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三十四元苏天爵编序

译《元文类》卷三十四，元代苏天爵编纂、作序 《国统离合表》序　　　　　　　　姚燧 我年轻未壮时，在苏门山读《通鉴纲目》，曾经苦于历代国统分散在逐年事件的开头，不能一眼看出它们离合的大概，于是按年编列，以国为纬，仿照《史记》的各表，私下藏在竹箱中，遇到疑惑或遗忘的地方，就据此查问，四十年来，它无异于有博闻广识的人在旁指教。这一年秋天，同门友人许君得卿从金陵经过宣城，留住交谈了两个月，我把它给他看。得卿称许它不是出自自己的意思，却认为编排新奇，特意抽取《纲目》所有内容汇编成篇。虽然刊置在已有体例之后，仍不算僭越。校官刘君德恭当时正在宣城学校刊刻胡公《读史管见》，听说此事，请求借这个工程一并完成，十天之内便可收工，于是聚集徽、建二本重新勘校，发现三处错误。第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说：“中途改元而没有关系到事义的，以后一个年号为正；如果处在兴废存亡、关系义理得失的情形，就以前一个年号为正。”凡例下注说：“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察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的注文，这是汉代所用的年号，《通鉴》也这样书写；至于曹丕称王时所改的年号，如今不能全部看到。如果按凡例所说，那么究竟算汉代年号还是曹丕年号，疑问仍未解决，何况当时正处在兴废存亡之间；如今以以前的年号为正，仍从建安二十五年。第二，章武三年，徽本大书“三年”；后主刘禅建兴元年，建本没有“三年”二字。我和徽本的凡例都说：“章武三年五月，后主即位，改元建兴。”可是《通鉴》目录和纲要从这一年的年初就称作建兴，不仅失去事实，而且对君臣父子的教义损害很大，所以如今予以订正。由此观察，建本不写“三年”，就是使昭烈帝没有终年；独自写“建”的错误，是称作后主。徽本、建本都不对。我曾探求其根由：陈寿是晋朝臣子，晋朝承受魏的禅让，不敢尊汉为帝而以魏为臣，所以不称汉而称蜀，把昭烈父子称作先主、后主。《通鉴》沿用了这种称法，反而尊魏为帝、以蜀为主，后来目录中的事情又都写作汉，难道是晚年知道原称不对，想要改正却没有来得及吗？到了《资治通鉴纲目》问世，才开始写“汉中王即皇帝位”，汉统由此才得以端正；但对于他的儿子，为什么独称“后主”呢？而且从建兴直到炎兴，采用天子的制度治理四方，实际上有四十年；邓艾到达成都，书中写皇帝出降，第二年仍写魏封原汉帝刘禅为安乐公。亡国之后尚且如此，怎么在即位并确立正统的那一年反而不称帝而称后主呢？这同第十四、十五、十六卷的起止相反；凡例中称后主的地方，都是沉溺于熟悉顺耳的称呼而没有思考。又因刊刻时没有订正而造成错误。凡例又说：凡被废而没有谥号的，只称“帝某”，不用后人贬低他的爵号。建兴之帝从未被废，也同无谥号者相类，所以往下取晋帝奕和唐睿宗景云二年的例子。注文写“玄宗皇帝先天元年”，第二年才大书“玄宗明皇帝开元元年”，这是凡例所说的大书。第三年注文写“帝禅建兴元年”，第二年大书“帝禅建兴二年”，这样前后考核都能相互吻合，不会有矛盾。又有一处，天宝十五载注文写“肃宗皇帝至德元载”，第二年只写“二载”，没有大书“肃宗皇帝至德”，因而没有起首；如今在“二载”上加写“肃宗皇帝至德”，使它同开元年例相同。唉，这三处都同样有错误；延康年号的取舍和至德年号的删去，尚且只是小事，为什么呢？因为国统本来就在。若章武与建兴相距不过三年，却突然有尊帝父、称主子的差别，难道不是对统绪有很大关系吗？所以特别写作“帝禅”。至于有人获罪而逃走，成为不合正道的人，这些道理不是能够挨家挨户说清的；即使当面接受，内心也未必如此。有人认为这是知言，不只是我这样认为。有人只看见一时痛快，却不知道建兴之帝也将以德行相称来为自己洗雪；丢失正统和君主称号，将成为千载之耻，死后也难以洗清。

译《序江汉先生死生》　　　　　　　　姚燧 那一年是乙未年，王师攻取汉水以北地区。军法规定，凡是用武力攻下的城邑，全部坑杀。德安曾经抵抗作战，被斩杀、割取首级的人，动辄以十亿计。先公奉诏，凡是穿儒服而列入俘虏名册的人，全都释放。他得到已故江汉先生，见先公穿着戎服、留着胡须，不把他当作华夏士人对待。到帐中后，看见陈列着琴和书，惊愕地说：“回纥人也知道读书做这些事吗？”先公为此微微一笑，同他交谈，确认是奇士，便拿出他所作的若干篇文章。江汉先生因为九族已经残破，不愿向北去，便同先公诀别，求死。先公制止他，和他同宿，实际上把他用羁械锁住。醒来后，月色明亮，只见寝衣留在原处。先公急忙上马，在积尸之间四处呼喊，却没有找到他。走到水边，看见他已经披散头发、脱去鞋子，仰天祷告。原来只差一会儿，他便要投入水中。先公说：“如果上天果真不让您出生，您已经同众人一起遭祸了。既然上天保全了您，那么上承千百年的祭祀、下传千百世的事业的人，难道不就在您身上吗？白白死去没有意义；保全自己随我北去，此外没有别的路。”到了燕地，他的名声更加显著。北方经学实在依靠他来阐明，登门求学的将近百人，其中很多人成为通达有才之士。我出生得晚，没有赶上拜见他的足下；此前却已经认识他的儿子卿月七年了。我们前后见过两次，第一次我以府中属官的身份拜见他；洛阳虽然曾经以友好的态度对待我，我还没有谈到这件事。这次我以宪司属官的身份来到邓州，才开始说起，并且感念先公没有忘记他。我说：“唉！从先公方面说，他既然奉诏从军中释放先生，却又让先生去死而不加阻止，便没有尽到职守。况且儒者中一同被俘的将近千人，才得到先生这样一个人；如果让他泯没无闻，就不是尊崇圣贤之道，这正是先公所害怕、所以一定要救活他的原因。从先生方面看，什么比自己的七尺之躯更亲切、更值得保全呢？有人手持瓦石，眼看房屋将要毁坏，尚且会有所惋惜而不忍下手；但他必定要忍受毒害、遭逢祸患，不能一天安居，所以才忍心这样做。他并不是没有考虑出仕和退处。半夜起身，踩着膏血去同魑魅搏斗，穿过林莽去触犯虎豹，直到水边，仰天祷告；他的行动并不是不果决。凡是思考之后再行动，并且果断行动的人，事情一旦开始，往往很难在中途改变。假如不是先公亲自赶来，而是别人前来，能够舍弃先生所忍受的痛苦，挽回他已经决定复生的意志，收回他即将消逝的魂魄，重新面对这种一天也不能安居的毒害和祸患吗？由此说来，先生求死，是为了不受辱，并不是为了保全生命；先生求生，也不是因为有人前来，而是因为知道了自己的知己。” 这就是他们内心所作的权衡，是在一时之间彼此衡量高下的结果。然而古人有为知己而死的，却没有为知己而生的。先生用古人所不曾做过的事来报答先公，而先公接受了这份报答，先生已经做得够多了，还谈什么感德不感德呢？卿月和我相互看着流了一滴泪，卿月回去后，我把这次谈话写成序赠给他。送宰先生序　　　　　　　　　姚燧 至元三年三月还未结束的第三天，宰先生对我说：“我将要游历秦地，您能为我的这次出行作序吗？”我策马游历天下，几乎都走遍了，唯独秦地从未去过。秦地的士人，除了修撰雷君，也没有一个我认识的。您过去住在秦地，所敬重的有哪些人？人们所共同称道的又有哪些人？何不一个个列举出来？我将依靠您的话，逐一登门拜访。”我说：“秦地本来就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就我姚燧而言，还有没有遍知的人。大概比我年长的，都是声名高、品德大的前辈；我年幼时没有来得及同他们交谈。比我年幼的，我又仰慕谁呢？只是依靠他们而同他们为伍，所以百十人中只能得到一二人。请允许我为先生诵说。有一个杨元父，是我老师以礼相待的人。他的学问纯粹而端正，操守坚定而不改变；侍奉双亲有丧时，哀痛而合乎礼法；才艺广博而奔放，尤其精通史学。他读到卓异奇杰之士，必定慷慨激动，想要见到那个人。如今如果先生到他那里去，不必嫌疑我是在自我炫耀，只要肯说：‘从前穿着儒服登上常山，用一句话折服猖狂的强盗，使他丢掉锋芒和武器的人，实际上就是我。’他听到这些，难道会不以先生为奇士吗？即使先生早有意气用事、饮酒放纵的名声，他也会把这看作古代奇杰之士的常态，必定会宽容看待，并从中有所取法。先生出发吧，或许能同这个人相契合。又有韩邦杰、刘无竞、吕伯充，都是我老师的弟子，年纪都比我大。韩邦杰的为官才干、刘无竞的天资之美、吕伯充的学问广博，都是我不敢希望并企及的。按现在的情形，吕伯充穿着练服在身，尚未能够出仕。另两人将到先生的馆舍去，请烦劳您的随从替我问候他们一声。送雷季正序　　　　　　　　　姚燧 燧跟随鲁斋先生学习和守候，时间很久了。在同门诸人中，我的学习最为懈怠，始终没有进步；自从亲受先生鞭策时尚且如此，何况如今已经登记在仕籍之中，又远在数千里之外呢？过去的懈怠，是因为遗忘；不求进步，便渐渐退步了。季正把朋友的这种情形看作可耻，我的内心也感到惭愧，却不敢有所怨恨。我没有想到，季正只是因为跟随先生日久，便希望借我的粗浅言辞，能够进身拜见先生。唉！他的志向勤勉，心意良善；可惜他所借以作介绍的人不是合适的人，这是第一层原因。再说，先生自从谢绝政务归乡以后，隐居乡里，在泉石之间安养身心，不让家事扰乱心怀，乡人都难以见到他的面容。当时有人希望像祭酒收徒那样前来求学，先生来了便接纳他们，这也很难做到。我便劝阻季正不要前往。虽然如此，以先生平日乐于教人的心情，加上他熟悉你兄长伯静的姓名，又曾为伯静有愿相见而最终未能如愿、只好抑郁而死感到悲伤；有这样的弟弟，坚定地信奉大道，勤奋好学，行为已经足以感化乡里，巍然自立而不随流俗，如今又高视自守，以古人为榜样，带着粮食跋涉千里去求教；我又想到，凡是有进德成才资质的人，先生一定不会拒绝见他。我于是劝你前去。况且景星、凤凰这样的祥瑞之物，人们偶然看见它们尚且认为是平生的幸运，何况大人君子的道德风范足以振兴一代，仁义之言足以阐明历代帝王之道呢？若能有幸进见拜谒，听到先生的言论，必定能使疑滞变得通达，使昏暗变得明白，比过去一定大有收获。既然有所收获，便私自珍藏起来，这不是仁人的用心。你去吧！我将等你回来，听你告诉我。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作序。《送畅纯甫序》　姚燧

译欧阳先生是宋代一代的文章宗师，他一时交往的海内豪杰俊士，计算起来不止千百人。等到谢希深、尹师鲁二人去世，他作《集古录》序时，竟有世上没有谢、尹这样的知音之恨。唉！难道问题只在文章吗？是创作文章困难，而理解文章的人更加困难吗？我曾思考古人，只因为他们的言论能够流传后世，所以把它作为凭借，等待将来有人理解。像扬子云这样的人一出现，就不会感到忧愁；天下人都不了解我，今天竟然如此，难道也是因为有知音便感到快慰、失去知音便感到悲哀吗？我年轻时，从未学习文章；看同辈人的作品，只看见它们不如古人。虽然不敢轻率地非议众人，却也从未在心中轻易地肯定他们。后来反省自己：别人所能做到的事情，我在思考和立论方面尚且如此；我自己做不到文章，又凭什么避免被人讥笑为嫉妒贤能呢？二十四岁时，我才取来韩愈的文章阅读，确定了写文章的方法，拿去给人看。这就好比儿童斗草：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别人有的，我也有，只不过是作为士林中抵御侮辱的一项技能罢了。有人说我的文章有作者的气势，我心里更加不高兴，认为那些厚道的人不愿意马上斥责嘲笑我，姑且说这种奉承话来愚弄我。否则，大概就是想鼓励我，希望我取得进步、完成文章。从此以后，我更加感到惭愧。把文章给人看之后，又拿去请先师指正。先师也欣赏我的文辞，却告诫我说：“弓箭这种东西，是用来防备盗贼的；假使盗贼得到了它，也会用来对付人。文章固然是使士子声名显扬的利器，然而如果先取得一世的名声，将来又拿什么来应付那些借机役使你的人呢？不是合适的人，却把文章给他；不是合适的人，却拒绝给他，同样都是罪过；这不是周全地处世的道理。”我因此停止写作，即使写了，也不再给人看。纯甫自己说，只要得到我的片言只字，也不嫌弃，都会记录下来。他又说，世上没有了解我的人；岂止是了解我，能够读懂并逐句领会我的意思的人也很少。唉！世上难道真有人厌弃空桑之瑟，却想听到鼓▯之声吗？然而，文章使道理显明或隐晦，道理也使文章显贵或轻贱。假如世上再有班孟坚这样的人出现，排列古今人物九等品第时，必定把欧阳先生列为第一等，那么距离圣贤虽有等级，却并不遥远。即使他的文章没有谢希深、尹师鲁这样的知音，也不妨碍它流传后世；仍然会因为失去这样的知音而悲哀。至于我，若排在下下等之外，难道还会另有等级可以安置吗？那就距离圣贤没有等级可言而且极其遥远了。我的文章如同随水飘逝的风花、落到泥土中的霜叶，早晚就会腐烂，哪里还会有一句可以接近道理、流传后世呢？纯甫唯独相信我的文章；除此之外，即使没有人相信我，也不能称为真正了解我，这已经足以成为百年中的快事。我恐怕纯甫因此反而获得了天下人“不懂文章”的名声。可是纯甫确实擅长文章，他之所以不轻易写出，难道是想把如今的作品积累起来，等到将来以《离骚》《诗经》般的雅正文章，成为一代的经典文章吗？还是依仗自己治理百姓已经成为循吏，执掌法令已经成为有才能的御史，富裕百姓之后又将成为贤良的大农？如果大道在一时得到推行，便没有闲暇写文章吗？难道是因为世上没有人了解自己，便把才华退藏起来吗？若是因为积累作品而成为文章，今后即使大道在一时得到推行、无暇写作，也还可以说得通；若是因为没有人了解自己便不肯写出，像我这样，即使不善于写文章而善于鉴赏文章，也只是纯甫错失了人才。如今你以农副使的身份巡视陇右田地，在你将要分别时，我写下这篇序来询问你。至元丁亥七夕，姚燧书。《送李茂卿序》　姚燧 大体说来，如今做官有三条途径：一条由宿卫出身，一条由儒者出身，一条由吏员出身。由宿卫出身的，诏令从宫禁中发出，中书省奉行制敕而已，约占十分之一。由儒者出身的，有校官以及品级已定者，由中书省任命提举、教授；未入品级的，则由正录以下官员，分别从行省、宣慰司发出任命，约占十分之一的一半。由吏员出身的，则包括省、台、院以及中外各司、郡县，约占十分之九有余。吏部苦于从九品以上应当得到任用的人纷纷而来、没有穷尽，而我们能够接纳的员额却有限，所以制定条例加以限制。必须任职满九十个月，才允许进入品级，仍然认为不够；再次下令以后，又把期限增加到一百二十个月。唉，积累十年之久，辛劳吗？李君茂卿曾经和我姚燧一起跟随先师司徒公学习，是儒者。司徒公因为户部恩泽，已经推恩任用了他哥哥的儿子；等到茂卿将要参加吏员考试时，堂帖命令他出任湖广省属官，任满九十个月后将赴吏部听候铨选。我在中书省向他祝贺说：“有人不能胜任职务，幸而没有被御史纠察；你因为勤勉尽职，不会有这种情况。有人贪污受贿，幸而没有触犯法网；你因为清廉谨慎，不会有这种情况。有人依靠权势庇护，偷偷离开职守，和同列取乐，以求自我容身，一时幸而没有受到斥责；你因为持守中正、不阿附，也不会有这种情况。有人凭借官职到征收商税的州县去，加倍索取额外收入来肥养自己的家庭，幸而没有被百姓控诉；你除了俸禄收入之外没有别的经营。除了仆从和马匹之外，你回头看自己的身影，几乎没有朋友；所有这些坏事你都没有做，所有这些可以作为祝贺的事情你都具备，所以我为值得祝贺的事向你祝贺。”谚语说：“两个婆婆之间，媳妇难以做人。”政事堂上，下面参议幕僚很多，有时多达二十人；事情送来时，大家抱着文案请求签署，没有一件可以拖后办理的，全都观察上司的脸色，听取上司的言语和举动，立即办理，等到彼此不发生抵牾，便依照规程顺利办完，听从上司的意见而退出。这好比厨师善于调和众人的口味，酸的咸的爱好并不相同，却不能只维持片刻，必须长达八年。大的方面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小的方面是粮食、盐、铠甲、兵器；能够完全了解人的情绪，又熟悉事情的形势，并且补益自己所不能的地方，所得难道不是很多吗？如今那些老于刀笔和文书簿册、因而做到达官贵人的人，都轻视我们这些穿儒服的人，认为我们只会空谈、不懂事务、不适合实用；他们所依仗的就是这种办事能力。你既然具备这种能力，此次赴任，又因为军国大臣和宰相一向了解你，不要说这是破格提升，只是按照应有资序循次升迁，也给予你过去所擅长的职位。如今是任用吏员，还是留在中书省任职；是做吏员，还是到外地任职呢？想到司徒公平生讲授六经仁义之言，再用你如今所具备的才干来实行，古人所谓“用儒术修饰吏事”的人，除了你还能是谁？大德己亥秋八月上弦日，姚燧书。” 《送姚嗣辉序》　姚燧

译以文章选取士人，开始于隋，盛行于唐。那时的制度是：有关官司选择学业修明、在乡里有声望的人，唱《鹿鸣》诗送他们入朝，称为“贡”。到达以后，便以声律之文考试，符合标准的称为“选”；但还不能立即做官，必须等待有职位的人举荐。还要看举荐者是什么人，有的举荐者众多而且贤能，凭此断定被举荐者是否有才，然后才授予官职。前代沿袭这一制度，只作了小的改变：被选中便授官，只是不让他做县令；必须由制置、提刑、转运等司的五人共同举荐，才任用为县令。做了县令以后，上至郡牧、侍从、五府官员，没有不能达到的。因此，从贡士到入选再到被举荐，千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人能够成功，艰难得多么厉害啊！我的同族姚嗣辉，是前代选取的士人，当时声名显赫，身后有千百人争相追赶，怎能稍稍止步？到了如今改朝换代、更新制度之时，他的声名更加彰明，不能永远被阻抑。他仍然担任洪州校官，任期届满后到天朝观光，求见主持政务、彰明政绩的大臣；卢公、吴公门下求见者有千百人，却没有一个能够得到接见。唯独对嗣辉，卢、吴二公倾身接待，在诸公之间替他宣扬声誉；难道只是因为文章吗？是因为看到了他的道德实质。士人能够得到这种待遇，也可以说是遇到知己了。既然遇到知己而又将达到显达，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可是最终还是不能增加旧日的官阶，只调任武冈，而且离洪州更远了。难道是两位公卿表面上肯定他，内心却没有尽力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他们受到严密法制的限制，而且先前获得举荐的人太多，两位公卿只能拱手旁观，不能越级提升他。因此嗣辉安心南行。临行时，燧告诉他说：“凡是如今做官的人，听说职务是管理百姓，有治理赋税、审理诉讼之事，便没有不面露喜色的；听说职务是管理士人，便因为没有贡选、利禄的希望，导致人们懒于学习，空置教师职位，鞭打的刑罚也不施行，最终对这种职务感到不快。嗣辉将来也会这样吗？为什么不想一想校官是教化的根本，是治理兴衰所寄托的地方呢？不要远远考察古代而以它为鉴！如今司徒文正许公，未显达时曾在大名、辉州、秦州、河内等地，以倡导、传播这一道统为己任，诚恳地私下学习效法他人；门人年纪有长有少，才质有敏锐有迟钝，积累起来多达数百人。后来天子听说他的名声，征召他担任成均之职，不久授任左相；一年多后辞职获准，又请求回到成均。后来他的弟子相继担任主持国家大政的宰辅将近十人，担任卿曹、风纪官以及二千石官员、使者，分布内外的又有十人左右。对国家隆盛太平的治理，难道没有贡献吗？嗣辉如果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用规矩教导、熏陶这个地方的众多士人，选取其中一两个有成就、有才干的人来为当世效力，使海内之人指着他们称颂说：‘这就是那位大夫提携接引的人。’以此近于匹敌我们的司徒公，他所获得的功德将会更多、更长久。” 努力从事这件事吧！嗣辉是蜀人，因为蜀地多产桤木，虽然寄居荆、吴一带，也不忘自己的故乡，所以号称“南桤”。就是这样。《李平章画像序》　姚燧 陛下尚未出阁时，李道复每天陪侍讲读，陛下亲近而且敬重他。陛下曾召来画工，要求把他的形貌画得极其相似，赐给他“秋谷”的称号，又命集贤大学士王颙大书此号，亲手刻成匾额，并在匾额上题署。又在旁边题注说：“大德三年四月吉日，为山人李道复制。”至大四年辛亥春，陛下登上帝位，制授道复为光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以此报答他学问上的辅导。作为后进臣下的我，把这幅图装裱起来，填金刻匾，摹写皇帝赐给他的称号和御笔题署，装上卷轴，恩宠荣耀已经到了极点，谁能和他相比？陛下命令我姚燧为它作序，将使词臣在画像下作歌颂，并亲自阅览。我接受诏命，惶恐反复思考古代帝王为臣子画像的事：商高宗的傅岩画像，汉中宗的麒麟阁画像，世祖的云台画像，唐太宗的凌烟阁画像，只有这四件而已。麒麟阁以下，都是将相，他们安定国家、继承家业，平定祸乱、辅助皇帝治理天下，凭借谋略使国家达到太平的人。傅岩却不是这样，最初并没有这些功业。他以显赫的德行和功烈，依照梦中见到的形象，派人到民间访求，终于找到他，于是任命他为相。如今按照道复的形貌画像，可以和傅说相提并论吗？高宗是在即位三年以后为傅说画像，陛下却是在即位十二年以前就为道复画像。难道当时画工运思还没有达到极致吗？至于设色，高宗给傅说画像时，难道有这种做法吗？可以断定没有。李泌跟随肃宗在路上，有人指指点点地说：“穿黄衣的是圣人，穿白衣的是山人。”后来李泌果然做了宰相；道复的姓氏恰好与李泌相同，也穿白衣，如今也已经做了宰相。说到把道复称为山人，难道能和李泌相同吗？为他赐号并刻成匾额，肃宗对李泌有这样的做法吗？也可以断定没有。李泌虽然是贤人，但言论涉及神仙、迂诞怪异之事，因此史官认为这是他的短处；只有傅说没有可非议之处。我曾经考察古今，时代虽然不同，帝王治理国家的道理却没有不同。为什么呢？因为陛下所处的位置，就是列代圣君所处的位置；列代圣君统治中原，尧、舜过去也曾如此。至于高宗，也是商代圣贤之君，以自己不能成为尧、舜为耻，因此命令傅说说：“你对我，要像金属需要砥石磨炼；像渡过大河需要舟楫；遇到大旱要作甘霖；酿酒需要曲蘖；调和羹汤需要盐和梅。”反复取譬，要求彼此修养和辅佐，这些都是陛下对道复的期望。如今说到道复的才干足以与傅说相比，谁敢违背这个正确的判断？不过，他所要防备的，是不能只达到傅说的地位。如果比较他们的学问，后来之臣只要能够做到傅说所没有做到的：广泛求取知识以建立事业，学习古代训诫以修养自身，招纳俊杰以充任各类职位，回答并宣扬天子的诏命，也就足以继承傅说遗留下来的美名和功业，从而报答陛下了。不过，道复不是旧学之臣，世人不会以这些事情苛责他；等到天下治理安定、功业完成，德行成就而年岁增长，或许他终于会在“秋谷”之处悬车退休，垂钓云月，赏玩泉石。朝廷遇到疑难之事，派使者奔驰前来询问，他仍然不能专擅其事。作为山人，世人把他称为“山中宰相”，也是无法避免的。这一年夏季五月，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臣姚燧拜手叩首作序。

译《序牡丹》　姚燧 我第一次见到牡丹，是中统元年在洛西刘氏园看见寿安红；中统三年，在洛阳旧赵相的南园看见左紫。这两种花都是千叶，植株都高四尺。寿安红有二十朵花蕾，花径宽七寸，花高与花径相等；左紫有四朵花蕾，花径八寸，花高与花径相等。又过三年，我在燕都旧杨相大参宅看见千叶状元红，植株高五尺，有四十朵花蕾，花径七寸，花高与花径相等。此后二十年再见到它，在长安毛氏园中最多，约有一百株，植株不到二尺；但都是单叶，大小参差不齐，没有特别奇异的。又过两年，我看见玉板白，在洛阳杨氏栏中，植株也不到二尺，叶子很多，有十朵花蕾，花径不到七寸。在邓州看见三家名花：张氏肖斋的衡山紫，陈氏终慕堂的浅红，这两种花都有十五片花瓣。衡山紫植株不到二尺，约有二十朵花蕾，花径不到五寸；浅红植株不到三尺，约有五十朵花蕾，花径不到六寸。只有萧仁卿承颜亭的白花，植株高三尺多，可以有六七十朵花蕾，花径不到七寸，千叶最为繁盛。又有绯色、紫色、碧色交错的花，植株不到三尺，可以有四五十朵花蕾，盛况仅次于白花，花径七寸多。又有绯花，植株矮小，只有十朵花蕾，花径八寸。这两种花都有很多花瓣，而绯花尤其奇异，大概原本就是上等佳品。如今已经失去名称的还有鹤翎红，是千叶、小株的花，独蕾，花径五寸多，花高与花径相等。将来植株长大，花也会随之长大；这是邓州牡丹之冠。仁卿过去说它是洛阳寿安的后代。依我看来，它绝不是寿安，至于浅红这个如今的名称，是我命名的，大概只是因为它的形状、颜色与浅红相近才这样说。长安、洛阳的各种花，我已经忘记它们哪一种更香了。把邓州的花集中比较，香气浓郁、花朵繁密可爱，像紫薇一样的，以衡山紫为第一。这些是我五十一年人生中所见过的牡丹。不过从元年至今已经二十九年，其中六年间看过六次，从燕、长安、洛阳一直到这里，行程几乎数千里。中统元年、中统三年和至元二十年三次看洛阳的花，是同一地方；至元六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各看过一次，燕、秦、邓州则是不同地方。大约看过一百一十多株牡丹，而千叶名品才见到四种；可见千叶花特别难遇到，也如同千人中才有英才、万人中才有杰士，是世上尤其不常有的东西，何况赏花饮酒的机会又有定数呢？刘氏、赵氏两园虽然都有酒，但当时我年纪很小，又不善饮酒。杨大参当时和先世父中书左丞同朝，是父亲的朋友；我面对他赐的酒不敢饮。到毛氏园时，毛氏任秦宪，正经营卖酒的生意；我刚下马游观，选择剪下几朵花蕾，便没有饮酒而离去。杨氏栏中牡丹盛开时，我正任秦宪，准备前往荆宪，借住在他家；客居之中内心孤寂，没有人同我饮酒。张氏肖斋、陈氏终慕堂，我只各自喝了一两杯，剪下一两朵花蕾带回去，不能算作饮酒。真正喝到大醉、彼此喧闹欢笑的，只有承颜亭这一次而已。唉！以五十一岁的年纪，走了数千里的远路，经过二十九年的时间才看到这些花，六年中看了六次，稀少而又没有辜负此行，足以值得以醉酒来赏酬了。第二天，仁卿请求我记述这件事。我口头上没有拒绝，心里却认为这事不值得写，心想樽俎之间的饮酒之乐，琐碎小事，哪里值得下笔？这一年夏天，白花忽然枯萎死去。到了秋天，仁卿坚持请求我作记。我才开始想到：从前坐在这座亭子里时，谁能预料这花转眼之间就再也看不见了？也可以说是奇异的事情。又想到左紫只有一株，已经移植到嵩山庙中，如今洛阳也完全听不到它的消息。寿安原来还在；它的玉板白和毛氏园中的一百株牡丹，将来难道也会像左紫一样被移植到别人那里吗？或者也会像这株白花一样已经枯死呢？唉，过去的事情尚且如此，何况将来的事情更无法预料呢？细小的事物尚且如此，何况比它大五倍、十倍、百倍、千倍的事物呢？那么，我一生中本来应该勉励自己去做、却因迟疑懈怠而没有努力去做、如今已经无法追回的事情，已经很多了。这实在可以成为感叹年老将至的一件事；至于植物的生死，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仁卿只是喜欢我的文章，已经多次记述他的承颜亭并请求我为它作记，就像老父亲索取张长史的判词一样；我只认为他怀着这样的心意前来求文，已经很贤厚了。然而我又想到，这六年之间，有时是不善于饮酒，有时是不敢饮酒，有时是不能饮酒，有时是没有人可以同我饮酒；所谓不能算饮酒，不是别的，只是没有当时志趣相投的人来共同发挥饮酒的极致罢了。至于承颜亭这一天，梁宣慰贡父、张总管孟卿、王工部景韩，都是擅长诗歌的人，哪里知道这件事会成为后日的典故，也是很难再遇到的。依照兰亭集会的先例，本来可以为此作序，只可惜当时没有作诗唱和，也没有行罚酒之令，不能依照金谷园饮酒的斗数来记述。《春秋诸国统纪序》　吴澄 读三百零五篇《诗经》，有人说其中有赞美、有讽刺；读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有人说其中有褒奖、有贬斥。这大概是孔子去世以后，讲解《诗经》、传述《春秋》的人本来就这样说；于是秦汉以后的一些儒者便创立了这种说法。讲经而被这种说法迷惑，已经有很多年了。等到朱子的《诗传》问世，人们才知道《诗经》并不是为了分别美刺而作，《春秋》也不是为了分别褒贬而作。这样一来，朱子既然不再著述，谁又能纠正他呢？对此有疑惑和没有疑惑的人各占一半。邵子说：“圣人的经典浑然天成而不露痕迹，就像天道一样。《春秋》记载真实事件，善恶自然显现在其中。”这话说得深刻啊！朱子说“依据事实直书，善恶自然显现”，深意也是一样的。唐代的啖助、赵匡，宋代的孙复、刘敞以下，不拘泥于《左传》等传注、而对经义有所贡献的，何止几十家？然而把褒贬作为解释依据的弊病，仍然没有完全消除。一定要等到宋末李樗、吕祖谦之后，才不再有大的迷惑。他们所谓的褒贬，是把记载时、日、月看作详略，把记载爵位、人物、国家看作荣辱，把对君主记字、记氏、记名、记人看作轻重，对臣子也是如此。唉！事情有时、月、日的不同，君主有爵、人、国的不同，臣子有字、氏、名、人的不同，这些都是固定的书写体例，并不会随意改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难道圣人是有意要对人物加以抑扬、给予或夺取评价吗？魏郡齐履谦伯恒甫讲说《春秋》，却与此不同。他不承袭鄙陋的旧说，所以每一处都苦心思索、深入探究而自有所得。除去尊重鲁国、尊奉周王这一点之外，经文记载君主死亡的国家共有十八个；他把这些内容分别汇集为诸国的统纪，到此已经有二十卷。各项持论都附着于经文，细密考数而旁通义理，务求符合《春秋》的书写体例；其他内容则缺略而不记录。他的义理见解比李樗更加明白果断，文字虽多，却比吕祖谦简洁纯净。我所赞同的地方，没有不同意见。偶尔有不同，也只是他探求得过于深细，并不是苟且发言。没有九方皋那样善于相马的眼光，又哪里能够识别它呢？伯恒甫专心致志于经学，我很早就知道；到了晚年，看到他的两部书完成，内心难道不感到快慰吗？这两部书是什么？就是《易春秋》。《服制考详序》　吴澄

译凡是丧礼，制定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丧服，是外在的文饰；不饮酒、不吃肉、不居内室，是内在的实际。内心有实际的哀痛，再用外在礼文加以装饰，这就叫作情感与礼文相称。只有丧服而没有内在实际，就和没有穿丧服一样。虽然没有穿规定的丧服，却具有内在的哀痛，称为心丧。心丧的实际，只有加重而没有减轻；丧服制度的礼文，却有减有隆，这是古代的道理。我曾认为，丧服制度应当一概以周公的礼制为准则。后世有所增加或改变，都是沉溺于外在礼文、昧于内在实际，没有探究古人制定礼制的用意。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而父亲尚在时为母亲服杖期，难道是薄待母亲吗？这是因为丈夫为妻子所服的丧服期满除去以后，儿子为母亲所服的丧服也随之除去，一个家庭中不能有两个尊长。儿子的丧服虽然除去，但居丧三年的实际哀痛仍然如故；所减轻的只是三年丧服的礼文，实际哀痛本来从未减轻。女子未出嫁时为父亲服斩衰，出嫁后为丈夫服斩衰，而为父母服期服。这是说，儿子以父亲为所仰赖的上天，妻子以丈夫为所仰赖的上天。出嫁后把所仰赖的对象转移到丈夫身上，于是降低为父亲服丧的等级。妇人不服两次斩衰，是因为不能有两个所仰赖的上天。降低为自己的父母服期服，同时为丈夫的父母服期服。期服期满以后，丈夫还没有降低丧服等级，妻子虽然除去丧服，居丧的实际却和丈夫一样；因此，对舅姑的丧服是期服，而实际哀痛却是三年。难道一定要跟随丈夫服斩衰，才算是实际居丧三年吗？丧服有因恩情而服的，有因义理而服的，有因名分而服的。因恩情而服，如儿子为父母服丧；因义理而服，如媳妇为公婆服丧；因名分而服，如为伯叔父、侄子的妻子服丧。伯叔父的妻子，名分上是母亲一类，所以按母亲的关系随之服丧；儿子的妻子，名分上是媳妇一类，所以按媳妇的关系服丧。兄弟的妻子不能按妻子一族的名分来服丧，因此没有丧服，是因为把关系推远了。然而，兄弟有为妻子服丧的礼制，自己的妻子也有为妯娌服丧的礼制，一家老幼都各有应服的丧服。自己虽然没有规定的丧服，也一定不能在自身穿着华丽服饰、在家中宴饮作乐，表现得像毫无服丧的人一样。同族中有人去世，尚且服缌麻；朋友去世，尚且加戴麻绖；邻里有丧事、乡里有人出殡，尚且不能听见互相捶击、在街巷唱歌的声音，为什么唯独在嫂嫂、弟媳去世时，却冷漠地对待她们，像对待路人一样呢？古人制定礼制的用意，必然有其道理，不容易凭浅薄的见识窥测。内在哀痛在任何方面都不减，这就是仁爱的极致；外在礼文在某些地方有所减损，这就是义理的精微。古人制定礼制的用意，大概就是如此。后世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三年丧，媳妇为公婆跟随丈夫服斩衰、齐衰并服三年；为嫂嫂有丧服，为弟媳也有丧服。他们本意是想比古人更加厚重，却不知道古人对母亲、媳妇对公婆、叔父对嫂嫂，从来没有薄待。所以我说：这些都是沉溺于外在礼文，昧于内在实际，没有探究古人制定礼制用意的人。古人勉励人们重视的是居丧的实际，是像对待自己一样竭尽哀痛。后世增加的却是丧服的礼文，是可以向别人展示的东西。真实与虚伪相距究竟有多远啊！我每每想到这里，却没有可以共同讨论的人。豫章人周成大的《服制考》详尽周备，可以用来认真研究礼制。我赞赏它有益于世道人教，因此把我的说法附在篇首，使后世懂得礼制的人加以讲习。《陆象山语录序》　吴澄 青田陆先生的学问，不是可以仅靠言语传授、也不是可以仅靠言语求得的。盱江旧有一编先生语录，其中所记录的内容深浅不一。这一编的开头，是先生的高等弟子傅季鲁、严松年所记录的。吴澄恭敬地阅读它，觉得先生的道理如同青天白日，先生的言语如同震雷惊霆；即使相隔一百几十年，也仿佛亲自看见、亲耳听到先生一样。杨敬仲的门人陈埙曾在贵溪象山书院刻印此书。至治癸亥年，金溪学者洪琳又在青田书院重刻。乐顺携书来到京师，请我为刻成之书作记。唉，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古今本来相同；人人都同样禀得它，聪明、愚笨、贤能、不肖，并没有多少和多少的区别。能够反求于自身，便知道上天赋予我的东西，本来就在我自身，不需要向外寻求；把它扩充充实，也不需要从外面增加。先生教导人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难道不是极其简易而又切实吗？不在自身寻求，却到别人的言语中寻求，这正是先生深深忧悯的事情。如今口头谈论先生、内心仰慕先生的人，到处都是。果真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先生的学问吗？果真有一个人能够实行先生的学问吗？唉！我们居住的时代相隔得这样近，世人与先生相距得还不算遥远，难道可以不自己惭愧、自己警惕而奋发吗？不要只是把先生的学问寄托在他的言语上。《元学士文稿序》　吴澄 儒者把文章看作小技巧，然而文章难道容易写成吗？能够写好并不容易，却有人把它看得容易，这是昌黎韩先生所不赞成的。况且文章之所以不容易，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尽的。没有学问、没有见识，不足以厚实文章的根本；没有才华、没有气势，不足以发挥文章的作用。四者有一项不完备，文章怎么能够纯粹完备呢？有的文章失于轻易，有的失于艰涩，有的失于浅薄，有的失于晦涩，有的失于狂放，有的失于萎弱，有的失于鄙俗，有的失于浮靡。所以说，文章并不容易写好。学士清河人元复，年轻时就以才气自负，大概他从天赋所得的资质异于常人；又逐渐浸润于群经，搜罗百家，以此增益他的学问、扩大他的见识，所学所见往往不同于常人。后来他在内外任职，应对天下事务，接触天下人物，他所获得的增益和扩展，又哪里只是纸面上的陈旧言语呢？所以他的文章摆脱了时俗的狭窄路径，能够进入古代作者的境界：端正而不平易，奇特而不艰涩，明白而不浅薄，深刻而不晦暗，不狂放，也不萎弱；不鄙俗，也不浮靡。能够登上昌黎韩先生的门堂，难道不应当在这个人身上有所期待吗？我和他交往已久，如今他由湖广参政赴集贤学士的征召，和我在江州相遇，拿出近作三册给我看，所得又比从前有所增加。我不是能写文章的人，只是喜欢谈论文章的人；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共同谈论文章的人，怎么能不高兴呢？不过，希望我们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断绝源流，愿意共同牢记韩先生的话，终身奉行。《别赵子昂序》　吴澄

译充满天地之间的，不过是一种元气罢了。人得到这种元气而形成形体，有形体才有声音，有声音才有言语，精粹的言语便成为文章。文章以气为根本。人与天地之气相通，合为一气；气有升降变化，文章也随之变化。自从伏羲画卦、仓颉造字以来，这种文章代代都有。然而宋代不如唐代，唐代不如汉代，汉代不如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又不如唐虞三代。这就像老人不能重新变年轻一样，是天地之气的自然规律。但其中必定有豪杰之士出现，修养气质、学习达到精深，足以改变自己的气，所以他的文章才不会和世俗一同变化。如今看来，西汉文章最接近古代；经历八代逐渐衰敝，得到唐代韩愈、柳宗元，才恢复古意；到了五代又衰敝，得到宋代欧阳修，才恢复古意。继欧阳修之后兴起的，只有王曾和苏轼、苏辙等人以及号称“七子”的人较为卓异；至于他们对圣贤之道究竟了解多少，暂且不论，但他们都没有被时代风气改变。宋室南迁以后，元气一天天消耗，科举制度又严重败坏了它，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沉溺其中而不能回头；上下交际的文章，往往用来沽名钓誉，文章也一天天变得卑陋。难怪其中有能够自行拔出的。那就好比不穿丝麻、不吃谷粟，却穿毛毯、吃蚬蛤；倡优百态、山海百怪，全部陈列、交替出现，最终只是想成为一世所喜欢的东西罢了。七子的文章，却做一代人所不做的事，也是当代人所不喜欢的；他们立志于古代，遗弃当今，从韩愈以下都如此。唉！写文章却希望一代人都喜欢，我为他的文章感到悲哀；写文章而使一代人都不喜欢，我又为这个人感到悲哀。海内统一之后，我北上观览中原遗留下来的文献；此行在广陵结识了吴兴赵子昂。子昂过去以诸王孙的身份具有非凡才材和丰美风度，气质类似李太白，资质近似张敬夫，内心不因外物而受挫，所修养的德性完整；他的学问又知道以通晓经书为根本。我和他谈到《书》《乐》，发现他的见识远远超出流俗之外。修养和学问如此，必定不会被时代风气改变；不被时代风气改变而文章不能复归古意的，从来没有。子昂屡次称赞四明戴君，戴君又推重庐陵刘君、鄱阳李君；三人的文章我还不能全部了解。如果他们果真能够彻底洗涤时俗所喜爱的东西，向上追踪七子的传统，并与六经相合，也可以称为豪杰之士了。至于我的文章沉沦湮没，哪里值得拿来推进到这种境界呢？我每次和子昂讨论经学，都追究到最终归于一理，子昂并不嫌弃我。如今他南归已有日期，我作诗来记别这位不拘常规的人：我只是坐拥书癖，特别偏爱流俗之物，笑谈解弦，已经三十年了。知音钟子期很少接近，便赋《远游篇》，上下四方，略微记述赵君。维扬驿中，玉色超出天下；伏梅千载的事情，似乎一夜之间就得到判定。诗文至此为止。开始时如同登上白昼，云龙矫健而欢悦；历久而后沦落消亡。黍管、介毫的细微之处，瑟、笙的十二调谱，都苦心钻研以协调古调。蝌蚪文、史籀文以来，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字体形成七家；落笔如同一扫而过。草木虫鱼的形影自然挺立，自然飞跃跳动；各种曲艺都是上天赋予的巧妙，谁真正窥见其中的深奥呢？享用肉食的人多半肉眼凡胎，却按剑横行道路。宝鹤书征召为郎，瑚琏之才正适合清庙祭祀；班资品级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万世之日光明盛大，跛脚的劣马即使走十驾，也能前进；天下之事，君王与他共同掌持。《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　吴澄 吴澄往年北行，访求中原的文献；东方人士往往称道李、徐、阎三人，大家推举文章有风致的人，说是姚公、卢公，而我所认识的只有阎、卢二公。阎公继承李公、徐公担任翰林长官，卢公由集贤院出任湖南按察使，又从湖南回朝担任翰林学士。翰林的职务，从唐、宋直到今天，一向都是用来特别宠异儒臣的。卢公的文章名声天下没有人不知道，难道能因为这种宠异的次数而分出轻重吗？这还不足以成为卢公的荣耀。然而，有一件可以让天下人高兴的事，是什么呢？国家有重大政务，就召儒臣入朝议论，这是国家的旧有制度。卢公侍奉先皇帝，做亲近之臣已经三十年，早晚接近日月般的皇帝光辉；朝廷之事、宫禁之事，他听到、看到并且熟悉了。凡是宏大的规制、长远的法度、深远的谋略和隐秘的考虑，有别人来不及知道而卢公独自知道的；有些事情过去没有这样做、如今却这样做，假如有人向卢公提出意见，他就援引旧例来回答，言语可信而且有证据，听的人乐于接受，执行的人也不疑惑。这和那些疏远的臣子拘守经书、泥古不化，任凭己意创立说法、却对成法没有考据依据的情形，相差远远。《诗经》说：“如今的人啊，难道没有崇尚旧制的吗？”说的就是熟悉旧事的人。儒者之所以受到天下尊重，是因为任用他们能够对当世有所裨益。若有人说：“这个官职地位优闲而职责分散，品秩尊崇而声望清雅，举止文雅，言论深沉，光彩照人，声音铿锵，如同华虫黼黻，如同玉磬琴瑟，用来仪饰朝廷、显示盛世罢了；至于当世事务，就说：‘既然已经有人治理，何必再去过问？’”卢公却不是这样，也不是天下士人对卢公的期望。《送何太虚北游序》　吴澄 士人可以出游吗？不出门户就能知道天下，那么还要出游做什么呢？士人可以不出游吗？男子出生时射出六支箭，表示有志于上下四方；那么怎么可以不出游呢？孔子是上等智慧的人，到了周地请教礼制，在齐国听到《韶》乐，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雅乐、颂乐才各自得到应有的位置。假如孔子没有到周、齐、卫去，那么仍然有尚未请教的礼制、尚未听到的《韶》乐、尚未各得其所的雅颂。上等智慧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智慧较低的人呢？士人怎么可以不出游呢？那么，那些说不出门户也能知道天下的人，难道不对吗？回答说：那是老氏的意思。老氏的学问，是修治身心而把天下国家置于身外的学问。他认为人的一身一心具备天地万物，我只要在自身和内心求取，已经足够，不必再向外求取别的东西。这固然是老氏的学问，而我们圣人的学问不是这样。圣人生来就有智慧，但他生来所知道的，只是上天赋予人的善性和常道罢了。至于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制度、度量数目、前人的言论和行为，如果不在外部广泛增加见闻，即使上等智慧的人又怎么能够全部知道呢？所以见闻少，也免不了受到孤陋寡闻的讥讽。选择朋友时，一个乡里不够，还要到一个国家去选择。

译一国还不足以满足，于是游历天下；仍以天下为不足，又想与古人交游。这就是陶渊明想在中都寻访圣贤遗迹的原因。那么士人为什么不去游历呢？但后世游历的人，有的却不同于此。当他们出游到京城时，奔走于掌管爵禄的地方，窥伺于权势之门，摇尾乞怜，耸肩取媚，以求侥幸获得一点升迁。等到已经得到官位而游历四方时，哪里还存心推行自己的志向呢？哪里还存心称职办事呢？只要能够侵夺他人、满足自己的欲望，钱袋已经装满，便洋洋自得地离去了。因此，古代游历的人是为了道义，后世游历的人是为了利益；游历本身相同，但游历的目的不同。我对于何弟太虚的游历，怎么能不说几句呢？太虚凭借聪颖敏锐的资质，刻苦严厉地学习，善于书法，精于诗歌，能写文章，研习经书，修养自身而不求为人所知，已经二十多年了。他口中从未谈论爵禄，眼中从未看见权势，忽然有一天要远游万里，这正是人们感到奇怪的地方，而唯独我知道他的心意。世上的士人，拿笔仅仅能写自己的姓名，就说我会书法；作文稍微合乎声韵，就说我会作诗；说话和谋篇布局大致像从前所谓的举子业，就说我会写文章；关起门来自称雄强，自负自大，就像醯瓮中的鸡、浅井里的青蛙，根本不知道瓮外的天空、井外的大海是什么样子，只凭自己已经会的本领，便自以为足以终身而无憾。像这样，又何必远游呢？太虚难道会这样吗？书法一定要达到钟繇、王羲之的水平，诗歌一定要达到陶渊明、韦应物的水平，文章不能达到柳宗元、韩愈、班固、司马迁的水平，就不会停止。况且他刚刚窥见圣人经书，便觉得它像天像海一样广大，没有边际，哪里敢以平日所见所闻自满呢？这就是太虚今天游历的原因。这次出行，他交游的人会一天比一天广，经历见闻会一天比一天丰富，见识会一天比一天增长，志向会一天比一天振作。追踪圣贤走过的道路，体察圣贤的心志，一定会知道士人之所以为士人，绝不只是研习经书、写文章、作诗和书法而已。见闻将越多越觉得自己所知越少，越有所得越觉得自己不足，那么天地万物都具备于我这一道理，确实不是关起门来就能知道的。这种知，不是老氏所说的知。这样游历，就是光耀前人、绝后无匹的游历了。我将从这件事上观察他。澂所侍奉过的祖母，是太虚的从祖姑，所以他称我为兄，我称他为弟。《元文类》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