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三十五元苏天爵编序

译《元文类》卷三十五，元苏天爵编，序。《吴幼清先生南归序》　　　　　　　　　元明善 皇上即位守大宝的第八年，因为大臣推荐，起用临川平民吴先生，任应奉翰林文字。大夫、士人相互举手庆贺说：“朝廷不吝惜官职赏赐，远道从山林草野中起用人才，那些自我隐藏在不显耀之地的高士正直之士，本来就将要振作行迹、出来任事了。”贤能之人一同任用，治理的器具就能张设；治理的器具张设，太平的征象就出现。所以一件事办成，天下人没有不策励自己、反省自身的；一件事办坏，天下人也没有不沮丧并彼此慰问的。任用和举措不可不慎重。是不是这样呢？有人说：“吴先生居住在深山空旷水泽之间五十多年，靠耕作和垂钓供给衣食，从不向人求取供养。他的气质深沉明朗而和厚纯粹，学问正大而明白广博。安闲怡然，在诗书的园苑中畅游心神，大概想这样终其一生，难道会因为一个官职就出来吗？”又有人说：“朝廷清明，天人相应，百姓万物安定丰足，制定礼仪、制作音乐，政治正当处于今日这样的时代。正想得到博学硕德、崇尚古道的士人，在其中行揖让之礼，辅助赞襄政事；他们不果断地遗忘世事，也不急于求取功名。道理足以在一家实行，推行开来又足以施于天下，这正是《易》的义理。吴先生明白《易》，大概正因此而赶快整理行装、驾车上路，急速前行，哪里肯憔悴枯槁地困居山林，只做一个人的事情呢？” 任命下达的第二年冬天，主管官员因为官位空缺而另行授官，先生才开始到任。大夫、士人相互议论说：“内翰职位需要贤才而得到了他，隐逸之士出来治理，防止人才被埋没在偏远鄙陋之地，我们曾共同庆贺这件事。如今却这样，又是为什么呢？”大概，空出职位等待贤才，是朝廷宽厚的制度；迟迟下达任命以避让贤者，是先生高尚的心意。并不是推辞俸禄而使士人得到供养，而是把得到人才看作急务；并不是嫌弃官职而怠慢上级，而是把让贤看作崇高。这样说来，辞职和得贤不是两全其美吗？那些断定他一定不来，或断定他一定会马上来的人，都不是深知先生的人。他居京三个月，谢绝政务，准备回去，来去从容，好像没有什么足以动摇他的心。不矫饰抗拒以求取名声，不奔走趋附以谋求利益。唉，这真是有道之士啊！于是我在先生归去时，为他叙述来任职的缘由。《送马翰林南归序》　　　　　　　　　元明善 皇上忧虑吏治弊病深重而牢不可破，想设法挖掘并打破它，于是考察取士的制度，仿效古制而又不违背当今情况，便设置两科来对待天下士人。诸国士、汉士、江南士，第一科列为第六品，第二科列为第七品，天下人一致响应。才华出众、由乡里推荐而参加南宫考试的，共有一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马君伯庸巍然居于第一科之首，等到廷试对策，又列第二，于是声名震动京师，出门时众人争着先看他。后来授官为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他的弟弟祖孝也因科举名次得到陈州判官一职，真是荣耀啊！他来告诉我将回去探望母亲，又因为我忝列考官末席，请我写几句话来使他的归行增色。伯庸的名声已经显扬天下、流传后世，归去并不需要我的话来增添光彩。即便如此，我私下还有话要告诫他。我是侍臣，每当听到皇上的训诫，没有一次不在场。儒者中有人说：“儒者守护纲常，就像握拳一样紧。”嫉妒的人却说：“世俗儒者迂腐空疏，处处受阻。”又有人说：“遇到大事、确立重大议论，吏员就没有能力胜任。”于是贬低吏员的品秩，揭开他们机巧锋利的严密防线，风俗因此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我将要收获儒者的功效了。”被贬黜的人就说：“且看那些儒者将要怎样作为。”唉！作为你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危险吗？儒者的功效并不容易建立；如果不能见效，就会辜负人们的期望，而辜负期望又将使人怀疑你们儒者不值得依靠。握拳泄愤、乘隙进攻的人，到处都是。你们这些人一旦被攻击击倒，就会使君上一人的期望落空，并使他怀疑儒者，我又能怎么办呢？如今既然就任官守，千万不要挟持所得的地位，倚仗所受的恩赐，在言辞和神色间流露出轻慢；而你们所诵读的书，难道没有讲有司的事务吗？难道没有讲卿大夫的职责吗？难道没有讲宰相的事业吗？不要羡慕高远，不要忽视卑近，要把心力完全用在所任之事上，使真实的自我沉浸其中。这样做，还担心儒者的功效不能建立吗？我对伯庸的告诫就到这里。兄弟们认为这样对不对？如果认为对，就拿出去给同年进士们看看，试着彼此勉励，又何必担心吏治弊病深重的不能挖除、牢固的不能打破呢？” 《云南志略序》　　　　　　　　　虞集 从京师向西南行走一万里就是云南，云南的地域方圆万里。宪宗时，世祖统率军队攻伐并取得了那里，但守军不能安定它。世祖即位于全国之后，派赛音迪延齐前去安抚，用威严和恩惠防止当地习俗败坏，并引导他们趋向善与有利之事。以亲王和贵人镇守了四十年，到这时，治理才渐渐达到平定。士大夫大多有才干，乐意侍奉朝廷而不乐意出任外官。天子怜悯远方人失去牧守，常常选拔法令、增加品秩，优厚地任命官吏；但做官的人多图侥幸，徒有名位而没有治理方法，也没有惠泽安抚远方荒僻之地的心，把当地人当作禽兽来捕捉、搜刮、吞食，无法宣扬恩德；有些人更是煽动事端、制造嫌隙，用毒害和杀戮残害当地人。当地人本来强暴悍勇，向来不懂教化，冤屈愤恨暗中爆发，形势使他们如此；否则谁会厌恶生存而喜欢死亡呢？这难道是他们的本性吗？唉！从前那些用箪食壶浆迎接官军的百姓，天天老去死亡而将要灭尽，活着的人又被贪官暴帅所阻，使自己远离恩德教化。那些被吏士了解情况的人，没有机会提出意见；而在中央掌握权力的人又不考察他们的实际情状，于是一隅之地常常成为中国的忧患，而讨论治理的人最终仍未究明原因，难道不可悲吗？河间李侯景山，从枢密院出任乌蛮宣慰使；乌蛮是云南的一部。他刚到任，还未来得及有所施行，群蛮便不安定，于是巡行各地，调发军队，供给粮饷，镇压安抚，周遍走过云南，把所见所闻全部了解，写成《志略》四卷。因任期届满报告政绩上报朝廷之后，我曾查阅并读过它，考察其中所载的生产、风俗、服饰饮食的适宜，人物的才力、愚智、勇怯，以及山川形势的险阻要害；世祖皇帝的神威圣略，也大致可以由此想见，我没有一次不俯伏感叹。书中说：“张乔斩杀奸猾长吏九十多人，三十六部全都投降；诸葛孔明任用当地豪杰，财赋足以供给军国；史万岁贪受贿赂，部落随时服从、随时反叛；梁毗一文钱也不取，酋长感动喜悦；李知古加重赋税而被杀尸弃，张防陀因淫虐而导致动乱。”这些是事情中最为明显清楚的例子。他们治理的方法不是很简易吗？有志之士还可以阅读考察。至于读到书中记载行程的诗篇，一定会为那些树立志向的人感到悲伤吧。《杜诗纂例序》　　　　　　　　　虞集

译从前孔夫子作《春秋》，因袭鲁国史书的旧文，根据事实直笔书写而已。善于学习的人把它按类别联缀、对照事例来观察，懂得圣人删削取舍的缘故，那么圣人的意旨或许可以在千年之后看见。因此杜预根据《左氏传》，陆淳根据啖助、赵匡的学说，都编纂成例来说明，这或许是探求经书的一种方法。然而圣人的笔法，如同化工造化的精妙，起初并没有先立下条例再作文，只是后世学者设立这些条例来推究它罢了。至于《诗》，也是这样：出自国人的叫作风，出自朝廷公卿大夫的叫作雅，用于宗庙郊社的叫作颂，区别不过这三种而已；它的意义又有比、兴、赋的分别。诗人开始作诗时，因事情而发为言语，本来不会先规定说“我是在作比”“我是在作兴”，或“我是在作赋”。篇章完成以后，也没有超出这三种意义之外，所以学者不得不根据条例来探求，这也是编纂条例的由来，所谓谱就是这样。申屠公凭直节高义，在至元年间做名御史，他所建立的事业本来远不止文字末事；但他独爱杜工部的诗，长期诵读，又把其中一篇、一联、一句、一字可以按类别相互归类的摘录出来，编成《纂例》。这大概是他喜爱深厚、探求详尽吧？他的儿子駉拿着父亲遗留下的书给我看，请我为此作序。我因此引用先儒考察《诗》《春秋》的方法来作比，又说道：杜诗的体裁很多，但大体不过是五言、七言作句罢了；虚实相因，轻重相和，好比律吕确定五音。到了六十便完备，又推演为二变；到了八十四便完备，不能再增加七音来成为音调。那么五言、七言的句子，本来就可以用条例穷尽。至于一字的条例，好比橐囊的鼓动、管籥的吹奏、门户的转轴、弩机的机关，空虚却能响应，运动却有法则，变化通达、转旋不息，实际都从这里产生。把它们分类计数，不就完备了吗？有人说：诗家的妙处在于感叹咏歌之间，在闲适放纵的外表中获得温柔敦厚；如今把句子逐一比较、把字逐一列举，果真是诗道吗？我回答说：具备波磔、点画的形文，才可以成为字；八法具备，书法才精妙显著，没有不具备八法却能成为好书法的。耳目鼻口各有作用，才能成为一个人；百体随着齐备，人的精神才完整，没有毁坏一个身体部位却能成为完整人的。既然如此，条例这种说法怎么可以废弃呢？我曾有人问苏文忠：“您的学问广博，可以学习吗？”他说：“可以。我曾读《汉书》，大概读了好几遍才完全掌握。至于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读一遍专门探求一件事，不必读很多遍，各件事情就都能精细考核了。把各种材料交互参验、错综综合，从八面受到攻取，能够充沛地应对而没有谁能抵挡。”文忠的学问未必确实全出于此，但总的说来，这是读书的好方法。因此我读《杜诗纂例》，内心深有感触。善于读书的人，能够像申屠公读杜诗一样，也就像文忠公读《汉书》一样。希望求学者推广这种说法，把它作为阅读一切古书的方法。它的精深博大，哪里说得尽呢？那么申屠公难道只是对杜诗有功而已吗？駉清正耿介而有操守，对于合乎义理的事勇于去做，尤其长于文学和诗歌，他一定有所承受和学习吧。《南昌刘应文文稿叙》　　　　　　虞集 江西境内，山势奇异秀美，水流清澈奔泻，曲折回旋而流注。到了南昌，山更加壮伟，水更加浩大。所以生长在那里、禀受这种气韵的人，大多擅长文章；他们写文章，又能摆脱鄙陋质朴的毛病，振作委靡的文体。因此谈论文章，没有比江西更早、更盛的。然而当地习俗的弊病是：上等的作者常把怪诞险涩、断裂突兀、挥霍闪避当作本领，偷取庄子和佛教徒的残余意旨，造出的语句竟使人无法理解，还以为这是绝妙。次一等的人，广泛取用耳闻的经史子传，乃至小说，不管是否同类，都抄袭拼凑、杂乱罗列，以数量多自称博学，文章蔓延堆积，如醉梦中的人，听他讲一整天也不能明白。更下等的人，故意使文章首尾突兀、情状轻重失当，像俳优说笑一样，东立一端、西应一端，把作文当作游戏。唉！这究竟是在做什么呢？大抵这些人学问上没有见闻，道德上没有积蓄，借文章来文饰自己的浅陋，而跟随他们的人又以其容易模仿为乐，怎能不奇怪这种祸患竟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唉！写文章的人暂且不纵论古今天下，即使只谈江西，欧阳文忠公、王文公、曾南丰，难道不是榜样吗？执笔作文的君子，也应当取来他们的著作阅读，看看自己的文章是否合于这三位君子。如果不相合，那么自己的谬误就可以知道了；既然知道却不改正，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三位君子的文章并非徒然如此，也不只是出于天资。他们通晓今古，修养德行、约束行为，根源深远。难怪那些以浅陋为乐却自以为能干的人不知反省。这三位君子的文章尚且不足以使人真正了解他们，何况在三位君子之上还有应当了解而且距离更远的人，难道还能了解吗？这样却想以文章自我标榜，也实在可惜了秀美文气的委弃。可悲啊，难道这只是求学者的过错吗？南昌刘君资深，比我小一岁，我们相互友好。他不远万里，把儿子应文的文章拿来给我看。看资深的心意，他对儿子寄予了深厚期望。我看应文笔下的文章，清新而不险怪，刚健而不暴怒；他接连通过有司考试，又分教一郡，是很恰当的。山水秀润所钟爱的才气，确实值得期待，这话真是可信的。然而我听说《传》说：“观察天地通达之理，以实行其典礼；如果不观察天地通达之理，就只是固陋罢了。端正已经会的，追求尚未会的，是君子的道路。”我寄居江西二十年了，作为江西人，对江西难道能没有感情吗？何况是我朋友的儿子，我怎么能不因为忧虑江西文章的衰败而告诫他呢？应文，希望你努力吧，应文。《安先生文集序》　　　　　　　　虞集

译《晦庵集》，诗文共若干篇，是槀城安君敬仲所作、由其门人赵郡苏天爵辑录的。抄写完毕后，敬仲来告诉我说：“从前容城刘静修先生在江南得到朱子的书，于是由此上溯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的传承，以求通达《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学说。古人所说的听闻道理便能领会的人，难道就是这样的人吗？听闻他的风范而仰慕他的人，就是敬仲。我与静修居处相距不过几百里，却始终未曾见面，只是通过他的门人乌叔备承受询问、传授他的学说来求学；那么敬仲对于静修，难道也算是闻而知之的人吗？希望您作序，使它流传。”唉！所谓知而为知，其中有些情况很难一概而论。圣贤之道广大，世上的豪杰能够依照自己的才识所达到之处，认识到自己能够达到的境界，这样的人难道容易得到吗？从前天下刚刚统一，南北相通，士大夫中本来有得到朱子著作并尊崇、信奉、表彰它的人；如今他的学说遍及四海，家家收藏、人人称说，他的功劳确实不小。但静修说：“老氏，是用权术欺骗世人、使自己免除祸患的人。暗中采用他的学说的人，没有不只按照一身的利害来衡量天下的祸福的；最终一定会误国害民。” 然而他却特立于万物之上而不承受这些责任，反而自居于孔孟的时义、程朱的名理之中，别人也无法揭破他。”看他对于异端细微差别的考察精细到这种程度，那么他鄙视世上一切苟且污浊之人，不过视作细小的蠛蠓和污秽的犬猪，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敬仲终身以他为老师并仰慕他，那么他的见识哪里可以估量呢？然而静修的门人中曾有与我一同任国学官的人，我向他询问老师的学说，他不肯告诉我。退下来后我从静修的著作中寻求，看到他告祭先圣的文章说：“因为早年浮躁狂妄，好像将要有志于学；内心其实脆弱屈服，志业尚未建立便已经衰颓。推究我无所成就的原因，实在是由于贪婪怯懦。时光飞驰，心志离去，凛然觉得无地自容。回顾当初的心愿，恍惚如同失去了一样。”看这些话，静修道德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就可以看见了。唉！我们的道，难道是委靡不振、鲁莽依托的人所能窃取假借的吗？难道一定要有振兴世道的豪杰之后才可以吗？依我看，在本朝混一天下的初期，北方学者中明达坚毅勇敢的，有谁超过静修呢？如果上天假给他年寿，使他谦逊用志而从容深入；或者使他能够亲自接受朱子的教诲，把变化、充实、扩展的妙处发挥到极致，那么他用来阐发斯文的成就，难道应当不止如此吗？我又曾从他的著作中寻求敬仲的学问。他告祭先圣的文章说：“追忆旧日所闻，充实研究前人的事业，从洒扫应对做起，谨慎地实行、诚实地说话；有余力便学习文章，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循序渐进，有条不紊，从圣人之道起步。把它存于内心，实行于自身，推及万物，使乡里受到教化。”这样看来，敬仲从朱子那里得到的学问端绪，平实、切近而严密，哪里有人能比得上呢？如果能让他见到静修，用高明开阔他的胸襟，用奋发激励他，那么刘氏的学问难道不会在当时更加昌盛广大吗？可惜静修没有见到朱子，敬仲又没有机会亲近静修。这两位君子都不到中寿便去世了，难道不是天意吗？我与敬仲年龄相仿，年轻时带着尚未完成的学问出来求学，等到粗略听闻用功的关键时，气血已经走向衰弱，凛然有来不及的叹息。看到敬仲很早就在当世获得声誉，难道能不感慨吗？像苏生这样拳拳珍重老师的遗书，也可以看出他择友的端正。因此这些都是我所敬畏并受到激发的地方，所以题写此序，作为惭愧之意。《汪氏勋德录序》　　　　　　　　虞集 国家在北方沙漠兴起，威势施行于四方。金源日益窘迫，守卫的吏士有的投降、有的战死，几乎全部消失，不能组成军队。山东、山西之间，豪杰一同起兵，占据城池自保，大多不是金朝旧日设置的官员。陇右巩昌一带，汪氏据高地控制远方，统辖几十个郡县，精锐士兵数万，号称便宜都总帅。他们在石门筑栅为金朝守卫三代；等到我军攻打巩昌时，金朝灭亡已经三年了，汪氏仍不忍投降。他的士大夫都说：“君主死了、国家亡了，百姓将归向哪里？”于是穿着丧服为金朝发丧，登上城墙哭了三天，借皇子阔端归附。太宗皇帝察知他们的忠诚，仍让他们担任便宜都总帅，镇守原来的地方；攻取蜀地的战役中，粮食、军需、铠甲、兵员和赋税始终都供给完备，论功绩，其他将领很少能与他匹敌。这就是名讳世显的人被封为陇右王的原因。王有七个儿子，十九个孙子，多数居于将相官位，封为公爵的有九人，传了五代，兄弟子孙一百八十多人。统率巩昌军队的人，已经世代承袭其职；其余许多人也做了官，其中尤其显赫的是现任御史中丞寿昌。他的哥哥、成都万户嗣昌说：“世代承受国恩，功业记载在盟府，褒奖封赠有制度；诏令记载世次，并请发牒文办理事情的年月。先茔和家庙都有碑文，请辑录、刻摹，使它流传于世。” 我向太史询问此事，太史虞集说：“我看功臣之家，凭借世代事业显赫兴盛的本来很多，但能够统辖军队、世代守护其土地的，只有汪氏。”有人说：“道家忌讳三代做将领，汪氏的德行一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这确实可信吗？”所以我认为，汪氏的德行在于：先人侍奉旧君没有遗憾，并且得到国家信任，这不是其他人所能比得上的吧。《罗氏族谱序》　　　　　　　　　虞集 世上编写家族谱系的人，唯独眉山苏氏的谱书最为详备，远近、亲疏的差别都写得充分，可以拿来考察。后世编谱的人，一定要查考它。如今豫章罗氏族谱，从崱以下断定，凡十五世，分为十八派，合计族中子弟上千人。确定那些可以知道的世系，不妄自牵连到已经遥远的世代；详尽记载所能达到的范围，不轻易遗漏已经疏远的亲属；所谓质朴而不虚妄，详尽而有条理，大概可以做到了。然而我私下观察他们几代之间，有些人凭科举功名出仕，官做到郡守，当时成为有名望的人物，接连不断，可以说兴盛了。到了末世，有的离去而成为老子、佛教的门徒，有的甚至没有留下姓名，只好姑且按甲乙次序排列；更严重的，有的已经没有人承继，也足以令人感慨。唉！盛衰彼此映照，盈亏交替到来；那一千几百人，最初不过出自一个人的身上。难道同一个人的后代，所蒙受的福泽有的集中于此而遗留给彼处吗？这种道理，我还有不知道的地方。古代天子的宗庙有七，诸侯有五，大夫有三，适士有二，庶人在寝室祭祀。圣人的心，难道不希望士人和庶人都能推展他们深厚的孝心，上溯到远祖曾祖、高祖，不受阻隔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译至于贵贱、贫富、尊卑的等级差别，则有不得不如此的地方。古代建立大宗之法，有百世不迁的议论，大概只有天子、诸侯之家才适用，其他人不能达到。因此用宗庙和坟墓来维系宗族，用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来使亲属相合，用昭穆记载世次，用氏族的采地租税来养育宗族，又制定三宥之法、刑罚来显示威严。凡是宗族子弟中贤能的，一定推荐他们做诸侯、卿、大夫、士；不贤能的，也无不从上面得到资助来维持生活，不必有流离失所、衰败困顿的忧虑。这样看来，即使延续百代也是可以的。如今我们这些人以平民身份过着简朴贫困的生活，却还能记载本族亲属直到十多代而不停，难道不是用心深厚吗？但祭祀没有相应的礼制，对亲属也没有办法使之会合，或许也只是让后世的人知道自己的来处，不忍心自我抛弃罢了。唉！这也足以使人有所感触了。《蔡孝子诗序》　　　　　　　　　虞集 礼的兴起，起初大概是由于人情；圣人又用适合天理的原则来节制它、确定它，使它质朴而不过于鄙野，文饰而不至于虚浮，如此而已。如今有能够顺应人情来尽到孝心的人，像扬州孝子蔡梦祥，就应当受到君子的称许。从前有个丁兰，因为父母去世而不能再见，便刻木像来侍奉，饮食寒暖都像父母还活着一样供奉。梦祥仰慕他；父亲去世，便守墓三年，刻木制成父亲的像来侍奉；母亲去世，也刻木制成母亲的像来侍奉。乡里、郡县都共同惊异，部使者核实情况，有司上报此事，朝廷两次在他家门上表彰，题作“蔡孝子之门”。古代亲人去世尚未入殓时，砍削木头为他制作重；下葬以后，又制作神主来奉祀，说：“这是神明所依托的。”它的制度可以说明：大概用栗木或坚木制作，头部圆，象征天；底座方，象征地；中间凹陷，象征心的虚空。牌上题写死者的姓或名讳，在两旁开孔，位置在全长的三分之一处，好像用来沟通神明出入。正面题写“某亲某官封之主”。儒家先贤君子都依照这种制度实行，大概是探求得最周到、议论得最精密了。所以从前有人画画像来祭祀，后来却说：“只要胡须头发有一处不像，就成了另一个人。”于是便不再使用画像，这才知道神主之道为什么最为完善。因此将要祭祀时，一定先斋戒，思念死者居住的地方、笑语以及平日所喜爱的事物，就像将要见到他一样。到了祭祀时，再奉神主出行，点燃灯烛、灌注鬯酒；用形体和气息寻找死者的办法就微弱了；设置尸、祝，以神明来求取死者，迹象便显著了。祭祀完毕便将神主收藏起来，因为不可亵渎。若一概以神道看待，就会疏远；若一概以人道看待，又近于无知。所以说：“生时依礼侍奉，死后依礼安葬，依礼祭祀，孝子的道路就完备了。”先王制定礼制的情况可以考察，但近世学术不讲求这些；公卿大夫地位尊贵，宫室可以比拟王者，而祖先却没有地方享用祭祀；对于淫祀和异鬼，反而塑像来侍奉，祖先的神明却无所归依。因此孝子制作木像，几乎合于王道了。根据感情的由来而知道进一步遵循礼制，那么孝子确实足以作为天下人的劝勉啊！蔡父济，在天兵渡江时，曾经率领泰兴、江阴的百姓迎接河南武定王的军队，后来立有战功，历任泰兴尹、泰州监使，直到去世。梦祥凭宣命担任河南投下管民总管。云大夫君子作诗赞美孝子，太常博士虞集为此作序。《两尹先生庆九十寿诗序》　　　　虞集 鄂川两位尹先生是兄弟，同在己亥年正月一日出生，到今天泰定丁卯年，都九十岁了；身体强健，耳聪目明，两位老人完全一样。他们的二弟也各自八十多岁。兄弟的儿子共九人，孙子十八人，曾孙又有十多人。家庭之间慈爱、孝顺、友爱、尊敬，和气蔼然。丞相长史憕是伯氏的孙子，他来对我说：“从前祖父八十岁时，您曾为此事作序，启发诸公赋诗吟咏，当时大家都以为荣耀，直到今天还在流传。如今又过了十年，起居饮食不比过去差。逢年初一这个吉日，子孙、亲戚、乡里举酒祝寿。州郡长吏以及住在各处的大夫、士人之家，父老老幼都聚集来，无不羡慕赞叹并祝祷。这实在不能没有文字记述，您能再为我写一篇吗？”我说：“过去祝寿的朋友，早已被诗人吟咏。后来有的人一起在深山中高尚隐居，而精神风采足以震动朝廷；有的人在年老以后功成身退，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风俗，他们都记载在正史中，见于诗歌，成为一代值得羡慕的人物，人人都知道。然而这样的人不一定出自同一家族，出生也不一定在同一天，那么尹氏的奇异，难道可以不郑重记载吗？” 况且太平时代，万物也有繁盛而奇异的现象。比如嘉禾同穗、瑞木连枝，世人尚且有时喜欢传述、乐于称道，何况尹氏这样的祥瑞人物呢？况且和气的感应会产生嘉瑞，人与万物本来没有什么大的距离。然而草木偶然在某些年月出现的祥瑞，难道能与活人的盛德同日而语吗？我曾向上追溯两位老先生出生的年份，那时国家刚刚取得中原，还没有几年，甲兵尚未完全停止，百姓的呻吟也还没有完全消除；可是浑厚淳固之气已经在摧残凋零之后暗中恢复，表现为人物的出生，已经有像两位老先生这样盛美的人了。他们亲身享受安乐，共同奉养自己，得以见到列圣百年太平的治理，说这是偶然，可能吗？唉！观察万物的人，常常因为活人的盛美而推考太平的开始，那么一定要从这两位老人说起；善于颂扬的人，常常由一个家族的善行推究圣代的昌盛，也一定要从这两位老人说起。我在东观任职，难道敢不把这些完整记录下来吗？” 《送李扩序》　　　　　　　　　虞集

译国学的设置，起始于许文正公。文正凭借笃实的资质，在南北交通尚未畅通的时候得到朱子的几部书，阅读并领会其意，心中产生敬意和畏惧。等到受到世祖皇帝的知遇，他对于纯粹儒者之道的领会，是其他诸公所不能及的。世祖皇帝圣明，天纵英才，深知儒术的广大，想设法改变士人的面貌并任用他们，认为学问应先在下层成就，然后进用于上；有些人疏远而不能立即自行通达，如果先选取侍御、贵近之中特别优秀的人使他们接受教育，成效就能立即显现。因此文正从中书省罢政后，便让他担任老师。当时风气淳厚，人才朴茂，文正特意表彰、阐发朱子《小学》一书，以此作为先导；用洒扫应对来勤勉他们，折服外在的浮华；用出入游息的规范来严整他们，涵养内心；提取忠孝的大纲来树立根本；阐发礼法细微的权变来贯通实际运用。于是几十年间文质彬彬，号称名卿、才大夫的人，都成为他的门人。唉！使国人知道有圣贤之学，使朱子的书能够在这个时代施行，文正的功劳太大了。文正去世后，国子监才开始正式设立官府，刊刻印章，依照旧典办理；主持此事的人，大体只是沿袭文正已经形成的成规罢了。但我曾考察他的遗书，文正对于圣贤之道、五经之学，所立的志向实在深远重大。他的门人从文正那里得到的学问，仍不足以完全体现文正的心意。子夏说：“君子的道路，什么应当先传授？什么可以后传而不致疲倦？”程子说：“圣贤教人有次序，并不是先教近的、小的，就不教远的、大的。”天下的道理没有穷尽，学习也没有穷尽。今天这样，明天还要这样；停步不前，就不是学习。天下的道理没有凭借什么可以穷尽，所以假使文正今天再生，一定会阐发道德的深奥，使人心的精微、天理的极致得到充分启示，未必只会采用从前的方法。然而后世那些随声附和、捕风捉影的人，却说修辞明义是玩物丧志，便专门从事文章；说辨析疑难、回答问题是越级求进，姑且只依附于师长；说无所谋划作为就是涵养德性；说内心深厚、外表庄严就是变化气质。这些都是借用美好的言辞来掩盖自己的短处，对外使天下人的耳目聋瞎，对内使求学者的心思受到蛊惑、昏暗不明。这是上负国家、下负天下的大罪。难道能说文正的学问果真出于这些吗？近来吴先生来担任国子监官员，看到圣明时代太平昌盛、人才众多而美好，慨然想设法更新他们，于是求学者一致归附他，无论大小都一样。于是先生施教，辨析传注的得失，通达群经的精微，贯通儒学先贤的门户，以穷极先圣深奥的境界；推究鬼神的作用，以穷尽事物变化的道理；考察天人之间的关系，以认识治理天下的根本；对于礼乐制度的具体内容、政令刑法因革损益的文献，以及考据援引，都广泛穷究古今，各自得到恰当的结论，不是夸耀博多而穿凿附会。他的心智灵明、通达变化，不被外物拘滞，也从不把事理割裂成两个方面，使学生有所依据，作为日常实行的根基；有所标志指引，作为归宿和造诣的极致。唉！近世以来，没有人能超过他。可惜他任官不久，最终因病归去。唉！文正与先生学问所达到的境界，不是我敢于知道、敢于说的。然而都是圣贤之道，根本是一致的。时代和地位不同，立教有先有后，是形势自然如此。至于施用于世的时间长短、影响人的深浅、成效的远近大小，那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任学官，与先生先后到任；学生的天资和通塞各不相同，听先生讲论，有的略微理解，有的不能完全理解，有的暂时理解而很快又忘失，有的理解后却推开它，渐渐离得更远。他们退下来后向我评论、汇集所得，我都能根据各人的资质来阐明先生的学说。先生虽然归去，祭酒刘公以端庄持重、正大严明的态度统领国学，监丞齐君严格制定条约并以身作则，所以我得以尽自己的力量。不久，二公另有任命；近臣把先生推荐给皇上，议论的人却说：“吴某所讲的是陆氏的学问，不是朱子的学问，不符合许氏的学说，不能担任国子监官员；这将要率先天下而成为陆子静的门徒了。”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唉！陆子之学难道容易评论吗？他们又哪里知道朱、陆异同的缘由，不过是胡乱说话来欺骗世人、拒绝他人罢了。当时我孤立无援，不能留下，不到几个月便以病辞职。邓文善因为司业征召而离去，后来至治年间科举诏令实行，邓文善请求改革学法，他说：“如今皇上对成均寄予成效的要求极其迫切，而国子监因循度日，不仅使疲庸者得不到激励，也使英俊之才受到摧残，无法显示成效。”议论不合，他也上书辞职离去。于是众人纷纷说吴先生有七项不可取，说邓司业辞职上疏是矫激，而对我的诽谤尤其严重。可悲啊！归德李扩侍奉吴先生最久，先生的书他都得到并读过，先生又曾让他来向我学习古文，所以他与我尤其亲近。去年他以国子生的身份被举荐，今年有司按照科举制度依条考试，他中选了，将要授予官职；他偶然来拜见我说：“得到官职还要等些年月，暂且回故乡治理田地。”田亩渐渐得到温暖滋润，请您写一句话来使我自我警戒。”我将回江南，所以略微叙述所见，写给他。让他时时观看，也足以有所感动并奋发起来。《送彰德路经历韩君叙》　　　　　虞集 木材制成器物，是为了便利民用；它并不是生来就已经成形的。想要圆的，就取木材制成圆规；想要方的，就取木材制成曲尺。居住时，取它建造屋室；行走时，取它制成舟船车辆。揉曲它制成弓矢，弯曲它制成杯盂。只是因为木材具有这样的材质，便根据人的急需，把它制成器物，以发挥其用途。人也正是这样。他刚出生时，起初并没有士、农、贾、吏这样的名称，也没有儒、墨、名、法这样的专门习业。时代有所崇尚，人们就群起趋附它。时代崇尚黄老，人才便趋向黄老；崇尚申韩，人才便都趋向申韩；崇尚仪秦，人才便多趋向仪秦；崇尚风节，便有党锢之士；崇尚标致，便多有清谈之人。这并不是人生来如此。时代所崇尚的，正是人们所趋向的；豪杰之士一定首先成为其中的倡导者。所以崇尚黄老，人才就出自黄老之学；崇尚申韩，人才就都成为申韩之徒；崇尚仪秦，人才就多成为仪秦之徒。党锢之祸中，多有奇特高尚的节操；清谈一流中，也都是雅正之人。并不是这几种学术本身能够造就人才，而是豪杰趋向时代所崇尚的事物，显著地从其中脱颖而出。国朝初年平定中原时，此前天下经历战乱、创伤和残破已经很久了。老儒学士，几乎如同早晨的星星一样稀少，后继者也无从产生。

译天下刚刚安定，掌管图籍文书的机构、户口和险要关塞的数目、律令和程章的沿革、防守期限与征发劳役应当奔赴的事项，以及奉行承办所需的劳力，大概都必定需要有足以胜任这些事务的人。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不能参与其中。于是，富贵的资质和通达仕进的途径，都从这里产生了。然而，这些豪杰之士，除了走这条路还能从哪里进身呢？豪杰由此进身，那么以这种行业为名的人，必然充沛而足以周济当世的需要，这是毫无疑问的。近来圣上赞美崇尚儒学，但从事儒业的人，有的却因迂腐迟缓、谦弱怯懦而受到讥笑。唉！并不是儒者不堪任用，而是“儒”这个名称长久以来没有振兴；若没有卓然独立、特立独行的见识和器量，就不足以穷究它的最高境界。世人所谓的豪杰，拥有富贵公卿的才器，足以用来济世，却不屑于担负这个名义。假如有一天为儒学表彰立名，那么从前所谓的豪杰、拥有富贵公卿之才器而足以济世的人，一定会转而从事儒业。如果果真转而从事儒业，那么他们所讲习的学业、所存持的志向、所运用的方法，难道不会更加值得观瞻吗？所以我曾认为，人并不是生来就有某种专门习业的名称，只是时代的崇尚把人驱使到那里罢了。一定要端正所崇尚的方向，纠正人们趋向的道路，使大人君子通过经术和道义来发挥才干，扩大其作用，那么人才就未必只会表现在文书计算、办事便利上了。京师自古就以事务浩繁著称，如今尤其繁盛。做官的人多被称为精明敏捷，却还常常不能胜任；不过府中总揽大体罢了。亲自办理具体事务的，正是在所谓警巡使的属官中，名叫判官的人；他们尤其是各种责任集中委托之处。卫辉人韩守敬，过去因在刑曹任职、精通法律而成名，来担任此职，显得从容有余。政绩完成后，他被选任为中都开宁尹，又被选为彰德路总管府经历。我曾考察他的才干，认为他大概是熟悉事务而又善于迅速成事的人。即使让他在台省参与谋划、起草和裁决，他也完全能够胜任，何况治理一个郡呢？人才确实不是只能从表面现象看出的。我任成均博士时，他的儿子韩豫由国子生被选为监学典籍，跟随我已有很久。韩君正好任职回来，前来请求我为这件事作序，并请大夫君子们作诗。能作诗的人，一定会有所赞美来赞扬他的行迹。《送冷敬先序》　　　　　　　　　虞集 当初我跟随父母侨居在大江以西，那时战乱刚刚平定。故家旧族虽然还可以逐一数出，但子孙逐渐流散，能够卓然不泯、延续家世的，实在很少。大德年间，我开始来到京师，江左的耆旧人物都称说是故国衣冠世族的后裔；在朝廷一同做官的，有永嘉郑公兄弟、新安汪君汉卿、都昌曹君伯明，以及如今任翰林待制的四明袁君伯长，不过这些人罢了。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只有我和袁公仍然留在这里，最后来到的冷君敬先，也是名门之后。唉！从前大夫士人诚恳地崇尚诗书礼义，他们留下的恩泽未必会这样容易断绝。气运的兴衰、时代的得失，大概是有某种力量使它如此；不然，那些隐没而尚未显现的人才应当还有很多。唉！本朝兴起建国之初，那些功勋劳绩卓著的大臣，是天下共同仰望的人；还没有几十年，一旦突然显赫而贵盛的人，却未必都是他们的子孙，何况要把希望寄托在相隔异代、寥寥无几的世系后继者身上呢？即便如此，德行深厚的人，福泽通常深远；才德浅薄的人，承受和传续的事业通常短近，这确实是可信而不虚妄的道理。冷氏世代以豫章为望族，自经略公以来，事业显赫于当世；县令君的遗事，又见于今礼部元尚书所撰的墓碑，足以传信。因此敬先温和儒雅，具有谦退礼让的风度，并不是一朝一夕积成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天下的美才，恰好适合一时之用的人，难道一定都不是自己特然奋起的吗？君子观察人物、评论其时代，所遵循的是忠厚之道。敬先暂时出仕便很快归去，士君子们爱惜他并勉励他，都作诗赠送给他，我私下对此很有感触，所以又写下这番话作为序。《元文类》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