韵书称为《重广》。乙卯、癸亥年两次脱稿，应该没有遗漏文字，但帖中所收的韵字有时仍有缺漏。商钟有释文和韵书，便标作“无音释”；石鼓已经载入帖韵，便不再收取。石鼓自韦骧、韩愈过分称许以后，反而增加了群疑。翟氏评论周宣王遗迹，极力称赞吉日碑，却怀疑石鼓中“维”字的刻法；又怀疑它不像古代铭文，并由此怀疑其中的意义没有达到柳、帛、君、庶等字的笔意，或许是促短其长笔、拉长其短笔。这些说法是为了取得声誉；夹漈曾怀疑它是秦篆，茌平马氏则怀疑是宇文周所作。然而这只是讨论篆字，并不是讨论韵书。如今编作篆韵，又何必追问这些呢？本来就是以文字多为丰富罢了。旧刻中的夏氏、薛氏诸韵，因临摹转移而失去真实面貌，这正是古人感叹烟墨、悲伤纸竹的原因。临江杨信父参订旧字，广泛采集金石上的奇古遗迹，又用奉符党氏韵加以补充，补足夏、薛二家未收的字，请我作序。其篆字是夏、商、周、秦的篆体，其韵则采用《唐韵》，姑且以此来记录字形。钿金、戈带上的文字属于一个时代；夹钟、昭铃上的刻辞又属于另一个时代。自古篆以下直到斯冰，其中有不能相比而混同的，也有籀文、古文错杂散见于召陵公乘的书中。有的古文经历世代后才重新出现，有的是后人仿造古文而近似；审慎辨别后再使用，就在于使用者本人了。有人说，编《钟鼎韵》是为了备篆刻时查用字文。刻符、摹印也是书学的一门。马援不拘守章句，却喜爱讨论篆文；他拜伏波将军时，上书说：“臣所借用的伏波将军印文中，‘伏’字的‘大’向外。”又说：“成皋令印中，‘皋’字从白下羊；丞印从四下羊；尉印则从白下入，入下又是羊。”这样一县长吏的印文各不相同，就不能用来作为凭信。事情下达到大司空，要求校正郡国的印章。现在考察“伏”字旁边从犬，难道能没有向外的笔画吗？“皋”并不是从羊，而是谐声字。记载东观事迹的人，没有一句话来辨正这些说法。印文由司空掌管，少府所制的印章尚且有时会讹误不同，何况香奁家所记的铜龟、私印、高平刻鹊瑞之章、元晖奉虎儿的字样呢？私下记录姓名字样的，实在多得数不清。像啸堂所记录的，流传已经很久了。欧阳公一生只用一个字记名，后来的儒者却追求更多。世间爱好古文字的人很少。至于记录姓名，有的人喜欢古篆，有的人虽然喜欢却不能辨察，还不如那些不知道喜爱古篆的人。自从《玉篇》出现，《说文》便舍弃俗书，籀学衰废，哪里只是字书如此？音释流行于世，《诗》《书》《易》却不再保存古音；韵略用来考试士人，字音也不再贯通古韵。古学并不只是字书，譬如剖竹，从末端剖到根本，这或许也是同一条道路。我曾感叹汉代法令考察官吏，要求诵习史籀文字，儿童学习仓颉之教，那时的文字学还接近古代。汉朝寻找能读古字的人，必定征召齐人；从所听闻的伏生事迹，也可以加以考察论说。

译传记说，山东太师能够用齐地语言讲说《尚书》，相互传授。孝宣帝命张敞接受齐地的学问，张敞于是能够读懂鼎上的刻辞，并因此显达，做到京兆尹。他余暇还来不及顾及古书，不能使他的师传更加光大。杜邺跟随张敞的儿子张吉学习到一些余绪，也以小学著名于世。至于张敞受学时所征召的老师，史书却遗漏了他的姓名，只随意称作“齐人”而已。每次读汉史，我都不能不替这个人叹息。如今信父在篆韵方面很有功力，为什么不写下他的姓名呢？不要再像那个齐人一样。信父名銁，以字行世。《授时历转神注式》序　　　　　　　杨桓 近古的历法必定注录关于人事行动吉凶的说法。历式图把太岁统领的吉凶之神画在卷首，使人知道一年运势的趋向。又注出节气、日躔以及天道所趋，把天德、月厌、月杀、月合、月空、月的六候三白图列在每月之下，又使人知道一月运势的趋向。又在十日之下注干支，在干支之下注五行纳音，在纳音之下注十二月建，在月建之下注二十八宿，把这些合在一起，统称为“转神”，作为吉凶的由来。所谓转神，是说诸神随时轮转，没有固定位置。某日遇到某神，做某事吉利，做某事凶险。又在其下杂注天恩、天赦、母仓、天德、嫁娶、修宅等一切吉凶宜忌的法则，事情无论大小，一举足、一动手，都知道应当如何选择地点和时日来行动。然而历经世代，免不了有取舍不当的弊病；主管官署习惯于旧例，长期没有改正。圣上凭着聪明睿智和神妙谋略，统一六合，在处理万机之余，知道《大明历》的度数积年已有差误，于是另设太史院，命有道德、才艺、学问明达的人创制表仪，进行测验推步，迎合天道，测量日影，考察过去、推知未来，精研极微，更新历法，并敕赐名称为《授时》。它用鸟、火、虚、昴来验证日中、宵中、日永、日短，以校正四时的旧制，大概是不敢违背古法。然而历注的意义是说，吉凶应验在人，都是由人的行动引起；年月日方的吉凶，也不能不与“行善降祥、行不善降殃”的道理有所抵牾。即使如此，至高的教化所寄寓的意义无处不在。推究历注最初的用意，也正是为了教天下人敬慎。天下之事，敬慎就能获得成功而吉利，否则就会失败而凶险；这就是历注中微妙的意义。只是担心使用它的人只知道它的流传形式，却不能推究它的根本。若真能推究根本，那么它同“行善降祥、行不善降殃”的道理就浑然成为一体了，又有什么抵牾呢？如今依照旧式加以损益：措辞过重的减轻，脱漏的补上，衍余的删去，位置失当的移置，涉及鄙俗浅陋的删掉。完成后定为《转神》一卷、《上中下注式》十二卷：上卷用来供御用，中卷用来供青宫使用，下卷授予庶官和亿兆百姓。唉！自古圣人接受天命，对于上天以仁爱对待万物的道理，无不推行到极致。《授时历》把近古《转神》的注释保存于每日之下，使人趋吉避凶，这也正是资助圣明君主施行仁政、惠及亿兆百姓的一大端绪吧？送进士梁彦中序　　　　　　　　姚登孙 皇庆二年冬，朝廷诏告天下，定于次年八月举荐士人。东平梁宜彦中由国子监伴读教授，至此任开平路职官，因选拔防试而赴礼部，朝廷于是奏上他的姓名。延祐二年三月，赐进士及第，擢升为同知邳州事。他当天便到任，请我说几句话，为他的出行增光。登孙恭敬地想，圣天子奋然兴举百年来废坠的典章，想要把天下的儒者全都得到，使他们担任官职，进而光大文雅，抑制刀笔吏。又命元老大臣依照诏制延请询问，使士大夫发表议论并加以评定，终于达到今天这样的局面，这是非常盛大的美事。然而回想从前做儒者的人，日夜吟诵研习简牍，希望主管官署万一能够采录；即使几路一同进取，只得到一个任命、做校官，也觉得轩昂有光彩。天下人还遗憾地说：假使这些人能够像古代通过射策决科那样，晁错、董仲舒、公孙弘那样的人，应当还会有。如今从这条道路出仕，一天之间便身份提高，手持象板，卷着兔册，系着朱色蔽膝，脱去白衣；这种光彩同从前相比怎么样呢？朝廷为此隆重装饰、使之显得美观，不过是把巨大的恩赐委托给那些没有回报它的人罢了；那么朝廷对他们的责任和期待，又该怎样呢？难道只是朝廷有这样的心意吗？还因为天下人确实寄予厚望。假如他任职办事，能够廉正而有威严，坚贞而有才干，平日里使吏民有所畏惧，紧急时使国家有所依靠，这才是吾道的光辉，而不只是他一身的荣耀。如果只是白天明明白白，到了黄昏却未必能保持；拘泥于小处的明察，大处的洞察反而可能达不到；动不动就援引古人来牵制文义，把文章投入纷乱错杂之中，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却还守着那些说法，环顾四周站起来议论说：“文雅之士本来就是这样。”假使从前那些学习刀笔的人来做这件事，本来不至于如此；但世间议论纷纷，其中确有令人迷惑的地方。过去人们把我当作儒者，说我一定会被任用；后来人们把我当作吏员，说我一定要拿出成绩。有没有成绩，难道只关系到自身的利害吗？正当儒者汇聚进用、通达奋发的开端，又承受天下人的期望；如果真是这样，当然是我们这条道的大庆幸，但凡肩负吾道责任的人，难道能不忧虑吗？彦中气度厚重而性情温和，才力充裕而学问周全，在成均时，士人都器重他。料想一个州的事务还不足以发挥他的才智，他一定能够以廉正树立威严，并且有才干。如今圣天子崇尚文教的盛大恩典，以及元老大臣向上拔擢人才的深厚心意，他一定会离开这里而不负所望，并且能够消除这种忧虑，为吾道增光。古代君子爱护一个人，就会殷切地希望他成功。如今凡是从科举奋起的人，将来公卿将相大多都从这里选拔，世人本来就对彦中寄予希望。我是博士，和彦中有同舍的情谊，所以不能不赠他这番话。送喻秀才序　　　　　　　　　何中

译有客人把两篇赋和一首诗交给我。我读后，觉得体裁高雅，音节清整，十分惊异，说：“这是比昌黎韩子的文章还深厚的作品，究竟是谁写的呢？”客人便把清江喻立介绍给我，看来他是很看重喻立的。延祐丙辰年夏天，我才在封溪之上认识他；他面貌清瘦而精神丰厚，同他交谈，确实是个爱好古学的人，我更加惊异。问他师从谁，他说：“师从皮季贤先生。”皮先生正是我的朋友。近年我又曾到武昌，跟随王佐才、龙观复游历，又因此知道了他的师承。再次见面时，他请我说：“我将要到临川山去拜见吴先生，您能说一句话来替我向吴先生作介绍吗？”我笑着说：“你为什么要去见吴先生？先生所学的是古学。科举取士，只要技艺精工就能中选；学习先生的学问，恐怕反而对你不利。你为什么要去见吴先生？”喻立说：“科举是外在的事，虽然想求取，却不敢一定得到。先生的学问是内在的，虽未必刻意求取，又怎么能够得到呢？”喻立四处寻访朋友已经很多，急切奔走，也不知道前面是九折的险坡还是四通八达的道路。如今距离先生不过十舍左右，我愿意亲自执持簸箕和簸箕的箕舌，前往洒扫拜见。到时候先生讲说的内容，即使只听到一句，能够终身守持而不失，难道不可以吗？我感叹道：“唉！世道相互侵蚀混浊，人们把货财当作可以囤积牟利的东西，时时追逐如虎噬、鹰攫一般，山一样贪多，海一样搜取；气势显赫，威势逼人，孱弱小人和腐败之徒屏息低头，目光闪烁，耳朵瑟缩。凡是不能直接取得的，都可以指使他人夺来，起初根本不必在这种时候辨别形声、校正笔画。要找出能经得起考核试验的人，已经像鲁地的麒麟、颖地的凤凰，像祥瑞的蹄、瑞兽的足迹一样罕见，何况还能独自跋涉、脚上重重起茧，跟随别人来到寂寞的居所呢？你的志向真壮烈啊！不过，我曾听说孔子的弟子总共有三千人，而孔氏《家语》和司马迁史书的列传中，才有七十七人；真正见于《鲁论》的没有几人。那些人既有幸亲自遇到圣人的时代，又有幸亲自进入圣人的门下，姓名尚且不能多见，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孔子周游聘问各国时，不论智者愚者、贤者不肖者，众人一同进退，只不过认识过一两次罢了？不然，为什么所闻这样少呢？《鲁论》中的诸弟子，因为能够回答问题而流传下来；曾参、漆雕开虽然次于颜回、曾参一类的人物，他们的话也只出现一次；曾参还从容说了几句，漆雕开则只说了一句话。假如不是孔子有所启发，那么即使半句话也听不到，又有谁知道他们已经见到道呢？我认为孔门众人中本来还有胜过曾参、漆雕开的人，世人也不能全都知道。这样说来，回答问题的功劳又怎么可以轻视呢？如今我并不敢把你比作孔子，也不敢把孔门诸人同你相比，只是其中的道理有相似之处。唉！人们常常忧虑想见古人却不能见到，却不知道今人有时胜过古人，也未必不能。可是人们总是在无法相见的时候彼此仰慕，每每在相逢之日反而忽视对方，这能说是明智吗？先生以前的人，本来不知道世间还会有这样的人；先生以后的人，难道不会羡慕你能够见到这样的人吗？这样说来，你这次相见不是幸运吗？你有志于古学，就应该有问题请教先生；先生回答你，也应该值得你终身守持而不失。这不只是你原来已经会的内容，因为回答问难而得以流传，不是幸运中的又一层幸运吗？先生见到你，知道你曾同我交往，将要把我作为中介来提问，于是也会因我的说法而进一步说明；这样我的说法也得到流传，不是幸运中的又一层幸运吗？《南唐书》序　　　　　　　　　赵世延 天历改元时，我任中执法。监察御史王主敬对我说：“您从前在南台时，曾命郡中士人戚光编纂《金陵志》，他开始访求到《南唐书》，其中对文献的遗缺有许多考证，补益很大，并且为它作了音释。于是又嘱托博士程熟等人加以校订，刻板后同诸史一起流行。”第二年，我获准回到金陵，书恰好完成，戚光来请我作序。考察《南唐本纪》，李昪是唐宪宗第四代后裔，历经艰难困苦，才拥有江淮地区的土地，仅仅维持了三十年，最终不能复兴，被宋朝灭掉。虽然国土狭小，但看它的文物制度，当时各国没有能同它相比的。它的贤才硕辅，固然比不上蜀汉武侯诸葛亮；但张延翰、刘仁瞻、潘佑、韩熙载、孙忌、徐锴等人，文武才业、忠节声誉，光耀一时，有不可掩盖之处。何况其中政治教化的得失、兴衰治乱的事迹，有可以作为后世借鉴和警戒的地方，更不应泯灭。我私下认为，唐末契丹强盛，虎视中原，晋、汉的君主谨慎地以臣子侍奉契丹；反而只有他们对江淮小国南唐格外殷勤，使者往来不断，曾经进献骆驼以及数以千计的羊马。高丽也年年进贡地方物产，想来是长久承受唐朝的恩德和信义，尊重唐朝遗留的风俗，认为唐朝还没有灭亡吗？宋朝承继五代后周的统绪，把南唐视为僭伪之国，所以南唐灭亡后，史籍也散失，事迹没有得到彰明。这样看来，马元康、胡□等人虽相继有所撰述，如今也很少见到。到了山阳陆防撰成这部书，最称得上有法度，但流传它的人也很少。后世如果有人能够秉持《春秋》的直笔，考究并辨明纲目统绪的分际，或许可以有所考证和辨析，开始认识其中的端绪，以等待君子。此前我惭愧地任职史馆，朝廷曾命人商议修撰宋、辽、金三史，却没有来得及。将来太史氏再次提出这一议论，一定会从这部书中有所取用。《元文类》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