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文类卷三十六

译《元文类》第三十七卷，元代苏天爵编书 《上耶律中书书》　元好问 四月二十二日，门下士太原元好问谨慎斋戒沐浴，奉上书信，呈中书相公阁下：《易经》说：“上天开创事业而处于混沌之时，君子应当用来经营治理。”伏惟阁下辅佐王室，拥有天下四方，正当上天开创而未定之时，极力施行君子经营治理之道。凡是用来营造功业、考订制度的事情，其本末次第，应当已经有成备的策略，不是我这个门下卑微士人敢于参与听闻的。唯独有一件事关系到斯文，十分重大，所以不得不向阁下进言。自汉、唐以来，说到贤能的宰相，汉代有萧何、曹参、丙吉、魏相，唐代有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这几位固然有建立太平功业的成就，但当时百官中辅助赞襄、增益功业的人也很多，传记都在，可以考察。天下是重大器物，不是一人之力能够举起；国家用来成就人才，也不是一日可以完成的。自古以来，士人能够立身于世，必定要依靠学校教育、父兄传授的渊源、师友之间的讲习，三者齐备以后才能有所成就。比如修建明堂、总章，必须得到楩楠、豫章这类木材，枝节盘结、质地坚实，能够由万头牛牵运而来的材料，预先储蓄起来，经过几十年才能具备一旦使用的条件；不像建造寻丈高的小屋，欂栌、椳楔、楹、杙、甍、桷等材料，混杂取自榆、柳、槐、柏，早上寻找，晚上就可以备足。我私下看到从南方归到河朔的士大夫，圣人之后有衍圣孔公，老成旧臣有冯内翰叔献、梁都运斗南、高户部唐卿、王延州从之；同时代的人有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滨人王贲、临淄李浩、秦人张徽、杨奂、李庭训、河中李献卿、武安乐防、固安李天翼、沛县刘汝翼、齐人谢良弼、郑人吕大鹏、山西魏璠、泽人李恒简、李禹翼、燕人张圣俞、太原张纬、李谦、冀致君、张德辉、高鸣、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铉、云中李微、中山杨果、东平李昶、西华徐世隆、济阳张辅之、燕人曹居一、王铸、浑源刘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贾庭扬、杨恕、济南杜仁杰、洛水张仲经、虞乡麻革、东明商挺、渔阳赵著、平阳赵维道、汝南杨鸿、河中张肃、河朔勾龙瀛、东胜程思温及其堂弟思忠。以上这些人，虽然学业和操行有高有低、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来都是上天所生民众中的英秀，是对世道有用的人。一百多年来，教育讲习并非不周到，但所成就的人才没有几个；自从防乱以来，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已。人才的产生本来困难，成就人才更加困难；如今他们没有死于战争，也没有死于寒冷饥饿，造物者把他们提携出来交给维新的朝廷，这难道也是有意的吗？还是无意呢？如果确实凭阁下的力量，使他们脱离受人指使的屈辱，停止奔走服役，把他们聚集供养、分别安置；学馆的供给不必全部具备丰盛的饭食，只要足以果腹，布絮足以蔽体，也不需要太大的费用。然而这样施行于各家，已经是使他们由骨而长肉了。将来阁下寻求百官中的人才，随侍左右而任用他们，衣冠礼乐、纪纲文章都在这里，难道不能稍稍帮助阁下建立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那样的功业吗？即使他们不被世所用，这些人也可以著书立言，可以树立节操，不能默默无闻地和草木一同腐朽。他们将怎样报答阁下始终养育生成的恩赐呢？阁下主持我辈之道，又乐于得到贤才并教育他们，一句话的帮助、一次伸手援助的劳苦，应该不会吝惜于诸生吧。《与姚公茂书》　杨奂 杨奂叩头回信，分别以后四五年，思念渴盼得厉害，想说的话不止一件。握手相见尚未约定，这份情怀也可想而知。子善到来，我收到书信并仔细读过，得知尊亲以下都安好，又知道您将北归，十分欣喜。去年子善说，新建了祠堂，而石室处在正位，不知有什么依据。等我看到朱文公《家礼图说》，也说石室在北边的夹室，似乎并不妥当。况且宗庙不过五庙或七庙，虽然有成文说法，至于依经书规定建室的次序，却没有见到说明。朱文公是南宋人，建炎年间南渡以后，宗庙社稷的礼制全都荡然无存，即使有旧臣，有的也郁郁困居于低级官位，不能在世上有所作为。这种说法在《中庸或问》中略有体现；可以相信的只有昭穆位置次序，至于神主和石室都没有涉及。《家礼》所记神主的式样，也不是我三十岁时进入汴梁，从一位旧臣那里获得的宫室、宗庙、社稷法度。又过了五年，因秋试时学生很多，我寄居在长安慈恩寺，有个僧人叫了迁，趁空闲请我观看寺西南的杜相公读书堂。我一看就知道那是杜氏家庙。它的庙制如同世人所说的吴殿，所有石室都在西壁，和人的胸口、心窝一样高；那僧人还以为是藏书的龛室。后来我来到洛下，在杨正卿家查阅《稽古编》，文献确实证明那是杜祁公的家庙。《文粹》《韩文》《温公集》中有很多家庙碑记，只说三室、四室，有的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的说东室，也都没有记载石室所在的方位。礼，是寄托制度和名数的；没有可依据的文献，也一定有亲眼所见的实物。文公所叙述的没有说明依据，应当以我亲眼看到的作为家庙的固定制度。天子与诸侯、卿、大夫的制度相同，不同之处只是名数。如今汴梁太庙的法度，我家有完整的图说。己亥年春天我定课时，有人告发官仓隐匿粮食，我亲自进入仓中查验，而那座仓就是太庙，于是得以考察它的制度。石室在西壁正殿，合计二十五间：始祖室三间，里面附设祧庙神主五位，其石室都在西壁并靠近南窗。世祖室二间，里面附设肃宗一位；穆宗室二间，里面附设康宗一位；从太祖以下直到宣宗，各为二间，共八室，合计十六间。神主石室都在西壁，东西两边的夹室各一间。凡是安放神主的地方，每间一门一窗，门在左，窗在右。以上共二十五间。近来有位客人毛正卿从保州来，他曾任先朝太祝，谈起旧礼，仿佛就在眼前。

译这一天在座的客人很多，谈论结束后，杨奂询问。客人说：“照您所说，举行礼仪应当是在秋冬，而不是春夏。”客人问：“您怎么知道？”杨奂说：“因为您只见到了虎皮席，所以知道是在秋冬。若是春夏，席子就应当用桃枝、桃枝竹编成。”客人说：“确实是在冬天。”杨奂又问：“您举行的礼仪应当属于时享，而不包括禘祫。”客人问：“您怎么知道？”杨奂说：“禘祫时，太祖神主应当位于坎下而面向东方；昭位在北面，面向南方；穆位在南面，面向北方。您所说的是太祖神主在门内，面向南方，所以知道没有举行禘祫。”客人答谢说：“确实没有举行禘祫。”唉！这就是确定的礼制，只怕平时没有考察罢了。这些说法的是非，请我的朋友加以订正，恐怕不应沿袭《家礼》的错误。著书不是小事，古代圣贤从来不敢随意自作。古代所谓神主的说法，容许我当面告诉您。《与窦先生书》　许衡 年老多病日渐侵扰，归隐的心情急迫，想寻求向上请求的方法，却还没有找到门路。近来跟随您，实在希望得到教诲，没想到您又有举荐我的话，听后局促不安，又惊又怕。我在旅舍中恳切陈说不能接受的理由，反复了两三次，才稍稍防止您施予恩惠。分别三数日后，又担心有人从中离间，使您不能继续原先的恩惠，因此又絮叨地重申。先前恳请不可出仕时，我曾认为天下古今，总是一治一乱；治不是永远的治，乱也不是永远的乱；乱中有治，治中有乱。乱到了极点就进入治，治到了极点就进入乱；乱的终点就是治的起点，治的终点就是乱的起点。治乱相互循环，天与人彼此胜负。天的力量胜过人，是质朴掩盖文饰；人的力量胜过天，是文饰侵害质朴。天胜不断，最终又回复到平衡；平衡以后，文饰显著而施行。因此，凡是善恶、得失的应验，都不是凭空如此；世人称作治世，治并不是一日形成的，它由来已久。人的力量胜过天而不停，就会积累到偏颇；偏颇以后，文饰隐没而完全不能施行。因此，凡善恶、得失的迹象，仿佛错乱一般；世人称作乱世，乱也不是一日形成的，它同样由来已久。分别来说，有天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归根究底，没有哪一件不是命运。命运所处的，就是时势；时势所趋的，就是形势。形势不可强为，时势不可冒犯，顺应它而处置，那么无论进退、出处，还是穷困显达、得失成败，都无不是合乎义的。古人所说的聪明睿智，只在于能够认识这个道理；所说的神武而不杀，也只在于能够实践这个道理。有的人却擅自强加自己的意志，想要抢在天时之前开启局面，违背时势而有所作为，这就是拔苗助长，就是代替大匠砍削。拔苗会损害庄稼，代匠会伤到自己的手，这难道是成就自己、成就事物的方法吗？至于顺逆多少，也就是吉凶悔吝多少。平生拙劣的学问，认定这个道理是准则，深信并守持它，不敢自行改变。如今先生却偏要用助长之力，把我推到伤手的境地，这难道是彼此真正相知的人所应做的吗？这样做对清明的朝廷没有益处，只会徒然加重日后的悔恨，难道是因为交游泛泛，不值得您为此顾虑吗？还是您真把我这个无用散材当成了可以任用的人才？相爱如此深厚，不应当竟然这样。至于春日的池塘、秋风中的禾黍，夏天尚未下雨而蚕已老、麦已收，冬天将寒而仓廪盈满、箱笼堆积，门前有儿童喧闹，书架上摆满琴书，山色水光相映，诗兴酒兴盎然，用我的拙劣谋划或许可以办到这些。因此，我的心思意向天天都在这里，安于此、乐于此，说话也是这些，写信也是这些。即使经历百般周折、千般曲折，也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才肯罢休。先生不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反而帮助我去做另一件事，这是不认可本来可以做的事，却认可本来不可以做的事。这样做可以吗？这将是表面上爱护我，实际上却伤害我，万望您宽恕并察看我的话。我不能用委婉的话加以括饰，只能惶恐屏息，等待您的责罚。《答耶律惟重书》——许衡 书信寄给耶律先生：久别而不能相见，怎能不深切怀念？王之奇来访，详细得知尊长以下全都平安，实在令人欣慰。《西山诗说》与《文公诗传》的异同，并不是我这样的人所能辨析的。然而过去爱惜您勤奋学习，似乎不愿让您的询问落空，虽然自知浅陋，还是乐意说上一点意见。《春秋》被三传弄坏了，这种说法固然有道理；但如果完全抛开三传而不读，我恐怕臆测揣度的错误又会比三传造成的错误更加严重。《尚书》的义理被汉儒的序文弄坏了，这种说法固然有道理；但如果完全想抛开它而不读，我恐怕主观推测的偏差又会比汉儒序文造成的偏差更加严重。程朱以来，对这些经书的义理已经加以讲明和考究，其中哪些可疑、哪些可信，也大致有一些说法。大概自从经籍焚毁之后，经历了一千多年，其间的变故又很多，遗失、脱漏和错讹，怎么能完全像洙泗旧本那样呢？即使《语》《孟》二书，也有可疑之处。学者只应当寻求它们的纲要义意【温柔敦厚，使人通晓夫妇之道，成就孝敬之德】，并亲身实践，日积月累，或许可以有所收益。至于这类疑问，暂且搁置不论也是可以的。我过去所见的西山文章，平实简易，没想到这篇议论竟如此急切、毁谤、辱骂，完全没有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气象；还是因为这是他年轻时写的吗？或者是别人代作后传抄流传，造成了错误呢？看它考核辨析、诘难论辩之处，往往出人意料，不容易折中取舍。容我以后有机会再谈自己的浅见如此，不知究竟是否正确。《与杨元甫论梁宽甫病证书》——许衡

译梁宽甫的证候在右胁肺部；咳嗽而吐血，举动时气喘急促，这是肺部脉象所显示的病；发热、脉数、不能进食，是火邪来克伐肺金，肺与脾都虚了。肺、脾俱虚而火邪乘袭，病势就成为逆证。像这样的情况，按常规不能补肺、泻火两法并用，恐怕补金会使金火相持而喘咳更加严重，泻火又恐怕火邪不退居原位而痃癖反而加重。正应当先用补中益气汤扶助元气，少量加入活血治病的药。听说已经服用此药却没有见效，想来一定是病势过于险逆，而药力还没有达到。应当同宽甫仔细讨论，远远等待秋凉，或许能够逐渐恢复平复。大概脉病怕春夏火气，到秋冬便会退减。只宜在益气汤中，随着四时阴阳的升降浮沉以及温凉寒热的变化，并根据所见症状增减药物服用【升降沉浮就顺应它，温凉寒热就反向调节；顺应其顺势，调和其当和之处，这是治病的大原则】。如果感觉气机壅塞，可以间隔服用加减枳术丸；如果有痰饮，可以间隔服用《局方》枳术汤。几个月后，或许逆气稍能回转；逆气回转，治疗方法才可以施行。只怕从今天起直到出现青色、赤色，或脉弦、脉洪，那就来不及了。近世论医，有以河间刘氏为宗的，也有以易州张氏为宗的。张氏用药依据四时阴阳而增减，正合《内经》所说调养四时精神的道理；行医却不知道这一点，就是妄行。刘氏用药务求推陈致新，不使一点郁滞存在，正合天地造化不断更新而不伤害万物的道理；行医却不知道这一点，就是没有医术。然而尊奉张氏的人，有的未能完全领会张氏的妙处，于是对于瞑眩之剂始终不敢使用，等到错过时机、延误病情而无法救治的，很多。尊奉刘氏的人，有的未能完全了解刘氏的深意，于是只求眼前迅速见效，暗中损伤正气，把祸患遗留到日后的，也很多。若能取用两家的长处而没有两家的弊病，那么治疗或许就差不多了。宽甫的病候，最初发病时一定是所伤之物很深，当时没有完全消导，停滞拖延，变化产生了其他证候，以至于今天；恐怕也应当仿照刘氏推陈致新的意思，在益气汤中稍加消导药，或许能逐渐缓解。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不敢认为一定如此，只请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同商议。《上宰相书》——刘因 九月二十八日，刘因再拜。刘因从小读书，接触并听闻大人君子的余论，虽然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所得，至于君臣之义这一点，却自认为看得十分明白。大道理姑且不说，只拿日常生活中的近事来讲：凡是我们能够安居而从容吃饭，以实现生聚之乐，靠的是什么人的力量呢？都是君上的恩赐。因此，凡是有生命的百姓，有的出力服役，有的贡献才智，也必定各自有所作为来报效。这是理势所决定、横亘万古而不可改变的道理，也就是庄周所说的“没有地方可以逃避天地之间的责任”。刘因活到四十三岁，从未贡献过一丝一毫的力量来报答国家养育生成的恩德，如今恩命接连而来，我难道还敢傲慢不出，贪图高尚的名声来自我取悦，以此辜负国家知遇之恩，并得罪于圣门中庸之教吗？况且我立身处世的心志，从幼年到成年，从未有一天敢于采取孤高峻拔、卓异绝俗、极高而难以继承的行为。平日的朋友，只要有过一日交往的，都知道我的这种心意。但有些人只听到传闻，不求事实，只从近似的行迹来观察，所以给我安上高人隐士的名目。希望阁下也知道我从未把自己当作这样的人，请允许我一一说明。从前先太子皇储以赞善的任命来召我，我立即同使者一起出发；后来又奉诏令担任教学之职，也立即接受命令。后来因为老母中风，请求回家探视，不幸母亲病势迁延，最终遭逢丧制，于是便不再出仕。起初难道是有意不做官吗？如今圣明天子选用贤良，使时政焕然一新，即使前些日子隐伏不出的，也将出来做官。何况我平日并不是隐伏之人？何况又加给我破格的恩宠，把我安置在优厚崇高的位置上呢？因此身体还留在这里，心意却已经前往，任命与心愿相违，只能病卧空斋，惶恐等待责罚。我一向患有虚弱之病，自去年丧子忧患之后，又患疟疾，历经夏季直到秋季；后来虽然平复，但精神气血已经不是从前了。没想到今年五月二十八日，疟疾再次发作，到七月初二日，旧有积滞蒸发出来，腹痛如同针刺，出血不止。到八月初，偶然生出一个念头，叹息身旁没有服丧期功的亲属，家中也没有能够主持事务的仆人，担心一旦自己先死，必定会连累别人，于是派人到容城先人墓旁修建一所房舍，假如病势不退，便住在那里等死。派人之时不免感伤，因此病势更加严重，饮食大为减少。到二十一日，使者带着恩命到来，我刚听到这件事，便惊恐万状，不知如何是好。慢慢思量后，我私下认为，供职虽然不能带病前往，但对于恩命却不敢不扶病拜受。我又担心如果稍有迟疑，不仅臣子的内心会感到不安，而且自己的行迹显得过于孤高，也已经不近人情了。因此当天便拜受恩命，留下使者，等病势稍稍退减后同他一起出发。拖延到今天，服药治疗百般尝试，几乎没有一点效果。于是请使者先走，又命学生李道恒送上铺马圣旨，等病退后自己准备气力前往。希望阁下俯加怜悯，委曲设法保全我。刘因实在是疏远微贱的臣子，与帷幄中的诸位公卿不同；我的进退，并不是难以处置的事情。只希望阁下始终成全我。《与鄂阳吕安抚书》——宋衜 年月日，具位宋衜谨向鄂阳安抚吕君足下奉上书信。我听说天下的事情，有变化也有常态；兵家最先要做的，是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想要取得成功就很困难。足下的利害关系大致正是如此，所以特意把情况分说明白，忠诚地告诫您。您的兄长少保制置出身军旅，驰骋边境，守御、奔援，时时建立武功；南朝把他列入三孤，以两镇的高位尊崇他，直到让他开设荆南制阃，总掌湖北的军政权力。他报效国家、酬答功勋，也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他渐渐亏损臣节，专擅树立自己的威势，爵位赏赐由他心意决定，刑罚诛戮也由他一言而定；凭借上游的势力，不向钱唐朝贡，托言外援，聚集甲兵于鄂渚。江左君臣担忧他的跋扈，认为王敦、桓玄又在今天复生了。上天没有给他长寿，近来听说他已经去世，接着又知道黥贵代替他掌握军权。况且吕氏子弟和将校，往往有主管州郡、掌握兵马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南朝姑息您兄长的缘故。从今以后，难道还会有容身之地吗？足下在吕氏族中，最有才而且贤能，一定会被改换心腹，朝廷一封书信召唤，便如鱼脱离深渊；其中的祸患不可预测。去年大军南下，经略鄂汉，各军将校多次请求进攻围城。

译我们的君主仁慈宽厚，深谋远虑，认为南北的百姓都是自己的赤子，应当用训诫的话告知他们，用形势向他们说明。如果对方果真不投降，再进攻也不晚，所以暂时停止用兵，喂饱战马，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如今白河、鹿门与城垒彼此相望，安阳、光化之间舟舰相通；东面阻断运送粮饷的军队，西面断绝砍柴取草的道路，生擒大将，使军队和百姓震惊。足下在内忧虑家事多艰，在外看见孤城一天天窘迫，这确实是危急的时刻。现在炎火收敛威势，商金改变音律，风吹折胶而弓弩变得强劲，草木结实而战马肥壮；我们将要整顿士卒，磨砺戈矛，截断凤林关，决开檀溪之水，打通万山的道路，挖开白铜的堤坝；前锋将在江陵饮马，后军将在樊邑摧毁敌军锋芒。凭借天下堂堂的军队，攻击汉水南面的微小城池，似乎并不困难。幕府恭敬承奉皇帝命令，进行征讨并招抚；抗拒者诛杀，迎降者奖赏。如果能够迅速改变打算，打开军门投诚，消息飞报天阙，一定会得到特别的恩典，哪里只是转祸为福，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汉上土地疆域，您应当长久保有，别人谁能占有它呢？如果昏暗于谋略，迷惑而不回头，时机一旦过去，即使后悔又能追得回来吗？国家的诚信昭著，如江水一般明白；今后的进退裁决，只希望足下留意。《与姚江村先生书》——卢挚 文德四年岁舍庚子冬十一月七日，后学涿郡卢挚顿首再拜，寄书给江村先生执事：卢挚由诸生而暂充侍从，随后承蒙任命掌持宪节，承担一道的使命，开始来到湘中。我私下深思，自己的才干浅薄，没有什么可以与人相似。既已巡视地方、考察风俗，又拜谒先圣、考察学校官员，实在不敢自量，只能勉力揣度自己的职责范围。曾经以蜀地的文翁、闽地的常衮自比，妄想差可相近，以免辜负国家委任部使者、勉励和宣扬教化的意旨。然而潭州学校素来号称人才众多，志在增殖学问、修作文艺，不向流俗屈曲，笃爱古道的人，无不踮脚奋跃，拿着笔、提着文牍，咀嚼英华，含漱芳润，以求探寻义理的归宿、文章的源流。要纠正他们尚未达到之处，而又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不只是宽袖儒生们殷切盼望，至于士大夫和处士中愿意、喜爱此事的人，也纷纷不倦地把寻求良师、结交益友作为要务。凡是谈到这件事的人，都这样说。卢挚当时也这样说：江村先生的贤能，我从前已经在文字中认识到了。前些年出使经过均州时，也曾在片刻之间观察先生的道德、聆听先生的言论，直到今天仍铭记在心而不能忘怀。大概先生的文章，属于先秦、西汉文章一路，以六经为根本，以三传为辅翼，并旁取群史诸子。先生文章的深厚精粹、广博丰赡，常常可以同王介夫、曾子固相抗衡。至于近代的叶适、洪咨夔、刘克庄等人，则只能瞠目落在后面了。卢挚所认识的先生就是这样。卢挚这样说，潭州的士绅和儒生都认为正确。过了不久，卢挚因为不习惯当地风土而得病，请假养病，屡次濒临危殆。请求带病归田的奏章上了好几次，最终也没有得到批准。到了秋冬交替之际，病情才渐渐趋于平稳。上月初一，举行释菜之礼，文学诸君于是又提出请江村先生主持讲学；我便同他们商议前往任讲。黎季芳先生准备礼币向东而来。至于弟子侍奉老师的殷勤，详见另纸，先让不肖的我写这封信。只希望先生慨然前来，惠及学徒；像卢挚这样的学生，也能时时厕身于儒生末列，提衣进入老师的座席，在近旁天天听到从未听闻的道理、看到从未见过的事物。湖湘之间的文风必将大为改变，这不只是北方的盛事，也会使楚越各郡都欣然知道应当兴起。将来卢挚如果有幸依附先生而留名青史，能够把这件事同蜀地文翁、闽地常衮相提并论，实在是从先生开始的，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有人说先生在行动、停止、说话、沉默之间，沉静庄重而不苟且；即使卢挚和诸生仰慕依托先生出于恳切真诚，先生却轻易不作允诺，不到再三邀请之后才驾临，那么师道就不受尊重，或许会渐渐衰微。如果先生用委婉推辞的话来推脱此事，那么卢挚私下认为先生一定不会这样。大概见到合乎义的事情就勇敢去做，乐于帮助别人行善，这种品德确实不是虚有其表、也不是徒有其名。卢挚所认识的先生就是这样。至于把美玉藏在怀中而自我珍藏，佩戴兰草、披着芷草来使自己洁净，珍贵固然珍贵，清白固然清白，却不同于合乎时宜、中道而行的人。先生一定不会这样，希望先生明察。《答董中丞书》——吴澄 正月十一日，临川儒生吴澄再拜中丞相公阁下。吴澄听说，学者不是为了向别人求取知名，而是希望自己的德行和事业能够落实于自身罢了；做官的人也不是为了使自己荣耀，而是希望自己的恩惠能够施及百姓罢了。吴澄是江南的鄙陋之人，从小读圣贤之书，观察他们的行迹，探究他们的内心，知道圣贤之学，得之于心才是真实，施行于自身才是真实的德行，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施加于家庭和国家，才是真实的事业。我的资质不敏锐，努力也不勤奋，学习已有四十年，却还没有成就，因此日夜勤勉刻苦，只怕不能在自身立定根基，不敢求得当世任用。我居处在书册之中，以古代圣人为老师，以古代贤人为朋友；对于当今地位尊贵而有德行的人、地位卑下而有学问的人，也都是我愿意侍奉、愿意结交的。往年阁下分巡江右时，我从旁听闻阁下的风范刚正、公平廉洁，卓然独立而不偏倚，洁白明亮而不受污染，在众人沉醉、群体污浊之中独立行事，心中暗自仰慕。两年以后，我才从一同游学的朋友那里，有机会看见曾经出入阁下门下的人；一旦望见他们的道德光彩，便以一天所见，更加相信两年前所听闻的事情。不久，吴澄居住山中为父母守丧，而阁下从南丰入朝觐见，足迹便再也没有来到阁下的庭院。

译您的权势地位与我相差悬殊，道路又彼此隔绝，仿佛九地仰望九天；没有一句话能够传到阁下耳中，没有一个字能够送到阁下眼前。我这个疏远微贱之人的姓名，何止像一根小草那样微不足道，我想阁下大概已经忘记我了。没想到您竟勤于留意小事，过分抬举我这不足取的人，把我的情况报告朝廷。圣上听取意见如流水，贤相求取人才如口渴求饮；我由布衣被授予七品官，正式命令已经颁下，而阁下又先以书信郑重邀请、郑重劝谕，正如前代起用处士的礼节。我吴澄是什么人，哪里足以承当这种待遇？朝廷破格用人，公卿无私荐举，布衣受到这样特别的知遇和特别的恩典，近世以来实在少有。即使木石也应当思量用什么来报答，何况是人呢？从前孔夫子劝漆雕开出仕，漆雕开回答说自己还不能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而孔夫子却很高兴，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赞赏他不自我欺骗。既然如此，漆雕开是否可以出仕，连孔夫子也不能知道，只有漆雕开自己知道罢了。阁下此次举荐，是古代大臣、宰相所做的事情。吴澄难道敢不以古代贤人君子自处的标准自我勉励，来侍奉阁下吗？近年来风俗日益衰败，儒者也免不了忙于奔走竞争，急于求取进身，对权贵献媚求取恩宠，向坟墓乞求富贵，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如今的大臣、宰相，应当设法从细微处扭转这种风气，大大改变这种习俗；如果让疏远微贱的人骤然得到优美的仕途，并不是用来遏制他们侥幸求进、冒险求仕的萌芽的方法。我吴澂以古代贤人君子自期，那么出仕或退处、进取或退让，必定都有一定的道理；否则，只知贪图荣华、热衷进取，也不过是这样的人罢了。阁下为何要取用他呢？以德爱护别人，成全别人的美德，这是我对当今能够像古人那样的大臣宰相的期望。以德爱护他而成全他的美德，难道一定要让他出仕吗？邵尧夫诗说：“幸而遇到尧舜这样的真正君主，姑且让巢父、许由做在朝廷之外的臣子。”我吴澂虽然不肖，也愿意自比于前代贤者。成全我的人，就在阁下。我的感恩和报答知遇之情，不是言语所能说尽的。尚未有机会到庭前参拜，冒昧希望您为家国天下保重。临笔之际，内心恳切不已，言不尽意。吴澂再拜。给许鲁斋先生的信　王旭 三月初一日，东平后学王旭恭敬斋戒沐浴，写信叩首百拜，呈给左丞先生阁下。王旭身为平民，困居陋巷，对时事没有什么兴趣，唯独曾经有志于古道，翻阅蒙尘的古籍，叩问残缺的简册，把精神心力寄托在千年以前。阴阳寒暑有它们的变化，而这个志向不变；死生哀乐、万事万物有它们的变化，而这个志向不变。这样已经有十年了。当我深入探究而有所心得时，高兴得忘了吃饭，那种快乐不下于拥有千辆车马的尊贵和赵孟那样的富有。那快乐就像张九奏乐于洞庭原野，举酒敬奉白云于昆山瑶池之上，悠然陶然，有些境界不是世俗人所能知晓的，即使自己也有不能告诉别人的地方。曾经靠着几案掩卷深思，认为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而存于人，本来没有古今终始的不同。即使荣河出现神灵征兆，河图洛书所显示的三才五行之理才开始显露；温洛阐明秘义，皇极的端绪才开始开启；可是，在文字卦画出现以前，《易》的道理、太极的理，已经自然完备于人的心中，并流行于万事万物之间了。邵子说：“一物本来有一个自身，一个自身又有一个乾坤。”明白这个道理，那么鸿蒙以前未必才算古代，汉唐以后未必才算当今；方寸之心就是天地得以定位、人道得以树立的地方。可惜三代以后、隋唐以前，道学没有得到阐明，而懂得它的人，我还没有见到。铺陈往古、掌握当世，并不是没有荀卿子；然而他认为人性本恶，对理的认识就错了，哪里足以传承这一道统？上观天时，下推人事，并不是没有扬雄；然而他写《太玄》寂寞难明，又以《美新》炫耀取宠，大节已经亏损，哪里足以传承这一道统？皇甫谧通达而失于浅陋，韩愈博达而失于浅薄，而且还免不了受到致堂胡氏的讥评。自孔子、孟子去世以来，中间一千四百多年，才得到四位先生，把他们所能达到的道理推到极致，却又是这样。唉，道果真容易说清吗？虽然如此，尧舜有所改变而中道不变，孔孟虽已逝去而道并未消亡。直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相继出现，道学才又得到阐明。《太极图》抽取天地尚未显露的奥秘钥匙；《西铭》一文，揭示圣贤尚未说出的深奥境界。《皇极经世》穷尽天地之数，《易传》尽述天人之理，再由朱文公继承发展，就没有遗憾了。虽然如此，所谓道学，究竟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天地人三才的道理贯通为一个整体，通过格物致知，穷尽变化流通的奥妙；又把三才的道理分散到万事万物之中，开通万物、成就事务，穷尽错综安排和治理的恰当原则。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当时的君主达到唐尧虞舜的境界，使百姓的风俗恢复到三代，也不过如此罢了。难道只是故意让行为异于常人来惊骇世俗，让言辞高峻来惊动众人，让外表朴拙、内情深厚，以求符合规矩之内吗？国家拥有天下六十多年了，文风没有振作，士气卑下鄙陋，学者不过是沿袭雕虫小技的旧习罢了。间或有一两个人留心伊洛之学、立志于高远境界，众人便群起喧笑，把他们看作狂妄、怪异、虚妄之人，甚至认为他们是不合时宜、枯槁无能的人。唉，儒学难道真的没有用处吗？正道不明，士人的习气诡诈乖僻，以至于此，实在令人叹息。伏惟先生以道义闻名于世，平日践履的都是三才的实学，施用于事业的都是三才的实用。即使以箪食瓢饮居于陋巷，也胸怀浩然之气，丝毫不觉得不足；身穿布衣登上宰相府，也淡然自若，丝毫不觉得有余。使我们的君主成为尧舜，使我们的百姓成为成王、康王时代的百姓，这大概就是您胸中一向蕴藏的志愿。一条劝谏不能实行，便奉身退去。您的出仕、退处、进退取舍，是多么始终合乎义而不苟且，伸张道义而不屈服啊！我们的道因此有了光彩，士气也更加振作；您是衰颓潮流中的砥柱，是昏暗道路上的日月。不过，我本来是以圣贤的标准期望先生，而不是以世俗对待人的标准来对待先生，这样一来，仍然不能没有疑问。为什么呢？孟子得到齐国卿相的职位，齐王想使天下归于统一，给孟子住宅，供养弟子以万钟的俸禄；孟子不能以辞谢为借口，十万钟的俸禄只接受一万钟。而先生对这里有所眷恋，一定有您处理这件事的道理，只是我王旭还没有听到您的说法。为什么不返回苏门山原来的隐居之处，卧看西山白云，远承洙泗以来的微言，近考伊洛正【疑字】之学，使圣人传下的道统不致坠落，使后来的学者有所归依呢？我王旭虽然不聪敏，愿意提衣执笔，把先生写在朱文公之后。我的这些狂妄浅见，只希望先生怜悯我的用心，略过我愚昧妄言的罪过而采纳它，那就十分幸运了。给乌叔备的信　安熙

译安熙叩首再拜，敬致书信于叔备尊兄侍史：分别七年，怎能不深深仰望思念？有人来，得以听到您的近况，姑且聊以自慰。又听说您春间曾因饮酒而得病，虽然已经痊愈，但内心仍不能释然。如今正值初秋，天气还很炎热，恭敬地想您调养有方，起居更加康健美好。只是尊兄早年亲近有道之人，笃定志向、努力实行，众人都寄托着期望，不可不更加珍重自己，为此道保重爱惜。愿兄长留意，更加谨慎节制，以迎接新的福祉，也慰藉亲友期望之意，幸甚，幸甚。《易说精要》想来已经完成，《丁亥集》也应当脱稿了，只恨不能陪侍在您左右，侧耳听闻高论。安熙来到这里，至今已有三年，独自求学而没有朋友，因而更加荒疏懒惰；但仍随分读书，略作课程，玩味心性、观察义理，又在应事接物之间体验反省，也稍稍有些成效。只是觉得悔恨过错堆积如山，尤其日夜增添畏惧罢了。《四书集义精要》近来因读朱子文集，校对了一遍，仍有许多疑误，另纸抄录呈上，希望借来信之便，请您用一两句话判定是非，使我有所依据。疑心这部书初次脱稿时，先生还没有让学者校勘，所以有许多这样的错误；虽然不涉及大义的缺漏，然而也不能不订正。近来因为读《诗传》，也想取朱子文集和语录中凡是涉及论诗、并且能够与《集传》互相发明的言论，依照《精要》的例子抄写出来，以便初学者，似乎也有益处。又曾经很痛心地看到读《春秋》的人只知道读《左氏》，却不读经文正经；想节取《左氏传》中议论和叙事的本末始终，仿照《通鉴纲目》的体例，用小字注在经文下面，按类别相从，各自附在本句之后；凡《左氏》浮夸乖戾的言语都删去。秦汉以来大儒先生的言论以及诸家可以采用的学说，也略加节取附在注后，希望读《春秋》的人能够借此考察传文，读《左氏》的人也知道还有经文；其大纲一概以朱子为本，并通达张载、程颐、程颢之说，以求圣人的本意，不知高明认为如何？其他想说的话很多，彼此相隔千里，渺然不能相见，极其思念从前承蒙会晤的快乐，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伏在纸上引颈盼望，思念之情实在难以胜任；希望您借来信之便，不吝严加鞭策，这是至大的幸事，至大的幸事。这里唯有王仲安时常相见，他读《四书》很有所得，时常同他谈论，也多有警醒帮助。去年又得到一个王仪伯，二十五六岁，曾跟董宗道学习《四书》和《诗经》传，好学不倦，写文章也很可观。他每年到中山一次，我也时常来同他会面交谈。《元文类》卷三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三十八，元代苏天爵编纂、说明。《唯诺说》　刘因 为什么说“唯”恭敬地回应“诺”呢？回答说：二者各有其适用之处。呼唤别人时，声音必定向内收，所以用“唯”来趋前应答，好像趋近事物而奉承它；命令别人时，声音必定向外发，所以用“诺”来承受命令，好像面对事物而接受它。若失去各自适用的地方，文章义理也就随之混乱了。难道只是这样吗？凡是事物没有不是相对的，没有不是具有阴阳的，声音也是如此。声音意象的清浊、开合，也无不相互符合。姑且从进退、存亡、吉凶、消长来体察，就可以看见了。这是天机的发露，也是礼乐由此产生的原因。即使天地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何况只是人呢？事物的声音也是这样，难道只是声音如此吗？凡是形色、气味也都是如此。何况古今时代的变化、事物的伦理，圣人何曾在其中增减过什么呢？唯有精妙地体会这个道理并主宰这些事务的，是心罢了。一定要穷尽这颗心，然后声音才成为音律，身体才成为法度。假如不是这样，差不多就会变成把无论怎样做都说成合乎道的道，把任意作用都说成性情本然的性了。《权说》　何荣祖 有人问：“关于‘权’的学说，汉儒先前解释过，宋儒后来又加以非难，不知所谓权究竟是什么？”我回答说：“权也是事情所宜采取的适当办法。”问者说：“那么权和义相同吗？”我说：“不同。请让我听听其中的道理。”我说：“有常规的适宜叫作义，临时应变的适宜叫作权。”问者仍未明白，说：“这样解释权，难道不会有害于道吗？”我说：“不会。孟子曾经说过，权正是针对可能危害道的情况而言的。我私下确实想过，充满天地之间，过去的事超过而来临的事继起，裁制万事、变化通达而无穷的，只有义罢了。仁，是义的爱；智，是义的辨别；礼，是义的仪节；中，是义的准则；信，是义的实质。虽然如此，人的情形有万般不同，事情的发生有万般变化，有时仁爱有不能施行之处，智慧有不能使用之处，礼法有不能拘守之处，中道有不能固定之处，诚信有不能强求之处，这些都是孟子所说的可能危害道的情形。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说：‘可以共同学习，却未必可以共同走向道；可以共同走向道，却未必可以共同立身；可以共同立身，却未必可以共同运用权。’权，是圣人深切忧虑道统、谋求处理重大变化的实际作用。可以就说可以，不可以就说不可以，这是义。” 在可以之中有不可以，在不可以之中有可以，这就是权。权和义都没有不是道。然而君子用心，应当每天增进的是学习，深入造诣的是道，谨慎守持的是义，不能预先知道的则是权。所以我说：有常规的适宜叫作义，临时应变的适宜叫作权。《无极而太极说》　吴澂 太极是什么？回答说：是道。道为什么又称为太极？回答说：这是借用别的名称来称说它。道本来不可命名，所以借用可以命名的器物来称说它。因为它是天地万物共同遵循的，所以称为道；道，就是大路。因为它的条分支派、纹理脉络细密微妙，所以称为理；理，就像玉的纹理。它们都是借用其他事物而形成的称呼。真实坚贞、没有虚妄叫作诚，整体自然而然叫作天，主宰造化叫作帝，妙用不可测度叫作神，赋予万物叫作命，万物承受它而出生叫作性，得到这种性叫作德，具备于心叫作仁，天地万物的总会处叫作太极。道、理、诚、天、帝、神、命、性、德、仁、太极，名称虽然不同，实际却是一个。‘极’是屋脊的名称。屋子的脊檩叫作栋。就一座房屋而言，只有脊檩最高最上，没有什么能超过它，所以称为极。凡是万物的总会处，也借用这个意义而称为极，辰极、皇极之类就是这样。道是天地万物的总会处，最尊贵最高尚，没有什么能超过它，所以也借用屋脊的名称称它为极。那么为什么又称为太呢？” 回答说：“太这个字，是大的极致。屋极，是屋栋成为一座屋子的极点而已；辰极，是北辰成为天体的极点而已；皇极，是君主一身成为天下众人的极点而已；乃至设置官职成为百姓的极点、京师成为四方的极点，也都不过是指一个事物或一个地方而言。道是天地万物的极点，虽然借用‘极’这个字勉强作为称号，但哪里足以用来比拟说明它的形貌呢？所以又把话说尽而称为太极，意思是这个极是极其广大的极，不像一个事物或一个地方的极。一个事物或一个地方的极，是较小的极；天地万物的极，是最大的极，所以叫作太极。邵子说：‘道就是太极。’太祖问：‘什么东西最大？’回答说：‘道理最大。’说的就是这个吧？那么为什么又称为无极？回答说：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而它本身没有固定形体，所以称为太极；并不是有某个事物存在于某个地方，可以指着它来命名。因此说无极。《易》说：‘神没有固定方位，《易》没有固定形体。’《诗》说：‘上天的运行，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说的就是这个吧？那么‘无极而太极’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屋极、辰极、皇极、民极、四方之极，凡是称为极的事物，都有可以指明、可以命名的对象。” 这样才有所谓的极。道没有形体、没有形象，无从执取、无从着落，虽然称它为极，却没有实在的所谓‘极’；虽然没有所谓的极，实际上却是天地万物的极，所以说‘无极而太极’。《致慤亭说》　吴澂 葬在墓中，是使形体和魂魄得到安顿；供奉于宗庙，是使精神魂魄有所聚集。子女用来孝敬父母的，不过这两件事罢了。为什么呢？人活着时，精神和形体相合；死后，精神和形体分离。因为分离而成为二，所以对于可以看见、却怀疑它没有知觉的形体，谨慎地收藏起来，不忍看着它消亡；对于看不见、却怀疑它仍有知觉的精神，勤勉地寻求它，仿佛还能看见它存在。收藏形体而不忍看它消亡，是安葬的道理；寻求精神而仿佛看见它存在，是祭祀的道理。安葬那天，送形体前往墓地；安葬以后，迎接精魂返回家中。正当迎接精魂回家时，十天之内举行五次祭祀也不算频繁，只是害怕它还没有聚集。等到服丧期满而把神主迁入宗庙，一年之内四时祭祀，也不敢疏略，只是害怕它或许会离散。家中有宗庙，宗庙有神主，在家中举行祭祀，不在墓地举行。墓地，是亲人的形体魂魄所藏之处，而精神魂魄的聚集不在那里，所以只是按时去巡视省察。巡视省察的礼仪，不是祭祀。近代所谓祭祀，有的隆重于墓地而简略于家中；伊川在野外祭祀这件事，古人深以为憾。习俗这样形成，已经逐渐流传；若没有礼制来考察纠正它的弊病，那么即使是豪杰之士，也会因循沿袭而不觉得奇怪。

译我曾经到郊外，看见车马遮满道路，士女满布在墓地之间，老少全都聚集，攀着墓哭号悲泣，仿佛最初丧亲时的悲哀。我未尝不赞美他们孝心诚意的深厚，却也不能不感叹古礼已经泯灭。茌平人梁润之笃厚孝亲，在墓地之间建亭，当时的名士为它题匾作“致慤”。有人又引用《祭义》来阐发说明，使梁氏绵延不绝的孝思有所寄托，这些话难道没有帮助吗？虽然如此，《祭义》所说的都是宗庙祭祀的事情，不可以施用于墓地之间。梁润之的儿子梁宜国，任国子伴读，又来向我请教，我用古人正确的礼制告诉他说：“礼有它的意义，人报答根本、返回始源，应当在有形有据之处寻求，而不应在无形无据之处寻求。”不通晓鬼神情状的人，不容易谈到这个道理。京兆萧君说：“在居所建祠堂，把这块匾挂在斋室里，这大概就可以了。”这话不也是很合乎礼吗？” 《李侯诸子名字说》　虞集 河东李侯有七个儿子或侄子，都已经长大了。一天，李侯把他们召集起来，分别给他们命名并取字。他说：思慎，字克孝，是李侯哥哥的儿子；思谨，字克忠；思善，字克敏，是李侯二弟的儿子；思德，字克峻，是李侯的儿子；思贞，字克固；思信，字克诚；思勤，字克敏，是李侯三弟的儿子。他们所取的字，大概是根据各人的性情所接近之处，纠正他们习气中的偏失，用来表示勉励和警戒之意。于是李侯对虞集说：“希望您能进一步说明这些字的意义，使他们明白取这些字是为了什么教诲，永久不要忘记。”虞集说：“古人择定宾客而行冠礼，成年后取字，便辞让一番并加以祝告，这是礼。但我不聪明，不足以替他们作祝辞，不敢承当。而且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亲，您给孩子命名，所包含的意思一定深切而恰当。做儿子的接受这些话，藏在心里并努力实行，改正自己尚未完善的地方，勉励自己尚未做到的地方，充实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那么一句话也足以终身实行而用之不尽。否则，即使让几十个儒生轮番喧讲、反复晓谕，又有什么益处呢？”虽然如此，我虞集不敏，幸以诵述古代训诫为职事，难道敢坚持推辞吗？” 于是祝告他们说：“勉励你，思慎，一定要戒惧谨慎，用来侍奉你的父母。你若不能谨慎，不孝的名声就会加在你身上，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勉励你，思谨，一定要努力完成自己的事业，用来侍奉君主。你若不能谨慎，不忠的名声将连累你的父母，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勉励你，思善，善本来就是你所具有的；你不更加勤勉敏行，善怎么能够达到呢？勉励你，思德，德性禀受于天，既高峻又明亮，不要损害它完整的状态。贞是德的坚固，信是德的真实，努力吧！你要勤勉地三思，不要失误。”祝告完毕，又对他们说：“谨慎、勤勉，是从实行方面说的；善和德，是从得之于天而存在于自身方面说的；贞和信，是从德的一个方面来说的。总的说来，这些都是文辞中美好的品德。文辞中美好的品德，仓促列举也列举不完；即使列举七个字，又怎么足以穷尽它们呢？归根到底，在于能够思考罢了。”箕子说：“思考就能明睿，明睿就能成为圣人。”孟子说：“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思考的作用太重要了！一旦不思考，谨慎就会放纵，勉励就会懈怠；善不能明白，德不能树立；贞者不能守贞，信者不能守信。要思考啊，要思考啊！如果能够思考，那么忠孝以下，各种美好品行没有不能具备的。你们几个孩子，要思考啊！即使整天不吃饭来思考，整夜不睡觉来思考，也一定能够深深探求父亲命名教诫的意义，并在成就德业上有所建树。这样看来，我将看见李氏的子孙，福禄正要到来而且绵延不绝。你们几个孩子，努力吧！” 《苏君字说》　虞槃 赵郡苏君苏闲对虞槃说：“我的名是天爵，字伯修，希望您替我写一篇说明，使我借此有所省察，大概也可以成全朋友之间的道义。”虞槃听后说：“您的名意义多么广大啊！我曾经警惕地思考、谦下地学习，正是为了这个。过去孔子说：‘修养自己而保持敬。’子思说：‘修明道理叫作教。’什么叫自己？就是眼睛的视觉、耳朵的听觉、心的思考。什么叫道？就是仁在父子关系中的表现，义在君臣关系中的表现，礼的节文，智的辨别。怎样修养它呢？使视觉达到极其明察而无所不见，使听觉达到极其聪敏而无所不闻，使思考达到极其明睿而无所不通，这叫作敬。顺着仁而使亲疏有差等，无不加以爱；顺着义而使贵贱有等级，无不恰当；顺着礼的节文而处理曲折事务，无不得其当；顺着智的辨别而对是非无不细察，这叫作教。唉，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道理，具备于自身，并通过耳目的作用显现出来；外物接触自身，君臣父子的道理便交相发生。舍弃这些，就无法完成自身的修养。然而，聪明的运用、仁义的扩充，尤其不能不广博。” 心有所发动，思虑就会详尽，事情的作为就会显著；有所感触，就能明察天地鬼神的变化，以及鸟兽草木各自的适宜。假如都能穷究其中的道理而获得知识，那么学问越广博，操守越简约，修养之道不就达到极致了吗？有人说：“器物一定要损坏以后才能修治，文采一定要昏暗以后才能修明。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体，原本具备什么？又何必等待修养？”唉，说这种话的人，最终也会归向清净寂灭，只是姑且说出这种没有根据的话罢了！卞氏的玉、棠溪的金，并不是本来就已经成为器物，而是修治它们的职能后才成为器物；和氏的弓、垂氏的竹箭，并不是本来就能工巧，而是修治它们的工艺后才显现出技巧。所以经过雕琢、铸范、上弦、削尖，工匠改变了它们的质地；瑚琏、戈矛、弓和箭，则使物品发挥出它们的功用。由此说来，学习的人只在于敏于修养罢了。敏于修养，本体没有不具备的，作用没有不周全的，难道还有在这之外可以称为学问的吗？孟子说：“圣人，是百世的老师，伯夷、柳下惠就是这样。”伯夷、柳下惠与众人没有什么不同，却可以成为百世的老师，为什么呢？不过是修养自身罢了。” 《尚书》说：“谨慎修养自身，思考长远。”愿意和您一同勉励自己。题跋

译《跋金国名公书》　元好问 任南麓的书法像古代严明的法家，防守牢密如狱网，文章峻厉而不宽免，严肃而少有恩意；假如让他治理京兆，也应当不在赵、张三王之下。黄山的书法像深山道人，穿草衣、吃粗食，不能用衣冠礼乐来束缚；远远望去，便知道他是超出尘俗的人。黄华的书法像东晋名流，常常以风流自命，像封、胡、羯、末几位人物一样，还有温醇儒雅之处可观。闲闲公的书法像本色头陀，学到无可再学的境界，横说竖说，无不属于般若。百年以来，以书法著名的人很多：宇文太学宇文升通，王礼部王无竞，蔡丞相伯坚父子，吴深州吴彦高，高待制高子文，都是我耳目所接触到的，书法流行有先有后，成为一时名家。任高麓、赵黄山、赵礼部、厐都运才卿、史集贤季宏、王都勾清卿、许司谏道真，也都是一时名家。至于党承▯正的八分书，闲闲公认为百年以来无人可比。篆书则李阳冰以后，只有一人郭忠恕，徐常侍就不必说了。如今这卷中诸位名公的书法都具备了，却唯独遗漏了行溪。正如邺中宾客应玚、刘桢、徐干、阮瑀都是天下精选的人才，如果座中没有陈思王曹植，也就不能不替西园清夜感到惋惜了。《跋赵太常拟试赋稿后》　杨奂 我在大定年间，见君臣上下都以淳厚的德行相互推重，学校从京师一直到郡国，专门致力于经学，教导培养士人，所以士大夫的学问少有华饰而多有实质。明昌以后，朝廷内外没有战事，奢侈靡丽成为风气，喜欢歌诗，所以士大夫的学问多有华饰而少有实质。皇上对此感到忧虑。泰和丙寅年春二月二十五日，万宁宫考试贡士，两科合计大约一千三百人，皇上亲自命题作赋，题目叫“日合天统”。侍臣起初觉得题目很难，太常卿北京赵公恰好充任御前读卷官，独自认为并不难，当天就进呈赋作，议论才定下来。后来考中者才二十八人。我当时刚刚成年，有幸在朝廷接受考试，座位偶然列在前面。一次朝廷间隙，听到殿棂之间传出奇异香气；一个穿紫衣的人回头看着我，询问题目的难易、我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后离去，过了一会儿回头又互相庆贺说：“皇帝刚刚驾到。”傍晚出宫，大家把这件事传为罕见的际遇。我曾退下来把它记下。后来过了四十五年，我以河南漕长的身份在燕地告老，经过太常孙承祖家，得到这篇拟作的赋稿，感念生者和亡者，不能不惆怅，于是为它写下末尾的叙文，并把旧诗一并归还给赵家。所谓“月色淡淡，长杨宫晓色清明；天子题目飞降，寂静无声。” “南山雾中之豹，文章已经显露；北海云中的大鹏，羽翼已经长成。玉栏玲珑，红色露水浓重；金炉烟雾缥缈，翠色轻盈。谁说半夜曾经得到前席之问，白日里君王又询问贾生？”这首诗是我年轻时所作，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因它记载一时的事情，希望可以附在赵氏家传之后，或许为后世所见罢了。《题中州诗集后》　家铉翁 天下太平时，日月星辰和五岳的精气凝聚起来，成为一代人物。那些生在中原、在齐鲁和汴洛之间奋发有为的人，固然是中州人物；也有人生在四方、奋发于遥远边地，而他的道学文章为世人所推尊，功业教化和德行事业遍及海内，虽说是中州人物也可以。大概上天是为这个时代而生下这些人的，天地气化的完整、日月五岳的精英，确实汇聚在这一方，哪里能私自占有呢？等到天下分裂，南北成为不同的土地，而谈论道统的来源，必定说是宗承某人；谈论文脉的出处，必定说是传自某人。这也无不是盛世人物的典范、法度和规范流传演变的结果。所以土地有南北，而人物没有南北；道统、文脉也没有南北，即使相隔万里，也都是中州人物，何况本来就在中州的呢？我曾经对此有所见解，从燕地迁到河间，渐渐得以同儒生士绅交游。闲暇时有机会看到元遗山先生所编纂的《中州集》，其中百年以前南北名人、节士、巨儒、达官所作的诗，以及他们一生出仕退处的大致情况，都采录无遗。宋建炎以后，那些奉命出使而被留住，以及留下后得以归来的人，他们所作的诗和一生大节始终，也同样得到记载。全书共十卷，总名为《中州集》。元子取这个名称，意义多么盛大啊！元子用心多么广博啊！生在中原而看待九州四海的人物，就像看待同一国的人；生在数十、数百年以后而看待数十、数百年前的人物，就像看待与自己同时代的人。一两句话、一个善行、残缺的书册、散佚的诗篇，都搜求访问，唯恐不能全部得到。由此我知道元子胸襟卓越不凡，远远胜过常人。那些智力狭小而自私的人，把同一屋舍视作藩篱，把一家人分成你我；与元子宏大的气度和卓越的见识相比，简直如同处在天地混沌之下。唉，像元子这样的人，真可以称为天下之士了。数百年以后，一定会有人说我的话是对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跋崔清献公、洪忠文公帖》　牟巘 宋嘉定年间，清献公崔公以次对的身份统帅蜀地，后来又主管西部军政。跟随他的宾客中，忠文公洪公专门掌管文书。崔公有清正的操守和厚重的德行，洪公有雄健的文章和正直的道义，二人共同辅佐一时，蜀人记载此事，认为他们几乎超过石湖、放翁。崔公离开蜀地后，回去闲居五年，闭门称病谢客；洪公则因任考功郎时论说巴陵之事获罪，被贬斥到天目山下。端平改元后，崔公于是成为宰相，任命他的白麻诏书一出，天下都倾心仰望；但他以风采和名望为由坚决辞让，不肯受拜，皇帝亲笔手诏接连不断地在道路上传来，朝臣和中使守在门外催促他出发，他始终不起，以至于辞去政事。那时也起用洪公为台谏，给事中、舍人升为两制官，他论事驳议毫不降低标准，只是因病没有得到重用。宾主二人相互扶持，共同始终，大概就是这样。至正丙申年，我在唐思善家看到这两帖，因此感叹。崔公帖后有中书省印，是程沧洲家过去的旧物。”

译《书张侯言行录后》　图克坦公履 我曾读《庄周》一书，看到他讲养虎的道理说：“善于养虎的人，应当顺着它的饥饱来调节它，使它的怒气得到宣泄。”我私下认为，庄周是出世之士，应当斥责他浮游猖狂的言论；但他能援引同类事物来作比喻，确实说出了运用权宜的方法。我因庄周的话，又有所感触。士人出身入仕、为当时做事，上天难道不想得到仁人君子，同他们共同谋划挽救天下的事情吗？不幸生逢世道失去平衡的时代，所遇到的多是强悍、蛮横、凶恶、刚暴外露的人，就像老虎一样。假如一旦在朝廷辩论中同他们争执是非，就是拿保全生灵、保全万物的道理去对待他们，他们将不能抑制怒气，甘心以发泄怒气来求得逞，因而导致决裂的祸患。那对国家大计会怎样呢？我因为读到澹游王公所写的张君行事，看到他对待东帅从未触犯对方盛怒的气势，能够同对方始终相处而没有败事的过失。精通道术的人，难道不是懂得庄周养虎之说、能够使虎的怒气得到疏导吗？士人生不逢时，如果能像伯夷、叔齐、鲁仲连那样高蹈远引，那就无须再说什么了。如果实在不能这样做，就应当以张侯的行事作为处身立世的方法，不要调弄老虎而招致反噬的灾祸，不要扰乱、败坏国家大计，留下给世人讥笑。《记太极图后》　刘因 关于太极图，朱子引用潘兴嗣的说法，认为周敦颐从穆伯长那里得到此图；胡仁仲因而也说穆伯长只是周敦颐所学习的一个老师。陆子静又据此认为朱子的记录是有考据的，而潘兴嗣的记载不足凭信。大概胡氏兄弟对陈抟不能没有一点讥评，所以认为周敦颐并不只是学习穆伯长一派的学说。陆氏兄弟把陈抟看作老氏之学，又想把本来不恰当的‘无极’之责加到他身上，因此对周敦颐有所顾惜和借重。然而实际上，穆伯长死于明道元年，而周敦颐当时才十四岁。这样看来，朱氏、胡氏、陆氏不但没有考察潘志的错误，也没有考察这件事本身的错误。不过起初朱子看到潘志，知道此图是周敦颐自己创作的，并不是从别人那里接受来的；于乾道己丑年已经在《通书》之后作了说明。八年以后，朱子在记述书堂时也说：‘不是由老师传授，而是默默契合于道体，实在是上天所赋予的。’又过了十年，因看到张咏事迹中有关于阴阳的话，与图说的意思很相合，而张咏曾向陈抟学习，所以又说这种学说的传承固然有端绪，到了先生这里才在心中真正获得它，融会贯通，于是才画出这幅图来，阐发其中的奥秘。又过了八年，在解释图书法则时又说：‘没有人知道他的师传究竟来自哪里。’ 这样看来，前面所说的观点又产生了疑问而没有定论。难道也没有考察这句话吗？所以他的学说不能统一于一个确定的说法。又有人说，周敦颐曾与胡宿、邵古一同侍奉润州的一位僧人，从他那里传得《易》学。这大概与说邵氏之学是因为邵雍的母亲从前做某人的妾，带着亡夫遗书归入邵家而形成的说法一样，都是浅薄而没有根据的言论。然而周敦颐、邵雍的学说以及先天太极之图，虽然不敢断定它们的传承出自同一源头，但它们的道理未尝不相同；而它们的道理出自河图，也未尝不相同。河图中央的中宫，就是先天图所谓的无极、太极、道和心。先天图所谓的无极、太极、道和心，就是太极图所谓的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来就是无极，以及人之所以最有灵性的地方。河图东北方阳的两个生数统领阴的两个成数，就是先天图左方的震一、离兑二、乾三。先天图左方的震一、离兑二、乾三，就是太极图左方的阳动。兑、离属于阳中的阴，就是阳动之中包含着阴静的根。河图西南方阴的两个生数统领阳的两个成数，就是先天图右方的巽四、坎艮五、坤六。先天图右方的巽四、坎艮五、坤六，就是太极图右方的阴静。坎、艮属于阴中的阳，就是阴静之中包含着阳动的根。河图的奇数和偶数，就是先天太极图所谓的阴阳；凡属阳的都属于乾，凡属阴的都属于坤。河图和先天太极图的左方，都是离卦的象；右方，都是坎卦的象。因此，河图中水火处在南北的极位，先天图中坎离排列在左右的门户，太极图中阳的变化与阴的聚合，便由此生成水火。至元丙子年八月十五日，静修新斋记。《跋怀素藏贞律公二帖后》　刘因 颜鲁公从他的九世祖颜腾之到鲁公本人，以书法名闻天下的共有十人，颜頵、颜頍不在其中。他的书法渊源已经如此深厚，而他的父亲又把书法传给殷仲容，鲁公本人还曾向张长史求教。如今看到怀素这篇帖中所说的话，才知道鲁公在师友那里讲习书法，又是这样勤奋。唉，书法只是一种技艺，却一定要精通到这种程度，何况那些更为重大的事情呢？帖后有文潞公、吕汲公、赵懿简、刘忠肃诸公元祐四年的跋语。这一年，潞公以元老身份任平章军国事，正要辞职离去；汲公任宰相，懿简任枢密，忠肃公任御史。唉，也真是盛极一时啊！后来游师雄把这篇帖刻在长安，是元祐八年九月。这一月宣仁后去世，而第二年已经不是元祐年号了。宋朝的治乱也由此分界，这又是引发我感叹的原因。这虽然只是一篇法帖，却有两点值得借鉴，所以一并写在后面，传给后人观览。至元丁丑七月己亥，容城刘因书。题写党懷英的八分书　胡只遹 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唐代不如汉代，汉代不如三代。党竹溪在金朝属于第一流人物，把他同梁鹄、蔡邕、钟繇相比，差距是多么遥远啊！他仅仅能够得到韩择木的一点神似罢了。《元文类》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三十九　元苏天爵编　题跋

译题写李伯时《九歌图》后　吴澂 《九歌》是什么？是楚地巫师的歌。巫师用歌舞侍奉神灵，手舞足蹈，口中歌唱。《九歌》的神灵名目中，天神五位，人鬼二位，地神一位，都不是楚国本来应当祭祀的，何况民间呢？还有一种物魅，也不是人类可以接触的。那么，楚地巫师祭祀这些神灵而有歌辞，又是为什么呢？古代荆蛮之地，是中国政治教化达不到的地方，也是先王礼教不能实行的地方；当地风俗喜好鬼神而且多有淫祀，这种风气由来已久。三闾大夫在君上那里不得志，离开国都南行，看见淫祀不合礼制，听到巫歌杂乱无章，便在愤懑之中借此抒发感情，仿作九篇，既用来改变其中荒淫亵慢的言辞，又借此寄托自己忠于君国、情意深切的心愿。后世文人仿作《琴操》、仿作《乐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琴操》《乐府》古代本来有这些名称，也有相应的歌词；但歌词鄙俗浅陋，起初大概出自卑贱工匠和乡野人的口中，君子是不谈论的。韩退之创作十首《琴操》，李太白等人创作乐府诗篇，都是沿用旧名而撰写新辞，正如屈原的《九歌》一样。太一是天神。按《天官书》说，中宫有太一星，但不是这里所说的太一。《礼记》说：“礼以太一为根本。” 《庄子》说：“以太一作为主宰。”太一是天地的开端，是主宰万物的帝，所以称为上皇。祠庙在楚国东部，所以称为东皇。这就像秦国在西畤祭祀白帝一样。司命也是天神。《周礼》所祭祀的有司中、司命，注家认为它们是星宿，这是不对的。司命是万物的母亲，有大司命、小司命之分。《周礼》中一个称司中，一个称司命。所谓“中”，是百姓禀受中和之气而出生的“中”；所谓“命”，是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的命运。东君是太阳神。《礼记》说：“春天在早晨祭祀太阳。”又说：“王宫祭祀太阳，在东方举行。”所以称为东君。云中君是云神。《周礼》祭祀风师、雨师，却没有说祭祀云神；云、雨同类，本来应当有祭祀。有人说，楚国有云梦二泽，云泽称为云中，梦泽称为梦中，云中君就是云泽之神。但考察歌辞，其中说“日月同样光明”“说是龙驾着帝王的车，穿着帝王的服饰”“说是迅疾地远远飞去”“说是横行四海”，所写的是天上的云，不是云泽。湘君、湘夫人的称谓，黄陵庙碑和《楚辞辩证》已经说得很详尽了。太一是尊贵的神，歌辞独自简洁质朴而庄重：选择吉日良辰，穿着盛装，洁净器物，备齐音乐，以表达尊奉之意；臣下修养忠诚善行来侍奉君主，也正是这个道理。司命篇说：“白天说神已经到来，却又离去了”，这是用来比喻君主起初亲近自己，后来却疏远自己。对于皇英，想要见上一面却不可得，是用来比喻自己想见君主、向君主进献忠言，最终却得不到答复。河伯同巫师分别之后，水波迎来鱼车作陪，近于古代“三有礼”的遗风；可是楚王对待屈原并不是这样，所以集注中说：屈原难道到了这种地步，才开始感叹君王恩情浅薄吗？前八篇都借神来比喻君主，至于《山鬼》，只是山中的鬼物，不能用来比喻君主。因此屈原特意改变前八篇的体例，不写成巫师的口吻，而写成鬼的口吻。鬼想亲近人，而人却不亲近它，是用来比喻自己想亲近君主，而君主却不亲近自己。这些歌辞是假设之辞，同戏剧有什么不同？但他又唯恐比喻不恰当，有违尊卑之礼，这正是恭敬到了极点。《九歌》之后还有两篇：《国殇》，是为国战死者所作的挽歌；《礼魂》，是用礼仪善待、送别神魂的歌。十九岁以下死亡叫作“殇”，没有终享天年而死，也叫作“殇”。春天的兰花、秋天的菊花，永远不会断绝，是四时祭祀祖先的常礼。前面的九篇，屈原借神灵来抒发自己的心意；后面的两篇没有寄托自己的心意，只是巫师礼敬神灵的歌词罢了。大概它们与九篇并非同一时期，后人因体例相近而附在后面。这幅画是李伯时所作。伯时的画在一世之中堪称精妙，有人传说这幅画仿佛得到神助，大概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我在洪都任郡守时，毛侯拿给我看，我已经为它写了解题，又把九篇歌辞概括写成一首诗。虽然同歌辞的含义略有不同，但阐明屈原心意这一点，方向是一致的。唉，千年以后，能够同屈原的心相契合的人，尚且会从我的话中得到意味吗？李家的画工已进入神妙境界，楚国贤人的遗风清峻凛然，谁让巫阳向天帝的宫门呼喊？好把江上的归魂招回来。声音纷纷，声音纷纷，天柱高耸，星辰遥远，天帝的耳朵也听不见。扶桑树上初升的太阳刚刚露出曙光，大海横陈，云气弥漫。二妃的泪水洒在重华的坟上，司命播布万物，犹如泥土在陶钧中旋转。大小、厚薄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公啊不要渡河，公啊不要渡河，猛烈的风刮起来了，螭龙和鼋龟都在发怒。夜里的猿猴声声哀鸣，天将要下雨，天将要下雨，归途已经迷失。年末在山中采摘兰花和杜若，神灵啊，你顾念我一下却又离去，不要责怪瑶台神女嫉妒。咚咚地击鼓，进献芳香的美酒，耻于充作蛮地巫师纤腰起舞。千年前的往事如今仿佛重新发生，抚摸旧画，徒然令人悲伤。腾身轻快地飞升，回头一望，楚地长天万里，江湖间正是春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题写贡仲章文稿后　吴澂 义理通达而气势昌盛，意旨精深而文辞畅达，如同星光灿烂、云彩绚丽，如同风行水流，这是文章的最高境界。起初并不需要故意使语言倔强、句子艰涩、文字怪僻、含义隐晦，然后才显得工巧奇特。唉，这件事多么微妙啊！唐代著名的只有两人，宋代著名的只有五人，而这已经很艰难了！仲章是江南的英才，同我邓善之、袁伯长一起在朝廷掌管撰述，各自都能以文章显名；三人的交往文采郁郁，彼此争辉，我对此很有期待。我来到京城时，仲章将要赴上京任职，拿他新写的几十篇文章给我看，温润而纯粹，具有典雅的体制；同那些一心求工、好奇，最终却既不工巧又不高明的人相比，差距极大。我读完十分喜爱，郑重地写下这些话，归还到他的书箱中。文章在上面有所规范，在下面有所违变；正统有所依据，旁支有所参照。韩氏、柳氏已经把他们的所得说得很详尽了。闲暇时加以完善，伯长再切磋研究，也一定能给我新的启发。

译题写邢氏贤行　吴澂 晋代散骑侍郎贺乔的妻子于氏，把丈夫仲兄贺群的儿子贺率收养为自己的儿子，给他喂乳、抚育，和亲生孩子一样。贺乔后来广置侧室，妾生了一个儿子叫纂，于氏也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如今看大同穆氏的妻子邢氏，她对丈夫兄长的儿子和丈夫妾的儿子，都恩爱勤劳、照顾周全，这两件事恰好相似。然而于氏是士大夫的妻子，通晓经史，能够写文章。咸和五年，她向朝廷上表，援引古今事例，文辞义理都很丰美。像这样一个妇人能够有贤德的行为，本来是理所当然的。邢氏生长于民间，没有见闻方面的助益，也没有受过学习的功夫，可是她的贤德并不比于氏少，难道不是很难得吗？唉，近世士大夫不能端正自身来治理家庭，放纵妻子凶悍嫉妒、无所顾忌；自己没有儿子，又不肯把兄弟的儿子当作儿子；钳制丈夫，不让他纳妾；阻隔妾室，不让她们生子；最终导致断绝后嗣，成为无人祭祀的鬼魂，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听到邢氏的事迹，他们难道唯独不会在心中感到惭愧吗？妇人如果没有美德和仪态，难道还希望自己的美名传到别人那里吗？君子却乐于称道邢氏的贤德，也是要使世上那些不贤的人感到惭愧。跋卢龙赵氏族谱后　元明善 我曾经撰述元氏族谱，四世以前不能考究其来源，每每为此悲伤。等到看到卢龙赵氏的族谱，世代相承，清楚可考，大约已有四百多年、十三世了。唉，这不仅是因为有伟人硕士、丰功伟业，能够流传至今、垂示后世；也是因为有贤肖的子孙、明哲的后代，能够使家族世代延续并编修族谱，所以才会如此繁盛广大。如今天下之人，谁不是大姓的后裔呢？如果不是大姓，凭什么到今天还会有自己的姓氏？只是有的人不幸失去了传承，有的人昏昧而不知道记述，所以有人不能追溯远祖世系，令人悲哀。我对于这部族谱也有同样的感受。凡是读到这部族谱的大夫、士人，难道也会漠然无动于衷吗？所以赵君收藏这部族谱，不只是厚待自己的家族而已。题《书学纂要》后　袁裒 我已经汇集了书法的大略，虽然内容完备，但古人书法的工拙不在其中，因此又想到：汉魏以来，书体虽各不相同，大体上都有分书、隶书的遗风，所以体质高古。到了三王，才又发生大变化。右军用笔向内收束，所以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向外拓展，所以疏朗而多姿。贞观以后，书法清秀婉丽，也是因为承接六朝遗风，余韵尚未消散。到了开元以后，才专门追求厚重浑浊。李北海专门从事奇险峭拔，徐稚珪完全师法《兰亭序》。到了颜太师，书法一变而为方正整齐、讲究规矩；然而平原的《画赞》，只是舒展逸少书法的一种写法罢了。下至沈、柳，各自创立新体，到了杨凝式、李建中而达到极致。到了王著，才开始追踪智永和尚的远古遗迹，追摹二王，所以世上流传的《淳化阁帖》仍不失古人的意度，是因为出自王著之手。庆历以来，只有君谟特别遵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扫旧有规范，米、薛、二蔡大为标举新奇。虽然都各有祖法承袭，但古风已经荡然无存。南渡以后，思陵汇聚众家之美，只是筋骨过于柔婉；吴传朋规摹孙过庭，姿态妩媚而伤于过分妖艳。近世姜尧章远远摆脱脂粉气，一洗尘俗，有如山林隐士，难以登上朝廷廊庙；大概专门追求气韵，就会有旁逸如风急雨骤的缺失，太过拘守法则，又会招致手脚僵硬、拘束不自然的讥讽。总的说来，探究古人的深奥微妙之处，穷尽前代的功力和技巧，才是最高妙的境界。古人之所以能够穷尽绝妙的技巧，是因为得到真迹来临摹。如今距离古代已经很远，又经历多次丧乱，真迹越来越少；《阁帖》中的几行字，价值超过金玉，偏远地方的学士从哪里能够看到呢？再加上传摹之后，失真更加严重。今世学习阁帖的人大多崇尚肥厚丰美，仿效绛帖的人大多追求奇险劲健；如果仅凭记忆中残缺的部分，原来的笔态便会显露出来，使学习者以讹传讹、以谬袭谬，完全不知道在千百年前，崔、蔡、张、钟等人又是仿照什么而创作的呢？实在是因为他们心神融会贯通，意趣通达而技巧达到极致，在笔锋中产生变化，在形象之外构成形态；所有这些表现，都有它的根由。一定要像庖丁眼中看不见完整的牛体，养由基射箭从不虚发，这才算完美。老子说：“通晓一件事，万事就都能办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虽然如此，黄太史曾说：“士大夫下笔，必须使作品具有数万卷书的气象，才没有俗态；否则不过是一个会写楷书的文书小吏，起初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年轻人应当牢记这话。跋欧阳询《皇甫诞碑》拓本　袁桷 渤海公以险峭劲健的笔法改变王羲之的体势，所以他的碑刻光照四方，无论大小都合乎规范。世代流传的右军书法都是小楷，《霜寒帖》稍微舒展，到了《笔阵图》便让人怀疑不是他的真迹。再传下来的《千字文》和《庙堂碑》，确实谨守法度；若要稍微扩大、舒展笔势，非欧阳询不可。我曾评论欧阳询的书法，《化度寺碑》第一，《皇甫诞碑》同温恭公的碑刻不相上下。临池学习多年，必定能领会其中妙处。我年近五十仍不会书法，却极其喜爱收藏历代金石，看到这篇碑拓，更加重了我自暴自弃的叹息。

译题写《堂邑张令去思碑》后　虞集 至大二年夏五月，我接受国子助教之职，进入京师。船经过防通河时，防河间运司拦截过往船只，向海中征取盐，我也被津吏呵斥拦住。旅店主人还没有准备好饭食，主人说：“起来，公府有急事，被拘捕来的人很多；避开长席，给他安排一席。”我便换到另一席坐下，观察来人的神情，都十分沮丧，彼此相看说：“张县令在时，哪里会有这种事！”我于是问张县令是怎样的人，他们都上前说：“官府买了东西，几个月不给价钱；百姓哪里是不愿意等，只是想回去经营生计，可县里又一再催促他们来，始终不给钱。部使者因此责问官吏，又来征召我们。如今在路上和府中吏员身上的费用，已经是货物价值的十倍，我们得到价钱又有什么用呢？”张县令在任时，官府凡有征买，都亲自带钱到集市或乡里，把父老和大户人家按甲乙等级全部召集来，告诉他们县官需要什么、货物应值多少，让他们自己推选应当出售的物品；一旦指名，就收下价钱和文书，约定某日拿某物到某处，吏员没有机会从中插手，因此事情得以办成，百姓却不知道其中有官吏周旋。而且张县令在县中行事没有人违抗，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市井中的妇女和孩子没有恶言，强壮的人也不凶狠争斗；即使有人诉讼，县令亲自审问劝谕，他们往往悔悟离去。有时应当审讯某人，他便把文书拿来放在案上，丝毫不让吏员看见，只亲手写下应受审者的乡里、姓名和县衙，约那人按期到来。那人也知道县令已经掌握实情，不烦劳审讯治罪，便承认罪过、道歉离去，这成为常规。县中起初有许多无名之徒藏在吏舍里，诱使百姓互相诉讼，使双方不能和解，借此操纵县令和县丞，从中谋利。到了张县令任内，他们无从施展，都自行免职回到田野。张县令离任后，他们渐渐又回来了。后来我在路旁一棵大树下休息，有两三个父老一边走一边喘息，都靠树坐了很久，忽然怅然说：“客人是读书人吗？我们的张县令也是读书人啊！”他们争相谈论张县令催征赋税时，告诉百姓：“百姓中有的户小赋少，力量不足以亲自把赋税送到府里的，不要把赋税交给乡正、里长，免得他们从中作梗。”三天之后，小民都亲自把赋税送到县令那里。县令汇总各户应出的赋税，亲自送到府中，大户人家也没有逾期。如今张县令离任做太子文学，我的赋税由乡正、里长征收，随即被他们挪用，并没有交入官府。期限已经逼近，官府把没有交纳赋税的户口捉拿治罪，我们奔走失业，家产也将破败。可悲啊，难道还会再有张县令吗？”我回头对随从说：“年轻人，记住这件事，这是我的朋友济南张希孟。”第二年，我见到翰林直学士元复初，他为堂邑人写《张君去思碑》，于是把这件事记录在碑文后面：张君由文学升任监察御史，迁任翰林待制，如今任右司郎官。题写《王赞善家传》后　虞集 太子赞善王公受到世祖皇帝的知遇，以正道和经术辅佐裕祖，具有古代师傅的情谊。裕宗曾询问历代治乱，王公认为辽、金之事距离近、耳目所及，便分别论述善恶，撰写得失，深切关系到当世实际，约有二十万字，献给皇帝；皇帝把稿本收藏起来，他没有拿给别人看。国史的记述也还没有来得及访求。由此看来，他受世祖皇帝任命，确实不是只加给一个尊贵名号、作为有名无实的臣子。世祖皇帝选勋戚子弟向王公学习，王公的师道卓然。等到王公跟随裕宗在称海抚军，才把诸生许文正介绍给名臣，自此学习之风大盛，国学制度也兴起了。然而世人谈到国学，起初并不知道它是由王公开始的。世祖皇帝将要制定历法、颁行正朔，天下人都知道王公精通算术，于是举荐他负责此事。王公说：“历法可以轻易掌握吗？不通晓历法原理，不能共同办理此事。”于是请求把许公留下来。许公退下后，授时历制定完成，王公说：“如今南北从事历学的人，总共掌握古今历法四十多家，这部历法可以说无愧了。然而必须每年测验、修改，然后才不会再有先后时刻不合的弊病。那些谈论历法的人，只知道守着成法罢了。”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王公的深意没有人能够理解，却于是说王公以阴阳学闻名，这还算是懂得正确言论吗？我私下喜欢考订编次往事，常认为若非职责所在，便不敢越职去做；只是想到前人立志行事，其中微妙简略之处没有在后世显明，实在也是君子所不忍看到的啊！等到从賛善公的孙子植那里得到他的家传，正要概括记录下来时，恰逢植将赴高唐州任判官，出发已有日期，所以来不及撰写。姑且先把他应当显扬于世、而当时人不能共同知晓的事表述出来。

译《书▯▯赘藁后》　虞集 人的文章，就像日月有光辉、山川生云雨、草木有花实一样。时机到了，气机相应，因受到事物变化的感动而发露出来，本来不容夹杂个人私心。若用私心来主宰文章，便会纠缠芜秽、奇险僻陋，患上狂妄等弊病，数也数不清。因此，天下的好文章很少。只有经常在不得不写时才写，顺着本来应该写的事加以阐述，不带一丝故意做作的意思，让杂乱浮躁的东西不插入其中，那么天下最好的文章就会鲜明地显现出来，不可掩盖。但不懂得道理的人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呢？懂得道理，就没有像婴儿妇女那样的见识，而有替天下和后世忧虑的心。因为有替天下后世忧虑的心，所以不得已而说话，因而写成文章；因为没有婴儿妇女般的见识，所以时时把自己的性情寄寓在言语中，以求自我舒展，而不让客愁浮气的妄动有所牵累。古代那些名重当世的人，大概都是由此而来的。至于他们所存的究竟是什么，却说其中有可以嫉妒的地方，那是不懂文章的人。何况是道呢？我对于所谓文章，也曾经喜爱并学习过。有人说这只是写词章，于是本来不必说也勉强去说，以便在一日之间相互夸饰，其实内心惭愧的地方多得很。况且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并没有深切经历足以令人惊愕的世事变化，又生逢太平盛世，能够从容优游于言语文字之间，难道不是很好吗？我读《▯▯赘藁》，不禁再三感叹。《▯▯赘藁》是龙虎山高士吴君▯初所作的诗文。▯初戴黄冠以自我隐逸，不在时局中经营，所以不与人争，也不受外物牵碍。他与天下名士交游，诗文往来，都是一时的盛事。他的言辞温厚而舒展，清雅而宽容，杂采广泛却不令人厌烦；没有迫于忧患，也没有沉溺于宴饮安逸，难道正近似得道之人的作为吗？我听说，▯初曾师从雷空山先生。先生是临川人。我年轻时曾得到他讲说《老子》《庄子》的文字来读，还没有完全理解，便向吴澄先生请教。先生说：‘唉，这不是你现在所能知道的，往后你会明白。’十多年后，我来到京师，看见当时翰林待制袁公伯长撰写《空山墓铭》，才叹息说：‘唉，《易》与《老子》的旨趣，彼此相表里已经很久了，世上知道这一点的人或许很少；有谁真正践行它，并把它写成言辞来示人呢？’如今又过了十五年，我思念空山先生的高尚情致而不能相见，竟在▯初身上看到了他传承下来的微妙端绪。不然的话，▯初凭什么能够达到这样呢？我因此深受警醒，所以写下这些话来告诉君子，希望有人能够体察他的心意。《书王贞言事》　虞集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半夜，紏坚特穆尔、特穆尔巴哈以使者身份叩开北门进入，坐在中书省。天还没亮，就召集百官，夺取了他们的印信。八日，枢密院掾史王贞在都堂后西北廊下见到完顔副枢，告诉他说：‘皇帝已经驾崩，丞相去世，中书、枢密院都没有人到场。这两个人却真的来了。紏坚特穆尔历朝都被罢黜不用；特穆尔巴哈也处在闲散职位上。是谁让他们来的呢？兵权掌握在他们手中，印信难道可以交给别人吗？’王贞的职务只是管理文书，但作为臣子的职责彼此相同，不敢不说。副枢密神色凄然，叹息说：‘大夫说得对。’王贞于是把这番话遍告枢密府大臣及其属官，请求立即逮捕两位使者，与中书省一同审问。治院官亲自和名将迅速行动，统率山后军擒住贼使，没有使其他变故发生。又另派官吏带兵守卫关隘，并派使者向西出发，到今上潜邸，请他尽早赶到大都，希望能够挽救执掌机密大臣所造成的局面。否则国家前途便难以预料，而诸公的罪过就大了。听到这些话的人都震惊战栗，认为他说得对，却不敢发作。圣上既然施行了上天的诛罚，枢密院便派王贞随从官长迎接皇帝车驾。王贞从兴和返回大都后，中书省召他任丞相属官。王贞字吉甫，是保定唐县人。史官说：义，是天下共同的公理。顺从与叛逆的分别，人心难道会有不同吗？人的知觉本来相同，但到了临事之际，有人隐忍、顺从、懦弱，最终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明辨；又因为习惯于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反而使自己陷入不义，这是因为志向不足以驾驭气节、控制欲望。像王贞所说的话，出于义而发，确实勇敢。然而人要成就事业、建立功劳，还需要时机、地位和才能。有才能而没有地位，有地位而没有才能，都不足以成事。这两方面具备了，又一定要看是否遇到合适的时机，这就是事情难办的原因。看王贞的话，他的才能可见一斑；所议论的也正合当时的情势，只是后来他的地位不过足以进言而已。所以把这些事完整记录下来，等待采择编入史册。

译《书经筵奏议藁后》　虞集 泰定元年春，皇帝开始临御经筵，所进读的都是用国语讲说的书，由左丞相专门主持。总共讲进了两次，皇帝便前往上都，驻在北口；因为讲官大多年高，便召王结和我手执经书随行。到了察罕行宫，又因讲经之事紧急召中书平章张公珪，于是都给以传符，与李家努等一同出行。这年秋天将要返回时，大家都获赐金纹对衣；唯独派人到浙省赐给赵公简，并加赐白金，这是奖赏他进言有功。四年之间，以宰执身份参与经筵的，张公珪之后就是中书右丞许公思敬和如今的赵公世延。御史台方面，是中丞萨题勒宻实；负责任润译讲读事务的，是翰林承旨额森特穆尔、呼噜古图噜黙色；翰林学士有吴澂、吴澄、阿噜威叔重、曹元用子贞、色彻肯伯瞻、扬济克信臣、马祖常伯庸，以及我这个待制彭寅亮允道；应奉有吴律伯仪、许维则孝思。集贤院方面，有大学士赵公简敬甫、学士王结仪伯、邓文原善之。李嘉努德元、买闾仲章，都是礼部尚书吴秉道彦▯、中书参议张起岩梦臣属下的中书右司郎中。这些人有的先来，有的后来；有的离开，有的留下；有的随行，有的没有；有的经历很久，有的时间很短。但我和扬济克四年中都一直参加这次经筵随行。如今大丞相自从被擢立以后，每次讲经都必定与左丞相一同侍从；张公既已告老，仍兼任知经筵事，这些都是盛事。今年春天，赵集贤开始因提出建议而被召入侍讲。有一天，他已经进呈经书，在殿庐等待命令，慨然叹息说：‘这样已经四年了，却没有听说施行过一项政事、提出过一条议论；如果皇帝只是从经筵中有所取用，难道不会流于空文吗？’我于是说：‘从前您上奏荧惑退舍之事时，圣上的声音仿佛说：“讲官去年曾谈到过这件事，又想要方册以便随时观览。”于是命令西域工匠捣制楮纸做成书帙，刻皮镂金加以装饰和保护，共二十枚，专门让燕赤缮录前后所进的书。由此看来，这些内容留在圣上心中，是很明显的。假如真能使它稍稍留存于圣心，那么体现在圣德圣业上的成果，哪里能说得尽呢？况且先儒有言：“政事不足以施行，只是不要让人干预其中的关键，端正君心罢了。”既然如此，所担心的是我们的言语不足以通达圣贤的旨意，诚意不足以感通神明；我只管积累自己的诚意罢了，其他的便不敢知道。’然而赵集贤对孟子所说‘恭敬之心，大概是可以看见的’这句话，态度诚恳而迫切。因此我把这些话一并写在奏议藁后，交还给他。四年十二月初一早晨写成。《题吴傅朋书及李唐山水》　虞集 我小时候经过豫章，看见滕王阁的匾额，那是吴公傅朋所题写的。我徘徊观赏，感叹它深沉稳重、端庄圆润，不是近来那种怒张筋脉、屈折生硬的姿态。后来听说宋阜陵想要改写他的九里松题字，前后达十多次，亲自用御笔临摹，最终也不能赶上，于是命人把字涂饰成金色来署名。当时固然可见人君能够欣赏善者而不存自我之心，也深知吴公的书法确实无人能够赶上。大体说来，宋人书法从蔡君谟以上，尚且保留前代的意趣。后来苏轼、黄庭坚出现，天下便风靡而跟从他们，魏晋书法的法度也就尽失了。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才知道古法；但黄长睿的书法赶不上他的言论，薛绍彭的最好，而世上后来竟失传了。米氏父子的书法最为流行，举世都学习他们的奇异怪诞，不只是江南如此。金朝也有人运用他们的方法，并因善书得名；这种流弊在南方尤其盛行，于是有了于湖的险峻，发展到即之的恶劣，荒谬到了极点。至元初年，士大夫多学习顔书，虽然像刻鹄不成而成了鹜，好歹还算相似。到了宋末，知道张氏书法谬误的人，便多崇尚欧阳率更的书法，纤弱得仅像编织的芦苇，也许是气运使然吧。自从吴兴赵公子昻出现，学书法的人才知道应当把晋人的书法视为名家正法。然而我的父执姚先生曾说：‘这是吴兴的书法，却把它说成晋人书法，可以吗？’这话大概深得其中的道理。我近来经过吴越，见到傅朋的书法最多，都随分赞叹，并且希望后来的人稍稍遵守正法罢了。这卷书后面又接着画李唐的山水，也是好事者所为。大概书法和绘画遵循的是同一种法则。后来的画家几乎完全不讲用笔，所以不值得观赏。这幅画竟然笔笔直如书写的字，正好得到古代象形的意味，十分值得嘉许。于是刘掾拿着画卷求我题字，我便把这些话说给座客听，并全部写了下来。当时我眼疾请假，对史馆的公文说：‘执笔全凭手法熟练，写文章每每口头即兴作成，并不是修饰辞藻。’

译《跋苏氏家藏杂帖》　宋本 如今以行书、草书著名的人很多。苏伯修家藏有一卷杂帖，我姑且试着就卷中所收的作品逐一评论。鲜于困学像云间的公子，玉骨横秋，富贵风流，仍然超脱尘世。胡绍开像笨拙的工匠铸鼎，模范还不精细，沉重而【疑字：▯哨】，看似奇特，实际粗陋。姚先生像上帝的阴兵，举世无人能够识别，恍惚变幻，终究凭气势取胜。卢疎齐像丛祠野屋，绘画风雷，虽然令人惊骇，却不是尘俗之物。张大经像油翁献技，钱孔不沾油，运勺自然，不过是熟练罢了。荀正甫像近郊的田间老翁，年老而不再劳作，意态贞正淳厚，只可惜缺少京城式样。王参政像勤劳的妇女织绢，竭力操持织机，虽然惭愧不能赶上罗绮，也还是显得迟缓败坏。周景远像头陀学佛，只能看出小乘的苦行，如果继续修习，也许可以证果。我已经品评题写了七八个人，有人却说：‘萧叔达本人能够写字，所以钟繇一类的人都遭到他的评斥。你只不过懂得拿笔，怎么容许你这样历数诋毁？’殊不知，即使筵席前陈列着一丈见方的珍馐美食，都是厨师做成的；只要拿筷子尝一尝咸淡甘辛，立即就能辨别，根本不必亲自擅长烹调，才可以知道味道。《题郎中苏公墓志铭后》　柳贯 自从我游历京城，私下从一两位熟悉边疆事务的朝廷大臣那里听说：和林城一带土地肥沃平坦，河流在左右灌溉输送，适合杂种黍、麦，所以过去屯田的遗迹以及居民取水舂米的器具，往往还存在。大概阴山以北的大漠向南延伸数千里，这里控制着险要形势，是雄峻重要的地方。大德年间，边境朝廷曾经受到一次骚扰，不久天子便停下政务，命右丞相顺德忠献王出任当地行省长官。事情发生后，他便停止用兵，慰劳农民，修治设施，置办流通的财货。在此之前，王所派遣留守屯田、号称海帅臣的张某，也因屯田之功上报朝廷。不到一年，士气和民情便安定如初。王去世后，张某也很快死亡，屯田耕作之事随即废弃。虽然后来有重臣接任，大都沿袭旧常，再没有长远的考虑和日后的忧患。等到关陕变乱发生，仓促之间军队奔驰溃败，数十上百名骑兵冲入城门索要军需，结果上下颠倒失措，军民面面相觑，几乎没有可以归属依靠的人。幸赖皇威震赫，他们不久自行退去；但讹言屡次造成惊扰，过了一个多月，才遇到大雪封塞原野，饥民狼藉倒毙在道路上。赵郡苏公当时以左右司郎中的身份刚到任，立即上报仓中实情，按人口发放粮食赈济他们。又下发紧急符檄催促北境转运粮食，进一步招募商人，以高价收购粮食充实储备；缝补器用，调度整齐，竭尽智慧和力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骑〕 一年便显出头绪，二年便具备各项规制，满三年便全部完成而大致安乐，于是人们都忘了其中的艰难。郎中御史出巡边境回来，报告治理的成效，朝廷总是加以慰劳勉励。正准备派人接替他，让苏公回朝任用时，苏公的精力已经疲惫耗损，刚到京城便去世了。和林城，国家起初以宣慰使治理那里，后来建立行省，常选功臣贵戚和大臣来镇守重任。至于郎中等官员，也往往以优厚的品秩和恩宠来嘉奖其劳绩；如果功劳显著，有时还会借此使他升入枢要职位。然而十多年来，途中能够指名道姓称说的，不过从顺德忠献王到苏公而已，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所遭遇的时代和局势，使他们容易建立功劳吗？我看当今藩府中有声望的属官，拿文章、笔墨和议论去同长官较量高下，常常被盛气凌人的长官压制，不能施展；严重的还遭受挫折、侮辱、辱骂，甚至有人用危险的言语诋毁中伤他们。苏公却凭借敏捷、宽裕、严肃、周到的才能，独自能够谋划政事并施行，成效如此显著，他所建立的功业足以使人感动。假如苏公有幸生逢顺德忠献王在任之时，把边防利弊逐一向王陈述，必定能够精心训练军队，准备耕作和作战；两三年内，谋划使称海的粮食足以供给边塞数年的粮食，然后扬威声势以畅达天威，使大海以北没有不向风畏服的地方，哪里还会有脸上长一颗黑痣那样的小患值得忧虑呢？得到人才却有时错失时机，天下的事情都是这样罢了。我读苏公墓道上的碑文，因而知道撰述者的用意。苏公历任的官职，他所施行的措施没有一件不值得记载；和林的事情记载尤其详细，这正是史官特意记录的例子。事情通过文章而显明，文章又通过事情得到充实。虞君写这篇文章，本来是因为苏公的操行同古人并不违背。他的功业盛大，所以言辞丰富；他的道理正直，所以文法完备。即使没有在当世得到应有的认可，后世一定会有所收获。然而我特意把这些事表彰出来，是因为苏公没有得到充分任用而替他悲伤，也因为那些习惯于宴饮安逸的人而为世人作警戒。希望有人因我的话而在这篇文章上振作兴起，但如今还不敢断定一定没有这样的人。《元文类》卷三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四十，元代苏天爵编纂的杂著。《经世大典序录》　赵世延等 恭敬地想，钦天统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凭借至圣的资质，承继大统，聪明睿智，胜过古今；他至为谦让的诚心上达下及，重新登上帝位，天命因此凝聚。于是开辟延阁安居，守持内心至正之道，慨然念及祖宗的基业，广泛考察典籍中流传的记载，思量着辑录典章制度的大成，以此向后世显示使天下达到治平的长久准则。于是天历二年冬，诏命奎章阁学士院与翰林国史院参酌唐、宋《会要》的体例，旁采并辑本朝旧事的文字，编成一部书，赐名为《皇朝经世大典》。第二年二月，因为国史院本来已有著述，便命奎章阁学士专门率领属员编纂此书；太师、丞相、答剌罕太平王臣雅克特穆尔总监其事；翰林学士承旨、大司徒臣阿琳特穆尔，奎章阁大学士臣和塔剌都哩黙色，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右丞臣萨题，奎章阁大学士、太禧宗禋使臣阿荣，奎章阁承制学士、佥枢密院事臣多拉，都以年高资深的近臣、熟悉国家典章之人身份，担任提调。中书左丞臣张友谅、御史中丞臣赵世安等，凭借中书省和御史台的重要地位，率领百司，文书都已送来，供给没有缺乏。至于执笔编纂修订，则命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平章政事臣赵世延主持，命臣虞集辅佐，并与学士院、艺文监的官属分局修撰。又命礼部尚书臣库库选取文学儒士三十人，供给纸笔，让他们誊写，并取内府的钞本供使用。这年四月十六日开局，仿照《六典》的体制，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类；依照国史的先例，另在其上设置防古局，以表示尊重国事。书中全部取自各有司掌管的旧事，再加以修饰润色；把国语通译成雅正的文字，删去官府文书的繁琐辞句；凡上送的材料无不备录，遗失的内容不敢擅自补写。于是确定篇目，共十篇：君事四篇，臣事六篇。君主统治天下，名号最为重要，所以作《帝号》第一；祖宗的功勋事业全都载在史册中，内心精微的思想则用言语来宣示，于是询问故老，考求记载，千万件中所得不过一二，作《帝训》第二；能够感化天下的，没有比制诰更大的了，作《帝制》第三；大宗是根本，藩服是其文饰，作《帝系》第四。这些都属于君事，由防古局编修。设置官职、任用人才，共同治理天下，主管这些事务的人应当记录其成效，所以作《治典》第五。疆域的广阔，古代从未有过；人民和贡赋关系到国家的用度，所以作《赋典》第六。使上位者安定、治理人民，没有比礼更重要的；朝廷、郊祀、宗庙制度的增损都可以由此考知，所以作《礼典》第七。开创基业直到统一天下告成，其中有功绩流传久远，也有制度可以遵循，所以作《政典》第八。设置政令刑法，是为了辅助礼乐；以仁厚为根本，以明察谨慎为要务，所以作《宪典》第九。六官的职掌，工部居其一；国家财用和民力不可不慎重，所以作《工典》第十。这些都属于臣事。到至顺二年五月一日，草稿编成，誊写后呈上。臣虞集等都凭着空疏的学问，错误地承受了委任的厚重；才识既平凡，见闻又不广，有时因疏远而不知道应当避忌，有时身处草野而不懂得忧虑。希望陛下体察我们编成草稿的诚实；至于请求进一步寻求订正、补救疏略之罪，我们不敢逃避。私下考察《唐会要》，开始由苏冕编纂，继由崔铉续修，到宋代王溥才成书。《宋会要》开始于王洙，续于王珪，到汪大猷、虞允文时，二百年间三次修订、三次进呈。私下认为，祖宗的事业岂是唐宋所能相比的，而国家万万年的根基正绵延不绝。今天所述，只是粗略建立纲要。至于国初的旧文，以及四方陆续上报的材料，还要进一步搜访，以等待增修。再想到编纂此书的最初谋划，实在出自圣明君主独到的决断；给我们年月，厚给俸禄，提供官府的书籍，又以各司的宴礼慰劳我们，恩意优厚，圣明的谋略极其彰显。然而参与编修的臣僚贪恋冒受恩私，不能符合圣上的旨意，实在惶恐至极。只希望陛下怜悯并宽恕我们，谨作此序。帝号 臣听说，我国家拥有天下，上承配享远古的圣神，承受天命而建立天下的正统，并不像后世那些兴起的王朝。尧凭唐侯的身份兴起，虞、夏通过禅让相承，殷、周则从契、稷兴起，大概都是有所因承而发展起来的。三代以后，没有比汉、唐、宋更盛大的了。汉朝从亭长起兵，已经显得微弱了。唐朝从晋阳谋划起兵，宋朝因陈桥兵变而兴起；取得国家的缘故，也未必尽善尽美吧？其余那些纷纷割据一方、妄自建立名号、互相侵夺的政权，存在年月不长，哪里值得计算呢？只有我圣朝不是这样。圣祖降生，承受天命；在朔方奠定基业，像龙腾虎跃，豪杰如云归附；历经艰难而志向更加坚定，处于高远之地而气势更加昌盛；神明相互契合，以圣人继承圣人。到了我太祖皇帝，大命显明，国号昭著，帝位确立。于是东征西伐，没有谁敢不来朝，大小王侯都叩首奉命；圣子神孙的德业日益隆盛，事业日益强大，灵旗所向，如同风吹草倒。到了世祖皇帝，合乎天经地纬，圣武神文，天下无敌。试论其事：金朝据有中原，天朝奉天讨伐，一战就攻取它，得到九州的腹心；

译宋朝偏处江南，以失信责问它，分路进兵便攻取了它，从而实现四海统一。至于北庭、回纥各部，白霫、高丽各族，吐蕃、河西一带，天竺、大理之境，蜂拥蚁聚，俯首向内归附，哪里数得清呢？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没有比我朝更盛大了。我听说世祖皇帝最初把大蒙古国的国号改为大元，是认为过去建立国家的，有的采用起兵之地作为国号，有的依据所受封地作为国号，都不足以效法，所以称为“元”。“元”就是大，大还不足以完全表达它，于是称为“元”，是大到了极点。啊！制定国号如此宏大，这正是开创万万年基业的原因，难道不可信吗？成宗皇帝承继大业，武宗皇帝扩充盛大事业，仁宗皇帝施行慈祥的政治，英宗皇帝具有神明般的资质，天下安宁，百姓安定。晋邸采用奸邪计谋，违背祖训，天怒人怨，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今上皇帝顺应天命和人心，义师取得胜利，不到一年便正位而承受天命，却又能够谦让。明宗皇帝出于至诚，凡是有生命的，没有不由衷喜悦的；重新登上大宝，隆重接受尊号。于是任用贤能以辅佐治理，崇尚德行、酬报功劳，体恤大臣而治理群臣，亲爱九族而协调百姓；人文教化无不兴举，天道更加显明；朝廷响起颂歌，和平之气遍及荒远地区。治平的事迹，大概多得无法全部记载。啊！如今天下那些头发已经变黄、头发已经变白的百姓，年纪七八十岁，甚至活到百岁的人，全都是在圣元拥有天下的日子里出生的。他们吃饱饭、拍着肚子，长大了儿子，老去了孙子，直到世世代代长久承受圣元日月的照临，长久享受圣元雨露的滋养，这是多么盛大啊！编年史籍已经全部载入国史。统摄天下的大统、统一天下人的心，没有比国号更重要的了。现著《帝号》篇。帝训 臣听说，圣祖、神宗的盛德大业，都载在简册之中，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只是圣上的内心精微之处，借助言语来宣示的，有些无法全部听闻。于是从大臣和故家后裔那里搜集，有的是亲自因事蒙受教诫，有的是通过传诵从见闻中得到的，还有以文书送上的，全都汇辑记录，用来揭示其端绪。后来有可以考证的，还可以按照次序补充。帝制 臣听说，古代《典》《谟》《训》《诰》《誓》《命》一类的文章，有的出自一时帝王的言语，有的出自史官的修订润色，来历已经很久远了。本朝用国语训诫敕令的称为“圣训”，史官代替君主发言的称为“诏书”，谨慎地列载在本篇中。帝系 臣听说，自三皇五帝以来，没有不广泛分封同姓宗族，作为藩屏辅佐的。《诗经》说：“本支百世”，大概就是重视宗族根本和支派的意思。国家的宗族世系，外廷无法得知；考察简牍中可以见到的，谨慎地编入本篇。帝系附录 自古以来，国家区分宗族本支，树立藩屏，作为国家长久的谋划。但维持藩屏的办法，其中必定有礼法存在。本朝宗室藩王既繁盛又庞大，自古没有能比得上的；历代为此制定保护他们的法制，包括分给土地、人民和丰厚赏赐；赐予车服、官府、符信、封号和谥号等尊贵待遇；规定使者往来的礼仪；规定奉命征讨的事务；以及训诫、约束和防范的禁令。凡事情载在简牍中，可以记录流传的，都按年月次第编入本篇。治典总叙 《尚书》说：“冢宰掌管国家政务，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百官，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所以编作《治典》。其中有官制沿革，用来说明官职的名称、地位、品级秩次和俸禄粮食的差别；有补授吏员、进入官职的法令，用来说明任用人才的次序。附录其中属于臣事的内容，就是担任什么官职、办理什么事务，以及那些人的事迹中可以叙述的部分。制官 国家开始奠基时，朔方辅佐大臣和各类办事官员，都由君上任命，各官职也都是根据事务来设置任命的。当时正在征讨，军旅事务最为重要，所以有万户、千户等名目；至于治理政务和刑法，则有防事之官，可以说是简约扼要。攻取中原、平定四方以后，前来归附的豪杰，有的沿用原来的身份任命官职，如行省、领省、大元帅、副元帅之类；有的由皇帝下诏任命，有的则由总领军政的诸王、大臣承受皇帝制度而任命。至于郡县的军队、人民和赋税事务，外地诸侯也可以自行选用人员，大概是随事创设，尚未有固定制度。自世祖皇帝建立元朝、使用中统年号以来，才开始采纳故老和儒生的意见，考察前代典章，建立朝廷，设置官府。辅佐君主的称为中书省，主管军务的称为枢密院，主管弹劾纠察的称为御史台；又依次设置内外百司、各类府署，分别根据事务举措办理。内廷各官署的废置、升降、因革，关系到政治，所以不能不详尽考察记录。至于宗室亲戚的重要事务，没有比宗正府更重要的；如今宗正府所掌管的，尤其重在惩治奸盗诈伪。农业生产的根本，没有比司农更重要的；如今凡劝导种植耕艺的，每年都要考核其成绩。宣政院总管佛教事务，同时西域边疆事务的重要方面也与它有关。至于内廷、东宫的官属，如国史院、翰林院、集贤院掌管文书，宣徽院掌管御膳，将作院掌管营造修缮，诸如此类，都由重臣统领。国家既盛大，各项事务又繁多，其职掌的事务比古代几乎多出数倍，所以官府的等级升到很高，属官也已经繁多，日日增加、月月增益，这是形势所致。后来有人屡次以官员冗余、吏员繁多为理由，多次下诏裁减，但最终没有来得及实行，也有不得已的原因。外地郡县距离朝廷较远的，就用行中书省镇抚；郡县距离行省更远，若有边境事务，就设置宣慰司加以联络。盐铁等事务，又另行设置官署；有军务而分布在外地的，就设置万方府；有大规模征讨，就设置行枢密院，没有征讨时便撤除。负责巡察举劾的，设置行御史台，统领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来办理。这些是大略，详细内容分别载在各篇。三公 古代三公的官职不一定全都设置，只看是否有合适的人。他们的职责是敬辅天地、调和阴阳，以论说治道、治理国家。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自穆呼哩国王开始担任太师。凡担任三公的，都是国家重臣；汉人中只有刘秉忠担任太保，此后很少听说有人担任，只有追赠官职的情况或许有之。又有大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类的官职，有时设置，有时不设置。设置时，有的开设府署，有的不设府署。东宫也曾设置三师、三少，但并不常设。又有“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的称号，沿用金朝旧制，称为散官，实际上并没有开府的仪制。凡开府者，设有参军、长史之类的属官，附见于本篇。

译宰臣年表 宰相对上承受天子的领导，对下统领百官，用来治理百姓。国家治理的得失、国势的安危，都系于此。国初将相大臣的任免年月记载稀疏，简牍不详的就缺略不录。自中统建元以来，执政官员任免年月可以考察的，列成表格记录下来，这样政事的因由也可以由此看见了。各行省 国初分别掌管军民事务，有时称为行省，并没有固定制度。设置都省以后，皇帝出行，都省官员随行而留在都城的，也称为行省。有征伐事务时，有时设置行省和行枢密院，交替废置。中统至元年间，才分别建立行中书省。有尚书省时，称为行尚书省；尚书省废除后，行省仍称行中书省。最初以行省为称号时，虽有便宜行事、承受诏制的权力，却没有正式职名。留守都城所谓行中书省，并未另行设置官员，只是由都省留守人员组成。各地设置行中书省，则根据事务设置官员，官员不一定齐备，都是由省官出任主持其事，有时只设置参政、佥省、同佥之类。后来甚至设置丞相，这些官员都以宰执兼任某处省事作为衔名。不久因担心外地权重，改称某处行中书省，设置平章、右丞、左丞、参政，此后其体制才不再与都省相同。参政以下又曾设置佥省，后来也废除。如今天下行省共有十个，其中有废置、迁改、变革的，均载于本篇。入官 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百官，治理天下的关键不过是任用人才。设置官职的制度，是拥有天下的人所慎重对待的。本朝初年，任用人只看他的才干能力，最终能够任用豪杰。取得中原以后，斟酌古今制度加以损益而实行，但入仕途径并不单一。最亲近的，没有比禁卫之臣更亲近的了，这些人所谓怯薛。然而任用有亲疏，职事有繁简，经历时间有久近，门第有贵贱，才能器量有大小，所以他们获得官职，有的高至宰辅，有的低为冗散之职，不能一概而论。国人担任宿卫的，逐渐扩充自己的属员，便以此自尊，不把外任官职看作显达。天下尚未平定、战争正在兴起时，披甲戴胄的武士最重视马匹，所以攻取有功的人都世代掌领自己的军队，而军官事务归枢密府掌管，不归吏部统辖。只有文书簿册、期限约束、钱粮、营造、供给和应对等事务，熟悉刀笔的人才适合当时的需要，所以从宰相到百官都由此途径起家，一时号称人才的人也从其中产生，政治也因此受到影响。最初选择吏员，很大程度上也出于儒生；但所谓儒生，不过姑且看重这个名目而保存其身份罢了。从学校出身而成为教官、显达的，大概很少。只有国学起初是让贵戚近臣入学，然后加以任用，并没有固定制度。后来每年有贡举之法，却逐渐失去了最初的用意。因文学而被朝廷任用的，时常有受到特别尊重的人，但并非人人如此。至元以来，多次想通过科举选取进士，议论每每中途停止。延祐年间才大力设置进士科，每三年取士一次，不过不满百人。世祖皇帝设置国字，以沟通语言；任用人才大致仿照儒学制度，但更加通达。至于奉上级官员差遣，奔走服役，年年月月长久积累的，也都可以取得官职；虽然官职有大小差别，总的来说都进入了正式官员的行列。至于宗王在分地设置官府并加以保任的人，以及管理酒浆饮食的、掌管乐伎的、制造弓箭衣甲车帐的、掌管历法、天文、医药的、出纳财赋的、统治远方夷人部落的，有的终身任职，有的世代守其职业，不得调任其他官职。也有因恩宠和特殊际遇突然升到显贵近臣地位的，这不是有关官司所能控制的。因进言献策、纳粮、捕盗，以及勋旧后裔和权贵引荐而入仕的，也各有其人，但并不固定。入仕的途径，大致就是这样。补吏 本朝入仕的制度，多数人是从吏职出身，卿相、太守、县令也都由此产生，所以补授吏员的法令尤其详细严密。现在把它另行记录下来，虽然其中有旧例。对于后来冲改的制度，只要简牍还保存着，也一并保存，以备考察沿革。译史、宣使、通事、知印、奏差附录于此。儒学教官 世祖皇帝建立国子学以后，用来教育国人以及公卿大夫的子弟，从中选取贤能俊秀的人加以任用。又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天下，郡县都建立学校。由朝廷任命的儒学教师，称为儒学教授，在路、府、上州设置。蒙古字通行后，设置蒙古字教授；考核期满后都进入正式官员的行列。阴阳、医学也仿照设置教授，但不参加正式官员选调的考核。军官 武臣入仕，起初凭功劳，子孙则世代承袭。这里只记述其大概，详细内容在军旅典章中。钱谷官 国家取得中原以后，国家用度所依赖的，以赋税最为重要；而归附的诸侯向百姓征取赋税，宽严、爱护和约束各不相同，不能统一。世祖皇帝开始设置宣课官，多选用明敏、忠厚的人，百姓的负担稍微得到缓解。当时郡县之间以牟取利益和掌握财权为要务，官员以及喜好聚敛的人被任用，纷纷设置官府，百姓难以承受。如今数十年间逐渐有了定制，所以凡是钱粮事务中可以考察的，都详细记录，以显示其沿革。投下 古代诸侯分封土地、分别治理，除天子任命卿以外，大夫、士以下的官员，诸侯都可以任命。如今郡县官员都由朝廷任命，只有诸王的邑司以及他们所受赐的汤沐之地，可以自行举荐人员；但必须把姓名报知朝廷，随后才能授予职务，不得与其他官员相通，大概是为了慎重。封赠 至元年间，追赠制度只是在一两家有功旧臣之家因特别恩典而受到褒奖，虽然略有成例，却没有施行。至大初年，才开始实行确定的制度，奖励忠诚、责成孝道的用意就完备了。其沿革载在本篇。承荫 圣王的制度，使赏赐延及后世，所以国家有承荫的法令。其中辨别嫡出与庶出、谨慎确定继承关系，以及推恩施赏、借此警戒的法意，都完备了。臣事 我祖宗的圣德神功，盛大到了极点，如天地不可计量，如日月不可描绘。圣上诏令编修此书，实在是把彰显先祖谋略、继承先祖功业作为重任。然而从官府文书中寻求事迹，文字繁多的未必足以得到事情的纲要，记载简略的又不足以看见事情的始末。于是，圣人的精微思虑、诰诫训令的详细内容、攻取征讨的机谋策略、法令制度的制定，几乎连十分之一都无法得到。于是认为宗室藩王、大臣以及内外文武百官，有的近侍帷幄，远至统兵将领和使者；有的在内参与议定典章制度，有的在外接受征讨任命；他们各自有传述的资料，于是可以考察其余留下的事迹。因此顺着这些线索去寻求，不到一年，凡是写信来告知的，已经选取其中关于各位圣人的大要，至于那些不可弃置遗漏的事情，便编入《臣事》篇。

译赋典总序 古书说：有德行才会有人，有了人才能有土地，有了土地才能有财物，有了财物才有用度，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大元在朔方开创基业以来，神圣功勋和宏大事业统一了华夏；爱惜生命的仁德如同天地，无不覆盖承载，这就是圣德的显著表现。如今《赋典》的篇目中，有版籍户口、八方万国、车同轨书同文，众多人民和国家经过重译前来归化，这就是有了人。又有都邑、经理：从建立国家、设置都城开始，划分疆界，设置郡邑来聚集百姓，丈量田野来均平税役；接着大规模分封同姓，以厚待亲族，这就是有了土地。又有农桑、赋税、钞法、海运、金银珠玉、铜铁铅锡、盐法、茶法、酒课、商税、市舶，用来均平贡赋，调剂有无，使谷物货财流通，富裕百姓、便利国家，这就是有了财物。又有宗亲岁赐、百官俸秩、公用钱、常平义仓、惠民药局、市籴粮草、赈粜赈货、救恤鳏寡；每年都有经常费用，以节制收支，考核防范有关官司，这些内容都具备了，这就是有了用度。唉！我祖宗创业守成，艰难勤俭，难道是容易说清的吗？大体说来，以修养德行作为立国的基础，以养育百姓作为产生财物的根本；把这些写入各项政令方策，昭示后代，用来作为万世遵循的法则，难道会有穷尽吗？都邑 我太祖皇帝开创中原，宏大事业已经奠定；世祖皇帝削平江南，大一统的局面才开始形成。疆域广大，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于是把天下分为十一个省。以山东、西、河北一带作为腹里，隶属于都省；其余地方则由行中书省治理。下设宣慰司管辖路，路管辖府、州、县，星罗棋布，灿然有条。至元年间，曾命秘书少监虞应龙等编修《大一统志》，此书藏在官府，可以考察。至于地名沿革的变化、城邑设置的不固定、归附的时间、设置官员的地点，都必须有凭证，用来记载疆域治理的大要，彰显王化传布的深远。美盛啊，伟大啊！附录【安南】我国家刚平定云南，就出兵攻取安南，事情见于《征伐篇》；等到安南前来朝见，事情见于《朝贡遣使》等篇。如今黎崱所撰《安南志略》，沿革、地理、山川、物产、风俗大略齐备，所以取来编入本篇。安南的封爵有王、侯，官称有御史，还有车舆服饰、法令之类，都僭越仿拟天朝。朝廷宽仁，把他们当作远方之人而宽容忽略，这些内容不可以载入本篇，所以不记录。版籍 伟大啊，我太祖皇帝在朔方兴起，开创天命、建立天下正统，以百姓为根本。继而太宗皇帝承继天命，到甲午年，在蔡州消灭金朝。第二年乙未，开始下诏登记民户数量。当时正值战争之后，从燕京、顺天等三十多路，得到八十多万户。多次敕令抚民官，慰劳百姓、招集安置；户口增加的给予奖赏，逃亡的加以惩罚。壬子年，为了核验户口的增减，又下诏登记户数；与乙未年的数字相比，增加了二十多万户。恭敬地想，世祖皇帝的仁德如同上天，天下长治久安，百姓大为改变。至元七年，有司请求大规模核查民户数量，又增加了三十多万户。十一年，皇帝命丞相巴延讨伐宋朝，告诫他说：“从前曹彬不喜欢杀人，一举便攻克江南；你要体会我的心意，效法曹彬的做法，不要使我的百姓横遭刀兵。”圣人的仁德如同上天，在这里可以看见。等到南北统一，过了十五年，再次整顿已经灭亡的宋朝版籍，又得到一千一百八十四万零八百多户。南北的户口总数，登记在册的合计为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零六户，人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泽溪洞中的百姓还不包括在内。这个数字超过汉、唐极盛时期的数量，再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天地运行的道理是生生不息；推及祖宗深厚的恩泽和仁德，人口繁盛、子孙繁衍，正足以使我大元万世无疆的宏伟根基更加隆盛。经理 按田地面积征税，也是田制的一种办法。所以凡是拥有国家的，必须善于治理它，这样人民不受扰害，赋税也有定额；否则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民间强势的人，土地多而税少；弱势的人，产业已经失去而税额仍在，这本来就是应当治理的。延祐初年，章闾倡议实行经理，期限突然逼近，贪婪苛刻的官员一同施行，官府震动，百姓无法生活。富民和奸吏都趁机作奸，盗贼同时兴起，田地荒芜，其弊病比以前更严重。直到下达明白的诏书加以抚慰，事情才稳定下来。因此，有才能的大臣和谋划事务的官吏如果想要推行某项措施，难道可以不深入考虑、慎重实行吗？农桑 农桑是王政的根本，怎么能不重视呢？世祖皇帝采纳左丞张文谦的请求，设置司农官，颁布农政，把它推广到天下，用敦厚根本、务实求实的道理教化百姓。使老人得到供养，年轻人能够自食其力；教导他们积蓄的办法，申明学校教育的意义；牧民之官依据勤惰考核，风纪之司严格监察；年终据此评定优劣。这个法令可以说完备到极点了。及至历代圣君相继承袭，诏令广泛颁布，必定反复以劝农为言，都是为了百姓生存的命运，为了开创太平的基础。如今全部载在本篇。赋税【税粮】太宗皇帝的诏书中有这样的话：“依照唐朝租庸调的办法，地税要根据土地的适宜情况征收。大朝开创之初，务必实行宽大政策。”这是丙申年诏书中有关此事的条文。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申明旧制并使之更加严密，于是缴纳期限、收受方式、封存完备的禁令、稽查核算的办法，到此都大为完备了。赋税【夏税】成宗皇帝时，丞相谔勒哲等认为江南科征赋税还没有固定条例，于是考察亡宋的制度，确定夏税、秋税两项；夏税缴纳木绵、布、绢、丝绵等物。秋税只征粮税，按照粮食数量确定等级：有的每一石粮缴税三贯、二贯、一贯，有的缴一贯五百文、一贯七百文。根据当地物产条件和人口多少，酌情取其中的适当数额，大概是长久实行的办法。然而赋税随土地出产而定，有的土地产业已经失去而税额仍在，贫弱百姓有时无法交纳；守土之官难道能不体会立法的用意吗？赋税【税差】

译国家取得中原后，科差的名目有两个：一是丝料，二是包银。分别核验各户情况，按上下等级征取。自中统建元以来，才有固定制度。年终，中书省便稽核计算收支总数，上奏皇帝。年成不好时，就给予减免的恩典，用来休养民力。取得江南以后，这种制度更加扩大。国家富裕，百姓丰足安康，正是王者减轻徭役、减免赋税的功效。海运 只有我世祖皇帝在至元十二年平定宋朝以后，才开始运输江南粮食。因为河运不便利，至元十九年采纳丞相巴延的建议，首次开通海道漕运，抵达直沽，再运到京城。设置运粮万户府三处，任命南人朱清、张瑄、罗壁担任其职。最初每年运输四万多石，后来不断增加，达到二百万石，如今增加到三百多万石。春、夏分两次运到。船只航行要等待风信，但有时从浙西出发不到十天就抵达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官吏士人，直到普通百姓，没有不依靠它供给的。唉！世祖的恩德、淮安王的功劳，直到今天已经五十多年，惠及百姓的恩泽，哪里有尽头呢？钞法 世祖皇帝中统元年七月，创制可以通行的交钞，以丝作为本钱，用来革除各路流通钞法的弊病。原来各路行用钞法，文书杂乱而无法考核；交钞则以白银五十两兑换丝钞一千两。这年十月，又印造各路通行的中统元宝钞，每一贯等于交钞一两，两贯等于白银一两。又用文绫织成中统银货，每一两等同白银一两，但银货尚未实行。印造和发放，每年都有固定数额；使用久了发生弊病，就到官府兑换。除去以工本、墨色称量物货公平、便利贸易之外，利益确实很大。它的弊病是钞币贬值而物价上涨，母钞与子钞不能相互平衡。所以至元年间尚书省按中统钞五倍折算，至大年间尚书省又按至元钞五倍折算，每次增加都更加沉重。中统、至元钞两种至今仍兼用，凡是可以考察的，都记录下来。附录【钱法】《周礼》所说的九府圜法，流传已经很久。圣朝铸造交钞、宝钞，用来调节钱币。钞中有钱币，文铜也有禁止私铸的法令。这说明世祖皇帝早就有意实行圜法，只是特别没有时间铸造铜钱并使之流通。至大三年，下诏让有关官司使用铜钱。四年，又下诏停止。铜钱虽未能流通，但议论的人很多，其中偶尔有论辩确切透彻的，便随着奏章全部记录，以备将来实行。虽然如此，资助世人的宝货兴废，也有一定的时势存于其中。金、银、珠、玉、铜、铁、铅、锡、矾、碱、竹、木等物的税课。山林川泽的出产，都是天地自然的利益，可以使国家富裕，但有时也会使百姓受害。我国家都因当地人呈献、愿意缴纳税课而征收；出产多的并不全部收取，出产少的也不强行索取，所以能够享受其利益而没有穷尽。各州郡收入的数额，登记在王府，属于国家经常赋税的，就记录下来；至于那些喜好立功、兴利的人，时常设法自我推销，他们所说事情的虚实、言论是否采用，就由朝廷决定。盐法 国初以酒、醋、盐税、河泊、金银、铁冶向百姓征收税课，每年规定白银一万锭，由六种税目平均承担。太宗皇帝庚寅年开始实行盐法，设置河间、山东、平阳、四川四处课税所；每盐一引，必须重四百斤，价格为白银一十两。世祖皇帝中统二年把银额减为七两。至元十三年攻取宋朝以后，设置两淮、两浙、福建三处运司，每引改为中统钞九贯。二十六年增加到五十贯。天下总共设置运司七处，分别办理每年的税课，但各处难易不同。有的是盐自行凝结后取得，即解池的盐课；有的是煮海水后制成，即河间、山东、两淮、两浙、福建的末盐。只有四川的盐出自深达数百尺的盐井，要汲水煮盐，盐井也有许多不同，往往在万山之中。解盐以外，工力劳费，灶户凋敝，调派的定额逐渐增加，生产和运输两方面都困苦，这就是困难之处。元贞丙申年，每引增加税钞至六十五贯。至大己酉年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间，累次增加到一百五十贯。泰定乙丑年，减去二十五贯。天历己巳年，又增加到一百五十贯。如今天下每年办理的正盐和余盐，按盐引计算为二百五十六万四千多引，按课钞计算，每年收入七百六十六万一千多锭。唉！与中统、至元年间的数额相比，已经增加了将近二十倍。然而国家用度反而更加不足，为什么呢？掌管财用的人不可不察看其中的原因。茶法 本朝至元五年，开始采纳兴元交钞同知运使白赓的意见，在成都首次专卖茶税。十三年，江南平定，左丞吕文焕首先提出主管茶税的建议，以宋朝旧钞五十贯折合中统钞一贯。第二年，确定长引、短引制度。这一年征收一千二百多锭。十七年，在江州路设置榷茶都转运使司，总管江淮、荆湖、福建、广东的茶税，于是废除长引，专用短引。二十一年，免除食茶税，用来增加正税。二十三年，采纳李起南的建议，把每引税额增加到五贯。二十六年，丞相僧格增加到一十贯。延祐五年，采纳江西茶运副使法忽鲁丹的意见，减少引税而增加钱额，每引再次增加到一十二两五钱。第二年，税额便增加到二十八万九千二百多锭。到天历己巳年，撤销运司，把事务归还各州县。考察茶叶专卖，开始于唐德宗，宋朝便成为国家赋税定额。如今国家的茶税，由少到多，前因后果都是有来历的。酒课 国初设有征收课税所，州县的酒、醋都归它管辖；大都则设置酒课提举司，外地的路、府、州、县都规定课税额，作为国家赋税的一项，其利益也很丰厚。商税 国家刚取得中原时，向百姓征赋还没有固定制度。甲午年，开始设置征收课税所，用来征收商人的税，起初没有固定税额。至元七年制定法令，开始按三十分取一；每年由各路统一征收税课，以白银四万五千锭为定额，禁止多征，以减轻民力。到二十六年，僧格担任丞相，便大幅增加税额。从此以后逐渐增加，与最初相比，倍数以十、百计算，完全不可相比。市舶

译本朝平定江南后，疆域已经广大，贡赋更加繁多。于是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杭州等濒海各郡，与远方夷人、蕃民往来交换船舶货物。沿用宋朝制度，细货十分抽一，粗货十五分抽一，由市舶官主管。船只出发和返航，都必须写明所到的地方，检验所交易的货物，发给公文，并规定期限。所收入的货物，曾经以万计，制度已经十分详细严密。有人认为这是拿中原无用的财物，换取远方难以控制的物品；但这与国家宣扬声教、安抚怀柔、使教化无远弗及的功效并不相同。谁能说他们知道什么才是应当珍视的呢？宗亲岁赐 本朝各宗室亲戚、功臣的食采分地，凡是路、府、州、县，都可以推荐私人担任监官；其品秩俸禄都依照王官受命，但不得按照任职年月参加选调。他们的赋税规定为每五户出丝一斤，不得私自征取，全部缴给有关官府，再按照应得的数额发给他们。每年的赏赐，银币各有差等，开始在太宗时期确定，到宪宗时期增加。相关文书可以考察。到世祖平定江南以后，又分别增加民户；当时物料的差额尚未确定，都折算发给钞币。成宗又加以赏赐。唉！大一统国家有宗室而政权不混乱，支派分封有制度而恩泽不遗漏，规模真是宏大深远啊。俸秩 国初在官员中还没有设置俸禄等级；到世祖皇帝中统建元时，才制定发给俸禄的命令。内而朝廷大臣、各官司，外而路、府、州、县，卑微到府吏、胥徒，无不有俸禄。大德年间，因为外地官司有职田，所以又增加发给米粮。朝廷每年的费用已经很重了，而那些奉职办事的官吏，难道不应当思考用什么来报答相称吗？公用钱 在官任职的人每月领取廪禄，也已经周全了。然而随朝的各位大夫多是显贵官员，时常有向皇帝道贺、宴集交往的礼仪，需要取出俸禄作为备用，但属吏往往供给不足。于是赐给他们钱，使他们可以借给别人，收取利息来供自己使用。自至大二年开始，赐给左右司和六部；后来各司援引此例请求的，也都颁赐。数额多少没有固定制度。常平义仓 本朝从至元六年下诏在乡社设置义仓，又在路、府设置常平仓，使灾荒时不损害百姓，丰收时不伤害农民，粮价不致过低或过高，百姓不至于面有菜色，实在是救济荒年的好办法。如今名义虽还存在，实际却已经废弛；能否重新申明并实行，就在于用人。惠民药局 圣朝从太宗皇帝九年丁酉开始设置惠民药局，从燕京到南京共有一十路。到大德三年，下诏各路分别设置官署，发给钞本各有差等，用每月经营所得的利钱修备药物。又选择良医主管其事，救治贫民，使他们免受疾病痛苦。伟大啊，历代圣君仁厚而爱惜生命的心意，没有什么地方不发挥到极致。市籴粮草 粮食是百姓最急需的东西，所以八政把粮食放在首位。何况边疆军队所需的军粮，尤其一天也不能缺少。自中统二年起，省臣奉命防备边疆，户部发给钞或盐引，命有关官府提高上都、北京、西京等地的粮价，招募客商运输粮食，以供应军需，等待歉年，并作为常规。又因为京城养马所需的草料只用河间盐，命有关官府在五月预先发给京畿郡县的百姓，到了秋收后各自核验盐的数目来交纳，称为“盐折草”。每二斤盐折合草一束，草束必须重十斤；计算每年所用草料为八百万束，折合盐四万引。这就是国家通过市场收购粮食的大概情况。蠲免【恩准免除差役和赋税】古代府库中有了积蓄，就让百姓休养生息，有时还免除他们的租税。我朝治理达到盛平之治，常常因庆典或皇帝巡幸所经过的地方，赏赐免除差役和赋税。因此，像靠近京城的大兴、开平、兴和以及京畿内的各县，赋税屡次得到免除。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都不曾见过官吏，百姓安乐和悦，全都享受太平盛世。唉！这也真是盛大了。蠲免【因灾害而免除差役和赋税】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赋税是百姓的力量。我国一向实行轻薄的税收、宽缓的督责，难道不是想和百姓共同享乐吗？雍熙太平之时，对于耕作就加以劝勉，对懒惰者劳作，对勤勉者奖励，只怕百姓的生活不能充足。若有灾害发生，诏书便接连下达，免除他们的赋税，以宽裕民力，使他们不至于有流离迁徙的忧患。百姓说：“等到获得丰年，都是我皇帝的恩赐啊。” 赈贷【京师赈济出售的粮食，即红帖粮】京师是天下的都城，人物聚集繁多，而从事商业等末业的人很多，仰赖海运粮食供给。至元二十二年，两座城设置粮铺，分别派遣官吏把粮价降下来赈济性出售，每年照此办理。间或被豪强和贪利之徒巧取豪夺，不能周遍救济贫民。大德五年，省臣奏请，命有关官府统计两城贫困户口的数目，设置加盖半印的号簿，文帖上分别写明姓名和人口数，每月凭帖核对发给。其赈济出售的价格，比通常价格减去三分之一，称为“红帖粮”，于是与赈粜同时实行。赈贷【各地因灾害而赈济】《周礼》所说的救荒政令有十二项。遇到严重灾荒和大的疫灾，都有储蓄来防备意外。汉高祖让百姓到有粮食的地方就食的命令，汉文帝开仓赈济的政令，也属于其中的办法。我国每次下诏，必定以鳏寡孤独、不能自行生活的人为念，特别加以优待，官府供给粮食赡养他们。若不幸遇到水灾、旱灾、虫灾、螟灾，就立即派遣使者慰问安抚，告诫官吏，仓中的粮食和库中的钱币，毫不吝惜地发放。凡是民间的粮食，囤积不卖的要治罪，拿出粮食的授予官职；对百姓爱护如同婴儿，只怕他们受冻挨饿。这些百姓是多么幸运啊！《元文类》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四十一，元代苏天爵编纂，杂著

译礼典总序 伟大的元朝承受天命、顺应人心，功业完成、政治安定，于是考察古代经典来治理国家，施行和谐之道以惠及万民。恰逢皇帝中兴，礼乐极为完备，灿然形成一代制度，垂示后世。制定礼制从身边近处开始，推广到远方；由亲族推及百姓，举行朝觐和会同，以端正皇帝的大位，统率百官，驾驭天下。赐赏、宴享，以和睦宗室亲戚，亲近大臣，款待宾客。天下已经安定，也不敢懈怠安逸，所以按时巡幸，君临万邦。对于器物和名号，因此用瑞节来传递信使，用车舆服饰区别等级，制定律令、创作音乐，治理历法、明定时令。怎样守住成业？就要寻求听取帝王的训诫，以崇尚德行。怎样使百姓更新？就要遵循圣贤的学说来施设教化，勉励学习经书和实行德行，并使贤能之人受到宾礼而被举荐；广泛听取樵夫牧童等平民的意见，以疏通被堵塞蒙蔽的情况。讨论、修饰和润色艺文，文治就修明了。厚待远方来者、薄取其所献，远人就柔顺了。天道并不遥远，它通过事变向君主示警；君主应衡量自己的德行来回应祥瑞，修养自身来消弭灾变，这样人道也就完备了。因此，道与天相合，德泽覆盖大地，仁义取信于百姓，然后才可以祭享上帝，奉事祖宗，贯通上下的祭祀，而无愧于生前的荣耀和死后的哀荣，穷尽幽明之间的变化。秘传的科仪和内典，详尽记载了祭祷的方法，于是鬼神的情状也显现出来了。考察历代施行的事务，确实都有成效，于是编成《礼典》上、中、下三篇。第一为朝觐会同，第二为宴享，第三为巡幸，第四为符节宝玺，第五为车舆服饰，第六为音乐，第七为历法，第八为进讲，第九为御书，第十为学校，第十一为艺文，第十二为贡举，第十三为举荐遗逸，第十四为求言，第十五为进书，第十六为遣使，第十七为朝贡，第十八为瑞异，编为《礼典》上篇。第一为郊祀，第二为宗庙，第三为社稷，第四为岳镇海渎，第五为三皇，第六为先农，第七为宣圣庙，第八为诸神祀典，第九为功臣祠庙，第十为谥号，第十一为赐碑，第十二为旌表，编为《礼典》中篇。第一为释教，第二为道教，编为《礼典》下篇。大概说来，国家的典礼中，朝觐会同是尊奉君主、治理百姓的道理；郊祀和宗庙祭祀是以洁诚祭祀神灵的道理。佛教作为一种教法，超出神人与凡人的界限，是用来为国家和百姓积聚福报的。因此各自编成一篇，并列在篇首。朝觐会同 本朝凡举行重大朝觐会同，后妃、宗王、亲戚、大臣、将帅、百官以及四方前来朝附者，全都参加。朝觐会同的礼仪诚信恭敬，礼制教令严明，辞令优美，车马服用有区别，祭牲、祭品、歌舞音乐有分别，宽和而有制度，和谐而有容纳；贵者有所崇尚，卑者也无不受到照顾，确实已经达到了当时最盛大的程度。世祖皇帝建立国家、制定年号后，才开始命令讨论礼制、考订文辞，希望兼采古代帝王的制度，灿然形成一代典章，以垂示无穷后世。宴享 国家有朝觐会同、庆典、宗王大臣来朝，以及按时巡幸，都有宴享的礼仪；亲疏各有定位，贵贱各有等级。礼乐的盛大、恩泽的广泛、法令的严明，都足以看出祖宗的深远用意。参加宴会所穿的衣服和冠帽与规定相同，称为“质孙”，必须得到皇帝赏赐后才可以穿用。巡幸 本朝建立国家之初，四处征讨不服从者，没有闲暇安居。世祖皇帝平定两都，用来接受朝贡；准备好万乘车驾，使劳苦得到休息。住宿有固定的处所，车帐有固定的安排，春秋两季有固定的时令，游猎有节度，宴享有节制。有关官府按时供应设置，而法制也寓于其中。这是安定时不忘危险、留给子孙万世的法则。因此历代圣主直到今天，都遵循修治并实行它。符节宝玺 古代向天下取得信验，都使用玉器。到了秦国得到和氏璧，刻成皇帝玺，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便把它传承为宝物。有时得不到它，就仿照它制作。唉！天命归于有德之人，和秦国的玉玺有什么关系呢？我国惩戒历代的错误，即使得到秦代所刻的玉玺和前代的器物，也都收藏而不使用。于是制作大宝，其质地兼有金玉的珍贵，文字区别古今的适宜，形成一代的制度。由典瑞掌管，现将它的条目叙述如下。凡军符、驿券、诸侯王及百司印章，也附列于此。车舆服饰 圣朝车舆服饰的制度，适宜而便于办理事务；等到完全收服四方诸国，又听任沿用各地原有的风俗，同时选择其中好的制度通行使用。世祖皇帝建立国家、制定年号后，有了盛大的朝廷、众多的百官、华美的宗庙，于是考察古代制度来制定服饰。比如冕和舄的制度，祭祀时使用；旌旗的章饰，朝觐会同时使用。到了英宗皇帝，才开始设置卤簿，于是仪仗和卫队都齐备了。音乐 音乐，是声音和文采的显著表现。国家的乐歌雄伟宏大，足以显示开国君王兴起时的盛况。郊祀、社稷、宗庙、孔子庙、先农坛，使用古乐；朝觐会同和宴享，使用本朝音乐。这样，古今的音乐便都齐备了。历法 敬奉上天、授予时令，帝王的典制把它放在首位。世祖皇帝统一华夏，首先征召著名儒者，制定《授时历》，制作仰仪、简仪及各种仪表，其创造器物的智慧，有些是古人未能制作的。于是设置测量日影的地点，东至句丽，西至滇池，南越过朱厓，北到铁勒，共二十七处，这也是古代未曾完备的。它的历法大多采用唐代一行的主张，以随时考察验证、使历法与天象相合为主，从而没有前代沿袭传闻的弊病；这也是古代未能实行的。难道不是真正的元气会合、宇宙重新开始的征兆吗？从前太宗皇帝时，中书耶律楚材曾制定《庚午元历》，足以说明国家初建时经纬天地的事业已经如此。如今西域也有历官，国家与他们的历法参酌使用。进讲 国家初建时，曾在军队中寻求儒者，已经有询问道理、考察治理的意图。世祖皇帝还在潜邸时，尽数召集金朝遗留下来的儒者学士以及当时通晓经术的豪杰，向他们咨询。讨论并确定大业，由此形成了成法。他在位三十多年，凡是重大的政令和谋议，儒者老人能够凭经术进言的情况，都可以考察得知。历代沿袭了这一做法，直到钦天统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开始设置奎章阁，陈列祖宗留下的训诫，考察经史中的格言，用来涵养德性、成就功业，于是文治大为兴盛。

译御书 日月悬挂在天空中的形象，银河形成的文彩，星辰运行的经纬，都是上天的文采。等到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便有了通达神明之德、类比万物情状的凭借，难道不是造化的精妙到了这里才显明出来吗？天子说话成为训诰誓命，行动成为礼乐典章，无论到哪里又有哪一样不是文采呢？至于处理万机的闲暇，亲自挥毫染翰，就把它刻在琬琰美玉上，光耀后世，也如同上天的作为，难道不就是图书吗？我国自世祖皇帝以来，选取名儒来辅导东宫，所以裕宗皇帝在春坊时，曾经每天临摹书法，把作品收藏在东观，以示给子孙。到了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时，曾有皇帝亲笔书法宠赐群臣；传到钦天统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文辞意趣的精粹、书法的神圣，已经超过前代帝王了。多么盛美啊！学校 古代建立国家的人，设置庠、序、学校来教育百姓，申明孝敬父兄的道理，指引仁义的道路，用来扶植三纲五常之道。因此从王宫、国都直到里巷，没有地方没有学校。秦汉以来，大体上遵行这些就治理得好，违背并废弃这些就治理不好，明白的成效和充分的验证，不可欺罔。我朝自太宗皇帝放下武器讲习经艺，在燕地建立学校，四方诸侯相继兴办学校。到了世祖皇帝还在潜邸时，金朝进士元好问启请任命儒教大宗师。他即位后，以道建立纲常，使文书车轨统一；内设国子监，外设提举官，以统领郡县学校的事务。于是远到绝漠之地，凡先王声教尚未达到的地方，也都有了学校。至元八年颁行国字，又设置蒙古字学，待遇比儒学还要优厚。从这以后，书院、精舍逐月增多、逐年增加。到大司农建立后，一个乡、一个社都有学校了。历代圣主相承，百年之间，疆域万里，学校相望，这是多么盛大啊！而我钦天统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又在奎章阁之下设置授经郎，教育近臣和贵戚子弟中的幼童。学习要从贵近之人开始，天下难道还有不受感化的吗？此外，医药、卜筮等行业，也都有学习技艺的场所，于是凡是专攻一门技艺的人，都能精通自己的本领。考察《周官》，乡大夫的教化隶属于地官，大司乐的教化隶属于春官。如今国都、郡、邑的学校，记载在《礼典》中；乡、社的学校，则在《赋典》中完整保存着。艺文 我国文学的盛况，自上古圣贤以来，诸儒讲习经传的学问，史官记载在书中的史事，主管这些典籍的官署，则有翰林、国史、集贤等院，以及秘书监、国子监；至于律令、历法、阴阳、医卜之事，竺干之教，老庄之说，也各有相应的人才。民间的书籍也还很多。至于我朝所创作的事业，制定国字来沟通语言文字于四方，叙述国家制度，把礼乐刑政昭示天下。至于建立奎章阁，更是出自皇帝亲自裁决，用来光明圣学、表彰斯文，所谓唐虞盛世以来，在这里达到了最盛大的程度吧。贡举 通过科目选取贤能之士，历经周、汉直到唐代以来，科目很多。太宗皇帝取得中原后，就实行考试选取士人的办法。至元年间，曾经商议实行进士科；历经大德、至大，都有过议论却未能施行。仁宗皇帝才以独断决定实行。像茂异、神童这样的科目，有这样的人就举荐，并不像进士科那样有固定名额；这些也附带记载在这里。举荐遗逸 国家选取人才的途径很多，其中有才能、有作为的士人，有的却不肯自行求取功名，朝廷便以礼征聘起用他们，用高官厚禄来待遇他们。因此贪婪的人变得廉洁，浅薄的人变得敦厚，鄙陋的人变得宽厚，懦弱的人有了立志进取的志向，正是采用这种办法的结果。以遗逸身份被举荐的人，一百多年间还有很多，只是文书记录很不完备。现将有征聘记录的写出，用来作为开端。求言 古时候，樵夫牧童的言论，圣人也会选择采用。我国接纳进言，是为了使下情得以上达；即使言论不恰当，也不加以治罪，这些都写在法令中。内外臣僚的章奏，内容记载在《治典》中。礼部掌管封事的奏章很多，朝廷多次派人整理选择并采用，等到编成书册，就选取其中的内容载入。这

译进书 工匠掌握各种技艺，各自进献自己的技能，因而得到官职的，大概是有的。擅长文章的士人，把自己的作品献上，朝廷也允许。唉！道理成就了才是上等，技艺成就了属于下等，君子也兼而取用。遣使 从前我国统治万方时，对尚未来朝的国家，派使者晓谕，使其服从；不服从就随后征伐。征伐的事情记载在《政典》中，这里只记使者出使的事务。天下已经平定、郡县已经建立后，有所询问考察，就派使者传达使命；到偏远地方也派遣使者，事情办完就返回。汇集有关官府保存的文书，编成这一篇。朝贡 我国疆域的广大，达到天地覆盖的极限。自唐虞三代以来，凡是声教和威力不能达到的地方，没有不捧着玉器、献上珍宝来履行臣属职责的。于是设置官员、修治馆舍来接待他们。翻山渡海、服饰特殊、形貌不同的国家和部族，多得无法记载。由于案牍不完备，不能全部书写。先立下这一篇，以等待日后考察补充。瑞异 古人遇到灾异就谨慎地记录下来，是为了警戒上天的告诫，思考灾患而预先防备。至于祥瑞，有时缺略不记，是担心阿谀逢迎的人因此产生奢侈妄大的念头。如今把灾异和祥瑞并列设置，以考察吉凶祸福的征兆；因此凡是文书中保存下来的，全都记录。以上是《礼典》上篇，共十八目。郊祀 只有天子能够祭天，这是古代的制度。我国建立大号统治天下后，自然有拜天的礼仪。衣冠崇尚质朴，祭品崇尚纯洁。皇帝和皇后亲自参加，宗室亲戚助祭，按照世代承袭的职分参加；不是这个宗族的人，不得参与。报答根本、返本溯源，出于自然之情，并不是勉强制定的制度。根据有关官府的文书可知，宪宗皇帝开始在日月山拜天，后来又采纳孔子后裔孙元措的建议，祭祀昊天后土，开始大规模合奏音乐。自世祖皇帝直到今天，制度越来越文饰完备，但国家原有的礼仪始终没有废弃。宗庙 国家初建时祭祀祖宗的礼仪，祖宗自有成法。世祖皇帝中统元年秋七月，在中书省祭祀祖宗。三年，因为在燕京建立太庙；四年冬十一月，在太庙举行祭祀。至元十七年，在大都修建太庙，重新确定各室次序。每年都有固定的祭祀。武宗皇帝开始亲自祭享。英宗皇帝改建新庙，开始制定卤簿，亲自穿衮冕，举行灌地献酒之礼。今上中兴，先到宗庙拜见，然后即位；亲自祭祀的礼仪，史书不断记载。难怪能够平定大难，亲身造就太平，规模宏远啊。社稷 古代只要有人民，就设置社稷。至元二十九年，才采纳御史中丞崔彧的建议，于次年正月在和义门内稍南处营建社稷坛，在春秋两季的仲月上旬戊日举行祭祀。祭牲、祭器、币帛以及三献之礼、八成之乐，其隆盛仅次于郊祀和宗庙。郡县祭祀风神、雨神、雷神、师神等，也附带记载在这里。岳镇海渎 古代在五岳举行祭祀，天子亲自参加；若五岳位于诸侯封国内，诸侯也各自可以祭祀。秦汉以后，五岳、镇山、四渎全都归属职方掌管，能够亲自祭祀的，大概很少了。我国统一天下，名山大川都在封域之内。自世祖皇帝多次下达明确诏令，依次加封，每年按时派使者前去致祭。三皇 三皇配享上天，建立了国家的根本；凡是建立国家的君主，都把他们载入祭祀典籍，这种礼制也是适宜的。我国在天下普遍祭祀三皇，祭仪大略仿照孔子庙的礼仪，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并由医官主持。先农 国家取得中原后，开始设立劝农司，又设置大司农，专门主管耕作和养蚕之事。每年向先农祈祷并报谢，就由这些官员主持，向天子请示后举行祭祀。宣圣庙 凡是建立国家的，都在天下普遍祭祀仲尼，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我国平定中原后，仍按旧制建庙祭祀，并把学校附属于庙。凡车船能够到达、设置郡县的地方，无论大小，没有不设庙学的。最重要的，京师有国学的建筑，东鲁有阙里的祠庙。至于对圣门加以褒封的隆重、尊崇和安抚儒者的勤恳，更是盛大。诸神祀典 祭祀神明，必须是因为它们依托山川的形势和气运，或者对人民有功德，能够抵御灾患，能够树立名教，这才载入祭祀典籍。不合礼制的祭祀，若不是过度滥祭，就是谄媚奉承，都是王政所应当禁止的。功臣祠庙 古代诸侯拥有国家、大夫拥有采邑，就有宗庙来祭祀祖先。功臣建立祠庙，即使是诸葛武侯在蜀汉，也还有不被允许的情况。后世宗法不再实行，诸侯和大夫家中没有宗庙可以祭祀，几乎要忘记自己的祖先了。我国对一两位有重大功勋劳绩的大臣，赐给他们庙宇并让他们祭祀，都是特殊的恩典。谥号 谥号用来替代本名，是为了给一生的作为下定论。群臣的谥号，其中包含着善恶评定。如今有善行的人大多能够得到谥号，而有恶行的人没有人替他们建立谥号。赐碑 从前对国家有重大功勋劳绩的人，把功绩刻在鼎彝上，用来劝勉臣民，昭示子孙后世。凿取石碑记载功劳，用文字说明这是出自皇帝的命令，都是特殊的恩典。这些事情详见天官部分，我在这里记载它们的条目。旌表 《诗经》说：“上天生下众民，万物都有自己的法则。百姓秉持常性，喜爱美好的德行。”谁没有秉持常性、喜爱美德的心呢？建立国家的人制定法制，使愚昧不肖的人有所观感，希望他们仰慕而赶上，勉力去遵从。因此设立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等名目，用来教化示范天下。我朝教化实行已久，有关官府向礼部上报的事例没有一天空缺，旌表褒奖的文书几乎遍及全国，难道不能说是治理极盛吗？以上是《礼典》中篇，共十二目。释教 佛教的学说，以涵容弘大为宗旨。我国希望用至仁大慈覆盖万物、利益众生，因此尊崇它的教法并以礼敬奉，日益兴盛。总的说来，大都是为国家、社稷和百姓打算。凡考察所得的相关事务，全都载入本篇，列在《礼典》丙卷的篇首。道教 道家这一流派，以清静为宗旨；禬禳、禜祭、醮仪等，是它的末流。太祖初年，有一位全真道士丘处机，也曾劝皇帝以爱惜生命、停止杀戮为要，中原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道他，这是道教的一支。其他如正一道、大道教之类，也各有其由来；其中事务与朝廷有关的，就记录下来。以上是《礼典》下篇，共两目。

译政典总序 上天生有五种物质，兵器能够平定乱事。轩辕兴起时，七十次交战，征讨顽敌、讨伐鬼方，历代从未中断。只说我国，光明地承受正当的天命符瑞，二祖三宗经营大业，天子的兵威所到之处，没有远方不归服。自成宗以来，广施文治、享受成功，边疆安定；偶尔有小的警报，也凭借显明的德行和威势，很快达到安宁。至于开创和守成，超过古代，编入简册，光耀无穷。因此编成《政典》，分为二十类，共一百二十三卷。天下各种事务，都有纲领和贯通的系统。像提起裘衣的领子、握住网的总绳一样，先列成一卷目录。天地初创、局势混乱，东西道路阻隔，于是使群体离散而重新统一天下，列为第一类征伐。至于末流盗贼和远方夷狄，像池塘中的鱼那样顽强抗拒，微小如虱蚤，也不能不加以治理；对他们兼施威惧和怀柔，列为第二类招捕。登记户籍，编入队伍，申明法度，轮番服役、征调发遣，都做到整齐划一，列为第三类军制。刁斗、灵姑，盾牌、斧钺，箭囊、盔甲和弓矢，都是军队所用之物，列为第四类军器。军队的作息、进退，整齐一致确实很难，于是设立教官，给他们显示成法，列为第五类教习。器械日久更加破旧，训练日久更加废忘，于是让军队陈列在队伍中，检视其优劣，列为第六类整防。有能够勤勉办事、以死建立功劳的人，给予高爵厚禄来奖赏其成就，列为第七类军赏。懒惰逃亡、败坏军务、贻误众人的人，应该怎样对待呢？用刀锯、鞭打、杖扑惩罚，列为第八类责罚。环绕营舍巡逻，负责前后左右，控制重要之处、驾驭轻微之地，以统临天下，列为第九类宿卫。君主的心意是天下一家，思量保全亿万百姓，使他们都像居于王宫一样，列为第十类屯戍。劳作就要想到善行，兴建工程时，也要宽恤三农，使他们专心耕作南亩，列为第十一类工役。你有病我就给你药，你贫乏我就救济你；让你沐浴在恩泽中，歌咏你的勤劳辛苦，列为第十二类存恤。看来事务丛杂琐碎、没有归属的，就取其不可归入其他门类的，舍弃那些不完备的，编为第十三类兵杂录。屯田关系军粮，牧马关系军需，围猎具有军事训练的作用；驿站、邮递、骑卒、巡逻，都有士卒名额，虽不是军队却具有军队性质，所以全部附带记载，编为第十四类马政。屯田列为第十五，驿传列为第十六，弓手列为第十七，急递列为第十八，祗从列为第十九，鹰房捕猎列为第二十，到此为止。征伐 平定宋朝 国家覆亡之后，金朝便与宋朝相邻，边境每年都有战事。上天启佑历代圣主，正从事开拓。宋朝的德政日益衰败，权奸擅自发号施令，土地残破、人民离心，却还不知道警惕。到世祖即位时，宋朝拘留我国使者郝经，勾结我国叛臣李璮，天子震怒，因此有了襄阳之战。文焕送来归顺之意【吕文焕】，灭亡的征兆已经全都具备了。而正值我神圣开国君主兴盛的气运，驱使豪杰，汇集群策，像暴风迅雷一样迅速推进，三路击鼓进军【至元十一年七月，左丞相巴延奉诏南征。九月一日，巴延与史天泽会合军队攻打襄阳，分军为三路。巴延率大军水陆并进趋向郢州。招讨使翟某率兵一万由西路经老鸦山趋向荆南府。索多率兵一万由东路经枣阳进攻司空山】，先锋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中军掌握全局。于是攻下沙阳新城【十月二十二日，大军到达沙阳城，下令黑杨总管招降。城上不肯同他说话，又派一名俘虏拿着黄榜和檄文，并传达郢州都统赵文义先入城招降。守将串楼王总管杀死俘虏，烧掉黄榜。他部下的官员傅益乘一条船，带领十七名士兵来投降。随后又有七艘军船投降。】王总管杀死了傅益军队中那些想投降却还未来得及投降的人。天黑时，我军架起火炮。二十三日，参政吕文焕到城下劝谕他们投降，城上弓箭乱发，于是水陆两军同时进攻。军中有个叫李国用的人，能够祭祀求风，风势大作。炮手张元帅等顺风把金汁火炮拖入城中，烧毁房屋，烟火直冲天空。城于是被攻破，生擒串楼王等四人，其余全部斩杀。沙阳城南五里是新城，守将名叫边都统。二十四日，参政吕文焕到城下招降劝谕，城上人不肯答话，流箭纷纷射下。二十五日，巴延等渡过长江，命特穆尔、史达尔罕二人到城下招降。他们列出沙阳斩获的首级以及捆绑的串楼王等人，命人对着城呼喊边都统，劝他早日投降，否则灾祸就在眼前；又把黄榜和檄文射入城中。又派人招降边都统说：“请让吕参政来讲话。”文焕骑马到城下，飞箭像雨一样射来，射中他的右臂，他奔逃回来。二十六日，总制黄顺来投降。二十七日，命黄顺到城下呼喊城上的军队，他的部下便用绳子从城上缒下，边都统拦截他们，把他们拉进城中，在城门处斩杀。统副任宁又来投降，于是带领军队占据周围的堡寨。又派人到城下招降，边都统一言不发，只发射火炮、石炮、弓弩、箭凿。各种武器一齐发射，于是水陆两军同时进攻，架起火炮，张开强弩，竖起云梯，登上城墙，攻破了边都统的防守；边都统自焚而死，串楼王等四人也一并被诛杀】激战阳罗【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军到达蔡店，巴延大丞相亲自与将领商议渡江，派总管刘深、千户马福察看沙湖水势，命各将都赶往汉口。诸将说：“汉口水势湍急，而且已有防备，不如由沦河转取沙芜口进入大江。”巴延派人侦察沙芜口，宋将夏贵坚守那里，形势难以进攻。巴延于是包围汉阳，军中故意声称要从汉口渡江，夏贵果然派数千精兵援助汉阳，合力防守。巴延派万户阿勒哈率骑兵兼程赶往沙芜口，袭击并占领那里。十二月九日，大军从汉口扒开堤坝，引船进入沦河，转向沙芜口，抵达大江。十日，巴延率数以万计的战船接连而来，先命数千艘停泊在江岸北面布置防线，古汉军的旌旗一望无际，宋人因而丧失斗志。夏贵率领汉鄂水军绵延三十多里迎战，到了夜里，夏贵暗中派兵进攻我军船只，总管张当迎战并将其击退。】

译这一天，命诸将修造攻城器具，进攻阳罗堡。十一日清晨，派人宣扬朝廷的威德，招降劝谕阳罗的将士，他们不听。十二日，又派人陈说祸福，宋朝将士说：“我们接受大宋深厚的恩德，竭尽力量以死报答，正是这个时候，哪里有叛逆投降的道理！准备好我们的铠甲兵器，今天决一死战。”巴延于是指挥诸将进攻，没有攻克。十三日，再次进攻阳罗堡。巴延秘密对阿珠谋划说：“宋人的心思，是认为我军一定要攻下这座堡垒才渡得过江；这座堡垒坚固，强攻只是徒然劳苦。今夜你率三千铁骑乘船溯流而上，敌军的阵势必定不严密，应当采取攻其空虚的办法，明日一早渡江袭击南岸；如果能够渡过，赶快派人来报告我。”阿珠也说：“攻城是下策。如果分出一半军船沿江岸向西上行，停泊在青山矶下等待机会，攻其空虚，就可以成功。”于是趁天黑溯流二十多里，停泊在青山。当天夜里大雪纷飞，半夜远远看见南岸露出许多沙洲，便率领部下径直渡江，载马的船随后跟进。宋将程鹏飞在江中迎战，阿珠横身冲击突破，鲜血染红江流；擒获都统高邦显，房某等战死者不计其数，得到战船一千多艘。阿珠登上沙洲后迅速进攻，攀岸交战，敌阵分开又合拢了好几次；敌军稍稍退却，万户史弼鼓起勇气作战，于是夺取南岸。诸将骑马出战，苦战将其击破，追杀到鄂州南门，宋军败逃。十四日黎明，阿珠派人报告已经依照命令行动。而使者出发时我军已经渡过江了，巴延非常高兴，指挥诸将进攻阳罗堡；同时水军直冲敌船，在江中展开大战，我军全部追击进攻，宋军大败，数十万军民死伤殆尽，漂浮的尸体遮蔽江面顺流而下，夏贵仅仅逃得性命，乘船逃到白虎山，直到傍晚才停下。诸将认为夏贵是大将，不能让他逃脱，请求追击。巴延说：“阳罗取胜，我本想派使者先把消息告知宋人，夏贵既然逃走，就代替我的使者了，不必追赶。”当夜，宋朝置制使朱禩孙舍弃鄂州逃走，随后沿江各郡邑都来投降】进逼贾似道于芜湖【十二年二月九日，巴延的军队进入池州，宋朝平章贾似道率孙虎臣、夏贵等全部军队十多万人，号称百万，设置都督府，率五千多艘战船驻扎在丁家洲，派袁克己、宋京等人带着国书求和，请求称臣、每年进贡。巴延派千户囊嘉岱与袁克己一同前往，回信说：“如果君臣相继献出土地，我就上奏朝廷；不然就准备好你们的铠甲兵器，以决胜负。”囊嘉岱回来报告，贾似道不肯投降。十六日，军队驻扎在丁家洲，两军相隔数里对峙。十八日，开始交战。巴延说：“双方人数相差悬殊，应当用计谋取胜。”于是命军中制作几十只大木筏，在上面堆放柴草，假称要焚烧宋军的船只；宋军只是昼夜严加防备，战斗意志却稍有松懈。巴延于是分兵夹江步行推进，然后指挥战船合力冲击宋军。阿珠与宋军前锋、泰州观察使孙虎臣对阵；夏贵率二千五百艘战船横列在江中。贾似道统领后军。当时我军已经命诸将顺着江势，在两岸架炮轰击宋军中坚，南军阵势动摇，巴珠催促我军船只迅速前进。阿珠亲自掌舵冲击敌船，雷鸣般的战鼓震响，声音震动天地。我军掠过敌船，大声喊道：“宋军败了！”贾似道仓皇失措，船头船尾颠簸摇荡，时而分开，时而合拢。阿珠挥动小旗，指挥将领率领轻装精锐横向攻击、深入敌阵，宋军大败，立即掉转船桨逃走。巴延以步兵和骑兵夹击两岸，追击败军一百五十里，杀死和淹死的人遮蔽江面，江水因此变红；缴获战船二百艘以及都督府印、军需物资和器械，不计其数。贾似道逃往扬州，夏贵逃往庐州，孙虎臣逃往泰州；驻扎在当涂、和州、太平、建康的军队相继向我方投降】追击张世杰至焦山【七月一日，张世杰等率领水军，驾驶名为黄鹄、白鹞的战船一万多艘，驻扎在焦山南北；每十艘船编为一舫，把铁锚沉入江中，没有号令不得擅自起锚，大概是表示决心死战。当时宋将刘师勇占据常州，诱使浙右新近归附的各城重新叛乱，与张世杰、孙虎臣等会合，都想同我军拼死作战。二日，阿珠登上石公山眺望，看到敌船首尾相接，旌旗遮蔽江面。阿珠说：“可以用火烧而击败他们。”于是选派一千名勇健而善于射箭的人，载在巨舰上，分成两翼前来射击；阿珠居中合击，接着用火箭烧灼敌船的蓬篷和桅杆，使敌军困窘得无处逃脱。董文炳也率军直逼焦山山脚，双方从寅时交战到午时，宋军力量不能支撑，终于溃败；想逃走却又终究不能起锚，投江的士卒有数万人。张世杰等人像老鼠一样逃窜，不知逃向哪里。追到图山，缴获战船七百多艘，俘获败兵一万多人。从此以后，淮东的军队不敢出动】大败毗陵【十一月十六日，巴延的军队到达常州。在此之前，常州守将刘师勇率众归附，后来又暗中联结外援，占据城池叛乱。巴延到达后，不忍立即用兵，于是向城中射入书信，晓谕祸福，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反复多次，他们最终都不听从。十七日，又命各位属官写信劝谕射入城中，说：“常州本来已经归附我大元，是我大元的城池，你们却又来占据。大丞相率兵来到城下，从四面进攻，形势就像摧折枯木一样容易；但是想到我主上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总是把招抚接纳放在首位，连日派人告谕，仍没有见到你们听从。你们的士民，不要因为曾经归降又重新叛乱而疑惧；你们的将士，不要因为抗拒我军而害怕。约定明日，如果能够出城归附，保全百姓性命，那么以前的罪过一概不追问，不滥杀一人，仍按照沿江已经归附的州城的同一办法迁徙安置、加官赏赐，士农工商各自都让他们安居乐业。如果再执迷不悟、坚决抗拒，城破的那一天，尸体枕籍、鲜血横流，老人和幼儿没有一个能够留下。应当赶快慎重考虑，不要留下后悔。”他们又不听。巴延于是亲自督率帐前军数千人，来到南城，又大量设置火炮、弓弩等，昼夜不停地攻打。十八日，各军奋勇争先，登上木城，立即在城上竖起红旗，四面同时进攻，宋兵大败，攻克常州，随后屠杀了全城】五次战役之后，宋朝便亡国了；昰、昺逃亡，在闽广苟延残喘【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大军到达临安以北五十里处，陈宜中、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等挟持宋朝宗室广王昺、益王昰逃走。宋主不久便归命。五月一日，文天祥、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在福州拥立昰，收集溃散的军队，大肆授予闽人爵位和赏赐，于是闽中也发生变乱，成为昰所利用的地方。昰发兵五万攻取邵武各城。六月，命彭都统征讨广州，李恒救援邵武，到达建昌，民心稍稍安定。】

译又在南丰击败吴浚的军队。九月，江西的军队与东省的阿勒哈、董文炳共同防守征讨军，昰派招讨伊徳、黙色在福州防御东省军。右副元帅吕师防、左副元帅张荥实率军前往梅岭，与昰的军队遭遇，将其击败。昰逃到海外的碙洲。十四年九月五日，福建宣慰使索多说，南剑州安抚使达噜噶齐马良佐派人在福泉等地秘密探查，得知残宋在广州建都，改年号为咸熙元年。又听说宋军船队到达港口，被广州官军击退。昰回到海内，有一座山名叫秀山，又名武空山，山上有百姓一万多家。有一个巨富，昰买下这人的房屋，建作宫殿，驻扎军队，病死的人很多。十一月十五日，千户教化孙从南人那里获悉，宜中逃奔广州。十二月九日，达春包围广州，宜中逃走。十二日，宋将张镇孙以广州投降，宜中不久与昰、昺、世杰、刘义等逃往香山。十八日，达春从防哈喇岱那里得知，索多派人带着书信劝告世杰、昰等人，他们惊慌溃散，不知逃往何处。达春又派哈喇岱与宣抚梁雄飞、花讨王天禄率军追击他们，在香山与世杰的军队相遇，夺取战船和符印，俘获其将领、官吏李戍等人。盘问他，茂回答说：“世杰攻打泉州时，宜中的部众还有几千人，船八百艘。等到抵达虎头山，船队在江中遭遇风暴而毁坏，许多船和人都沉没，宜中只身逃生。”二十三日，沿海经略使行征南左副都元帅府的军队追赶昰、昺、世杰等人到广州七州洋，在海上与他们交战，夺取船二百艘，俘获昰的舅父俞如珪等人。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昰的将领王用来投降，说昰已经死了，世杰等人拥立昺，改年号为祥兴，士卒只剩一万人，而碙洲没有粮食储备。听说琼州守臣想要供给粮食二万石，但海道滩水浅而湍急，难以运输，只有呇磊浦可以通行船只，应当赶紧派兵守住那里。雷州总管蒙固岱等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命令各将进军，制定攻守计划。【崖山拉倾】六月二十七日，江东道宣慰使张▯范被任命为防古汉军都元帅，江西省参政李恒任副都元帅，征讨昺等人。闰十一月十四日，李恒进入广州，等候▯范投降的士卒戴宝说，益王已经死在碙洲。广州屯驻在新防县的崖山，捆扎草木建成宫殿，共有一千多间，有船七百艘，军士仍然很多。从海道渡海，两昼夜就可以抵达那里；如果舍弃船只，就无法前往。十六年正月二日，▯范从潮阳港出发，直接前往崖山。十四日，▯范到达崖山，包围世杰的军队。十六日，李恒听说▯范已经从海道出发，便率领部下的一百二十艘战舰入海。二十二日，李恒在崖山与▯范会合。起初，▯范到达甲子门，俘获昺的斥候刘青、顾凯，得知昺驻扎在崖山以西。崖山南北绵延二百多里，东南靠海，西北全是港湾。▯范到山北，因水浅不能通行，于是从山东面向南，再向西与昺相遇。昺在山脚建造宫殿，把一千多艘巨船棋盘般连接起来，下锚停在海中，内层是舳舻，外层是船尾，用粗索贯穿，筑成栅栏来巩固自己。四周楼橹高耸如城。▯范暗中用船载骑兵登上山脚，焚烧了他的宫殿。昺把战舰中称为快船的船只用于砍柴取水，▯范命令乐总管在山寨截断他们的取水道路。李恒用拔都的船抵挡，昺派兵争夺，都被击败退走。从此砍柴取水每天都受阻。▯范又命令乐总管从营寨用炮轰击昺的船舰，船舰坚固不动。有乌蜑船一千艘来救昺，停靠在北面。▯范笑说：“这些船只是来送死罢了。”夜里，他挑选小船从港口西面秘密排列到乌蜑船北面，截断它们两岸的通路，并且用战舰冲击它们。乌蜑船都是沿海的民船，平素不知道作战，昺又不敢救援，进退没有凭借，攻杀得一个不留。▯范于是取乌蜑船装载草料，浇上油，乘风放火，想焚烧昺的船舰。昺预先用泥涂在船上，又悬挂了无数水筒，火船到来后，便用钩子钩住并浇水，最终不能烧毁。昺的将领周文英每天挑战十多次，都被▯范击败。▯范因张世杰的父亲张柔曾在杞时任职而获罪，逃到宋朝，便寻找他的外甥韩某，任命他为万户府经历。三次派人晓谕祸福，世杰历数古代忠臣说：“我知道投降可以活命并且富贵，但我为君主而死，志向不会改变。”韩某逼迫他，世杰笑着说：“果真想让我投降，就撤去你们的包围军，让我出去。”诸将请求用炮攻击他。▯范说：“用炮攻击，敌人必然浮海逃散，我们分兵追击没有好处；不如用计使他们聚集留下来与我们交战。况且皇上告诫我们一定要诛灭这些人，如今让他们逃走，回去怎么复命？”李恒也对▯范说：“我军虽然包围了敌人，但敌船正处在海港，随着每天潮水涨落而上下移动，应当赶紧进攻；否则他们的柴薪和水已经断绝，知道力量已经屈服，恐怕会乘着风潮的势头逃走，那就白白耗费军力，不能成功。”于是绘制地图确定作战计划，与敌船相对进攻。二月五日夜，▯范召集诸将，三次向他们发誓，拔锚与昺相对。六日清晨，▯范把诸将分为四军，李恒负责昺军北面及西北角的楼船，诸将分别驻守昺军南面和西面，▯范亲自率领其中一军。西南军距昺军一里多，▯范命令说：“敌人东面靠山，潮水退去后必定向南逃跑，南军要迅速进攻，不要错过机会。”他又规定西北军要等我方奏乐后才开战。又命令说：“敌人西南面的舰船可以受到攻击，听说他们的将领左大亲自防守，必定勇猛，我要亲自进攻。”诸将认为元帅不应亲自冒险，说：“我们应当尽力。”▯范说：“主帅应当率先承担困难。”不久，山西出现黑气，细雨布满天空。▯范说：“这是吉兆。”潮水退去，水向南流泻，李恒从北面顺流冲击，突入敌阵。他命令各军把船尾转向敌方，让掌舵者转船逆流而行，直捣敌人的栅栏。我军凭借高处俯视敌人，勇气增加百倍，登上敌船，砍断缆索，与敌人短兵相接。敌人使用江淮劲卒，全都拼死搏斗，箭和石块遮蔽天空。到巳时，夺取三艘船。李恒率领防都军再次抵挡快船，战斗到中午，潮水上涨，北流，南面的军队又顺着水势进攻。世杰腹背受敌，用火炮抵御南面的军队；他预先把毡子浸湿覆盖船舰，炮火用尽也不能烧着一尺一寸。

译然而战事不利，▯范增派士卒，才夺取一艘船。▯范乘坐的船四面都布置了屏障，伏下盾牌奏乐，敌人以为是在设宴，因而松懈。▯范把自己的船让给敌人，同时因进出困难，便调转船尾抵住左大。左大射来的箭密集地插在布障上，桅杆和缆绳像刺猬一样。▯范估计他的箭已经射尽，便撤去屏障和盾牌，士兵同时发射箭、火器和石块，夺取了左大的船。又与夏御史交战，夺取七艘船。敌人惊惧败退，有的投水而死。诸将合力乘乱进攻，都拼死混战，从巳时到申时，声音震动天地海面，敌人几乎被斩杀俘获殆尽。昺的端明殿学士陆秀夫先把妻子儿女沉入水中，然后登上昺的船说：“官家的事情危急了，怎么办？”于是抱着昺一同投水而死。当时▯范乘小船到李恒处商议事情，世杰等乘机打开南面的船壁，率领十六艘船夺取港口逃走。李恒与▯范等追到崖山口，正遇天色已晚，风雨骤然到来，烟雾四面弥漫，诸将彼此失散。▯范返回，李恒独自继续追赶。承宣使翟国秀等人脱下铠甲投降；在焚烧和溺水之后，还得到海船八百多艘，七天中漂浮在水中的尸体有十多万具。有士卒在尸体之间寻找物品，说看见一具身材矮小而皮肤白皙的尸体，穿着黄衣，背着印匣，上面写着“诏书之宝”，便取出宝印献给▯范。▯范问宋人尹都统：“是昺吗？”又问身边几名近侍，他们都认为是，于是再去寻找，却已经找不到了。世杰逃奔交趾，到海陵港时遇到风暴，船毁而溺死。▯范等人在崖山刻石记载功绩后返回。李恒追到高州，获得昺的尸体，报告后便返回。【蘖芽从此断绝，只有自太祖皇帝以来，西夏、回纥、高昌、六诏、交州、三韩以及中原，全都成为臣民，唯独宋朝尚未平定。我世皇终于能够统一天下，使车轨文字相同，使光岳之气向上接续百王的正统。啊，盛大啊！至于神妙的谋略和睿智的筹算，独自运转于万物之上的情形，有些是无法完全知道的。将相的方略，士卒的勇力，取舍的时机和防备，投降平定的先后次序，都详细写在篇中。高丽 太祖皇帝十三年，元军到达高丽，高丽王投降，开始互通使者，年年进贡。十九年，盗贼杀害使者，于是高丽断绝往来，不再来朝。太宗三年，出兵讨伐，王暾又投降，设置京、府、县，任命达噜噶齐七十二人监管，军队随即班师。第二年，高丽把朝廷设置的官员全部杀死，叛乱后退守海岛，朝廷派将领问罪，将领中箭受伤而死。军队在七年、八年、九年连续出征，攻下了许多城池。十年，王暾派人奉表入朝，诏令王暾入朝，他以母亲丧事为由推辞。朝廷再次诏令他入朝，第二年仍然没有来。定宗二年、宪宗三年至七年，持续征讨不止。世祖中统元年，王植归附归顺，并请求从水上登陆，诏令停止征讨。二年，世子愖入朝。至元元年八月，王植入朝京师。六年，令公林衍废黜王植，拥立安庆公淐为王，朝廷派国王头辇哥率军安抚平定，诏令王植复位，并让他与淐、林衍一同入朝。王植接受诏令，得以回国继续为王，并且前来朝见；淐、林衍没有来。七年，讨伐林衍，军队逼近国境时，林衍已经先死，高丽人灭了他的家族，于是朝廷又设置官员监视这个国家。不久，王植的族人承化公带着三别抄叛乱，朝廷又派将领击破斩杀其余党金通精，金通精逃到耽罗，不久也被擒获诛杀。王植才回到他的王京居住。此后，高丽王来朝，世子入宫侍奉，受到的宠爱和赏赐非常丰厚，甚至把公主嫁给世子，使他成为国王，又授予官职和功臣称号，直到现在恩泽还在不断增加。历代圣君对他们的涵养、滋润和抚育，已经达到极致。这些不是颁布贡赋文书的言语，礼典中自有记载；这里姑且只记军旅之事，并把耽罗附在后面。【太祖十三年，元军讨伐契丹叛人，到达高丽。高丽人洪大宣投降，充作向导，与元军共同攻打高丽。高丽王迎接王师投降，此后年年进贡，使者往来不断。十九年，着古与前往的使者在途中被盗贼杀害，此后多年断绝往来。太宗三年，派元帅萨里台、和尼齐等人讨伐，高丽王暾投降，设置京、府、县七十二处，任命达噜噶齐后班师。四年六月，高丽杀死达噜噶齐后叛乱，退守海岛。八月，又派萨里召讨伐，中途中了箭，军队返回。七年，唐古福源出征，七、八、九三年连续攻下城池。十年，王暾派将军金宝鼎奉表入朝。十一年五月，诏令王暾入朝，他以母亲丧事为由推辞。朝廷再次诏令入朝，第二年仍然如此。定宗二年，命阿母侃与福源共同讨伐。宪宗三年，命宗王耶虎出征，攻下禾山城等地。四年，改命札拉岱征讨高丽王。六年、七年连续攻下光州、安城等地。世祖中统元年四月，诏令王植归附，册封为王；王植请求从水上登陆，朝廷于是班师停止征讨。二年，世子愖入朝。三年，王植入朝。至元元年八月，王植入朝；九月，把改元诏书颁布到高丽。六年八月，世子愖说：“权臣废黜了他的父亲，拥立安庆公淐为王。”朝廷诏令鄂尔多斯布哈、李谔详细查问。九月，特纳克出征。十月，派国王孟克圗代理行省事务，安抚平定高丽。仍然诏令王植、淐、林衍入朝。十一月二十三日，王植接受诏令复位。十二月，王植入朝。七年正月，讨伐林衍。二月，王植回国，设置达噜噶齐。五月，大军驻扎在王京，林衍已经先死。六月，承化公带着三别抄军叛乱，占据江华岛，抢劫焚烧府库和图籍，逃入海中。行省命纳新追击。八年正月，请求娶公主。五月，经略使实都史枢等攻破珍岛，斩杀承化公，他的党羽金通精逃到眈罗。六月，世子愖入宫侍奉。十年四月，实都洪察球尔攻下眈罗，擒获金通精。十一年五月，公主下嫁给愖，愖又改名为睶，又名昛。日本

译日本这个海上国家，从至元到大德年间，黑迪殷▯、赵良弼、杜世忠、何文着、王积翁、僧人如智、宁一山，以及高丽的潘阜、金有成等人，多次出使该国。只有王积翁在途中被船夫杀死，其余人都带着国书到达，但最终没有得到答复。至元十年，实都洪察球尔率二万五千人征讨日本，只是抢掠一番便返回。十七年，阿勒哈、范文虎等率十万人征讨，没有遇到敌人，却损失了全军。二十年，安塔海又率十万人前往，而昻吉尔上书说百姓疲劳，请求停止用兵。皇上也说日本从未侵犯我国，而交趾正在侵犯边境，应当暂且搁置日本，专门处理交趾，于是停止征讨。日本人始终没有来，国书起初写“大防古皇帝奉书日本国王”，后来改称“大元皇帝致书日本国王”，末尾还说“不宣白”，这是把日本视为不臣之国。措辞恳切周到，自我谦抑的意思充满文书，即使汉孝文帝对待尉陀，也不过如此。使者回来后，皇上认为奉命出使的人没有把事情办成；哈达受到拒绝，皇上认为掌管边疆的人应当谨慎守御，这是将吏的过错。至于赵良弼往返出使而没有得到答复，难道是因为高丽林衍叛乱、道路阻塞的缘故吗？但终究没有把它称作以军队拒绝使者。忻都的军队回来后，日本派商人带着黄金来兑换钱币，也允许了这件事。又诏令不要使日本商人困苦，这是柔远怀柔的办法达到了极致。阿勒哈出发时，皇上告诫说：“有一件事朕很忧虑，恐怕你们不和睦。”后来各位将帅果然因为用车载运尸体而失败，而皇上说将校不听节制，逃走了。把运回来的士卒送到合浦，遣返回各自家乡。等到在阊的败兵逃回时，他们说省臣先行溃逃，把军队丢弃在五龙山下，被日本人全部消灭；诸将的罪过才明显暴露。昻吉尔说：“古语说，上下同心就能取胜。又说，军队以士气为主。近年百姓贫困、赋税沉重，水灾旱灾接连发生，救活自己尚且来不及，却又驱使他们渡海远征，没有谁不忧愁叹息。这不是上下同心。军队曾经在战斗中受挫，在东海仓皇失措而丧失士气，人人没有斗志，这也不是所谓以士气为主。”成宗即位后，有人又建议征讨日本。皇上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朕慢慢考虑。”最终只派宁一山随商船出使而已。唉！世祖的文治武略、识人的明察和谦逊的气度，成宗能够保持盈满而不自满，昻吉尔的正直进言，诸将所负的罪责，以及日本自我断绝往来的情形，都应当让后世有所闻知。【至元二年，命兵部侍郎哈达、礼部侍郎殷▯带国书出使日本，国书称“大防古皇帝奉书日本国王”等。末尾说“不宣白”。途经高丽时，高丽王植说道路险远，不可以辱没天朝使者，于是派起居舍人潘阜带着国书前往；潘阜在那里停留六月，未能取得要领便回来。五年九月，再次命令哈达、殷▯出使，到了对马岛，日本人拒绝接受国书并交战，俘获其塔二郎、弥二郎二人后返回。六年，命高丽的金有成送还俘获的人，并让中书省发牒文给日本，也没有得到答复。十二月，又命秘书监赵良弼出使，赵良弼请求确定与日本王相见的礼仪，朝廷商议认为日本国内上下尊卑等级尚未确定，而且与日本还没有既定礼数，皇上同意了。赵良弼到达后，长期留在日本太宰府的守防所。当时又有曹介叔上言，说高丽迁路为国使带路有近道，顺风半日可以到达，但高丽不敢与使者一同前往；如果大军进征，就愿意充任向导。皇上说：“这样就应当考虑。”九年五月，命高丽王植给日本写信，劝告两国通好，日本才派弥四郎入朝，皇上设宴慰劳他。后来又逼迫使者徒然返回，最终没有回聘。十年，命鳯州经略使、实都高丽军民总管洪察球尔，率十料舟、巴图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艘，共九百艘，装载士卒二万五千人征讨日本。十一年十月，进入日本境内并击败他们，但我军队形不整，箭也用尽了，只得抢掠四方后返回。十二年，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着、计议官苏都尔丹出使，国书前面说“大元皇帝致书于日本国王”，后面说“不宣白”，日本也没有来朝见。十四年，商人带着黄金来兑换铜钱，准许了。十七年十月，设置日本行省，任命阿勒哈为右丞相，与左丞相范文虎及实都察球尔等率十万人讨伐日本。十八年二月，诸将入朝辞行，皇上说：“有一件事朕很担忧，恐怕你们不和睦。范文虎是新近投降的人，你们一定会轻视他。”八月，诸将没有遇到敌人，却损失全军而返回。皇上说他们到达日本后想攻打太宰府，遇到暴风而船只破坏，却还想商议交战。万户厉徳彪、王国佐等不听节制，逃走了。本省把余下的军队运到合浦，分散遣返回乡。不久，在阊的败兵逃回，说官军六月入海，七月到达平壶岛，又转移到五龙山。八月一日，风暴毁坏船只；五日，范文虎等诸将各自挑选坚固良好的船乘坐离去，把十多万士卒丢弃在山下，使他们无粮无主。三日，众人商议推举张百户为主帅，称他为张总管，听从他的约束。当时正在砍伐树木造船，想要返回。七日，日本人来交战，士卒几乎全部战死，剩下二三万人，被日本人俘虏。九日到达八角岛，剩下的人又全部被杀。防古人、高丽人和汉人把新归附的军队称为唐人，不杀他们而把他们当作奴隶，在阊等人就是这样。大概是行省官员议事时彼此不服，所以都丢下军队逃走。过了很久，在阊与莫青、吴万五三人逃回；十万大军中能返回的，就是这三人。二十年，任命安塔海为日本省丞相，彻尔特穆尔为右丞，刘二巴图为左丞，陈某为右丞，郑某为参政，准备率军前往淮西。宣慰使昻吉尔上书说百姓疲劳，请求停止用兵。二十一年，又因为日本习俗崇尚佛教，派王积翁与普陀僧如智出使。船上有人不愿前往，共同谋杀王积翁，没有成功，使者出使后返回。二十三年，皇上说：“日本从未侵犯我国，如今交趾侵犯边境，应当暂且搁置日本，专门处理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伊苏岱尔请求出兵日本。皇上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朕慢慢考虑。”大德三年，派僧人宁一山加封妙慈▯济大师，随商船出使日本，但日本人最终没有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安南

译安南凭借地势险要、路途遥远而立国。自宪宗、世祖时期，大将乌兰哈逹、镇南王托欢先后两次率王师进入他们居住的城池；其余边境战事都比较细小，但也一并略加记载。【宪宗二年，世祖征讨大理，中途出发，乌兰哈逹从西路进军，晏当路诸王绰哈伊济哩从东路进军，白蛮归附。三年，大理平定。四年，世祖北还，留下乌兰哈逹攻打各个尚未归附的夷族。七年，军队驻到交趾境内，北阿闽派使者前往劝谕却没有回来，又派齐齐克图等率兵进军到洮江，乌兰哈逹随后进军。十二月十三日，交趾人战败，退入其国，国王陈胜逃到海岛，交出被囚禁的使者；元军屠灭其城，停留九天后因天气炎热班师返回。到了三十七部鬼方，又派两名使者招降陈胜，陈胜回国后，对城池被残毁愤怒，把两名使者捆绑送还。八年，陈胜把王位传给长子光昺，光昺派女婿带着地方物产来拜见，乌兰哈逹派讷刺丁招光昺入朝，光昺接受归顺。中统元年，礼部郎中孟甲充任南谕使，带着诏书进入安南；光昺派族人通侍大夫、奉公员外郎、诸卫寄班阮璨等到朝廷献书，请求三年进贡一次，朝廷同意。至元三年，颁布改元诏书，赐给历日。十四年，光昺去世，他的世子日烜即位，多次征召入朝却不来。十八年十月，设置安南宣慰司，任命巴延特穆尔为参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帅，并按等级设置属官。诏令册立陈遗爱为安南王。二十年，阿尔哈雅写信给日烜，让他帮助提供军队和粮食攻打占城，皇上命镇南王取道交趾征讨占城。二十一年十月，军队驻到永州，安南派兴道王率两万人驻守险要，阻挡王师。十二月，在可离隘击败他们，又在洞板隘击败他们，杀死其将领秦岑，一直打到内旁隘；击败兴道王，他逃走，俘获其将领大僚班段台，进军到万刼，兴道王再次败逃。官军到达冨良江，日烜亲自抵抗，战败后弃城逃往天长府，军队进入其国。别将右丞唐古岱击败其太师昭明王、云肃王、左天王等军队。宗王耀格在清化府击败其昭孝王，将其斩杀。大军在阿鲁江、徳刚江追击日烜，处处击败他，进军到天长府，日烜再次败逃，俘获其建徳侯陈仲，追到胶海口，却不知道日烜在哪里。他的族人昭国王、文义侯、武道侯、明智侯、明诚侯、彰懐侯、彰宪侯、义国侯等都投降了。唐古岱追赶日烜及其太上皇到安邦海口，他们弃船逃入山林。不久听说他们进入清化府。四月，交趾军队大举出动。兴道王进攻万户刘世英驻守的阿鲁堡，忠诚王进攻千户马荣驻守的江口，都被击退。随后水陆军队一同进攻大营，包围城池数重；虽然死伤很多，增援的兵力却越来越多，官军从早到晚苦战，疲困不堪，器械也全部用尽，于是放弃京城，渡江驻扎。不久班师到如月江，日烜派怀文侯追击，到了册江，伏兵突然出击，官军踏断浮桥，很多人溺死。七月，此事报告枢密院，请求派兵五千，约定当年十月在潭州征讨安南。二十三年正月，商议征调军队，客省再次大举征伐安南，诏令册立其族中投降者益稷为安南王，秀峻为辅义公，以奉祀陈氏。日烜上书东宫，哀求停止战争。湖南宣慰司也上书说百姓疲惫，士卒多有死伤。诏令解散军队，返回各营，停止征讨。二十四年，命乌玛喇、樊参政率水陆军进攻交趾，不久也停止了。三十年，因为日烜多次被征召仍不来，商议派刘二拔都征讨他。世祖升遐，成宗即位，诏令赦免日燇的罪。云南 宪宗即位，正值癸丑年，世祖奉皇帝诏令征讨西南诸氏，命乌兰哈逹作先锋，约定一年后回朝。乌兰哈逹专门负责征讨，到第五年全部平定，共得到城五座、府八个、郡四个、蛮部三十七个。至元四年，册封宗室和克齐为云南王，派他到封国镇抚。从此以后，边远夷族的强悍习俗有时兴起作乱，就都把他们的地方改设为郡县。此后发生的事情，只记载在《第八招捕类》中，这里不再记载。【宪宗三年，世祖征讨西南夷，从吐蕃进入云南，命乌兰哈逹从旦当率领军队进入，降服摩些部，渡过金沙江，攻下各个寨堡，夺取龙首关。世祖于是进入大理国城，乌兰哈逹分兵攻取附都、鄯阐，鸟爨抵达罗部府。大酋长高升抵抗，在浅可即山下大败；高升登城自守。城池临近滇池，三面都是水，难以进攻，包围七天才攻克。国主段智兴柔弱昏暗，权臣高祥正谋划篡位弑君；大军到达时，段智兴逃匿在昆泽，追到善邺，将其擒获。世祖进入他的城池，丝毫不侵犯百姓，不久带兵进入吐蕃。酋长唆火脱因塔里坚守，乌兰哈逹进攻，他害怕而出降，元军任用他作向导，袭击白蛮；白蛮，译为察罕章蛮，依山固守，乌兰哈逹命其子阿珠杀败蛮兵，使其退走，乘胜到达鸟蛮，鸟蛮称为哈刺章，攻破水城。四年春，世祖返回，乌兰哈逹到达乌蛮的都城押赤城。押赤城依山凭水，无法接近，鬼蛮等又帮助守城，乌兰哈逹进攻不能攻下；阿珠攀登城墙进入，于是攻克该城。又攻下干徳哥城，包围巴哈合因国的防赤土哥塞，又攻克忽阑城，使罗罗斯、阿伯、阿鲁诸国投降，共平定五城、八府、四郡以及鸟白等三十七部蛮族。至元四年，命和克齐为云南王，镇守那里。建都

译建都是古代的越巂。至元四年，齐勤率兵招抚劝谕当地人，也有人愿意作为内应。不久因没有功劳而获罪被杀。九年，亲王伊苏岱尔请求前往征讨。十一年，防古台又前往征讨。元真年间，在当地设置军民总管府。然而出兵、班师、招降、攻伐的详细情况，文书已经缺失。【至元三年九月，四川行院说：建都想投降，请求下诏招抚。四年九月，齐勤请求率兵招抚建都，朝廷同意。十月，下诏招谕。五年三月，建都总管、军民大头目八坐亿、智拍祖、不作四人，派急吉者来报告，请求官军攻城，我们愿意杀国主出力。王蕃头目晚着也愿意帮助供应粮食。六年六月，齐勤因没有功劳并损失士卒，被弃市。九年正月，亲王伊苏岱尔愿意率六千人前往征讨，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十一年，命防古台率一万一千五百人征讨。元真二年五月，丞相谔勒哲上奏设置建都军民总管府。缅 朝廷到至元十年才开始派使者招抚缅甸，缅甸没有来。十四年春，缅人侵犯边境，偏将忽都、土官信苴日等大败他们。十月，行省派尼雅斯、拉鼎攻破其三百多座寨堡。不过这些都只是地方边境上的战事。二十年，奉诏派宗王桑阿克逹尔征讨，攻破其江头城。二十二年，才商议接受归顺并进贡地方物产。后来缅王被庶子不速速古里囚禁。大德二年，他的臣子阿散哥也又擅自废立国王。四年，命宗王库库、云南省平章政事色辰额哷、防固图噜黙色等率军问罪，未能建功而返回。我撰写《政典》时，看到高丽有林衍、承化公、金通精之乱，如今缅甸也类似，都是小小的国家却屡屡不得安宁，以至于烦劳朝廷派兵镇抚，实在可怜。【至元八年，大理鄯阐等路宣慰司派竒塔特托音等出使缅甸，招抚其归附，未能见到缅王，只见到他的臣下；所派价博者等都来了。十年，任命乞台脱因为礼部郎中，与噶玛拉实哩、工部郎中刘源、工部员外郎苏尔约苏充任国信使及副使，带诏书前往劝谕，征召其子弟大臣来朝。十二年四月，建宁路安抚使贺天爵说：金齿人阿郭知道进入缅甸有三条道路，一条经过大部马，一条经过骠甸，一条经过阿郭地，这三条路都通向缅甸的江头城。又有阿郭的亲戚阿提犯在缅甸掌管五甸，每甸有一万多户，想要归附。阿郭愿意先招抚阿提犯以及金齿中尚未投降的人作为向导。云南省于是说缅王没有投降之心，出使的人去了也不回来，必须征讨。皇上诏令暂且缓办。十一月，云南省才报告说已经派人侦察国信的消息，但蒲贼阻断道路。如今蒲人逐渐增多，投降的人使道路稍微畅通，便派金齿千额总管阿禾探察国使，使其到达缅甸，事情都安定。十四年三月，缅人因怨恨阿禾归附，进攻他的辖地，想在腾越、永昌之间修筑寨堡。当时，大理路防古千户呼图克、大理路总管信苴日、总把千户托多尔海奉命征讨永昌以西的腾越、蒲骠、阿昌、金齿等尚未投降的部族，驻扎在南甸。阿禾告急，呼图克等日夜赶路，在一条河边与缅军相遇。缅军约有四五万人，大象八百头，马一万匹，而我军只有七百人。缅人前面是骑兵，其次是象兵，最后是步卒。大象披着铠甲，背上载有战楼，两边夹着大竹筒，里面放着几十根短枪。骑象的人拿这些短枪进行击刺。呼图克下令说敌众我寡，应当首先冲击。河北军亲自率领二百八十一名骑兵为一队，信苴日率二百三十三名骑兵沿河为一队，托多尔海率一百八十七人依山为一队。交战很久，敌人败逃。信苴日追赶三里，抵达寨门，随即宁静地退回。忽然南面有一万多名敌兵，全部出现在我军后方。信苴日奔驰报告，呼图克又列成三阵，进到河岸攻击敌军，敌军再次败逃。追击攻破其十七座寨堡，追逐败军到窄山口，转战三十多里，敌军以及大象、马匹互相践踏而死的，填满三条大沟。天黑时，忽都负伤，于是收兵。第二天追到千额，没有追上便返回，俘获了很多人。军中用一顶帽子或一两只靴子、一件毡衣换一个活俘虏；那些逃脱的人又被阿禾、阿昌拦截杀死，回来的没有几人。官军负伤的虽然很多，只有一名防古军士俘获一头大象，却不了解驯象方法，被大象击打而死，其余没有人死亡。十月，云南省派某道宣慰使都元帅尼雅斯、拉鼎，率领防古、爨、僰、摩些军三千八百人征讨缅甸，到江头深入蹂躏酋长细安立寨的地方，招降木乃、木要、防帖、木巨、木秃、磨欲等三百多座寨堡。土官曲腊沟折服民众四千，孟磨爱吕折服民众一千，磨柰防匡黑答八刺折服民众二万，防古甸甫禄保折服民众一万，木都弹秃折服民众二百。因天气炎热而退兵。二十年十一月，王师征伐缅甸，攻克了它。此前，诏令宗王桑阿克逹尔、右丞塔布、防知政事伊克廸音率兵征讨缅甸。二十年九月一日，大军从中庆出发，十月二十七日到达南甸，塔布从田罗必甸进军。十一月二日，桑阿克逹尔命伊克廸音从阿昔江取道，经过达镇西阿禾江，建造二百艘船，顺流而下到江头城，截断缅人的水路；桑阿克逹尔亲自率一军从骠甸直达缅国。十一日与塔布军会合，十三日命诸将分地攻取。十九日攻破江头城，杀死一万多人。另命都元帅袁世安率兵守在那里，积储粮饷供给军士。派使者带着舆地图上奏皇上。二十二年十一月，缅王派盐井大官阿必立相到太公城，想来归顺，但被孟乃甸白及头目防塞阻断道路，不能前进。于是派誊马宅带着一片信牌来报告，请求禀报上司，免得军队和马匹进入境内。

译匿俗发布榜文，派誊马宅返回江头城，招阿必立相前来。行省又报告，镇西、平缅、丽川等路宣慰司、宣抚司派三名官员带榜文到江头城，交给阿必立相、忙直卜筭二人，约定两个月内率军到江头城。宣抚司率防古军到骠甸会面，商议办理事务。阿必立相请求朝廷下诏，降下诏书允许缅甸悔过，然后再派大官赴阙。朝廷不久派镇西、平缅宣抚使达噜噶齐兼招讨使实喇出使缅国。二十四年正月，缅王被他的庶子不速速古里擒住，囚禁在昔里怯答剌之地，又杀害嫡子三人，与大官共木浪周等四人共同叛逆。云南省请求当年秋天进讨，奉诏不许。后来云南王与诸王进军到蒲甘，损失七千多士卒，才平定缅甸，使其年年进贡地方物产。大德元年，缅王派他的儿子僧加八的入朝，赐给王爵和印信，封僧加八的为世子。二年，云南省先派管竹思加出使登笼国，该国王派他的舅舅兀刺合、兀都鲁新合二人跟随管竹思加赴阙。二月到达蒲甘，缅王帖灭的命令可瓦力率军登船，把兀刺合、兀都鲁新合捆绑带走，抢掠贡物后离去。六月，管竹思加到达太公城。缅人阿只不伽防等来报说：旧缅王帖灭的曾对你们实行劫夺，如今已经被废，邹聂即位为王，派我们来召请你们，商议派人入朝。管竹思加到蒲甘后，邹聂说：“帖灭的曾带八百媳妇的军队攻破甘当、散当、只麻、刺班、罗等城，又劫夺你们登笼国的人口和财物。你们回朝后若不知道其中缘故，必然会向我国增兵。现在帖灭的已经被废，特地派大头目密得力、信者、章者、思力三人带贡物入朝，又移文云南行省说：木连城土官阿散哥也，皇帝命令他佩带大牌子任官，起初确实没有罪；前缅王想杀他，圣旨命令安抚治理僧人和百姓。前缅王却勾结叛乱的八百媳妇，带兵来毁坏甘当、散当、只麻、麻刺、班罗四族百姓，又劫夺登笼国贡物。因此阿散哥也、阿剌者、僧吉蓝、僧哥速等废黜前缅王，命我为王。”行省把此事上报。三年八月，太公城总管细豆移文江头站头目逮的剌、必塞、马加剌说：阿散哥也兄弟三人率领三万军队，对答麻的微缅王及其世子说：“自从归附大元以来，使我多受劳苦、耗费；把缅王以下直到世子、妻子都杀掉。” 又杀了他的父亲、师傅、臣僚、仆人一百多人。云南行省询问那些带着文书来的人，文哥说：缅王临被杀时，对阿散哥也说：“我祖先以来，从未死于刀下；可以把我投入水中，或者让我缢死。”于是便把他缢死，埋在死者所在的屋下七天，风雨不断。他梦见本国人说：“我不能把尸体埋在这里；如果烧掉尸体，把骨灰弃入水中，天气就会放晴。”他照做了，果然如此。文哥出走十多天后，又听说世子、逃出的次子之母，以及父亲、师傅、臣僚、仆人和此前随国信使留在缅地的一百多名回回、辉和尔、汉人，全都被杀；阿散哥也又强迫奸淫新王的母亲。这月，缅王之子古马剌加失八防耽和他的师傅来投奔，向云南行省陈述，请求为父报仇，大意说阿巴民背叛缅王，请求朝廷出兵讨伐平定。叛乱者大怒，说国王请求军队来杀戮、掠夺我们，把我们变成奴隶，于是修筑城池、聚集军队，谋划废黜国王。僧可速的左右近侍以及阿剌者、僧吉蓝的从人，又相继被叛乱者杀害，连同密里都邦加郎等族人。国王对他的兄长阿散哥也说：“可以劝你们兄弟不要这样做。”阿散哥也回答：“我的话一定会听；如果不听，我亲自讨伐他们。”国王把自己的百姓全都交给阿散哥也，于是阿散哥也势力壮大，便产生了二心。国王把僧哥速等人抓起来，囚禁在不甘雨宿吉老亦之地；他们修筑大城据守。水陆军队进逼，蒲甘王释放阿散哥也，让百官乘象骑马，跟随阿散哥也出去见僧哥速。僧哥速夺取象马，掠夺百官，索取钱财物品，焚烧城池，把国王锁住双脚关进猪圈，瓜分他的妻妾，使国王成为皇帝的奴隶。国王说自己的冤苦如此，希望获得拯救。云南行省左丞防固图噜黙色又上言：“缅王归附朝廷已有十一年，从未违背职分。如今他的臣子阿散哥也兄弟三人把三项罪名加在他身上，囚禁父子，又勾结新王的母亲，占有旧王的妻妾。即使三项罪名都属实，也应奏报朝廷，听候处置；怎能擅自废立，岂有这样的道理？如今他的儿子前来求救，而且小甸叛乱者劫掠官民，尚且出兵救援；答麻剌的防王是朝廷任命的国主，叛臣囚禁了他，难道可以不救吗？否则会使外国仿效，酿成祸乱，最终造成大患。”行省将此事上报。不久又听说新王也被杀，阿散哥也篡位。九月，中书省把此事报告皇帝。皇帝说：“蒙固图噜黙色说得对，赶快商议后上奏施行。”十一月，阿刺哥也侵犯边境，攻打阿真谷马来城，在距太公城二十里的地方驻军，不久退去。四年正月，召防固图噜黙色入朝商议军事。五月，已故缅王的女婿、马来城土官纳速剌上言：大徳元年，朝廷派尚书嘉珲岱护送世子僧加八的回国。国王召集众人听诏，只有阿剌者、僧吉蓝没有到。二年二月，这两人起兵反叛，驻扎在蒲甘附近。国王也整顿军队，对叛贼的兄长阿剌哥也说：‘你的两个弟弟不听诏令，又敢作乱。你命令他们退兵听命也就罢了；否则你就是同谋。’阿剌哥也劝告他们，他们不听，国王于是囚禁阿剌哥也。两人带兵逼城，国王派纳速剌等出战，纳速剌战败被擒。国王命国内各处的“▯”出城对二人说：‘不要白白使百姓受苦。你们想害我吗？如果没有这种心意，就释放你们的兄长，恢复他的职务；否则就明白告诉我。’阿散哥也和两个弟弟都说：‘国王是我们的主人，哪里会有异心？如果不相信，请进入大寺发重誓。’国王答应了，发誓后便释放了他们。叛军退去，纳速剌也得以回来。到五月，三人合兵攻打蒲甘，俘获世子僧加八的的两个次子朝乞力、朝普，囚禁在木连城，共十一月。

译三年四月十日，阿剌哥也命弟弟阿难荅速杀死缅王和他的两个儿子，其余儿子康吉、弄古、马剌加、失巴逃走。把世子释放在蒲甘，却夺走他的妻子，又分掳国王的妻妾，共同拥立国王的庶弟邹聂，年仅十六岁。凡是不依附自己的人都被杀。十二月，又攻破阿真国、马来两城。纳速剌逃来。正月十五日，中书省、枢密院奏请征讨缅国。防固图噜黙色请求使用六千人，臣等认为缅国与八百媳妇交好，势力强大，不是一万人不可；奉诏所拟仍少，可以增加到一万二千人。又奏请让蒙固图噜黙色与色辰额埒、刘都元帅徳禄共同任事，并请求云南土官高阿康随军。又请命亲王库库监军，以振奋军威，皇帝都同意了。皇帝说：‘库库虽然前去，不要让他参与军务。’四年闰八月，云南平章政事色辰额埒、蒙固图噜黙色等发兵，中庆期到大理、西永昌、腾越会集。十月进入缅国。十二月五日到达马来城大防。十五日到达阿散哥也兄弟三人据守的木连三城，三城相连；叛军出战，官军将其击败。叛军闭门据守。蒙固图噜黙色、刘左丞据守城东北面，色辰额埒、高阿康防政据守西面，正南面没有军队防守。叛军每天出战，城内四面设置三梢炮、单梢炮，向外攻击。官军不久修筑排沙，包围城池。五年正月，分兵攻破叛军的石山寨。又征召白衣催粮军二千人帮助围城。南十九日，城上发射箭石，投下擂木，杀死官军五百多人。二月二日，阿散哥也派十多人喊道：‘我不是叛乱者，而是皇帝的良民。因为缅王做了三件违背道理的事，我们把他收捕起来。他是自己服药而死的，不是我们杀的。我们防古人并没有做什么严重的恶事；如果允许我投降，请行省官员明察。’叛军于是派人带着金银礼物出来见行省官员。官员告诉他们，三人亲自出来才可以，否则难以相信；如果一年不出来，我军也驻守一年。叛军最终不肯亲自出来。十七日，万户扎延彻尔等上状说：‘天气炎热，瘴气发生，军队劳苦，不能回去，实在害怕死伤而获罪。如果命令我们留在这里过夏，死于瘴气，不如到皇帝面前去死。若有明确诏令，谁敢不留？’依法口头传达圣旨，不准行动。我们现在应当回军。二十八日，分省官员共同商议军务，扎延彻尔等都率军拔营回去。二十九日，分省官员也回去。三月五日，到达阿占国城，追上扎延彻尔等。防固图噜黙色移文说：‘大功尚未完成，怎么可以回军？如果你们果真不肯留，可以留下一半军队，或者三千人，由当职官员留守过夏。’叛军中的平章色辰额哷、刘左丞、高防政都说：‘平章可以留，我们也可以留；我们都愿意留守过夏。’于是遍告军官，命令全军留守过夏。这天，新王的母亲乘象追上分省官员，诉说叛军把她囚禁在木连城，如今才释放出来；如果大军五天内不回去，她一定出城投降。可惜军队已经回撤。扎延彻尔等宣布：‘患病的军队都已经先走，我们明天也走，没有什么可商议的。’分省官员命令追回先行军，他们都说：‘已经走远了，怎么追得上？’第二天，将校都回去了，分省官员也沿着防固图噜黙色来时的道路回去。色辰额哷、蒙固图噜黙色上言：‘叛军已经困窘屈服，早晚会出来投降。’参政高阿康、土官察罕巴哈、军官扎延彻尔等共同说：‘军中疾病很多，不能留守，准备一同回军。’ 朝廷下令让他们留下，他们不听，倚仗亲王的身份掌握兵权，带军回去。他们已经出发后，分省官员也无法留下。又有人说：‘朝廷所立的缅王已经送到他父亲旧日居住的城中，报告说叛军中被胁从的人已经很少，众人都归附我方。如果可以留守，应当再派人报告；如果不可以留守，我也要走出来。’又说：‘叛军送给阿康酒食，阿康接受了，怀疑那是宝物。军队回去五程后，阿康拿出白银三千两说：“这是阿散哥也贿赂众将校的钱。”色辰额尔等说：“这些银子确实是你收受的，我们从来不知道。你想分给诸将，就自己处理。”大概因为阿康与察罕巴哈等参与了这次行动，所以功业未成，请求交付审问，以惩戒后来者。八月八日，丞相谔勒哲等奏请奉诏，派河南平章政事二格等前往云南，分别审问。自宗王库库、平章政事色辰额哷、防固图噜黙色、左丞刘徳禄、防知政事高阿康，直到一两个大将、校尉、幕官、令史，都接受了叛军的贿赂。祸乱已经发生，军中又放纵他们，共收受金八百多两、银二千二百多两，于是不能号令偏将。阿康又与察罕巴哈谋划，命诸将抗言不能留守过夏，擅自回军。阿康、察罕巴哈被处死。防固图噜黙色此前已经死去；色辰额哷、刘徳禄遇到赦免，但都被追夺宣敕，永远不再任用。防固图噜黙色的儿子不得荫袭。最先阻挠军务的万户约约和尔多卜丹、千户托克托穆尔真，分别判处有差，都被夺去现任官职，并没收其家产的一半。其余将校也按罪轻罪重受到笞打。察罕巴哈，是丽江路军民宣抚使。占城 占城起初曾上表来投降。至元十九年，因为他们拘捕国使，朝廷出兵问罪。二十年正月，攻破其木城以及大州。其国主孛鲁由补刺者吾逃走；他的舅父宝脱秃花阳请求投降归附，以求缓和我军，暗中却谋划作战，往返多次，言辞支离蔓延。总兵官索多竟没有察觉。等得到曾延的报告，才半信半疑，已经陷入他的计谋，差点使偏师陷入险境。唉！轻视敌人也会招致许多欺诈啊！二十一年的征讨，因为安南道路受阻没有成功，事见《安南事》中。【至元十五年，左丞索多因宋朝平定，派人到占城，回来报告说，占城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哈迭瓦有归附之意，便上奏朝廷。诏令赐虎符，授荣禄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派兵部侍郎教化迪、总管孟庆元、万户孙胜夫和索多出使占城，晓谕国王入朝。十七年二月，占城国王保宝旦孥啰耶卭南詙占把地罗耶派使者进贡方物，奉表投降。十九年十月，征讨占城。起初，朝廷认为占城国主孛由补剌者吾过去曾派使者入朝称臣归附，以为他是真诚服从，于是命左丞索多等到当地设置行省，以安抚治理。】

译后来他的儿子补的专擅国政，凭险固守，不肯服从。万户何子志、十户皇甫杰出使暹国，宣慰使尤永贤、亚阑等出使马八儿国，船只经过占城海道，都被占城拘捕，所以朝廷征讨占城。皇帝说：‘老国王没有违命的罪过，违命的只是他的儿子和一个蛮人。如果抓到这两个人，百姓应当依照曹彬的旧例，一个人也不要杀。’十一月，占城行省官员率军从广州渡海，二十九日，军队抵达占城港。港口北面连接海边，有五个小港相通。占城的大州东南到山西面只有木城，官军依海岸驻扎。占城军队从三十日起修治木城四面，周长二十多里，修建楼橹栅栏，设置一百多座回回三梢炮。又在木城西十里修建行宫，孛鲁补剌者吾亲自率大军驻守接应。行省派都镇抚李天祐、总把贾甫前往招降七次，始终不服。十二月十八日，占城送来书信，刻定日期请求交战。二十年正月，行省传令军中，于十五日夜半开船攻城。到期后，分派琼州安抚使陈中达、总管刘金、总把栗全率一千六百人，从水路攻打木城北面。总把张斌、百户赵达率三百人攻打东面；沙觜行省官员率二千人，分两路攻打南面。船行到天亮，停泊岸边的船只被风浪打碎了十之七八。叛军打开木城南门，树起旗帜、擂响鼓，出兵一万多人，其中骑象的有几十人，也分成三队迎战。箭石纷纷落下，从卯时到午时，叛军败退。官军进入木城，又与东北两路军合击，杀死、淹死叛军数千人。守城和供应粮饷的数万人全都溃散。国主放弃行宫，烧毁仓库，杀死永贤、亚阑等人及其臣属，逃入山中。十七日，整顿军队攻打大州。十九日，国主派报荅者来请求投降。二十日，军队到达大州东南，派报荅者回去，答应其投降后免罪。二十一日，进入大州，不久又派博思兀鲁班者来，说奉国王命来投降，国主的太子随后亲自前来。行省发檄文召他前来，我军又驻扎在城外。二十三日，派他的舅父宝脱秃花等三十多人，带着国主信物、杂布二百匹、大银三锭、小银五十七锭、碎银一瓮作为见面礼归顺，又献上金叶九节标枪，说：‘国主想来，但患病不能前进，先派人带他的枪来，以表示诚意。’ 长子补的约定三天后求见行省官员，行省官员推却了这些礼物。宝脱秃花说：‘不接受就是轻视他。’行省估计不能推却，姑且命人收下安置，等候上报皇帝。二十九日，宝脱秃花又让国主第四子利世麻八都八徳剌、第五子利世印徳剌来见，并说：‘先前有十万军队，所以请求交战；如今全都败散。听败兵说补的已经受伤死了，国主脸颊中箭，现在稍有好转，因为惭愧恐惧不能来见，所以先派两个儿子来商议入朝觐见的事情。’行省官员怀疑他们不是真正的王子，没有追问，听任他们回去，并劝国主早日投降；又以问候病情为借口，派千户林子全、总把李徳坚、栗全一同前去侦察。三十日，两个王子在途中先回去。子全等进入山中两程，国主派人来阻拦，始终不肯相见。宝脱秃花对子全说：‘国主拖延不肯出降，如今反而扬言要杀我。你可以回去告诉行省官员：他来就来，不来我就把他抓来见官。’子全等回到营地。这天又杀死何子智、皇甫杰等一百多人。二月八日，宝脱秃花又来，自称：‘我的祖父、伯父、叔父以前都做过国主；到我哥哥孛由补剌者时，我杀了他夺取王位，他砍断我左右两只大拇指，我实在怀恨在心。愿意擒获孛由补剌者，把我补的父子以及太拔撒机儿献给朝廷，请求赐给大元的服色。’ 行省赐给他们衣冠，并加以安抚晓谕。行军十三日，驻在占城。唐人曾延等来报告说：“国主逃到大州西北的鸦▯山，聚集了三千多名士兵，并正在召集其他郡的军队，尚未到齐，不久将同官军交战。他害怕唐人泄露这件事，准备把他们全部杀掉。曾延等察觉后逃了出来。”十五日，宝脱秃花和宰相保孙达儿、撒及等五人前来投降。行省官员带曾延等去见宝脱秃花，责问他说：“曾延等是奸细，请把他们捆绑起来。”国主的军队都已经溃散，哪里还敢再战？宝脱秃花又说，现今尚未归附的州郡共有十二处，每州派一人去招抚。水路通往旧州，请行省与陈安抚、宝脱秃花各派一人乘船前往，招抚并攻取那里；陆路则请行省官、陈安抚以及已经擒获的国主补的，各自进攻其城。行省仍然相信他的话，调兵一千驻扎在半山塔，派子全德坚率领一百人同宝脱秃花一起前往大州进讨，约定一旦有紧急情况就向半山军报告。子全等到达城西附近时，宝脱秃花违背约定，偷偷从北门骑象逃入山中。官军俘获一名间谍，得知国主其实正在鸦▯山修筑营寨，聚集了约两万多人，并派使者到交趾、真腊、阇婆等国借兵，同时征调多龙、旧州等地的军队，但尚未到达。十六日，派万户张颙等率兵前往国主所居的地方。十九日，张颙的军队距水城二十里时，叛军挖深壕沟，并用大木拒守。我军砍伐树木，越过障碍，奋力进攻，击败了叛军两千多人，又转战到木城下面。由于山林险阻狭窄，无法前进；叛军从旁边出击，截断我军归路，军士都拼死作战，于是才得以解围，返回营地。行省于是整顿军队、聚集粮食，修筑木城，派总管刘金、千户刘涓、岳荣守卫。三月六日，索多率军返回。十五日，江淮省派来援助索多的军队，由万户呼图克等率领，到达占城。索多按照旧例把行省驻在眉莲港，看到营舍已经全部被烧毁，才知道官军已经返回。二十日，呼图克命百户陈奎招请占城国主来降。二十七日，占城国主派通事陈某前来，表示愿意纳降。呼图克等晓谕他，命其父子奉表进献。国主派文劳卭、大巴南等人来，说索多已经荡平国境，国家贫困，没有东西可以进献；明年将多准备礼物，并让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国主命其孙济目理勒偕同文劳卭、大巴南等奉表归附。二十一年，朝廷命平章阿尔哈雅奉镇南王托欢之命发兵，借道交趾讨伐占城，但最终没有进军。海外各蕃国。

译海外各蕃国中，见于征伐的，只有▯哇之战规模最大。调发三行省军队二万人，设置左右军都元帅府二所、征行万户府四所；调发船只一千艘，耗费钞四万锭，携带一年的粮食，颁发虎符十枚、金符四十枚、银符一百枚、金衣段一百端，并准备赏赐，以供往返八个月之用。▯哇投降后又反叛，朝廷于是讨伐葛郎，俘获其妻子、官属一百多人而还。其余如逊荅、流求、三屿、俱蓝、马八儿、那旺、苏木都、剌苏木逹、也里可温、木速蛮、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阑、丹丁、呵儿、来来、急防、亦台进、麻里、予儿、阿昔等，也都只是些小规模的事。它们有的派遣使者前来招降，有的远道入贡，并不都是用武力平定的。▯哇。【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八日，诏令福建行省授伊克黙色的使者弼高兴为平章政事，征发讨伐▯哇的军队二万人、海船一千艘，供应一年的粮食。二十五日，伊克黙色等入朝辞行，皇帝说：“你们到达▯哇后，要明确告诉该国军民：朝廷起初同▯哇互派使者，往来交好；后来▯哇刺杀诏使孟右丞，因此才进讨。九月，军队集中在庆元，弼、伊克黙色率领行省事务人员前往泉州，弼率军队和辎重从庆元登船渡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军队集中到泉州。十二月十四日，从后渚启程。三十年正月十八日，到达拘拦山，商议作战方略。二月六日，伊克黙色、孙防政先率本省幕官，以及招谕▯哇等处宣慰司官曲哈雅、杨梓、全忠祖、万户张塔喇齐等五百多人，乘十艘船前往招谕；议定七日后，大军随后进发，在吉利门会合。十三日，弼高兴进至▯哇的杜并足，与伊克黙色等商议分兵登陆，水陆并进。弼与孙防政率都元帅诺海、万户甯居仁等水军，从杜并足经戎牙路港口到八节涧；弼高兴与伊克黙色、都元帅郑镇国、万户托欢等率马步军从杜并足陆行。以万户申元为前锋，派副元帅图古徳埒克、万户褚懐逺、李忠等乘钻风船，从戎牙路向麻喏巴歇的浮梁前进，赶赴八节涧，约定二十一日会合。招谕▯哇的宣抚司报告说，▯哇王土罕必阇耶愿举国投降；土罕必阇耶不能离开军队，先派杨梓、甘珠尔布哈、全忠祖带领其宰相昔剌难答叱耶等五十多人前来迎接。三月一日，会合于八节涧。八节涧上游连接杜马班王府，下游通向莆奔大海，是▯哇的咽喉和必争之地。其谋臣希宁官沿河停船观望胜负，屡次招谕也不投降。行省在涧边设置偃月营，留下万户王天祥守卫河津；图古徳埒克、李忠等率水军，郑镇国、行省都镇抚伦信等率马步军，跟随行省水陆并进。希宁官害怕，弃船连夜逃走；官军俘获鬼头大船一百多艘，命那海、甯居仁、万户郑珪、高徳诚、张受等镇守八节涧海口。大军正要进发时，土罕必阇耶派使者来报告说，葛郎王追杀到麻喏巴歇，请官军救援。伊克黙色、张防政先……】前往安慰土罕必阇耶；郑镇国率军前往章孤接应。弼高兴进至麻喏巴歇，却说还不知道葛郎军队离此远近。弼高兴返回八节涧，伊克黙色不久报告说，叛军今夜应当到达，召弼高兴前往麻喏巴歇。七日，葛郎军从三路进攻土罕必阇耶。八日，伊克黙色、孙防政率万户李明在西南方向迎击叛军，但没有遇到。弼高兴与托欢从东南路同叛军交战，杀死数百人，其余叛军逃入山谷溃散。中午，西南路的叛军又到，弼高兴再次交战，直到申时，又将其击败。十五日，分兵三路讨伐葛郎，约定十九日会师。防荅哈听到炮声便接战，图古徳埒克等水军逆流而上，伊克黙色等从西路进军，弼高兴等从东路进军，土罕必阇耶的军队跟在后面。十九日，到达荅哈。葛郎国主率十多万军队交战，从卯时到未时连续交战三次，叛军战败溃逃，拥挤着掉入河中，死亡数万人；官军杀死五千多人。国主进入内城据守，官军包围城池，同时招降。戌时，国主哈只葛当出城投降，官军抚慰晓谕后让他返回。四月二日，派土罕必阇耶返回自己的领地，并准备入贡礼物；由万户鼐珠卜丹、甘珠尔布哈率二百名士兵护送。十九日，土罕必阇耶背叛并逃走，留下军队抵抗；鼐珠卜丹、甘珠尔布哈以及省掾冯祥都被杀害。二十四日，军队返回，俘获哈只葛当的妻子、子女和官属一百多人，以及地图、户籍和所进献的金字表。平都尔苏。天历元年九月壬申，今上皇帝登上帝位，向天下颁诏，诏文说：“伟大的太祖皇帝开始创建中原，世祖皇帝统一四海，于是建立既定制度来统一帝统。宗亲各自授予分地，谁也不敢妄生觊觎之心；这是不可改变的成规，也是万世共同遵守的制度。世祖皇帝以后，成宗皇帝、武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以把天下公器交给贤者的心意，依次相传。宗王和贵戚都遵守祖训。至于晋邸，明明有盟书，愿意守卫藩国，却暗中同贼臣特克实、额森特穆尔等勾结谋划，冒犯并觊觎皇位，使英皇不幸遭逢大难。朕与兄弟流离南北，历尽艰险；至于临朝统治之事，哪里能够参与其中？朕因为叔父的缘故，谨慎顺从地承受帝位，到现在已经六年。灾异接连出现，权臣都尔苏、谔卜都拉等专断擅权，疏远功臣旧臣，废弃忠良，变乱祖宗法度，掏空府库来私惠他们的党羽。先帝大行之后，他们认为拥立幼主有利，公然掌握国柄，以实现其奸谋。明确的诏书既已下达，于是都尔苏的罪行暴露于天下；朝廷内外同心协力，奋勇抗敌，终于使天地清明，归还神圣宝玺，宗庙社稷尊贵安定，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这部编册记载了从八月甲申今太师、中书右丞相臣雅克特穆尔举兵行义，到十月庚戌齐王臣伊噜特穆尔奉上宝玺，大臣上奏遣散各路军队，直到都尔苏被弃市示众的事情。三个月之间，使天下安定太平的全部经过，都记载在简册之中。” 招抚和捕讨。

译真圣树立功业之时，把天下视为自己的家宅；天威所及没有遗漏。荒远地区生出新的枝芽，四方和六诏最为遥远；闽广传播德意，两江直到海边也相距辽远。江右、岭南、蜀地以及木波、番地，分列如下：龙卢【从这里以下都是一个字的种名】、黎、别、生、熟、撞、爨、骠、蒲、徭、芒、▯、婼【“婼”读作“人賖切”】、落落、顾顾、绵绵、罗罗【这里是叠字地名；“绵绵”又是村名，用来补足句子；“罗罗”即罗罗斯】、白衣、金齿、漆头、花角、八百妾御、七十闉阇【“闉阇”音“奢”；这里有些以服饰和所有物为种名，“八百媳妇”“七十城门”都是国名】。甸、砦、团、洞、箐、栅、墟、畬、嵒、盘、川、厔、激駃、谽谺，山川道路复杂难以穷究。坚、亥、斯、差【从这里以下都是一个字的地名】；广、瑶、缥、庆【甸名】；兼、我、冻、斜【州名】；白、幇、上、束【团名】；齿、判、粘、凹【村名】；频、计、渌、在、影、雷、窖、瓢、木、茶【洞名】；暀▯之州、酒涌之社、琅诩之谭、哝耸之坡【从这里以下都是两个字的地名，这些尤其奇异】；胒昌、瓦农、获架、必迦、苴善、抽俸、矣比、枯柯、车里、乌撒、蹉泥、窝散、毛烂、土雍、真渌、查林、背岭、豚那、结都、涡杜望、杜暮、白定、白夺、大踼、青特、筠连、豕鵞、赤▯、蓝塞、嵬骨、果伙、狰猛、瓮省、誊串、昔霞；曰九层际【从这里以下是三个字的地名】；曰新而元、曰伽矣杰、曰百眼佐、曰水手浪、曰上落麽师宗、弥勒【从这里以下是四个字的地名】；阿尼必防、一奚卜薛、阿白出麻、麻獏▯犵狫、八郎笃公、吸剌豁疃。客客昔多夷人生长于其中，自称雄强，设有火头、大老【从这里以下都是酋长职位名】、把事、希古、军火营主、山主、尊长。各族名称荒诞，姓氏难以读解。提吕摩耳【从这里以下是两个字的人名】、匐思、阿禾、雄挫、浑弄、矣豆、者哦、双芣、拜法的、并荅、麫个、忙尼、鴈莽、占居、些谷、纳刺、构阿、葵胡、弄夯、采只、验娘、报竹、哥细、麦婴、上亚、浪落、麽防、▯空、弟罗、勾非、白阿、毡卧、踏委、界勾、巴合、彪鲜、的官、兜心、□瓦、英厌、薛甲、古阿、娥若、过生、琮【从这里以下三字为人名】；大希婆若、梦兀仲若、浑乞滥若、约薛要若、阿慝▯若、卜制头若、闭罗蠒若、夭程猱若、思蓬怯若、劝权。吉若、黄公、麦若、独然、堋若、大河沙、必乖豆来【从这里以下为四字人名】；蒲雪韦吠、麻纳布昌、玉不亷古、六分靳斤、芦崩信备、荅昃什用、喉社句耶、山公氏真【从这里以下四句记载夷姓的异样】。的傍系、猫古缀、▯盘穷肠、谱陀【“贞公猫的傍盘古缀陀穷肠”】。健妇作配，匪婉娩娃；阿衣、纳衣【从这里以下为两个字的妇人名】；折射、折利、阿初、虵节、揽陶、苏他、有忙、葛农【从这里以下为三个字的妇人名】；有梳、蛮塔，有南、贡弄率、蒸报防▯【“防”读上声于加切，“▯”读苦加切；《韵释》说这是女子作态的样子，如今中原方言用来称妇人的凶狠恶劣】。这些地方位于融结之左、生息之野，风气不良，习俗不同于中原。因此，虽然都以人的形体出生，却全都粗野狡黠、奇异邪僻；如果没有天理和国法，哪里行得通？骨肉之间彼此瞪视怨恨，互相争斗纠缠；经过多重翻译的话语，像鹈鴃的舌头一样难懂，▯詉【上“涉加切”，下“文加切”】；喜欢人的愤怒，也喜欢野兽，含食负戴，各自为生。制作衣服不做衣领，也不戴头巾；穿靴时撕裂靴面，缠绕脚部；头发椎结，披散成鬖髽。起居都佩刀，稍有违逆便互相攻击；有时呼啸聚众报仇，像蛮触相争、蜗角争斗；有时出兵侵犯边界，成为王民的祸害，焚烧劫掠公私财物，释放囚犯，撬开枷锁。边吏捕捉他们时，他们便像螳螂举斧一样抵抗，使用车标枪、批竹矢，箭毒如蛇。战败后便各自像乌鸟一样逃散，进入险要的山隈深处。贡锄坐草，军圈戸幏木状▯缬鱼粮蚆【俗字作“▯”】鎈【从“贡锄”以下的事情详见后文】。对于这些人，或者像禽兽一样畜养，不在早晨加以谴责呵斥；或者略加惩罚而不彻底清除；也有带着兵器铠甲来归附的，于是加以羁縻，抚慰并赐予冠服、铜印和青绶。至于那些妖民制造异端、兴起谣讹，妄自窃取职位和名号，自己投入法网的，有黄华猘狂、黎徳蛟哗、六十鸣枭、五九跳防、圣许万顷、镇龙郎达、圆明广徳、细春可用、鱼鼎纪号、鼠穴正衙【刘六十、蔡五九、黄圣许、李万顷、杨镇龙、韦郎逹、黄广徳、丘细春、杜可用、圆明和尚，都曾僭越称号、改换年号、建立朝廷、殿宇、县邑和牌额，事情也见于后文】。有的只诛其本人，有的诛灭其族，有的加以宽赦【“赦”叶平声】，出于怜悯而没有全部杀尽，把他们看作羖▯。唉！我大元的王政颇为宽文，武力和文治交替并用【“施”叶踈何切】；威名声势极为宏大，恩泽广泛流布，防止并清除各类祸乱，形成了招抚和捕讨的法令。云南【至元十三年正月，罗匐甸官禾者阿禾必绍投降；十月，云南省调发蒙古、▯等各军，征讨白衣和泥一百九个砦，土官匍思叛溪等七溪等投降，获得四万户。又进攻金齿、落落、广甸、瑶甸，杀戮掳掠很多；又进攻斜乌防、秃老蛮、高州、筠连等州十九处。乌防阿谋归还旧地，侵入藤串县的土地。这一月，与安南相邻的有七十城门。】国主荅公派名叫摩耳的人前来请求投降。提吕、提邦两个部落也来投降。当地发生饥荒，行省开仓赈济。不久，提吕的儿子逹量被提索擒获。行省发布榜文招抚提索，并派使者命他释放逹量，提索听从了命令。二十三年，防乃是土官长子的名字；他的邻境土官弗里皮是防乃的女婿。防乃没有把职位传给长子，而是传给次子弗里皮，于是同殆昔一起出兵讨伐他。朝廷降诏责备防乃，并晓谕弗里皮说：如果能够得到防乃的土地，就允许他的女婿统治那里。这一年，又征调骠甸大部的马匹。二十四年十月，木龙蛮奴他谋告发阿勒沙村阿加的儿子。第二天，他率军杀死凹村头目刺些。云南省下令给丽江路军民宣抚司，命其第二天出面拜见云南王，并免除他的罪责。这一年，云南右丞阿噜率蒙古军一千人、师宗孙勒寸白军一千人和农民、士人、富户壮丁三千人，征讨维摩蛮者我灭铁赤必匝；不久，对方出降。三十年八月，云南省征讨习普蛮阿浪普龙华札山些等叛贼，土官生皆将其击破。火头等人的逃兵被追捕；普安路管步木普丁府嶍峨头目矣豆等带着榜文招抚，使他们出降。

译这一年，七十城门蛮密察挟怨杀掠大甸，土官阿邻随后派他的弟弟牟平前来侵扰。阿邻逃入临安路纳楼建水城躲避。行省无法救援。又有参省阿叔招抚捕讨花角蛮，花角蛮倚仗险要地势，率众抵抗，杀死令史一人、裨将十五人。元贞元年九月，习普马儿等侵犯边境。云南省招抚使习普胒昌等八砦蛮人出降，以及马儿部不旧防、旧龙二砦的蛮官的井、的探等人。有必乖豆来的人不肯投降，杀死的井的两个随从；的井等人害怕，不敢出来。元贞二年九月，防光路军民总管荅麫乞蓝的头目荅剌吉瓦、农开阳两寨，过去一直没有投降。云南省派道努攻破了它们。十一月，车里蛮军弄兴出兵占据夺取甸、砦十三处，并联结八百媳妇蛮，想要进攻倒龙等地。云南省派兵招抚捕讨。大德元年十二月，云南省参政呼都拉攻破花角蛮等寨，其酋长韦郎逃走。起初，广南西道宣慰使兼知特磨道事农士富上奏说：安宁州沈法昔招引唐兴州黄梦祥、深碎县林言，同花角蛮包围农士富所居之处，杀人掠夺，抢走虎符，并抓走他的儿子信。又攻打峨州的隘岸。百姓随后又说，梦祥联合暀▯州的岑聪，带领归仁州、归洛州、上降州、利州的军队四千人，焚烧劫掠罗佐州官农郎生管辖的那闷村，以及那寡州南村、鲁谷村、付州那罗村；又夺取那环射隘、剥笋罗波射布、那哈那等十个村寨。行省侦知花角蛮距特磨四日路程，距安宁州七日路程，距唐兴州、暀▯州都八日路程。十月三日，呼都拉进兵征讨。十二月七日，军队渡过昔阳江，经过杜箐，九天后到达花角蛮的木韦寨，将其攻破。十二日，进攻其正寨第一道门，贼兵败退并夺门而逃；原来这个寨子有十二重。十四日，分九路进攻，从辰时激战，接连攻破寨门，傍晚进入寨中，贼兵四散逃走。蛮族首领韦郎达不知去向。自国家开拓以来，韦郎一直没有归附。至元二十七年，阿叔招降他，他不服并迎战，官军失利；因此他更加狂妄，僭称大号，任命妹夫郎满为平章，其余人还担任万户等官职。到这时韦郎才败退，不久又攻破他的罗磨誐部众，攻取架哥雅木筭等寨，招降并带出韦郎达的岳父、继村火头普，以及把事希古竹干哥雅寨火头郎满和他的弟弟郎状郎满。韦郎达的女婿说，韦郎达在阵中受伤，战败逃走，不知是死是活。又进攻撒都寨，该寨火头郎图希古郎甚出降。罗共寨火头统干希古都鸡、韦郎达的弟弟韦郎动之子韦郎应，以及把事希古通干、知干不弄寨火头郎勤，也都出降。军队转而进攻安宁州，沈法昔投降。又转攻梦祥，将其击败，梦祥弃寨逃走。至元七年春，永宁路的阿永蛮雄挫反叛。当初，云南、四川、陕西、湖广四省的防兵征讨顺元、罗鬼、乌撒、乌防、东川、芒部等地的叛乱蛮族，雄挫藏匿了顺元蛇节的党羽阿氊及其妻折躬、折利，以及芒部蛮纳即的弟弟卧踏。事情败露后，他与把事阿都、阿牟等于二月二十一日在赤水河起兵作乱，杀死永宁府判官常珪。行省宣使南嘉台、千户巴尔苏尔扼守暮晖关。三月一日，官军通过关隘，蛮兵拒战，阿都战死，缴获其金□甲、镬子和枪。贼兵退走，从此连续多日转战。从暮晖到普市关，交战九次，杀死蛮兵三百多人，攻破海落越寨的两个山洞，阿牟也战死。行省因天气炎热撤军，并扼守鱼槽、长宁军、梅岭等关，将此事上报朝廷，称之为雄挫之乱。东面连接罗鬼，西面邻接芒部，南面靠近乌撒，各部通过姻亲相互联合，势力不断蔓延而强盛。十月初，云南省军进入暮晖，湖广军从播州打鼓寨、防宁镇进入蛮地蔺州，四川省军从鱼槽、长宁进兵征讨。十一月一日，军队在赤水河设防，雄挫的巢穴和部众跟随他行动。闰五月，军中派永宁同知蔡闰、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实保齐等招抚雄挫。雄挫派阿加、阿抱出降，自称有病不肯出来，又命属下委界入朝。宰相上奏说雄挫不来，请求再次征讨。雄挫请求在十二月八日狗日出来相见。至元八年五月，他赴京朝见，朝廷宽宥他的罪过，仍让他充任土官，遣送回去。至元九年，罗雄州军火主阿邦龙少、麻纳布昌，联合广西路豆温的阿匡、普安路营主普勒下军火头阿只阿为，以及亦左乡阿甫等反叛，焚烧他罗迷驿；左谤军火主拥有军队三圈子，普安路拥有军队六圈子。官府先行招降晓谕，同时督军进讨。阿邦龙少在拒远雄山抵抗官军，官军进攻并俘获阿那勇、古答等人，阿非、阿楼以及阿邦龙少的儿子龙豆智投降。豆温的贼首阿匡和弟弟阿思、火头者哇也投降；官军连续交战将其击败，擒获阿邦龙少，但追捕麻纳布昌没有成功。至元十一年，阿迷土官日苴火头抽首领落落军队劫掠僰人，夺取官马而叛乱；又有楼茶甸土官师禾希古、阿夷落圭、阿立甸必信、怪齿村火头阿则、判村火头阿提、纳填村火头身和、苴善村火头阿次亏、抽俸村火头双芣、嵩村火头咱休、菁笠乡火头阿豆加、矣杰村火头阿主、矣北村火头抽、皆床村火头遮奴、元江路日纳村火头个忙、忙部火头亏抽、维摩州土官者欧、茅者文、大布婆等人，都起兵响应，官军不久便全部讨平。至大元年，教合三部步少来龙寨火头渐恐等反叛，朝廷派本部达噜噶齐阿噜招降晓谕，他们不服。贼党答挂杀死阿里，官军攻破他们的巢穴，斩杀渐恐、答挂，并将首级悬示。延祐七年七月，花角蛮韦郎达纠合五十三个村寨的山獠，起兵一万多人，劫掠阿用村，对村民喊道：你们赶快来向我投降。随即退兵。他们的皇帝离这里很远，我也要在这里做皇帝，离你们很近。你们如果不投降，我一定烧毁你们的寨子。火头农郎胜等人投降贼军，行省派官员前去招降晓谕。

译九月，永宁路曲村头目和俄等擅自发兵劫掠，杀死渠津州吏目李荣贵，夺取□渠州同知的敕牒，行省派官员前去招降晓谕。至治元年十月八日，□渠州知州剌俄杀死哥哥刺初。癸丑年，剌秋祖剌都归附云南行省，朝廷划定州县，命剌秋的父亲剌陶充任土官，担任□渠州知州。后来剌秋的伯父剌落承袭职位，不久被火头木落杀死。剌落的儿子剌定年幼，依附舅父子合居住在绵绵村，于是带着剌陶、剌落的宣命和州印离去。剌俄认为自己应当承袭官职，两次到云南省申诉，官府没有捕获子合和剌定。刺俄设法诱骗刺秋前往破寺村，暗中在路弯弓射中他的左眼，使他坠马，又砍了他左额一刀，刺秋因此死亡。刺俄聚集众人，按照么些人的习俗，杀了一匹马和一头牛，焚烧刺秋的尸体。第二天，他逼迫嫂子梳蛮塔嫁给自己，并侵占剌秋所管辖的百姓。梳蛮塔的父亲剌资来接女儿，刺俄想杀他，剌资害怕而逃走。柏兴府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剌俄的哥哥刺定从绵绵村与子合起兵，夺取剌俄的刺地和山寨。剌俄纠合头目子首居防等人合兵，射死剌定，又夺回山寨。本州官员前去招抚，剌俄据守寨子拒不出降，远远说道：父祖的宣命都在子合那里，他又藏着官印不给我，你们这些客官拿什么来办事？我们兄弟自相仇杀，争夺山寨，与您们番汉官员无关。梳蛮塔是我的嫂子，我杀了哥哥剌定和剌秋，所以把嫂子娶为妻。我出寨见官，你们还想让我说什么？官府多次招谕，他仍不敢出寨见官。行省请求派一千人征讨，枢密院不准，只令本省继续招谕。二十年四月，马龙乡蛮人普万作乱。当初，普万的父亲哥祛是马龙他郎甸人，曾任普日思摩甸长官，后来退休。长子普奴承袭父亲的恩荫，父子都居住在木用村。普万是次子，因不能承袭职位而愤怒，便与哥祛的女婿抽丑、孙女婿阿运，以及结集的逃军、白夷顾顾等人，进攻焚烧木用甸的居民，迫使哥祛逃走。普万杀死哥祛的弟弟阿笠、弟弟的儿子阿占、女婿可当等人，劫掠百姓，寻找哥祛，想要杀死他。行省派官员招降晓谕。十二月，防化州兰神场落落、磨察火头过生琮，联合结庆甸蒲火头阿你通，起兵蒲军二千五百人、磨察军五人。百结镇南州定远县的当布户计罗黑加等人杀死九十九人，俘获男女一百多人，行省派人招降晓谕。泰定二年，开南州阿都剌火头大阿哀率领车里、陶剌、孟等部一万多人，包围剌寨，攻破十四处；木邦路土官八庙等率白衣军攻破倒入潢寨。朝廷派干尔端等人持诏，招降大车里、小车里、居里、寒赛子、尼雁、搆木子、刀零等部，均出降。大理、金齿：至元七年征讨金齿、骠国，五部中尚未归附者攻破其中两部，其余三百名酋长阿慝福勒丁、阿慝瓜投降，献上马、象二十四头。至元二十四年，金齿孟定甸官俺嫂、孟纒甸官阿受、夫鲁寨官木拜共同率领百姓二万五千人来降。又有林场蒲人阿礼、阿怜叔阿郎，以及阿防之子雄黑，都被行省招出；阿礼每年承担当差，缴纳铁锄六百把，雄黑缴纳布三百匹。至元二十九年，本忽甸土官忽都马派儿子阿鲁进献金索、鳞胆、毡衣、虎豹皮，到京朝见。至元三十年正月，派使者持诏，诏谕漆头、金齿。延祐五年，永昌南窝蒲的贼首阿都、众阿艮等作乱，焚烧劫掠百姓，杀死镇将，夺取驿马。云南省派参政汪申奉右丞多尔济之命征讨，从八月一直到第二年五月攻破其寨栅，杀死许多人。贼兵逃入菁阿，楼艮投降，其余人无法捕获；官军因天气炎热而撤回。枯柯甸、枯甸、庆甸等地都投降，愿意每年缴纳▯千索。至治元年七月，怒谋甸主管故侵芒施路鲁来等寨，焚烧一百四十一个村寨，杀死一名提控按牍。有司奉诏宣读诏书招谕，管故不下跪听诏，也不出降。至治二年，镇西路大甸火头阿吾与三阵作乱，夺取不领、雷弄两寨。当初，三阵的父亲阿兰担任镇西总管时反叛，应当斩首；他的弟弟你谷南赴京朝贡，因此获得承袭职位的机会。你谷南死后，儿子防朵承袭职位。三阵派小头目倒缅招思二人去见防朵，请求给他少量土地和百姓，防朵不答应，于是三阵投奔阿吾，向他诉说此事，二人共同作乱。诏使前往招谕，阿吾把使者迎到一座楼上，楼下四周悬挂着人头。听完诏书后，阿吾发怒说：三阵是我的孙子。我攻破不岭寨，杀伤很多人，俘获五十人；攻破雷弄甸，焚烧四百多户。管别寨的人害怕，向我投降。我把他们二百五十户迁到我弟弟拜法寨中；不岭寨被俘的人，各族每人用银三两赎回，已经全部赎走。如今官府来招谕我，我始终不出，也不接受榜文上所说的土地，更不会归还所夺土地，必须同他们厮杀。南甸路木甸火头防院，先前夺取罗左甸火头阿赛的妻子阿衣为妻，向他索取时他不肯交出；又夺取阿赛弟弟莽古的妻子纳衣为妻。莽古的儿子阿你，阿赛大怒，派莽古率兵三百人前去夺回妻子，没有成功，便焚烧了防院寨。罗罗斯：至元十五年，定昌路总管谷纳反叛，迁入八只巴寨成为贼首，八剌即安、古马、杨古、刺乞、剌蒲等都响应他。他们毁坏桥梁，抢取仓粮，夺走驿马和屯田的牛。第二年，官军进攻谷纳，斩杀通。车里：大德二年三月，小车里与八百媳妇联合作乱，经过很久仍未平定，朝廷多次派使者奉诏招抚，他不听命。延祐三年，车里兀竹鲁侵犯阿尼必防寨，阿白出麻寨焚烧劫掠；又有罕旺及其弟胡念弟、爱俄等侵犯银沙罗甸、兀里盐井、陪日女具、落索等甸，劫掠百姓财物，威逼索取官府征收的差发。朝廷派使者招降，他派白衣阿爱假称是自己的儿子，出官后仍照旧劫掠。不久爱俄死亡，他的兄弟子侄罕塞、昭爱、剌搆木、力梦、兀仲等五人分成几党，争夺爱俄的职位，彼此残杀很久，后来派火头郭力看带着象牙一根、金信花一朵来降。乌撒、乌防、东川、芒部：大德五年，右丞刘深奉命征讨八百媳妇，征调顺元的驿运人马，土官宋隆济、蛇节等拒绝命令而作乱。

译朝廷调发湖广、湖南、四川三省的军队，以及田氏、杨氏两家的军马，防守云南省并搜捕叛军。于是乌撒土官宣慰使普利、总管那由趁机一起反叛东川、芒部；与他们相连的罗罗斯，以及武定、威楚、曲靖、仁德、普安、临安、广西各土族，都以朝廷远征、供给运输劳苦为借口，已经显露出怀有二心、准备反叛的迹象。车里白衣八里日等杀掠普腾江尾二甸，夺取麦亢、忙龙两寨，焚烧忙阳等二十四寨。杨言说：我与吕也、构思麻部日共同商议，等浑侯连漠桑的军队来攻打普腾寨栅。二月五日，梁王出驻陆梁州。六日，乌撒蛮阿都普信以及乌蒙蛮阿贵、阿察都等杀掠皇太后和梁王属下的人畜。十一日，又劫掠芒部的官吏、商旅和财物。乌撒宣慰使僧嘉努逃入中庆。十五日，东川土官阿葵从乌撒逃到陆梁州，依附梁王的城池。阿车、阿苗分兵两路，想要擒获宣慰使阿固岱；约定日期后，由落吉渡口防守阿乃、普吉的乌防军，先攻打阿都的百姓，随后进攻逢昌，焚烧乌防总管府署。十七日，乌撒蛮侵犯曲靖、霑益州，焚烧荡坦驿，杀掠驻军，毁坏桥梁渡口。二十日，乌撒、乌防、东川、马湖四族聚集四千人，又起用罗罗斯军队，渡过金沙江，约定日期攻打建昌。三月六日，贼兵逼近雅州、卭部州，形势十分紧急，陕西省派右丞托欢抵御。八日，朝廷任命伊苏岱尔兼任陕西省平章政事，汪阿都齐任参知政事，伊苏呼都鲁任湖广省防政，与平章刘二巴图等进兵征讨叛蛮。奇尔济苏任湖广平章，与左丞沙卜珠岱、陕西杨防政供应军队；凡有军事事务，听从伊苏岱尔、刘二巴图二人节制。军马、钱粮的供应，即使有些增减，也可临机处置。四月二日，那由、普利逼迫乌撒、乌蒙宣慰使兼管军万户阿都合弃城逃走。当时陕西调拨二千人会合，又收捕三百人，驻守播州、小溪，以遏制乌撒蛮扩散的道路。云南省调兵三千人驻扎陆梁州，五百人驻守西曲靖，向东监视水西；一千人驻扎霑益州，扼守与乌撒相接的要害；二千人防守中庆，梁王又有军队五千人。刘二巴图、刘深、田、杨等人的军队正在捕杀顺元叛蛮，尚未能会合防守。伊苏岱尔与云南军队共同进兵，依次将各处全部讨平。八百媳妇：大德元年，八百媳妇国与胡弄攻打胡伦，又侵犯缅国车里；车里告急，命云南省派二千或三千人前往救援。大德二年，八百媳妇国被小车里、胡弄诱使，出兵五万人，与梦胡龙甸土官以及大车里胡念的儿子汉纲争夺土地而相互厮杀；又命部下混千率十万人侵犯防样等地。云南省请求派二万人征讨。大德四年，梁王上书请求亲自征讨贼军，朝廷商议调发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浙江五省军队二万人，命前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等率军征讨。后来军队经过顺元时，土官宋隆济作乱，道路不通，官军死伤，刘深带军返回，未能成行。至大四年，云南省上言说八百媳妇、大小车里作乱，蒲蛮阿娄银僭称平章都元帅，七十城门的土官缅察侵犯临安、建水，普定路土官的谋害、迁调官吏等事像蜂群一样连续数年不止，请求进兵征讨。朝廷命人带诏书召抚。皇庆二年，云南省命防难甸达噜噶齐帕哈哩鼎等率领元朝招谕使，带着八百媳妇部下的乃爱、乃温、官哀、官吾、恰尼、哀当、吾化儿、阿吾、阿散、阿哀等人前往其地。延祐元年正月，军队到达其境内的木肯寨。蛮族首领浑乞滥的妻子南贡弄派火头乃要弄前来迎接诏使，到寨后却立栅包围使者，询问来意，使者回答了；又问：带来的圣旨有什么话？使者回答说：等宋官宣读，我们不敢说，等见到浑乞滥再告诉他。乃要回去报告。随后他又来传达南贡弄的话：使臣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以前的使者只到我的寨子就回去了。帕哈哩鼎等人不答应。二月十三日，浑乞滥的儿子南通来见使者，说：行省先派胡知事招抚你们，你们派乃爱等人出降，所以圣旨现在派我们来召你父子。南通说：我们并不是投降，胡知事说你们朝廷土地广阔、军队众多，所以只是让家里一两个人跟随胡知事去看看罢了。第二天，南通派乃要来传话：胡知事来时给了我衣服、鞍马，现在你们所有的马都可以牵来。说完便把马全部牵走。第二天又来把衣服取走。不久，浑乞滥派火头南忿来说：可以让使臣来见我。三月十七日，帕哈哩鼎等人到达合三寨，与浑乞滥相见，宣读诏书。第二天，浑乞滥命令使者护送他的儿子南通前往孟范甸，把守边境，同时可以借机查看我方的地界。使者不肯听从，说：如果不查看我方土地就回朝，凭什么复命？使者于是跟随前往。到达孟范时，另有生蛮比要和南通的叔父力乞伦前来侵犯。南通说使者不能不帮助我，使者便跟随南通到木丙山抵御敌人。比要听说有诏使到来，便退回孟范。使者想返回，南通说：天气炎热，水势上涨，等到秋凉时再让你回去。到八月底，使者才得以离开。九月四日到达浑乞滥寨，浑乞滥亲手用白夷文字写奏章，献上两头象，并命部下浑乞漏、浑八剌、我董赛、爱章阑等随使者赴京。八番、顺元诸蛮：又名亦奚不薛。至元十五年，罗殿国主罗阿察、河中府方番主韦昌盛都献出土地归降。至元十六年三月，西南八番等国的卧龙番主龙昌宁、大龙番主龙延、三小龙番主龙延、万武盛军番主程延随、遏蛮军番主龙罗笃、太平番主石延异、永盛军番主洪延畅，以及静海军卢番主卢延陵，都来归降。他们的部下有龙文貌、龙章珍、黄延显、卢文锦、龙延细、延回、龙四海、龙助法、龙才零、龙文求等人。

译朝廷设置八番宣慰使司，任命司官前往镇守。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新添，派千户张旺招抚罗民国。只有贺宗一寨投降，其余都迎战。张旺将他们杀散。二十七日到达罗崩寨，贼兵又连续多日与总管王采交战，都披甲戴着红毡帽。王采战死。二十九日又在大吴交战。十二月一日，司官到达番地，召集土番首领，约定四日会集。卧龙番接受宣命，到期都来。只有卢番的卢延陵自称罗氏国主，阿察率军到达大吴。西胡迷使者赵木纳被擒去。我肯命令其出降。阿察起初已经接受归顺，后来与鬼国结亲。鬼国说：你还没有投降我，为什么先投降罗氏？于是他毁坏虎符而反叛。罗氏又名罗殿。事情上报朝廷。至元十七年，四川蛮吕告部主阿济上言，请求招抚阿察，朝廷同意。后来命南省以及云南、四川进兵征讨。八月二十九日，阿察派阿▯、阿麻二人到四川诸蛮夷部宣慰使司，自称没有反叛之意，只是云南平章听信仇人乌锁纳的话，罗织我的罪名，朝廷并不知道；我现在赴京听圣上裁决。云南左丞阿噜、四川都元帅伊苏岱尔与南省约定在十一月十五日会师于一奚卜薛。到了约定日期，南省军队没有到达。阿噜与阿察交战，伊苏岱尔命万户彭天祥、雅尔哈、特穆尔、托欢分三路进攻防宁关。一奚卜薛派部落中的阿侯迎战，战败逃入山箐。亦奚卜薛逃奔雕飞寨，阿察逃往大宁。阿鲁等继续进兵。伊苏岱尔说：贼军已经离开巢穴，现在调发乌撒、播州以及南省附近的军队就足以剿灭，我们可以回去；否则日子拖久了，粮食匮乏、瘴气兴起，对我们不利。事情上报后，皇帝命雅尔哈率一千人守在那里。过了很久，贼军困窘，于至元二十年二月八日投降。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一日，朝廷下诏招抚溪洞蛮夷说：中书省上奏，金竹知府臊胪说，先前奉圣旨招谕平伐山齐寨主谑薛，已经约定处置办法。现在有居几地面、百眼、左阿吉谷各当、各迪等人，自认为处在边远荒地，久已希望归附内地，请求颁发圣旨允许他们改过自新。朕嘉奖他们的诚意，于是准许所奏，命令将这些话告诉你们，大家都听朕的话。你们邻近的封地大多已经臣服，从番地前来进贡。万国以来相继入朝，南面有丹州归顺，北面有金竹归顺，陈防烂土不久前已经归附。新添葛蛮很久以来都已归顺，人人接受朝廷的恩命，佩带金符，赏赐优厚，官职守土如常。你们如果能率领众人效法归顺，朝廷将一视同仁；如果仍然迷失不改，那就是自取祸患，也会连累亲族。应当努力思考转祸为福的道理，体会上天爱惜生命的心意。元贞二年六月，平伐邻戒、平珠泸洞寨主王二原、谢鸡鸡公、韦巴郎、杨义等十八处官员，到云南省报告投降。行省派官员进入山洞安抚晓谕。至大德元年四月，平珠洞宿家、沙家两族带着呈献的礼物出洞，途中经过邻近蛮地新添葛蛮宋氏村的头水底寨。宋氏因两族不经过自己便投降而愤怒，于是派土都云长官落冒率众拦路，夺走贡物；两族逃散，平定并劫掠韦巴郎寨。五月，宋氏又命平浪巡检欧阳濯龙与部下大洞李巴林、竹哥等率木栳六十多人，劫掠平珠洞蛮官足万金的婆南大寨栅，逼迫他背弃云南的招抚；足万金已经请求投降，但他们不答应。濯龙掠走足万金的随从足万雷等人及贡献的方物。这次行动实际招降了平林、独山州、摇和洞、唐开、珠罗等处八百四十四寨、五万多寨民，朝廷设置长官司统辖他们，并任命蛮妇阿初充任长官。大德二年四月，八番桑柘蛮王二、万马、虫等反叛，杀死巡检三万，不久出降。马虫逃往别处，聚集七千多人攻陷平包寨，包围重奥寨。又与叛乱的猫犵狫必际等蛮族相互勾结，▯槐丫江等处的猫人作乱。大德三年，朝廷命湖广平章刘某征讨。大德四年正月，猫桑柘派部下文何带着竹契长力和方物来降。潘州宣慰司认为这些蛮人只是为了逃避被擒杀才投降，但仍应招安。后来黄平府也上言，桑柘附近的重奥、必际、都阵、犵猪、必梅等二十二寨刻立盟契投降。七月，桑柘蛮以及思官贼梅金匣、播州杨金万、必梅寨主娘报等三百多个寨子全部投降。大德五年六月，八番宣慰司上言，党元自投降以来至今八年不缴纳赋役，他部下的娘祖、大盘、小盘、白定、白药等蛮人先前联合平伐蛮人叛乱劫掠，包围先宗寨和吴卜弄寨，射杀猫民阿羊、金埧等人。官军捕捉班夏、潘家蛮党兀遮道等，帮助他们抗拒官军。今年正月，他们又派板桥郎来，重陂等寨的猫人焚烧劫掠百纳寨。宣慰司命马上桥、金竹府防备，并且派兵征讨。党元七十九岁，年老不能出战，便派他的寨主的拗以及儿子党寨的沙、勇强寨的福三人出降。的拗等人又与同党防鬼寨主陈醒、朱盖寨主楼地的弟弟杨八、小盘寨主腾香等共同发誓不反叛。至大二年三月，八番蛮割和寨主▯皱、谷霞寨主洛骠、刺客寨洛卜、傍吾狂寨的捣、谷浪寨只验都投降。诰阙三年，八番玩西猫蛮阿马害作乱，奏请批准捕捉他。四年春，阿马害与已投降的洛罗、洛登、各替，以及胁从蛮官卜制头的儿子哥暮出降。至治二年六月，八番蛮官闭罗茧与部下十嵓互相仇杀。七月，百眼佐等处蛮夷长官司上言，康佐寨主老康纠合谷耸寨主恰信等，杀死巡检王忠，拘押长官洛邦，又杀死土官防卜郎而作乱。宣慰司派官兵和土官敌通前往征讨。三年正月，八番呈周寨主韦光正等人杀牛立誓结盟，归顺投降，自称拥有土地三千里、九十八寨，属于畅黄五种人氏，共有二万一千五百多户，由韦光正等二十三人统领；他们愿意每年缴纳土布二千五百匹作为租税收入。宋隆济：大德五年，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反叛。

译起初，朝廷调发湖广、云南军队二万人征讨八百媳妇蛮，湖广军命左丞刘深等率领，从顺元番地取道进讨。又命南云左丞裕呼鼐招引达拉哈军队进入境内调用；命新添葛蛮军民宣慰司从琅诩驿经过平垷蛮峡到顺元哝耸等寨，组织人力，计算路程，分六处扎营，准备粮饷运输所需的丁夫、马匹，等裕呼鼐到来后会合察看；而雍真葛蛮乖西等部应当出丁夫和马一百匹。五月二十四日文书送到，宋隆济于是说：猫人、犵狫说官府要剃我们的头发，在脸上刺字，押送去当兵，三四年不能回来；宁可死也不去，即使到寨中被杀也可以。由此看来，民夫不能与官员一同征调。雍真总管府达噜噶齐也里千说：既然这样，就把你们宋氏全部征发。隆济说：我要到宣慰司申诉。于是出发。六月十七日，隆济联络木娄等族作乱。他的侄子腊月、宋六分、靳斤等人告诉也里千，要他做好防备，也里千于是逃到底窝杨黄寨。第二天，隆济率领腊月的弟弟不奴部、家童农防、洛中叚剌答、洛忙中等人，共五百人进攻杨黄寨，焚烧寨子和雍真总管府署。腊月奴、都保、葛海又来报告：隆济以一仇、二天和阿昔长官为名号，纠合他们共同反叛。又有紫江贼兵四千人前来助战，攻破杨黄寨。也里千逃走，贼兵抢走总管府印，杀死七里干奴阿麻的妻子忙葛农等人。当天，龙骨长官阿都麻杀牲祭鬼，向众人发誓响应隆济。他还说：官府拘捕壮丁，给他们黔面、剃发后充军，也可能杀死或俘虏我们的家人，谁知道呢？宁可死也不离开这片土地。于是众人各自背着长刀参加叛乱。二十日，他们又胁迫底窝总管龙郎，以及古龙、阿马都所部不这罗鬼阿开、阿娇等犵狫，抵达阿防寨，距离落邦扎佐长官司只有十里，声称要进攻扎佐。二十一日，攻破底窝寨，又想在迷乐桥进攻陇儿寨。二十二日，从贵州到新添界的哝耸陂，向北直到播州界的刀项路以及卜邓、加鹤鸣等驿站，都遭到突然劫掠。又派中火紫江笃猫胁迫巡检倘答邓一同反叛。二十七日，劫掠顺元毋告的地界。官校准备进兵抵御，却发现贼军正在进攻贵州；贼军杀散普定、龙里守令和军队，焚烧官粮，杀死张知州。七月十日，梁王下令湖广、云南、四川三省防兵诛杀捕捉叛军。八月，云南平章绰和尔进入顺元，与贼军交战，多次击败他们，水西、水东的蛮人也都杀死官军而反叛。绰和尔派人招抚水西土官的妻子蛇节，她不肯出来。蛮人洛暮报云者阿泡说，蛇节已经反叛，统率青衣军攻破军队，把贵州围困得十分紧急。又有三家猫箐蛮人据守草地，击败官军。十一月，朝廷下诏说：宋隆济散布妄言，制造惊扰事端，纠合蛇节以及罗鬼酋长阿合女仇相互煽动而作乱，特意派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刘二巴图、指挥使额森呼都鲁率兵，并会同思播宣慰使赛音布哈等土兵，与四川、云南省军分道并进。另行敕令梁王提兵进讨。悔罪归顺的人恢复官爵；能够杀死贼首或擒获献上的人给予赏赐；执迷不悔者全部剿除，一切事务听从刘二巴图等处置。十五日，隆济党羽校曲旁等进攻贵州。绰和尔俘获阿容者，据其供述，事情起因是征调八百媳妇的人夫、马匹；亦奚卜薛的儿子防说不能办齐人马，官府锁住他的脖子，防感到羞耻愤怒，于是与隆济商议，纠合阿八、阿纳许、波泥帖等人反叛。乌撒总管那由说：如果你们的军队攻破贵州鸭池，事情就容易办了；我将设法谋划，并派同族阿雄、阿行头、扎佐前来助战。行省命土官普利买马助军，普利却说军马价格不能用▯，必须用金子，因而观望不肯行动。这月间，土官乌犀反叛，行省出兵征讨，他败退到禄丰寨，劫掠梁王属下的财物▯。大德六年正月，官军因宋隆济第九次攻围贵州，粮食耗尽而撤回，贼军在花猫牛场、二箐和长脚木狫设伏拦截，又封锁万溪山沙木南箐、铁门关、沙树猫北箐，官军死伤很多，行装和文书卷册也被掠走。江头江尾、和泥等二十四寨，龙冯蹄十八村，都反叛。二月一日，四川宣慰使汪惟勤与湖广平章率防兵驻守播州。三月六日到达打鼓寨南面的木瓜坝，遇到贼兵阿毡，将其击败。九月十九日，刘平章派土官侠者暗中刺杀阿泡、蛇节，驻兵折剌危水等待官军。十月十七日，刘平章击败蛇节，蛇节乘船逃走。陕西军击败芒部叛蛮鬼旺、纳济等人，与云南、湖广军会合，渡过泊飞关追击蛇节。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刘平章到达阿加寨，追上蛇节。二月一日，蛇节出降，他的党羽曲捧、阿暮等四十多人也都出降。三月三日，刘平章率军从必加回师，奉命斩杀蛇节。蛇节当初反叛的地方名叫蹉寻，后来被擒获斩杀；宋隆济只有金竹的贼人月下卜兰木逃走。广西两江：至元十三年，来安军知军李惟屏，以及兼知涷州事岑从义投降。至元十五年，田州、上隆州、下隆州、武隆州兼州黄汉栧，思恩州八中、温润寨、频洞、计洞、渌洞、在洞、上下雷洞、上下影洞都投降。至元十七年，广州海港的贼人霍公明、苏俄细、麦婴上等作害，招讨使马应麟将其捕杀。大德七年四月，藤州大任洞的贼人黄德宁杀人，以牛、狗祭祀军队，僭越称号，制造妖言并劫掠，伪称皇帝李龙神，定国公皇佐丞相黄德宁，立国公皇罗荣，开国飞童黄京，夫主朝化民衙主黄汝妙，六部尚书潘国用，六按尚书潘罡玉，精光禄大夫兼管生民殿前太尉彭元吉，殿前引兵斩斫使莫道名，都统干太师黄劝。他们在贼寨门前设置醮筵，横写大字牌：建庆贺新君登极太平道。

译在醮筵上，他们呼喊万岁，又说：愿我皇帝早日登上九五之位。四月九日，他们用黑漆木椅搭成亭屋，手持兵器，张挂旗帜，鸣金击鼓，到巫烈山迎接李龙神，进献银钱庆贺。黄德宁家里有一块大字黄纸位牌，上面写着祝新君李万岁。其晓谕百姓的榜文说：按照穹庭发下的圣旨，天帝把宝物交给李皇掌握，日后统治九五之位，享有半干之庆。因为六国都已经统一为一个天下，现在李皇安排得力，取得衙主一十九司以及府额六百、十四军州、七千多个县。日后安定天下之时，命令衣冠、圭简、靴帽，以及杀活杖、玉玺，共计七件，发给李皇掌管。现在百姓中十分之七不相信，十分之三或许相信。五月将轻微征发兵卒，从不信的人中收取一千人，还担心连累相信的人。现在发布一张晓谕百姓的榜文，交给右蛮衙，晓谕相信的人。到期兵马执行命令，有诰命的免罪，没有诰命的必定诛杀。玉印用朱文书写，预先晓谕，因此一并张榜令大家知道。至元九年四月，榜文封存民仓帖说：逆民禾仓定公封龙神，又名万顷德宁，曾与父亲璋信叛逆，向有司投降；据说他们三代都是寇贼，六次叛乱又降服，如今不能赦免，不久将其捕获并伏法。至元八年，都窝洞的贼人反叛。至大二年，常丰洞蛮人大弟什用纠集洗王、不鬼、散毛等洞蛮，劫掠永宁的阿那禾寨。延祐二年，靖江古县罗蛮洞的徭贼劫掠并焚烧架阁库的文书卷册，释放狱囚。延祐四年，招出徭人赵仦千、七潘仦等，杀死并擒获石仓团侯重用，以及秀秀岭头团、白团、捉江团、淋背团、领豚团等贼人。侯重用能祭祀雷雨，通晓阴阳。延祐七年十一月，左州黄郎君劫掠渌查村。至治元年，太平路贼人赵郎陈反叛，占据粘村。至治二年，广西宣慰使燕牵上言：猺族不止一种，生长在深山穷谷中的称为生猺，野外居住，穴居巢处，刀耕火种，采山射兽来维持生活，使用标枪、药弩，动不动就杀人。与汉民杂居、住得较近的称为熟猺，略知生计，但也不缴纳赋税。还有撞猺，号称兵户，负责守卫隘口和道路，对官府有用。自宋代象州王太守开始招募熟猺，官府供给田地和耕牛，让他们承担这种差役，直到今天仍沿用。现在的办法，不如把熟猺与撞猺合并编为撞户，划分地界以阻截贼兵，这样最为便利。黄圣许：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上思州知州黄圣许反叛，聚集二万人。为防止道路阻塞和援军会合，交趾借兵攻打邕州，朝廷派副枢密程鹏讨伐，圣许兵败，率三十人逃入交趾。不久又来到边地，进行攻劫。三十一年，同知两江宣慰司事杨乌尔图上言说，可以不用兵而招降，圣许同意采纳。八月，圣许劫掠帮团长山隘，又与交趾兴道王结亲。不久，诏令赦免其罪，允许他改过自新。行省派乌尔图进入贼军黄合巢中宣读诏书，圣许过了一个月也没有出来。于是又以二万人讨伐他。当时贼军驻扎在上思州那答栅、三忒栅、细良栅、石佛栅、那结栅、那次栅等寨。杨乌尔图上言说，圣许两次招降都不肯出来。三月七日，圣许命其子志宝和大小头目一千多人来传话，说圣许曾对天发誓，不肯出来。官府带来的降表中说：杨乌尔图带着圣旨来招降，难道不令人欣喜吗？希望向北面谢恩。至于圣许虽然发誓不出，却愿意诚心投降，应当让他的儿孙和头目出来。官府允许圣许回到本州，招集逃户恢复生产。行省以圣许没有出来为由，仍按原计划进讨。三月十九日是圣许的生日，他坐在草房中，身穿紫罗盘领衫，衣内佩着□金带，坐在银交椅上，正对着上方悬挂的朱漆金字阙碑。前来参贺的人两次呼喊万岁。第二年正月，圣许驻扎在上牙六罗茅山林。后来兵败，从山半腰逃往交趾亨村。夜里睡了很久，梦中听说官军回来了，便经由旁村到达峙细，暗中藏在官军中。约定十月一日合兵进讨，圣许兵败，官军俘获了他的妻女。大德元年二月五日，圣许派他的儿子志宝带着降表前往广西两江道宣慰司，准备出发赴朝。随后诏令圣许入朝京师，圣许不肯，挟持志宝逃往交趾万宁寨。志宝不听从，逃回向官府申诉。六年，圣许又回到故地，住在凤凰旧巢，攻围诺屯、仙洞屯。后来又派人来告降，并请求归还他所俘虏的妾，朝廷对他采取羁縻政策。延祐元年正月，圣许攻陷忠州，杀死黄知州等人。六年，圣许的族人黄万山、万松寿攻打古能村、戈村，劫掠并杀害归龙团皮零洞的人。至治三年，圣许的女婿黄县官攻劫邕州渠乐墟，百姓逃避到弯团。】岑氏【至元十八年，镇安州镇抚岑毅反叛，给特磨道农士贵写信说：“如果有达达军马前来征发差税，我和你都是一家人，应当包围他们，与他们战斗厮杀；我实在不愿做大元的百姓。” 于是他发兵攻劫，杀死顺安知州李显祖，掠走他小妻的家财。官军讨伐他，他出面投降。大德十一年，左江来安路总管洞兵万户岑雄作乱，杀死他的侄子世杰。延祐七年，来安总管岑世兴反叛。十二月十七日，他焚烧田州上林县那齐村。第二年二月，杀死怀德知州凌顺武，夺取州印，又攻打那带县。不久世兴出降，说洞溪的情况与内郡不同，自唐、宋以来彼此互相仇杀，从来没有杀害官军、侵犯行省辖地。广西道又上言说，世兴曾杀死兼州知州黄克仁，并把他的尸体分食。世兴是岑雄的儿子。】思播【至元十四年六月，思州思景贤、播州杨邦宪两位安抚使投降。杨邦宪在宋朝任牙牌节度使、正任安远军承宣使、左金吾卫上将军、知播州事、御前雄威将军都统制、绍庆珍州南平安抚使，节制屯驻镇戍军马。朝廷授予他龙虎卫上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抚使兼播州管内安抚使，佩带虎符。十六年春，官军平定思州杜望、杜暮河、土茶林等寨，包围桐木笼竹。

译后来犵狫伯也一同反叛，攻陷合水、美嵒二寨。至大元年七月，思州报告说，广利、白拿等处的苗贼与公俄、羊溪的苗贼作乱，在白泥站埋伏劫人。三年，独山州土官防天童归附，朝廷设置独山州窖洞、木洞、都云等五处军民司令。天童请求前往招抚本州及邻近尚未归附者：黎坡上团九黎、九姓、黎苟、王剌、南郭文下、都云等一千九百多个寨，平伐生苗主只王等不在其中。行省同意了。招来平埧三间地酋长罗宋备、桑根地寨主芦桑吴各防，陈防烂土蛮官天程牙男天程猱，桑林独力长官亚浪男洛磨，界牌猫寨主乞把，上烂土寨主陈烂虫，下烂土寨主刘国围，麻乃寨主猫的，傍谷记寨主猫青珪等，他们带着刀枪、毡马前来献纳。延祐四年，洛磨反叛。起初招降时，洛磨称病，派他的儿子各里和大寨主都罢落能等前往行省。后来一同投降的杨银延控诉说，各里不是洛磨的儿子，而是奴子的儿子各午。到这时，洛磨侵扰水手浪等处。至治二年四月，播州上言说，招降了洞蛮北心寨官卢崩信备、大晏大关寨王安吉力上。洛磨寨、罗傲水洞入寨官黎上钱厮亮，以及大小答架寨官黎桑皮歪、卢客钱等。】海北海南【至元二十八年，琼州安抚使陈仲达上言，请求招降生黎、熟黎二类，获准。招降了本州生黎大踢、小踢、端赵、麻山等四洞，王氏平等出降。皇庆二年，黎贼王奴欧等反叛，假称平章元帅，建立国家、设置官职，焚烧劫掠百姓。三年正月，奴欧等投降，刻箭发誓不再作乱，让他们回归本业。但罗袄等处的军队仍未解散。延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百余名黎盗进入横州永淳县，杀死达噜噶齐，在民义村把人肢解处死，打伤县尉，逃往宾州古辣村。至治元年九月，黎贼侵犯茶洞，烧毁民居。二年七月，黎人王火烧攻劫百姓，官军捕获其党徒防▯、甘佛龙、彭瘦等。王火烧劫狱逃走，又攻陷南偏洞寨，杀死夯采等人。】广东【至元二十年九月，广东黎德区将军聚集十万人，改年号、僭越称号，杀害居民，攻陷城邑。又有增城县蔡大老、钟大老、唐大老都响应他，占据平康下里东团村等地。官军击败他们，区将军逃到蓝粪营，官军追赶并烧毁了那里。延祐三年三月，德庆路徭蛮反叛。后来命山主五世禄、山主李伯达招降圆麻山徭人盘郎梗、盘古缀、王穷肠等，使他们出面归官。至治二年，徭人何穷旸、陀穷旸等投降出官。月徭戏冯岳护侵犯新防县西通社。】江西【至元十四年四月，江州长江贼黄广德自称天下都大元帅，刻制都帅印，又立号为天从广德皇帝，设置铜将军、铁将军等称号。五月，沙县贼谢五十自称擎天将军，不久都被平定。十七年，南康都昌县杜可用反叛，号称杜圣人，伪改年号为万乘元年，自称天王，民间都侍奉所谓天差变现火轮天王、国王、皇帝，以谭天麟为副天王，以都昌西山寺僧为国师。朝廷派史弼讨伐并击败他，命江西招讨方文擒获杜可用。元贞二年七月，赣州兴国县笼坑百姓刘六十与名叫季撰的人散布妖言，张贴伪榜和刘季天旗，自称刘王，刻制“皇汉高祖广新之帝”印，并发行王二印，设置朝殿，开设行省，设置丞相、左右丞、将军、军头等官职，宣称停止杀害官府中人，与张大老作乱。八月攻打吉州永丰，江西省派左丞董士选讨伐他们。十月，官军捕获刘六十，他自杀未死，最终伏法。延祐二年四月，赣州宁都州蔡五九反叛，与党徒聚集在鬼子寮五王庙，杀猪置酒，都拿着锡楞枪刀。五九自号洞主。六月，五九率众劫掠村落郡邑，杀死宁都州同知赵同知，包围宁都州，焚烧四关。八月三日，官军开门出战，贼军退去。五九自称蔡王，骑马排列仪仗，张挂汉高祖制造的战棚、炮架和攻城器具，声势十分张扬。他又侵犯福建境内，朝廷上奏派兵讨伐。九月，江浙行省、江西行省的防兵到达石城县，弓兵宋伏成在鬼子寮木麻坑擒获五九，五九伏法。】福建【至元十六年五月，招降闽地八十四畬；尚未投降的，在十七年八月由陈桂龙父子反叛漳州，占据山寨。桂龙在九层际畬，陈吊眼在漳蒲峯山寨，陈三官在水篆畬，罗半天在梅龙长窖，陈大妇在客寮畬，其余不尽记录。十八年十月，官军讨伐桂龙，方元帅驻守上饶，完者都屯驻中饶。当时桂龙的部众还有一万多人，拒守三饶。不久捕获他的父子，将他们斩首。南剑州丘细春反叛，自称镇国开国大王，改年号为昌泰。二十年八月，建宁招讨使黄华反叛，聚集亡命之徒十多万人，剪发、刺面，号称陀头军，占据政和县。十月，诏令史弼、高兴、刘二防都、巴延率兵讨伐，与福建呼拉楚防合兵，黄华兵败后自焚而死。】浙东【至元二十一年十月，台州仙居县有个王仙人，说今年五星朝向斗宿，天将崩、地将陷，应当有圣人出世，于是招募并立大将，在黄都设置寨栅。南溪氏陈再一等跟随他作乱，失败后烧毁自己的房屋，投火而死。二十六年二月，台州宁海人杨镇龙反叛，占据玉山县二十五都，伪称大兴国皇帝，任其党徒厉某为右丞相，楼防才为左丞相，在所居门上用黄牌写“大兴国”，改年号为安定元年，乘黑轿，轿上覆盖黄绢，打黄伞，把良民刺额为“大兴国军”四字。二月一日，杀马祭天，接受伪天符，发动事变。楼防才等拜呼万岁，拥有军队十二万，其中七万人进攻东阳、义乌，其余进攻嵊县、新昌、天台、永康。

译宗王瓮吉喇特、浙东宣慰使史弼讨伐他。杨镇龙攻陷东阳县，不久被擒获诛杀，缴获两枚印，其中一枚是“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另一枚是“护国护民威权法令奉命之印”。】湖北【大德五年闰八月，怀德府麻用、南木达联合权生蛮獏▯犵狫，在麻用州境内筑寨，杀掠田大十什家，劫掠辛苦村洞主仰閧驴家。皇庆二年十一月，靖州青符团石榴山蛮吴干道作乱，不久投降。延祐元年，沅州胡老防、猺贼作乱，三月招出其党徒蒲狗尚。金朝李部凯至瓮省寨出官。七年六月，慈利州贞家山居民贞公联合怀德府河者洞驴合什用、谢甲洞巨仙什用、恩石洞没尔什用、安俱洞重达义等，侵犯白水泉界。】湖南【至元十五年，全州教授唐子定奉府檄文招降清湘县西延溪蛮，他们都拿着木牌到府中投降。沽油团屋孙耶、棒水团门客耶、师哥骂耶、专田团防无米耶、防社勾耶、龙堂团近师耶、壬哥罗勾狰猛口团客多耶、小池团祖女耶、穿弟伞匠耶等，共二十多个团。这些猺人居住在深山穷谷的巢穴中，不戴帽、不穿衣，赤脚露着小腿；衣服用牛羊血染白布制成，逐幅按照身体拼接起来。他们没有领袖，耕种山地，种豆和薯蓣，出产楮皮、厚朴。大德二年，郴州可大老反叛，官军杀死其中的刘尊长、王寨司等人。又有黄公爹也反叛。】四川【至元十四年五月，降授付西川诸蛮夷部宣慰使昝顺，命他招降恩州田景贤、泸州可南番蛮王阿永，以及叙州筠连、誊串、豕鹅、昔霞等处各族蛮夷。十五年，叙州剥骨蛮杀死使者。十七年六月，施州市备大盘、散毛等洞溪前来纳款。十九年，征发都掌阿永等民众为兵，讨伐答马剌都掌等。都掌上言说，宋朝时从未征发军队，请求以马牛帮助军需，朝廷同意。不久，征讨亦奚卜薛时，起军酋长阿峻等也不听命。二十二年正月，讨伐并使其投降。又有巴耸农洞等蛮族。三十年十月，西川行枢密院奉诏征讨铁州、茂州、汝州的西番蛮夷；被杀戮或投降的有必力溪等十五寨，其寨主名叫牛特。○蛇必 ○乌麦 ○蒲雪韦吠 ○舍具 ○得输 ○只禅 ○非曰 ○东非 ○以及勾巴等。其余尚未归附而朝廷准备征讨的，是西番的蚁磨。○□成 ○独秦罢 ○强獐彻垓。○颜苏 ○五则 ○客客昔多 ○坡必立 ○兀剌 ○新而元 ○以及立山等。○六年，陕西平章伊苏岱尔奉命进兵讨伐顺元、罗鬼、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等处反叛蛮族。九月，伊苏岱尔从叙州庆符直冲矣娘州；乌蒙政阿都齐从长宁直冲芒部，使其降服了十八九成。军队回师到永宁取粮时，阿永蛮雄挫反叛；雄挫藏、八番反蛮蛇节及其部曲阿氊，以及他的妻子折躬、折利和芒部纳即的弟弟卧踏故，在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于赤水河反叛。伊苏岱尔前往讨伐，射死阿都，夺取其金裹甲镬子，抢掠九战后才逃出叛境。闰五月，雄挫的妻子苏池与招降官蔡闰的文书，大略说：“阿具、阿卑带来榜文，说让我住在山箐中，此外没有同伴和蛮官，我从来不管官府的事。顺元联合各夷作乱，派人邀请我一同反叛；我虽然与他们是亲戚，却绝不曾听信。又听说羿子杀死了使臣，这不是蛮官的本意。我亲自到单洛具，把此事告知各蛮官，然后再到军中。”于是又命蔡闰前往招抚雄挫。六月，雄挫派阿加、阿抱带文书来，大意说自己没有反叛，是使臣贪婪造成的。十四日，雄挫派牌头阿底下和夷人阿大递送文书，向陕西省右丞投降，但称病不出，只让永宁路同知阿况的儿子委界赴官，原来是他的叔父；又与必能、阿模同行。朝廷一定要雄挫入朝，便移文行省说，他不出来就进讨。十一月，雄挫上呈，选择二十四日起程；随后又上呈，改选十二月初三日狗日出部，二十四日到鲁槽，与他的部曲阿他及办事头目各者、末末等二十九人赴京都，获得赏赐的衣服、弓箭、鞍辔后放回。至大元年三月，大弟什用聚集洗王、不鬼、散毛等洞的军队，侵犯者等洞，后来出降，派墨施什用、答昃什用赴阙。五月，归州巴东县唐伯圭说，十七洞的部众中，只有容米洞、罔告洞、抽拦洞有壮士一千多人，不足为惧；官军可以分四路讨伐，其中一路从红钞寨直趋容米。○玩珍 ○昧惹 ○卸加 ○阿惹 ○石驴等洞；另一路从苦竹寨到达桑厨。○上桑厨 ○抽拦洞；另一路从绍庆到达挲摩。○大科 ○阳蔓师 ○大翁迦洞；另一路征讨巴洞。有人问：“十万大帝、什用洞的军队前来接应，这样可以平定吗？” 至治二年，散毛洞蛮大望、什用劫掠黔江县五里荒。三年五月，顺元洪番安抚使劫掠卜哥所管辖寨中的百姓，抢走铜鼓、牛毡等物。】西番【至元四年五月，崇庆等处从宜王遇等命已经投降的西番人、大番官旁术和阿里吉招降，招来西番大和尚解设 ○三卜鲁大防 ○答谷族思蓬怯 ○将同族速恭麻 ○拘宰族鲜酌等，共十一族。七年，从宜府派投降的番官颡和尚，招来了远番和尚石本杂。○汝凤川番官独然堋入朝。

译二十三年，阵骨族六彪及其子合彪联合氊单族、条竹族，攻掠脱思麻路，官军击败了他们。二十六年，叠州西番人朶儿只牙思招降了生番心□等八族。至大三年二月，云南省防光路土官防罕上言说，他有个弟弟三澜在西天界蓝塞守边。大德八年，三澜来报告说，西天地处偏远，不知道是什么达达军队夺取了几个寨子后离去。今年正月，三澜又派火头官兠来报告说，西天使者来了，又有达达军队杀死西天王，立他的孙子为王，夺取他的堡寨；他们所骑的马非常高大，蹲伏下来才可以上鞯鞍。询问此疆界之外，那里统治者是谁，得知西天王居住在白衣之地，归属大元、作为百姓缴纳赋税已经很久了。于是取出大箭三枝、金段一匹，派人给白衣送信说：“我得到的土地，由我作主；在你土地上的事情，由你自己作主，彼此不要侵犯夺取。”这次来使把箭和金段交给三澜，并说：“不要因为认为这里有边境警报，就不敢不报告。”事情上报后，朝廷命云南省查探、准备并办理。至治元年，土蕃宣慰司呈报，孔提谷充儿等七族番贼与阿娥弟防者等埋伏在五卢平林中，杀伤官军。又有昌东 ○着思巴 ○八郎笃公 ○参卜郎 ○赤▯ ○阿八 ○必只剌等，东西万里之内都属于生番。其中八郎朶公劫掠朶儿只八站的马二百多匹。】辽阳威古特【至元十年，征东招讨使达希喇呈报，先前因为海势和风浪险恶，无法渡海征伐岱音、济喇敏、威古特等地。去年出征到尼噜罕地区，询问得知乌登额人约苏称说，要征讨威古特，必须聚集军队，等到冬月色克小海结冰，才能踏冰前往；应当先征伐岱音、济喇敏，才到威古特境内。大德二年正月，招讨司上言说：济喇敏人百户哈芬 ○博和哩 ○等人，先逃往内和屯，与叛人勾结，投顺威古特后作乱。朝廷奉诏招抚他们，千户巴雅斯认为哈芬等已经反叛，不可招抚，于是停止招降。大德元年五月，威古特贼人沃棱乘济喇敏制造的黄窝儿船渡海，到达哲哩木觜子作乱。八月，济喇敏人诺木齐渡海到乌色寨，遇到内和屯人，说济喇敏人雅奇扎木称，威古特贼人与博和哩等想趁今年海水结冰时渡过去，劫掠打鹰人乞讨之地。后来辽阳省咨文说：三月五日，济喇敏百户乌坤济等来归，发给鱼粮、纲扇，加以存恤；移文让管沃济济喇敏万户府收管。六月五日，官军在锡喇和屯击败贼军。七月八日，威古特贼王博凌古从果斡渡海进入佛哩河，官军击败了他。九年六月，济喇敏人吉尔库报告，威古特贼劫掠纳木喀等人，官军追赶不及，他们渡过扎尔玛河继续劫掠，直到至大元年。济喇敏百户奇彻奇纳说，威古特的约索努呼想投降，派达哈扎萨到尼噜罕。又有济喇敏人多神努额齐讷来报告，约索努呼、沃棱等请求投降，带着刀甲和头日布结结，并且说每年进贡异皮，夏天达喇布鱼出现时返回，等等。】圆明和尚【延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夜，奉元盩厔县终南景谷小高山僧人圆明和尚，在扶风小员大家纠集苏子荣等五十多人，各自拿着桑木笏，手持两把剑，祭祀星斗，假称即位为皇帝，众人呼喊万岁。圆明和尚姓白，名唐古台，三十七岁，是耀州美原县特默齐军人。延祐七年四月，他在小高山湫池旁建造禅庵诵经，不久把母亲冯闰娥和弟弟广师也迁来庵中。盩厔县人来烧香并接受戒牒，圆明因此与苏子荣等相识；到这时，他告诫他们在七月五日攻打奉元路、发动事变。他的徒弟说，普觉长老和尚曾说，上元甲子年应当共同登上帝位。六月二十九日，扶风县人告发变乱，官军前来捕捉他们。唐古台手提宝剑，夜里二更想出山逃走，官军包围了他，双方互相射箭；鸡鸣时，他又回到庵中。七月一日，陕西省参政多尔济巴勒史中奉命率兵捕贼。唐古台把母亲藏在树林里，和妻子妙师及党徒向西逃过秦岭，走了很久，因没有粮食而把伪印章丢弃在草丛中。唐古台和妙师藏在树林里，派人下山探听消息。八月五日午时，唐古台困倦睡着，官军追上来，捕获妙师等人，唐古台逃脱。九日，奉元路达噜噶齐巴延在白杨平河擒获唐古台，唐古台伏法。○招捕之事不止这些，只选取其中与人名、地名以及事件和编排次序有关的内容收入注中。军制 世祖即位后，建立官制并安排职掌。侍卫有左、右、前、后、中等诸卫，各卫设置亲军都指挥使。除此之外，万户以下设置总管，千户以下设置总把，百户以下设置弹压；总的由枢密院、皇太子兼任枢密使，节制天下军队。地方有警时，设置行枢密院，事情结束后即撤销；又把都镇抚司移属行省，命一两名长官统领。万户、千户、百户分为上、中、下三等。万户佩金虎符，符座为伏虎形，虎头为明珠，又有三珠、二珠、一珠的区别。千户佩金符，百户佩银符。万户、千户战死者，子孙可以袭爵；因病死亡的，降一等承袭。总把、百户年老死亡，万户调任其他官职，都不得承袭。这项制度不久废除，如今无论大小官职都由世袭，只有因罪被罢免者不能世袭。军队编制称为“翼”。百户以下从散兵中编成，若本属该翼，家属可以免除充卒；属于其他翼的，家属不能免除。千户以上即使本属该翼，家属仍不能免除。军中幕官任职久、积累品阶到四品，可以任千户；军士起初有蒙古军、特默齐军，蒙古军都是国人，特默齐军则是各部族人。按规定，家中有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男子的，无论人数多少都全部征为军士。

译有战事时，军户空出营帐出征；十人编为一牌，设置牌头。上马时准备战斗，下马时驻屯、聚集、牧养牲畜。儿童逐渐长大，又登记为渐丁军。平定中原后，征发百姓为士卒，称为汉军；有时按贫富分为甲乙户，每户出一人，称为独户军；合并两三户出一人，其中一户为正军户，其余为贴军户。有时按男丁计算，曾规定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改为十丁出一卒；有时又按户数计算，二十户出一卒。又规定二十岁以上者充当士卒之家，若是富商大贾，则另取一人，称为余丁军。至元十五年停止此制。有时征取工匠为军，有时征取诸侯、将校的子弟充军，称为质子军，又称图噜哈军，这些都是战事繁多时的临时制度。天下平定后，曾经服军役的人固定登记入尺籍、伍符，不得更改。有人虚报、增减丁口和财产，一经发现就按实际情况改籍，并加盖印章。军士在戍所因病死亡，服役超过百日的，按次丁补役；丁口少的，再加服五十日。战死者，复其军户一年。贫困不能服役的，聚合数户为一户，称为合并。贫困极甚、年老而无子的，注销其军籍。户绝者，另由民户补充。奴隶获得释放、可以自行生活的，让他为原主人充当贴军；逃亡后归还的，恢复三年军役；再次逃亡的，杖责；投奔其他差役的，仍归还军籍。军中医术高明的人，奏请恢复其军户；其土地起初只按百姓所缴租税的一半征收，后来免除四顷，称为赡军地，其余田赋按通常制度征收。收编宋朝军队后，称为新附军。大体上，蒙古军、特默齐军驻守中原，汉军驻守南方，也间杂使用新附军。各国人中勇猛强悍的聚集为亲军宿卫，并按其族人命名为钦察卫、喀喇卫、阿速卫、唐古卫。内外士卒都按时轮换服役；又有辽东的糺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的寸白军，福建的畬军，这些都不调往其他地方戍守，大概属于乡兵。又有按技能命名的炮军、弩军、水手军；应募聚集的称为达勒哈军。这种军队不发粮饷，不登记入军籍，让他们充作游兵，以助声势，并以掳掠获利。他们的名额数目，见于宪宗二年、至元八年、十一年的军籍，新附军则有至元二十七年的军籍。除非有诏令，即使掌管军籍的人也不敢擅自调发，也不得查阅其数目。军队出征戍守而家属留在乡里，称为与鲁州县长官共同署衔兼任鄂啰官来管理。这是大概情况。见于簿书的具体事项，都列在左方。军器 本编记载兵器，并附载军需物资的供给条例；名称和器物详见《工典》，这里记的是发放、缴纳之事。至元初年，命统军司制造兵器；于是各万户行营选取工匠，自行修造。宫内有武备等储藏物资，各郡设置杂造局，每年把铠甲、兵仗上供。其中精良的有西域炮、折叠弩，都是前代未曾听闻的。军需物资有粮食、钞币、衣帽、靴裤、制式器物，以及燧马、馽马、马蹄涩、鱼网、斧镰、镢、浑脱等类。【太宗四年，十户置办军衣十套，每套四件，即帽、棉袄、棉裤、靴。○军器有十五稍炮、九稍炮、七稍炮、五稍炮、三稍炮。至元二年，命统军造司制造或修补兵器；各万户军中选取工匠，设置工局自行办理。四年，上都李仲成制造靴车、神凤弩，能射八百多步。六年，教头李初请求制造军器、训练士卒武艺，奉诏各种器械只制造一件真的，其余用木头制作。○军需有马脚涩、披毡、夹袋、火镰、木碗、绊布、帐、铁橛、铁▯、斧镰、柳编子、柳观、毡帐、铁锩、铁鸦、镢、铁簟、篱、浑脱、铁于。十一年，制造絮四石斗力柱子弩、二石斗力弩。三十年，征取江浙省的纸信炮。皇庆元年，把新附军的铠甲兵仗收藏在本万户府，封存；有调遣时才发给他们。】教习 军阵有奇兵和正兵，人员有坐和起，兵器有击和刺，都必须听从金鼓、看准旗帜，使千万人如同一人，这样才可以投入战斗。神元上世，北方民族依北斗极星建立国家，把兵法寓于狩猎之中，进退开合、聚集分散，都十分严整。到夺取天下时，四处征讨不服之国，水军、陆军无不训练，所以能够向东西方讨伐，所向无敌。太平日久，训练反而更加没有废止；各将领部下都设置教官，劝勉者赏、懒惰者罚，都有明确法令。现在把见于簿书的记录下来，以便后人考察。阵图和作战技艺，属于机密，不向众人展示。整军备战 天子刚即位，就分别派遣枢密院臣僚乘驿车巡视各省以及各郡，考察戍将所统辖的士卒：检查士卒强壮还是怯弱，核对军籍数目，查看马匹肥壮还是瘦弱，考察兵器是否锋利，铠甲、头盔、鞍、盾是否坚固，箭箙、弓、箭、旗帜是新是旧，各类器物是否齐备。举行大检阅，实行赏罚，回来后奏报，这叫“整军备战”。一方面是为了在接受天命、登上帝位之初振举各项政务，军事事务也包括在内；另一方面是为了警示天下、使人注意，并预防意外，这是常规制度。其余有时因征伐，也检阅将要派出的士卒；在规定日期即将出发时，或者外地原有军队被废除、更换而藩方新设军队时，都必须核实、整顿、统一。有时受任者怠于职守，就前往整治其松弛废弛之处，也都按上述办法整军备战；现在一并记载于此。不过这些事项没有诏令都不敢实行。功赏 赏赐，是军中的重要事务。凡因战斗、守备有功而登记受赏的，都已经随相关事件附载。见于记事的，有的事情已经过去，追念其功劳而加以赏赐；有的汇总多项功劳，一并议定赏赐；有的泛泛因征伐劳苦而给予赏赐；有的因兴建土木工程，在完工后犒劳；有的派使者整顿、检阅天下军队，回来奏报其谨慎尽职而升迁任用。世祖以前的记录，则因簿书缺失而无法考见。责罚 国家多次用兵出师，但编纂记述中见到的责罚很少。大概因事获罪、受到责罚的，各随其事记载；这里所录大多是夹杂在其他罪行中的处罚。正如赏典所说：宿卫

译佩带弓袋和箭囊，排列在宫禁之内的，称为宿卫军。国家举行大朝会时，在京师遍征诸侯王的年份，有关部门设置庐舍，环绕宫城内廷，士卒日夜住在其中，以防备非常情况。朝会结束后就撤除，这类军队称宿卫军。皇帝祭祀郊庙、巡幸佛寺时，清理街道、肃清道路的，称仪仗军。随从皇帝巡幸京畿的，称扈从军。坐守府库仓廪，盘问出入人员，摇铃警夜，以保护天子的财货的，称看守军。皇帝巡幸上都时，随留守大臣值守，夜间按钟声从谯楼下出发，分路巡行国内街道，察看盗贼直到天明的，称巡逻军。每年漕粮由海路运到沽水口，输送到海津仓，五方人员聚集，恶少和不法之徒游荡作乱，于是出动一千人弹压，称镇遏军。以上各类混杂记在一卷中，举出一类来附带其余，称为宿卫类。屯戍 国家初期征伐时，驻军地点并不固定，而是根据山川险易、事机变化安排进退，没有固定制度。天下平定后，命宗王率兵镇守边疆关隘和要地，例如和林、云南、回回、辉和尔、河西、辽东、扬州等处；又以蒙古军屯驻河洛、山东，占据天下腹心。汉军、特默齐军戍守淮河、长江以南，直到南海，新附军也间杂其中。蒙古军就地设营并以家属相随，其余军队按年按时轮换，都有成法。只有南方三个行省不时请求调动军队，想把这里的军队调到那里；枢密院必定认为，当初攻下南方时，世祖命巴延、阿珠、安塔海、阿尔哈雅、阿勒哈与阿尔娄博啰等议定了六十三处驻军地点，不可轻易调动，于是奏请拒绝。这就是大概情况。工役 军队所承担的劳役，大多是修筑都城、皇城，建造郊庙、社稷、宫殿、籍田、官府、寺院、仓廪、道路，修筑堤堰、闸坝，建造桥梁，开凿漕河，举行大祭祀，清扫坛壝之类。其余还有建佛寺、修宝塔、竖立幡竿、修缮寺僧的水碾，为大臣修建宅第，搬运碑石，砍伐造船木材，砍芦苇覆盖城墙，整治鹿圈、黄羊圈。动用一百人、五十人的工程，由枢密院发给指令；超过这个人数就要奏报。有时也发给雇工钱和粮食。不过这只是京畿以内的事务。外郡则只有修缮甘州城，修建仓库，疏浚咸平府清寇河的水道，修整宁夏浮图一百零八座而已。存恤 国家对军士的抚恤已经很优厚了，但官吏在发放和扣除之间，也有刻意罗织、苛刻对待的情况。朝廷一向忠厚，时间久了也都加以厘正。担心军士饥饿，就发给粮饷；天气寒冷，就供应衣服；年成荒歉，就赈济他们的妻子儿女。军士从战场或戍所回来，途中由有关官府接续供应食物；生病的给以治疗；不幸死亡的，发钞二十五贯，称为坟瘗钱；将校加倍，并让军营旁边用草席草苫殡殓，等同乡县的人服役轮换回来，再命他们把遗骸背回家乡，这难道还不够周到吗？起初制定制度，士卒战死，免除其家军役一年；因病死亡，免除半年；受伤后扶回营中死亡，按病死办理。枢密院认为，作战受伤、回来后死在营垒中的，与驻守屯居、临终死于病榻的不同，也应免役一年。又规定士卒每月初一早晨领取粮食，不幸在月中病死，则从死亡之日起到月底剩余日子的粮食，称为破月粮；有关官府还要把这部分粮食收回仓库。有的人生病时已经把粮食卖掉作为生活费用，就向他追收相当于五个人粮食的数目，称为掯除；逃跑者，也大致按同样办法追收其逃亡日数的粮食。在职官员多次上言认为不便，请求无论数额多少都赐给军士，用来买棺材。又规定，官吏患病，病满一百日后申报罢职；如果其破月俸米超过当月五日，也仍然发给。后来这类事情交给版曹办理，版曹拘泥旧例不改，朝廷不听从，最终免除了远戍病死者的破月粮，而逃跑者仍照旧追收；这难道还不算忠厚吗？【至元十五年八月，枢密院议定：战死军士存恤一年，病死者存恤半年。如果在阵前攻战中受伤，回营后死亡，难以与同屯居住时因病死亡的军人相同，应按阵亡的例子予以存恤。至治元年六月，龙兴副万户王武德说：广东军人死亡后仍追征、扣留已经支用的军粮，按月追算盐粮，很不便利。甘肃行省也曾说：除名军士应照算其死亡或逃亡期间所食用而未用尽的盐粮，却从现存军士中扣除，便使现役军人实际受到亏损。又南安路总管府判官牟规上言：军人病故后，遗留下的盐粮，有的十日，有的半月才拘收还官，很不便利，请求今后无论多少，一律发给，用作购买棺材的费用，这样看来，死者和生者都不至于无所归着。现命南雄路戍军李真、湛灼等自本月初九日、十一日以后死亡的，官司一概把已经支给各军、跨月支用的盐粮，作为门下数目，在下月实际应发的军粮中扣除。我恭敬地看到首部所定的条例：各官吏患病满一百日，即作为出缺；支领的俸米，除整月支领的须全数交还官府外，按已经支领的跨月俸钞计算；如果已经过了当月初五日，不属于跨月粮数的，免予征收。都首将死者及逃军遗留下的米粮拟定为应当拘收还官；如无米粮，便令所属头目赔纳，已经施行，现也依照上述办法施行完毕。都首认为原拟办法不妥，又将此事发回本部。边远戍军病故后已经支领的口粮，既然已经用掉，如果再令扣除并由人赔纳，就有违优恤怜悯的意思，拟请免予征收。到下个月随即除名，不得因时日迁延而虚耗、冒领官粮，仍令肃政廉访司加以察访。《兵杂录》。《兵杂录》这部书为何要编录，其意义见于总序；这里记载的是其中有关兵事的内容。马政。本朝在朔方开国，土地广大，边地的骆驼、马、羊、牛多得无法限量，也无法逐一计数。如今牧马的地方，东面越过耽罗，北面超过和林、图们，西至甘肃，南达云南，共有二十四处。又有大都、上都以及谔尼巴雅尔、哲里木齐逹勒等地，周围万里，没有一处不是牧监放牧的地方。朝廷设置太仆寺，掌管御马，以及供应宗庙、影堂、山陵祭祀和御膳所用的挏乳。民间的马，实行抽分制度：马数达到一百取一匹，达到三十也取一匹；杀掉马的免于抽分。牛羊也一样。实行抽分的地方共有十五处。有时遇到征戍、边境包围而缺马，便通过和市、拘括来应付仓促之需，这不是常规制度。有关情况都分类记述于此。太仆寺掌管御马，在马的左股烙上官印和编号大印；这些印号有兵古、贬古、濶卜川、月思古、干乐寺等名。所产骑乘的马，烙印后供太庙祭祀和各寺影堂使用；乳酪则供牝马、仪仗、宫人出入时所乘的尚乘马，并供皇帝及诸王百官饮用。取黑马乳供御膳，称为细乳；供诸王百官的称为粗乳。又自世祖皇帝以下，各处山陵都设醖都取乳以供祭祀，号称金陵挤马；满三年后，便同中山陵一样分取羊马。

译太宗时，民家牛羊马达到一百头的，取其牧养的牛羊马各一头入官；牧马、牧牛、牧羊达到十头的，也各取一头入官。定宗时，诸人牛羊马群每十头取一头，隐匿者有罪。宪宗时，每一百头取一头。成宗时，每年七八月间，派人携带圣旨到驿站，前往有关州县，与民官当面抽分；十月分赴各地的，交给宣徽院，马群达到一百头以下、三十头以上的抽分进贡，不到三十头的免除。共十五处：虎北口、南口、骆驼岭、白马句、迁民镇、紫荆关、丁宁口、铁门关、军源口、沙静忙安仓库坊、兴和等处、辽阳等处、察罕诺尔。又世祖时，不许贩马越过南界，即黄河以南、潼关以东直到断县一带；非官府中人不得骑马，都令其卖给官府，并且禁止用马拖车、拖碾和耕地。屯田。国家平定中原、攻下江南后，遇到坚城大敌，长时间不能攻克，便依靠军队屯田，使士兵一面耕作、一面作战，为长期驻守作打算。当时没有文书记录制度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考察。统一天下以后，屯田之制仍然实行而没有废止。内地由枢密院所属各卫，随军营驻地建立屯田，军粮都依靠屯田供给。外地则由行省、州郡，也因地制宜设置屯田。甘肃的瓜、沙，河南的勺陂、洪泽，都沿用古制以充分利用土地。云南、八番、海南、海北，本来都不是适宜设置屯田的地方，是想借此把军队安置在蛮夷腹地，以控制扼守那里。和林、陕西、四川等地，有的依照土地所宜，有的从边防计议，考虑周密，制度很完善。有关设置屯田的原因、增减的制度、收获的数额以及赏罚的规定，都详载在下文。枢密院所辖：左卫屯在东安州永清县，有军二千人，田一千三百一十顷有余，实际耕种一千顷，其余土地建立营司、场院、房舍；牛二千头。右卫屯在永清县、霸州益津县，其余同左卫。中卫屯在香河、武清、宝坻，其余相同。前卫屯在霸、涿、雄三州，以及防津、文安、新城。后卫屯在永清、霸州。武卫屯在保定的定兴、霸州、涿州，有军三千人，田一千顷，牛四千头。左翼屯在防川县、沧州、清州二州，设置屯田万户，有军二千人，田一千三百九十九顷，牛一千六百头。右翼屯在大都的武清、保定的新城，有一千五百人，田六百九十九顷，田地在郭州、雄州二州，牛三百七十头。忠翊侍卫屯在大同的平地、朔州的马邑，有一千人，田二千顷；滑州、静海有七百人，田六百五十六顷。龙翊侍卫屯在文安，有八百人，田三百顷。左卫率府屯在武清，有三千人，田一千五百顷。宗仁卫屯在蓟州大宁路上金山，有二千人，田二千顷。宣忠扈卫屯有一万人，田四百顷。司农司所辖：永平屯在马城，有三千二百九十户，牛三千六百六十头，田一万一千六百顷。营田提举司屯在武清，有二千一百余户，田三千五百顷，牛三千六百头。广济署屯在沧州，有一千二百二十户，牛三千二百头，田一万二千六百顷。宣徽院所辖：淮东、淮西屯在淮安、东海州、高邮、招洄、通泰、淮东、淮西、淮安州、塔山、徐郢、沂等地，有一万一千七百户，田一万五千二百顷，牛三千二百六十六头。丰闰署屯在蓟州的丰闰县，有八百三十户，田三百五十顷。宝坻屯在宝坻县，有三百户，田四百五十顷。尚珍署屯在兖州，有四百五十户，田九千七百顷。腹里所辖：大同屯储府屯在大同山阴县，有九千九百人，田五千顷。虎贲司屯在上都，设置司署掌管松州分司，有军三千人，佃户七十九户，田四千二百顷。岭北省屯：称海五条河，有四千六百户，田六千四百顷。辽阳所管：大宁路海阳屯，迁马镇设司；瑞州以西濒海处设置屯田，有一百三十户，田二百二十七顷。浦峪路屯在剌怜，设置司署，有四百九十户，田四百顷。金复州屯，本路设置司署，在忻都察建立屯田，有三千六百户，田二千五百顷。肇州屯，有防古、女直屯户六百五十户，田一千五百顷。河南南阳民地：六屯有六千户，田一万六百顷，牛四千头。洪泽在淮安的白水塘、黄家疃，有一万六千户，田三万五千三百顷。勺陂在安丰的安丰县，有屯户一万四千户。德安屯在浮城畈、豆陂、环河、磨山、省港、篙子港、潭陂、泽河港、陂李陂等十屯，有屯户九千三百户，军五千九百人，田八千八百顷。陕西屯：凤翔、镇原、栎阳、泾阳、彭原、安西、平凉、终南、渭南，共七千五百户，田五千八百顷。陕西万户府屯在盩厔的孝子村、张马村、杏园庄、亚拍镇，宁州的大昌原，德顺州的威戎，有二千六百户，田八百一十顷。桂齐延安屯有二千户，田四百八十顷。甘肃、宁夏屯：西安州设置司署，塔里里设置屯田，有二千三百户，田一千四百九十顷。肃、沙、瓜三州屯，在甘州设置司署，于黑山、满峪泉水渠、鸭子翅屯设置屯田，有二千二百九十户，田一千一百六十顷。宁夏营田司屯在枣园、纳怜站、唐来渠尾建立屯田，有二千一百户，田一千八百顷。宁夏官屯在鸣沙州设置司署，有九百户，田四百四十顷。额济讷屯在合即渠设置司署，有二百户，田九十一顷。江西西安砦兵屯：赣州的龙南、安远五龙相乡田处，有三千二百户，田五百二十四顷。江浙省汀漳屯：汀州的上杭、漳州的漳浦，有军三千人，田四百七十顷。高丽屯：东宁府凤州等十屯，每屯五百人。云南威楚提举司屯：有三十三户，田一百六十五双。大理金齿屯有屯军六百户、民户三千七百户，田二万二千一百五双。鹡庆路屯有屯军一百五十二户、民户一百户，田一千双。威楚军民屯有屯军三百九十九户、民户一千一百户，田七千一百双。武定路屯有一百八十户，田七百四十八双。中庆军民屯有屯军七百九户、民户四千一百户，田二万二千五百。双。曲靖屯在曲靖、澂江、仁德三路设置屯田，有一万一千户，田九千。双。

译乌撒屯有军户一百一十户、民户八十六户。临安路屯在建水州设置屯田，有二千四百八十户，田五千一百。双。乌防屯有军户七百户，田三千七百八十。双梁千户屯，设置在乌防。罗罗斯屯，在防通、建昌、防川、德昌设置屯田，有四百七十户。乌防屯有军五千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四川：广元路屯有八十七户，田九顷。叙州屯在长宁军、富顺州设置屯田，有四千四百户。绍庆路屯有九十一户。嘉定路屯有十二户。顺庆路屯有五千户；潼川屯有一千四百户。防路屯有五千户。重庆路屯有三千五百户。成都路屯有五百一十户。保宁军屯有一千一百户，田一百一十八顷。叙州军屯在宣化县隅口左建立屯田，有二百户，田四十一顷。重庆五路万户府屯在三堆中嶆、赵市建立屯田，有一千二百户，田四百二十顷。防路万户府屯在崇庆州▯箕庄、遂宁州北埧建立屯田，有三百五十户，田五十六顷。成都万户翼屯在崇庆州义兴乡楠木园建立屯田，有二百五十户，田四十二顷。河东陕西万户府屯在灌州青城的陶坝、崇庆的大栅头，有一千三百户，田二百零八顷。广安万户府屯在庆州七宝坝建立屯田，有一百五十户，田二十六顷。保宁万户府屯在崇庆州晋源县的金马，有五百六十户，田七十五顷。叙州万户府屯在青城，有二百二十户，田三十八顷。五路万户府屯在崇庆的大栅镇、孝感县、灌州青城县的怀仁乡，有一千二百户，田二百零三顷。兴元金州万户府屯在晋源的孝感乡，有三百四十户，田五十六顷。随路八万户府屯在灌州青城、温江县，有八百三十户，田一百六十顷。旧附万户府屯在青城、崇庆，有一千户，田一百二十九顷。炮手万户府屯在青城县龙池乡，有九十户，田十六顷。顺庆军屯在晋源的义兴乡、江源的将军桥，有五百六十户，田九十八顷。平阳军屯在青城大栅，有三百九户，田六十九顷。顺庆万户府军屯在汉初、白土子、平，有六百五十户，田一百一十四顷。广安万户屯在新明，建立屯田，有一百一十户，田二十顷。湖广：海北、海南屯在琼州、高化、廉州、雷州建立屯田，有八十三户，田五百六十顷。广西两江撞兵屯在上浪、忠那、御雷、▯水口、藤州，有四千九百户，田六百四十。御州屯在衡阳的青化、永州的鸟符、武冈的仓地建立屯田，有一千五百户，田三百一十顷。

译驿传。国家驿传制度，有主管机构，即通政院、兵部和托克托和斯站官；有符节，即圆牌、圣旨、札子；有住宿处；有供给，即马、车、牛、驴、狗、轿。汉地的驿传由兵部掌管，北地的由通政院管理。在郡邑的都城、道路的要冲，设置托克托和斯官，用来检查使者和宾客，防止奸邪违法。每个驿站都有主管者掌管事务。这是主管机构的事务。使者奉密命出行，有时事情紧急，不能等待有关官司发文，典瑞院便直接从御前发出金字圆符交给他，使者佩带着它出行。其次有银字圆符，用于办理一般事务；派遣使者时，由省部发给御宝圣旨，走水路的发给船札。这是符节。驿站中有厅堂、房室、厨房和浴室；两个驿站相距道路遥远的，就在路程中间另设官舍供人休息，称为邀驿。这是住宿处。使者住宿在驿站，供应米和酒各一升，面和肉各一斤，称为全餐；不住宿而经过的，供应半餐。冬天供应炭，夏天供应冰，雨具也予以准备。仆从只给米，其他不给。陆路骑马的，有时供应驴；闽广马少，有时用牛代替。水路行船、山路乘轿而疲倦的，供应卧轿。纲运如果因为车马难以通行险路，就由丁夫负担运输。辽海一带用狗拖小轿，使者坐在轿中在冰上行走。这是供给。马、船、车的数量，按照官职高低和事情大小确定多少。百姓在驿站服役的，免除本地四顷田地的租税，与士兵相同。但他们出马供使客使用，马死了就必须买来补充。马有正马、副马；有的人服役久了贫困，不能继续供役，便另取合适的人代替。使者不得绕道行走，不得杖打驿馆人员，也不得挑选良马。行囊太重、不能装载，若非警急事务而催马疾驰致马死亡，都有罪。这也是驿传事务中的重要禁约。进奏官的邸舍设在京师，称为报同馆；纲运则称为陆运提举司。太宗时规定，使臣每日支给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十一年十月奉旨：驿传不得供应怀驹马；违者，供应者和乘用者各杖五十七。使臣没有急事，令其乘牛车。中统三年奏请，西京等路铺马疲劳，拟令押运官坐车、骑驴；奉旨今后各路车运官物，只令押运官坐车、乘驴，不必给马。四年中书省定例，使臣自十月一日至正月三十日，每日支炭五斤。五年八月中书省奏，站户田地限四顷免税，以供铺马使用；以上地亩全数缴纳地税。至元二年，中书、兵、刑部上言：浑源、▯州未曾设置驿站，顺天、真定、德兴等路的使臣背离道路直行，索取、更换铺马。中书省将命令下达各处：今后使臣只能从正式驿站传递，不得经过没有设置驿站的地方换马。中统元年下令，任命和木哈总管各路扎木齐。至元元年改革汉地驿站，命令各路管民官掌管；和木哈提领使臣启程所用铺马的数量和强弱。至元七年十一月，设立诸站都统领使司；使臣不是急务便乘牛、驴，有急事才奔驰驿站。八年，中书省议定铺马札子使用防古文字，各站不能全部认识，于是在札子年月日以后画马匹、钱数的小印，并由左右司用墨印印上马数，再盖省印。墨印交左右司封存掌管。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沿海镇守官蔡泽说：泉州至杭州陆路很远，外国进贡方物，使百姓负担搬运，驿马又多有死亡。蔡泽认为海道旧有三千水军，应沿海道设置水站传运，既可免除百姓劳苦，又可以平息盗贼。尚书省奏请，得到批准，命名为海站，后来废止。元贞元年六月九日，丞相谔勒哲奏：哈勒巴地界过去设置狗站十二所，以前各站的粮食出自百姓，但当地不从事耕种，近年以来站狗多死，到达驿站时没有可以交换的狗，只好再到前站转运，因而更加损耗，站户对此很苦恼。每户请求赈济钞十锭，听说当地习俗使用青珠，应该兼用青珠赈给。奉旨批准了奏议。弓手。中统五年，考察各郡邑百姓的多少，设置马、步弓手，夜间巡逻，禁止人出行，违者有罪，都是为了防盗。京师南、北两兵马司各有一千人。郡邑相距遥远的地方，凡有村落、邸舍可以居住停留的，也设置弓手。每一百户选取一名中等财产的人充任弓手。发生盗案后，限期一个月破获；没有破获，再限两个月、三个月；仍未破获就笞打，至第二次、第三次，笞刑加重。官府有纲运或流徒到达时，弓手便执兵器护送，使其辗转交接；除此以外，不得随意差役他们，以表明其专职是捕盗。中统五年设置马、步弓手，按民户多少确定名额。夜禁规定：一更三点钟声响，禁止行人；五更三点钟声响，才允许行人通行。因公事、紧急事务、丧事、疾病、生产等，不受此限制；违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职者笞七下，可赎。州县相距很远的地方，中间相隔五七十里的村店，以及二十户以上的地方，设置巡逻弓手；关津渡口和设有食宿的地方，不受五七十里限制。每百户选一名中户，由捕盗官统领。有盗时分三限盘捕，每限一个月；第一限未捕获，强盗杖一十七，窃盗杖七；第二限未捕获，强盗杖二十七，窃盗杖一十七；第三限未捕获，强盗杖三十七，窃盗杖二十七。限期内捕获一半的，免罪。中都从巡马侍卫亲军中抽调四百人。至元八年，御史台呈请，除捕盗和巡逻外不得差占。十六年，南城设置一千四百人，北城七百九十五人。现在定制为：南兵马指挥使司一千人，西北关厢巡检使三十人，南关厢巡检使二十七人；北兵马指挥使司一千人，东关厢巡检司十八人；畿内共五十二所，二千八百九十九人；上都二十四所，六百六十人；兵马指挥使司二百二人。急递铺。

译传送朝廷、方面和郡邑之间往来的文书，每隔十里、十五里或二十五里设置一处急递铺；每十铺设置一名邮长，每铺设置铺卒五人。文书到达后，记入历簿，根据早晚在封面标明到达时刻，再用绢袋装好，用版夹住，外面又包上小漆绢。铺卒腰系革带，带上悬铃，手持枪，夹着袯襫，携带文书行走；夜间还要手持火炬。道路狭窄，行车、骑马和负重的人听到铃声，便远远避到路旁。夜间铃声也可惊走虎狼，且铃声传到所到的驿铺，铺卒便出来等候。绢袋和木版用来保护文书，使它不破碎、不折叠；折叠小漆绢和袯襫用来防御雨雪，使文书不受潮；枪是用来防备意外的。所到驿铺收到文书后，再辗转传送。制度规定一昼夜行四百里。邮长负责处理迟滞，郡邑官员还要督察并加以详核；勤惰都有赏罚。京师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秩为九品，有铜印官三员；又有号牌、锁匣、印帖、长引、隔眼等制度，可以说十分严密。世祖庚申年四月，大都东北西三道设置一百铺，铺兵一千一十八户。北道从左院花园到云州赤城，共四十二铺，每铺相距十里。东道从大兴县腊八庄到蓟州芦儿岭，共四十铺，二百人。西道从宛平县通玄关到涿州泽畔铺，共十八铺，一百一十四人。又设置开平至京兆的驿铺。中统元年五月，命令各处官司直接在相邻两界之间设置驿铺，直到本路宣抚司；宣抚司再直接通到朝省驿铺，每铺铺丁五人。县官设置簿册交给驿铺，遇有文书到达，立即登记文书件数、到铺时刻以及传递人的姓名。又设置簿册，令传送人到下一铺领取押字，登记交收时刻；送回本县时再核验，对迟滞者治罪，并与文书一同由县官用绢袋封记。以牌书写号牌，长五寸，宽一寸五分，绿油黄字，书写字号、边关、急速、公遣等字样；用匣子封锁在上面，另行题写字号及所传文字。发遣时刻写在牌上。匣子长一尺，宽四寸，高三寸，黑油红字书写字号，以《千字文》作编号。传递文字必须在一个时辰内传过三铺。燕京宣德以北，宁铺相距十里，计算行程二十里；燕京宣德以南，每二十五里设一铺，一个时辰行一铺，计算二十五里。二年四月，禁止私自夹带一丝一毫物件一同传送。七月，因为传递文书损坏、遗弃，委托州县处理，未能织成投调。每月到驿铺核对押验其历簿，设置铺司一人；堂历提调官不办理事务。初犯、再犯可以赎罪，三犯笞八。二月，因为文书磨损、擦坏、遗失，命令文书到铺时用软绢包裹，又用油绢卷束，夹在版中；另附小回历一本到铺交割，附入历簿。回历上要由铺司核验到铺时刻、文书角数以及有无拆开、折损、损坏，仍要求一昼夜行四百里。铺中杂物，十二时轮子二枚；铺历遇夜要常点明灯。铺兵各自备有夹版、铃、攀缨、枪、绢包袱、油绢、蓑衣和回历。九年，左补阙祖立福共同上言：急就是迅速，“急递”这个名称不好，应该改名；奉旨令年长通达的人议论。中书令、翰林国史院议定改为“通远铺”，没有实行。二年二月，因为传送文书不分缓急，一概迟滞，命令紧急文书用油罩羊皮、表布里、青囊盛装，一昼夜行五百里；其余文书用油罩羊皮、表布里、白囊盛装，一昼夜行四百里。不久改为绢表布里。三十一年设置大都总急递铺提领所，九品，铜印，提领三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大德四年，和林宣慰司说，本处属于蒙古草地，没有地方传递文书。命令使臣顺便带送。至治三年以后，隐匿、损坏公文，造成失误的，制定办法处理。兵部谨慎地规定，每十铺设置邮长一人，从州县登记在册的司吏中差充，任期一年，交接任职；两个州县相交之处，铺站多的，按数差遣，数目相等的，近年轮流差遣，使他专门督管其事。邮长要在所管各铺之间往来巡视，务必修整亭舍，备齐什物，附写铺历，分别说明；依照程式传递文书。从最初的发文官司开始，根据道路远近，在印帖、长引、隔眼上清楚写明件数、发送日期和时刻；到达各邮长处时，标明发出及上下铺传递的时间。每半月具报传过的文书，每天分昼夜申报时刻。提调官按期限亲自查验，整治、勘验并签押文案，报廉访司复核。各铺如有迟滞、损失文书，或附写不清、不实，邮长治罪；即使罪在别铺，也必须互相举发，呈报上司，行文追究。邮长不能尽职，提调官也治罪；三犯者罢免，并从州县登记册中除去姓名。一年之内能够尽职、没有一点迟误的，立即从优先行补用。只从。“祗从”是指在官府出入时呵喝、在左右听候指使的人。总管称为首领，副手称为面前，犹如古代所说的首、面。从属京城各司的，给食钱而免除其他差役；属于六部、枢密院、御史台的，积累劳绩后可以授任征官。外地郡县的，免除杂役。腹里地区从缴纳四两包银的户中选取，南方则从征税达到三石的人家中选取。这些人都是在官府供役的平民。人数按照官府地位高低、事务繁简而确定多少。超出名额而冒充居任的，驱逐出去。又有看守监狱、看守囚徒的人，称为禁子；负责追呼、保任和逮捕的人，称为伊喇，也附属于此。鹰房捕猎。国家制度规定，从皇帝到诸王都有实保齐，大概就是养鹰、驯鹰的人。统一天下以后，又设置捕猎户，都令他们进献鲜食，用来荐献宗庙、供应天厨，并提供齿、革、羽、毛以备使用，制度也制定得更加详细。各地有禁猎区域，捕取有规定时令，违反者治罪。冬春交替之际，天子有时亲自到近郊，放出鹰隼搏击，以作为游乐，这叫“飞放”。所以将有关鹰房捕猎的内容汇为四卷。打猎捕杀本来是事务，但历代圣人的仁政也存在其中：禁止捕杀胎兽，禁止毁坏鸟卵。年成饥荒时，盗猎禁地的人可以赦免。皇庆年间，有司奏报皇帝出行的时候到了，我仁宗因为粮食歉收、百姓困苦，说：“朕不飞放。”并且命令诸王府的实保齐都不许听从出猎。唉，后世万代应当从中求取治国之法。乙未年曾奉皇帝圣旨，登记属于御位、诸王、公主、驸马的打捕鹰房户，设置打捕鹰房官。如今捕办的雁、鸨、鹌鹑送入宣徽院生料库，杂翎送入武备寺，新捕获的活雁、鸭送入太庙神厨局，狢皮送入利用监；鹰隼户进献鹰、雉鸡尾，供光天大明殿及各影堂使用。宪宗五年正月奉旨：从正月至六月，怀羔的野兽不要捕杀；只有狼不论何时见到都可以杀，违者夺去听用、骑马的资格以及衣服、弓箭，用来赏赐他人。

译看见了却上言的人，与看见了却不说的人同罪。又告谕各打捕飞禽的人：先帝圣旨规定，有卵的飞禽不要捕捉；今后鹰房人春季不得捕杀飞禽，违者治罪。中统三年十月下诏，依照旧例，中都四面各五百里以内，除打捕户按照年例应当缴纳皮货、野物而进行捕猎外，无论何人都不得飞放、捕捉鸡兔，违者治罪。又奉旨：北口白马甸、南口三道集是围猎禁地，违者籍没一半家产，判罪后仍迁徙其乡到真定以南；没收的财物赏给告发者。只有狼、熊、虎、狐、金钱豹可以捕杀。景州以东二百里以外、平乐州西南海边、易州以北，以及武清、宝坻、霸州、保定、东安州也禁猎；易州以南不禁。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报：檀州禁地内刘得成捕杀并食用野物，虽然已经口供认罪，但因为他因饥荒缺粮，为救命而违反禁令，实在出于不得已。他家有牛二十头，如果按例籍没，靠什么生活？奉旨免于籍没。第二年，房山百姓也因饥荒犯禁，依照前例奏请免罪。皇庆元年正月，中书省参议图噜哈特穆尔、阿尔哈雅等人上言。他们奏报说，举行飞放的时候到了，应当赶快去请示特穆德尔。现在请皇帝裁决。皇帝说：“今年田里的庄稼大多没有收成，百姓饥饿困苦，朕不飞放。”当年九月，奉旨：腹内地区今年田禾遭受灾害，诸王府以下不得令实保齐、巴尔齐等人进献猎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元文类》卷四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四十二，元代苏天爵编，《杂著》。《宪典总序》。本朝《宪典》共分二十二篇，各篇都按一定次序排列。法律因名义而兴起，命令从切近之事开始，所以《名例》是法律的根本。《卫禁》位居命令之先；百官有司守法以奉行君上，颁布命令以约束下属，所以其次是《职制》。敬神没有比祭祀更大的，畏惧没有比明白义理更大的，所以其次是《祭令》《学规》。刑罚用来辅助教化，威势用来制止暴乱，所以其次是《军律》。祸乱得以遏止，百姓聚居则容易发生争竞，所以其次是《户婚》《食货》。争斗起于贪得无厌，无厌足的人喜好犯上，所以其次是《大恶》。罪恶开始滋长时，不是淫乱就是贪婪，所以其次是《奸非》《盗贼》。淫乱和贪婪的产生，起初都源于自我欺骗，所以其次是《诈伪》。虚伪发自内心，表现在言辞和气色上，所以其次是《诉讼》。言辞理屈便会斗争，气势暴戾便会伤残，所以其次是《斗殴》《杀伤》。各种狱讼的条文齐备之后，各种谨慎之道也就兴起了。为了表明立法并不是要欺罔百姓，所以其次是《禁令》《杂犯》。知道禁令的人可以远离罪过，触犯禁令的人则不能逃脱罪责，所以其次是《捕亡》。君子制定法律十分严肃，施用法律却体恤宽恕；不要求百姓走向死亡，宁愿设法使他们活下来，所以其次是《恤刑》《平反》《赦宥》。至于最后以《狱空》结束，正是刑罚用来制止刑罚的功效，以及达到刑期于无刑之德的最高境界了。以上就是各篇排列的次序。概括地说这部书的性质，它本来就是五典的法律书。治典若没有宪典，就无法明确黜陟；赋典若没有宪典，就无法慎重收支；礼典若没有宪典，就无法警戒傲慢懈怠；兵典若没有宪典，就无法约束骄横自满；工典若没有宪典，就无法惩治滥恶。事务分散而各不相同，法令却周详严密，所以必须随着事务分类，随着类别标明年代；用纲来显示简要，用目来详列细节。起初似乎是根据目来建立纲，久而久之便能由纲了解目，纲举目张，官吏容易遵行，百姓容易趋避。这样看来，这部书的体例和作用大概可以说是恰当了。纲领不能概括、细目不能详尽的内容，另有附录。撰作《宪典总序》。《名例篇》《名例》是古代法律中的旧有篇名。五刑、五服、十恶、八议，全都包括在其中。政治有沿革，法律有变更，但这些篇目的名称不能改动。

译传说说：“不犯过错，也不遗忘，一切都遵循旧有的章法。” 于是撰作《名例篇》，列为第一篇。五刑 自国初制定法律以来，设有笞、杖、徒、流、死五种刑制，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五刑。笞刑从七下到五十七下；杖刑从六十七下到一百七下。徒刑的规定是：徒一年，杖六十七；徒一年半，杖七十七；徒二年，杖八十七；徒二年半，杖九十七；徒三年，杖一百七。这是以杖刑附加于徒刑之上。盐徒、盗贼在定罪之后还要加戴镣铐，使其服劳役。刑数多用七，是因为考察建元以前的判狱，都是采用成数。如今隐匿税款的，笞五十；犯私盐、私茶的，杖七十；私自宰杀牛马的，杖一百。旧法仍有保存下来的。大德年间，刑部尚书王约多次上言说：本朝用刑宽恕，笞杖十减去其中三下，所以笞十应减为七下。现在杖一百的刑罚，应当止于九十七下，不应再增加十下。议论此事的人害怕改动旧制，于是事情便搁置了。流刑就是南方人流迁到北方，北方人流迁到南方，大体如此。至于死刑只有斩而没有绞，大概曾经讨论过：绞和斩相差并不悬殊，同样都是死刑，只是有是否特殊的区别罢了。然而已经按照减轻一等来论罪，规定斩首刑减等后即为杖一百七，籍没并流放，仍有幸免于死的可能。唉，真是仁厚啊！五服 从前先王根据亲疏关系建立教化，用来引导百姓敦厚，因此产生了丧服制度。法家用它来确定刑罚的轻重，这种做法由来已久。然而有些罪按服制论处而从重，杀人、伤人、奸淫、私通之类就是这样；有些罪按服制论处而从轻，盗窃同宗亲属财物之类就是这样。大体上不过是不超越礼法和人情罢了。服制越重，礼法越严，所以违背礼法到了极点的，从重法办理；服制越近，感情越亲，所以体察情理到了极点的，从宽法办理。懂得这两点，就懂得依据服制制定刑罚的用意了。国家初得天下时，服制尚未实行；大德八年，才命令内外官吏为父母服丧三年。至治以来，《通制》编成，于是把五服写入法令。唉！先王用来端正伦理、彰明等级威仪、辨别亲疏、区别嫌疑的办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难道只是为法家设置的吗？十恶 人的罪行，没有比十恶更大的了；这是王法必定诛杀的罪。因此历代法律都把它列在开头。本朝任子法和举人条文都说：“不犯十恶，才可以参加选用。”唉！这两类人的选拔，难道一定要等到此人已经犯有十恶才拒绝他吗？说“不犯十恶”，意思是料想他一定没有这些罪。既然料想他一定没有，却还要谨慎防察，可见了解人是很难的。八议 八议，是先王施法忠厚仁慈到了极点的体现。因此从《周官》直到《唐律》，都把它完整记载下来。国家对国人和异色目人的待遇不同，对世族和庶人的待遇也不同。那些对王室有大功劳的人，本来就应当享有“九死无与”的恩赐，难道不应享有即使十代以后仍加宽宥的恩典吗？至于由制度授予官职的人，必须奏闻皇帝后再论罪；处罚须由官吏议定的，可以用功劳抵赎过失。这难道不是八议遗留下来的精神吗？所以仍依照古代法律的旧文，特意写入本篇，以等待议论法律的君子裁定。《卫禁篇》君主一人的安危，寄托着天地、百姓和万物，也承当着宗庙社稷的重任。因此宫门重重，出行时有警戒，入宫时有清道，并不是为了君主个人防卫，而是因为所关系的事情重大。国家开始建立时，以淳厚的德行驾驭臣民；皇帝出行巡幸，年年都成为常例。起居侍卫、整治御用器物、扈从和轮番值守，也已经周密谨慎。今上皇帝即位统治天下以后，宫内严格掌管门钥，宫外严肃整饬车驾。设置侍正府，创立通籍和符信，这些都是谋求长治久安、造福万世的措施，难道是考虑过度吗？为及时防患、消弭奸邪，撰作《卫禁篇》第二。《职制篇》日月运行，四时更替，法度彰明，百官各司其职。至元颁定俸禄以来，常任官有中书省、部、诸院，准人有台臣、宪司。设置统辖百姓的长官，集中则为方镇，分设则为郡县。以及府兵、阀阅世家的世袭，宫邸、汤沐邑的设置，像星辰罗列、棋子分布一样。储积和典守方面，有官府工匠负责察看成效；有管理河道的官员，有负责防护和赋税的官员，有漕运、驿传以及设置▯的官员。大体上，往来事务有奉命出使的王臣，岳牧有转移委派的职事。所承办的事务既然不同，就随着事务制定法令。其中负责抵御暴乱、主持公平的，则有捕盗、典狱等专门机构。因此国内共同遵守的条文称为总例，就揭示于此；对于境外羁縻之地则使用轻刑，就附载于此。于是职制完备了。唉！君主对待臣下，难道只是务求依靠法律吗？由于人才资质不一，资历和出身又杂然并进，于是罪名分列公罪私罪，赃物按多少论断，而整饬风纪的责任和要求也日益加重了。确定官箴，谨慎遵守侯度，撰作《职制篇》第三。《祭令篇》国家有重大事务，祭祀是其中之一。本朝考察古制举行祭祀，郊祀和宗庙祭祀都先行斋戒，择定日期召集执事官，在朝堂宣读誓诫，向众人宣布。官员穿朝服拜两拜，听受誓诫后退下。祭祀当天，御史二人戴獬豸冠前来监督；地方郡县共同举行祭祀时，由部使者像御史一样纠察。于是承办祭祀事务的人没有谁敢不敬，以此质对神明，专一臣子的心志，撰作《祭令篇》第四。《学规篇》法令落实到学校规条，是最轻的一类，却又是最重要的一类。太祖皇帝首先制定国都学校的规条，世祖皇帝扩充制定国子学规条，今上皇帝亲自制定王宫学校的规条。法律不是由官吏议论后制定，而是出自圣裁，难道不是最为隆重的吗？这是为了推行王化、砥砺士人节操，撰作《学规篇》第五。《军律篇》国家讲求武备，使四方安定，军队的法令由来已久。朝廷谋划而克敌制胜，将帅谋略而制胜，实在不是言语可以传述的。只是仁义和节制并行的道理，当时记载在简册中，有可以考察的依据。继承军功，振奋武卫，撰作《军律篇》第六。《户婚篇》井田制废弃后，廉让之道衰缺，争夺的风俗兴起；百姓没有固定居所，田地没有固定主人，婚姻不能在适当的时间进行，于是狱讼发生了。教化不足，只好再用刑罚来制约，这也是不得已。法律常常依据人情来制定原则，撰作《户婚篇》第七。《食货篇》治理财货的道理，以使百姓富足为根本。百姓是财货的仓库，财货是百姓的生命。因此治理财货的人先讲义而后讲利；教导百姓顺从时先讲利而后讲义，就会教导百姓争夺。因此治理财货先顾百姓而后顾国家，国家常常富足；先顾国家而后顾百姓，国家常常贫困。治理财货时设置刑罚，是为了防止奸诈欺骗、限定期限和程序，并不是治理财货的根本。撰作《食货篇》第八。《大恶篇》天地的法则，归根到底就是仁。国家凭仁而稳固，家庭凭仁而和睦。因此国家不仁，君臣就互相猜疑；家庭不仁，父子就彼此离散。父子离散，就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君臣猜疑，也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所以《易经》写下履霜的警戒，孟子有关于仁义的回答。对于祸患的征兆，应该审察啊！抛弃仁义，哪里还足以治理国家呢？撰作《大恶篇》第九。《奸非篇》

译王化从闺门开始，所以《关雎》的教化流行，天下就没有人触犯非礼；桑间、濮上的淫靡乐声兴起，男女就相互私奔，强暴彼此凌辱，尊卑没有分别，上下失去秩序。文王、武王之道，施行它就能流行。古代圣人用礼来防范百姓，用刑罚辅助礼教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后世沿袭这一做法，撰作《奸非篇》第十。《盗贼篇》盗贼这种行为，难道是人的本性吗？有的迫于饥寒，有的被苛政驱使，有的受诱骗和胁迫，出于不得已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至于白天在市中抢夺金钱、掠取人口作为货物，都是因为有关官府不能实行良好政事所导致的。人人都各得其所，哪里还会有盗贼呢？撰作《盗贼篇》第十一。《诈伪篇》霸道取代王道，淳朴之风便散失；利益胜过道义，欺诈虚伪便产生，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敬；在上位的人喜好义，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在上位的人喜好诚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说实情。”阐明王道，辨别义利，崇尚廉耻，本来就是去除欺诈虚伪的根本。然而刑罚这种手段，圣人也不能废弃。撰作《诈伪篇》第十二。《诉讼篇》《易经》写有讼卦，《尚书》称说顽固好讼，可见即使在五帝三王的时代，也不能没有诉讼。人有不平，把它表现为诉讼，这是人情。但如果到了通过诉讼诬陷别人，还能说是合乎情理吗？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到的，是使天下没有诉讼吗？”没有诉讼，是圣人也难以做到的。然而郡县如果得到一位贤能的太守或县令，只要能够依照正道施政，即使没有诉讼也是可以的。撰作《诉讼篇》第十三。《斗殴篇》古代，父母之仇，不与仇人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兄弟之仇，遇到仇人就不回家取兵器；朋友之仇，不与仇人同处一国。父母、兄弟、朋友的仇，也不过如此。后世因一句话或一点小怨隙，动辄起身争斗；争斗发展到伤人，甚至杀人。由此可见，主管官府没有实行好政事，风俗日益衰薄，已经严重到极点。那些领取俸禄、共居官位、并肩侍奉君主的人，为了毫厘之利争执，立即挽袖相向，写文章互相攻击。这样在下位者所受的命令，都是在上位者自己先违反的，想靠这种方式教化百姓，能够做到吗？惩戒将来，鉴戒过去，撰作《斗殴篇》第十四。《杀伤篇》祸患发展到杀人，已经到了极点。然而案情有预谋、故意、过失、嬉戏等不同，刑罚也有死刑、杖刑、流刑、赎刑的区别。要反复研究、追究、审理、复核，这正是古人极其谨慎的原因，因为他们哀怜百姓容易死亡而难以生存。应当敬慎！应当敬慎！不要在刑罚上过度滥用啊！撰作《杀伤篇》第十五。《禁令篇》告诫人们使其躲避的叫作禁，指示人们使其遵从的叫作令。一项禁令各自专管一件事，并没有统摄一切的总纲。因此从上面的朝廷，到下面的倡优和卑贱之人，没有不一一列明的，使人知道应当避开什么。这样便能远离罪过，撰作《禁令篇》第十六。《杂犯篇》人触犯名分义理、触犯刑法，不能用一种途径概括，也不能用一类罪行来寻求；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制定防止未然的法律，撰作《杂犯篇》第十七。《捕亡篇》凡囚犯在狱中逃亡、流放途中逃亡，军士临阵逃亡，全家逃亡，奴婢背叛主人逃亡，以及一切有罪而逃亡的人，都要捕捉，分别各有法律规定。撰作《捕亡篇》第十八。《恤刑篇》不加教导而百姓就能服从，这是上等的做法，因为是用自身行为教导他们；教导之后百姓才服从，这是次一等的做法，因为是用言语教导他们；不加教导而强迫百姓服从，这是下等的做法，因为既不能以身作则，也不能用言语教导，只能用威势逼迫他们。逼迫之后仍有人不服从，于是便对他们施刑。施刑而且罪刑相当，百姓本来没有怨言；但如果又虐待他们、使他们受苦、诬陷他们、压制他们，百姓饥饿却不给食物，寒冷却不给衣服，生病却不给药物，那么有罪无罪的人都同样非正常地死去，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所以《尚书》说：“敬慎啊，敬慎啊，唯独对于刑罚要加以体恤啊！”撰作《恤刑篇》第十九。《平反篇》天下最困穷悲惨的事情，难道还有比冤狱更严重的吗？它损伤上天的和气，伤害君王的教化，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因此有时三年就导致旱灾，有时六月竟然飞霜。像于定国、隽不疑这一类人，每天把平反冤狱作为要务，他们的子孙世代享受这种报应。平反是主管官府的职责，本来应该不等候奖赏劝勉就去办理；然而国家仍然慎重对待它，把它写入奖赏法令，撰作《平反篇》第二十。《赦宥篇》赦免宽宥，是根据具体事务权宜处理，可以这样做。历代圣明君主以来，有时因为初掌政权而更新政治，有时因为举行大礼而庆贺，有时为了救济灾害、保全生命，也有时为了安抚远方、招纳归附者。事情既然不同，赦免也各有不同。至于释放京畿地区的囚犯，有时因为特别诏令，有时因为佛事，有关官府往往以罪行轻微为理由，响应诏令办理。但所释放的人数有限，所以仍有幸运和不幸的区别。以忠厚为本，表示对刑罚的敬慎和体恤，撰作《赦宥篇》第二十一。《狱空篇》传说说：“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不用刑罚。” 又说：“一定要做到使天下没有诉讼吗？没有诉讼，这才没有刑罚。”即使圣人治理政事，也不能完全不施刑罚，只可贵在刑罚被搁置而不使用。因此，监狱空虚，说明教化推行、风俗美善；没有诉讼而监狱空虚，这是上等。有关官员廉洁明察，随事裁决而使监狱空虚，这是次等。如果不能达到上等，达到次等，也就可以了。如今所记载的狱空事例，内自京畿，外止于山东、河北各郡；天下狱空的地方未必只有这些，只是有关官府记载得不够详细罢了。唉！那些监狱空虚的地方，是真的没有刑罚吗？是真的没有诉讼吗？如果天下都能得到贤能的官吏，要达到这种境地并不困难。撰作《狱空篇》第二十二。《附录序》《宪典》之所以设置附录，是因为议论法律的人有不合常规的沿革变化，提出建议的人有时作出、有时停止，不能一致吗？记载下来，就不是今日正在遵行的制度；删去它，又会湮没一代的典故。因此，可以列入常例的事情记在前面，难以全部列举的事情附在后面。至于刑罚轻重的使用、上下条文的比附、论定人物的善恶，有始终不同的情况，善恶的表彰和贬斥，冤枉与正直的举措，全都保存在这里，而公论自然显现出来。这就是附录创作的缘由。唉！治理事务的方法有许多端绪，但人的本性起初都是一致的；只把末节整齐起来，只能看见大略；推究根本，又会繁杂得难以胜任。有志于德礼的君子，希望能从这里得到鉴戒！

译《工典总序》凡是建立国家的，都应当重视民力，节省国家费用。因此百工营造之事崇尚俭朴而贵在适合时宜，用来戒止奢侈放纵，并考虑不要伤害民心；国家的安危兴亡都系于此，所以不能不慎重。六官分工之中，工官居其一，谨将有关事务备载如下。第一是宫苑。朝廷建筑高大，用来端正名分；修建苑囿，是为了宴饮和娱乐。第二是官府。百官有司，大小相承，各自有办公处所，以奉行职务。第三是仓库。贡赋的收入和支出都有常规，谨慎储藏，是有关官府的职责。第四是城郭。建立邦国、设置都城，有防御也有禁令；都城和乡邑的规制，要由君子加以匡正。第五是桥梁。沟通水陆交通，便利行人；君子治理政事，不使民力白白耗费。第六是河渠。四方万国通达京师，开凿河渠使舟船通行，运输装载能够迅速。第七是郊庙。辨别方位、端正位置，用来建设皇都；郊祀和宗庙祭祀，于是各自安置在应有之处。第八是僧寺。印度佛教的祠宇，以施惠慈悲为宗旨，说可以使百姓获福，难道不应尊崇吗？第九是道宫。老子和上清派清净无为的教法流传下来，用来祈祷；有道观和道宫，有坛场和祠宇。第十是庐帐。营造庐帐，与宫室相类似，无论在野外还是居处，都可以整饬禁卫。第十一是兵器。时局已经太平，于是收藏铠甲兵器，以防备意外，工匠的制作各有期限。第十二是卤簿。国家举行大礼时设置卤簿，仪仗繁盛、器物华美，万人排列成行。第十三是玉工；第十四是金工；第十五是木工；第十六是抟埴工；第十七是石工。上天降下六府之材以满足百姓的使用需要，贵贱有不同的制度，法度也由此显现。第十八是丝枲工；第十九是皮工；第二十是毡罽工。衣服器用的准备，有丝、有麻、有皮、有毛，各自精通自己的技艺。第二十一是绘画塑像工；第二十二是诸匠。塑像设置精巧，刺绣绘画有文采，各种技艺都发挥所长，各有所属。宫苑 国家从朔方兴起，起初在和林营建万安等宫殿。等到在幽燕定都，才大规模修建朝廷、城郭、宗庙、宫室、官府和仓库。大内位于国都中央，用来朝见群臣，使万方前来归治。以开平为上都，夏季巡幸时就到那里去。制度已经很好了。中都建于至大年间，后来也很少巡幸。其他防卫、观望之所，离宫别馆的奢华不超过分寸，俭朴而合乎法度，都可以考察看见。官府 国家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各自都有处理政务的处所。因此上至省、台、院、部，下至府、司、寺、监，以及外地郡县的官府，虽然房屋高低大小各不相同，但办公事务的设施以及史官、胥吏所用的文书，都在各自处所具备，上下等级也由此分明。仓库 国家设置仓廪府库，是为了百姓。本朝仓库的制度，北方有上都、宣德等处；从都城向南，有通州、河西务、御河以及外郡的常平仓，直到甘州设有仓库，盐茶设有专局。凡是供给京师、赈济百姓的物资，其筹办安排可以说十分周到了。城郭 国家建立年号之初，在燕地选择都城，沿用金朝旧都；当时正经营中原，没有时间修建城郭。后来人口和事物日益繁盛，旧城狭窄不能容纳，于是经营旧城东北一带并在那里定都。这样，城墙女墙高耸，楼橹雄伟，护城河深浚，高度和深度都合乎法度，形势坚固如金城汤池。此后上都、中都等城，也都仿照这里修建。桥梁 都城初建时，各项事务刚刚创始，城内外的桥梁都用木材架设，再覆盖泥土，共一百五十六座。到大德年间，年代久远，木材腐朽，有关官府将此事上报，改用石材修建。都水监计算材料，工部供应工程物资，委派官员督促修理，此后人们便没有涉水受苦的忧患了。

译河渠 太史公《河渠》一书，记载水利十分详尽。水虽然能够造成灾害，但人们如果掌握疏导、蓄积和排泄的办法，顺应水向下流的特性，那么它带来的利益也很大。国家定都幽燕后，在上游疏通白浮、双塔等水道，汇成通惠河，以便利漕运；又设置闸坝，以调节水量的盈亏。舟船已经通行，京师便没有供应缺乏的弊病。后来又疏导浑河，疏浚滦水，使武清、平滦没有被水淹没的忧患；疏浚治理河道，堵御滹沱河，使真定免除决口冲毁的忧虑；在临清开通防河水道，以沟通南北货物；疏通陕西三白水道，以灌溉关中田地；排泄江湖泛滥的积水，修筑捍海横塘，使淛右百姓免除陷溺的忧患。水害既已消除，水利因而兴起，撰作《河渠》。郊庙 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所以凡是建立国家的，必定先设置郊坛和宗庙，社稷坛随后建立。本朝既遵循古代制度，又设置影堂和烧饭院，用来表达孝敬和诚意。至于祭祀孔子称为宣圣，祭祀太公称为武成，推广到三皇，也都为他们建庙享祀。又如太史令掌管天文设有观测台，城隍、五岳、四渎设有祠庙，这种答谢神明恩惠、报答神灵赐福的心意，也已经达到极致了。僧寺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便受到世人重视，梵宇遍布天下。到了本朝，尤其加以崇敬，寺院房屋的制度都像帝王居所，有的奢华壮丽还超过帝王宫室。有时赐给内库财物，有时供给官府钱币。虽然耗费不可估量，却没有人能够与之争论。因此寺院屋脊栋梁相连接，飞檐殿宇高翘，金碧光彩耀眼，自古以来没有能超过它们的。唉，也真是盛大啊！道宫 老子的道以无为为宗旨，以虚静为根本，知道刚强显露的一面而守持柔弱幽暗的一面，所以能够以柔胜强、以坚胜柔，平定安危、化解险难，天下没有谁能使它臣服，万物也不敢把它当作臣下。执守这一原则，如同掌握了右券，用它来驾驭天下，天下便没有什么能胜过它。举世都崇尚它，为此修筑宫室、建造台榭，本来就不是一天的事情。其教派虽有正一、全真、大道的不同，但本朝尊崇宠遇的隆盛程度，却和佛教相同。至于琳宫的高大、玉宫的宏伟深邃，都出自国家经费，而国家毫不吝惜，这难道不是因为道教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吗？庐帐 本朝居住在朔方时，风俗是追逐水草、没有固定居所，所以制作穹庐以便利迁徙。后来虽然建立邦邑、修建宫室，但巡幸上都，春秋往返，要跋涉山川，于是仍沿用旧俗，制作帐殿和房车，以便携带行装。这种不愿兴建土木工程、使百姓劳苦的用意，也真是仁厚啊！兵器 居安思危，是有国家的大戒；安定时不忘战争，有所准备就没有祸患。因此兵器虽然是凶器，却不能一天废弃。本朝太平已久，四海安宁，兵器似乎不是急务，但弓、弩、戈、铠甲的制作仍以每年进贡为常规，大都有固定数额。其制作工艺精良，锋刃锐利；这与那些苟且求安、忘记战争、口中不谈兵事、器械不精而让士卒面对敌人的情形，大不相同。卤簿 皇帝车驾出入，有大驾、法驾等不同规格，仪仗和卫队森严，鸣警清道，并不是为了供皇帝个人享用，而是为了敬奉神明、尊严祖宗，难道只是为了好看吗？玉工 中统二年，诏令把和林、白八里以及各路的金、玉、玛瑙等工匠三千多户迁到大都，设置金玉局。至元十一年，升格为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掌管制作玉册、玺印、御用金玉珠宝、衣冠、束带、器物、几案床榻以及后宫首饰。凡是赏赐之物，必须得到皇帝命令后才能制作。金工 冶炼金属的工匠，以锻造和铸造为职责，器物务求适用，同时把等级威仪的区别落实在其中。比如符印用来表示信用，而印钮的制度则有龙、兽、龟等不同。金、银、铜虽然材质不同，又有三台、二台的区别。符牌的分别，金牌银牌固然不同，又有二珠、双箄的差异。这样之后，品秩高低就清楚可见而不能混乱了。其他如用于祭祀以表示敬意的祭器、用来检验针灸的铜人、占候步天的浑仪、僧人的佛像，以及各种器物的需要，也无不由此供应。因此设有杂造府、器物局，又设置民匠总管来总领它们。这些制度也真是详细了。木工 木工的名称虽然只有一个，技艺却有大小之分。营造宫室，是大木工的职责；舟车用来沟通不通之处，几案用来满足日常使用，这些都是小木工所做。因此设有镟匠局、缮工司，民匠杂造设有府，每年制定固定制度来准备物资。抟埴之工 揉泥制陶是小技艺，但用途极为重要。宫室用来遮蔽风雨，需要瓦片和砖块，所以设置窑场来揉和陶土、烧炼它们，所需物品便齐备了。石工 石头这种东西，纹理粗疏而质地坚硬，所以雕琢磨制它的工夫比加工玉石多一倍。然而本朝攻治石材的工匠，能够把花卉、鸟兽雕刻成形，制作器物，务求极其精巧。丝枲之工 本朝治理丝织业的工匠，始于甲戌年间。有个叫史道安的人精通这种技艺，于是把御衣局、尚衣局合为三局。高丽各王也设置织造局。又设置异样绫、锦、纱、罗三提举司，并设置府来总领它们。大都等路各色民匠以及大都人匠、各路各色民匠，也分别设置府来督管。其他行省的各道织造局，虽然不完全与此相同，但御用和诸王众用的织造，也各有差别。常规赋课之外，临时需要的织造，称为横造。然而染色、制衣、织造、刺绣等工艺，都极其精致。皮工 制作皮衣，是为了御寒；但大祭祀所用的皮服，礼制上也不能废弃。本朝起于朔方，定都幽燕，都是严寒之地，所以皮衣的需求尤其紧迫。于是设置寺、监、司、局，专门掌管皮革制造。至于使皮革柔软的加工方法和裁制衣服的技巧，又不是古人所能相比的。氊罽 毡罽的用途非常广泛，所以可以用来覆盖车马，也可以用来铺地。铺设和遮蔽所需的物品，都用毡罽制作。因此各司、寺、监每年都有固定的制作数额，以供使用。画塑 “绘画以素色为最后一道工序”，这是绘画的次序。用织物织成形象，宛如活的一样，有些效果不是涂抹色彩所能达到的。用泥土塑成人形，又次一等。由此才知道工匠的巧妙，有能夺取造化神妙之处的。诸匠 国家刚平定中原时，制作各有期限，于是召集天下工匠，聚集到京师，按类别设置工局，考核他们的工艺等级并供给粮食，免除其户役，使他们能够专心于技艺。因此本朝各种工艺制作精巧，都胜过往昔。《元文类》卷四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四十三，元代苏天爵编，杂著 《四经序录》【《易》《书》《诗》《春秋》】，吴澄 伏羲的《易》。从前在皇羲时代，开始画出八卦，因而将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当时，《易》只有卦图而没有文字。后来圣人依循它，作《连山》，作《归藏》，作《周易》。虽然都以伏羲的卦图为根本，但取用的方法大概各不相同。三《易》中已经亡失了两种，只有《周易》保存下来。世上的儒生诵读学习，只知道有《周易》而已。伏羲的卦图很少有人传授，逐渐流落到方术之家。虽然其中的学说都见于孔子的《系辞》《说卦》，但读者没有察觉。到了宋代邵子才得到它并加以阐发，于是人们才知道有伏羲的《易》，学习《易》的人也不再把源头只追溯到文王、周公。如今对于《易》这部经书，首先揭出这幅图，列在经书开头，作为伏羲的《易》，然后再以三《易》承接其后。大概是想使学习的人知道《易》的本源，不至于只追逐流传下来的末流，而昧于它的由来。《连山》，是夏代的《易》。《周礼》说太卜掌管三《易》：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分别都是六十四卦。有人说神农创作《连山》，夏代沿用它，因为它以艮卦为首，所以叫《连山》。如今已经亡佚。《归藏》，是商代的《易》。孔子说：“我想观察殷代的政道，所以到宋国去，却没有足以考察的资料；我只得到了坤、乾。”解释的人把坤、乾解释为《归藏》。有人说：“黄帝创作《归藏》，商代沿用它，因为它以坤卦为首，所以叫《归藏》。”如今已经亡佚。《周易》上下经共两篇，由文王、周公创作。《彖》《象》《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十篇传，由孔子创作。秦代焚书，《周易》因为用于占筮而独得保存。汉代《艺文志》记载《易》十二篇，大概就是经二篇、传十篇。魏、晋以来的儒生把《彖》《象》《文言》分入经文，从此《易》便不再是古代原貌。注疏和传诵往往草率从事，仍沿袭这种体例直到今天。宋代东莱先生吕氏才开始考订，使它恢复旧貌，朱子又因袭了他的成果。只是其中文字有缺漏、衍文和讹误，还没有全部订正。因此如今重新加以修订，比旧本精善得多。虽然对于大义不能有所增减，但对于辅助保存这部古经，也不能说没有小小的补益。《书》有二十八篇，是汉代伏生口头传授的，所谓今文《尚书》。伏生原来是秦朝博士，焚书时把书藏在墙壁中。后来战乱发生，他流亡在外。汉朝平定天下后，伏生寻找那些书，已经亡失了几十篇，只找到二十八篇，于是在齐、鲁一带教授。汉孝文帝时，寻找能够研究《尚书》的人，天下没有这样的人；想召见伏生，但他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不能前来。皇帝下诏让太常派掌故晁错去向他学习。伏生年老，所说的话难以听懂，就让他的女儿传话教晁错。齐地的方言与颍川不同，晁错总共有十二三处听不懂，只能大略按照他的意思连接成文来阅读。这二十八篇，就是伏生口头传授、晁错按照意思连接读出的文本。其中缺漏、错误和颠倒本来很多，但并不妨碍它成为古书。汉、魏数百年间，诸儒研究的不过就是这些。当时认为它与二十八宿相应，大概不知道二十八篇以外还另有《尚书》。东晋元帝时，有个豫章内史梅赜，增补出伏生《尚书》二十五篇，称作孔氏壁中古文。《郑冲》把它传给苏愉，苏愉传给梁柳，梁柳的内兄皇甫谧从梁柳那里得到它，又传给臧曹，臧曹传给梅赜，梅赜于是把这部书献上朝廷。如今考察传记中引用的古书，凡是在这二十五篇中的，郑玄、赵岐、韦昭、王肃、杜预等人都称为逸书；由此可知，汉、魏、晋初的诸儒从来没有见过它。所以如今特意把伏氏二十八篇依照旧本列出，作为汉代儒生所传、确实可信的文本；晋代晚出的书则另列在后面，等待后世君子选择。《书》二十五篇，是晋代梅赜奏上来的，所谓古文《尚书》。《书》有今文、古文的区别，这是为什么呢？晁错从伏生那里接受的《尚书》用隶书写成，隶书是当时通行的字体，所以称为今文。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墙壁中收藏的书，都是科斗文。科斗文是仓颉创制的字体，所以称为古文。然而孔壁中真正的古文《尚书》没有流传下来，后来张霸伪造《舜典》《汩作》《几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等二十四篇，标作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说：《尚书》经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二十九篇，就是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加上汉武帝时增入的伪《泰誓》一篇；古经十六卷，就是张霸伪造的古文《尚书》二十四篇。汉代儒者所研治的《尚书》，不过是伏生传下来的书和伪造的《泰誓》，总共二十九篇罢了。张霸伪造的古文《尚书》虽然也存在，但文辞义理荒芜鄙陋，不值得世人重视，也不足以用来推销他的欺诈。到了梅赜所献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出现，凡是传记中引用的《尚书》文句，以及注家指出为逸书的篇章，都被收集得一篇不漏。既然有了证据可以验证，而且这些文字大多合乎义理，同张霸的伪书相比，差别相距极远。梅赜把伏生《尚书》二十八篇拆分成三十三篇，又杂入新出现的书，合计五十八篇，再加上《书序》一篇，共五十九篇。书中有孔安国的传和序，于是世人便认为它是真正孔壁中藏的古文《尚书》。唐初的儒者又据此为它作疏释。从此以后，汉代大小夏侯、欧阳生所传的《尚书》，只有二十九篇的本子便废弃不再流行，只有孔氏传下的五十八篇独行于世。伏生的书既然同梅赜增补的篇章混杂在一起，谁还能辨别呢？我曾私下读过这些书：伏生的书虽然难以全部通晓，但文辞义理古奥，确实是上古的书，这一点毫无疑问。梅赜增补的二十五篇，体制好像出自同一人之手，虽然没有一个字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但文辞平缓卑弱，同西汉以前的文章很不相像。一部流传千年的古书，最后才出现，却字迹几乎没有脱误，文势也几乎没有龃龉，这难道不是非常可疑吗？

译吴氏说：增出的那些篇章，都是文从字顺，不像伏生的书那样曲折聱牙。上古四代的书，作者并不相同，竟然到了两个人手中便被确定为两种文体，这也实在难以说清。朱子说：书中凡是容易读懂的，难道都是古文，竟会是几百年前藏在孔壁中的东西，而且一个字也没有讹误损坏吗？他又说：伏生所传的都是难读的文字，为什么伏生偏偏能记住那些难读的，却完全不能记住容易读的呢？又说：孔氏古文《尚书》直到东晋才出现，在此以前的儒者都没有见过它，实在非常可疑。又说：《书序》在伏生的时候并不存在，文辞十分软弱，也不是西汉人的文字，只像东汉末年人的文字。又说：各篇小序绝不是孔门旧本，孔安国的序也不是西汉文章。又说：西汉文字厚重，而如今《尚书大序》的格调气势极其轻浮。又说：孔安国《尚书传》是魏晋间人所作，只是假托孔安国的名义罢了。又说：孔传和书序都不像西京时代的文字，气象同《孔丛子》相同，是同一人伪造的书；大概它的言语彼此多有表里相应之处，训诂也多出自《小尔雅》。既然吴氏、朱子有这样多的疑惑，我顾澂怎么敢断定这些疑问，反而断然不相信这二十五篇是古书呢？这样一来，是非之心就不能被蒙蔽了。所以现在把这二十五篇另编成一卷，与伏氏的书区别开来；各篇小序原来分别冠在篇首的，又合在一起，放在这些篇章之后，孔氏的序也一并附上，并且说明其中可以怀疑的地方。这并不是顾澂私下的意见，而是听先儒这样说的。《诗经》的风、雅、颂共三百一十一篇，都是古代的乐章。其中六篇没有文字，是笙诗，旧时大概有乐谱，用来记录音节，但现在已经亡佚。其余三百零五篇是歌辞。音乐有八种乐器，而人声最为尊贵，所以音乐有歌，歌就有歌词。乡里的乐歌叫作“风”，这些诗是国中男女抒发情思的话，是人心自然流露的欢乐。因此先王采集它们收入乐曲，用弦乐器伴奏歌唱。朝廷的乐歌叫作“雅”，宗庙的乐歌叫作“颂”。雅用于宴饮朝会，颂用于享祀。因为这些乐曲施用于这些事情，所以又依据这些事情创作相应的歌词。这样说来，风是由诗配成乐，雅、颂是由乐制成诗；诗相对于音乐有先后不同，但都是歌辞。经书遭遇秦火，音乐亡佚而诗还保存着。汉代儒者用义理解释《诗经》，既已不知道诗本来是音乐，也怎么能知道诗人遣词造句的本意呢？自汉代以来，解释三百篇义理的人，都以《诗序》为根据。《诗序》不知道最初出自何人，后来的儒者又随之增补。郑氏说《诗序》原来单独编为一册，毛公才把它分别放到各篇篇首。它最初独立成册时，诗是诗，序是序；序不是经文原本的部分，学者还可以考察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三百五篇〕 等到把它分列在各篇篇首以后，读者还没有读经文，先读了诗序，诗序便好像是诗人所拟定的题旨，而诗文反倒像是依据诗序写成的。于是读者一定要到诗序中去寻找诗意，又有谁敢到诗序之外去探求诗意呢？宋代儒者颇有人觉察到这种错误，却没有谁能把它删去。直到朱子才深刻斥责这种弊病并删去诗序，这才足以洗除千百年来的错误。我曾因此舍弃诗序而直接读诗，那么即使不烦劳训诂，诗意也自然明白。我又曾勉强把诗意牵合到诗序上，虽然可以曲折地生出巧说，诗的义理却更加晦暗。这说明诗序对于诗的危害很多，而朱子对于《诗经》的功劳极大。现在依据朱子所确定的体例，删去各篇的序，使它们不致混淆诗的正文；学者因此可以根据诗本身求取诗意，而不被诗序的说法迷惑。至于诗篇的次第，例如《周南》《召南》有文王时代的诗，却夹杂着平王以后之诗；成王时代的雅、颂，也有康王以后的诗；变雅之中，有的文辞又类似正雅。如今既然没有办法考证，不敢贸然纷乱改动。至于变风虽然收入乐歌，却未必都曾实际使用；变雅有时仿拟乐辞，却未必都是为音乐创作的。它们同风、雅合编，大概只是因为类别相近而附载罢了。《商颂》是商代的诗。《七月》是夏代的诗。它们都是不同朝代的文辞，所以放在《颂》诗和《风》诗的末尾。《鲁颂》是鲁国臣子创作的乐歌，用来颂美国君，不能称为风，所以归入《颂》。周公居东时所作的诗，并不是仿照朝廷乐歌创作的，不能称为雅，所以附在《豳风》之中。《春秋》经有十二篇，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的文字有所不同。从前朱子在临漳郡刊刻《易》《书》《诗》《春秋》，《春秋》一经只采用左氏的经文，却说“公谷二经”。其中不同的地方大多是人名、地名，而不是大义所关，所以不能全部列出。顾澂私下认为，三传的得失，先儒本来已经说过：记载事实，左氏比公羊、谷梁详细；解释经文，公羊、谷梁比左氏精确。想来左氏一定有据以考查的史书，而公羊、谷梁多是传闻之辞。何况人名、地名的差别，有的由于语音不同，有的由于字形讹误，这一类应当一概依从左氏。但如果考察义理，明确看出左氏错而公羊、谷梁对，又怎么能因为偏执而曲从左氏呢？唉！圣人删定鲁史，对一个字的分别都极其谨慎。三家距离孔子去世还不久，文字的脱漏讹误已经不能改正，尚且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圣人笔削中的深意吗？汉代儒者专门守着残缺的传本，不管是否合适，也不论是否公平，谁还能贯通各家异同而有所取舍呢？直到唐代的啖助、赵匡、陆淳三人，才开始相信经文而驳正传文，把圣人的书法编纂成条例，所得经义十之七八。自汉代以来，没有听说有人超过他们。看赵氏所确定的三传异同，构思用意很周密，可惜他的取舍并没有全部恰当。我曾间或重新加以审订，使它更加完善。其中不关系大义的地方，赵氏在三家中取从文字较多的一家；现在则按照朱氏的意思，专门以左氏为主。如果义理并非如此，就依从正确的一家。即使左氏有具体事迹可考，也不依从它，一概以义理为断。唉！连缀文辞、考察事实，是《春秋》的教化原则。顾澂想依据啖助、赵匡、陆淳遗留下来的见解，广泛参考各家，再加入自己的管见，使人知道圣人的笔法有一定的规则，也知道这部经没有不可贯通的条例，不敢随意根据文字生发义理来轻慢圣人的言语。只是有这样的志向却还没有时间完成，所以先把史书的文字订正成这样。至于圣人所取的义理，等待志同道合的人共同讲究。三礼叙录【《仪礼》《周官》《小戴记》《大戴记》】

译《仪礼》十七篇。汉朝兴起后，高堂生得到这部书，把它传给瑕丘萧奋；萧奋传给东海孟卿，孟卿传给后仓，后仓传给戴德、戴圣。大戴、小戴以及刘氏《别录》所传十七篇的次序各不相同，其中尊卑、吉凶和先后次序，只有《别录》的编排较好，所以郑氏采用它，流传到今天。礼经残缺之后，只有这十七篇还是完整的书。唐代韩文公尚且苦于难读，何况在他以下的人呢？自从宋代王文公推行《新经义》，废弃排斥这部经，学者更加少有传习。朱子考订《易》《书》《诗》《春秋》四经，却说三礼体制宏大，尚未能整理确定，晚年想完成这部书，始终对此十分专心。《经传通解》只是他分类编排的草稿，准备等丧礼、祭礼完成后再行删改，却因禄命不及，终于成为万世的缺憾。顾澂每次恭敬诵读，都为此感到惋惜，私下认为《乐经》已经亡佚，《礼经》仅仅保存下来。《易》的彖传、象传本来同《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传合为十翼，位于《上下经》二篇之后；后来的人却把它们分列在八卦、爻辞各篇篇首。《诗》《书》的序本来各自独立成篇，位于《国风》《雅》《颂》《典谟》《誓诰》之后；后来的人却把它们置于各篇篇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春秋》的三经三传起初都分别流行，公羊、谷梁二传配在经文旁边，这种做法已经很久了。最后注释《左氏》的学者，又把传文按年代分开附在经文之下，这是什么道理呢？传文、序文同经文混杂，不仅不是尊重经书的办法，而且在文义上也造成许多阻碍。经历了一千多年，却没有人非议，也没有人订正。直到东莱吕氏整理《易》，才依据晁氏的本子，确定经文为二篇、传文为十篇。朱子整理《诗》《书》时，分别删去各篇篇首的小序，把它们合为一篇，放在经文之后。《春秋》一经虽然来不及详细校订，也另行刊出《左氏》的经文，并在临漳刊刻。于是《易》《书》《诗》《春秋》都恢复了孔子的旧制。五经之中，尚未被诸儒扰乱的只有二礼经。然而三百篇、三千条礼制已经不存，大概十之九都亡佚了。朱子要补足它的缺漏，最初编排时不得不以《仪礼》为纲，把各项材料分别疏列在下面。草稿完成后，必定还将进一步分类裁定，绝不只是现在草稿的样子。如果把草稿本当作定本，那么经文分章，而把后记、补记、补传分别附在左边，与彖传、象传附在《易经》之后，有什么不同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不是这样。既然《易》《书》《诗》《春秋》四经幸而已经得到订正，而《仪礼》一经又不幸被弄乱，这难道是朱子用来扶持遗经的本意吗？只知道尊信草创的书稿，却不能探求其中尚未完成的意旨，这难道又是朱子对后学的期望吗？唉！从朱子以来直到今天将近百年，却没有人承担这件事。顾澂虽然极其愚钝不肖，仍有幸私下师法朱子的著述，实在承受了无边的恩德。善于继承的人，应当完成他未完成的志愿；善于发扬的人，应当成就他未完成的事业，这大概也是职责分内的事情。因此我忘却自己的僭越妄为，依据朱子所分的礼章，重新加以编排次序。经文之后的记，按照经文各章的次序排列文字，不敢割裂，一仍旧制，附在篇末。十七篇的次序完全依照郑氏本，不再插入其他篇章，希望十七篇正经不至于混杂。二戴的记中有经篇的，把它们分离出来作为逸经礼；其中各有义理的，就是经的传。把戴氏保存的材料和刘氏补充的材料合在一起，编为传。正经居首，逸经其次，传列在最后，都分别编卷而不相混乱。除此以外的材料全部归入戴氏之记；朱子所辑以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也相互参校，删除重复，名为《朱氏记》，同二戴之记合为三类。凡是周公的典章制度，尚未坠失于地的，大概已经略为包罗而没有遗漏。天地造化的运行不会停止，那么上天所安排的秩序未必会永远废坏。有议论礼制、考订文字的人出现，历代有所损益，其中的得失，百世之后都可以知道。虽然如此，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礼也不会凭空施行。保存真诚、主持敬意，致力于求知并努力实行，由浅近的学习达到高深的境界，博学而归于一贯，以求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心意，使我们朱子的学问不至于流为汉儒学者的事业。顾澂不敢自暴自弃，志同道合的人还请勉力督促我吧！《仪礼逸经》八篇，是顾澂编纂排列的。汉朝兴起后，高堂生得到《仪礼》十七篇。后来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在孔氏墙壁中得到古文礼经，共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到后献上朝廷，其中十七篇同《仪礼》正经完全相同，其余三十九篇收藏在秘府，称为逸礼。哀帝初年，刘歆把它列入学官，但各位博士不肯置对，最终没有得以立于学官。孔安国、郑玄所引用的逸礼，如《中霤礼》《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都属于这些篇章。唐初时它们还存在，诸儒却从未重视，终于亡佚，实在可惜！现在编纂的八篇，其中两篇取自《小戴记》，三篇取自《大戴记》，三篇取自郑氏《奔丧》注。《中霤》《禘于太庙》《王居明堂》本来确实得到逸礼三十九篇中的四篇，但像《投壶》一类的篇章还没有考定。可疑的古礼逸篇很多，不只三十九篇。《投壶》《奔丧》篇首的体例同《仪礼》各篇完全一样；《公冠》等三篇虽然已经不存，这个例子大概说明记礼的人删取其要点收入记中，并非保存正经的完整篇章。《投壶》在大戴、小戴书中有所不同，《奔丧》同逸礼也不同，由此可知这两篇也经过删削，只是还没有像《公冠》等篇删削得那样厉害。这五篇的经文大概都不完整，但它们确实是礼经的正篇，不能因为不完整就把它们排斥到记中，所以特意编为逸经，接续在十七篇正经之后。至于《中霤》以下三篇，它们的经文已经亡佚，篇名只能在注家那里见到，但凡没有泯灭的片言只字，也一定要收集起来而不敢遗漏，这也是我珍爱礼制的心意。

译《仪礼传》十篇，是顾澂编纂排列的。考察《仪礼》中有《士冠礼》《士昏礼》，《戴记》中便有《冠义》《昏义》；《仪礼》中有《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戴记》中便有《乡饮酒义》《射义》，以至于燕礼、聘礼也都是这样。大概这些篇章是周末汉初的人为解释《仪礼》而作，后来戴氏抄录收入记中。现在把这些篇章正定为《仪礼》的传，所以不收入记中，而依照《仪礼》篇次汇编成一部书。文辞次序有不妥的地方，也作了相当改定。《射义》一篇反复陈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射礼，杂乱而没有条理，便分为《乡射义》《大射义》两篇。《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采用清江刘氏原父补辑的内容，又依据朱子加以考订详察。这样，《仪礼》的正经从第一篇到第九篇，各自都有传。只有《觐义》缺失；《大戴记》的《朝事》一篇，实际解释诸侯朝见天子以及诸侯相互朝见的礼仪，所以用来补备《觐礼》的义理，同其他篇合为十篇传。《周官》六篇，其中《冬官》一篇缺失。汉代《艺文志》把它编列在礼家，后来的人称它为《周礼》。汉文帝曾召见一位魏文侯时代的老乐工，由此得到《春官·大司乐》一章。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喜好古学，购得《周官》五篇。武帝寻求遗书时得到它，收藏在秘府，礼家诸儒都没有见过。哀帝时，刘歆校理秘书，才开始把它著录，并大略用《考工记》补充《冬官》的缺失。刘歆的门人、河南杜子春能够通晓它的读法。郑众、贾逵向杜子春受业，汉末马融传授此书。郑玄为它作注，郑玄的注本流行到今天。宋代张子、程子十分尊信它，王文公又为它作《新义》。朱子说，这部经是周公所作，只是当时施行时恐怕还不能完全符合后世圣人的标准，即使有所损益也是可以的。至于肆意说排斥、攻击、诋毁它的话，不过是愚陋无知的人罢了。《冬官》虽然缺失，如今仍保存它的篇目；《考工记》另编为一卷，附在经文之后。《小戴记》三十六篇，是顾澂编排次序的。汉朝兴起后，得到先儒所记的礼书三百多篇；大戴删削合并为八十五篇，小戴又有所损益，编为四十三篇。《曲礼》《檀弓》《杂记》都分为上下篇。马氏又增加《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随之为它作注，总共四十九篇；其中精华与粗劣的杂记，无所不有。秦火之后，零星搜集，所谓从千百篇中保存十一，虽然不能说全都是先王遗制和圣贤格言的纯粹遗存，却往往依赖它们才得以保存。只是各篇出自先儒完整著作的极少，多是记礼的人旁搜博采，抄取残编断简，拼凑成篇，不再重新诠释编次，读者常常以其杂乱无章为苦。唐代魏郑公为此作《类礼》二十篇，不知道那部书究竟怎样，可惜已经无法见到。朱子曾同东莱先生吕氏商量订定三礼篇次，想把《戴记》中同《仪礼》有关的篇章附在经后，同《仪礼》无关的仍另作记。吕氏来不及答复，朱子也来不及实行；幸而大纲保存在文集中，还可以考察。朱子晚年编校《仪礼》经传时，其中的条例又同先前商订的不同了。其中附入的几篇《戴记》，有的删去本篇文字，再用其他篇的文字补入；现在不敢这样做，所以只在本篇内部分类分段、梳理剔除，使同类内容相互归拢，让上下章的文义能够连贯；各章的大旨标注在左边，希望读者一打开书就能明白。至于篇次，《大学》《中庸》既然已经由程子、朱子表彰，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当然不能再混在礼篇中；《投壶》《奔丧》实际上是礼的正经，也不能混入记中。《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正是解释《仪礼》的，另行编为传，附在经文之后。除此之外仍有三十六篇：称为“通礼”的，包括《曲礼》《内则》《少仪》《玉藻》，它们通记大小礼仪制度，并附《深衣》；《月令》《王制》专门记国家制度，并附《文王世子》《明堂位》。称为“丧礼”的有十一篇：《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六篇记载丧事，《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五篇则阐述丧礼的义理。称为“祭礼”的有四篇：《祭法》一篇记载祭祀，《郊特牲》《祭义》《祭统》三篇阐述祭祀的义理。称为“通论”的有十二篇：《礼运》《礼器》《经解》是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是一类；《坊记》《表记》《缁衣》是一类；《儒行》自成一类；《学记》《乐记》的文字典雅驯正，不同于其他各篇，所以把它们作为本书的结尾。唉！自汉代以来，这部书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其中的颠倒纠纷，直到朱子才想为之订正，却来不及完成。难道后人就没有值得期待的吗？因此我冒昧地取用他的义旨，修订完成此书，使篇章文句秩然有序，先后始终颇为精审。将来学习礼制的君子，或许可以据此考察取信吧？这不只是做戴氏的忠臣而已。

译《大戴记》三十四篇，是顾澂编排次序的。考察《隋志》，《大戴记》原有八十五篇，如今此书缺少前面三十八篇，从第三十九篇开始，到第八十一篇结束，本来应当是四十三篇。中间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又缺失，第七十三篇有两个篇章，共四十篇。既然有人说原有八十五篇，那么末尾又缺四篇；也有人说只到第八十一篇，这些都无法考定。我私下认为，《大戴》是把这类礼记材料汇集起来，其中很多被小戴取用，后来的人把剩余篇章合在一起，仍称《大戴记》。已经收入小戴记的便不再收录，并删去缺失的篇章，所以此书内容冗杂浮泛，比小戴书更甚。大概小戴书是精华，而这部书是糟粕。然而其中有时还保存精辟的言语，不可抛弃。它同小戴重复的篇章有《投壶》《哀公问》；《投壶》《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四篇，既已收入《仪礼逸经》，《朝事》一篇又收入《仪礼传》，《哀公问》小戴已经采用，因此这些篇章在小戴书中应当保存，在大戴书中应当删去。此外还剩三十四篇。《夏小正》同《月令》相近，《明堂》同《明堂位》相近。《本命》以下各篇杂录事迹和言辞，多同《家语》《荀子》《贾傅》等书互相出入，并不是专门为记载礼制而设，不能同《礼运》以下各篇相比。小戴文字多是缀辑补充，而这些篇章都已各自成篇，所以篇中的章句很少改定。只是其中有文字错误，经过相互参校，仍不能全部订正，只好留待喜好古学、博学多闻的君子。《春秋》诸国统纪序录　　齐履谦 孔子曾说：“我想考察夏代的政治制度，所以到杞国去，却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明。我想考察商代的政治制度，所以到宋国去，却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明。我考察周代的政治制度，幽王、厉王使它受到损伤，我除了鲁国还能到哪里去呢？”这就是圣人借托鲁国史书来寄寓王法的原因。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应当先考察圣人所记载的内容：鲁国十二位国君、二百四十二年的事情，文字可以考证，义理可以推求；这一代治乱得失的反复变化，都可以重新考察。以隐公元年开始，是鲁国史书起始的地方。礼乐、征伐、会盟、赋税、军队铠甲、城邑修筑、田地封邑、灾异、世袭卿大夫、夫人和宫中女子等事项，只有鲁国各方面都记载完备，并不只是因为详细记录本国。若以《春秋》同周代典章相比，鲁国就是极其混乱；但以鲁国同当时齐、晋等国相比，难道没有所谓一次变化、两次变化，以及达到至道有难有易的不同等级吗？根据事实加以著录，其中的笔削大概就是用来训诫后人的。后来的作者应当对此有所考察，所以把鲁国《春秋》统纪列为第一。《诗经》把《黍离》降入《国风》，表示天下不再有雅乐。《春秋》把周王室降列在诸侯之中，哀叹王道没有人能够振兴。当时周代史书本来还在，十三代君王的世次先后都可以考察。然而《春秋》不用周王的统治来书写元年，只以周正月作为开始记事的标准，其中的用意是可以知道的。记载鲁国归还物品有三次，记载来索取物品有三次，记载赐予命令有三次，记载出兵有三次。记载天王出居郑国，接着又记载天王居于狄泉，进入成周。记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记载天王杀他的弟弟佞夫。接着记载王室发生内乱，王子猛去世，德行日益削弱，力量日益困窘，变乱也达到极点。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吧！”这是哀伤周王室日渐衰微，即使有继承王位的君王，也不能使它复兴。这就是制作《春秋》的根本旨意，难道礼乐征伐会不从天子那里发出吗？所以把周王室《春秋》统纪列为第二。《公羊氏》说：“大国称齐、宋。宋是王者的后代，是中原所仰望的国家。陈是舜的后代，杞是夏的后代，宋是商的后代。考察它们最初受封时，都封为公爵。但在《春秋》中，陈只称侯，杞开始也称侯。到庄公二十七年，记为伯；僖公二十三年，降为记载为子。直到《春秋》结束，总共记载了三次，爵位也降了三次。只有宋始终到最后都保持公爵。虽然宋襄公图谋称霸没有成功，战败而受伤，但宋仍是诸侯所仰望的国家，爵位从未改变。因此晋文公因为解除宋国之围而成就了与诸侯交战称霸的功业，悼公因为讨伐鱼石而建立了三次出兵的功绩。《春秋》对于诸侯之间的媾和通常不加记载，到宋、楚媾和时却记载下来，由此可以看出其中的大势。”所以把宋国《春秋》统纪列为第三。五霸在此以前从未有过，是齐国开创了这一局面，晋国接着成为霸主。不过，当时王道已经衰落，诸侯任意施展威势相互胁迫，以倾覆欺诈相互竞尚，天下都是如此。大的如宋、鲁、卫、郑，小的如邾、莒、滕、薛，能够知道尊奉周王的有谁？能够以礼治理国家的有谁？推究他们的本心，无不想成为齐桓公、晋文公；考察他们的行为，也无不仿效齐桓公、晋文公。他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桓公、文公，并不是不想这样做，只是智慧有所不及，力量有所不能罢了。所以孟子谈论《春秋》时不列举其他国家，唯独称道这两位君主，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因此把《齐国春秋》统纪列为第四。近代永嘉陈氏说：“古代诸侯没有私自编写的史书，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周王室东迁之后的史书。”现在依据这句话考察，《春秋》中凡是记载诸侯去世的，都是因为有本国史书可以考察其世次；不记载去世的，有的因为国家灭亡而丧失了原来的史书，有的虽然国家还在却没有史书，都是没有办法考察其世次。各国世次又有一开始进入《春秋》便能看见的，也有到较晚时候才出现的：例如秦国到文公十八年才记载康公去世，薛国到庄公三十一年才记载薛伯去世，杞国到僖公二十三年才记载成公去世，莒国到成公十四年才记载渠丘公去世，邾国到庄公十六年才记载邾子克去世，许国到僖公四年才记载穆公去世，楚国到宣公十八年才记载庄王去世，吴国到哀公十二年才记载王寿梦去世，晋国则到僖公九年才记载献公去世。所有这些国家，史书开始编写的时间有早有晚，所以在《春秋》中记载它们的世次也有先后。这样看来，陈氏的话在这里确实可信。因此把《晋国春秋统纪》列为第五。

译子路问孔子：“卫国国君等待您去执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当；事情就不能办成；礼乐就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得当；百姓就会无所措手足。”卫灵公废黜自己的儿子而立孙子为继承人，出公不把他的父亲当作父亲，却把祖父当作父亲；蒯瞆争着入国，曼姑包围戚邑，到这个时候，人伦名分已经极为混乱。所以孔子借子路的提问来启发他。然而这句话虽然专门为卫辄而发，考察《春秋》所记载的事情，像州吁、惠公、公孙剽，他们祸乱的根源无不在于不知道正名的罪过。这样才知道孔子的话所包含的范围很广，并不只针对一个人、一件事而已。不然，卫国由康叔受封建国，考察它的政治风俗，兄弟关系胜过我们的鲁国，加上国内没有专擅国政的臣子，国外也少有诸侯间的纷争；在这种时候，如果能够做到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兄尽兄道、弟尽弟道、夫尽夫道、妇尽妇道，使人伦都合乎正道，那么礼乐的兴盛还会有什么困难呢？所以把《卫国春秋》统纪列为第六。古代的王制规定，诸侯的爵位次序依照先后而有秩序。《周官》大司马设置礼仪、辨别位次，用来区别各诸侯国的等级，就像天建立秩序、地安排位置一样，不可混乱。到了春秋时期，礼制已经败亡，霸主根据自己的好恶决定升降，各国又根据势力的强弱排列高下。因此从进入《春秋》开始，蔡国常常排在卫国之前。隐公十年讨伐戴国，记为“宋人、蔡人、卫人”；桓公五年讨伐郑国，记为“蔡人、卫人、陈人”；桓公十四年又讨伐郑国，记为“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桓公十六年在曹国会盟，仍记为“宋公、蔡侯、卫侯”，都把卫排在前面。从这以后，讨伐郑国的战事，以及接纳卫惠公的军队，卫才排在卫、陈二国之后。即使说各国排列有先有后，也可以看出这是因为国势衰弱，不能在治理上自强。它后来跟随楚国而遭受楚国的祸害，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把《蔡国春秋》统纪列为第七。《春秋》记载诸侯赴告的说法，始于左氏。他说：“诸侯有命令来告知就记载，没有告知就不记载。军队出动是好是坏，也同样如此。即使涉及灭国，灭国一方不来告知失败，胜利一方不来告知取胜，也不写在史册上。”他的本意是说，邻国之间相互友好，有时共同憎恶某国而互相报仇，有时共同获利而互相救助，于是就有了赴告的命令。例如传文所说“宋人夺取邾国的田地，邾人向郑国告知说：‘请君主为我们向宋国解除怨恨，我国愿意为您引路。’郑人便以周王的命令告知要讨伐宋国”之类，并不是说每件事、每个国家都必须先来赴告。凡《春秋》记载的事情，都是当时承接赴告才记录的，如果真像这句话所说，那么不但当时各国封疆有远近、交情有疏密，而且各国有忌讳，有些事情本来不能告知，有些不应当告知，有些又没有能力告知，可《春秋》却全都记载了。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甲戌之下本来缺少“陈佗作乱”的事情，左传却说：“陈国发生动乱，国人四散，所以两次赴告。”昭公九年夏四月，陈国发生火灾，此时陈国已经灭亡，当然没有人来告知；胡氏却说：“叔弓同楚子在陈国会见，回来后把这件事告诉朝廷。”像这些情况，都是拘泥于赴告之说所造成的弊病。总而言之，《春秋》的写作，各自依据本国史书，从道理上说是贯通的。赴告的说法，恐怕并不完全正确。因此把《陈国春秋》统纪列为第八。郑国在春秋诸国中是最后受封的，在姬姓诸侯中又同周室最亲近。然而春秋初年，郑国却成为祸乱的开端，记载攻克段，记载来请求讲和，记载归还祊地，记载借用许田，记载跟随周王讨伐郑国，这些都是特别着笔的地方。后来楚国向北征伐中原诸夏，郑、陈、蔡、许四国正好处在冲要之地。陈、蔡、许从春秋开始到结束，都甘愿做楚国的附从；郑国则处在晋、楚之间，位于两国争夺之地，早晨还跟随楚国结盟，晋国军队就到了；晚上跟随晋国结盟，楚国军队又到了。作为一个国家，实在太艰难了！如果不是子产用礼来自守，使晋、楚的暴行不能加到郑国身上，那么郑国的废墟恐怕不能等到春秋结束才出现。刘安世说得好：“郑国是一个极小的国家，又时常发生君臣间的动乱，得到子产之后才安定下来。”子产执政时，晋、楚逐渐衰弱，郑国又能侍奉它们；一个小国夹在大国之间，能够自行保全已经很难，如果妄自行动就会灭亡。传文称子产善于辅佐小国，说的就是这个。因此把郑国列为《春秋》统纪第九。春秋时期的用兵，轻重深浅各不相同，其中最严重的没有超过“灭”。“灭”是亡国的重大用语。宋景公进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去，《春秋》只写“入”；左氏传记载这件事，说曹伯阳喜好田猎射鸟，鄙夫公孙彊于是进献田猎射鸟的说法，曹伯阳喜欢这些话，公孙彊又趁机进献称霸的说法，曹伯阳于是背叛晋国而侵扰宋国，宋国出兵讨伐，晋国不救援，曹国终于被灭。所以我曾据此考察，有些经文写“灭”，实际上却并没有灭亡：隐公六年记载“莒人灭鄫”，昭公四年又记载“取鄫”，可见鄫国实际上没有灭亡。定公六年春，郑国的囚、瞻速率军灭掉许国，把许男斯带回去；哀公三年记载“许男成去世”，可见许国实际上没有灭亡。也有经文只写“入”，传文却说是灭国，后来也不再见到这个国家：僖公三十年记载“秦人入滑”，传文说秦国灭掉滑国后返回，而滑国后来也不再出现；哀公八年记载“宋公入曹”，传文说晋国不救援，曹国终于灭亡，而曹国后来也不再出现。大概实际上没有灭亡的国家，有的后来又恢复存在；只写“入”而国家后来不再出现的，都是自行灭亡。因此把曹国列为《春秋》统纪第十。秦国从秦穆公开始进入《春秋》的记载。僖公十五年，秦国同晋惠公在韩原交战，当时它的势力已经非常强悍了。等到秦穆公再次接纳晋文公，便主持中原诸侯的盟会。秦穆公对外虽然跟随晋国参加盟会，内部却蓄积威势武力，寻找间隙，等待时机发动。因此晋文公刚去世，这一年秦国就灭掉滑国；第二年又讨伐晋国，利用崤山战役击败晋军，并发表归罪自己的言论，威势行于东方诸夏，突然占有西戎之地。这可以称为秦国显赫的秦公了。所以《春秋》记秦国，从彭衙以前，以及入滑、围郑、在翟泉结盟、在温地会盟、在城濮出兵等事，凡是秦穆公的事情，没有不完备记录的。康公、共公以下，似乎有些事情没有全部记载，并不是文字缺失，只是说那些事情不值得详细记载罢了。因此把秦国《春秋》统纪列为第十一。

译《春秋》中爵位降低的国家，薛国由侯降为伯，滕国由侯降为子，杞国由公降为侯，又降为伯，再降为子。虽然它们降爵的具体原因无法知道，但固然可以由此看出这些国家的国势日益削弱，逐渐衰落。有人说：薛、滕、杞自从进入《春秋》以来，不参加诸侯的会盟，各有一百多年。到成公五年虫牢之会，才开始记载杞伯；成公十三年讨伐秦国，才开始记载滕人；定公元年围攻彭城，才开始记载薛人。说它们“日益衰落”，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又不是这样。《春秋》中的会盟，本来是用来控制大国、扶助小国的，所以征发命令不过度，诸侯也有秩序。葵丘之盟是大盟，但参加盟会的只有八国，杞、滕、薛都不在其中。践土之盟也是大盟，参加的同样只有八国，杞、滕、薛也不在其中。这正是齐桓公、晋文公霸业兴盛的时候，也是小国赖以生存的原因。霸政衰落以后，会盟频繁，赋税徭役繁重，即使大国也有可能不来，而像杞、滕、薛这类弱小国家，没有不奔走听命的；即使使自己的国家空虚，困顿跌倒在道路上，也无暇顾及。况且宋国遭灾是小事，为此举行会盟却有十二国参加。修筑杞国城墙，是末等事务，但相继前来接受这项劳役的也有十二国。甚至到了晋定公在召陵举行的战役，参加会盟的有十八国，刘子还不在计算之内，它的得失就可想而知了。由此说来，能够参加会盟，并不是使它们得到提升，恰恰是使它们更加衰落罢了。因此编叙薛国，列为《春秋统纪》第十二。杞国既然降爵而被记作“子”，后来又退到人臣的行列。它降爵而被记作“子”，我不知道缘由从何而来；至于退到人臣的行列，却有可以据以追究责任的地方。为什么说它退到人臣的行列呢？从《春秋》襄公二十九年记载“杞子来盟”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经书中有记载“来盟”的：桓公十四年郑语来盟，闵公二年齐高子来盟，僖公四年楚屈完来盟，文公十五年宋华孙来盟，宣公七年卫孙良夫来盟，这些都是人臣。所以从来没有把诸侯记作“来盟”，也没有同诸侯结盟却不记载鲁公参与的。左氏说：“杞文公来盟，记作‘子’，是轻视他。”这种说法不对。轻视他的意思，并不在于记作“子”。杞国是夏朝的后代，承担着天子的职守；礼秩降低到这个地步，也是应该的。孔子曾说：“我谈论夏礼，杞国已经不足以作为征验了。”因此编叙杞国，列为《春秋统纪》第十三。《春秋》中诸侯以群体身份会见诸侯的，只有两件事：滕侯、薛侯，以及邾人、牟人、葛人。怎么知道是群体会见呢？从经文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古代诸侯之间交往，各国名位不同，礼数也不同。至于以群体身份会见，就一定要使称谓相同。“侯”这个称号，是用来区分贵贱、齐平等级威仪的。那么称作“侯”的，是以君主之礼来会见；不称作“侯”的，就不是以君主之礼来会见。滕本来不是侯，薛也不是。有人有这样的说法。因此编叙滕国，列为《春秋统纪》第十四。莒国夹在齐、鲁之间，齐国虽然曾讨伐它，莒却始终不敢稍稍欺凌齐国。鲁国自宣公公平定莒国、郯国以来，莒人不肯前来；鲁国又多次会合齐国讨伐它，干戈相接，始终没有安宁的岁月。在会公在位时，不过几年，莒人就三次攻打我国，一次侵入我国，也可以说是强国了。所以《春秋》记载莒国，总是排在郑、曹之后；至于攻入向地、夺取牟地和娄地、灭亡郑国，都是强国所做的事情。因此编叙莒国，列为《春秋统纪》第十五。《春秋》时代世代担任卿的，不只是大国有，小国也有。莒牟夷、邾庶其、畀我、邾快、黑弓就是这样。至于邾仪父，有人认为“子克”是他的字，有人认为是大夫的名字。考察鲁国有行父、归父，晋国有林父，郑国有郑父、甲父，这些都是大夫的名字。那么把仪父看作名字，也不是没有根据。邾国、鲁国都是附庸之国，邾国多次来鲁国朝见，而鲁国君臣之所以屡次对邾国用兵，是因为责备邾国不恭敬的心意仍然很深。于是既接受它献纳的城邑，又分割它的田地；既攻入它的国都，又把它的国君带回来。一定要等到邾国灭亡才罢休，难道这是先王保全小国寡民的道理吗？鲁公出行，很少有不记载到达的，只有讨伐邾国时全都不记载到达。难道是因为邾国在鲁国疆域之内，位于七百里以内吗？因此编叙邾国，列为《春秋统纪》第十六。《春秋》的班次中，齐侯是侯爵，自从进入僖公时期，常常排在宋公之上。邾子是子爵，却常常排在薛伯之上。许男是男爵，却常常排在曹伯之上。又有排在邢侯之上的，甚至在蜀地之盟中，秦国排在宋国之上，郑国排在齐国之上，都是习惯于混乱的事情。因此《春秋统纪》从鲁国这个内诸侯开始，直到降爵的周王以下，都依照王爵称为公、侯、伯、子、男。同等爵位中，因为亲近晋国，应当先列齐国；又因为齐国是霸主的倡导者，所以特意列在侯爵之首。荆、吴僭越盗用王爵的称号，不把它们加进来，所以附列在五等爵位之后。这些安排，大概就是《春秋》圣人阐明名分之意吧。因此编叙许国，列为《春秋统纪》第十七。《春秋》中，国家迁徙，起初不记载是谁使它迁徙，后来才记载。记作“某人迁某国”的，是因为迁徙是由外力造成的内属。宋人迁宿、齐人迁阳，就是这样。记作“某国迁于某地”的，是因为迁徙是为了躲避灾难。邢国迁到夷仪，卫国迁到帝丘，蔡国迁到州来，许国迁到叶、白羽、容城，就是这样。虽然迁往的地方不同，但这些国家危弱而不能自守，是一样的。可悲啊！因此编叙宿国，列为《春秋统纪》第十八。荆、吴两国僭越窃取名号，十多代不与中原各国交往。自从进入《春秋》以来，虽然经文因事制宜，在笔削中寄托义理，但它们的国君记载死亡，大夫记载姓名，记载聘使、会盟、率军出征，都与华夏衣冠之国并列而没有间隔。这两个国家的罪过，若按先王的王法来论，当然可以把它们排斥在外、抵御、诛讨、断绝往来；若按《春秋》作为信史来讲，则圣人对于夷夏盛衰变化的关切，实在深切。详细记载其事，保存真实记录，正是为了给后世作为鉴戒。所以它的书法如此。因此编叙楚国，列为《春秋统纪》第十九。

译吴国在东南方，距离中原尤其遥远。成公七年，吴国讨伐郯国，才开始见于经文。在钟离、善道、祖、向等地，都是诸侯前去与吴会盟。吴国前来同中原交往，到戚地就停止了。虽然借助吴国来使楚国疲惫，但吴国也变得骄横了。艾陵之战、齐国在黄池的会盟，以及晋国霸业末流的发展，都一定会到来。《春秋》记载这些，是想让后世谨慎对待祸患的开端。因此编叙《吴国春秋》，列为《春秋统纪》第二十。《元文类》卷四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四十四，元代苏天爵编纂，杂著。《读易私言》　许衡。初爻，是初位的下端，是事情的开始。用阳爻居于此位，才有作为的能力；但也有人担心它不能安守本分，所以用阴爻居于此位，就不担心它越过界限；又有人担心它柔弱、昏昧、滞塞，不足以顺应时势。第四爻是否有应，也大致是这个道理【没有应，可能困于柔弱；有应，可能受躁进所伤，坎卦无应而凶，颐卦有应而凶，就是这一类】。总的说来，柔弱就难以成事，刚健就容易行动。因此各卦中因柔弱而导致凶的，数量较多【豫、剥、坎、恒、困、井、旅、小过、未济】；因刚健而导致凶的，只有颐、大壮、夬罢了。总而言之，居于初位容易守正，居于上位难以守正。容易守正，是因为所能采取的道路较多；难以守正，是因为所处的位置已经到了极点。六十四卦的初爻多能免除灾咎，而上爻常有不可挽救的情况。开始和结束之间，难易的不同，大概就是这样。艮卦六爻居初位的，共有八卦。阴柔处在下位，本性又喜欢停止。因此在谦卦中合乎时势和义理而得吉，在咸卦中感应尚浅而不足以前进。凭这样的资质处在遯卦，就会落后于别人而有危险；但地位卑下、力量弱小，回头反而不如不前往。蹇卦的时势，是危险在前；停下来不走，自然有能察知几微的声誉；勉强前进，就会陷入险境。艮卦以初位停止为义，所以只告诫说利于长久守正。渐卦的资质，正应如此。即使小孩子对义理有所议论，又有什么过错呢？旅卦虽有应援，却不足以依靠，这就是它琐屑的原因吗？小过卦本应向下，却反而与上方相应，这就是它有飞鸟之凶吗？柔弱而止的资质，大多不宜行动；一旦有应，行动而有应援，反而会成为牵累【谦卦最吉，小过卦最凶】。坤卦六爻居初位的，共有八卦。坤卦柔顺处下，初始时防范很深，积累后影响很明显。因此处在比卦和否卦的初位，都能获得吉祥。豫卦有应在上方，是被欲望驱动而不能安守本分，出现凶险也是应该的。二、四两爻都属于阴位。四爻虽然得正，却仍有不中的牵累，更何况不得正呢？二爻虽然不正，却还有得中的美处，更何况既得正又得中呢？四爻是接近君主的臣，二爻是远离君主的臣，所处形势又不同；这就是二爻多受称誉、四爻多有忧惧的原因。二爻是中位，阴阳居之都算得中。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没有过度或不足。资质如果这样，就容易合乎时势和义理；时势义理既然相合，吉祥就可以确定。究竟说来，凡属阳的本来吉祥；阳虽本来吉祥，不得其正，就会损害它的吉祥；即使得正，不能达到中位，也还不能保证吉祥。一定要既当位又居中，能够顺应时势和义理，然后吉祥才确定。凡属阴的本来凶险；阴虽本来凶险，只要不失其正，就能缓和凶险；如果能够居中，仍可避免凶险。一定要既不正又不中，违背时势和义理，然后凶险才确定。所以阳爻得位得中，吉祥多；阴爻失位失中，凶险多。归根到底，合乎时势和义理就没有不吉，违背时势和义理就没有不凶。时势的义理真伟大啊！凡属阳的本来吉祥，凡属阴的本来凶险。阳虽本来吉祥，不得其正，就会损害吉祥；即使得正而不能居中，也不能保证吉祥。一定要当位居中，能够顺应时势和义理，然后吉祥才确定。阴虽本来凶险，不失其正，就能缓和凶险；失去正位，如果还能居中，仍可避免凶险。一定要不正又不中，违背时势和义理，然后凶险才确定。因此阳爻得位得中，吉祥多；阴爻失位失中，凶险多。归根到底，合乎时势和义理就没有不吉，违背时势和义理就没有不凶。时势的义理真伟大啊【一本“究而言之”以下文字略有不同，所以重录在这里以备参考】。乾卦九二，九是刚健的资质；而它所承接和乘驾的又都是刚健之爻，是刚健到了极点。它处在阴位而得中，具有广大、博厚、深沉而又随时显现的意义。臣下如果有这样的才质，对于所处职位，大概宽绰有余了。刚健具有长久不变的意义，得中具有合乎时势的意义。两者兼备，即使没有应援也可以，何况六五虚心居中以等待它呢？这就是八卦中没有悔恨忧吝而又有应援的情况，尤其美好。兑卦九二，刚健而得中。虽然上面承接柔爻，邪僻也不足以成为牵累，因为它以守持得中的意义为务。只有节卦本身具有中道之义，所欠缺的只是正位。如今既然不得正，又怎么能免于凶险呢？兑卦九二，以刚健作为喜悦的中道；巽卦九二，以刚健作为进入的中道，都是才质适合发挥作用的中道。然而兑卦致力于向上【上一阴爻为主】，巽卦致力于向下【下一阴爻为主】，形势有所不通。就像井卦的意义，贵在向上行动；九二没有应援，只顺从自己的才质而向下，违背时势、拂逆义理，别人没有愿意同它合作的。用谷物射击瓮，取得破败的象征，这不是很合宜吗？坎卦九二，下面是柔弱险难的开始，上面是柔弱险难的极点；只有它凭刚阳的才质独自居中，因此它不依赖对方，而对方反而要依赖它。若以至尊之位来应合它，险难之道就能大为推行；否则就几乎要陷于困境。大体说来，有应而道路能够通行，就应当重视守正而刚健的意义；没有应而居中，就应当重视等待和守持的意义。交错举例来说，各卦的才质都包括在其中。坤卦六二，处在否卦的时势中，不被穷困厄难所动摇；处在豫卦的时势中，也不被安逸欲望所牵引。不是安守义理名分的人，不能做到这样。坤卦六二居中履正，又安静柔顺，处在这种情形而不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创制万物、兼济他人，是阳的作用；柔顺、守正、安静，是阴的德性。凭阴的德性遇到剥卦、观卦，就会在剥卦中因柔弱而受伤，在观卦中因固守而失误。为什么呢？因为时势既然不同，义理也随之不同。这就是六爻贵在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随时应变之义。震卦六二，六二阴柔而处在震动之体中，虽然居中履正，但下面乘着刚阳之爻，是成卦的主爻，形势决定它不能安然处守；不仅形势使它不能安守，考察它的资质性情，也是不肯安守其位的。有的与上方相应，有的依附下方，其中有得失的区别。复卦没有应而依附下方，是吉祥之道；超过这一点，就违背道而不合正了【颐、随】。益卦正接受对方的利益，上下都有来者，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无妄卦的时代，正当保存诚实；无论相应还是依附，都只足以成为牵累。其他各卦都把乘刚的意义看得很重【屯、震、噬嗑】。大体上，处守就会乘刚，行动便有得失，不同于坤卦六二柔顺得中的情形。

译艮卦六二，上面以刚爻居上，下面以柔爻居下，尊卑的形势顺当。艮卦的大体已经具备了这个象。六二又承接刚爻、履行柔位，居中得正，处在各卦中本应没有过错。不过，柔弱而止的资质，行动会受到礼制拘束；如果正逢大有作为的时代，就有不能完全胜任的地方。固然处在蹇卦不能渡过险难，处在艮卦也不能发挥止的作用，但考察它的用心忠义正直，终究不能被事情成功或失败所牵累。离卦六二，初爻和三爻都是刚而得正，都是有作为的才质；但它们的光明照见各自滞留于一偏，只有六二中正，能看见义理之所当然，而它的才干又很不及它的明察。智慧很难达到同等。得到上方的应援，光明就有了依附；但这不是善于运用光明的刚爻，实在是光明能够自行发挥作用。大体说来，用刚来运用光明，不如用光明来驾驭刚更顺当。因此八卦与五爻相应、依附三爻，形势大致相等，而离卦六五在下方有应援，是最美好的。三爻——卦爻六位中，只有三爻最难处置，因为它处在上下交接、内外交界之处，不是平易安和的所在。所以乾卦失于刚暴，坤卦伤于柔邪；震卦躁动而没有恒常，巽卦躁急而有时屈服；离卦和艮卦的明与止拘系于一偏，坎卦和兑卦的险与悦达到极端，都是导致凶险的道路。然而乾卦的刚健即使不中，仍可胜任；坤卦的柔顺即使不正，仍能谦下待人。这两卦的凶险，比其他爻稍为缓和。至于坎卦和兑卦，以阴居阳，以柔乘刚，既不中又不正，违逆时势和义理，凶险就非常急迫。由此可知，乾、坤的凶险较轻，坎、兑的凶险较重。总的说来，也只能说是多凶罢了。乾卦九三，刚健过度而不得中，难以同义理相合。因为它有才质，所以反复诚恳地告诫说：“早晚都要警惕，说的是敬慎，说的是在艰难中守正，希望这样或许可以有所避免。否则就会运用自己的偏长而违背义理。凶险，难道能够逃脱吗？” 四爻的位置接近君主，是多有忧惧的地方。以柔爻居之，有顺从的美处；以刚爻居之，则有僭越逼近的嫌疑。但还须看居于五位的是阴爻还是阳爻：以阴爻承接阳爻，就能得到君主信任，形势顺当；以阳爻承接阴爻，虽能得到君主信任，形势却逆。形势顺当就没有什么不可为；形势逆，就尤其忌讳向上行动。向上行动，凶咎必然到来，离卦的各个四爻都是这样。震卦中四爻是成卦的主爻，是有才干的臣子；它行动而知道戒惧，因此有补救过失的办法。以阳承阳、以阴承阴，都不能得到君主信任。但阳爻因不正而有才，阴爻因得正而无才，所以形势不同。有才而不正，贵在少有欲望，因此乾卦的各个四爻通常都能免咎；而随卦九四、夬卦九四却有凶险悔恨的话。没有才而得正，贵在有应援，所以艮卦的各个四爻都有应为优，无应为劣。只有坤卦的各个四爻能够以柔顺处之，即使没有应援，也都能免咎。这又是随时应变的义理。乾卦九四，九爻而居于四位，形势本来不顺；但因为它刚健而有才，所以不难趋向义理。又因处在上卦的开始，还没有达到过度的极点，所以多有以刚健运用柔顺的意义。以刚健来运用柔顺，就是有才而能戒惧。有才而能戒惧，即使不得正，仍然吉祥。兑卦九四，处在下位而喜悦，有乐天知命的美处；处在上位而喜悦，则有羡慕爵禄的嫌疑。初九虽然没有应援，还可以；九四虽然有应援，却仍多有戒惧之辞。但凭刚健而喜悦的才质，容易胜任，所以有应援的没有不吉祥的，没有应援的也有免除灾患的办法。离卦九四，阳爻处在接近君主的位置而能保全吉祥，是因为它有才而敬慎。火的性质向上炎烧，行动容易变得躁急；这不仅不能顺应君主的任用，反而会成为君主所忌惮的。放纵横行、专横固执，很少有不遭祸患的。只有噬嗑卦在于除去间隔，睽卦在于彼此保全，以及处在羁旅行役、亲近之人少的情形，取君主之义看得很轻，所以它的过失也比其他爻缓和得多。究竟说来，这本来并不是最善的才质。震卦九四，离卦成卦的关键在中位，所以以中为美；震卦成卦的关键在下位，所以以下为贵。这样说来，震卦九四就是有才干的臣子。君主的行动由它推动，军队的行动也由它推动，它的功劳很大，地位也已经逼近君主。然而最后仍能保全而没有灾祸，为什么呢？大概震动而又是近臣，君主有戒慎恐惧的意义；以阳爻处阴位，有体刚而作用柔顺的意义。持守这种方法而行事，功劳多而过失少，是应该的。不过，功劳大、地位逼近而又不得正，不可以长久居于原位。长久居于原位，功勋德行反而会降低，这大概就是恒卦以“田无禽”告诫的原因吧？巽卦六四，阴柔的资质本来就多有忧惧；但它顺从而进入，才能承接君主。以这样的资质处在此位，常常能够胜任，所以八卦都没有凶险悔恨的辞句。坎卦六四以阴柔得位，上面承接中正的君主，大致同巽卦相同；但它又具有险难的性质。以这样的资质处在多有忧惧的位置，正合宜，所以八卦也没有凶险悔恨的辞句【一本作：阴爻承接阳爻，形势已经顺当，而且它的才质能够周旋曲折，不违背正道，适合处在多有忧惧的位置而无咎】。艮卦六四凭柔弱而止的才质，承接柔弱而止的君主，虽然自身已经得正，但对于君主的事情却不能独自成就，必须借助刚阳的才质，然后可以成功。所以离卦九爻与它相应，最终得到婚配；震卦九爻与它相应，颠覆养育之道而获得吉祥。至于止住乾卦的刚健、接纳兑卦的喜悦，都可以成功并有喜庆；否则处在剥卦中就见凶，处在蒙卦、蛊卦中就见悔吝。艮卦以能够停止为义，能够使自身止守，就可以无咎。坤卦六四，不论有没有应援，都没有凶咎。大概做臣子的道理，从根本上说以顺从为主；不顺从，就没有办法侍奉君主。五爻处在上卦的中位，是君主的位置。各爻的德性，没有比这里更精纯的。所以在乾卦中是刚健而果断，在坤卦中是厚重而顺从，没有谁能超过它。至于坎卦的险中诚信、离卦的附丽文明、巽卦的顺合理义、艮卦的笃实，都能够超然居于万物之上；无论处在什么时代，都能成就大事。《大传》说五爻多功劳，就是这个意思。只有震卦忌讳强有力的辅佐，兑卦亲近小人，对于君主之道还不完善。看它们戒惧的言辞，就可以知道。乾卦九五，刚健、中正，得以处在君主之位，无论处在什么时势，都没有悔恨灾咎。只有履卦的刚决、同人卦的偏私亲昵不合于君主之道，所以有危险，有号哭。兑卦九五，下方践履不正的强者，上方亲近柔邪的小人，这不是君主的善道。但因为它居中得正，所以下面虽有忌惮仍可胜过，上面虽有喜悦仍可决断。中正作为德性，真伟大啊！

译离卦六五，以强有力的辅佐和师傅为依靠，而六五凭文明、柔顺、得中的才质依附于他们，悔恨可以消除，事情可以成功。但如果再得到九二的应援，就更为可贵，所以大有、睽、鼎、未济都吉祥；其他各卦则只是凭借得中来免除灾患。震卦六五，九四是阳刚而不正的臣子，是震动的主爻；六五以柔顺得中乘驾它，形势颇有可疑。得到九二刚健得中的应援，形势便很振作，所以恒、大壮、解、归妹，比其他卦优胜。丰卦的二爻、五爻以光明和行动相互资助，所以辞义也不同，胜过豫、震、小过等无应之卦。巽卦九五以巽顺处于中正，又有君臣相得、刚柔相济。相得则没有内部的困难，相济则有成功的可能，不必等待应援，自然可以无咎；若有应援，就更加美好。坎卦九五，凭阳刚的才质处在最尊贵的位置，既得中又得正，可以有所作为。但恰好处在险难之中，还不能立即脱离，所以各卦都有等待的意义。有能力去做，是才质；能够去做，是地位；适合去做，是时机。有才质和地位而没有时机，只有等待才可以。等待到时机成熟，就没有灾咎了。艮卦六五，君主和辅佐都是柔弱的，又没有彼此相得的意义，本来不能有所作为。因为六五有安静止守、居中得中的才质，上面有所依靠，下面有所任用，所以仅仅能够成事，却不能大有作为。若再没有应援，就是既不得臣下，也不得民众；对于君主之道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坤卦六五，坤卦六爻居于五位，虽然不得正位，但柔顺厚重，合乎时势之中，具有做君主的气度。得到九二刚健得中的应援，事情才可以成功。所以师、泰、临、升，有的吉祥，有的无咎；其他各卦告诫的言辞就更加严厉。大概阴柔的才质不能成就大事，而且很少能够长久守正。上爻，是事情的终点，也是时势的极点。它的才质刚柔，以及内卦是否有应，虽然有时也可取其义，但最终都不及上爻和终局的重要。因此，困难将要脱离时，就指出可以通过的途径【否、解、困、涣、未济】；事情已经成功时，就指示可以保全的方法【蛊、无妄、颐、家人、革、渐】；时机很值得珍惜时，就说明要珍惜时机【随、离、临、艮】；时机已经过去而恰好错过时，就难以行动【乾、坤、小畜、泰、节、中孚、大畜、大过、恒、益、巽、兑、小过、既济】；义理本来很好而不必劝勉时，就直接说吉【大有、剥、大畜、遯、睽、鼎】；形势很坏而无法解救时，就只说凶【屯、讼、比、噬嗑、复、坎、明夷、夬、归妹、丰、旅、巽、小过、既济】；有的开始不得志而最终无咎【同人、姤】；有的开始满足欲望而最终遭祸败【萃、旅】；能够制约偏失而加以运用的，才质还可以【蒙、晋、升】；反常而行动的，事情已经穷尽【师、谦、贲、损】；资质虽不美好而希望它或许能够改变，仍然加以告诫【豫、大壮、益、震、节】；位置虽已到极点而看见仍有可行之处，也加以开示【需、蹇】。艮卦有成就终局的意义，所以八卦都好【蒙、蛊、贲、剥、大畜、颐、损、艮】。履卦的吉凶系于所履行之事，观卦的吉凶系于所生发之处，不能贸然作出吉凶的主断。大体说来，微小的积累会逐渐兴盛，过于兴盛就会衰落。有些事情不可改变，有些事情又不能不改变。六爻中教诫的辞句，只有上爻最少。《大传》说上爻容易理解，难道不是因为事情已经完成了吗？《东西周辨》　吴澂。东西周有两种称法：一种因前后建都地点不同而命名，另一种因两位周公封邑不同而命名。从前武王以镐京为西都，后来在郏鄏向东定鼎。周公辅佐成王，在洛邑建都，在涧水以东、瀍水以西营建宫城，用来朝会诸侯，称为王城，又称东都；郏鄏在今天就是河南。又在瀍水以东营建城邑，用来安置殷代顽民，称为成周，又称下都，在今天就是洛阳。从武王到幽王，都以镐京为都。幽王娶申侯之女，生太子宜臼，又宠爱褒姒，生伯服，想立伯服为太子，废黜宜臼。申侯联合鄫国和犬戎入侵，杀死幽王；诸侯驱逐犬戎和申侯，共同拥立宜臼，这就是平王。平王害怕戎族逼迫，离开镐京，迁到东都。平王以下以王城为都，称为东周；幽王以上以镐京为都，称为西周。这是根据前后建都地点的不同而命名的。平王东迁以后，传了十二代，景王的庶长子朝与王猛争夺王位，王猛向东居住在皇地，晋国军队接纳他，使他进入王城。进入王城的次月，王猛死去；丐过了半年多，子朝又进入王城，驱逐敬王，敬王向东住到狄泉。子朝占据王城，称西王；敬王在狄泉，称东王。过了四年，子朝逃奔楚国，敬王虽然得以返回国都，但因为子朝的余党大多还在王城，于是迁都成周，王城的都城地位便废除了。到考王时，把他的弟弟揭封在王城，承继周公的官职，这就是周桓公。此后，东面有王，西面有公，但东西周的名称还没有确立。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的小儿子班，又另行封在巩地，用来奉承周王，这就是东周惠公【父子同谥】。因为巩和成周都在王城以东，所以班的哥哥仍承袭父亲的爵位，住在王城，这就是西周武公。因王城在成周以西，所以从此以后，西面有公，东面也有公，两位公各有自己的封邑和食邑，而周王朝仍然是一个整体。显王二年，赵国、韩国把周地分为两部分，由两位周公分别治理，周王只是寄居在那里罢了。周分为东西两周，就是从此开始的。显王九年，东周惠公去世，儿子杰继位；慎靓王以前的各代都在东周。赧王即位，才迁到西周，也就是王城旧都【《史记》说：赧王时东西周分治。现在考察，显王二年已经分为两部分，不必等到这时】。后来西周武公去世，儿子文君继位。赧王五十九年，秦国灭亡西周，西周公进入秦国，献出封邑后归来。

译这一年，赧王去世；第二年，周地百姓向东逃亡，秦国把西周公迁到▯狐聚。又过了六年，秦国灭亡东周，把东周公迁到阳地。所谓东西周，是根据两位周公封邑的不同而命名的。因前后建都不同而称东西周，是以镐京为西周、对洛邑为东周而言；因两位周公封邑不同而称东西周，则是在洛邑两座城中，以王城为西周、对成周为东周而言。大致说来，周有三十六王：前十二王都在镐京，中间十三王都在王城。王城与镐京相对，镐京在西，王城在东，两者相距很远；最后十王都在成周，赧王一王都在王城。王城与成周相对，成周在东，王城在西，两者相距很近。同一个王城，从前称为东周，如今又称为西周。周还没有分成东西两部分时，因为武公、惠公两位公各居一城，于是称王城有时在东、有时在西，东西的名称取决于公，不取决于王。邵雍《经世书》把赧王记作西周君，与东周惠公并列，却没有提到西周公，于是径直把西方看作王、东方看作公。只知道东方有公，却不知道西方也有公。只知道王在西方，却不知道赧王以前的周王本来在东方。《战国策》的编排以东周为首，西周次之，难道没有用意吗？东西周分治以来，显王、慎靓王两代，共五十多年，周王在东方；赧王一代五十多年，周王在西方。先东后西，正合乎顺序。近来缙云鲍彪作注，说西周是正统，不应排在东周之后，于是把它提升为首卷，在西周记载王的世系，接着在东周记载公的世系。这种次序大概是因邵雍而产生的错误：既不知道有西周公，又沿袭宋忠的谬说，把西周武公当作赧王的别谥，反而认为徐广疏略；这是没有考察司马贞、索隐的说法。鲍彪又说，赧王迁都西周，西周就是镐京。唉，镐京距离王城、成周八百多里，自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就不可能再拥有它，后来把它交给秦国；仲说：“如果能驱逐犬戎，就可以拥有那片土地。”镐京归秦，至今已经四百年了，它在长安上林、昆明池以北，是虎狼出没的地方，周王怎么能前往那里建都呢？高诱注说：“西周是王城，今河南；东周是成周，即旧洛阳。”说得十分明白。鲍彪的注在高诱之后，为什么竟把西周说成镐京呢？鲍彪又说，郏鄏属于河南，是东周；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正是过去所谓的东周，而在这个时候却称为西周。这个时候的西周，与镐京、郏鄏相对而称西东的西周不同，怎么竟把它们混为一谈呢？大概是有人不明白而写成这样的。我不这样做。鲍氏研究《战国策》，用心十分勤勉，但在开卷之初就不免出现这样的谬误；读者或许也没有察觉。我同夹谷士常、程钜夫偶然谈到这件事，两位先生命我写下来，于是我便作了《东西周辨》。《改月数议》　张敷言。有人说，三代改变正朔没有争议；至于改变月份的计算，诸儒的议论不一致，学者对此感到困惑。也曾考察过这件事吗？回答说：夏、商的制度年代久远，又没有文字记载，不能深入考究；周代制度还可以谈论。说周代没有改月份，可以吗？回答说：可以。根据是什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周诗》说得很明白。说周代改了月份，可以吗？回答说：可以。根据是什么？《孟子》记载“七八月之间发生旱灾”，《春秋》记载“正月太阳运行到最南，二月没有冰”之类，就是证据。那么就没有确定的结论吗？回答说：有。近来我恭敬地读《春秋》“至春王正月”，私下产生疑问。正月本来就是周王的正月，正如后世史书所说的正月，就是当时君王的正月，为什么还要特意称“王”呢？我私下认为，一定是另有一种所谓的正月，所以称“王”来加以区别。读到僖公五年，晋献公讨伐虢国，向卜偃询问战胜敌人的日期，卜偃回答说在九月、十月交界之时；考察童谣和星象的验证，都是夏历十月，但《左传》却记载在十二月，周代改月就更明显了。又考察襄公三十年，绛地老人亲自说明自己的年龄，说他出生那年正月甲子日为朔日，到现在已经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他所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正月，也是夏历寅月，孔颖达的疏说得很明白，文字很多，这里不全部记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月〕 考察这位老人的经历，他历经正好七十三年，共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六日，应当到丑月癸未日；但《左传》却记载在二月，周代改月就更加明白了。然而卜偃和这位老人都是周人，一个是在君主面前回答，一个是在执政大夫面前回答；他们所说的年月又都是两件事情中极为关键的部分，并不像其他事情那样泛泛谈论月日。为什么舍弃当时周王的正月计算，而说夏历呢？听的人为什么也都不加以追问，反而知道这是从寅月开始计算呢？由此可知，周代的正朔和月份计算全都改变了：凡是朝见、聘问、颁布历书、授予时令，以及一切写入史册的事情，都使用当时周王正月的月份计算；民间日常所说的岁时和话语，则仍然都从寅月开始计算，和后世一样。《春秋》记载“王正月”，就是为了同民间习俗区别开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周人的诗和《孟子》的书，也各有它们取用的地方。否则，诸儒各自执守所见，主张改月的人遇到不改月的文字就隐没不记，主张不改月的人遇到改月的议论就避讳不录，最终不能清楚贯通，也不能解除学者的疑惑。问：周代以子月为正月，确实如此吗？回答：是。那把它看作春天吗？回答：是。寒暑顺序颠倒，可以吗？回答：还不能这样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七十三年〕

译先王的制度是，改朝换代、接受天命，必定改变正朔，改变服色，区别徽号，使民众的耳目焕然一新，以权宜处理一时的需要，并不是说冬天一定要变成春天。子月作为第一个月，就可以向上帝祈谷，就可以举行祭祀而不用雌牲。问：还有不妥之处吗？回答：当然有。否则，孔子为什么说“实行夏代的时令”呢？周公制定礼制，正月以后就不再称为正岁了【《周礼》凌人说“正岁十二月，命令砍冰”，这是最可以考察的。既然以寅月为正岁，那么把子月作为权宜之制就可以了】。解释正岁的人，并不是说夏代得到四时的正序，殷、周就没有了。一定还有重新把子月、丑月作为正月的情况【唐代武后虽然曾以子月为正月，却不曾改变时令月份；肃宗以子月为岁首、以斗柄所指记录月份，也只实行了一年】。问：您说凡是写入史册的事情，就使用当时周王的正月月份计算；《伊训》“元祀十有二月”，蔡氏认为是殷代正月，那么究竟是哪一个月呢？回答：是建子月。殷代的正月固然在丑月，那么继承王位的君主恭敬朝见，以及《太甲》篇中继承王位的君主奉归，难道都不在正月吗？回答：后世继承王位的君主重新考察继承天命的礼仪，本来有固定的仪式，哪里一定要等到正月才举行放桐的事情呢？况且，人臣遭逢重大变故，即使圣如周公也还会受到流言诋毁，那么阿衡的内心又会是什么样呢？早晨还在自怨自艾，晚上就应当重新恢复君位，尤其不必等到正月。何况“正月”一词只写作“十二”，依据《虞书》所说“上日正月朔旦”，以及秦汉以来的惯例，难道唯独殷代没有正月吗？有人说：“秦朝以亥月为正月，却仍称为十月，这不也是相同的吗？”回答说：“秦朝把亥月作为正月的做法是错误的，哪里值得取法？秦朝在寅月书写为岁首，十月的制度又另有不同；这还不如说殷代完全没有正月。”又有人说：“或许是因为采用夏历，所以卜偃这位老人会这样说，那么又该怎样解释呢？”回答说：“这也不对。卜偃老人所说的话是在晋文公之前，或许可以这样说。至于卜偃回答君主的话，是晋献公时期的事。当时晋国篡夺国家的时间还很短，两军刚刚具备【天王赐给一军，晋国自行建立一军】，晋文公尚未兴起，齐桓公还在世。晋国虽然曾灭掉耿国、霍国，略有小小的得志，正忙于朝见周王、缴纳贡赋还来不及【晋献公灭虞国后，把虞国的贡赋归给周王】，又怎么会毁掉冠帽、撕裂冕服，改换姓氏和制度，采用夏正呢？”这样看来，我的见解是有根据的，而“春王正月”这一句话，古今各代的儒者都不敢轻易议论，其意义本来就是十分明显的。《元文类》卷四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四十五，元代苏天爵编，杂著 《故物谱》　　　　　　　　　　　元好问 我家收藏的书籍，都是宋代元祐以前的东西。书法作品多是唐人的笔迹和五代的写本；绘画中有李、范、许、郭诸人的上品作品，其中薛稷的《六鹤图》最为超凡绝伦。先父铜山府君任汲县官员时，曾得到官府出售的宣和内府藏品。有两座小铜绿山，用酒浇灌后，青翠的颜色仿佛可以摘取，这是府君任职服役时所得之物。那方“风”字大砚，是先父东岩君在乡里任教时得到的。铜雀砚背面有一枚大钱和一枚天禄，坚硬沉重而质地细密，和石头没有区别，这是先父陇城府君任冀州官员时所得之物。贞祐丙子年战乱时，藏书因为放在墙壁之间而得以保存。战事退去后，我准备奉母亲向南渡过黄河，便把这些书全都带到太原，交给亲旧之家。其余的杂书以及先人手写的《春秋》《三史》《庄子》《文选》等，还有一千多册，另有画一百轴，装载在两辆小车上随身携带。三方砚台则埋在郑村别墅。那一年我寄居三乡，十月北方军队攻破潼关，我逃避到女几山的三潭。等到下山时，才发现经过焚烧荡平之后，剩下的东西已经没有多少了。如今这些物品，大多是我在南方所得，或者是从前遗留下来的。过去住在乡里时，我常陪侍几位伯叔父和两位兄长宴饮交谈；每当谈到家中收藏的书籍，他们总要一一列举并询问，例如说：“某部书是在某处买的，传自什么人，收藏它有多少年了？” 他们便欣然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如今这些东西虽然已经散失，但它们的装订、装帧、书签、题字、印章和标记，我在梦中仍仿佛能够看见。《诗经》说：“桑树和梓树，必定恭敬地对待。”我揣摩自己的内心，知道我的子孙在后世回想起来时，一定会因为不了解我今天的心意而感到遗憾。有人说：“物品经历的人世已经很多了，世上的人玩赏物品，反过来却被物品玩弄；贪求数量、务必搜取，巧取豪夺，面对遗留下来的簪子和破鞋而感到悲伤的人，都是这样。李文饶记载平泉草木时说过：‘后世毁坏一树一石，不是我的子孙。’欧阳公甚至把这种人归入庸俗愚昧之列。至于名贵书法和绘画，像桓玄那样爱好玩赏，像王涯那样严密防护，本来不是没有为数百年打算；然而转眼之间，已经被权势极大的人背负着奔走抢去了。我自身尚且不能保证，又怎么能防范我身后的事情呢？”我认为并非如此。三代的鼎和钟，最初出自圣人的制作，如今上面的款识仍在；不是写着“永远用来享祀”，就是写着“子子孙孙永远珍宝使用”。难道圣人能够超然远见，却不能对一件物品寄托感情吗？还是他们明知这些东西未必能永远属于自己，却偏偏希望它们一定如此呢？大概自从庄周、列御寇提出那些说法以后，游戏人世的荒诞之徒便把天地看作旅舍，把形体看作外物；即使圣贤的才能，也有被他们一笑置之的，何况外物以外的东西呢？即便如此，他们对于内外仍然有自己的原则和分别啊！道路不同，就不能相互谋划。假如他们果真能够寒冷时忘记穿衣，饥饿时忘记吃饭，以此防守于方外之境，那么即使轻视万物、把万物视为空无，也还是有所凭借的。如果做不到这样，那么准备各种物品以供使用，守护器物以成就智慧，只要取得它们合乎道义，传给后人而无愧于心，就可以了。又何必一定要借空无来排遣牵累，矫饰情性以趋向所谓通达，从而取得与世俗不同的名声呢？于是作《故物谱》。论辽、宋、金的正统　　　　　　　　　修端 甲午年，九月十五日，东原的几位朋友聚集在孙侯的宅第，谈到前代兴亡得失之事。座中有人问：“金朝占有中原一百多年，将来国史应当怎样记载？”有人说：“自唐代以来，五代相继承接，宋接受后周的禅让。即使靖康年间两位皇帝蒙尘受辱，因为江淮以南赵氏的统治没有断绝，所以在宋史中，金也不过像刘渊、石勒、苻坚、姚氏那样，列作一篇载记罢了。”众人都很疑惑。我说：“正统与闰统的议论，我虽然不聪敏，请让我从事情的始末来说明。耶律氏自唐代以来世世代代都是名门大族，到了唐末，朱温篡夺唐朝，天下四方分裂。辽太祖安巴坚乘时而起，征服高丽诸国以及燕云以北数千里，和朱梁同年即位；这一年是丁卯年。到丙子年建立年号神册，在位二十年。他的儿子德光继承帝位，这一年是丁亥年，即唐明宗天成二年。德光后来称为太宗。天显十一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受到清泰帝征讨，派使者向辽求救，奉表称臣，又按照父亲的礼节侍奉辽。太宗出兵救援，趁机灭掉唐朝，石氏建立晋国，于是把燕云十六州献给辽，并且每年进贡绢三十万匹。天福七年，晋高祖去世，出帝继位。大臣们商议奉表称臣，向辽报告哀情。景延广请求给辽写信，只称孙而不称臣，以便与辽抗衡。太宗发兵南下，天会九年进入汴京，把出帝封为负义侯，迁往黄龙府。石晋于是灭亡。大同元年，太宗北返，仍让萧干留守河南。刘知远在河东乘机起兵，从太原进入汴京，自立为帝。到宋接受后周禅让时，宋占有中原一百六十多年；辽作为北朝，传世年数与宋相当。虽然辽的疆域比宋狭小，但比较两国兵力，澶渊之战中宋几乎不能守住，于是割地求和，每年进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约定以兄弟相称，并按照世代次序排列尊卑。到了后期，辽为祖父，宋为孙子。到天祚帝时，金太祖起兵平定辽国，攻克宋朝，占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孙世代称帝，坐受四方朝贡一百多年。如今却把它同刘渊、石勒等相比，我因此不能不加以辨明。刘渊、石勒都是晋朝的臣民，叛乱国家，以臣下身份攻打君主；即便能够盗据一方，僭越称帝直到姚氏，最后仍被晋将刘裕擒获斩杀于建康市中。把这类人写入载记，是理所当然的。

译完颜氏世代担任君长，保有肃慎之地。到太祖时，南北双方已经都是敌国，向来并非君臣关系。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说法，金国只应列入载记，那么不知道辽史又应当怎样写呢？当辽太祖建立神册年号时，宋太祖还没有出生；辽太祖比宋太祖早五十多年兴起并即帝位，本来就难以把辽降格处理。若在五十多年以后把辽包进宋史，世代相差悬殊，名分颠倒，绝没有这样的史法。既然辽与宋的时代相接而不能并列为燕，那么金占有中原，就更难另作议论。按照公共的议论来处理，五代相继承接的情况，除了庄宗进入汴京、为报仇讨罪而复兴后唐，事理和形势还说得通以外，朱梁的篡逆比王莽更严重；石晋依靠辽国建立国家，最后又被辽所俘。刘汉自立，父子相承四年，郭氏后周废掉湘阴公而建立。若把五代的君主全部列作南史，连朱梁的名分恐怕也未必合适。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并不是篡夺而来，又承接晋的统绪，加上它的世代和名位远远超过五代，并且与前宋相承接，应当列为北史。宋太祖接受后周禅让，平定江南，收取西蜀，白沟以南全都臣服于宋；传到靖康，应当列为宋史。金太祖攻破辽国，攻克宋朝，占有中原一百多年，应当列为北史。自建炎以后，中原不再属于宋朝，应该写作南宋史。有人说：“欧阳氏是宋朝的著名儒者，确定五代而不称南史，当时想必已经反复讨论过，为什么如今又有这种议论呢？”我说：“欧阳氏作史时，辽正处于全盛时期，难道他不知道梁、晋、汉、周相互授受的缘由吗？所以他列为五代，是想把接受周禅这一点归给宋朝，以尊崇本朝，这是形势所迫。等到他编写十国世家时，却独自说‘周、汉的事情可以说是难以处理’，欧阳公这样说，难道是没有深意吗？我读李屏山咏史诗咏五代郭周的一首诗：‘不负先君持节死，举朝唯有一韩通。’曾经为这首诗的立意感到震惊和悲哀。宋朝自建隆以来，名士大夫的议论和文章不可谓不多，却从来没有一句提到这件事；不是不能说，而是大概有避讳之意。因此列为五代的用意就很清楚了。隋末，文中子作《元经》；到了晋、宋以后，正统在中原，后来大唐又统一南北；再往后到了五代，天下纷乱，便没有办法重新议论。到了今天，时代和事情都已改变，应当考订前人含蓄隐约的痕迹，依从公论。又有人说：‘金占有中原虽然一百多年，但宋自建隆至今已经将近三百年，何况今年春正月又攻陷蔡城，宋朝恢复了仇恨，这本来可以兼顾金国的正统了。’ 我说：“元魏、齐、梁的世代已经相隔很远，恐怕诸位还不以为然，请用五代中周、汉的事情来比方。汉隐帝乾祐三年被杀，太后下诏立河东节度使刘旻的儿子刘赟，不久又废为湘阴公；刘旻于是即帝位于晋阳，直到刘旻去世，仍然沿用乾祐年号。刘旻是刘高祖的母弟，他的儿子刘承钧、孙子刘继恩、刘继元又相继即位，共二十八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才灭掉它。东汉有四位皇帝，若把郭氏后周也算进去，那么郭氏也不应称为周，确实应当视为闰统。宋太祖不应说接受后周禅让，传到太宗时，才可称为东汉之后。欧阳修不该作《五代史》，而应作《四代史》；司马光的《通鉴》应当把东汉列为一世纪，欧阳修也不应作《十国世家》。唉！国家正统与闰统，本来有确定的结论，想不到今天竟如此轻易地加以褒贬。在周朝便称正统，在金朝便称闰统，天下的公论果真如此吗？何况蔡城的陷落，大概是天朝出兵征伐的力量所致。宋朝的边将专擅权力，任意撤去藩篱，只图快一时之愤，昧于唇齿相依的道理，招引强兵深入，重蹈徽宗的覆辙，酿成后来的祸患，成为万世笑柄，哪里还谈得上报仇呢？” 宋朝自靖康以来，称臣称侄，奔走输送玉帛，按时朝贡，几乎已有百年，哪里料到今天私下议论时，竟突然自称尊大，又这样做呢？金章宗泰和年间，南宋背弃盟约，发动没有名义的军队，侵扰唐、邓、宿、泗等地。章宗分派应援军队，宋军在淮、汉、川、蜀之间大败。宋朝派方信儒等臣子，卑辞请求和议，请求称金帝为叔父、自己为伯父，并增加每年的币帛，献上臣子韩侂胄的首级，送到金国宫阙。当时中原连年蝗灾旱灾，五谷不收，山东尤其严重。童贯、粘没喝深深自责，常常把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作为心愿，曾经下诏让百官议论说：‘我听说海陵王曾说：“我国虽然接受四方朝贡，宋朝还苟且喘息于江南，难道天下竟有两个国家吗？”所以才有亲自出征的行动。去年宋人无故起兵，动摇我国边境，如今已经战败受挫，哀求请和。我想到海陵王的话，应当怎样处理？’当时臣下中有迎合旨意的人进言说：‘从前靖康年间，宋朝国运已经衰败，它残存的魂魄，即使如今据有江南，也正像昭烈帝在蜀地一样，显然不能继承汉朝的遗统。’于是宋、金和议就此确定。这只是当时继承友好关系、使百姓休养的大略，并不是后世关于正统、闰统的定论。昭烈帝对于汉朝，虽然说是中山靖王之后，但他的宗族关系已经疏远，不能据此完整记录。高宗是徽宗的儿子，整个占有江南，似乎和昭烈帝颇不相同。如果金史专门依照泰和年间的朝议，把金看作承继宋朝统绪的国家；或者按照今天的议论，把金包在载记之中，这两种做法都不是公论。又有人说：“辽建立国家后，偏处燕云，法令制度并不统一，似乎很难和元魏、北齐相比。”我说：“这样说，见识尤其浅薄。如果以居处中原者为正统，那么刘渊、石勒、慕容、苻坚、姚氏、赫连氏所得的土地，都是五帝、三王旧日的都城了。如果以有道者为正统，那么苻秦的气量、雄才和谋略，能够信任臣下而不疑；朱梁的行事却是篡夺和内乱，死得也不得其所。把二者相比，究竟谁得到统绪呢？至于授受相承的道理，也不能用这种标准来责求。何况泰和初年，朝廷已经先有这样的议论，所以选官设置史院，开始编修辽史。后来因为南宋献上敌人首级、请求和议，臣下上奏说：‘靖康年间宋朝的国运已经断绝，应当承继宋的统绪。’皇上于是停止编修辽史。因此，中原士大夫之间不了解辽、金兴起的根本和经过各不相同。假如辽史早已完成，天下自然会有定论，哪里还需要我的话呢？” 座中客人惊讶地说：“几百年来那些隐显变化的缘由，竟然知道得这样详细！”希望请你把它写下来，以备将来史官采录罢了。读药书漫记【二条】　　　　　　　刘因

译人禀受这种气，形成五脏百骸的身体，形体真实相合，气也随之流通。声、色、气、味接触到人的口、鼻、耳、目时，虽然看似泛泛无常，但属于自身并与自身同类的，本来已经相互吻合；与自身异类的，本来就会抵触冲突。即使是人的身体本身，也不能自行察觉。譬如饮药的人，把枯木、腐骨捣成粉末，混合后饮下，它们也各自随着自己的气类而发挥作用。大概它们的根源本来就是同一的。因此先儒说：木的味道是酸的，木根竖立在土地中，类似骨头，所以骨以酸味得到滋养；金的味道是辛的，金属缠合其他东西，类似筋，所以筋以辛味得到滋养；咸属于水，类似脉；苦属于火，类似气；甘属于土，类似肉。它们的形体本来已经与相应类别相似，它们的气怎么会不随之流通呢？推而广之，吉凶对于善恶，也属于同类的关系。上天生育这一世代的人，也必定能够安排这一世代的事情。大概世间本来就足以自给，并不需要等待外物。岭南多毒物，所以有金蛇、白药来治疗毒；湖南多瘴气，所以有姜、橘、茱萸来治疗瘴气。鱼鳖、螺蚬能够治疗湿气，却生长在水中；麝香、羚羊能够治疗石毒，却生长在山中。大概如果不能有足以胜过某种气的力量，就不能生存在那种气之中；而物类与这种气一同产生，本来就是一定要使它们对这种气有所作用。正如朱子所说：“上天将要降下祸乱，必定会产生能够平息祸乱的伟大人物，用来应对后来的局势。”由此看来，世间本来没有无用的人，人也没有不可安置的时代。《七观》　　　　　　　　　　　　　袁桷 翰林先生辞去荣禄，停止机务，告别白玉堂，将要回到麻源山房。越公孙拿着文稿，蘸墨濡笔，借物譬喻心志，考察图籍，审视曲折。仿佛镜子容纳万物，一旦观察言辞便忘却言辞、消解意旨，分类排列而道理完备。有一位郢地大夫，身体清瘦，穿着粗布衣服，眼睛不接触黼黻之饰，耳朵听不到律吕之声。他咧嘴笑着说：“登高能够作赋，便流于淫靡曼妙、荒诞恍惚；智慧专一的人精神强健，形体滞塞的人却被外物驱使。从前吴州来观察诗，东鲁说诗有法度、有根据；祸患从枚生开始泛滥，又从曹王先生那里发端。楚地产生的人，面对云梦的浩荡、巫峡的险峻，胸中收藏、腹内盘结。公孙还不足以教导我。”先生在南山整理竹简，在羽陵积聚典籍；如同网有纲，如同墨斗有绳。凡是舒展、探究和辨明，我难道不能听取吗？越公孙说：“太初之气烟雾般交融，清浊确定了仪则；雨、风、露、雷使动植物得以生长。辨别方位，审察善恶，使百姓使用事物而没有弊害。六气发生灾害，白白使人的一生夭折。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却皇皇地说：‘你的命实在长久。’那土地干燥刚硬，要观察它的温凉。我生命的长短在于上天，顺应它来接受年寿。居住岩穴、饮用山谷之水，却在中途陨落。拿起书来观看，不禁泪流满面。鄙弃彭铿违背常理，为什么还要放纵自己而更加得意？说技艺可以进于道，我将由此返观自身，接纳肠胃、补益脏腑，其中的惨痛忍耐没有穷尽。” 即使石头竖立、土地涌动，彗星和孛星违逆运行，我还认为这不过是天地的疾病罢了。修养自身以等待命运，是道的根本道理，也是先生的正道。大夫说：“神灵的运行，依据什么形体，指向什么方位？我这个拘泥的儒者，请您换个话头来告诉我。”仆夫越公孙说：“神明发扬精气，五纪运行有序而明晰；察考幽微，防备灾变，依照天道行事。万物形气纷纭，吉凶贵贱高下，都通过观察天象来分别隐显。灵妙的根本感应，不是用言语表达的；由动显出静，由此百神都得到保佑。虚无的现象表现为声音，实质的现象表现为数目。过去后稷氏掌管农事，黍稷长得茂盛。聪明人即使谋虑周全，怎么能穷尽大地？百姓一旦以劳作为恶，彼此相看而计较食禄，风雨便被遮蔽。云层相连，高耸险峻，飞鸟也不能低头，行走的人不敢仰视。旁边营造起万家居室，土地上萌芽初生；穿赭衣的人跌倒奔逃，而淮水又断流了。铸造鼎来镇伏奸邪，竟能把它沉入深渊。于是叹息着寻求桑林祈雨之礼，远方荒服之地受到安抚而归顺；王庭之中充满防卫，诸方进献宝物、效献珍奇，各种物品多得无法一一列举。鸡和猪都按时饲养，父亲安闲、孙子嬉戏，哪里还需要忧虑边疆的事情？洲岛曲折，家产累积到千金；凭借先生过去居处列仙之馆、掌握要领而汇集众思的才学，便可说天象是有理可循的，明白妖异是由人兴起的。坚守纯正光明的法则，保持清静安宁；让战马退回郊外，谢绝重译辗转进献的雉鸟，认为三脊茅草也不足为贵。一派和乐陶然，舒展而茂盛；不待言语，年岁自然成就，不加营求，事情自然端正。先生不是说过“道理虽只有一个，思虑却有百种”吗？说的就是这个吧！”郢大夫说：“泛泛地观察、广泛地听闻，反而离道越远而损失越多；愿意洗净耳朵，请您剖析其中的蕴意。” 越公孙说：“从前尼父只学习俎豆礼仪，以击刺、坐作等操练，因势利导百姓进行教化；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车乘、徒众和士卒都考察究竟。直到如今，舆地图上八方之地同受历法，四方夷狄交相往来；月窟、风丘、冰天、桂海，无不驰心遥望云端。请下令使各方归顺、叩关入贡，千座营庐如星环绕，八处屯兵如山罗列；羽林军翻阅经籍，飞骑击鼓负笈而行。”

译水声潺潺啊，像是畏惧尘垢而将要飞翔；雾气纷纷啊，像睫毛承接露水而想要申诉；荒僻小路和断折芦苇间，磷火忽明忽灭，仿佛疑心聚集；织物上的花纹扬起光彩，采撷芳香花卉来杂缀成组。片刻之后，秋风呼号，金石乐器琮琤作响；追逐猛虎，搏击犀牛，张弩射雕，发镞击鹰；把苍茫旷野寄托在一瞬之间，乘扶摇而独自远征，最终放缓缰绳趋向太阳，却悲伤地看着它倏忽沉落到西方。唉，究竟为什么这样悲伤呢？古代有居住山岩的隐士，怀抱奇异之思，探求幽深之理；在深林中漱饮芳泉，在寒冷流水旁栖息寂静。他们淡泊得仿佛已经遗忘一切，幽深得仿佛有所停留；曲折盘旋的山谷帮助它回环，空旷的山谷像母穴一样应答唱和；猿声三叠，令人落泪，鹤鸣九转，使人凝结忧愁；钩取幽玄，采撷祥瑞，始终没有穷尽。瑶席铺陈开来，高声歌唱，言辞起初绮丽，最终纵放，把余韵寄托在宫商声调之中。然而这还只是些微不足道的作品罢了。搜集《苍颉篇》《尔雅》等书，刮磨诰令、盘庚之文；使文采灿然如贝编，英华飞动、露水丰润，又有什么可讥笑肉食者的鄙陋之处呢？他们仍不过像郑穆公和鲁桓公罢了。大夫没有听说过吗？钟、磬、琴、瑟、箫笛等乐器，各自随着听者的感受而不同；声势的高低也有时运，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命运。摩挲天地，吸纳日月；把箭矢写成帝王之辞，把叶韵写成应和的歌诗；五岳赞颂祥瑞，百灵护卫呵禁；道路平坦，不荆棘丛生，如砥石般平整，如磨石般光洁；发掘潜藏，疏通泉源，扶助百姓沐浴阳春；瑰奇超逸的成为新作，简约洁净的成为真文；排列起来像门户各自居处，区分开来像渭水分流；雍容的如珩璜美玉，冲淡深远的如花茎英华；线缕虽断而头绪相续，醴酒甘美而调和清醇。从前那些以名声著称、光辉伟大的作者，他们的成就也不能用千百年来衡量。浮泛的声调和急切的音响，直露的意旨和放纵的心志，澎湃轰鸣，滔滔不止。拘守乡里的人夸张粉饰，发言者像丑陋的嫫母；姑射山仙人的铅刀，怎能和镆铘宝剑相比而胜任呢？这可怎么办？大夫说：“文章同政治相通，这是玉署官员的职责。文章胜过实质，便会成为史官之文；这里只说其中较大的道理。” 越公孙说：“我辛勤不懈地在中垒校勘典籍，毫无安宁。世本、年纪等史书，都系属于《麟经》。若舍弃相府的图书，便会使经纬之学泯灭。把麒麟之书昭明地收藏在金匮中，几乎没有人敢与之匹配。于是司马氏清除荆棘、扫除蔽障：华丽的文字成为讥刺，激切的文字成为刺责。上溯并涉及世家，表列典籍，撰作史记，说诸侯没有史书，史书的创立使周道崩坏。鄙陋的儒生只会涂抹删削篇章、删去烦琐；像小火把同太阳争明，最终一并消散，什么也没有流传下来。荀氏、袁氏文章昂扬，言辞简约而意义完备。为什么班固、范晔两家著史能使光辉绵延相继，仿佛叙述百代而法则如一？素王孔子所删定的简编，如同太阳高悬天空，光明灿烂，谁敢靠近它的肩头？大化渐渐衰薄，钻研深奥之理也更加疲惫。污秽的、卑陋的、因袭的、泛滥的文字，污浊不堪；作者畏惧祸患而希求迎合，以市场价格般的谄媚来取代直言，以鄙俗代替雅正，像聋子去敲钟，像盲人策马。伪托的《元经》附会讹误，《唐历》受到呵斥。后来虽然有纪略之作，终究没有达到同等标准。尹氏、石氏怀抱猛志，考证古事、比较史实，却百次尝试也难有一次成功。欧阳氏兴起后，正如名山所藏的典籍，再次大体相同而细节有异，形势上不能两立。所谓鲁国史书，如今成为系联史事的谱牒；河川般充盈的记注，像梳齿般排列的旧志，保存着兴亡的根源，以及典章制度斟酌损益的道理。登上瑶山便神魂惊骇，游历邓林便眼目昏眩；般、倕这样的巧匠也只能叹息，随侯珠与和氏璧也为之流泪。那些执笔作文的人，我将看见他们因惭愧而脸红、因惊悸而神色不安。先生登上秘丘，观览群玉，积聚如仓的石简，标明朱笔、墨笔和兵书；通过笔削熔铸，把精华融会贯通，仿佛园囿与赫胥氏、邻近大庭氏一般。大夫应当站在下风处，向先生求取神灵般的启示。大夫说：“皇王的事业光明昌盛，帝王霸业却十分高峻，我的心更加悲伤。韩愈不以史学著名，却能四方驰骋，何必知道这些呢？” 越公孙说：“光明灿烂的古代帝王，分别使人民聚居、四方各得其所；陶唐氏时代盛大和谐，五服使国家秩序端正，五典使常道得到遵循，引导百姓而没有违逆，于是人民安乐和睦；按时授予政令，便不断勤勉努力。到了三王，他们的事业更加滋长；周代承继并汇集其成就，以黼黻彰明典章，以金石传播命令，持续发扬光大至于太和，昭示天下百姓。无论纤细还是巨大，各种制度都完备而秩序井然；无论丰厚还是减省，各项规定都坚定而分明。三光再次辉耀，百官拱手排列。可是岁月推移，祸乱渐渐滋生：弱者像缀在旌旗上的飘带，强者手持长戈；智者探取囊中之物，勇者拔河争胜；有人搏击犀牛大象，有人屠杀蛟龙鼍鳄；飞箭四射而请命，车辆纵横交错；行动快如浮云，迅疾如奔尘。那些夸耀车毂、逞口才的滑稽之士纷纷并列出现，抛弃仁恩，假借鬼神，混淆君臣，各自驰骋而心怀新说。数千百年之间，人虽亡故，学说却都具备；即使劳烦离娄，也不足以一眼看清；即使劳烦王良，也不足以驾驭。最大而值得忧虑的是：恬淡寂泊、守持贞正，可以用来修养自身，却不能用来治理百姓；断绝人的本性、抛弃人的性命，使百姓受到蛀蚀般的病害。孟轲氏如果著作起来，我看也会被剃发加刑、被割舌而不能说话。话还没有说完，郢大夫说：“天所收藏的宝物在山中，瑾瑜美玉也会隐藏瑕疵；从中间加以辨析，它的德性便日益显明。儒者所诟病的地方，未必能胜过它。哪一种道理最高明？” 您何不陈述出来？不要激切，也不要抄袭。越公孙说：“古代颛童在乡里的学校接受教育，读通几篇书，专门从事训诂。声歌、象舞，耳目相接、身体亲习，彼此亲近而有常，日常施用而不轻慢。后来的帝王没有彼此沿袭，而是随着祭祀兴起文章。八音寥落，五礼纷纭，乐声铿锵却无法明辨，争论聚集起来如同火焚。郑玄之说多有乖误，后来的图籍又接踵沿用，象制更加湮没。周官之学另行出现，议论者想要归于一统，却繁杂紊乱、错谬交织；犹如拿着网进入树林，到了越地却把车辕朝向北方。编类礼书已经十分勤苦，但五次灾厄所造成的典籍散失已无法保存。后来虽有散佚补辑，取舍仍未完成；最终驾乘虬龙、以云为骖，文字按文义合并，声音按音韵排列，旁行铺陈，落入侏儒之见；行文又离开狄防，虽说文轨同风，却不能真正归于一致。孔壁古文无法推求，二经繁盛；古文聱牙难读，今文简约相俪，古文则称道统由此传承，哪里敢妄加议论？《诗经》以文王为根基，而周公、召公首先兴起教化；首章文字的异同，众说纷纭。风、雅篇章改变说法，美好的反被诋毁，直率的反被责骂。《鲁颂》记载奇异之事，《秦誓》作为终篇告诫。为什么后来的学者昏昧不明，直到今天仍不能通晓？《麟经》即鲁国经书，议论者以口舌效法法吏，说齐国、晋国没有褒扬之辞，却说日月都含有讥刺；纷乱得如蜂群刺猬，微小得如糠粃。不使内心虚静，不能明察自己的视野；遗漏明珠而抱持疑惑，翻查箱箧却积累毁谤。然而这只不过是人文的经纬、政治施用的体制罢了。” 三位圣人所述所作，包罗黄河之图，总括洛水之书；阴阳二仪从心中产生，万物变化由精神制成。迎接它却无法亲近，拒绝它却无法使它存在。疑惑的、逃遁的、惊愕的、困顿的，都在深沉中消散，又在委曲中显明。沉思而遗忘外物，形体脱离而超然；激荡回旋的风，空旷而寥落；纵使如云鸟飞翔，也仍然安然自适。先儒们，请跟随我招手而来吧！郢大夫说：“起初我见公孙疲惫衰弱，像是力量不足；说话曲折周旋，仿佛在躲避羞辱，精神意气都不振作，为什么还那样争辩不休呢？现在我明白您了，您的长久声誉已经确立。我和翰林先生在这片土地上徜徉，无论短暂之年还是长久之年，都还觉得不过如同早晚一样。” 《工狱》——宋本。

译京师小木局有几百名木工，官府从中抽取十分之五的人，设置工长分别统领他们。有一名工匠因为工长是非曲直的问题同他争执，争执不下，于是工匠便完全不再同工长往来。半年后，众工匠认为口角并不是什么大嫌隙，便凑钱买酒肉，强行请这名工匠到工长家中和解，于是两人又像原来一样欢洽。傍晚醉酒散去。这个工匠的妻子素来淫乱，便同奸夫谋划杀害丈夫，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当天，她等丈夫醉醺醺地回家，便把他杀死。仓促之间无处藏尸，屋里有一张土榻，榻中空着；大概天气寒冷时可以在里面放火取暖。她于是打开榻砖，把尸体塞进去，再把砖复原。榻内空隙狭窄，只好把尸体割成四五段才容得下。第二天，妻子到工长家哭诉说：“我的丈夫昨天没有回来，一定是你杀了他。”便到警巡院控告。警巡院认为工长本来就同死者有仇，逮捕工长拷打，他承受不住酷刑，便自诬认罪。妻子为丈夫发丧成服，又请和尚修佛事，哭得十分悲哀。警巡院追问工长尸体在哪里，工长说：“扔在壕沟里。”于是责令两名伍作去寻找，在壕沟里却找不到。伍作原本是治理沟防的人；百姓不得善终而来诉讼，由他们负责办理，这是惯例。刑部御史和京尹交相催促，要求赶快把案件审结。两人约定十天找到尸体，找不到便受笞刑；受笞后仍未找到，又限七天、五天、三天，先后四次受笞，始终找不到尸体，而期限越来越近。两人叹息惋惜，沿着壕沟互相商量：这样下去笞刑没有尽头，不如另杀一个人来交差。傍晚，他们坐在水边，看见一位老人骑驴过桥；两人用肩角挤撞，使老人跌进水里，随后放驴离去。又害怕尸体的情状不像原来的老人，不敢立即捞出。后来又多次受笞，过了十多天，落水老人已经腐烂得无法辨认，才把尸体捞出上报。警巡院叫来工匠妻子辨认，她抚尸大哭说：“是的，就是他！我的丈夫死后竟成了这个样子吗！”便拿丈夫的衣服到壕沟上招魂，脱下簪子和耳环，备棺安葬。案件于是结案。警巡院判工长死罪，案卷上报后，尚未得到批准。骑驴老人的族人四处寻找老人却找不到；有一天，一个人背着驴皮经过道路，那驴皮宛然就是老人所养的驴，族人夺过来剥看，发现上面沾着的血衣还没有干，便把此事告到县里。此人也遭到酷刑审讯，最后自诬说自己抢了老人的驴，老人反抗，于是把老人杀了；至于尸体藏在某地，去找却找不到，便改口说藏在某地，供词几次更改，最终仍找不到尸体。背驴皮的人死在狱中，过了一年多，先前工长的奏报批下，官府把他从狴犴中捆绑押出；众工匠跟随而来，喧声如雷。虽然大家都为他的冤屈愤怒，却无法替他申明真相，只能围看而无可奈何。工长最终被斩，众工匠更加悲叹不已。大家到处访查此事，却毫无所得，不知如何是好，便聚集商议，凑出少量钞钱，共一百锭，分别放在各处道路上，声称谁能查明这名工匠的死因，就把这些钱酬谢给他；结果仍然寂静无声，没有人回应。起初，每当工匠妻子修佛事时，乞丐便成群结队地来讨供饭。有一个惯常偷盗的人总跟着乞丐去乞讨。一天，他打算到别人家行窃，天还没有亮，已经到了那户人家的门边，便在暗中靠着墙根等候。将近钟响的时候，忽然有个醉汉踉踉跄跄地回来，借着酒意发怒。妻子辱骂他，又打他、踢他，却不敢发出声音。醉汉睡着后，妻子仍在防备和咒骂。她在烛光下说：‘因为你杀了我的丈夫，把尸骨分割开来，已经埋在土榻下面两年多了。土榻既不能生火，又不敢拆开，不知道我丈夫如今是否已经腐烂干净。现在你还来虐待我！’她叹息饮泣。小偷站在窗外，全都听见了，暗自庆幸说：‘还偷什么呢？明天一早进木局，对众人喊：我已经查明那名工匠的死因，赶快把钱给我。’众人因为知道他是惯偷而不肯相信，说：‘必须把尸体公开找出来才行。’于是写下契约，分出一份给小偷，并让众人远远跟随他前往。小偷假装醉酒进入工匠妻子的住处，故意挑逗她。妻子大骂：‘乞丐竟敢这样！’邻居都替她不平，小偷装作要打她，随即赶快离开。他掀开土榻上的席子和木板，搬动砖块，装出要争斗的样子，尸体便露出来了。众工匠突然闯入，付给小偷悬赏钱，押着妻子送到官府。妻子吐露实情，那个醉汉就是她的奸夫。官府又追查壕沟中的死人究竟从何而来，伍作供认是用什么手段把骑驴老人挤落水中的。伍作、工匠妻子以及她的奸夫都被处死，尸体在市中肢解示众。此前判工长死罪的官吏全部终身废弃不用。官府知道水中的老人其实就是那个死在狱中的人；案件本来可以因此揭发真相，却又牵连出几名获罪的官吏，于是便把背驴皮者的冤屈搁置下来，最终也没有得到昭雪。这是延祐初年的事情。校官文谦甫把此事告诉宋子。宋子说：‘工匠被杀一案，应该获罪的本来只有妻子和她的奸夫罢了，却牵连杀死了四五个人，这是事变太多造成的。为了解仇而伏在刀下，为逃避笞刑而反倒得到刀刃；伍作杀人，工匠妻子埋尸，背驴皮的人死在道路上；带着刑具去承担盗罪，却因领取悬赏而被捕。这些事情又互相纠缠，令人无法查清。可悲啊！’ 《元文类》卷四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四十六，元代苏天爵编，《策问》。《国学私试策问》——姚登孙。《尧典》《舜典》所记的政治，以观测历法天象为先，所以历代兴起，都把确定正朔看得重要。从前三位圣人相互授受，都以历数来说明，确实是因为这个缘故吗？尧、舜的事情已经久远了。夏朝以寅月为正月，这是顺应天时的正当，也是人事的善政。孔子曾经把这件事告诉颜子，难道不是认为它可以万世不改吗？后来一变为商，便以丑月为正；再次变为周，便以子月为正。解释者说：一个帝王兴起，将要更新天下人的耳目，那么改定正朔就是首先要做的事情，不能相互沿袭，难道不是这样吗？儒者认为子月是天统，丑月是地统，寅月是人统。解释者说：天在子时开始，地在丑时开辟，人在寅时产生，所以这三种建月都可以作为正月。后来的儒者于是说：子月是天的春季，所以周朝以子月为正；丑月是地的春季，所以商朝以丑月为正；寅月是人的春季，所以夏朝以寅月为正。这样说来，正月就是春月。然而这样一来，严寒的大冬之月本来就可以称作春月，那么也就不必奇怪秦人把亥月作为正月了。至于《诗经》和《尚书》，是学者所据以相信而不疑的经典。如今《尚书》所记载的月份，都以寅月为纪；《诗经》所说的月份，也同样以寅月为准。唯独《七月》诗说：‘没有粗衣没有褐衣，靠什么度过年末？’ 这说的是季冬；“说要改变年岁，进入这间屋子居住”，说的却是孟冬的话。这样看来，豳地的人难道本来有两种正月吗？解释“改月”的人说：孟子是周人，他所说的七月、八月，就是夏历的五月、六月；他所说的十一月、十二月，就是夏历的九月、十月。既然如此，孔子也是周人，为什么却说“实行夏代的时令”呢？孔子和孟子，是学者所取中、裁断的对象，他们立言却有这样的不同，学者将要听从谁呢？有人说：天不过就是理罢了。自从儒者有了这种说法，世上谈论天的人便大多到渺茫恍惚之处去寻求，于是把天穹高隆、像昆仑一样，以及昼夜运行的现象视为粗浅的迹象，弃置不谈，难道可以不加以说明吗？古人谈天，有所谓穹天，是说它的形象穹然隆起；有说盖天，是说它的形状北高南低，像倾斜的车盖；有说浑天，是说它的形体浑然一体。世上的人抬头看见它，仰面承受它，却不知道这些说法究竟对不对吗？尧是大圣人，史书记载他的功绩，首先就是敬慎地观测历法天象的事情；学者却想把它当作粗浅的现象，扫除而不议论，岂不是与《尧典》相违背吗？天之所以成为天，就是因为有太阳、月亮和星辰。历法家把天体本身称为天，把日、月和五星看作天的纬线。他们说：周天的范围总共三百六十五度，天向左旋转，自东向西运行，一天运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和五星向右旋转，自西向东运行。太阳运行得最慢，一天沿天运行一度；月亮次慢，一天沿天运行十三度多；五星更加迟缓。自古至今，历法家都通用这种说法，把它作为观测天象的准则，确实可信而不是虚妄。然而儒者的说法不同：天向左旋转，一天运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且常常超过一度；日、月和五星也向左旋转，太阳一天运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唯独比天少一度；月亮一天运行周天，比天少十三度多；五星也都是如此。这种说法，是关中的大儒首先提出的，考亭先生又把它写进了著作。既然这部书有所传承，世世代代作为天下的道理，也是可以的。它的考察、参证和推求，极其精密详尽。左旋的说法，是想消除千古以来的疑惑，并非草率之论。可是历法家的议论与汉、唐诸儒的说法同时流传于世，都认为天向左旋转，日、月和五星向右转，为什么会彼此背离呢？诸位学生应当斟酌其中的道理，务必详细说明，写在文章中，不要只说‘我又不是盲人，哪里知道天道’。儒者的学问，贵在明白根本而能适用于实际。如果立志于实用，通晓今事的人去谈古代，或许会有违背；拘泥古法的人要适应今天，也很难相合。两方面都受到弊病影响，还能说是有用的学问吗？古代最早而又便利百姓的制度，没有比井田制更好的了。从比闾、族、党、州发展为乡，从邻里、鄼、鄙、县发展为遂，从井、邑、丘、甸、县发展为都。从黄帝到周公，不经过一千五百年，不能完备形成，为什么这样困难呢？到了孟子时还没有多久，各诸侯却已经废弃了井田的簿籍，无法考知，为什么败坏得这样快呢？秦朝废除经界，开设阡陌，田制才开始败坏。阡陌可以开掘，那么从沟到洫、从洫到浍、从浍到川的遗迹，难道全都湮没而不可寻了吗？此后，豪强兼并土地，得以专擅土地。两千年间，真正相信古制的人共同忧虑这件事，有的只是限制百姓占田的名额，有的只是按人口平均分田。然而，有的法令尚未实行便已停止，有的弊病一实行便随之产生，有的制度开始确定最终却仍然败坏，这是什么缘故？难道时代不同、事情各异，法制本来就不容易建立吗？难道井田制以外的制度都不足以成为良法吗？唐初的租庸调制，从口分田、世业田中征取赋税，不久又两次变更为两税制，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没有改变。难道井田制即使恢复，也没有比两税法更便利的吗？即使说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田界开始，却不知道授田的人众多，收回和重新授田的事务繁杂，在田地交接的时候，怎样才能使它不产生弊病呢？又不知道田地高低的标准、多少的尺度、宽窄的制度，怎样才能使它可以长久遵守呢？这几方面，真正相信古制的士人难道可以不回头审视而长远思考吗？从前横渠先生慨然有意于恢复三代的治理，认为田界不正，即使想谈治理，也全都是苟且之论。他计划用几年时间恢复井田制度，和学者商议买下一方土地，划分为井田，以此推行先王的制度，使之适合今天实行。如果真有志于实行，难道也没有不可行的吗？诸位学生学习有用的学问，难道没有立志继承横渠先生志向的人吗？总之，要斟酌古制使它相合，施行于今天使它便利，田制是一个重大的议论。希望你们详细说明。私试策问　　　　　　　　　　吴澂

译治理天下的事情很多。有关部门曾考察古今，认为其中重大的事情有十二项。考察古代却不能没有疑问，怎么能够施行于今天呢？请你们根据时务来议论。古代太子有教育，那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师保有训导，那训导的内容是什么？显忠谋划诛除诸吕之乱，与奋力守节于甘露事变之后的人相比，谁更优？对贤愚混杂的人都尽忠，与抗疏于朝廷草创之时的人相比，谁更劣？上书赞美王莽，为什么错误？醉后入朝赋诗，为什么迂阔？希望听听取得公族治理之道的方法。古代除力牧之外，为什么有六位相？除禹、皋陶之外，为什么有十六位相？丞相想斩杀二千石官员，与设置部刺史而使其不受丞相府管辖相比，哪一种不对？丞相想斩杀戏臣和加官的小臣，而相府却不能统辖他们，哪一种是对的？萧何、曹参过去有隔阂，为什么仍能同心？姚崇、宋璟彼此不同，为什么仍能协力？严明与宽厚，怎样互相补益？善于谋划与善于决断，怎样互相配合？醇厚谨慎、能自我约束的人，才能为什么低劣，却能关系天下安危？经过二十四次考核，是什么样的才量？与两党互相攻击相比，为什么他的器量狭小，却能成为天下轻重所系？二十多年中，他究竟有什么才能？希望听听成为宰相的道理。古代谏官并无固定官职，君王的政事也没有缺失。后世设置谏大夫，世道便不如古代。御史只负责传达诏命、记录事务，果真对吗？御史负责评议政事、按察地方，果真错吗？提拔补阙以增加直臣的气节，把具有谏议大夫风范的人称为谏臣，哪一种更好？让中大夫镇守东海，与让谏官出任刺史相比，哪一种更差？镇守饶州而给事中不肯起草诏制，可以效法吗？任命刺史而中书舍人加以封驳，值得嘉许吗？希望听听取得台谏之官治理之道的方法。古代金马、承明殿的著作官，与设置中书官相比，哪一种对？尚书、侍郎负责起草诏令，与设立学士名号相比，哪一种不对？在贞观年间取得声誉，与因德音除书而著名，是否相同？和元和年间齐名，与被称为‘大手笔’，是否不同？赐给宫锦，与下诏后使悍卒流泪相比，谁更贤？赐给玉带，与颁诏后使王逵归顺相比，谁更胜？希望听听取得两制官职的道理。古代东观、禁中这些名称相同吗？弘文、崇文、秘书这些称号有什么不同？秘书府设在外朝，始于什么原因？秘书阁收藏于外朝，是因为什么？刘章、元成、施雠、周堪，担任何种官职？扬雄、班固、傅毅，担任何种职务？黄香、卢植、蔡邕、马融，以及马怀素、褚无量，有什么显著之处？贾逵、丁鸿，与张说、徐坚、元澹，凭什么著名？希望听听取得馆阁之职的道理。古代的左右史与内史，有什么不同？大史、小史与外史，怎样区别？兰台掌管图书典籍，与禁中记录皇帝起居，哪一种更好？太史位居丞相之上，与史馆设在门下省，哪一种正确？三坟、五典由谁记录？《春秋》所说的梼杌由谁编作？章程一定交给柱下史，元勋之事一定收藏在御史那里，是什么意思？太史一定由司马氏担任，科斗文字一定由东家掌管，有什么根据？唐太宗阅览史书，与唐文宗阅览史书相比，谁更贤？张说托言推辞，与李德裕托言推辞相比，谁更聪明？希望听听取得史馆之职的道理。古代撢人巡视四方，与掾史分治各郡，是否相同？刺史品秩低而权力重，与州牧品秩高而权力专一，有什么不同？扬州刺史上奏二千石官员的罪行，与冀州刺史没有察觉长吏的过失相比，谁更优？不肯杖责小史，与不肯捕捉蝗虫相比，谁更差？补授三百名官员而不因私情干扰，设置学校以改变风俗，与真正的刺史相比，谁更胜？单独攻入贼营，毁掉淫祠，破除禨祥迷信，与三次独自坐罪相比，谁更逊？百城听到他的声威便震恐，果真贤能吗？奸贪赃贿之人闻风便解下官印，果真取得了成效吗？希望听听取得监察地方官之职的道理。古代六官由司马掌管，谁担任将领？汉、唐大将军府和卫军中，谁担任统帅？韩信、彭越、卫青、霍去病的功劳，谁更多？李靖、徐世勣、郭子仪、李光弼的才能，谁更优？筑台选拔宾客，为什么要诛杀他们？设坛隆重拜官而又成为椒房亲属，为什么要处罚？汉中可以作战就作战，难道不是轻率吗？荆州可以讲和就讲和，难道不是怯懦吗？早晨接受诏命，晚上就出发，与在军旅中仍行俎豆礼相比，哪一种正确？卯时接受命令，辰时便出师，与在朝廷上吟歌作乐相比，哪一种错误？以诗礼使强大的晋国屈服而又学习《春秋》的人，为什么会有陈涛之败逃？穿轻裘便平定吴国而又创作辞赋的人，为什么会有河桥之败？使赵国不敢向东进犯、匈奴不敢入寇，胜过毁掉自己的家产来缓解国难吗？使胡人不敢南下、突厥不敢回望，胜过‘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吗？希望听听取得将帅之职的道理。古代渤海、颍川的贤良之吏，果真一任命为郡守、宰相，就能屡屡显示出治理的功效吗？河北二十四郡没有一个忠臣，难道是因为从侧门等待进见、求取升迁的过错吗？从荥阳令升为中大夫，与从上蔡令擢升为河南守相比，怎么样？路不拾遗、虫不侵扰境内，与江陵使风向回转、不使猛虎伏藏相比，怎么样？肥乡县的才能，为什么值得称道？益昌、山阳的才能，为什么值得赞美？滥行赏赐却成全了玉成，为什么还称为贤能？君主不能识别颜真卿，凭什么能够复兴国家？以德化民而出现三种奇异事迹，与凭忠信而出现三种善政相比，哪一种更优？百姓不敢欺骗官府，与百姓不忍心欺骗官府相比，哪一种更好？希望听听取得郡守、县令之职的道理。古代学校、庠、序等名称相同吗？司乐、学政与国子学的制度有什么不同？六德、六舞，以及干戈、羽籥的制度，怎样区别？礼、乐、诗、书与乡司徒的教育，怎样分别？设置五十名子弟员，后来增至一百人、一千人，又增至三千人，为什么这样兴盛？圜桥旁听者数以亿万计，学校有一千八百间，与每年考核三科、每年再增加二科相比，为什么这样精密？国子学生三百人，太学生五百人，四门学生一千三百人，又为什么这样兴盛？唱《鹿鸣》之歌，在燕堂演奏琴瑟，选拔完毕后送尚书，为什么这样精密？博士弟子隶属于太常，是否合宜？国子监隶属于太常寺，是否应当像举司隶属旗帜那样？与营救朱穆、皇甫规相比，谁更优？拒绝朱泚之乱，与褒奖陈仲举、留下阳城相比，谁更胜？教授《牢脩之书》，为什么这样做？唆使张显进行诬陷，为什么这样做？希望听听取得学校治理之道的方法。古代选部设尚书，始于什么？尚书之下设吏部，吏部之下设侍郎，源自什么？

译任用人才不区分流品，所以有凭借引强蹶张之类的途径而达到宰相职位的，是什么办法？官职一定要依照法律取得，而财赋一定要靠输纳粮食来补授官职吗？选官时具有清明鉴识与详密作风的人，怎么样？公平允当而且使请托不能实行的人，怎么样？山涛呈递选举意见的奏事，与二十年间天下没有遗漏人才相比，哪一种更好？金背镜，与十二年间留住人才相比，哪一种正确？有的没有鉴别文才的能力，有的把贤能和不肖混杂进用，与拖白卷的讥讽相比，哪一种错误？有的考核核实却失于真实，有的大量接受贿赂，与卖瓜的讥讽相比，哪一种更差？希望听听取得铨选之职的道理。古代八元、八恺是谁的后裔？邓、虢、毛、原四国从何处分出？仕进者世代享受禄位，与三衙、三卫的制度有什么不同？崇尚德行、任用贤能，与武选、文选相比有什么区别？多憨厚的人、具有三箧才学的人，与元成守节相比，谁更优？细柳屯营、朱崖拒敌，与萧育的贤能相比，谁更优？任太子洗马、太子庶子，与任校书郎、博士弟子相比，谁更适合任用？任侍中、司空，与任郎官、中郎将相比，谁更逊？父亲任用的，与兄长任用的，谁更贤？族父任用的，与宗族长辈任用的，谁更优？教导儿子用谄媚求进，是什么缘故？教导儿子用容貌取悦别人，是什么用意？有人说任子不通晓古今，果真应当这样吗？有人说杂色出身的人也可以进入仕流，果真合适吗？希望听听任子制度的道理。如果这十二件事，怎样做才不违背古制？怎样做才可以施行于今天？请详细说明，有关部门将据此考察有用的学问。廷试策问　　　　　　　　　　元明善 我听说贤明圣德的君主治理天下，有的恭敬自持、无为而治，有的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的宽仁恭谨而节俭，有的努力行善。他们达到治理成效的方式虽然不同，但到了百姓安定、物产丰足、风气淳厚、习俗美善，刑罚放置而很少使用，歌颂之声在田野乡里响起，制定礼制、制作音乐，天下共同达到太平；麒麟、凤凰、灵龟、应龙，嘉禾、朱草，甘露、醴泉等各种祥瑞之物，也无不全部到来。帝王的美德固然不只表现在这些方面，这些也正是祥瑞之气的回应。舜和文王的至高德行已经无可比拟。像汉文帝、唐太宗，尚且能够取得那样的治理成效，何况不满足于汉、唐的成就而另有作为的人呢？如今天下虽然长久安宁，户口虽然非常繁多，然而庄稼有时受到水旱灾害，贫苦百姓有时陷于饥饿，仍未能做到家家富足、人人充足，有时还要仰赖官府接济。难道是实行仁义还没有完全见效吗？诸位大夫明白古代以认识今天，懂得常道而通达变通，不要在事情上迂阔，不要违背典章制度，明白地回答我，我将亲自阅览。拟防试策问　　　　　　　　　曹元用 《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第三项是祭祀。祭祀是国家的大事，其中礼仪尤其重要的，是郊祭和宗庙祭祀。考察《周礼》，冬至那天在圜丘举行郊祭；而《春秋》所记载的鲁国事，有时在春季正月举行郊祭，有时在四月、五月，甚至在九月举行郊祭。郊祭的时间竟然这样不同，为什么呢？《鼎卦》的卦辞说：‘圣人烹调祭品来祭享上帝，大规模烹调来奉养圣贤。祭享上帝只说烹调，奉养圣贤则说大烹调。君王来到宗庙，就要使用大牲。’其中轻重的意义，又是根据什么呢？《仪礼》、《周礼》和《诗》，都说到尸而不说主；《春秋》却记载主而不记载尸。这些都是神灵所凭依的对象，为什么不一起说呢？难道也有先后的次序吗？还是古人祭祀时尸、主兼用，而经书只是分别记载呢？周代制度是都城设总庙、分别设各庙，东汉以来才改为同堂异室。议论者认为这远远不合古制。如果这样，那么经历魏、晋、隋、唐、宋、金这么长久，为什么不恢复古制呢？周天子有七庙，再加上文王、武王的世室，共九庙，王后也参与祭祀。升降进退，一天之内能够全部完成吗？还是要过两天再举行祭祀呢？王后斋戒住宿，应当在什么地方？百官协助祭祀，男女之间传递物品，怎样区别呢？九庙的乐舞，应当怎样安排呢？《易经》说：‘洗手之后还没有进献祭品，内心诚信而肃敬。’解说的人认为，既然已经进献祭品，礼仪就简略，不值得再观看。难道这就是先王侍奉祖先的方法吗？文王这样做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作为训示吗？以上这些问题，都是礼制的大节，是我们儒者应当深入研究、明白辨析的。我国家太平昌盛已经一百年，功业成就、教化融洽，兴起礼乐正当其时。诸位君子从乡贡而来，在京师参加大比，对于这些问题一定已经在胸中明白。希望为我详细陈述其中的道理。廷试策问　　　　　　　　　　袁桷 我听说古代圣人垂衣拱手而成就无为之治，考察经书传记，任用贤能、设置教化，各种品级节制都完备了，反复郑重地作了命令。这说明所谓无为，开始于有为。事情延续久了就会产生弊病，唐尧、虞舜的时代经历年岁越来越多，却没有听说产生弊病。治理国家没有比确定国体、尊崇国势更重要的了；纲常名分严明，风俗教化统一，国体就确定了；善恶类别分明，赏罚制度适当，国势就尊崇了。清廉使人远离，朝堂高峻，体现上下的区别；按照才干授予官职，没有人能够逾越，是国家的大权。像这样，它的治理之道怎样才能达到呢？《礼记》说：礼、乐、刑、政通行四方而不相违背，王道就完备了。礼用来防止百姓越轨，乐用来调和心志，刑用来禁止暴乱，政用来改善风俗。这四者应当以什么为先？早晚勤勉明察，是卿大夫的德行。知道邪恶，就知道怎样警戒；知道困穷，就知道怎样救济。做官的人习惯于因循常规，安然处之而不知道反省，是什么缘故？继承先代、守持成法，善于谈论治理的人尤其认为困难。我承受历代圣君的大业，早晚勤勉谋求治理，不敢在变革时稍有安逸；但天下达到和谐似乎仍有欠缺。诸位大夫观察事物会通之处，斟酌古今适宜的办法，不要说迂阔的空论，以辜负广延贤士的美意，我将据此考察。会试策问　　　　　　　　　　袁桷

译书籍，其实就是古代的史书。孔子删定、编述典籍，从唐尧、虞舜的两篇典文开始，到周文侯的命书为止，又附上《费誓》、《秦誓》，而《三坟》、《八索》、《九丘》等书，全都删去不录。后来他删约《史记》，修订《春秋》，把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特别的事反复记载，直到捕获麒麟才停笔。在唐尧、虞舜以前所著的篇章，难道不多于《文侯之命》等篇吗？可是孔子舍弃那些而选取这些；上溯周平王以前，下接获麟以后，难道没有可以记载的事情，却完全不再作书吗？这里面都有深刻的意义。司马子长创作《史记》，开篇记述轩辕氏，一直写到汉武帝；有些孔子删去的内容，司马子长反而加以记录。后人一致认为他具有优秀史家的才能，喜爱其文辞雄健深厚、典雅刚健。凡是执笔写史的人，如班孟坚、范蔚宗等儒者，争相仿效，把它作为祖法和典范，却没有人取法于《春秋》。难道圣人的言论宏大深远，不是普通人可以仿佛比拟的吗？自从荀悦仿照《左氏传》作《汉纪》，体制稍微接近古代，于是袁宏、孙盛等人都编写编年史，而学者有时忽视、不去学习，最终仍不如司马子长的《史记》在世间盛行。司马公编纂《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按年代叙述史事，历经汉、唐直到五代，编成一家之言，内容深广博大，是近代从未有过的著作。它也得到了圣人的旨意吗？我国家太平昌盛已经百年，功业成就、治理安定，礼乐正在兴起；编纂叙述可传万世的宏大规范，阐明发挥无穷的伟大功业，是我们儒者的责任。因此我很乐意和诸位君子讨论。诸位君子潜心于典籍，见闻日益广博，对于《春秋》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史记》、《通鉴》为何编纂制作，必定都详细研究并明白辨析了。希望听听你们的说法。廷试策问　　　　　　　　　　袁桷 我听说从前圣王治理天下，没有不重视初政的。所以舜继承帝位时，明察四方、通达民情，任命九官，咨询十二州牧，礼、乐、刑、政的道理都鲜明完备。禹完成功业，恭敬地承受帝位，精诚专一、执守中道，确实是圣圣相传、以心传心的要旨。商汤废黜夏的天命，以能够安定其事业为根本。周武王战胜殷商，首先向箕子询问，君道与天道的关系由此明白了。《诗经》的《访落》、《公刘》，《尚书》的《无逸》、《立政》，说的也只是周成王继承王位之初，君臣共同修治，以成就继承先志、完成先业的事业。唐尧、虞舜和三代的道理是一致的。我们的世祖皇帝以圣明神武开创国运，当时有同心同德的贤才，贡献谋略、输诚尽忠，所以能够统一天下，治理教化遍及四方。我恭敬承受伟大基业，长久思考经传中帝王的事业功绩，全都遵循实行。时代有古今之别，制度应当有所损益。考察世祖皇帝宏大的规划和深远的谋略，足以垂范万世，我早晚敬畏谨慎，以谋求天下安定。然而列于各级官位的人才，似乎仍不完备；士大夫通达各项政务的，也似乎仍不完备。诸位大夫，对于前代君王那些明白而可行于今天的办法，有什么策略？世祖政典的纲领，在今天尚未完全实行的，有哪些事情应当实行？请尽心回答，以辅助我革新治理的事业。会试策问　　　　　　　　　　虞集

译传记说：‘春天和秋天教授礼乐，冬天和夏天教授诗书。’ 考察古代，大体都遵循这条道路。我们的夫子修订礼制、端正乐章，删定《诗经》、审定《尚书》，赞述《周易》，作《春秋》，天下后世都依赖这些。汉代设置学官，置经学博士，各家学说，史书都有详细考证。到了唐代以来，确定为注疏，主持教化的人都采用它们。我国家设置科举，选取通晓经术的人，至今十多年了。把这些经学扩大而阐明，不在于学者吗？从汉、唐到近代，解释经书的人很多，有的流传下来，有的没有流传；如果全部讨论，数日也不能说完。现在只就耳目所能共同接触到的来提问。《易经》自王辅嗣的说法流行以后，讲象数的人便隐没了；对于仍然保存的象数之学，还应当考察吗？邵子的先天之学，可以传承下来吗？程子的传注与朱子的《本义》，在防止主观臆测所指、文字义理应当取向方面，有没有异同？《尚书》有今文、古文的分别，传习者终究不敢把它析分为二，难道是古人所编成的书有不可轻易议论之处吗？《诗经》自《毛传》盛行，韩氏传只偶尔可见，到了朱氏传出，完全洗去了旧说；它是否另有所承受？毛氏、郑氏的旧说，还有可以讨论的吗？《春秋》的《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与经文并行已久，到了啖助、赵匡、陆淳才开始辨明它们与经文不合，并且从经文中求取义理，君子认为这是正确的。三人的学说，果真完全掌握了圣人的深意吗？刘氏权衡三传，比陆氏更加精密，难道刘氏果真没有剩余的深意吗？胡氏的学说，它所确立的义理难道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吗？礼制有《仪礼》和大戴、小戴《礼记》，又有《周官》；如今采用小戴《礼记》，《仪礼》是经书，难道可以不讲习吗？大戴《礼记》中，还有可以取用的内容吗？《周官》的制度，可以互相考察吗？郑氏的注解，最终能归于一致吗？这些本来都是诸位君子长期学习、平素熟知的内容，请详细说明。防试策问　　　　　　　　　　　虞集 从前神禹竭尽力量治理沟渠，制定蓄水和泄水的办法，安排疏导与拦截的方略，以防备水旱灾害，他的功绩崇高极了。然而顺着水利加以利用、使水利发挥作用的人，各代都有。因此郑国的渠修成后秦人富裕，蜀地的堋堰建成后形成了‘陆海’。汉、唐清廉善治的官吏，用来使百姓衣食丰足的办法，没有不把治水作为要务的。如今京畿辅郡东南部、河间诸郡，地势低下，春夏阴雨连绵，往往成为泥泞湿地。关陕郊外土地多干燥坚硬，不适宜受旱。河南、河北地势平坦广大，旱灾时千里赤地，水涨时又无处排泄，常常因此使皇帝昼夜忧虑。以至于发布明诏修治各项政务，拿出粮食和钱币，分头实行赈济借贷，恩德已经十分厚重。然而思考怎样长久保障百姓的产业，以符合防备灾害的本意，难道没有办法吗？五行的物材，水居其一；善于利用它，灌溉的利益可以使贫瘠土地变得肥沃；不善于利用它，就会泛滥、淤塞、积水溃决，侵蚀吞没田地。现在想要讲求水利的利弊，使京畿诸郡每年没有被水淹没的忧患，而都乐于从事耕织。疏通水道的办法，应当先做什么？怎样使关陕、河南、河北的高地不干旱，又使低田不被水浸？蓄水、防洪、决水、引水的方法在哪里？江淮交界处，古代有而今天废弃的陂塘遗迹，用什么办法可以恢复？希望详细陈述，以考察诸位君子用于治理世事的学问。廷试策问　　　　　　　　　　虞集 恭敬地想我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的光明显命，开始兴起盛大的国运；历代圣君相继而起，四方征讨不服之国，军旗所指，没有不服从的。到了世祖皇帝，统一天下，职方所记载的疆域，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广大。于是建立国号、确定年号，设置官府、郡县，制定礼乐，确定贡赋；帝王的德行和功业盛大，如同日月星辰运行于天空、四时成就一年的运行那样灿然明显。六七十年之间，讲求得更加明白，治理得更加熟练，天下安宁地守住已经成就的功业，又有什么可以超过它呢？我继承正统大业，早晚敬畏谨慎，承继圣祖神考的心意，近年两次在太室举行裸祭，仰望思考，想求得全部的治理之道，却还没有做到。亲爱亲族，没有比九族更亲近的；如今百世宗支繁衍兴盛，既然已经尊贵而享有厚禄，难道还有可以勉励他们的办法吗？尊重贤能，没有比百姓更应当优先的；如今世代为臣的大家族功勋显著，既然已经富裕而有谷禄，难道还有可以体恤他们的办法吗？各方归附的民众，顺着他们的风俗加以引导，已经很久了；使他们统一而同化的办法，难道还有可以充实的吗？生聚教养的百姓，顺应他们的生计而使其富厚，也已经周全；使他们协调和谐的办法，难道还有可以达到的吗？《尚书》说：‘鉴戒于先王已经完成的法则，就能永远没有过失。’ 这就是我的志向。诸位大夫都凭借道术和才艺来到朝廷，请把它们完备地陈述出来，我将亲自阅览。廷试策问　　　　　　　　　　虞集 我听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事迹，见于《易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治理，保存在《尚书》中。他们都是圣人，名号虽然不同，但治理教化却是一致的。日月星辰构成天，丘陵川泽构成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构成人，三极之道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宗庙、朝廷、军队、礼乐、畋猎捕鱼、耕作养蚕，随着时代所崇尚的不同，虽然略有损益，但作为治理的工具，难道有改变这些的吗？然而，伏羲、神农、黄帝之所以成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所以成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能够分别说明吗？伏羲创作八卦，文王加以推演；神禹制定洪范九畴，武王向箕子询问；文字没有不同，道也没有不同。可是伏羲的创作已经具备了天地造化，为什么还要等待文王？武王的心意已经通达神明，为什么还要等待箕子？这样说来，群圣深奥的道理，需要后世来阐发的地方，难道仍然无穷吗？诸位大夫从老师那里学习，向古代考察，在心中领会，使之适合今天，平素也已经有自己的说法了吗？我确实认为，没有伏羲、神农、黄帝，就没有道；没有尧、舜，就没有德；没有禹、汤、文王、武王，就没有功业。心术的精微之处，制作制度的深广通达之处，诸位大夫请全部陈述出来，我将亲自阅览。《元文类》卷四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四十七，元代苏天爵编，策问 防试策问　　　　　　　　　　马祖常 圣王设置官职，使在位的臣子都能称职，以辅助上天的事业，这种办法不过在于选举罢了。大元考察古制建立制度，任用贤能、役使有才，按次序和等级升迁，成法都已经具备。事情长久以后将会产生弊病，也有可以变通的地方吗？进入仕途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月月累积，按照名分考核实际，已经有忙不过来的烦劳。然而选举方法不合宜，就会使官吏失职、百姓受害，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这两种失误呢？命令掌管风纪的官员，选择可以担任守令的人，这是好的；但一定要寻求资历相当的人，足以充分发挥安抚养育百姓的才能吗？汉代公卿和二千石官员都可以辟举人才，能施行于今天吗？考核功绩是良法。如今用五件事情完备地考核责成守令，往往流于空文，考功制度可以恢复吗？州郡的牧守受到品秩限制，空缺职位很多；汉、唐以来，权宜地实行代理守职、试任守职，以激励、奖赏、借用人才的方法，难道唯独不适合今天吗？诸位君子荣居举荐的首位，请各自充分说明你们的意见。廷试策问　　　　　　　　　　王士熙 我听说帝王相承，质朴与文饰交替兴起，这是古已有之的。治理在于端正风俗，而要使风俗发生巨大变化，一定要靠居上位的人有所作为、振兴引导，这样四海之内就会像回声回应声音一样响应。史官说：‘夏代的政教崇尚忠厚，忠厚的弊病是小人流于粗野，所以殷人承继它而崇尚敬慎；敬慎的弊病是小人流于迷信鬼神，所以周人承继它而崇尚文饰；文饰的弊病是小人流于虚浮。’啊！三代的善政之所以继承五帝的功业、垂示百世的规范，它们作为纲纪和关键的地方，难道不就在这里吗？此后的事情，就不必说了。恭敬地想我太祖皇帝在北方兴起，世祖皇帝完全占有中原。制度和文饰，都写入法令。深厚的仁德恩泽，滋润养育百姓。统一民众风俗、安定民众心志的措施，都已经实行了。淳厚、朴实、正直的风气，笃实而广大博厚的教化，这不就是忠吗？上下等级和威仪截然分明而不可侵犯，郊祀、宗庙、朝廷灿然有序而具备仪式，这不就是敬与文吗？然而一定要审察它们所从来的根源。三代已经不可企及了，那么它们所谓的弊病究竟在哪里？如今想使气运感通而声教随之、风气转移而习俗改变，是否一定要专守一种制度来确定？是否一定要选择三代中最盛的方面而舍弃它们的弊病？这就是我急切想要端正风俗的原因。诸位大夫积累学问、通晓经书，对于古今相宜之处和政事的要领，正要推求出来以待任用，请尽心回答，不要忽视。大都乡试策问　　　　　　　富珠哩翀 朝廷是纲纪所总摄、风俗教化由此传播的地方；京师是郡县所仰望、百姓和物产由此丰盛的地方。由上而下施行的是礼、乐、政、刑，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大？由下而上奉事君上的，是士、农、工、商，还有什么行业比这更广泛？政事在上面振兴，天下各方治理的景象便由此昭然；百业在下面修治，万世国家的根本便由此巩固。自有百姓以来，天下国家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这一点。礼，是天地的节制。三代礼制的损益，虽然大致可以看见，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后世沿用；开元年间的礼制，《通典》记载了它。宋、金虽然没有确定完整的礼书，但凡记录礼制的内容，国家有重大议论，朝廷咨询，皇帝裁断，必定采纳使用。至于以事奉上天、祭享上帝为敬，以君臣、父子、夫妇为纲常，以孝、友、睦、姻、任、恤为教化，果真完全合乎古代的道理，并且适合时代而施行，难道不恰当吗？乐，是天地的和谐。瞽宗、制氏的传授已经失传，雅乐越来越接近俗乐。古代有作为的君主和通晓方术的士人，想恢复古制，却终于没有做到。即使有所制作，也不能没有遗憾；沿袭到今天，设置两种大乐律吕，果真完全相合吗？国家的治理与废弛果真有关系吗？政事以德为本，德以天为本；法制禁令，是政事的条目，如果施政没有根本，足以率领臣下吗？刑罚辅助教化，教化以礼为根本；斧钺、鞭扑，是不得已而使用的刑罚，如果使用刑罚没有根本，足以收敛乱行吗？处在下层的百姓，有士、农、工、商四类。士是俊秀人才聚集之处，是将相和百官进身的阶梯。如今养士的法令更加详细，取士的道路更加广阔，而士人的习气却更加鄙陋，士气更加卑弱，难道是所学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又不是所学的吗？应当用什么办法磨砺他们？农是衣食的来源。上面有司农的政令，下面有劝农的官员；开垦的法令虽然严格，但荒地仍夹杂在田野之间；户籍可以考察，而游惰之人聚集在都城，何况远方呢？应当用什么法令治理他们？工是制造有用器具的府库。奇巧的工艺兴盛而夺取农耕的事务，粗劣的器物出售而耗损国库储藏，应当用什么办法治理？商是流通货物的凭借。纸钞制度长久败坏，农民和商人都受到困扰，市场受到不可预料的扰乱，货物和资金都困难；侥幸取利的人使公私相互欺骗，亏折的人上下都无法申诉，应当用什么办法使它平衡？圣明天子登上帝位，重新颁布科举旧章，发出明诏，京府开试，光耀遍及的德音传布四方。诸位君子等待贡举来到京城，治理国家、经世济民的希望首先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八方面的本末精粗，你们已经有所研究，请写在文章中。乡试策问　　　　　　　　　　宋本 赵宋建国三百多年，辽、金两国与它始终相伴。它们君臣的善恶、风俗教化的盛衰、政事号令和征伐、礼乐制度的得失，都应当流传不朽，作为后世的鉴戒。然而当时史官的记载和传记杂乱，不能全部相信；虞初一类的稗官野史，又不足以作为征验。从前《晋书》完成于贞观年间，《唐史》编成于庆历年间，大概史笔删削的公允，一定要等待后世贤明的君臣才能确定。圣明天子正要用人文教化天下，朝廷议论将要一并编纂三朝的史书，成为不可磨灭的典籍。应当取法左丘明、司马迁的体裁什么地方？凡例中对正朔的取舍，应当怎样辨别？诸位君子请全部写在文章中，以备采择。乡试策问　　　　　　　　　　欧阳玄

译诵读《唐风》的人，仰慕尧帝遗留下来的风俗；歌唱《豳雅》的人，追念周朝最初建立的根基。这些都可以从典籍中考察。国家在北方兴起，凭借浑厚的风气和雄武的气概，超越历代君王而拥有四海。当时国人忠于君主、亲近上位者的诚心，全都出自天性。不久高昌亲自归附，干竺、大夏诸国相继响应；葱岭以东、流沙、碣石以北、祁连以西的百姓，都隶属于职方，收取其中的豪杰而任用他们。既然尊崇本国人的习俗，也就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太平日久，人才分散居住于天下，名爵所激励的、才智所滋长发展的，接连从百家中涌现，没有止境。虽然风气大为开放，文治更加兴盛，形势本来会如此；然而要抑制浮华而崇尚雅正，去除浇薄而恢复淳厚，难道没有办法吗？亲自学习文书的人，也兼习弓箭的技艺；饱食膏粱的人，也知道耕作的艰难。教育应当先从什么开始？区分氏族以明白本源，统一风俗以表明归向，这些政事有应当讲求的吗？才智既已培养，名爵既已赐予，那么用什么事情来谋求报答国家、与所受相称呢？希望全部回答。会试策问　　　　　　　　　　欧阳玄 我听说三代以来治理国家的制度，延续到今天而不朽的，没有比九府圜法更盛大的了。国家初期的纸币，应当根据时势、斟酌适宜而变通，时间久了发生变化，是形势必然如此。考察古代，历山、庄山铸钱；先王实行荒政，使百姓不至于被弃置和饿瘦；现在将要使钱与纸币通行。何况如今时势和事情相同而又有变化，关于轻重的标准、收取和散发的办法，可以长久实行的必定有良法。要使货币价值过重而不至于损害钞法，过轻而不至于耗费国家资财；扩大铸钱场所而不增加伪钱，尽取矿冶之利而不使百姓劳苦，使贸易价格公平而不偏斜，使远近货物流通而不滞塞；新的办法不至于给将来留下弊病，旧的制度不至于毁坏前代的成就。官府有典守钱币的制度而不至于徒增官员，铜钱有中买之法而不烦琐地另立禁令；钱币的肉、好形制精美，铢两轻重适当；远方货物都能运来而没有商船私自逃出的忧患，民间私藏的钱币全部拿出来而没有人互相告发的忧虑。像这样，怎样才能使各方面都达到完善呢？诸位君子学习古代而通达今天，如果有能够使国家富裕、百姓得到保护的办法，请尽心回答，不要隐瞒。乡试策问　　　　　　　　　　黄溍 三代的法制，见于经典的，只有《周官》一书。它纲目大小相承，详略互见，对于人事的叙述可说已经很完备。然而考察《尚书》《王制》《孟子》等书，却有与它不能完全相同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认为它是周公致太平的遗迹，有人认为它是六国的阴谋之书，那么究竟应当以什么为准绳来折中判断呢？周室衰微以后，诸侯厌恶它妨害自己，都把它的典籍废弃了，为什么这部书却独自保存下来呢？汉代废除挟书之律，这部书最后才出现，而《冬官》已经亡佚了，当时用《考工记》来补足它；有人排斥这种说法，认为并非如此，那么《考工记》究竟出自谁手呢？又有人说，三百六十种官属已经散见于五官之中，《冬官》其实不曾亡佚，这种说法对吗？国家用经学取士，而这部书却不列入科举科目，难道是因为刘歆、苏绰、王安石等人采用它却没有收到成效吗？还是其中另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呢？如今朝廷内部设置六曹，大概承袭了古代六官的遗意，难道古代的成法本来就值得采用吗？还是其中仍有可以举用而施行的内容呢？诸位君子既然学习有用之学，就应当熟悉地讲求它了，希望听听你们的见解。启 谢严东平赐马启　康晔 防劳已经亡佚，哪里敢谈及三命之荣？我这点微末才干哪里承受得起，竟然冒昧接受千金之赏。所赐实在太厚重了，叫我怎能不惭愧呢？伏想我康晔，素来才质不成器，不是能够到达远方的人才；勉强振作驽马般的志气，也没有取得率领骐骥的功劳，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取用的地方。身材庞大而耳朵突出，废弃了诗书，难以追赶韩愈所说的飞黄骏马；从乡里归来，也缺少少防那样的款段良马。岂敢忘记代人效劳的骏足？谁又怜悯我这个背负流俗讥议的老朽之人？如今蒙受厚赐而来，实在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这大概是伏遇相公您执鞭治民，如同驾驭车马治理百姓；声名高过齐国驷马所不能比，德行大过鲁国《駉》诗所歌颂的盛德。无论大小马匹，都把它们拴系驾驭起来；即使是头部有病的马，也会说还有什么可装饰的呢？至于那种不受驾驭、任意奔驰的马，也同样在您的驾驭之下。没想到我这衰朽之身，竟曲承您让马供人闲驰的恩惠；自己也因这光宠而自矜，得以免于徒步而行。哪里敢说我还能上马，效法马援那样精神矍铄？只怕反而松垂马缰，像杜工部所说的那样受伤。感激铭佩实在深厚，浸润笔墨也难以尽述。谢解启　阎复 在芹宫中较量文艺，本来没有黄绢之辞；承蒙您明察鉴识，发出光辉，竟误把我选入青钱之列；名声并不与实际相称，感激和惭愧一同深切。至于辞赋的源流，它不过是古诗的糟粕。荀氏之子阐明了它的大概，宋国大夫又在后来加以鼓舞。文辞英华秀发的，有洛阳少年；文采风流的，有临卬词客。从此以后，作者逐渐增多，铺陈文章、雕绘文句的人往往都有，拿起纸笔写作的人更是滔滔不绝。像孙绰擅长金声玉振之美，扬子云深藏吐凤之奇；二班父子，卓然冠绝一时；陆氏兄弟，独步当世。没有不振发金石铿锵的声调，穷尽雾縠组绮般华美的文章。大的方面有阐明仁义、讽谏劝喻的至理名言，小的方面有对鸟兽草木的广博知识。禁绝过分奢侈，有东京、西京的作品；辨析时事，有《吴都赋》《蜀都赋》一类的篇章。有的写《上林赋》来讽刺畋猎游乐，有的写《甘泉赋》来叙述郊祀。即使还没有登堂入室，窥见孔氏门墙；但宣扬德行、通达情理，也差不多有《诗经》作者寄托讽谏的旨趣。为什么这样的源流一路演变下来，竟成了科举考试的文章？唐宋一变，还多少保留作者的法度；金、辽百变之后，却再没有旧家文章的风骨。用声律的调畅来拘束它，用对偶的轻重来检点它；

译把篇幅狭窄当作谨严，把黏着皮肉当作亲切。描摹题目、刻画影像，只知道在一字上用功；东抹西涂，却不觉把六经弄得支离破碎。习非成是，把变异当作常规；驰骋奔放的，动辄说成荒唐；追求雄健丰赡的，一概说成叫嚣。即使有曹子建胸中的八斗才华，也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即使有杜少陵笔下统率千军的气势，也没有地方施展他的勇力。然而主管考试的人所选取的文章，却也是壮士所不肯做的。为什么太平时代历经多年，却没有人敢指出这些弊病？大概除了侥幸考中一第之外，谁还知道其他呢？一定要等到有权衡公正的人出现，才或许能施展改弦更张的手段。伏惟提学郎中先生，是儒林的冠冕、学海的宗主，怜悯斯文深受秦火之后的重重困厄，赞助东国重新修明泮水之学；陶铸后进，在春秋两季之间评定优劣。您鉴戒前车之失，洗涤科场百年以来的弊病，使人削去拘束缠绕的姿态，或许恢复华丽而有法则的文风。即使遵守规范，也一定要使文辞可观；文辞虽受重视，也必须以义理为主。把程文的法度加入古今文章的骨格之中，又把古今文章的气势文采纳入程文的规矩之内。若不是卓然不群的才士，怎么能够成为显著出众的举首之选呢？像我阎复，不过是青衿中的末等、白屋里的荒疏之才，仰望天上的北斗，惭愧自己还没有洗濯羽翼，凌云直上；绛汉高天难以凭借，只能徒然寻章摘句。五音合乎音律，哪里敢谈论声调铿锵、掷地有声；神游八方之外，哪里有凌驾云天的气象？把作品辨作蜗牛争斗的两角，尚且惭愧自己只窥见豹纹的一斑。鼯鼠技穷，我又能怎么办？黔驴的本领，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哪里料到您不因我像菲葑那样卑微的下体，竟让糠粃之物先行显扬？我岂敢不更加磨炼操守，重新鞭策自己的鄙陋迟钝，不断前进，以雄健文才争取当前，或许取得百发百中的功效，不辜负您千金般的顾念。铭记鹗路，感谢九秋桂子飘香之风；眼前如被龙门刮拭明亮，惭愧自己还要防备三月桃花浪的冲击。上梁文 广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析木星所临之处，是兵强马壮的疆土；琼华仙岛所在之地，营建着帝王游乐休息的宫殿。大概因为承袭前代的规模，便已经具有京都的气象。金台在南面高耸，玉泉向西流淌，北面襟带山势，真是龙盘虎踞的地方；东面连接海涛，尽是鱼盐丰饶的国土，控制黄河以北上游的要地，居处在今天中原的中心。这正适宜向四方均平征收贡赋，安定国家万世相传的重器。何况朝见之礼必定有接见的场所，宫室本来就不是为了逸乐而建。恭惟皇帝陛下，功德充满天地之间，德泽光照五代；彰明美德以亲爱九族，修明文德以招来远方之人。凭借世所罕见的英明资质，举行历代以来尚未有暇施行的美好典制。既然已经庄严修建先祖庙宇，就应当准备行宫。想到百姓疲于运输劳作，还没有完全苏息，陛下虽亲自处在风吹日晒之中，却不以此自苦。等到干戈停止之后，才命令重新修建殿宇。壮大未央宫而承袭秦代风气，却鄙弃萧相国重威严的营造；修葺九成宫而减损隋代制度，仰慕唐皇去除奢泰的心意。就在广寒殿废弃的基址上，承应清暑宫的旧例。恭敬地选择吉日，于是举行柏梁之礼，谨陈工匠们歌诵的言辞，以代替百姓欢呼来归的歌咏。抛梁东：海外三韩承受教化之风，鸭绿江边没有战争，全都销毁铠甲而从事春耕。抛梁南：仁惠的雨水、仁爱的春风洗去瘴气山岚；干羽舞于两阶，苗民自然来归；篚筐中的贡物数不胜数，怎能只数洞庭的柑橘。抛梁西：铁岭的军队闲置无事，太白星低垂；听说上都举行朝见之日，投降的国王和侍子一齐来到。抛梁北：天道向北运行，昌盛的水德流行；周天列宿排列成祥瑞的形象，臣民万岁千秋，拱卫北极星。抛梁上：云车和彩虹旗帜驾临，拥护仙人的仪仗；长春宫的白鹤从天而来，特意为我皇帝降下神灵的恩赐。抛梁下：车辇下来，归路上春风催促；龙驾和都城百姓同行，不要惊讶銮驾晚回，恐怕秋郊会损伤如云的庄稼。伏愿上梁以后，皇帝一人有福，万寿无疆。大地的法则厚重，长久配合皇后；上天的尊位普遍照临诸夏。青宫与朱邸光辉交映；玉叶金枝绵延不绝。鸾台凤阁中，尽是能够担当栋梁的臣子；象郡、鸡林永远成为藩屏守卫。国家没有栋梁挠折之患，百姓全都安定居住。甚至鱼鸟也得到保护，生息之时同样享受池台之乐。太庙上梁文　王磐 圣人做事，仰承历代帝王的法则；都城的规制既成，务必要传之万世。越是开始营建帝王居所，越要把宗庙放在首位。因此舜继承尧的基业，在艺祖的宗庙归来祭告；周成王营建洛邑，在文王的宫庙举行烝祭。典册相传，古今都是同一制度。如今皇帝仁德涵养草木虫鱼，孝敬奉事神明，饮食俭朴而把祭祀用的黍稷准备得丰盛，衣服纯素而把黼冕穿戴得鲜明华美。讲求旧典，太常的礼乐焕然一新；任用旧臣，汉官的威仪渐渐恢复。恭敬选择吉地，于是建立太庙，众多墙垣同时兴建，千根栋梁并列。坚硬的桫木、文梓木，有一半出自江南；巨大的柏树、长大的松树，一并从山北运来。大家共同勉力乐意参加劳作，全都在百日之内完成。于是举行上梁礼，随即伸述美好的颂词。抛梁东：海水没有波涛，船只可以通行。只见新罗兼日本一同前来助祭，祝贺新宫落成。抛梁西：西域重新开通道路，不会迷失于碧玉之间；明珠和骆驼驮满了背，香犀、药草多得仿佛长堤一样。抛梁南：南楚风势轻柔清脆，哪里还用空谈？祭祀所用的包茅应当早早进贡，不要夸耀江潭的天险而自恃。抛梁北：万夫之勇也不能抵挡。一种德行使龙沙的战争平息，土地增长，天河清澄；干羽之舞举行不久，苗民便来归附。抛梁上：绵延的新礼仪参照天象制定，礼文的隆盛与减损都合乎时宜。鲁国的两位儒生，又怎么能过于强辩呢？抛梁下：上天开辟有道之世，扶助宗庙社稷；历代圣人相承四纪有余，如今才第一次看见文明教化大盛。伏愿上梁以后，战争很少使用，祭祀礼器常常陈列；斋宫庭院生长朱草，庙柱之间产生灵芝；烝、尝、禴、祀等祭礼不断，保守百世的宗庙；朝见和会同之礼，使万方的玉帛前来；人人安居在自己的环堵之中，家家都成为太平百姓。东宫正殿上梁文　卢挚

译玉册金文已经端正重离之位，桂宫兰殿又更新了重震之居。这大概是要区别嫡长子与其他儿子来维系人心，所以扩建储君的宫室，使之成为帝位的副贰。恭惟皇帝陛下，统绪垂于万世，德行冠绝百王，凭借世所罕有的英姿，修复旷古以来废坠的典制。近来因为定鼎，于是用来端正朝廷，这本来不是追求逸乐，而全都是社稷之计。常常肃然思考如何隆盛万世之根本，因此一定要使四方都仰观敬服。于是顾念春宫，崇建宏伟宫室。恭敬地想皇太子殿下，温和文雅的德性日益成就，聪慧奇异而生来明达；入朝时回避驰道上的车马，在帷帐中侍奉并辨析南阳的文牍。然而如果没有师傅宾客接见的场所，怎么显示法度？如果没有卫率环列的场所，怎么彰明等级威仪？于是少府献上图样，冬官督促役作；所雇工役全都由内库支付，经费不烦劳大司农。汇聚楩、楠、豫章等木材，竭尽般输、梓匠的技艺。规模早已确定，斧斤和夯筑大力施作。彩绘的椽子、华美的屋椽，像拱卫星辰一样环绕阊阖；飞桥复道连接蓬莱的云气。确实符合龟兆谋划，共同扶持彩虹般的栋梁。谨此申述美颂，以助欢快歌谣。抛梁东：太液池的苍茫水波与海相通。清晨在玉殿问安，仙人仪仗初出；郁金香气仿佛浮动在广寒宫中。抛梁西：西京宫观巍峨，太白星低临少海；旌旗在葱岭上飘扬，直到今天威信仍传遍羌氐。抛梁南：南方有天策上将的元勋，本来可以参与筹策；至于小才如萧统一类，痴儿般处理官事，究竟怎么承当得起？抛梁北：不要说天高而人不可测。居卿半夜仰望前星，星光晶莹闪耀，拱卫北极。抛梁上：万国都欢欣瞻仰，明两之光与金相辉映；玉般丰裕的德行没有瑕疵，主持祭祀而承继宗庙，神灵自然享用祭品。抛梁下：青宫庄严整齐，崇建宽广的殿宇；讲解经书、询问道理，尊重师儒，反而笑说瀛洲仙境并非最高雅之处。伏愿上梁以后，殿下端居鹤禁之中，承受宏大的福祉；得到像疏广、疏受那样的保傅，拥有像商山四皓那样的宾客；向两宫问安、亲自视察饮食，能够尽到使两宫欢悦的孝心；监理国政、抚慰军队，大大满足亿兆百姓的希望。尚书省上梁文　阎复 龙蟠虎踞，近处依傍九重天阙；鸟革翚飞，开始开启文昌宫八座官署。昭示风云际会的祥瑞，耸立华夏共同瞻仰的景象。麒麟凤凰来此游息，燕雀也相互庆贺。恭敬地想圣明的皇帝，穷尽天所张设的宇宙，贯通大地开辟的疆域，把六合混同为一家，招揽群英进入罗网。周朝有六卿，以冢宰统领百官；唐代尚书省分为三省，尚书省总理各种政务。它是传达君命、掌管枢机机密的喉舌，也是君主辅弼所凭借的股肱。只有设置处理政事的堂署，才实在是太平朝廷的盛典。再次选择吉地，于是建筑新的基址。车载而来的都是卓异的木材，建成深邃宽广的仙府。左边带着凤池之水，右边遥望鳌冠之峰。听到鸡鸣便方便入朝，等待宫门报漏也不必再到别处。三槐之下议论政道，正居于上相的尊位；一枝笔便能化作甘霖，广泛造福苍生。确实符合龟策，于是共同举行上梁礼。广泛采集欢快歌谣，借以申述美颂。抛梁东：太阳从扶桑升起，光明融融普照四方。只愿今年春日恩泽美好，安排歌酒庆祝丰年。抛梁南：解除烦忧的清风吹来，甘美的及时雨润泽万顷；金黄的云气映着成熟的夏麦，千村之中白雪般的春蚕成簇。抛梁西：明月照耀，太白星下无尘；九曲黄河清澈，蛟龙蜃气远去；万年长青的树枝安稳，凤凰鸾鸟栖息。抛梁北：玉牒宗亲相互欢聚，感怀圣德；芳草间有麒麟骏马依附龙鳞，遥远沙地上的鹡鸰攀附凤凰的羽翼。抛梁上：调和元气，顺应璇玑的天象；常以德行辅佐，依傍紫微垣；洗净兵器，重新挽引银河之水。抛梁下：发布政令，施行仁德，首先照顾鳏寡；陶铸万类，使它们进入天地大化之中；庇护八方，建造宽广的厦屋。伏愿上梁以后，日月星辰各自运行有序，各项政务和谐；京畿符合鼎足安定的吉兆，辅相协同而有栋梁隆盛的吉祥；二十四考的长久福寿，不必夸说中令的贤能；共同祝愿天皇享有一万八千年的圣寿。九先生祠上梁文　薛友谅 道运行在天地之间，本来就有盛衰消长。世间缺少圣贤出现，谁来维系纲常？想要启发后世的人，必须依靠先觉者。濂溪先生绘图确立太极之学，契合圣人的功业，发明四端万善的根源，扶持三纲五常的教化。幸而亲自承受明道先生的传授，又传给伊川先生。何况同时还有康节先生，也有横渠先生这一辈人物。文正挺立于洓水，南轩接连兴起于汉川。即使是吕太史，难道只能说他有小知吗？直到朱晦庵，才算大为完备。历经千年，实在只有这九位先生。与汉唐从事训诂的儒者相比，尚且配享从祀；接续孔子、孟子几近湮没的道统，应当建立尊崇的祠庙。于是就在州学中，庄严设置塑像，希望使笃信好学的人产生见贤思齐之心。纵然有逃避秦火的人，也一定愿意接受教化而从变化中走出来。即使是离骚之国，也必须舍弃旧日所学而从事辅助。于是举行上梁礼，恭敬陈述美颂。抛梁东：学者处在光风霁月之中；为了报答仙源，前来求学的人都能精心思考、努力实践，成为豪杰。抛梁西：记载先哲交游的地方，鄠、郿是快乐的胜地；一句话便能使人有所领悟，更能谈论《易》理，撤去讲席。抛梁南：春色把沅江一带染成蓝色；时光一去不再回来，如流水逝去，应当赶快穷究伊洛之学。抛梁北：斯文重新振兴。没有杨朱、墨子的异说，汇集而成今天的学说；考亭先生的功业，毕竟是把鲁国的道统传承了下来。抛梁上：在天根月窟之间往来，想要从诗歌中寻求精妙的道理；静下心来用功，阅读《击壤集》。抛梁下：朝廷近在咫尺，寻求儒雅之士，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看看既成的法度，《资治通鉴》一书没有能够超过它的。伏愿上梁以后，师儒人才不断出现，理学大为彰明；广泛传播性命道德之学，赞助礼乐文明的政治；彰显这一盛典，使教化达到遥远的地方。太次殿上梁文　宋本 太室奉先，表达敬奉祖先神灵的感情就在这里；斋庭设置临时行次，恭敬共事的心意更加兴盛，以此作为内严外辨的需要，借此构成上栋下宇的壮观，使功德配合上天，不久便可告成。恭惟皇帝陛下，先祖尊贵，神明般的德行；议定礼制，尽力做到委曲周详；享祀先亲，极尽如在眼前的诚心。手持玉瓒，斟注黄流，亲自参加四时祭祀；身穿龙衮，头戴玄冕，努力恢复三代的仪礼。况且圣人留下迁移坐次的规制，这正是明主制定斋心之地的依据。估量宗庙宫室的近处，选择良材来经营；墨线笔直，准绳水平；考工的斧斤铿然作响，寒芒闪烁、色泽端正，如清庙中的星辰；上下出入于红色庭院，往来于黄道。凡是使人的声音、笑貌仿佛留在那里的，都是因为把思念、居处和志意寄托在这里。恰逢选择好的吉日，于是举行柏梁联句，唱出六首上梁歌，以助众工。抛梁东：和美之气扶持车舆。九庙之中，岁首春日到来，应当举行禴祭。太平天子在斋宫住宿。抛梁西：天子举行秋尝，手执镇圭；天明时仍有所思，常常不能入睡；万般政务和思虑，一时都集中在这里。抛梁南：向颜氏祠庙祭祀，哀悼神灵所监临之处；升降周旋没有失礼之举，礼官因此升迁品秩，圣恩广泛施及。

译抛梁北：举行大蒸岁祭，使用骍牛一头。圣君胸中竭尽神明之思，先正之士千秋万代常配享祭祀。抛梁上：三位先王的神灵在天上时升时降，驾着风马云车；恍惚之中，神灵只是因为礼仪众多而来享用祭祀。抛梁下：天子孝敬祖先的心意，使天下受到教化。郁金、秬黍和菁茅等贡物纷纷运来，奔走于诸夏各地。伏愿上梁以后，宗庙的根基安定，宗族本支更加繁茂。后代谨慎修饰文饰，以承继先祖的事业；士绅执持常用礼器，迅速前来助祭。二世为穆，一世为昭，永远配享于光明的祭祀，奉祀文祖。三年举行祫祭，四年举行禘祭，使纯厚的福祉更加隆盛，降临神明的后代。泰山四方永固，愿天子万寿无疆。《元文类》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四十八，元代苏天爵编，《祝文》江南平定告太庙祝文　王磐 登上帝位而守成文治，虽然承受了已经成就的基业，但继承先志、述行先业，哪里敢忘记尚未完成的功勋？回顾靖康年间灭亡之后，宋人擅自占据吴地肥沃的土地，凭借江河险阻，阻隔皇帝的教化。朝廷多次兴师问罪，他们仍然固守执迷不悟的意志。等到战船飞渡、各处守军土崩瓦解，才醒悟从前的错误，开始图谋改过，于是称臣奉上表章，愿意献纳土地归于朝廷。宋王赵显已于某年某月来到宫阙之下，江南各郡县的百姓也已交付官员抚治妥当。无论北方朔雪还是南方炎风，尽是车书统一的土地；商、孙、夏的后裔，全都成为参加祭祀、助奉祖先的臣民。只是我德薄才浅，有什么功劳？实在都是祖宗余荫所致，还祈求神明昭然鉴察，永远赐予美善福庆。太庙火灾告祭祝文　阎复 大德六年，岁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孝曾孙嗣天子臣某，谨派摄太尉、中书左丞相臣哈喇哈逊达尔罕，恭敬地昭告于太祖圣武皇帝：您配享上天，便殿发生火灾，震惊了神灵御座，我于是深怀恐惧而自我反省，恭敬进献芳香祭品，愿祖考安宁，降临而享用祭祀。得到玉玺奏告太庙祝文　王构 传国的守护重器，是历代珍贵的祥符。它从神圣之地获得，由宪长进献。询问众人的意见，彼此完全符合；考察图籍制度，也没有差错。这都是祖宗诚信护佑而导致的，也关系到国运子孙的隆盛昌大。于是举行蒸祭、享祭，十分美好而合乎时宜，用以求得长寿吉祥，流传曾孙的福庆。【右第一室】从前黄龙进献祥瑞，有虞氏开始建立基业；玄扈授予河图，周成王承袭国运，盛大地承受上天的命令。这难道没有征验吗？我正惭愧地承继美好的先声，突然亲自承受镇国之宝。台臣进献上来，实在使我警惕。大概是上天辅助大元，开启万世无疆的基业；又或许如同大琮、玄璧，是宗室世代守护的珍宝。神灵的恩赐到来，难道不应知道它的来源吗？还祈求它符合祥兆，使国家长寿永昌。【右第二室】幽深的宗庙积储福祉，德行显现在神明的仪容之中。瑞玉归来，孝孙有了庆祥。何况正处在承继美德的开始，又是由掌管耳目的官员进献。对上用来向神明表示诚信，对下用来维系后嗣的隆盛。于是修明报答的典礼，思念并取悦大姜，使宗族炽盛昌大，长久承受福善。【右第三室】美好啊，这祥瑞的征兆，显现和隐藏都没有固定常态。麒麟般的质地、凤凰般的文采，是万世所珍视的典范，正应在今日开启皇图的福佑。选择吉日，洁净祭品，进献享祭；用来保佑后代子孙，直到万年。【右第四室】加谥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姚燧 至大二年，苍龙己酉年冬十月庚戌朔，十九日戊辰，嗣皇帝臣某说：我依赖上天的保佑和祖宗的神灵，才凭借自己微末的身躯，处在亿兆京垓臣民之上，持守盈成，至今已经三年。我亲自到太庙，两次举行祼献，不仅是亲亲爱亲之道，我的臣民也可以先行孝治；天下的祠官在太祖神位前读祝，只称“圣武皇帝”，在睿宗神位前也只称“景襄皇帝”，到了世祖神位则称“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这些美好的名誉，流传无穷的很多；但涉及创业的祖先、垂统的宗主、启迪后人、世世代代相承、亿万年长久传续的方面，称述他们成功的盛德，仍有未能尽到之处，我心中实在不安。因此谨派太尉、尚书右丞相臣某，在泰坛洁诚，进献牲玉，焚烧柴薪，昭告昊天上帝：加谥太祖为“法天启运圣武皇帝”，睿宗为“仁圣景襄皇帝”。伏愿上天圆灵居高而听察下情，明察我的忠诚，命令我祖宗欣然享用这美好的谥号。我感激战栗到了极点，不能胜任其情。己卯年春释菜先圣文　刘因 圣明时代承受上天的言语，明白地告示万世；寥寥数卷方册，谁来传述圣人的话？上天启发圣心，程子、朱子奉行天命，使幽暗的道理得以疏通开辟，使聋者聪、盲者明。应当让后人承受这种遗留下来的恩泽，谁能说这是剽窃盗取、凭借他人来作文逞才呢？岔路很多，谁能防止走错？其中有些人只是供人瞻仰，使我内心感到哀痛；于是早年浮躁狂妄，仿佛将要立志进取，内心却脆弱屈曲，尚未建立便已经颓败。考察自己不能成功，实在是由于贪图安逸而懦弱，时光流逝、意志离散，凛然感到无地自容。回想当初的志愿，恍惚如有所失。如今这里开设学馆，正是我所求的；有同学讲学，有地方进修，有可以研究考订的学问，也有书籍可读。对于古代遗留下来的言语和今天求学的人，或许还有补益，稍稍可以安慰我的心。但只怕悠悠然又遵循旧日的道路，惟愿神明启发引导，实在时时临鉴于我。告峨山龙湫文　刘因 呜呼！一方百姓所仰望的山，只有峨山；山的精气深厚，聚集而成为深潭泉水。山川只有形体，神灵栖居其中；云雷雨露，实在由神灵掌管。如今这一方的旱灾已经严重到了极点，难道神灵会坐视不理而不怜悯吗？难道下雨和天晴的规律出自上天，不是神灵能够专擅的吗？雨旸的过失由于人事，也不是神灵能够推卸的。因此使神灵含蓄积聚灵润，虽然想要发降，却不能够。即便如此，山川之神受命于上天，本来就是主管保佑下民的。如今想要保佑他们却做不到，就应当替他们向上天请命；上天昭昭在上，哪里会有不听从的道理？这样说来，神灵即使想不受责备，又怎么能不受责备呢？况且小民极其愚昧，困穷到了极点，却没有归依诚信的地方，于是只求淫昏之鬼。淫昏之鬼，正是神灵应当屏退斥逐的；下民的迷惑，也正是神灵应当诱导帮助的。如今气运已经穷尽，穷尽之后必定转通。假如上天降下雨来，小民一定把功劳归于淫昏之鬼，对它的迷信反而更加坚定，谁能禁止呢？如今本地大夫来向神灵祈祷，这正是祈祷应当祈祷的对象。既然祈祷了应当祈祷的神灵，而神灵又能随着祈祷降雨，使雨水既充足又遍及四方，那么或许愚昧的小民就会知道天地之间自有名山大川的正神，确实能够开合阴阳、神妙地造化万物；境内官吏百姓也应当恭敬修整神坛，洁净牲礼和币帛来奉事它；如此，先前所谓淫昏之鬼便确实不值得相信了。如果这样，那么人情和世间教化或许会从此改变，鬼神的恩惠也就不只是一场雨而已。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云雷降下的恩泽，神灵便不能承受其职责；旱灾的虐害，神灵实际上也不能救恤；上天赋予的职分可以懈怠废弃，迷惑邪妄的风俗反而可以帮助它形成，又还能希望什么呢？又还能希望什么呢？谨此告知。封龙书院释菜先圣文　安熙

译大德十年，岁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的第二天庚午，后学安熙谨敬昭告先圣至圣文宣王：我愚昧鄙陋，幼年入庭求学，私下以先贤为师，实在从那时才开始听闻圣贤之道。从此以来，我敬慎诵读遗留下来的典籍，近取法于程朱，上溯探究思、孟，以求得经书的宗旨，探寻圣人的心意，希望竭尽驽钝的才力，增进德行、修习学业，谁说我没有努力？但在半途中迷失了方向，在穷庐中悲叹，颓废得已经很厉害；虽说是由于疾病而荒废，实在也有懒惰偷安的原因。内心自我反省，害怕自己枯萎凋落；如今感愤交集，避开俗世居住山岩之间，追忆旧日所闻，终于继续完成过去的学业。洒扫应对等日常功夫，谨慎实行而诚信说话；有余力便学习文章，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循序渐进地学习，开始走上圣人之路；把它存于心中，实行于自身，推及万物，用来教化乡里，希望或许有所成就而不违背大道。现在选择吉日，来到祠堂，准备薄酒和苹蘩，恭敬陈列明洁的祭品；还祈求您启发引导，确实诱发我的内心，或许借助神威，使我不至于犯下大的过失。谨率领诸生，恭敬修行释菜之礼，以伸述我的敬意和告白。祭文 祭海神文　虞集 潮水失去旧有河道，冲犯我盐官之地；官府得到神灵的警示，民力已经耗尽。经过多年，始终没有办法消除这场灾害，浙江各郡多被水淹，恐怕将要陷于毁败，百姓究竟有什么罪过？这是我没有德行的缘故。宰相前来告诉我，应当交相修治以取得神灵的信任，于是我下令内外官府全都尽智尽力，也请您这位神灵共同尽到职责。如今我们的土地已经稳固，百姓生活趋于安定，六府的政事得到治理修整，愿以万年祭祀报答。祭伍子胥文　虞集 你因为忠诚而为君主殒身，潮水在吴地形成；如今潮水造成灾害，难道吴地将要成为沼泽吗？愿你显扬神威，详尽告诫海神，使潮水安定如常，不要制造百姓的灾害。既然水患停止而安定，百姓便有了生路。你成为显赫的神灵，永远拥有美好的声名。祭国信使王宣抚文　杨奂 岁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一日丁卯，某官某谨备清酒和众多祭品，致祭于已故宣抚御史大夫、国信使王公之灵。呜呼！两军对阵之间，只有零丁几名骑兵；在江湖之间十年奔波，经历万里风霜，不知多少次往来奔走，最终竟到了今天这一步吗？君主察知您的深厚忠诚，天下仰慕您的大义，鬼神记录您的暗中功德，史册彰明您的高见。然而事情能否成功，并非智慧和力量不够，或许只是时机尚未到来。否则，凭您的操行，不能用一句话决定和议、把信义载入万世，却使战争接连不断、血肉涂满大地，仍然执迷不悟而不停止。我公早年把自身托付给烈祖，千载难逢的时机，正如云从龙、风从虎。蔡城已经攻下，楚地的茅贡却没有到来，杀气弥漫，吞没长江，侵噬淮河。您显露正义之胆，君主的心意也因此回转。使者之星向南飞驰，迎接的车马拥满道路，欢声震动牛斗二宿。感叹您来得太晚，应对周详亲切，不逞武力，也不动怒。以殷商的前车之鉴为戒，请您审视整个夏地，剖析利害，丝毫没有假借。我不欺骗对方，对方也不欺骗我；宴饮慰劳接连不断，早朝之后又接着夜间商议。回朝向皇帝奏报，君主和宰相交相赞同。只是担心后来出现差错，或者有人怀有异图。您为国家筹划，我却替您忧虑；蛟鳄出没的深渊，哪里经得起再次投身？唯独您坦然自若，说‘你不要责怪我。我的君主和我的宰相，难道不会替我谋划吗？’丁酉年冬天，您经过阳平，赠给我雄奇的诗篇，出言十分真诚。两国交好和合，依靠您才得以成功。您的才华和声名，震动了江城。正好有家中事务牵累，不能顾及您的行程。您实在了解我，而我自己却做不到。这就是我含辛茹苦、惭愧辜负您的原因。呜呼哀哉！不久前听说您的使车滞留沔阳，忽然传来江陵已经易手的消息。星霜变换，夜里梦魂飞驰，不知自己还在床上。玉溪东馆金碧辉煌，恍惚间门忽然打开，荆棘围成墙壁。泰山已经崩裂，才知道是不祥之兆。几年间金节照耀南方荒远之地，一日之间漆棺归来北方。究竟是大限难以逃脱，还是百姓的灾祸尚未终止？看您家中，难道没有随身财物吗？千金一掷而尽，仓廪中没有现成的粮食。宾客寥落，路人也为之惨然悲伤。呜呼哀哉！我出生在您之后，做官又与您同时；世人对于您，谁有不知道的？唯独我对您的了解，偏偏与世俗相反。陆公是什么样的人？他使赵佗屈服而朝拜汉阙；终军不过是少年，却携带长缨而羁縻南越。不能因为成败便随意决定褒贬取舍。您的清正内心和远大谋略，崇高声名和大节，可以撼动天地、摩挲日月；可是平生志愿没有实现，只能把遗恨带到九泉之下。这就是我抚地大哭、继而哭出血来的原因。呜呼哀哉！请来享用祭品。祭太保刘公文　徐世隆 至元十一年，岁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总管徐世隆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致祭于太保刘公之灵。呜呼！大元兴起至今六十多年，王气所聚集的地方，有所开创必定有先驱。圣人不会只独自出现，贤人也随之而来；圣贤相逢，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巍巍的刘公，首先出仕辅佐国家，学问通达天人之际，道德冠绝儒家和佛家。起初戴章甫之冠，专心学习孔氏之学；又学习葆真之道，再参究灵济之学。他的藏蓄无穷，境界无边；凿开三家之室，融会为一家。预先知道天命，早早识得真龙天子。感情日益亲密，谈话总到深夜；如同鱼得到水，如同虎回到山中。换个位置便是诸葛亮，满天都是道安。外表如道人，内心如宰相。谁能与他相似？黑衣僧惠琳，屡次精研皇极，能够判决祸福；谁能与他相似？邵康节先生，诗歌高逸，神游方外；谁能与他相似？碧云法师汤休，书法清劲，笔墨中自有法度；谁能与他相似？黄山文孺，随从王师，使哀牢归服。刘公在这时，像蜀地的韦皋，在堂上出奇谋，又像从鄂江飞渡；刘公在这时，像晋国的杜预。天王已经尊贵，山人便自行隐晦；刘公在这时，像唐代的李泌。

译相宅卜宫，使两都并称雄伟；刘公在这时，像周朝的召公。中统建元时，宣抚十道，多次举荐名儒，亲自起草诏书。至元年间入省，奉命辅助处理万机，暂时裁决重大政务，竭力辞谢而归。皇上也知道公不屑于处理琐碎事务，只解除其中书职务，仍让他居于保傅之位。官制尚未确定，公便谋划列定；朝仪尚未整肃，公便上奏考订。正当他宏扬教化、成为天下仪表时，上天忽然夺走了他。如今他已经不在了。他平生少有疾病，天刚亮时还在吟唱；开门看他，却见他合上书长逝而去。天子震惊悲悼，朝臣流泪，下至道路行人，没有不哀伤思念的。国事有疑问，谁同我们考核决断？百姓年年遭灾，谁同我们禳解？同僚朋友有过失，谁同我们救助？这样的老成之士，哪里还能再见？从前我经过赵郡，认识两位大士，一个姓萧，一个姓刘。他们器量包容天下，混迹于佛、道之间，内心却同于孔子、周公；仁慈如雨、义气如风，想要洒遍九州。萧公已经先行蜕化离世，只剩下我独自守藏春意。您栽培桃李，遍布君主门下；自身成为师傅宾客，门下多有卿相。生前蒙受特殊礼遇，死后得到隆重安葬。公既然没有遗憾，我独自又为什么悲伤？只是惭愧我年老而谬误，曾经有幸受到公的知遇。公爱重我的文章，认可我的典故；让我在翰林起草诏令，又在文部掌持衡量文章的权柄。公并不是为私情而举荐我，我难道会怀着受恩之心吗？只是想到知旧之情，前往哭祭您的坟墓。南州的孺子，也不过献上一束生刍；我用祭文写出内心，老泪盈满双手。呜呼哀哉！请来享用祭品。祭砚司业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年十二月某日，门生、国子博士滕安上谨派儿子滕羽，备以清酒和众多祭品，致祭于司业先生砚公之灵：士人的文章随着世道的污隆而变化，百年以来，南北各不相同；只有公的著述有法可考，其中的学者以公为师，知道应当遵循什么。士人的志向操守，也随着年龄和盛衰而变化；一生之中，始终都可能自相违背。只有公的抱负，直到白首也不改变，学者仰望您，从您那里得到表率。唉！您在东垣任教授，深厚地讲授经义之学；在成均任司业，鲜明地推行忠孝之教。您晚年才被起用，本来不是浅薄之人所能轻易议论的；您果断离去，也不是庸碌之人所能仿效的。公归老之后，仍然振起衰颓的学术波流，如今突然说您已经离世，叫人怎么办呢？八十岁虽称长寿，对公来说还不算多；听说您临终更衣时，神志明了、心不乱，平生的操守在此更加显现。自从公归老以来，我在梦中还常见到您，何况现在永远诀别，再也没有相见的日期了。我身为被一官羁留之人，不能赶到送您的遗体，只能从千里之外致祭，把悲哀寄托在这一篇话中。祭鲁斋先生文　吕端善 您的道存在天地之间，德存在人心之中，行义存在朝廷之上，功业存在后世；一件件清楚显著，如同太阳在天上，如同泉水在地下。作为门生，本不应拿这些话来烦扰陈说；只是内心的私情实在不能自已，所以冒昧把它告诉您。公活着时，以扶持人伦、振兴人纲为心志；去世之后，这些志愿难道会被忘记吗？如今人伦已经在世间树立，纲常已经彰明；在茫茫大地之下，难道没有才德之士吗？间或有人有所作为，也不敢希望能达到您的成就。言语不能沟通，行止志趣不相同，声望不高，诚信也不深厚。谋略虽然远大，众人却四处喧呼；把雄者说成雌，把真正的英雄说成童子。假使公还在，谋略或许能够完成；如今公已经离去，谁还能建功？只有我这个晚辈后生，勉强具有古人的风气。公的教诲熟记在耳，公的教化蕴藏于自身。虽然各人天赋有厚薄，所得有粗细，但愿公选择其中最优秀的，加以辅助引导，暗中诱发他们的内心，使他们默默领会、心意相通，目光明亮、听觉聪敏，谋划美善、思虑忠诚，言语行为都能接受劝谏；这样便可以巩固国家无疆的福运，使百姓永久享有无边的安宁，也可以把洪大的教化传给我们的后代子孙，使他们同样得以处在至善的教化之中。活着时我仰望公，去世后也仍然仰望公；由此可见，百姓心中对公的期望是无穷的。鲁斋先生升入从祀祭文　许约 维皇庆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恭敬承奉诏旨，将先师文正公鲁斋先王列入大成至圣文宣王的从祀之位。门人许约等谨以清酒和各种祭品设奠，共同致祭说：自从太极分判，人的文化便开始了；包羲创制八卦，画卦之事由此开始。备办万物以满足天下的使用，制作器物以成为天下的便利。大概天地所开创的只是同一个道理，充满宇宙的只是同一种元气。人伦由此而明，万事凭此而治理。王之所以成为王，帝之所以成为帝，百代相合一致，只有一条道理，并无两种。到了周朝衰微之时，深厚地降生了一位圣人，有德而没有地位，遭逢时运艰难，周游天下却不被任用，于是独自承担起斯文的责任，在大道已经晦暗时阐明王道，使纲常重新振作。颜回、曾参再传而有子思，到了孟子，只有他没有迷失道路。后来世道昏暗纷乱，历经岁月已经很久，代代承继相传，却终于空旷寂寥而无人知闻。到了宋朝，实在诞生了周子，画出无极的根本道理，作为万物的根基；扶起已经倾颓的泰山之巅，揭示千古不传的奥秘。河洛之学深厚广大，使这一道统大为畅明。天理的精微、人事的显著、鬼神的幽深，到了子朱子那里才大体完备。上天眷顾大元，我文正公确实从这套道理中有所获得。众人共同议论而归结于此，只有以前贤人为证。他既能条分缕析、细致入微，也能提纲挈领、振举纲要。穷尽《小学》的精微，成为后人的龟鉴。谈仁义一定以自身为根本，谈道德一定从本性出发；行动和静止一定遵循礼，始终不忘敬。春风和煦，万物与我融洽无间；冰壶般清莹，表里相互辉映。他出仕辅佐时政，一定希望达到雍熙和乐的境界；入朝侍奉君主，一定希望达到唐尧虞舜那样的圣治。做事必定探察先兆，等待时机成熟后才响应。谈论治乱的由来，总能穷尽天与人的相互作用。他的学问高深时进入无可比伦的境界，切近处又不脱离日常生活。叙述天工而振兴王纲，端正人心而祈求长久的国运。看他运用天理并表现在行事中的情形，若要用言语尽情称述，哪里说得完呢？我曾经思考，他以百年时间凝聚道德修养，以千载之后继承绝学为志。由布衣从田野间起身，总领众官而居百揆之位，明察历法天象以授予百姓时令，创立辟雍来教育贵族子弟。他忠诚的言论滔滔不绝，气力丝毫不衰；求学勤勉不懈，直到老年仍未停止。大概他所达到的境界深厚，所积累的学问广博，将这些施用于事业上，独高于一世。若不是义理精纯、仁德成熟，道体完备、德行周全，谁能做到这样呢？圣明的天子应当念念不忘他，于是尊崇他，封为魏国公，又褒奖他，赐谥号文正。还想以此嘉惠后人，于是命令将他列入从祀之位；既然辅助他的儿子，又抚恤他的孙子，仍然谆谆不已。何况我们许约等人亲自出自他的门下，耳提面命的言语，亲自训诲的教导，纯全如天地，具备古人的大体。早晚相接，诱导扶持极其周到；他的容貌、声音、咳嗽之声，都仿佛不远不近地在耳边。唉！昊天无穷的恩德，抬头思念，低头悲戚，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

译祭奠康先生的文章　　　　　　　　　王思廉 翰林学士承旨致仕王思廉祭奠已故国子博士康先生的灵位并说：吴楚之地的奇异材木，楩木、楠木和豫章，下面可以遮蔽牛马，上面可以摩触苍天；树干修长挺直，质地坚实，可以做栋可以做梁。既然用斧头砍伐修治，难道不能建成明堂吗？渥洼所产的异种马，绿耳、飞黄，奔驰越过城郭、跨过土块，快如闪电、如龙腾跃；用它来驾驭大车，和鸾之声铿锵作响，却困在盐车之下，不能驰骋到远方吗？先生的学问，如经书满箱、典籍满囊；先生的才华，如锦绣般的心肠。起草诏令于翰林北门，制定礼仪于奉常；对外担任藩宣之职，对内辅佐朝政，无论施行什么都很合宜，都是他的长处。进用时没有援引之人，竟然老死于国子监。这就像木材没有遇到匠石，骏马没有遇到孙阳。唉，究竟是谁维系？是谁纲举？是谁主持？是谁张大？我想问个明白，却只见神理茫茫。年高德劭的人已经逝去，知情者无不叹息悲伤。虽然如此，他以德行教化乡里，以文章流传芳名，距离越远越令人思念，时间越久越加光辉，这就叫作没有死亡。祭奠徐承旨的文章　　　　　　　　　李之绍 维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书平章政事赛音迪延齐等谨祭奠已故翰林学士承旨徐公的灵位。唉！古人说过：人才实在难得。抚治天下、评论贤能，留下遗世长叹；才华若只与时俗相夸耀，见识便局限于器用；文章若胜过实际修养，自己铺陈夸饰，一旦授予事务便会跌倒。伟大的通儒啊！想来容翁早年奋发以文章自见，乘当时隆盛之势，施展他的余力长才，表现在治理功业上；出入中外官署，已经有许多年。白发满了头巾，归来掌管皇帝的诏制，我几乎可以看见浑厚的《周诰》了；朝廷上的直言议论，我几乎可以选取来读了。朝廷有老成之臣，众人都共同庆幸，谁说他离去了，能不惆怅吗？君子的心思，早晚都在本朝，怎么忍心失去他，只说远去便是超脱？突然间归于尽头，众人啧啧称叹其仓促。他自身还有遗留下来的作用，却永远蓄积着而未能显著。我们在千里之外寄托哀思，并不是只哭自己的私情；国家失去这样的老臣，我难道能不思念吗？祭奠袁学士的文章　　　　　　　　　虞集 从前在故国时，我寄居都城海邦，于是深深眷顾鄞越。看汉代河阳王公，作为近臣而拥有专邑，列位府卿士，还能使百姓没有人能数清其功德。公生长在那样的环境中，不浮靡，也不自矜，只求师友，承受学问。先宋灭亡以后，文献沉沦散失，遗老有的还竭力接续深厚的学术传统；他家中收藏很多书，和从前石渠阁所藏相当。至于琴棋，也都精美丰厚。学问广博、见闻丰富，瑰伟精莹，没有人能提出异议。公自己也很自信，说我出身草野，有人或许会援引提拔我。公因为奖掖后辈而延及先人，当时京师中同朝的士人很多，只有公是我的朋友。评论那个时代，谈论著述，必定让我参与听闻；有时争辩，有时相同，意见确定而没有喧闹。公宽和舒展，我困厄坎坷，三十多年间，也有很多离合阻隔。公在翰林院中，越来越登上显要的阶阶，人们说这是很适宜的，公却说已经足够了。归去后寄信勉励我、安慰我，也为自己能够优游自得而欣喜，自夸终于有了成果，说：‘《易》和《春秋》曾经同你谈过，将要完成著书，只怕年老不能胜任。年老而不废学，只有我和你最终共同订正，别忘了大概还在你身上。’这些话还在耳边，不久他却因事来到这里。唉！上天生下公，难道就止于此吗？儒林中的大树枯萎了，藏书府中的星辰陨落了；这是国家的忧患，这是道统的忧患。我内心深深悲痛，却远在他乡无法送达。托请公的同乡把这篇哀辞送去，公啊，你听见了吗？没有听见吗？哀辞 平章政事廉公哀辞　　　　　　李元礼 唉，悲痛啊！在人活着时认识公，在人死后哀悼公，这是人情；在公死后才哀悼公，却不了解公生前的作为，这也算人情吗？唉！认识他而哀悼，是一个人的私情；哀悼他却不认识他，是天下共同的哀痛。公在相位时，朝廷倚仗他以为重，四夷依赖他而安定，万民受他的教化而得到治理，阴阳调和，万物没有不顺遂的。等到公因病离开相位，天下惶惶不安，祈祝公平安无恙，哪里料到沉重的疾病反复发作，终于不能起身了！唉，悲痛啊！苍天啊苍天，果真只是苍苍无知吗？为什么骤然夺走公而使他死亡呢？他有伯夷的清白、伊尹的担当、魏征的贤良吗？他的忠魂正气散布在天地之间，过了几世几年，又会成为贤相吗？不然，就将上升成为星辰，耸立成为山岳，流动成为大海长江吗？唉！行善降下祥瑞，行恶降下灾殃，为什么这种道理竟反常而不可明白呢？所以我写诔文哀悼公，并不只是个人的私下悲伤，也是代表天下的悲痛，悲哀万民失去了所寄望的人。林处士哀辞　　　　　　　　　袁桷 道家说：‘摒弃聪明，去掉刚强和贪欲，形体与精神才开始完整。’这果真就是得道吗？古人上寿达到一百二十岁，窃取长生不死之说的人说：‘修养越增长真实，道就越亲近；长寿却没有德行和名声，是君子所耻。’所以寿命长短自有天命，即使留下寿命一说也还可以；如果名声德行不能达到，终将消散腐灭，那又有什么可取呢？古代这样的人很多。如今我得到一人，叫林宽，字彦栗，形体清瘦而器量温厚。他对于学问急切勤勉，每天都补救自己的不足，于是竭力探求简策来验证自己。他写文章一定先通达义理，然后才在文辞上精心锤炼。他认为文辞是承载义理的工具，义理不足，文辞即使精美也没有益处。他深入思考以求得义理，又旁取传记中的说法，搜集残缺散佚的传注，依据道统的本原，会通为一体。又怕仍然没有穷尽正确之处，便秘密地反复思考，准备周游四方，存疑求教、扩大见闻，用亲眼观察、内心领会来求证。唉，这可以说是勤勉了。道术散在九流百家之中，能够融会贯通的人已经很少；它的弊病更有说不尽的。泛滥浅俗而杂乱，尸居其位、瞪眼无知，逐渐进入无人知闻的传说之中。我曾观察彦栗，知道他内心有深深的忧虑。我起初在姑苏见到他时，他和气而谦逊；第二次在京师见到他时，他神色忧伤而若有所思。取士的道路不止一条，却严分界限，细析毫发，这是有关官吏的过错。遗逸之士不能被举荐，那么我们这些在官任职的人确实都有罪。彦栗的志向不在此处；推想彦栗的志向在于求学，他为了这个志向而未能最终完成，如果是这样，确实是命运所决定的。可悲啊！延祐六年三月，他在京师去世，享年三十九岁。他的弟弟宇友谨慎地哭泣着说：‘我一定奉着灵柩归葬吴兴，吴兴是我们先人收藏遗业的地方。’于是写下歌词来申述他的哀痛。歌词说：气息清纯明朗啊，承受元阳之德；内在充实啊，幽暗中自有光明。挈取太古之道啊，庄严如九皇；播撒精华啊，芳香如琼圃。力量尚未完备啊，志向却专一；芦苇渺小啊，也要渡过大河。感慨自己不能前进啊，道路遥远而曲折；白昼迅速过去啊，阴风回旋。命数确实有定数啊，我有什么过错？道路极其漫长啊，只有神魂独自归还。灵旐迁移啊，树叶已经丹红；那位君子庄严啊，身在空山。玉一般的容貌戴着冠啊，佩着紫色兰草。丁文苑哀辞　　　　　　　　　许有壬

译哈巴实取父亲的字为字，姓丁，字文苑，是于阗人。他与我一同考中乙卯进士，任固安州掾，后除授左司礼部主事；我任佐吏部之职，所以交游相从很多。改任秘书著作，授监察御史，又与我同官。南坡之变时，枭獍般的党羽和同伙分别占据津要，文苑、康里子山和我确实一同上奏论列。升任户部员外郎时，我在左司办理钱谷事务，常常相见。不久，他任佥浙西道廉访司事，于是与我分隔南北。我居住武昌，恰好调任湖北，他说新制规定宪官各色只用一人，长官与宪官同出西域，于是当日引退；台府上报后没有得到允许。文苑说：‘没有先例却要退避，拿着有疑问的文书，冒然进取可以吗？’于是坚卧不起。我退居而断绝人事，只有和他往来。鹄山、楚观的绝顶，梵宫、琳宇的僻处，荒城、废垒、村居、野池，没有不到的地方。有时渡过长江登上大别山，住宿郎官湖，赋诗谈论没有一天停止。有一天我们拿酒相互劝饮，他说：‘人生的离合有定数，你清闲我退隐，彼此情意投合，只怕造物主嫉妒，不能让这件事始终如愿。’先父任祁阳县监县时有惠政，潜藏的德行没有显扬，你赶紧为他作铭，我不能推辞。不久，我被任命为两淮转运使，文苑调往山北，邸报同时到达。山北设置在大宁古白霫之地，距离京师东北还八百里；陆路不能携带家属，水路迂回五千里。他扶病带幼，几乎无法筹划。我在扬州任官，他崎岖跋涉来访，说：‘我并不是贪求进身，只是主上推行新政，不敢不奉行；但老小拖累我，而且从京城到杭州，从杭州到鄂州，鄂州又到山北，既有能力也疲惫，何况贫困呢？鄂州不能停留，扬州米贵也不能居住；杭州是我乐意居住的地方，谷物又稍微便宜些，而且那里的人感念我的恩德，我的计划定了。’于是命几个儿子买船向东，自己只带一个小仆人乘驿站车马向北。我留他饮酒三昼夜后他才离开。酒间他曾说：‘我平素做事勇敢，如今却特别犹豫，是什么缘故呢？’我戏说：‘人改变常态总不是好事，您难道厌弃人世了吗？’他笑着说：‘从前温公记载宋子才突然戏谑的话，偶然竟应验了，我不相信。’于是伸出手臂给我看，说：‘即使用斧头砍我，我也不会死。’唉，如今竟真的死了。当时正逢大疫，他在暑天行至东平，主仆都病倒；回到淮安，死在船中。这是至顺元年六月二十三日。郡中大夫率领当地人把他的尸体暂时收殓。我已经设位哭祭，又派人查看他的墓地，告诉他的长子慕卨迎接灵柩归来；船停在当年饯别的地方时，我哭得极其悲痛。监县公葬在祁阳，路远不能附葬；我想在蜀冈买地安置他，慕卨说：‘杭州西山是先人所喜爱的地方，正好可以葬在那里。’于是守臣便谋划在那里安葬。母子无力操办，漕司以及其他官府中曾经与他往来的官员共同赠送赙仪，得到中统钞一万余缗。办完丧事后，余款可以用来料理他的家业。淮东宪长答里麻曾与他同官，怜悯他的贫困，请求朝廷赙助，却没有得到答复。当初文苑任固安属京官时，固安号称难治；百姓刘奉益横行得厉害，赛祈烹杀五十只羊，聚集郡中无赖，震动乡里。文苑逮捕并查出他掘坟、焚烧、劫掠等数十件罪行，估计罪行不能解脱，便逃走，反过来肆意诬陷构害。诏令大官会同审问，文苑在禁中辩析折驳，事实清楚而正直，刘奉益被依法处置。又筑堤堰三百里，使河水不再为害。两道之内人人敬畏，他折服强暴就像拉断朽木。蜀地战事尚未平息时，他巡按辖区，正处在交通要冲，部署施为如同久经战阵的老将；主管军务的省臣推荐他有将帅之才，可以治理边防事务。无论在内在外主持宪政，知道的没有不说，使属吏们噤声而不敢说一句话。平日议论事务，慷慨直率、历历分明，一座之人无不倾服。遇到事情便奋发勇进、无所畏惧；他擅长观察人物，某人邪恶、某人奸诈，往往默默告诉我，后来大多得到验证。他创作歌行豪迈奔放，正像他的为人；古诗清新精纯，都可以流传。延祐初年，朝廷开始通过科举选士，天下大才中有五十五人出任四方官职，有的怯懦而不能施展，有的被贿赂玷污，历历在人耳目；像文苑这样能够免受诟议的，可以数得出来，而上天又在中途截断了他的道路，唉，可惜啊！我从前为监县公作铭，说他的许多善行还没有得到报偿，应当在文苑身上得到体现。如今文苑寿命只有四十七岁，带着未实现的志向死去，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上天又阻止了他的自身，却要使他的后代显达吗？天道究竟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我更加困惑了。曾经独坐翻阅同年录，十六年间成为鬼录的人已经有十五个了，难道还忍心把区区声名利禄放在心中吗？或者能把四海九州的人看作漠然无情吗？我不忍心。慕卨将要写出他的行实，请我为他作铭，但他的行状还没有送来；于是先作哀辞以发挥大意，也用来抒写我的悲哀：上天生育人才啊，实在极其艰难；前面不知隔了多少世啊，后面又要隔多少年？为什么林林总总的百万人物中啊，唯独吝惜贤能的器用？正当适宜任用啊，陶铸却又不坚固。云还没有降雨便被扫荡啊，花还没有结实便遭摧残。难道天空中有弓弩箭网啊，厌恶有翅膀的东西高高飞翔？幽冥之中啊，谁掌管这权力？从前你北行啊，在水边高歌呼喊；如今你回来啊，丹色的灵旐翩翩。良药虽好却未成为良医啊，道路艰难而曲折。妻子儿女彼此隔绝啊，好友也被抛弃。我这悲哀何时忘却啊，我的话何时说尽？西山苍苍啊，只愿那里便于安息。玉树森然挺立啊，恩泽流布而有源头。希望在后世伸展啊，以报答你生前的志向。破碎的不能恢复啊，逝去的不能回转。只要活着无愧啊，即使死去仍然存在；寿命长短自有定数啊，我也就舍弃这些话吧。马革裹尸或死在窗下啊，不过成为蚂蚁或鸢鸟的食物。九原若有知觉啊，这些话究竟对还是不对？谥议 何忠肃公谥议【荣祖】　　　　　　虞集

译我曾听说，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大概一定要有忠厚的内心、宽广包容的气量、明察事理的见识、周密经营的才干，极其长远的谋虑，并且亲自承担责任，然后才可以差不多做到。因此，处理事情能够预见先机，应对变化有余智，持守长久有确定的功绩，处理事物有成功的谋略，这样功业才可以加以评说。假如只是命运与时势相遇，地位靠侥幸取得，不过是充数的羞耻、欺骗世人的祸害；这种人将无处逃避于天地之间，百姓又能依靠什么呢？考察至元、大德年间，以大臣辅佐国政，议论不被眼前小利和琐碎事务所动摇，以祖宗旧典为根本，以礼制法令的精微意义来确定，从而成就天下事务的人，平章政事何公，怎么可以轻视呢？公任御史中丞时，权臣掌权，多次使他陷于危险；公坚守职分而不改变，最终也因此离开官位，天下人的期望本来就已经寄托在公身上了。成宗皇帝在位时，谔勒哲公威严厚重，沈毅达尔罕公仁慈明达、正直公正，实际在左右辅弼；朝廷中多有君子正人，而公独以年高老成、精明练达，在其中弥补缝合、调理秩序，难道是随意尝试而做成的吗？最终能够成就太平盛世，绝非偶然。然而在这时，喜好功名、兴办利源的人间或出现，窥见国家财用的紧急，积聚心思秘密谋划，想有所作为。议论屡次上奏，公必定端坐堂上，奋发仁者的勇气，明目张胆地议论百姓性命和国家体制的所以然，发言折服他们的谋划，使之不能施行；使耕田凿井的百姓安然无忧，不必顾虑，得以在当时完成自己的生计，这是公存心最显著的地方。他历任台省官职数十年，都是要职重任；然而衣服饮食的供养，俭朴节约，与儒生寒素之人没有不同。到他去世那天，除了赐金和给付丧葬费用之外，几乎没有剩余财产。这种立志，是非常人所能达到的，所以他的成就如此，应当是理所当然。谨按谥法，清廉方正、公平正直叫作“忠”，守持内心、果断决绝叫作“肃”；请改定公的谥号，难道不是很合宜吗？陈文靖公谥议【俨】　　　　　　　虞集 从前有道的君子，内在充实而有余，不需要依赖外物。他未曾求取在世上被任用，也未曾不求在世上被任用。拥有天下国家的人，知道他有道，尊敬并信任他，他就出来任职。于是任用他从事文学政事，随着施行便显现功效，却不因受宠幸而喜悦；不任用他，也不因此改变。他的志向真大啊！但有的人假借事务来推销自己，已经被任用却没有足以施行的才干，于是故意傲慢懒散，每天获取盛名，终身却不曾真正尝试，难道是认为古今都可以欺骗吗？故翰林学士陈公，正当盛年时闭门读书，未曾有求取任用之心。等到朝廷任用他，他便诚恳地看待职务所在，谨慎奉行，丝毫没有厌倦。他一向不喜欢标榜奇异、抬高自己的意态，始终处在清贵简要的职位。大概是受到迫使才行动，行动之后才应对，确定之后才就职，始终无意于其中。这与那些没有能力却求取任用、逃避事务却获取声名、以傲慢轻忽欺骗一时的人相比，究竟怎么样呢？所以他用来光耀国家的高文大册，全都是舒缓从容、温厚平和的言辞；讲解经典、论说道理以教化人的文章，全都是文采与内容兼备的教诲。谈论礼制，就希望修订一代的经典；掌管刑法，就知道首先要明白使人无讼的根本。至于自处和待人接物，他温和恭敬、谦退礼让；君子见了便喜欢他的雍容，小人仰望他也会失去鄙陋暴戾。称他为大儒先生，是完全不辱没他的。谥法中，道德广博、见闻丰富叫作“文”，做官不急于求进叫作“靖”；谥为“文靖”，难道不符合公的行为吗？姚文公谥议【燧】　　　　　　　　柳贯 天地间纯真元气一旦凝聚，圣人与神明便相继出现，发扬光明、执掌光耀，乘承华美、协合祥瑞，以开创太平；而且必定有世间不常出现的大臣挺身其中，聚集纯粹精华，铺陈为制度和著述，用来增添、焕发盛大的德业，使它高列于三皇五帝的典籍之上。大概几百年才有一两个人，他们对于气运有这样的关系，难道只是文章而已吗？至于前代正直之臣、魏国许文正公在我大元，正当世祖皇帝拓展基业的开始，倡导彰明道统，振兴学术；当时门下的士人中，唯独称集贤大学士姚公燧能够继承他的事业，把这道统发扬光大。然而考察公的言论，再考究文正公的学问，那么两人的关键相互需要，几乎不只是山谷相应、云起龙翔而已。所以大德至大、皇庆年间，三宗相继承继光明，天下安定；而公的文章蔚然成为宗师。典册的典雅深奥，诏令的深沉淳厚，已经确实摒弃浮华靡丽，重新回到古代的轨道；至于铭志、箴颂的宏伟光洁，凡是镂金刻石、彰明德行、赞美公德的文章，又将与先秦两汉相等而更在其上，闯入作者的境域。排斥、阻抑、诋毁、非难的人不过一两个，而家家传诵、人人称说的已经有十百之多；即使想要掩盖，又有谁能掩盖呢？将来优秀的史官执笔为他在儒林中作传，那么公在文正公门下，难道只是和游夏相提并论而已吗？《易经》说：‘黄裳元吉，文在中也。’既然如此，用“文”来节取、概括公的德行，有什么不足呢？谨按谥法：博学多闻叫作“文”，恭敬正直而慈爱惠民也叫作“文”；请谥为“文”。萧贞敏公谥议【防】　　　　　　　刘致 圣王治理天下，必定有不肯被召用的臣子。大概志意修养高尚，就会把富贵看得骄傲轻薄；道义受到重视，就会把王公看得轻微。他们像蝉蜕离开尘埃，翱翔游息于万物之上，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事业高尚；说的就是这种人。

译《传》说：‘举荐隐逸之民，天下百姓的心就会归附。’ 所以必定准备蒲车、旌帛，空出席位等待他们到来，希望借此激励风俗、兴盛教化。有的仍然长久离去而不回来，也有已经来到却不肯屈身的，于是送上数量不多的束帛，到丘园中加以光饰；治理天下的人就会采用这种办法。在我大元有两个人：一个是容城刘因，一个是京兆萧防。萧君起初由平章咸宁王野仙推荐，世祖征召而不来，授陕西儒学提举。后来成宗、武宗、仁宗相继征召，授国子司业、集贤直学士，他没有赴任，改授集贤侍讲。又以太子右谕德征召，才到京师，授集贤学士、国子祭酒，仍任谕德。不久请假还山，七十七岁时以长寿终老。士君子各人的志趣不同，只希望各自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已。他不求世人知道，世人却知道他；不希望被当世任用，当世却要任用他；甚至上达皇帝的听闻，天子诏书从天而来，薜荔萝藤也为之生色，岩居之门也增添光辉，他仍然坚卧不起，实在是不得已才如此。后来第一次前来，最终也没有弯曲自己的节操、毁弃自己的操守而离去，也可以说实现了自己的志向。拿他和古人相比，大概是严光、周党一类的人吧？虽然他的道义不能完全施用于政事，但使贪婪者廉洁、使懦弱者立志，激励风俗、兴盛教化的功劳，也已经很多了。况且他多次被征召却不出仕，偶然出来便立即归去，难道不是贞节吗？他以勤勉自我要求，他喜好古代、喜好学习的心志，难道不是敏锐勤奋吗？按谥法，清白守节叫作“贞”，喜好古代而不懈怠叫作“敏”；请谥为“贞敏”。《元文类》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元文类》卷四十九　元代苏天爵编《行状》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姚燧 公讳德辉，字仲实，世代居住在通州潞县。曾祖某，祖父全，祖孙两代都没有做官。父亲朴，任尚书省吏部主事。母亲是宗夫人。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德英，次子德芬，幼子就是公。吏部君活到三十九岁将要去世时，指着公对宗夫人说：‘我任吏职审理案件，不肯任用凶悍残酷的手段伤害人。蒙我出力而脱离罪网、成为平民的人很多，上天或许会报答善人。这个孩子将来会光大我家，你不要忧虑他贫穷低贱。’公当时才五岁，哭泣起来像成人一样。家中只有五升豆子，夫人舂蓬、稗作粮食，采藜、苋作菜，使他活下来。荒年以后，他就跟随外傅学习，喜欢读书；但受贫困束缚，没有办法资助自己，只好中断学业。十六岁时，监酒于丰州，俸禄食物充足，除去日常所需还有余力，便购买笔墨纸张抄录书籍，夜里诵读不停。夫人因为他过度沉溺其中，担心损伤他孱弱的身体，便熄灭蜡烛阻止他。后来他厌恶糟粕酒曲，叹息说：‘有志之士难道只求安于此吗？做官不足以匡正君主、使百姓受福，隐居又不足以使亲人欢悦、使自身修养。处在这两者之间，人的寿命能有多久？怎么可以没有一点声名，死后和草木一同腐朽呢？’于是断绝与少年同辈的交游。他所亲近的，大多是一时的名公硕儒。丁未年，因故太傅刘文贞公秉忠的推荐，被征召到潜藩，任命陪侍当今皇太子讲读。他又推荐已故翰林侍读学士窦默、已故宣抚司参议智迂贤，两人都接受征召。癸丑年，先朝封周王的亲属，将京兆划归潜藩，选择朝廷中能够治理赋税的人，命其调运军粮，实际由公以从宜使的身份负责。又征召已故真州总管高逸民来辅佐自己。当时汪忠烈公刚在利州驻兵，扼守四川咽喉，谋划进取的几万军队，都仰赖公供给粮食。于是招募百姓把粮食运入绵竹，散发钞币收集粮食；有时发给盐券，让他们回京兆领取价钱；陆路从兴元转运，水路从嘉陵漕运。一年之后，钱粮充满军中的仓廪。宋臣余玠建议放弃平坦地区，于是说应从云顶、运山大获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筑垒，迁徙成都、蓬、阆、洋、蓬、合、顺庆、隆庆八府州的治所到这些山上，号称八柱；这样即使不战也可以自行防守。压迫蜀地的根本，实

译在从这里张开。丁巳年，深受宠信、掌握政权的大臣把关西、河南各位大臣聚集到计局，想把曾经为潜藩任用的人加以文饰构陷；对公却找不到丝毫罪证。己未年，随军南征到鄢，留在后方行营。庚申年，任南京经略使，两个月后又任北京宣慰使。这一年皇帝即位，改元中统，五月又任燕京宣抚使。燕地有很多剧贼，他们制造私钱，掺杂真币在民间流通；暗中结交死党，互相发誓要报仇杀人。公把他们全部捕获诛杀。虽然中书省在燕地开府，政令有许多没有上报，公因此违逆了当权宰相的意旨，被诬陷而罢职。他从北征归来，镇守北山各关三年；厌恶自己的宰相反而被诛杀，便任山西宣慰使。他查究权势之家占有的户籍，使被民间当作奴隶的人恢复良民身份，将近一千人。至元改元，罢去宣慰司，授公嘉议大夫、太原路总管兼府尹。到了这时，潜藩旧臣中没有人出来担任二千石官员，皇上认为太原难治，所以仍让他留在那里。我先左丞公应当分省调任山西河东，凡世袭职任的守令，便派遣使者逐一晓谕。公拜首叩头说：‘陛下认为臣可以治理一个县，才使臣做县令，臣哪里还可以选择？何况把千里之地交给臣治理，若不是才干很大，臣恐怕任用不称职而损伤陛下的明察，哪里敢轻视这个任命呢？’从此更加勤勉奋发：崇尚学校来彰明人伦，表彰孝子节妇来改善风俗，驱逐奸吏贪赃来剔除百姓的祸害，裁定婚葬制度使人崇尚简朴节俭，重视耕织来使百姓的生计富足，建立社仓来防备水旱歉收，统一度量衡来杜绝欺诈侵扰，严肃击鼓报更来警戒邪恶的觊觎。凡是可以逐渐使百姓受到仁义熏陶的事情，没有一项不松弛废弃而不兴办。嘉禾、瑞麦六次出现在境内。任期届满，左部考核功绩为天下第一，右部考核过失，只说有草窃盗贼没有捕获一人。至元五年，征召入朝任右三部尚书。有个人因争讼财产而失去兄长的儿子，公说：‘有什么可怀疑的？是叔父杀了他。’于是彻底审究此案。公所信任厚待的人，以及权贵中能够动摇公意旨的人，没有不请求保全他、说他属于士大夫家族的；公一概不答应。公悬出自己的俸禄作为悬赏来搜求证据，后来那家人果然上报变故，告发了实情，真相显露；进言的人惭愧服气，叔父最终因此忧惧而死。不久公调任户部尚书，事务无论大小都亲自裁决。有一天书判繁多劳累，手指上磨出了茧。至元七年，皇帝因蝗灾、旱灾忧虑，命他审录山西、河东的囚犯。他走到怀仁时，有百姓魏氏挖出木偶，拿来告发他的妻子，说她使用左道厌胜之术谋杀自己；经过几次审讯，口供都已具备，魏氏自以为没有冤枉。公察觉这是诬陷，召来妾审问，夹棍拷打一次，妾当即供认；原来是妒忌女主人，认为只要把她陷入这个罪名，就可以杀死她。公立即判妻子无罪，却杖责那个溺爱妾室、受其欺骗的丈夫；妾按罪当死。旁观者都认为神明，有人感叹奖赏，甚至流下眼泪。至元八年，授中奉大夫、参知北京行尚书省事。至元九年，罢尚书省，以原官任参知北京行中书省事。京城南面因积水每年泛滥，水患直到城下，公筑堤防御。皇子安西王在关中拥有封地的第二年，即至元十一年，上奏请求公辅佐自己，于是公以原官改任安西王相。到任后，他察看泾水边临近牧地的旧地，认为可以得到数千顷；便在那里兴建房舍，疏通沟渠，在其中借给牛和种子耕田，准备赋税，分给贫民二千家。屯田一年，收入粟麦十万石、草料一百万束。公来到这里时，家贫不能随行，妻子儿女留在京师；事情被皇帝听闻，赐钱二千缗，派人送他们前来。第二年，诏令以王相身份安抚蜀地。这一年重庆仍然守城，东西两川各自开设枢府，合兵数万人包围重庆。公到成都后，两府争相派使者来咨询军队、粮食和策略。公用严厉的话打动他们说：‘宋朝如今已经灭亡，重庆占据巨大的地盘，不投降还能归向哪里？只是因为你们这些人贪图劫掠杀戮，不能得到子女，心中害怕才来罢了

译。不然，改日军队还没有交战，招讨使毕某和中使奉玺书前来赦免，最应该正面说明来意，严加戒备而停止进攻，等待他们到达。你们反而收买军吏，杖打他，伪称他犯了罪，把他关押起来，水陆军队擂鼓相继进攻，实际上坚定了他们不投降的决心。’中使没有看出其中的诈计，最终因没有奉行明诏而返回复命。像这样，都是你们这些人玩弄寇敌、在疆场上暴露心迹的明证；何况军政又不统一，彼此纷纷诋毁，早晚会失败，怎么能一定成功呢？

译两府送来很多金帛和子女作为答谢，说：‘战事的战利品分给人，法令并不禁止。’公推辞不接受。使者还没有走到秦、泸州边界，重庆的包围果然溃败；重庆军又退守泸州。这是至元十三年秋。第二年，诏令巴哈和公轮流担任西川副枢；公兼任王相。大军出发后，公留在成都供给军需，粮食只够支用半月；赋税粮食接续而来，但官船不足，便征集商人和百姓的船一千艘，日夜督促运输。这一年收复泸州；至元十五年，重庆的包围再次合拢，一个多月便攻下。绍兴、南平、播、施、思等地的山寨、水栅也随之全部攻下，而东枢府仍由原来的将领掌管。他们惩罚从前与西川相互观望而导致失败的过失，厌恶彼此牵制，希望单独出兵包围合州。起初公安抚蜀地时，直接从东川返回，认为重庆帅府受到围攻，必定会征调所属各州的精兵来全力拒守，合州应当空虚；如果确实派间谍带信去晓谕，军队随后跟进，也可以成为制胜合州的一着奇计。于是便放出从合州俘获、囚禁在顺庆狱中的人，让他们回去对州将张珏说：天子的威德已经远播，宋室已经灭亡，三宫都在北方；又赞颂圣上的器量宏大，能够记功忘过。若能早日自行归顺，一定让他取得将相之位，与夏竦、吕夷简相比。又写信反复用礼义、祸福譬喻解释，认为大家同样都是臣子，他并不比宋朝子孙更亲近；合州只是一个州，远不如宋朝天下广大；子孙已经带着天下归附我朝，而他的臣下却反而安然凭恃穷山，声称‘我忠于所事’，难道不是极其糊涂吗？从前这个州的人不是自己谋划去留，是因为国家还有君主；他们宁愿死，也不愿自身背负不义的名声，所以能够受君主控制生死。如今君主已经灭亡，还想用这种办法行事，那么手下人就会把君主当作盗贼对待，暗中割下你的首级来求福，一旦行动并不困难。他的这番说辞累计有数千上百字，又约定写成檄文，刻在山中的木板上，漂浮在江上的木板上。张珏还没有来得及回复，公便返回王府。到了这时，合州派李兴、张郃等十二人到成都侦察事情，全部被捕，应当斩首。公又写信把他们放回去，让他们晓谕合州将领王立，所说的话如同晓谕张珏，只是更加恳切。李兴到了合州，王立也考虑到自己从前与东枢府有很深的怨仇，害怕被诛杀，于是又派李兴等人引导帅将杨獬，怀藏蜡封书信，暗中到成都投降。公只带数百士兵，前往迎接。东枢府害怕公到来，争相说道：‘前一年公写信招降张珏，诚意已经极其充分，最终张珏仍没有醒悟，公无功而返。如今王立、张珏只是牙校，惯于狡诈，不会相信人；他们只是用计策骗公前来，使公和我们争夺将要成功的功劳，借此延缓片刻生命而已，未必一定投降。即使投降，公冒犯我们的功劳前来，又能得到什么？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升迁。’公说：‘前一年，合州因为重庆尚在，所以力量可以和恶势力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如今孤立困穷而来归附，也是形势使然。我并不是要夺取你的功劳，只是实在害怕你将来因愤怒而服从诬陷，说我曾在先朝抗拒皇帝车驾，贪图劫掠夺取，因屠杀城中百姓而快意。我为国家使这些百姓活下来，难道还要顾虑你的嫌恨和愤怒吗？”于是他只乘一叶小舟渡江，逼近城下，呼喊让李立德立即出城投降，安顿聚集当地百姓，并罢免安置原有官吏。李立德很感激他，抬着装饰有金玉的年轻女子来道谢。公说：“难道你认为我是为这个来的吗？我对这些事没有兴趣。”便把她们送到东府。合州人从李立德以下，都为他绘制画像。四川平定后，又让王相回到府第。这一年王相去世，公感念他知遇之深，又悲痛他过早放弃国家，哭得几乎不能自持。十七年，诏令公与南省参政程某，就地审理思播与湖南之间的诉讼，镇远王平定了案件。田防西南夷罗氏鬼国叛乱，另下诏命云南、湖南、四川合兵三万人讨伐。先锋已经到达边境。公说：“蛮夷没有亲疏之情，习俗又吝啬贪婪，起初是由于边将安抚失策，积累怨恨而叛乱。好事的臣子又请求发兵诛讨附近各个小夷，他们惊恐而互相侵扰，接连叛乱的必定很多，恐怕不是三万人在一年半载内就能平定的。我们依靠天子仁慈圣明，派一名使者去招抚他们，坐等他们来归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劳烦军队？” 事情还没来得及上报，便派安珪阻止三路军队，派张孝思去晓谕鬼国投降。鬼国首领阿察熟知公的名声，问道：“这就是使合州百姓活下来的李公吗？”他对随从说：“这个人讲信用，可以依靠。”当天便接受命令，亲自到播州投降，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我们这些人有一百万人。若不是公的恩惠使我们活下来，宁可战死，也不会投降。”事情办完后，驿站将消息上报。皇上因此为他开恩，下令将鬼国改为顺元路，任命阿察的弟弟阿利为宣抚使。这一年，王相府被撤销。十一月二十一日，公才到黄平。这天夜里，一颗大如斗的星坠落在馆舍墙外。公认为不吉，叹息说：“往日我曾梦见主人在乌江，如今播水恰好也叫乌江，这颗星又是我死亡的征兆。我曾诵读马伏波‘老当益壮’的话，又赞叹曹武惠作为将领不滥杀。如今能够使罗鬼活下来，即使死后用马革裹尸而归，又有什么遗憾？”二十七日去世。七天以后，任命资政大夫、中书左丞安西行中书省的诏令下达。蛮夷望见灵车便设位祭祀，哭祭的人动辄有几百上千。灵车经过的道路上，男女老少倾家出动，叹息聚集观看。合州安抚使李立穿着丧服，率领官吏百姓迎接哭祭，哭声震动山谷。于是发给一百人护送丧事，送达兴元。皇上听闻后哀悼他，追赠光禄大夫、中书右丞，谥号忠宣公，赏赐钱二千缗，备办葬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先妃、嗣王派前佥书王相府事博啰送来五百缗钱作为助丧，并备办祭奠。第二年，佥播州安抚司事何彦上疏，请求就在州治东面建庙，诏令说“可以”。公去世时六十二岁。夫人胡氏先于公去世。现任夫人为某氏。儿子一人，是嘉议大夫、安西路总管兼府尹、诸军鄂啰頍。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嘉议大夫、礼部尚书刘秉恕，幼女尚未出嫁。有人曾概括公平日的家事：因为前夫人性情刚强严厉，她的弟弟宗亨犯了小过错，便当着众人的面拿棍子打他，一点也不留情。公却不知怎样欢乐地侍奉使者，从未露出严厉的脸色，突然说：“这也能算是好儿子吗？”两位兄长已经身居高位，却并不在当时大肆显耀；每当分配到的俸禄不够用，便告诉我自己贫乏。他对姐姐尽足礼数，却不把这些告诉别人；别人只知道他把她当作姑母或姨母，并不知道是兄弟。公与人交往真诚，容易显明，不在城市中布置机关陷阱，也不当面虚假许诺。退下来与别人谈话时，一定反复称说那人的长处，而掩饰他的不足。至于约束和纠察奸邪，他奋发激愤，急切得不能容忍过错；但也从未把怨恨恶意留在心中。即使是过去想把自己挤入险境的人，事情过去后便立即忘掉，完全不再计较。又考虑到自己平日生活非常俭薄，有积余便施舍出去，不为子孙将来打算。

译西川副枢上曾经赐给他玉带、锦衣和钱二千五百缗，他只留下服饰物品，其余全分给亲戚宾客，一天之内便分完了。有人问他，他说：“从前我家欠了许多债券，县官怜悯我家而赐钱偿还，如今已经没有亏欠了。我身居显贵却功劳微薄，怎么还能既富有又享受优厚待遇呢？不加思考而同时占有这两样东西，神明不会保佑人。”于是告诉别人说：“我贫穷，是我的利器。”所以自从入仕以后，除了原本有来往、彼此有所馈答的人，他从未凭借权势索取一文钱的馈赠。两次任尚书时，权臣有力量决定人的生死；他以与这种人共事为耻，许多年权臣的脚步都没有踏进他的家门。权臣以他俸禄微薄却生活奢侈为由，表示愿意送给他母亲钱一百金，又假装交好，想让他取钱来供自己享用；他拒绝了，连谢意也不表示。王相府七年，以及侍奉先王的五年中，他每次进言都恳切地说：臣下应尽臣职，子女应尽子道；听到命令就立即执行，以断绝他人嫌疑；简省侍卫，以裁减浮费；不急于营造土木工程，不要耗尽百姓力量。这些话朝廷内外都熟诵不忘。凡是有才德而声名在外、任期将满即将东归的人，他一定推荐提拔。王陞秩把他们留下，所以关辅地区得到的人才很多；他都把这看作自己理所当然的职责，从未告诉别人是由于自己的举荐。通过这些事可以看出他的德行。他遇事谨慎敏捷，善于谋划和询问，多数时候不固执己见。到了他仕途的最后阶段，百姓对他的感念更加深切；他取得了蛮夷的信任，他们听到他的招抚晓谕，便结发、背负旌旗，竭尽力气而仰慕仁义。三路军队因此低头退让，想在万里之外争功取利，也因一个使者就取得成功而感到惭愧。星坠乌江，马革包裹灵柩，砍伐树木开通道路，把灵柩抬回荒远之地。我还曾观察中统以来的情况，将相大臣去世，大多在自己的家中；天下人根据他们一生的作为加以评价，功劳高的令人惋惜，德行大的令人思念，不过如此而已。但从未有像公这样，身着儒服而为国事殉身，并且为世人所壮美的。唉，真是贤德啊！我又曾考察古代君臣关系，没有比相互契合更难的，尤其没有比取得信任更难的。因为相合有时还可以窥伺对方的欲望而乘隙攻击，但信任却绝不可能在一时之间强行取得。公起初侍奉于圣皇潜邸时，并不是立即处于显贵之地；圣皇也曾亲自接见他，面对面训诫他，指示授予他职事，亲自从细微处观察他，观察他敬谨或轻忽，把他置于纷杂事务中考察，用雷霆般的威势震慑他，察看他在常态与变故中的表现，把他置于污浊环境中，检验他的清白，过了很久以后才真正知遇他。此后三十三年间，他有时出使，有时任地方官，有时随从，有时留守，有时任诸侯王或将领的宰相、师傅；凡是奖赏功勋、优待年长旧臣、足以劝勉臣下的事情，公都参与办理。至于向公询问群臣的才干，公不是说某人清廉，就是说某人刚正，或者说某人不欺诈，从未见圣皇训示中有贬责他的话。他的寿命尚未耗尽，年纪也还没有衰老，人们仍觉得没有满足对他的期望；既然是在已经考验过他之后任用他，又是在长期相知之后信任他，本来可以同他一起询问天下大事，却不知道如今这样的人还能有谁。唉，真令人悲痛！三年以后，鄂啰頍汇集公的遗事，请求撰写记述公生平事迹的行状。燧也承蒙公知遇，而且已经很久，曾游学于公门下，又和鄂啰頍一同受过学业教育，按道义不能以文辞不工为理由推辞，姑且像这样论述编次。奉议大夫、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谨慎撰写行状。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　　　　虞集 公名文用，字彦材，是真定路槀城县人。元帅公的第三个儿子。公十岁时，元帅公在归德为国战死。母亲李夫人治家严厉。长兄忠献公文炳教育弟弟们很有方法。公在家中接受家训，在外跟随老师求学，因此年纪很轻时学问就已经成就。刚到二十岁时，凭借词赋考试考中真定府。当时真定、槀城奉庄圣太后为汤沐邑。庚戌年，太后派人从县邑子弟中选拔人才入朝，公开始跟随忠献公拜见太后。和琳城时，世祖皇帝正在潜邸，命公主持帐中的文书和讲说，常常称许他。癸丑年，世祖奉宪宗皇帝之命，从河西征讨云南大理。忠献公随军出征，公与弟弟寿国正献公文忠先在军中督运粮草，全面辅助军务。丁巳年，世祖命公给皇子讲授经书，这些皇子就是北平王、云南王。又派他出使，召集四方遗老；太师窦公黙、左丞姚公枢、鹤鸣李公俊民、敬斋李公治、玉峰魏公璠一同来到，于是王府人才非常兴盛。己未年，世祖奉宪宗之命攻取宋朝，公出发到边境，管理蒙古、汉人各军的军需，准备进攻鄂州。宋朝以贾似道、吕文德统率军队抵抗我军，水陆两军的阵容都十分完备。九月，世祖到江边检阅战事，忠献公请求说：“宋朝以长江为险，兵力雄厚，按理应先挫伤他们的气势，请让我先出战。”公与正献公坚决请求一同前往。世祖亲自检查铠甲，选取大船交给他们；他们于是率领数十至数百名敢死之士，击鼓划桨，快速呼喊奋勇前进，直逼南岸，各军也争相前进。宋军前来迎战，三次交锋三次击败他们。公乘小船回来向世祖报告。世祖当时驻扎在香炉峰，于是策马下山询问战胜的情形，便扶着马鞍站起，竖起马鞭仰天指着说：“这是天意啊！”随即赐给公一杯酒，让他主持帐下宿卫，并命令他传令其他将领：“今晚不要饮酒，不要解除铠甲，明天将包围城池。”渡过长江后，公得知宪宗去世。闰十一月，军队返回。庚申年，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统。公持诏到边郡宣示晓谕，并选各军充任侍卫。七月回朝，中书左丞张仲谦任大名等路宣抚使，奏请任公为左右司郎中。中统二年八月，公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参与都元帅府事务。三年，山东守臣李璮叛乱，占据济南，公跟随元帅阔阔带统兵讨伐，五个月攻克其城，李璮伏诛，山东平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元帅去世，公返回都城。元帅阿珠奉诏攻取宋朝，召公为属官，公推辞说：“新制度规定，诸侯统率军队的，其子弟不再担任军职。如今长兄以经略使身份统率重兵镇守山东，我不应当前去。”元帅说：“潜邸旧臣不能拿这个作为推辞的理由。”公称病没有前往。至元五年，正是改元至元的那一年。皇上说：“董文用那年刚刚壮年，没有让他为国家效力，如今在哪里？”召见他，授给金符，任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中兴刚刚平定珲塔哈之乱，民间互相恐惧，逃窜隐藏在山谷中，而行省官员正入朝奏事，同僚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公说：“我宁死也不能离开这里，应当用镇静来安定他们。”于是写信放置在交通要道上晓谕百姓，局势才大致安定。开始疏通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开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的土地，改为水田若干。于是归附的百姓达到四五万户，全部授给田地和种子，发给农具，又制造船只安置在黄河中，接受各部落以及溃散叛乱者前来投降。当时近亲贵人哲伯特穆尔镇守西方，他的属下纵横索取，纷繁无度，无法计数，行省官员不能承受。公坐在幕府中，便当面以国法斥责他们；他的党徒积蓄怨恨，诬陷公。

译贵人发怒，召来使者和左右随从，准备交错审讯公，意图难以测度。公说：“我是天子任命的官吏，请允许我同天子派来辅导贵人的人辩明。”天子派来辅导贵人的人，是朝廷旧臣，曾侍奉庄圣太后；他来责问公，公不肯承认罪过。贵人察觉公的心意，公说：“我这个汉人的生死不足计较，我所遗憾的是，像贵人这样仁慈宽厚的人，身为皇亲重臣镇守远方，而您的属下却残害百姓、凌辱官府，损害贵人的威名，这在事情体统上是很不妥当的。”于是屈指列举他们违法的几十件事，责问者惊起离去。责问者把情况告诉贵人，贵人立即召公道歉说：“没有郎中，我几乎不知道这些事。郎中怀着这样的心来侍奉朝廷，应当不要懈怠。”从此诬陷没有得逞，行省事务也大致建立起来。至元二年，入朝奏事，认为经略使应当回京；皇上因此下诏，行省治理下的中兴终于安定。三年，行省撤销，公回京，任命他为中书省左右司郎中，他辞谢。五年，御史台建立，授公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因为仲兄右卫亲军千户文蔚去世，未能赴任。八年，司农司建立，授公奉训大夫、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十一年三月，加授朝列大夫，劝农使职务照旧。山东中部屡经叛乱，许多土地荒废。公巡行各地劝导勉励，没有遗漏偏僻之处。进入登州境内，见那里开垦治理有方，公作诗表彰守臣移剌，如今诗已刻石立在州治。于是各郡都受到鼓励，土地的生产利益全部兴起。五年之间，政绩成为天下劝农使中最优的。十二年，丞相安图公奏请任公为中顺大夫、工部侍郎代。赫舍哩赫舍哩是阿哈玛特的亲信。他的党徒得知安图公将被罢免，便让鹰监上奏说：“自从赫舍哩离开工部侍郎，鹰就得不到食物，鹰快要饿瘦而死了。”皇上震怒，催促召来审治，因而急忙逮捕公入见。皇上远远看见他，说：“董某难道是替你们管理鹰食的吗？”便放置不问，另令有关部门供给鹰食。阿哈玛特知道无法再诬陷公。十三年，公出任少中大夫、卫辉路总管兼本路诸军鄂啰总管，佩金虎符。卫辉郡处在交通要冲，百姓中十人有九人被征为兵，剩下的全都孤弱贫病，不能承担劳役。朝廷刚得到江南图籍、金玉财物的运输，日日夜夜在道路上不断；警卫、运输和搬运每天役使数千人。公忧虑地说：“我们的百姓已经疲弊了，又严重妨碍农事，恐怕不行。” 于是采纳转运主管的意见，认为郡县中的胥吏和校卒已经足以备用，不必再重重烦劳百姓。主管说：“公说得确实有理，就按此办理。”公说，事情万一发生意外，罪责将归于谁？于是亲自写信，列出官职和姓名，为他们担保；百姓得以及时耕种，运输事务也没有一件缺办。各郡把江淮的粮食运往京师，卫辉应承担十五万石。公说：“户籍中可以役使的人已经没有多少，而且江淮水运受风向水势影响，未必能按时到达；如果先使我们的百姓疲敝来等待运输，那么粮食尚未运到，百姓已经疲惫了。”于是召集邻近郡县共同商议，制定驿站运输办法，使民力得到宽解。十四年，公因职事到汴州漕运司，当时正商议疏通沁水，使它向北、向东与御河合流，以便利漕运。公说：“卫辉是郡县中地势最低的地方，大雨时常发生，沁水一旦溢出，方圆百十里都会受灾；雨势再大，水不能流入河道，就会浸没泾水以及卫辉。如今又引水使它流来，岂止卫辉会不存在，恐怕连大名、长芦也要遭殃。”恰逢朝廷派使者勘察地形，公上奏说：“卫州城中最高的佛塔，才与沁水水面相平，地势不能开挖。”这件事因此被搁置，没有实行。公治理郡县有许多善政，百姓留下了离任后的思念之情，具体见郡教授陶思渊所撰碑文。十六年，接受替代官员，回到乡里，在旧日山丘上建造遐观亭，只有几间茅屋，仅能避风遮日；他读书作诗，安然闲居，自号野庄老人。裕宗在东宫时，多次对台臣说：“董某是功勋卓著、忠诚贤良的旧臣，为什么没有得到任用？”十八年，台臣奏请起用公为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使，公没有赴任。十九年，朝廷选用旧臣，才召公为大中大夫、兵部尚书。从此朝廷有重大议事，没有不让他参与的。二十年，江淮行省官员有的想专擅放纵，又忌惮廉察官，便建议将行台隶属于行省。皇上召集众臣议论，公说：“不可以。御史台好比卧虎，即使还没有咬人，人们仍然害怕它是一只老虎。如今司法监察仅仅维系着纲纪，尚且没有振作；一旦压制摧抑它，监察官的声望就会衰败，再也没有可以指望的了。又说：从前阿哈玛特掌权时，商人和卑贱役吏都靠行贿进入官府；事情败露后，想把这些人全部罢免，朝廷议论认为不可，因为这样会使阿哈玛特卖弄私恩，而朝廷突然招来怨恨。后来让按察司弹劾罢免那些不合格的人，官吏才有所畏惧，百姓才有地方申诉。由此看来，按察司是国家应当整饬激励的机构，不可压制。”后来全都采纳了公的意见，公转任通议大夫、礼部尚书，又升为翰林集贤学士，兼知秘书监。当时中书右丞卢世荣本来凭借货利讨好权贵而得到宠幸，成为显贵官员，暗中结交贪婪苛刻的党徒，把搜刮细微财物作为功劳，于是建议说：“我制定法令治理财赋，收入应当比平常年份增加一倍，而不扰害百姓。” 诏令下达后，朝廷议论此事，没有人敢说话。公故意问道：“这些钱是从右丞家里取来的吗？还是从百姓那里取来？如果取自右丞家，我不敢知道；如果取自百姓，那就有话可说了。牧羊人每年通常剪两次羊毛，如今牧羊人每天都剪羊毛献上，主人当然高兴，因为所得羊毛多了。然而羊没有东西抵御寒冷和暑热，就会死亡殆尽，到那时还能得到羊毛吗？百姓的财产也有限，按时取用尚且担心伤害他们；如今把他们剥削得连细毛都不剩，难道还会有百姓吗？”卢世荣不能回答。丞相安图公对座中众人说：“诸位，董尚书真不是白拿俸禄的人。”议论此事的人出来后，都向公道谢说：“公只用一句话就折服了聚敛之臣，使国家根本得到厚实。仁人的话，它的益处真广大啊！这难道不确实如此吗！”卢世荣终于因这件事获罪。后来他曾对人说：“我不知道因什么事得罪董尚书，他每次驳斥我都竭尽全力。”二十二年，授公中奉大夫、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公竭力推辞，皇上当面说：“江淮事务繁重，臣不敢担当。”皇上说：“你们家世不是别人可比的，我任用你的原因，不在钱粮这些细务上。你应当察看大事，事情有不便之处，只管说出来。”

译公不敢再推辞，于是赴任。行省长官一向尊贵傲慢，同僚没有人敢抬头仰视他，跪起禀报就像小吏侍奉上官；公却坐在堂上，坦然直率地同他讨论是非可否，没有任何迁就，即使多次触犯他也不顾。有一次，朝廷下令在亡宋故宫修建佛塔，有关部门奉行得很急；天下大雨大雪，入山伐木而死的人有几百人，却还想同时大规模修建佛寺。公在座中对那人说：“不合时令役使百姓，百姓承受不了，稍微缓一缓怎么样？”长官说：“参政怎么能阻挠皇上的命令？”公说：“这不是阻挠皇上的命令。今天使百姓更加困苦、失去民心，难道是皇上的本意吗？”众人各自拂袖而去，但最终还是使工程期限稍稍宽缓。公在行省处理政务，大体都是如此。二十三年将要对海东用兵，征收赋税更加急迫，有关部门作奸犯科日益严重。公说：“我的力量不足以只凭口头争辩取胜了。”于是请求入朝奏报。大意是说：疲敝国家宝贵的民力，只为取得一个偏远鄙陋而没有用处的小国；具体条目说得非常详尽。皇上听取奏报后，此事也停止了。二十五年，授公御史中丞。公说：“中丞不应当处理细小事务，我应当先举荐按察使。”于是举荐胡公祗遹、王公恽、雷公膺、荆幼纪、许楫、孔从道等十多人为按察使。又举荐徐公琰、魏公初为行台中丞，当时认为这是最优的人选。正当这时，僧格掌握国政，权势正盛；从近亲贵戚到显贵大臣，见到僧格都屏住呼吸，退让躲避，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公以旧臣身份任御史，人人都说这个职位难以任职。僧格派人暗示公，要他在皇上面前称赞自己的功劳，公不回答。僧格又亲自对公说：“各部门都已具备俸食，唯独丞相府和御史台没有具备俸食，应该归丞相府。”公仍不回答。适逢朔方兴兵，粮食粗略备办，但诛责征敛更加急迫。公对僧格说：“百姓危急了，外患还没有解除，内部却在损伤国家根本，丞相应当考虑这件事。”于是远近盗贼蜂起。公拿着外郡上报的盗贼名单，对他说：“百姓难道不想生养安乐吗？是急迫的法令和苛重的征敛使他们到了这个地步。”又对他说：“御史台的作用，是挽救政事的不足；丞相应当帮助它，不应当压制它。御史台不能施行，百姓就没有地方申诉，政事会一天天混乱，将不只是御史台的事务无法施行而已。”公逐渐更加违背他的心意，僧格便搜集御史台事务的各种过失。公每天与他辩论，始终不屈。于是公具奏僧格的奸邪情况，诏令答复公，说此事属于机密，外人不知道。僧格天天在皇上面前诬陷公说：“朝中只有董中丞刚愎傲慢，不听命令，阻挠尚书省，请严厉治他的罪。” 皇上说：“那是他的御史职责，有什么罪？况且董某端正谨慎，是朕一向知道的，你应当好好对待他。”当时，即使是贵近之臣因诬陷而遭斥责侮辱的，也不止一人；公只是凭着微小而真诚的忠心，依靠上天明鉴和皇上知晓他的本心，才得以免祸。于是升公为通奉大夫、大司农。当时又想夺取百姓的田地改作屯田，公坚决执意认为不可，于是又升公为翰林学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东宫，因公是年高的旧臣，想让公给皇孙讲授经书，便具奏皇上；皇上命令说：“老人怕冷，应当等天气温暖和煦时才去。”于是公每次到帐中讲授经书，内侍为他看管饮食。公每次讲说经义，必定结合本朝旧事；反复叮咛譬喻，启发使皇孙明白，所以皇孙也特别尊崇礼敬他。三十一年，皇上命公带他的几个儿子入见，公说：“臣蒙受国家厚恩，死了也无法报答，臣的儿子又能做什么？谨慎地不敢带他们入见。”皇上命令了两三次，他终究没有带儿子入见。这一年，世祖皇帝驾崩，公望着宫墙，悲痛得从马上坠落下来，同僚们争着扶住他。到灵堂致祭时，群臣都推让公说：“先帝的汉人旧臣，只有公还在了。公应当上前接受祭酒行礼。”众人相对痛哭，哭得失声。今上将在上都即皇帝位，太后命公随行整治行装，赐钞一百锭供他出行。即位以后，皇上巡行到三不刺，公上奏说：“先帝刚刚弃世，陛下却远行巡狩，如果不及时回来，就无法安慰天下百姓，应该赶快回京。况且臣听说君主好比北极星，安居其位而众星环绕，不在于辛劳地经营远方策略。”皇上醒悟，当天便批准了他的奏章。这次出行时，皇上常常召公进入帐中，询问先朝旧事，公也大力称说先帝虚心接纳贤才、开国治世的事务，谈说有时直到半夜。太后也一向了解公，所以经常向他询问。公从先帝时起，每次侍宴都与蒙古大臣同列；裕宗曾在榻上赐他酒，命他不必下拜跪饮，这些都是不同寻常的恩宠。皇上在东宫时，元旦在众人中接受朝贺，看见公，召他上前说：“我在乡里见到至尊时，他非常怜爱你，总是亲自取酒给你喝。”到这时，皇上的宠爱赏赐十分优厚，赐钞三百锭；至于锦衣玉带、紫笠宝环等赏赐，也都是继承先帝的心意。这一年，诏令修撰先帝实录，升公为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公对于祖宗世系、功德、皇亲近臣以及将相家世功绩，都记忆贯通；史馆有所考订询问，公回答时没有遗漏。大德元年夏四月，公上奏说：“臣已经老了，请求辞去职务。” 皇上听到后，特意加授他为资德大夫，准许退休，赐钞二百锭让他回乡。命令让他的一个儿子在乡郡任官，以便侍奉赡养他。六月戊寅，公因病在乡里住宅的正寝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公生性孝顺友爱，四季祭祀祖先和父亲，每每思念感伤，仿佛将要见到他们一样。侍奉长兄就像侍奉父亲，教育子弟严厉而有礼；做学问以诚实为根本，所以他的文章议论都质朴正直、忠诚厚重，不追求华丽。他从政宽厚慈爱，不拘泥于细小事务；至于谋划大事、裁决重大议论，则刚毅正直，光明磊落，令人敬佩。历事三朝，常常把以忠言正论作为自己的责任，所以在皇上面前谈论政事，一定援引古事来证明当今，从容尽情地表达出自己的见解才停止。平日听说朝政有一件不善之事，往往整夜不能入睡，倚着墙叹息，遗憾地说：“祖宗艰难创立的天下，难道可以让奸臣毁坏吗？”所以每逢参加朝廷议论，便奋力进言而不顾危险，用几句话折服权奸、确定国家大计，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朝廷依赖他。在御史台、行中书省任职时，所遇到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他们每每怨恨公不顺从自己的计策，千方百计想杀害他，公却完全不放在心上，说：“臣子身居官位，难道能爱惜自身、苟且容忍，从而在上辜负国家、在下辜负百姓吗？”

译公做官五十多年，十八次任命所得俸禄的余钱，全都用来买书，家中甚至没有煮粥的资财，最后只得卖掉京城的住宅来偿还累积的借贷。世祖曾经想到他贫穷，每每想要赏赐他，便让近臣记下这件事；但公始终没有主动开口说过。到他去世那天，只有祭祀器具和书册而已。他喜爱贤才、乐于行善，尤其出于天性；即使对待地位低下的士人，也一定尽到礼数，直到年老显贵，始终不知疲倦。别人有善行，他一定推举；名公大人听到公所推荐的人，也一定说：“从董公门下出来的，必定是优秀士人。”所以天下士人争相归附他。他同人谋议，极其忠诚诚恳；因此国人有出使远方，或出任统兵治民之职的，一定先来接受他的教诲再出发。公为他们开导训诫，足以使他们受到感动，以至于有人欣然听他讲话，整天忘了离去。蒙古大臣见到他，一定说：“这是老前辈。”都改变神色，以礼相待。唉，大概可以说他是忠厚诚实的君子了。公先娶王氏，是元帅某的女儿，先于公去世。续娶周氏，是江淮都转运使惠的次女，在公去世四个月后去世。儿子八人：士贞、士亨属于仲兄文蔚；文蔚后来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佩金虎符，常在裕宗东宫侍奉，先于公去世。士偕、士英、士昌、士恒任承务郎、真定路总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儿四人：长女嫁给赵珌，次女嫁给周俶，次女嫁给齐东县尹王良杰，最小的尚未出嫁。孙子十六人：守约、某某。孙女十人：长孙女嫁给吴某，次孙女嫁给张继祖，次孙女嫁给侍其正，次孙女嫁给王惟贤，其余尚未出嫁。曾孙七人，都还年幼。公的墓地在县城西北高里，位于祖坟东面。公是国家的老臣，历任朝廷内外官职已经很久。上至朝廷，下至四方贤士大夫，应该一定有深知公的人，还能详细讲述他的德业。谨慎地把他历任官职和行事的大略记录如下，伏望有志于立言的君子，为他谋求不朽。谨此撰写行状。大德十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学教授虞集撰写。《元文类》卷四十九。